泉男生移民唐朝史事疏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唐朝论文,移民论文,男生论文,史事疏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101(2011)05-0058-07
泉男生(634-679年)是高句丽权臣盖苏文之子，自身亦曾为莫离支，位高权重。其一生中约有1/3的时间是在唐朝内地度过的。在唐期间颇受礼遇，亦颇受重用。作为唐朝蕃将系统中重要成员和入唐高句丽移民的领袖，泉男生家族的有关史事已引起学界的关注，①然而对于泉男生个案的研究迄今并不多见。事实上，透过泉男生的相关史事，不仅可以厘清其本人移民唐朝的历史谜案，而且对于彼时唐代的边疆经略和高句丽灭亡后的移民受容于内地的情况等问题皆会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和把握。本文结合文献记载和发现于洛阳市孟津县东山岭头村南的《大唐故特进行右卫大将军兼检校右羽林军仗内供奉上柱国卞国公赠并州大都督泉君墓志铭》(下简称《泉男生墓志》)等铭文资料对泉男生相关史事进行梳理和考证，并就教于方家。
一、泉男生入唐之前的史事
泉男生，名男生，字元德，是高句丽莫离支②盖苏文的儿子。关于其姓氏，史籍记载有所不同，《旧唐书》卷199《东夷列传》高丽载“苏文姓钱氏”；《太平御览》卷783及《泉男生墓志》皆以“泉”作为盖苏文的姓，《三国史记》卷6《新罗本纪》文武王六年十二月条则称其家族为“渊”姓，记盖苏文之弟净土为“渊净土。”[1]84所谓“钱氏”，当是“泉氏”的音近误写。而“渊”，当是盖苏文的本姓，作此判断的依据有三：一是其姓氏的来源与水有关，盖苏文“自云生水中以惑众，”[1]549《泉男生墓志》对其姓的由来解释为：“原夫远系，本出于泉，既托神以聩祉，遂因生以命族。”[1]667“渊”与“泉”皆与水有关；二是唐朝史臣在辑录史事时，避唐高祖李渊的名讳，故而弃“渊”，而选取与“渊”字义相近的“泉”以代之；三是“渊”姓的记载出自于朝鲜半岛的史书《三国史记》，《三国史记》中对于男生家族的姓时而记为“渊”，时而记为“泉”，盖因《三国史记》的史料来源有中原王朝诸史和朝鲜半岛本土资料两方面，而且其成书于1145年(高丽仁宗十三年，北宋绍兴十五年)，已经不必刻意避讳李渊，故而其行文中，来自于朝鲜半岛史料的部分(如关于渊净土)则直接记为“渊”，而不采唐朝避讳后之“泉”。目前国内学界基本称盖苏文及其后世子孙为“泉”姓。
泉男生的生年，史籍无载，不过，据《泉男生墓志》载：“仪凤四年(679年)正月廿九日遘疾，薨于安东府之官舍，春秋四十有六。”[1]668可知其出生于634年(唐太宗贞观八年，高句丽荣留王十七年)。泉男生经历了其家族在高句丽的鼎盛，亦见证了高句丽的衰亡。泉男生出身于高句丽的名门望族，其“曾祖子游，祖太祚，并任莫离支。父盖金，任太大对卢。乃祖乃父，良冶良弓，并执兵钤，咸专国柄。”[1]667其为人“纯厚有礼，奏对敏辩”，有技能，“善射艺”。[2]卷110《蕃将列传》泉男生在家族的荫护、个人的良好德行等综合因素下，泉男生在仕途上平步青云，据《泉男生墓志》载：“年始九岁，即授先人……年十五，授中里小兄，十八中里大兄，年廿三改任中里位头大兄，廿四兼授将军，余官如故，廿八任莫离支兼授三军大将军，卅二加太莫离支，总录军国。”[1]667-668《新唐书》卷110《泉男生传》对男生所任官爵的职权有进一步说明：“九岁，以父任为先人。迁中里小兄，犹唐谒者也。又为中里大兄，知国政，凡辞令，皆男生主之。进中里位镇大兄。久之，为莫离支，兼三军大将军。”需要说明的是，关于高句丽官制的文献记载较少，相关情况散见于诸史之中，尤其是已经散佚的《高丽记》，所幸《高丽记》大部分经高顺福、姜维公先生的整理研究得到了很好的复原。[3]93通过检索相关文献可知，男生九岁时所任的先人，是高句丽中央最低的一级官职，《高丽记》云：“次先人，比正九品，一名失之，一名庶人。”十五岁时所任的小兄，《高丽记》云：“次小兄，比正七品，一名先支。”十八岁时所任的中里大兄，应是郁折的同级官员，而郁折“比从二品，华言主簿。”《新唐书·高丽传》云：“曰郁折，主图簿者。”“主簿”在前期是作为爵位出现的，而在后期则具有了官职的性质，而且是高官。二十三岁时所任的中里位头大兄，《高丽记》云：“次皂衣头大兄，比从三品，一名中里皂衣头大兄——东夷相传，所谓皂衣先人者也。”我们认为皂衣头大兄与中里位头大兄为同级官员。据《高丽记》载：“以前五官(包括大兄、中里皂衣头大兄)，掌机密，谋政事，征发兵，选授官爵。”可见，上述官职皆为中央重臣。廿八岁时，泉男生代行莫离支兼三军大将军。666年(唐乾封元年，高句丽宝藏王二十五年)盖苏文死，三十二岁的泉男生正式加号为太大莫离支，总管高句丽各部。可见，泉男生在高句丽政权中的位置是逐步取得的。
但是泉男生继任不久，就遭遇了一场大的挫折。据《新唐书·高丽传》载，泉男生为莫离支后，为了解民情而离开平壤城视察五部，朝政暂由其弟男建、男产临时代管，其时，有人进谗言挑拨离间，曰：“‘男生恶君等逼己，将除之。’建、产未之信。又有谓男生：‘将不纳君。’男生遣谍往，男建捕得，即矫高藏命召，男生惧，不敢入。”兄弟之间矛盾恶化，随之，男建杀害留在平壤城内的男生之子献忠，迫使男生退守高句丽旧都国内城。
在《资治通鉴》卷201、《旧唐书》卷119《高丽传》、《新唐书》卷110《泉男生传》以及《三国史记》卷49《盖苏文传》等文献中，均记载了泉男生派其子泉献诚赴唐朝求救一事。但是，根据泉男生墓志记载，泉男生搬得唐朝出兵相援并非一帆风顺，其先后凡三次派使者赴唐：第一次是大兄弗德前往“陈其事迹”，但唐朝因其“属有离叛，德遂稽留。”[1]668所谓叛离，是指高句丽一度对抗中原王朝，尤其盖苏文数度抗拒唐朝征讨，而且在龙朔元年(661年，高句丽荣留王二十年)九月的唐朝伐丽之战中，初任莫离支的泉男生“以精兵数万”在鸭绿江畔据险而守，“众莫能济”[1]668，给契苾何力东征军带来很大干扰。因而唐朝对于男生的求援一方面存有戒心，一方面也是要给男生一个警告，因而扣留来使，按兵不救；第二次男生派大兄冉有入唐，“重申诚效”，并援引典故曰：“旷林积怨，先寻阏伯之戈；洪池近游，岂贪虞叔之剑。”[1]668所谓“旷林积怨，阏伯之戈”典出《左传》，据昭公元年载：“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4]昭公元年十一月条这里表达了男生因兄弟之争而希望内迁的意愿。“洪池近游，虞叔之剑”，亦典出于《左传》，据桓公十年载：“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献。既而悔之曰：‘周谚有之，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贾害也。’乃献。又求其宝剑。叔曰：‘是无厌也，无厌将及我。’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池。”借虞公出奔共池之事表明，自己在高句丽已经处于失败流亡的位置，所以并不会再有对“虞叔之剑”的觊觎，即对自己曾经在高句丽的地位是无意于恢复的，言外之意表示愿意归顺唐朝，在此诚恳表态之后，唐朝对男建、男产的悖逆表示震怒；第三次泉男生才派其子泉献诚入唐，唐朝遂许出兵。
泉男生在高句丽期间，经历了其家族的鼎盛时期，其自身亦曾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尊位。然而高句丽末期的国内国外局势，尤其是兄弟争权、手足相煮的情况，终于令他毅然弃国出走。彼时泉男生之所以选择退守国内城并向唐朝求助，而不是向半岛南部的新罗求援，其中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中原王朝对于割据政权的向心作用所致。
二、泉男生移民唐朝
乾封元年六月，唐高宗命左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为辽东道安抚大使，以右金吾卫将军庞同善、营州都督高侃为行军总管，以泉献诚为右武卫将军，共同前往接应男生。九月，“庞同善大破高丽兵，泉男生帅众与同善合。”[2]卷201《唐纪》乾封元年九月条泉男生与接应的唐军会合之后，唐高宗诏以男生为特进(正二品文散官[5]卷42，《职官志一》)、辽东大都督，兼平壤道安抚大使，封玄菟郡公。[2]卷201《唐纪》乾封元年九月条《泉男生墓志》亦载“遥拜公特进，太大兄如故”。“遥拜”明确表明男生特进等官爵的授予是在其未至唐内地之时。
男生没有立刻来至内地，而是留在国内城，这里有三方面的因素，一是唐朝征服高句丽的战争仍在继续，已经被唐册封为“辽东大都督”的男生留在国内城对于唐朝继续对高句丽展开进攻是一个良好的策应；二是彼时辽东诸城仍未攻下，从国内城往辽西来仍然有高句丽势力的阻挠；三是九月“辽左早寒，草枯水冻，”[2]卷198《唐纪》贞观十九年九月条不利于大规模的百姓移民。故而男生依然留居国内城统领其所部。不过，唐高宗旋即派遣“西台舍人李虔绎就军慰劳，赐袍带、金扣七事，”[2]卷110《诸夷番将列传》泉男生传以示对男生的安抚。
乾封二年(667年)，男生奉召入朝，“诏所过州县传舍作鼓吹，右羽林将军李同以飞骑仗廷宠。迁辽东大都督、玄菟郡公，赐第京师。”因辽东战场战争未果，故而高宗复又将男生派遣回至二军阵前，协同李勣进攻平壤。高句丽灭亡之后，高宗“遣子赍手制、金皿，即辽水劳赐。”[2]卷110《诸夷番将列传》泉男生传总章元年(668年)至京师之后，再封为进右卫大将军(正三品武官)、卞国公(从一品爵)，食邑三千户，特进勋官如故，兼检校右羽林军，仍令杖内供奉赐宝器、宫侍女二、马八十。
至于男生归唐时所带来的人众组成，我们可以试作分析如下。据《大周故左卫大将军右羽林卫上柱国卞国公赠右羽林卫大将军泉君墓志铭》(以下简称《泉献诚墓志》)载：
时祸起仓猝，议者犹豫，或劝以出闘，谋无的从。公屈指料敌，必将不可，乃劝襄公投国内故都城，安辑酋庶。谓襄公曰：“今发使朝汉，具陈诚款，国家闻大人之来，必欣然启纳，因请兵马，合而讨之，此万全决胜计也。”襄公然之，谓诸夷长曰：“献诚之言甚可择，即日遣首领冉有等入朝，唐高宗手敕慰喻，便以襄公为东道主人。兼授大总管。……襄公之保家传国，实公之力也。”[1]984
这一方墓志当是最早记录男生出走唐朝的史料。襄公是男生的谥号。[1]668男生继为莫离支不久即“出按诸部”。在男建与男产篡夺平壤城，并“拒兄不纳”的情形之下，一方面与从行者商议对策，然而“议者犹豫”，皆无良策；另一方面，“潜遣所亲往平壤伺之”，即派遣亲信回平壤城查看情况。这里的“议者”和“所亲”，皆是男生身边的亲信臣僚，可知，男建离开平壤城到各部巡行时，身边当有一大批亲信大臣相随。在确认平壤城不能容身之后，据《资治通鉴》载“男生走保别城”，《旧唐书·李勣列传》亦载男生“保于国内城”。可见，男生在退守于旧都国内城时，是带着一支军队的，也正是因为这样一支军事力量，男生才没有在高句丽势力范围之内被政敌消灭，而是与其周旋直至与唐军会师。这支武装的人数史书没有明确记载，笔者认为人数当不会太少，尽管巡国出行时发生的政变属于“祸起仓猝”，没有足够的准备，但是因为男生彼时作为莫离支“总录军国”，[1]668而且依照其父盖苏文为莫离支时出行“必整队伍”，[2]卷196《唐纪》贞观十六年十一月条“出入陈兵”[2]卷220《东夷列传》高丽的传统，兼之初为莫离支，亦需要在各地酋长首领面前确立自己的权威，所以其在出巡时身边的武装部队应该有2万余人，兼之平壤城外追随男生的高句丽人，至少会有6万人。这一支人马，后来皆随其归唐。到了国内城之后，“安辑酋庶”，国内城的首领与百姓听命于男生，这一点不足为奇，因为男生为人“纯厚有礼”，[2]卷110《蕃将列传》泉男生而且其在高句丽的地位是一步步稳固确立的，所以民心有所向护是正常的。
男生归唐时“率国内等六城十余万户，书籍辕门”，以平均每户五口计算，随男生归于唐朝的高句丽人，总计至少有50万人。据《泉男生墓志》载，木底等三城(其他史籍记载为南苏、木底、苍岩三城)在泉男生归唐的次年，即667年(唐乾封二年，高句丽宝藏王二十六年)“奉敕追公入朝。”[1]668关于南苏(今新宾苇子峪乡的杉松山城)、木底(今桓仁县木盂子镇附近的高俭地山城)、苍岩(尉那岩城的改称，在今霸王朝山城)三城归唐的时间，《三国史记》卷22《高句丽本纪》、《资治通鉴》卷201皆记为乾封二年秋九月，据《资治通鉴》载：乾封二年九月，“庞同善、高侃尚在新城，泉男建遣兵袭其营，左武卫将军薛仁贵击破之。侃进至金山，与高丽战，不利，高丽乘胜逐北，仁贵引兵横击，大破之，斩首五万余级，拔南苏、木底、苍岩三城，与泉男生军合。”《新唐书·高丽传》记为乾封三年(668年，高句丽宝藏王二十七年)二月，《新唐书·高宗本纪》载为总章元年(668年，高句丽宝藏王二十七年)二月。而有学者根据《旧唐书》卷83《薛仁贵传》载，“乾封初……同善等至新城，夜为贼所袭。仁贵领骁勇赴救，斩首数百级。同善等又进至金山，为贼所败，高丽乘胜而进。仁贵横击之，贼众大败，斩首五万余级。遂拔其南苏、木底、苍岩等三城，始与男生相会”而认为，拔三城的时间为乾封元年，[6]事实上这是误解了“与男生相会”的记载，因为这里的与“男生相会”并不是与在国内城待救援的男生相会，而是次年一场共击高句丽的战斗后的会师。男生早在献诚赴唐求援时，即被唐“遥拜”为“特进，太大兄如故，平壤道行军大总管兼使持节安抚大使，领本蕃兵共大总管契苾何力等相知经略。”[1]668而且，如前所述，乾封元年九月，虽然庞同善与泉男生会师，但男生实际上并未迁至内地，而是仍然留守在国内城，故而当次年庞同善、薛仁贵等先后摧毁高句丽数城之后，便与国内城的男生“相会”。可知《旧唐书·薛仁贵》所载乾封初年的高句丽战场之事发生于乾封二年，只是《旧唐书》对薛仁贵在乾封元年之后征伐高句丽战争中所有战事都记载在这一部分之中，从薛仁贵作为后援参战，直到高句丽败亡，除了在段首以“乾封初”这样一个笼统的时间表述之外，再没有时期标识，而其所记载的与“男生相会”一事很容易让后人误解为是乾封元年九月的与男生会师，实际上这是唐军又一轮破袭高句丽城池而在国内地区与男生会师了。对这一判断，通过《泉男生墓志》所记载的唐朝前后三次对男生封官晋爵的记载可作辅证。第一次是尚未来至内地时，唐高宗“遥拜公特进，太大兄如故，平壤道行军大总管兼使持节安抚大使”；第二次是国内城之围被解，泉男生入朝后，唐高宗于总章元年(668年)“授使持节辽东大部督、上柱国、玄菟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上柱国为勋官，视正二品；第三次是协助唐军灭亡高句丽后，“其年蒙授右卫大将军，进封卞国公，食邑三千户，特进勋官如故，兼检校右羽林军，仍令杖内供奉”，右卫大将军，从三品职事官；卞国公，从一品爵位。泉男生在唐朝的地位稳步提高是与三个重要事件相联系的：投唐、与唐军联合作战取胜、灭亡高句丽。
高句丽灭亡之后，泉男生即正式移民于唐朝。随泉男生归唐的高句丽人数，可试作分析。男生归唐后，唐朝即在受降的各城旧地设置州或者都督府，比如南苏州、仓岩州、木底州、哥勿州都督府。在对这类地区的治理上，唐朝的做法应该同其后设置安东都护府一样，“擢酋豪有功者”授官，“与华官参治”。[2]卷220《东夷列传》高丽这也是唐朝在百济灭亡之后即已经施行的治理方略。但对于其地的居民，则考虑实行部分迁徙。因为彼时唐朝面临对高句丽实行进一步军事打击的大规模行动，而这些降城皆处于中原通往平壤的战略要地，从战略角度，唐朝应该不会在这一地区留下如此众多的高句丽人使自己在南下进攻平壤时后顾皆忧。据《泉男生墓志》载，南苏、木底、苍岩三城的高句丽人“奉敕追公入朝”，[1]668可知，木底等三城曾经顽抗过唐军的高句丽悉数被高宗下诏迁入了内地。依照6城10余万户的比例推算，处于同一地区的南苏等三城的人口当有5万户。而最初随男生主动归降时的10余万户也有相当一部分被迁往了内地。保守估计超过一半，即6万左右。因而，乾封年间在泉男生归降之后内迁的高句丽居民大约有11万户。
三、泉男生在唐朝的主要活动
男生在唐期间以自己的方式为唐朝做出了特殊贡献。其中最重要的是在灭亡高句丽的战役中，泉男生所起到的微妙作用。自乾封元年(666年)十二月始，李勣率六总管兵进攻高句丽，[2]卷3《高宗本纪》乾封元年十二月条数经战役，至总章元年(668年)秋，唐朝加派军队支援李勣军攻打平壤城，其中的一支奇兵即是以男生率领，[2]卷110《蕃将列传》泉男生“风驱电激，直临平壤之城。”[1]668男生“使浮屠信诚内间，引高丽锐兵潜入，禽高藏”[2]卷110《蕃将列传》泉男生；《泉男生墓志》亦云男生“与僧信诚等内外相应，”[1]668助动了唐朝结束自隋以来一直困扰唐朝君臣的高句丽割据“尊大”的状况。因而唐高宗对于男生果断的归附也深为赞赏，尚未回师便“诏遣子赍手制、金皿，即辽水劳赐。”及胜利回朝，再次加官予爵，并“赐宝器、宫侍女二、马八十。”[2]卷110《蕃将列传》泉男生男生之攻平壤，堪称唐高宗重用少数民族将领的成功范例。唐朝素有重用蕃将的传统，而像泉男生这种刚刚归服，并且移民之初即被重用的也不乏其例。关于唐朝任用少数民族将领的方式，陈寅恪先生在《论唐代之蕃将与府兵》一文中曾说：“太宗之用蕃将，乃用此蕃将及所统之同一部落。”[6]也就是说，太宗、高宗时任用蕃将，更多地表现在各部落的君长或首领，统率本部落共同效力于朝廷。这一点在男生的作战中可以得到印证，不过，更为深入的一层是，泉男生指挥信诚等本部人马，攻打的对象也是其“同一部落”，这种以夷攻夷的战略无疑解决了自隋唐以来的心腹之患。随着高句丽的灭亡，男生回到唐都，继续他的移民生活。
对于男生的安置，经历了两个时期。第一时期是从乾封二年(667年)到仪凤二年(677)，这10年正是灭亡高句丽战争的尾声和高句丽灭亡之后安置高句丽遗民的时期，男生被安置于京师长安，唐朝赐其府第、宫女以及马匹，生活安逸。其在朝中的地位较高，颇得高宗信任，据《泉男生墓志》载：平壤城攻下之后，男建按罪当诛，男生念于手足之情，向高宗求情，使男建被从死刑改为流刑。平素男生随侍高宗左右，“陪奉辇辂，便繁左右，恩宠之隆，无所与让；肾肠之寄，莫可为俦。”[1]668颇受恩宠。
第二时期是从仪凤二年至仪凤四年(679年)，前后3年的时间，男生回到辽东为官。仪凤二年距离高句丽灭亡恰有10年的时间，这期间唐朝置于高句丽故地的安东都护府，因高句丽余众的反叛被迫于咸亨元年(670年)正月“列辽东地为州县。”上元三年(676年)二月，因“新罗侵略高句丽故地，无法统理，”[7]徙安东都护府于辽东郡故城(今辽阳市)，“先有华人任官者，悉罢之。”[5]卷39《地理志》二河北道四也就是说，安都都护府初置之时是由华人与高句丽人联合治理的，即所谓“酋豪有功者……与华官参治，”[2]卷220《东夷列传》高丽但移治于辽东故城之后，唐朝出于战略上的考虑，全部改为由高句丽人进行管理。次年(仪凤二年，677年)二月移治于新城(今辽宁省抚顺市高尔山山城)。[5]卷39《地理志》二河北道四新移治的安东都护府派遣高句丽贵族泉氏和王族高氏共同镇守治理。据《唐会要》卷73《安东都护府》载：“至仪凤二年二月二日，移安东都护府于新城安置，仍令特进充使镇府。”[8]卷73《安东都护府》《新唐书》卷110《泉男生传》也载：“安抚辽东，并置州县。”[2]卷110《蕃将列传》泉男生《泉男生墓志》载：“仪凤二年，奉敕存抚辽东，改置州县，求瘼恤隐，襁负如归；划野疏疆，奠川知正。”[1]668可知，在这次安东都护府的人事调整中，男生被派遣到新迁置的安东都护府任职，虽然文献与墓志皆未明确说其所任职的具体名称，但从“置州县”、“划野疏疆”等记载来看，其所任当是都护一职；二是命高藏为辽东都督，封朝鲜郡王，遣归安东府，治理高丽余众③，彼时高藏是受辖于泉男生的。高藏到任不久即与靺鞨联合谋反，然而“未及发，召还放邛州。”[2]卷220《东夷列传》高丽虽然史书没有明示高藏之乱东窗事发的原因，但可以推知，彼时安东都护男生得知此事并进行处理，因为事后同为故高句丽当权者的男生仍然在安东任职，仕途没有受到任何冲击和影响，可知男生未参与此事。另外，迁置后的安东都护已经没有华人参治，所以唐朝能够放手将高藏、男生派遣回辽东还是有其战略部署的，即令旧臣子泉男生管理旧国王高藏，二者之间在高句丽灭国问题上曾站在不同的立场上，所以颇有宿怨，这样他们来到辽东之后难免会彼此不睦，各怀心腹。一旦有重大变动，双方很难站在同一立场上共进退。所以有学者认为唐朝同时派遣高藏和男生回辽东，其目的是“让高藏和泉男生相互掣肘监督”，达到“以人制人”的目的，[9]这种说法还是有一定道理的。所谓“置州县”，是指对州县进行调整，因为新城已经是安东都护府的第三个府治之所在，安东都护府每次迁治皆导致辖区有所变化，孙进己先生认为，“随着治所的改变，领域相应缩小，即放弃了鸭绿江以南地及在今吉林省等地的府州，”[10]据《旧唐书》卷39《地理志》二载，安东都护府初置时有“九都督府，四十二州，一百县”，不过，接下来又云：“新城州都督府、辽城州都督府、哥勿州都督府、建安州都督府、南苏州、木底州、盖牟州、代那州、仓严州、磨米州、积利州、黎山州、延津州、安市州，凡此十四州。”[5]卷39《地理志二》安东都护府条《新唐书》卷43下《地理志七下》亦载：“高丽降户州十四、府九。南苏州、盖牟州、代那州、仓岩州、磨米州、积利州、黎山州、延津州、木底州、安市州、诸北州、识利州、拂涅州、拜汉州。新城州都督府、辽城州都督府、哥勿州都督府、卫乐州都督府、舍利州都督府、居素州都督府、越喜州都督府、去旦州都督府、建安州都督府。”[2]卷43下《地理志七下》两《唐书》中所载都督府数相同，可以互证。李大龙先生则指出，“安东都护府虽然放弃了鸭绿江以南地区，但其北境则扩大了很多。”[11]263虽然安东都护府辖区变化在微观上有所差别，但是，对安东都护府随着治所的变化辖境也有变化这一问题的认识还是一致的。在移治于新城之后，安东都护府重新调整州县也就是正常的了。男生至辽东之后颇为敬业，很快收拾了高藏聚众靺鞨等谋反所给唐朝带来的麻烦和辽东混乱的残局，“招流冗，平敛赋，罢力役，民悦其宽。”[2]卷110《诸夷蕃将列传》泉男生使安东都护治内恢复发展。
泉男生去世于仪凤四年(679年)正月二十九日，终年四十六岁。其去世的地点，据《泉男生墓志》载是在安东府邸，[1]669而《旧唐书》卷199上《高丽传》则记为“男生以仪凤初卒于长安”。笔者认为当以“墓志”所载为是。原因有二：一是墓志是死者的生平简介，其史料价值当高于文献记载，尤其是泉男生的墓志是其同时代的司马王德真所撰，而《旧唐书》成书于后晋天福五年(940年)至后晋开运二年(945年)之间，距离男生去世已经200余年，故而在去世地点这样的细节记载上应该是墓志更为准确；二是墓志不惜笔墨细致记载了男生去世之后的封赠与安置：高宗下诏“赠使持节大都督，并、汾、箕、岚四州诸军事，并州刺史，余官并如故。”赠赐绢布米粟，并且丧事所需费用一律官给。“差京官四品一人摄鸿胪少卿监护，仪仗鼓吹，送至墓所往还。”鸿胪少卿是“掌宾客及凶仪之事”的鸿胪卿的副职，唐时“凡诏葬大臣，一品则卿护其丧事；二品则少卿；三品，丞一人往，皆命司仪，以示礼制也。”[12]卷18《大理寺鸿胪寺》唐朝对男生的葬仪是按二品官的礼仪进行操作的，说明无论生前还是死后，男生在唐朝都得到了肯定。而“差京官”吊唁和“灵柩到日”五品以上赴宅这样的细节记载更说明男生是死于安都任上的。另外，在北宋欧阳修等编撰的《新唐书》卷110《泉男生传》中相关内容的记载与《泉男生墓志》大体相同，“仪凤二年……(男生)卒，年四十六，帝为举哀，赠并州大都督。丧至都，诏五品以上官哭之，谥曰襄，勒碑著功。”[2]卷110《诸夷蕃将列传》泉男生既然是“丧至都”，说明男生并非逝世于长安。
四、对泉男生入唐的评价
金富轼在《三国史记》卷49《盖苏文传》的末尾曾发表评论说：“男生、献诚虽有闻于唐室，而以本国言之，未免为叛人者矣。”[1](551)这句话包括了二层意思：一是从唐朝的角度，男生、献诚父子主动投唐，并协助唐朝最后灭亡了与隋唐二朝数度对抗的高句丽政权，在唐朝是有嘉誉的；二是从高句丽的角度，男生、献诚父子属于“叛人”，这里的“叛”则涉及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尤其涉及唐朝与高句丽的关系问题，对此我们可以用金富轼在《高句丽本纪》最后的论曰加以简要说明，其云：“玄菟、乐浪，本朝鲜之地，箕子所封。……而又天性柔顺，异于三方，故孔子悼道不行，欲浮桴于海以居之，有以也夫？……高句丽自秦汉之后，介在中国东北隅，其北邻皆天子有司，乱世则英雄特起，僭窃名位者也。可谓居多惧之地，而无谦巽之意。侵其封埸以雠之，入其郡县以居之，是故兵连祸结，略无宁岁。及其东迁，值隋唐之一统而犹拒诏命以不顺。囚王人于土室，其顽然不畏如此。故屡致问罪之师，虽或有时设奇以陷大军而终于王降国灭而后止。”[1]273金富轼在这段“论曰”中明确指出，高句丽是居于箕子所受土主于周的故地，孔子亦欲在“道不行”的情况之下“乘桴浮于海”而居之。④秦汉之后，高句丽兴起于“中国东北隅”，这里用“中国东北隅”，而不是“朝鲜某某隅”，即表明金富轼认为高句丽是“土生”中国的，在“乱世”之中兴起，“僭窃名位”，侵蚀相邻的郡县，渐渐地“土长”起来，而隋朝以来中原与高句丽之间的战争是因为高句丽“拒诏命而不顺”抗拒了隋唐的“一统”。加之盖苏文乱政以来凌上虐下，方引至唐朝多次兴兵“问罪”，其最后的结局自然只能是“王降国灭”。从这段议论可以看出，金富轼认为高句丽是割据于东北的政权。[13]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男生、献诚投唐当属“顺”，故而男生死后被追谥为“襄”，“襄”据《逸周书·谥法解》云：“辟地有德曰襄，甲胄有劳曰襄。”
对于高句丽民族而言，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在隋文帝以来持续数十年的兵火之后，高句丽最终结束了与中原王朝对抗的历史，不再陷于战争，高句丽人流向各异，高句丽民族在几代之后不复存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对于本民族而言，说泉男生是“叛人”倒也不为过；另一方面，因为隋唐以来中原君主就有对高句丽之地“自行经略”的意愿，而且至宝藏王时期，高句丽社会存在诸多问题，[14]所以高句丽的“王降国灭”是势所必然，男生、献诚之投唐应该只是加速了这个进程，高句丽实质的结局应该没有变化。所以男生之“叛”，当属“小叛”。有学者从高句丽政权内部的矛盾来看，认为泉氏家族早在盖苏文时代就因家族专权而形成了对“高丽传统政治的背叛——国王沦为傀儡，高丽只是一个形式上王室姓高的国家。”泉氏兄弟对于高句丽政权而言皆是“逆臣”，“这和背叛国家没有不同。”[11]85对于这种说法笔者不能苟同，因为从高句丽这个小的范围而言，无论是男生之父盖苏文弑建武，还是泉男生佐高藏，都是政权内部的政治博弈，是王族与权臣之间的内部较量，如果说“背叛”，那么盖苏文弑君可以说是背叛了高建武，但并没有背叛高句丽民族，且不说盖苏文辅立了建武的侄子高藏为新的国王，就算是我们今天来假设历史：盖苏文弑君之后自为新君，他所背叛的也依然只是王族高氏，而不是整个高句丽政权和民族，所以盖苏文可称为“乱臣”，而不是“叛臣”；而男建和男产，包括投奔唐朝之前的男生，都是在辅佐由其父所立的高氏苗裔之王，虽然权利颇大，但还谈不上是逆臣。
注释：
①仅国内近年有关泉氏家族的研究即有：杜文玉《唐代泉氏家族研究》(《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纪宗安等《论武则天与原高丽王室和权臣泉氏家族》(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连劭名《唐代高丽泉氏墓志史事考述》(《文献季刊》1999年第3期)、拜根兴《高句丽、百济遗民关联问题研究的现状与展望》(载耿昇等主编《多元视野中的中外关系史研究》，延边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
②据《旧唐书》卷199上《高丽传》载：“莫离支，犹中国兵部尚书兼中书令职也”。
③《旧唐书》卷5《高宗本纪下》云：“工部尚书高藏授辽东都督，封朝鲜郡王，遣归安东府，辑高丽余众。”同书《高丽传》载：“仪凤中，高宗授高藏开府仪同三司、辽东都督，封朝鲜王，居安东，镇本蕃为主”；《新唐书》卷《高丽传》载：“仪凤二年，授藏辽东都督，封朝鲜郡王，还辽东以安余民，先编侨内州者皆原遣，徙安东都护府于新城”。
④语出《论语·公冶长》：“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欤！’”。关于孔子越海所要去的地方，《论语·子罕》有明确说法：“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九夷”，即东夷，但东夷的具体所指因时代不同而应有别。在春秋之前，“东夷”应指居住于诸如山东半岛等地的古代民族，如史书所载少昊、莱夷等，但随着历史的发展，由于华夏族的不断东来，遂使东夷族的居住区不断缩小，其中有一部分东夷人越海迁往辽东半岛、朝鲜半岛，乃至日本列岛。到了春秋时期，中国东部沿海的东夷大都与华夏族融合，孔子所说的“九夷”无疑就是指海外之族。至战国、秦、汉所说的东夷，实即东北夷，即东北亚之古族。金富轼在此述孔子之事，将孔子欲居之地视为朝鲜半岛，还是没有不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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