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人”的三次大争论及其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人”虽然经过几代正统经济学家的努力而最终得以摆脱中世纪社会价值观的束缚，但不曾免除来自经济学内部和外部的非议或批判。对“经济人”持异议的传统，可以追朔到历史学派甚至更早，并在以否认“一个无所不在的、理性的、追求最大利润的企业家”的存在作为其首要理论创新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伯特·西蒙那里发展到项峰。其间，公开的大争论为三次：19世纪晚期历史学派与奥地利学派之争，本世纪40年代的“利润最大化原则”之争和70年代之后的“理性行为”之争。
一、第一次争论——利己与利他问题
早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就有人对经济人理念提出过零星的批判，而约翰·穆勒则从方法论的角度证明了这种理念的正当性。虽然当时并没有形成争论之势，但要平息非议者的批评却是不容易的。美国经济学家凯里就直接针对穆勒的观点提出批判。他指责说，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提供给我们考虑的是一种纯粹的野兽，“政治——经济人”亵读了大写的“人”字，“他们的理论，讨论人性的最低级本能，却把人的最高尚利益看作是纯属干扰其理论体系的东西。”
德国历史学派对“经济人”的批判，言辞不象凯里那么激烈，但却是影响最大且更为持久的。这一学派一开始就是以古典经济学派的批判者的姿态登上舞台的。它主要反对的是古典经济学家对“自利”的强调和由此建立起来的抽象分析方法，力图用“真实的人”来取代经济人这种“抽象的人”，想通过强调伦理价值来驱除自利行为。
这一学派的第一批代表人物（即旧历史学派）包括威廉·罗雪尔、布鲁诺·希尔德布兰德和卡尔·克尼斯，活跃于19世纪40—60年代的德国经济学界。其中，尤以克尼斯对经济人的批判最为激烈。他认为，“经济人”观念实际上是说人总是不可救药地受纯粹自私动机的驱策，这就是否认有任何良好动机的存在，就等于把人看作是一种具有许多在作用上互不相关的心理活动中心的生物。希尔德布兰德还说，以孤立的个人经济动机作为分析基础，就是“把政治经济学变成一部单纯的利己主义的自然历史”。经济人抽象并没有反映人的全貌。实际上，“人作为社会的一员，是文明的婴儿和历史的产物。人的需要、人的人生观、人和物质对象的关系以及他和其他人的关系，都不会总是相同的。地理影响着他们，历史改变他们，而教育的进步可能完全改造他们”。因此，旧历史学派给政治经济学指出的方向是：以“历史观点开辟道路，要把政治经济学转变为一种研究各国经济发展的学说”。
随同施穆勒的著作问世而于19世纪70年代出现的“青年历史学派”，继承了旧历史学派精神，继续批判古典经济学派。1883年，卡尔·门格尔出版《经济学和社会学问题》，率先对历史学派的有关批判提出反驳。同年，施穆勒发表《政治社会科学》，对门格尔提出批判意见。次年，门格尔又以《德国政治经济学历史主义的错误》一文作答，终于引发出一场公开的、针锋相对的大论战，其中“经济人”是争论的一项主要内容。关于“经济人”，最初是围绕所谓的“亚当·斯密问题”进行争论的。后来，新历史学派的布伦塔诺于1888年在维也纳大学的就职演说中，攻击斯密的“经济人”是“经济的利己主义者”，是唯利是图的“抽象的人”。第二年，庞巴维克进行反批判，批判德国历史学派的“伦理主义经济学”只是“中世纪禁欲论的世界观”的再版，最多也不过是“对人类经济的道德描述”。于是有关争论又推向新高潮。
关于对“经济人”抽象的批判，新历史学派所依据的论点与旧历史学派并没有多大的差别，只不过前者的矛头指向古典派和新古典派二者，且论据表述得更为系统一点而已。例如，施穆勒认为，古典学派及其继承者依据趋乐避苦的自私动机推论整个经济过程，实质上依据的不过是“肤浅的不充分的前提”。企图把这种心理力量从数量上加以计算，更是“永远做不到的事”。对于这类责难，门格尔等人作了有力的回击，指出古典学派并不是没有认识到除追求自身利益之外人还有其他动机。例如，斯密本人就在《道德情操论》中详细地研究和剖析过人的行为的各种动机。约翰·穆勒也指出：“人的一生中，也许没有一个行为是除了单纯的财富欲之外不直接或间接地受其他冲动的影响的。”显然，古典经济学家并不认为个人利益是唯一不变的、普遍的人类动机，更没有宣扬“利己主义”。他们所说的自利行为包含着利他主义因素。在这种意义上，历史学派的指责最起码也包含着误解或夸大其辞的方面。
历史学派的非难虽然有误解的成份，但却迫使正统经济学家更准确地表达和认识经济人及其方法论意义。这种非难使他们去正视古典学派的不完善的分析、轻率的概括或含糊的辩护。1890年，约翰·内维尔·凯恩斯在总结这场争论时曾对经济人抽象作过一个很精彩的辩护性说明：“经济人不必一定是个完全自我本位的人。我们只不过假定，他从事经济活动的直接目的，是花最小的劳力牺牲，达到最大的财富；而且单就这一直接的目的而言，我们才说了是完全只依自利行事”。
当然，历史学派的批判也并非都出于对经济人抽象及其方法论意义的误解。他们正确地看到当时新古典学派经济人的心理学弱点，并指出试图计算心理感受的徒劳之举。杰文斯、门格尔等人在表达经济人抽象时，常常用“孤独的人”、“原始的个人”等等语言，以致于不能不使人们认为经济人似乎是超越于社会和历史之外的“虚假的人”；另一方面，他们又赋予经济人以那种表现为趋乐避苦的所谓“心理动机”。在这一点上，历史学派的批判不仅不能说毫无根据，而且应该说是富有成效的。后期的新古典主义者试图抛弃经济人的享乐主义色彩，马歇尔强调经济人抽象的历史基础，这些事实就是明证。
不过，经济人抽象，不论有多少缺点，却有利于经济学家作出某些一般性的结论（至于这些结论是否完全正确，是另一回事）。全面的“真实人”的构想，不管表面上多么诱人，却不能结出理论智慧之果。这是历史学派的教训，也是后来的制度主义经济学家的教训。因而，到后来，即便新历史学派内部，也有人曾经肯定经济人抽象。例如，瓦格纳（A.H.Wagner）曾经详细分析过经济动机，辩认出五种动机，其中四种为利己动机，一种为利他动机，并指出：即使这种利他动机本身“也具有利己因素，或甚至使它消融为一体”。对于历史学派那种力图把理论经济学变成伦理学的作法，遭到曾属于这一学派的马克斯·韦伯的批判，而其批判的论据为“科学是价值中立的”。而这一论点正好是门格尔用来支持经济人抽象的根据。
当新历史学派与奥地利学派的争论以后者占上风而趋于平息之际，美国学者凡勃仑对新古典学派的经济人观念及其所赖以抽象的“金钱社会”发起了影响深远的批判。
在凡勃仑看来，新古典派的“完全竞争体系，连同其洁白无瑕的‘经济人’，当然是科学想象的功绩，但不是对事实的有力表现。它是科学推理的一种权宜之计，而且只能用到一些抽象原理和基本的科学法则上，这些原理和法则仅存在于抽象领域内。可是，一旦这样做了，这些原本不是实际上的东西却被理解为真实的而被接受，成为研究思想习惯的一种有效成份，形成为关于事实的知识。”因而，新古典理论不仅本身不能有效解释现代社会，反而有害于人们对这种社会真象的探讨。新古典经济学失败的根本渊源在于它的那种非历史的、简单化的“经济人”人性观。它把经济人视为一个超越一切社会环境和历史时间概念的享乐主义者。这种经济人以享乐主义心理学为基础，把人视为是“纯粹的一束欲望”，是完全错误的。
凡勃仑认为，生物本能只是人的经济行为的原始根源，真正决定行为的主要力量是“制度”。这种制度是一套标准和理想，通过类似于生物的生存竞争过程，被不完整地复制或内在化于人的思想习惯之中，对个人行为起到刺激和指导的作用。“人类制度和人类性格的一些已有的和正在取得的进步，可以概括地认为是出于最能适应的一些思想习惯的自然淘汰，是个人对环境的强迫适应过程，而这种环境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人类赖以生存的制度的不断变化而逐渐变化的。”因此，在个人行为中，各种偏好不仅不是原始的或基本的原因要素，而且是不断变化的。甚至于人们也不单纯地做他们喜欢的事，还喜欢做本是迫不得已的事，因为供人类选择的范围是由人们所推进的制度上的结构或背景所决定的。凡勃仑及其他制度主义者要求在广泛的制度和文化背景中来考虑人的行为，无疑是一种有意义的努力。但是，他们以此为理由排斥经济人抽象，想从总体上否定新古典经济学的抽象分析，其本质又何异于历史学派？他们经过长时期的努力也未能建立起制度主义经济学体系，甚至在其内部，经济学家一直处于各执己见的状态，这一切绝非偶然。
二、第二次争论及其余波
本世纪40年代中期所发生的关于利润最大化行为假设的争论是在不同于以往辩争的基础上进行的。在这次争论中，反对经济人抽象的学者的根据是厂商的实际行为并不符合最大化行为假设。早在1938年，“牛津经济研究组”的成员霍尔（R.L.Hall）和希契（G.J.Hitch ）在实地调查中发现，绝大多数厂商并没有象边际主义理论所说的那样，使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据调查，38家厂商中，就有30家的价格决定或多或少是根据“完全成本”（＝直接成本+间接成本+可容许的利润），因而所追求的目标不是边际主义所认定的“最大限度利润”。美国经济学家莱斯特（R.A.Lester）在《工资——就业问题上边际分析的缺点》一文中依据他的调查结果也对利润最大化假设提出怀疑。他通过对美国南部58家厂商调查发现：大多数厂家是在70—100% 的生产能力之间的规模内，以递减的单位不变成本进行操作的，或者至少厂商认为是如此。因而，很少为工资率上升而减少产量，从而减少就业量。这个论断是对经济人概念的一大挑战，因为依据正统经济学家的分析，厂商为获得最大利润，生产只能在成本递增阶段进行。
莱斯特的文章发表之后，斯蒂格勒（G.Stigler ）和马克洛普（M.Machlup）立即进行反驳，紧接着就是相互的答辩，从而引起一场论战。参与论战者不仅仅是他们三人。当然论战的范围是广泛的，但利润最大化问题是论战的主题之一。反对者认为，追求最大利润这一假定既不符合实际，也不可能实现。经验调查表示，厂商并不追求最大利润。实际上，厂商也无法掌握达到此目标所必需的所有资料和信息。
马克洛普反驳道，莱斯特等人所作的厂商意向调查的结果本身就是不可靠的，因为大多数厂商并不见得就真正理解“供求曲线”、“边际成本”、“边际收益”这类的专门学术名词的含义，因而难以对有关专门的问题作出贴切的回答。更何况，大多数厂商在回答价格决定这一类问题时，自然不愿意承认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而总是出于社会公平、合理之类伦理或社会影响的考虑，虚伪地说其价格取决于平均成本，其中所包含的利润是适当的和合理的。马克洛普强调指出，追求利润最大化这一理论假设并不意味着否认厂商在实践中还会受其它非金钱考虑的驱使，更不意味着这些考虑不会影响到最大利润的实现。
这场公开的论争虽以不了了之结束，但有关的类似观点其后一直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其中，最强有力的批评者首推赫伯特·西蒙。早在《管理行为》（1947）一书中，西蒙就对理性经济人提出尖锐的系统批评，并在之后的一系列著述中完善批评意见。他指出，数理经济学的发展，使古典经济学中的“经济人”模型具体化为一套经济最优性理论体系，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几乎成为标准的经济分析基础。西蒙认为，这种全智全能的经济人抽象无异于“奥林比亚山神模型”，它对个人认知能力的假设，与现实中人类的实际行为或可能的行为几乎没有什么关系。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根本就无法准确地求得最优解。再者，企业家面对的目标是多样化的且相互还有冲突。他们在作出决策时，必须协调个人价值、效率标准、利润目标等多方面的因素，受到个人和社会联系的限制，因而只能以“满意的利润”作为经营目标。
针对上述以“理性经济人”的“非现实性”为由的批评，米尔顿·弗里德曼曾提出过强有力的辩护。在他看来，我们对“理性经济人”的信赖是由特殊的证据所证明的。其中的一项重要证据是达尔文式的生存机制。市场竞争代表着一种达尔文式的“适者生存”过程，在其中，最大化行为可能是一种类似于自然界中得以生存和繁衍的“适者”之行为的有效行为。市场竞争过程褒奖那些似乎理性地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家，同时用破产来惩罚那些按另一种方式行事的人，这样，普遍存在的将是遵循最大化行为的企业家。因此，“经济人”假说能恰当地概括“适者生存”的条件这一判定，就“成了人们接受该假说的主要依据”。另一类更重要的证据是，通过无数次将收益最大化假说运用于许多具体问题的分析和预测，其结果一再不容否认的经验。弗里德曼认为，这类证据极难以一般性的语言加以概括，它们散见于许多论述各种特殊的具体问题的备忘录、文章和专著。这里，他所说的“多次运用”也许是指由最大化假设所支撑的理论体系的预测成绩来间接检验这种基本假说。他反对以漫不经心的经验主义作为基础对经济人抽象的虚妄否定。
二次大战之后，除赫伯特·西蒙之外，还有一个影响较为广泛的批评者，那就是莱本斯坦（Harvey Leibenstein）。他提出一种“X 低效率”的分析模式，以修改传统的最大化假设。所谓“X 低效率”就是“源自因完全缺乏或部分缺乏动机，以致不能有效率地利用经济机会的各种无效率”。
按照莱本斯坦的解释，个人的努力或行为不是一个常量。只有感受到压力极大的情况下，人们才会采取极大化行动，努力对决策作仔细计算，尽可能把工作做得最好。但这不是所有的人在一切场合和一切时间上所采取的行为的特征。通常的情况是：压力没有那么大，人们只是把一部分精力用于作出合理决策所必需的信息上，而让决策同时也依赖于习俗、惯例和道德规范等方面，因而并不努力追求极大化。因此，莱本斯坦认为，合乎现实的微观经济学必须“超越经济人”，以“非最大化”作为标准的行为假设。
对于莱本斯坦因及其追随者的非议，经济人范例的捍卫者（如斯蒂格勒、塔洛克等人），除了重复弗里德曼、马克洛普的论点之外，还通过引入新的分析环节（产权、交易费用、寻租等）的办法，努力使原来的分析框架也能处理和解释“X低效率”现象， 从而宣称莱本斯坦因等人所提供的证据与新古典主义思路并无矛盾。当然，莱本斯坦等人是不承认这种认同的。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50年代以后对经济人抽象批评和辩护基本上都是分别沿着西蒙—莱本斯坦因和马克洛普—弗里德曼的精神或思路进行的，只不过是更具体化而已。
三、第三次争论：“偏好颠倒”
70年代初琼·罗宾逊宣布“第二次经济学危机”以来，在重建经济学基础以勾通微观和宏观理论的风潮中，对经济人的争论又成为主要的焦点。这一时期的争论以经济人的理性特征为中心，沿着多条路线同时进行，范围极为广泛。以前的各种批判意见重新组织起来，在新的学术背景（经济学危机）和新的基础（心理学试验）上获得了新的力量。我们在这里主要只涉及以心理学研究和试验为基础的那些挑战。
以心理学的某些试验为据而对经济人的挑战，早已有之，例如，30年代社会心理学家埃尔顿·梅奥根据著名的“霍桑试验”结果提出的质疑，50年代工业心理学家道格拉斯·麦格雷戈的X理论和Y理论所提出的批评。这些意见除了得到管理学界的重视外，并没有对理论经济学界产生明显的影响。只是到60年代末之后，才有为数不少的经济学家关注心理学的进展与经济人假说的关系。特别地，一部分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试图以心理学试验来检验经济人的理性行为假设。
新古典经济学为了保证个人选择的理性行为，提出完备性、传递性和决定性等“公理”。然而，有关的实验却表明：现实中人的选择行为并不符合这些公理，而且是经常地违背这些公理，即存在“偏好颠倒”（Preference reversals）。发现这一现象的最早学者是保罗·斯诺维克（Paul Slovic）和萨拉·利切坦斯泰因（Sarah Lichtensteion）。当个人面临着在两种赌注中进行选择时，就会发生违背理性公理的现象。所面临的供选择的设计情形是：一种是以小概率赢得适当数额的钱，另一种是以小概率赢得大数额的钱。在统计上，对这两种选择方案当然应当通过计算它们的预期值的方式进行比较。但是试验结果是，即使两种赌注的预期值相同，典型的情况仍然是人们倾向于选择前一种较安全的方案；但当要求他们按价值对这两种赌注进行排序时，他们却又认为赌注越大，赢钱越多。“偏好颠倒”现象的存在意味着，即使在最简单的人类选择中也不存在任何最优原则。如果假设人人对货币宁多勿少，那么偏好颠倒现象却表明实际选择的不一致不足以保证这种目的之实现。
格里塞（D.M.Grether）和普劳特（G.R.Plott）曾综述1979年以前证明存在这种现象的11项实验的研究，认为从经济学角度看，这些实验的设计存在着许多问题，例如受实验者知道是在做实验从而选择的动力不足，实验中没有设置“无差异”备选方案，受实验者并没有真正理解各项选择的含义等。正因为存在这些问题，才会出现“偏好颠倒”的现象。在他们看来，只要实验严格按理性公理的要求进行，是不会出现这种现象的，但他们自己进行的试验仍然无法消除这种现象！1979年以来所进行的许多实验证明实际选择行为甚至违背所有的理性公理。
事实上，绝大多数经济学家的沉默表明，实验心理学的上述实验结果至少还不足以真正驳倒经济人抽象，更不足以依此作为行为假设的基础来重建经济学。至于说到广泛的心理学理论对经济学的行为假设的意义，却是一个有待细探讨的问题，现在作出什么样的结论都为时太早。
四、对争论的反思：走向“新经济人”
我们已经回顾了对“经济人”抽象的批评和辩护的思想历程。在某种意义上，争论双方在不少方面似乎只是在各抒己见，甚至于对“经济人”的确切含义也未能达成共识。在这种情况之下，再加上他们探讨经济原理的角度本来就不同，争论的问题就更难得到解决。我们不同意批评者否定“经济人”的观点，他们的许多论点和证据，或者出于误解，或者压根儿就站不住脚，至多只是抓注经济人模式的一些不恰当表述。批评者的各种证据没有驳倒新古典经济人模式，但是它们的综合份量能够而且实际上迫使一部分经济学家开始考虑一些他们不曾考虑到的有关因素或领域。实际上，正是这种持续不断的批评，促使信奉经济人抽象的经济学意义的理论家不得不自躬反省，弥补原有的某些严重缺陷，修正传统的某些表述，使“经济人”更为丰富。
实际上，只要仔细审视西方近期声势不断壮大的“新政治经济学”的某些基础，我们不难发现：长期以来，在各方面的批评的促进之下，“经济人”的内容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特别是在“加里·贝克尔革命”、“新经济学运动”之中，“经济人”仍然保持着其自利和理性的行为特征，但其内容已经得到许多更新。行走在新经济学运动前列的詹姆斯·布坎南、加里·贝克尔、道格拉斯·诺思等人先后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可以视为是学术界对他们运用经济人范示而获得的分析成果的一种基本认可。他们都基本上是60年代登上学术舞台，70年代显露锋芒，80年代以来大放光彩的一批学者。昔日，西蒙因为其“有限理性人”的理论创新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曾使批评者们兴高彩烈，他们似乎更有信心把“经济人”置于最后的死亡之地。那知，今非昔比，受到重创的“经济人”经过一段时期调整之后，重振其雄风，以新的面貌来适应新的研究需要。
如果说古典学派的经济人是对人类经济行为的第一次抽象，新古典主义的“经济人”是第二次抽象，那么体现在贝克尔和布坎南等人的著述中的“经济人”无疑可以视为第三次理论抽象。他们力图在尽量考虑到批判者的合理意见和对传统模式的某些缺陷的反思的基础上，利用某些最新的研究成果，恢复古典经济学的某些思路，修正新古典模式的某些苛刻附设，重新阐述和论证经济人假说，从各个方面使这一现代经济学的基石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巩固。这次抽象主要是沿着三个方面进行的，一条路线以布坎南为主要代表，另一条践线以贝克尔为主要代表，再有就是以诺思为主要代表的新经济史学。
“新经济人”对传统模式的发展最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对原来所使用的某些关键概念赋予新的广义解释，把经济人模式从经济领域扩展到非经济行为领域的分析，从而揭示出“经济人”的某些实际行为特征，例如他再也不是凡布伦所指责的“洁白无暇的经济人”。另一方面，结合交易成本、信息成本等新的学术成果来修改新古典经济人模式中的那种苛刻的“标准理性选择”和“完全信息”附设，从而既能增强经济人模式的解释能力，又使我们能够发掘出约束经济人行为的“社会文化环境”的深层含义。这次新抽象力图使经济人模式具有更一般的意义，从而远远超出纯经济学的范围。这样一来，原来意义上的经济人模式反而成为一个特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