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面临的新挑战及应对之策——访经济学家魏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经济学家论文,之策论文,魏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0年以来，我国经济进入一个快速增长期，到2008年，我国GDP的总量已达三十万亿人民币，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但是，我国经济自2000年以来的这种快速增长，也潜伏着一些风险与危机，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使这些风险更加明显地暴露出来，如何消除这些风险和危机，实现中国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就此问题我们采访了著名经济学家清华大学魏杰教授。
一、从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转向内需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
记者：魏教授您好！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的驱动，国内消费的贡献一直不足，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使这一矛盾表现得更加突出。请问如何才能实现中国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
魏杰：我国经济曾在1998年出现过增长速度下滑的趋向，增长速度降到了8％以下，为7.8％。为了阻止经济增长速度过速下滑的趋势，我们出台了许多启动经济的举措，尤其是非常重视出口的作用，试图以外需来弥补当时内需的不足，因而我们实行了退税率极高和退税范围极广的出口退税政策，大幅度地推动出口的增长，以达到保增长的目的。我们在保增长中重视出口的作用是对的，无可指责，但问题是后来我们过度地强调和发挥了出口的作用，使中国经济增长模式逐渐转变成为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从而为我国经济的快速平稳发展，埋下了风险与危机。
我们知道，投资、消费和出口在经济增长中的不同作用和构成比例，决定着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当出口对GDP的贡献保持在20％左右，投资和消费对GDP的贡献保持在80％左右时，这种经济增长模式就被称之为内需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当出口对GDP的贡献远远高于20％，而投资和消费对GDP的贡献远远低于80％时，这种经济增长模式就被称之为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当消费和出口对GDP贡献太小，而投资对GDP的贡献过大，例如对GDP的贡献超过40％时，这种经济增长模式就被称之为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当消费对GDP的贡献保持在60％左右，而投资与出口对GDP的贡献保持在40％左右时，这种经济增长模式就被称之为消费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
实践证明，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与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都不可取。1998年到2008年这十年间，由于我们过度强调出口的作用和推动出口的增长，我国经济逐渐形成了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这种经济增长模式潜伏着两种风险：一是当国际市场对我国产品有需求，我国能够持续保持出口增长时，由于出口太大，必然会形成巨大的贸易顺差和资本顺差，也就是大量外汇会涌入我国，央行为了收购这些流入我国的外汇，必然会在外汇占款项目下大量增加货币供应量，货币太多，必然会引发总需求膨胀，我国2007年的情况就是这样；二是当国际市场对我国产品的需求极度萎缩，国际市场无法支持我国出口继续增加时，我国企业因为没有市场，必然会收缩生产和投资，甚至倒闭，从而使得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快速下滑，失业率快速攀升，生产力过剩的压力很大，我国经济自2008年第四季度起到现在就是这种情况。
因此，我国经济增长模式必须转型，也就是必须从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转向内需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主要举措是启动内需，也就是启动投资和消费。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启动内需，例如在投资上开始启动民生投资、生产性投资、资产投资，在消费上开始启动收入性消费、信贷性消费、预期性消费。但是我们目前在启动内需中似乎更多地是注重对投资的启动，对消费的启动力度显然要远远低于对投资启动的力度。因此，我很担心我们在启动内需中，由于过于注重启动投资而使中国经济由出口导向型转向投资拉动型，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同样也是难以维系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所以，我们应该注重对消费的启动。当然，消费的启动在难度上要比投资的启动难得多，因为它有赖于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及财产制度改革的深化，涉及到深层次的经济利益关系的调整，甚至涉及到政治体制的改革。但是，改革的难度再大，我们也必须要克服困难启动消费，真正使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向消费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从这种意义上讲，我国目前保增长的实质，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和改革的深化。
记者：能否具体谈谈您对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和财产制度改革的看法？
魏杰：我国储蓄率过高而消费率过低，从而导致我国内需严重不足，迫使我国走上了出口拉动型经济增长方式的道路。对此，学界的认识是统一的，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我国储蓄过高而消费率过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我国没有一个良好的社会保障制度，人们不得不以储蓄的方式自己给自己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我国居民的储蓄行为实际上并不是一种投资行为，而只是人们进行自我保障的一种方式而已。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历来降存款利率的作法，都无法降低储蓄率，提高消费率，甚至还反而引起了人们预期的下降，觉得经济情况不好，更需要通过存款来进行自我保障，从而更加诱发了存款的增加。基于此，我历来认为，在我国即使零存款利率，人们都会增加储蓄，因为人们要靠此种方式来保障自己的生活。
因此，要推动我国的居民消费，就必须建立良好的社会保障制度。因为只有在拥有良好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条件下，人们才会放开自己的消费，而不再去依靠存款而为自己进行保障，从而会有效提高消费率而降低储蓄率。很显然，我国现在的社会保障制度无法起到这样的作用。社会保障体系应该有两个特点：一个是覆盖全社会的所有成员，所有社会成员都应该公平地享受国家所提供的社会保障；一个是可以随社会保障享受主体而流动，无论社会保障享受主体迁移到哪里，他都可以享受归自己应享受的那份保障。因此，从社会保障制度所具有的特点上讲，社会保障应该属于人权范畴，也就是任何公民都能够享有它，社会保障制度的残缺性，也反映了人权的残缺性。我们应该从这样的高度来认识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的“残缺性”和“非流动性”，是我们现在在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上必须要解决的两大问题。
我国消费低迷的根本原因，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是所谓的俭朴民风，背后是有深刻的体制原因的，实际上是财富分配结构严重扭曲的结果。因此，要启动消费，就必须改变收入分配结构。
第一，改变国家、企业和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结构。现代社会是由三大权利体系构成的，一个是国家权利体系(包括司法权利体系和行政权利体系)，一个是企业权利体系(有时也被称之为产权体系)，一个是居民权利体系(有时也称之为人权体系)，这三大权利体系应该是相互制衡的，任何一种权利体系都不能危害另外一种权利体系的应有权利，因而相互制衡实际上就是社会和谐。但现在的问题是国家权利体系和企业权利体系严重损害了居民权利体系，其重要表现就是在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上，国家权利体系和企业权利体系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的比例过高，而居民权利体系并没有享受到应归自己享受到的好处和利益。因此，我们必须要改变这种状态。这从表面上看好像是个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居民权利之所以被侵害，就是因为行政力量和资本力量过于强大，公民社会并未形成，以人为本的思想体系还没有建立。因此，要真正界定国家权利、企业权利和居民权利之间的关系，就必须实行真正的民主，民主是居民权利体系存在的基础和居民权利行使的最主要手段，民主才能使民众参与到社会财富和资源分配的过程中来，从而保证消费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形成。可见，消费的启动和增长方式的转变，最终有赖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第二，改变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导致我国居民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有：工商活动因素，例如民营企业的投资者与经营者成为高收入阶层，改制后的国有企业经营管理层成为高收入阶层；知识经济因素，例如在现代服务业及高新技术产业中形成了高收入群体；垄断因素，例如国有经济中的某些垄断企业借助垄断而获得高收入；腐败因素，例如有人以权钱交易的方式获得高收入。对于这些不同因素所形成的高收入，我们要采取不同的方式加以解决：坚决打击腐败性高收入，坚决取缔垄断性高收入，有效调节工商因素和知识因素所形成的高收入。
二、从传统成本优势转向技术优势和新成本优势
记者：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在经济全球化和实行国际分工的时代，如何提升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魏杰：我国企业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传统成本优势而增强自身竞争力的。所谓传统成本优势，就是指企业因为外部原因而获得的低成本优势，例如因为劳动力便宜、土地便宜等原因获得的低成本的比较优势。但是自2004年之后，我国显然已进入高成本时代，劳动力、土地、能源等各种生产要素价格上涨很快，再加之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我国企业的低成本优势实际上已经开始逐渐丧失。在这种条件下，我国企业必须要寻找新的竞争优势，这主要是靠两个转变：
第一，从传统成本优势转向技术优势。企业竞争无非是靠两种优势，一个是成本优势，一个是技术优势，中国企业在丧失了传统成本优势之后，就必须要形成技术优势。技术优势的形成是以技术创新为基础的，因而中国企业必须要大力推动技术创新，提升技术创新能力。中国企业如何进行技术创新？我认为有三个方面的创新必须推动：一个是核心技术创新，一个是非核心技术创新，一个是资源性技术创新(即更换原有能源或原材料的创新)。当然，技术上要完成这三个方面的创新，就必须要构建实验室经济，组建技术团队，筹措雄厚的资金支持，而且要深化企业体制改革，使技术创新拥有良好的体制基础。
第二，从传统成本优势转向新成本优势。传统成本优势是企业因为外部因素而获得的低成本优势，而新成本优势则是企业通过自身努力而获得的低成本优势，例如企业通过节约、规模经济、管理创新等而获得的低成本优势。新成本优势的获得，需要我国企业要做到五个方面的努力：一是在内部管理上不断实现创新，二是推动自身的循环经济，三是选择自己最佳的规模经济，四是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五是不断调整自己的增值模式。总之，我国企业要通过自身的各个方面的努力，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为社会提供价格便宜但质量更好的产品和服务，从而获得强大的竞争力。
三、在资源与环境问题的巨大压力下形成环境友好型与节约型社会
记者：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经济增长与资源和环境约束的矛盾日益尖锐，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问题也越发引起人们的担忧。对此，您怎么看？
魏杰：我国经济总量自2000年以后增长非常快，现在在经济总量上排名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与日本。经济总量的增加，必然会加大对资源的需求，当然也会给环境带来巨大的压力，尤其是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资源高消耗与环境高污染的问题非常严重的条件下，我国的资源与环境问题的压力就更大，我国必须消除资源高消耗与环境高污染的问题，形成环境友好型与节约型社会。
对于资源与环境问题，人们通常强调政府管制的作用，例如政府制定资源消耗标准，政府制定排污标准，等等，这是对的，我们仍然需要加大这方面的工作，我国现在在这方面是做得不够的问题，而不是做得太多的问题。但是我认为，我国在解决资源与环境的问题上，还要更加注重市场机制的作用，尤其是注重资源价格与环境价格的问题。如果资源价格能够反映资源的稀缺性，资源是高价格，那么所有高消耗资源的经济主体，就会受到利益的损害，在利益约束下，它们就会自行节约资源。环境问题也是同样，如果排污者要对环境的污染支付高价格，那么它们就会受到利益约束，就会自行解决污染问题。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市场机制的充分作用，是形成环境友好型与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关键。
资源与环境问题的解决，需要有政府、企业、个人的共同参与和努力。对政府来讲，关键是要调整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例如不能为了GDP的增长而不顾及资源与环境的承受能力，不能把GDP的增长作为压倒一切问题的中心，要在资源低消耗与环境能得以有效保护的条件下，实现GDP的可持续增长，也就是要以科学发展观为自身的指导思想。对于企业来讲，要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建立在相应的责任的基础上，不能脱离自身的责任而追求利益最大化。对于个人来讲，任何人都应该真正遵守以人为本的原则，从人的福祉的角度看待经济增长，不能追求以资源高消耗与环境高污染为前提的经济增长，不能急功近利，而是强调可持续发展。
四、在资本化进程中有效控制资产泡沫化问题
记者：泡沫经济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一大公敌，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如何才能避免泡沫经济，或尽量减小其危害？
魏杰：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市场化，市场化进程必然引发资本化进程，资本化标志着市场化的深化和市场经济体制的成熟，但是资本化又往往会引发泡沫化。因为在资本化进程中，人们不仅交易有形资产，而且也交易无形资产；不仅交易资产的现在收益，而且也交易资产的未来收益；不仅交易实物资产，也交易证券化了的资产，因而资本化进程必然伴随着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脱节，这种脱节的程度如果太大，那么就会在贪婪无约束和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形成人们预期上的偏差和错误，再加之虚假信息作用和资本大鳄的恶意趋利，其后果就有可能出现“集体性非理性”驱动，产生资产泡沫化趋向。
当然，资本化与资产泡沫化并没有必然的直接联系，而且我们也不可能由于资本化进程中会出现资产泡沫化而中止资本化，关键的问题是要寻求这两者之间的平衡点，也就是既不能在推进资本化中引发资产泡沫化，也不能因为有出现资产泡沫化的可能而停止资本化。从我国的经验教训来看，我们防止泡沫化重点，是要稳定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使股价与房价波动保持在有序的范围内，严防股价与房价的大起大落，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不断完善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防止过度投机与腐败影响资本市场与房地产市场。我认为，保持我国资本市场稳定发展的关键是防止过度投机，尤其是对那些“资本大鳄”的投机行为必须严惩，并提升资本市场的透明度，加大对资本市场的有效监控；保持我国房地产市场稳定发展的关键，是防止腐败对房地产市场的过度侵蚀，只有消除房地产市场中的腐败行为，才能有效保证房地产市场的发展。
资本化进程与资产泡沫化是一对矛盾，我国不可能不实现资本化，但资本化又不能引发资产泡沫化。资产泡沫化不仅会中断资本化，而且还会带来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因而我们必须要防止资产泡沫化的形成，这是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当然，资本市场泡沫化与房地产市场泡沫化，都与货币供应量的过速增加相联系，如果没有货币供应量过速增加的支持，资产泡沫化是很难形成的，因而防止资产泡沫化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稳定货币供应量，不能靠非理性增发货币来推动经济增长。不过，货币供应量的超常增加，有时是被动的，例如当一个国家处于双“顺差”时，就会被迫超常供应货币，例如我国2007年就是这样，因此，为了防止资产泡沫化的形成，我们不仅要尽力稳定币值，而且必须还要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处理好汇价等相关问题。
五、在激发经济活力中有效解决贪婪和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记者：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一些企业在追求利润时，抛弃了最基本的道德。如我国近几年连续爆发食品安全问题，仅仅牛奶这种产品就相继出现过“大头娃”与“小孩结石”的恶性事件。如何看待这种市场经济中的道德危机？
魏杰：市场经济的巨大功能就在于能极大地激发各个要素的活力，而且赋予了各个经济主体最充分的自我选择权，因而市场经济既能保持经济活力，又能促进要素的充分流动，实现结构合理化，从而有效推动经济快速发展，对此我们不应有任何质疑，但是我们应该充分关注市场经济作用中的贪婪与信息不对称问题，因为在各个经济主体都在追求利益最大化，但又都难以准确把握信息的条件下，贪婪与信息不对称，往往会使经济发展过程中潜伏着重大的危机与风险，甚至会导致经济危机。
你提到“大头娃”与“小孩结石”的恶性事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危及民众生命安全的食品安全事件？就生产者来说，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有些企业及某些个人将利益最大化原则演变为贪婪，为了自身利益而不惜严重损害消费者利益；而对于消费者来讲，之所以不能有效维护自身的利益，甚至于使自己的生命受到损害，就是因为信息不对称，无法判断食品的质量和其中有毒成分。因此，我国之所以不断出现食品安全问题，就是因为贪婪与信息不对称在起作用。
记者：这种贪婪和信息不对称是否已成为我国经济体制的一个症结？
魏杰：在我国2007年房价与股价爆涨，导致股市与房地产市场出问题的背后，也是贪婪与信息不对称在起作用。就股市来讲，明明股价已经出现了泡沫，大大超越了市盈利率的正常界限，而人们却还在追逐股价，这不仅仅是因为那些资本大鳄具有贪婪的冲动，而且也有中小投资者的贪婪趋向，这种贪婪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形成了“集体性非理性”自我驱动，最终使股市泡沫自行破灭，股价从6300点掉到了2000点以下。就房价来讲，房价明明已是“天价”，但开发商和某些投资者还在期盼涨价，甚至一些地方政府也在唱高房价，背后实际是已经演变成为贪婪的利益驱动原则在起作用：开发商和某些投资者希望在高房价中获得超额利润，地方政府则希望在高房价中卖个高地价，因为地方财政收入中很大一部分是卖地的收入，利益的趋同导致开发商、某些投资者和地方政府一起唱高房价。而对大多数住房消费者来讲，则因为信息不对称而跟随这种高房价。只有当住房消费者的支付能力已实在无法支持高房价时，房子就卖不掉了，随之房地产投资就减缓甚至停止了，而房地产投资涉及到51个产业，例如我国钢材产量中的30％左右是房地产钢材，因而与房地产相关的产业就萎缩了，整个经济增长速度掉了下来。当然，政府的地也因为房子卖不掉而卖不掉了，对于依靠卖地来维系自己财政支出的地方政府来讲，日子就开始难过了。总之，一切问题都发生了。问题的背后仍然是贪婪与信息不对称在发生着作用。
因此，我们在经济高速增长中必须要有效控制贪婪和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贪婪与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就有可能会中止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趋势。如何解决贪婪与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对于贪婪来讲，关键是通过强化利益追逐者的责任而防止利益最大化原则演变成为贪婪，利益最大化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但利益最大化是建立在应有的责任的基础上的，并不是无约束的利益最大化，例如牛奶制造商只有在承担了保证消费者生命安全这个最起码的责任的条件下，才能追求利润最大化，否则，追逐利润最大化就是贪婪。因此，制约贪婪的最基本办法就是强化与利益最大化相关的责任，而且要将这种责任法治化，使那些只顾自身利益而无视应有责任的经济主体，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以至于“身败名裂”。
对于信息不对称问题，关键是要实现信息的彻底公开，信息公开化原则是消除信息不对称的最好办法。当然，有些信息似乎具有天然不对称性，例如对于含有有毒物质的食品，消费者靠肉眼是无法做到信息对称的，只有靠食品检测机构才能实现信息对称化，因而政府部门的重要职责，是要保证那些具有天然信息不对称性的产品和事件的信息，能够有效公开化，从而促进信息对称化。因此，致力于信息公开化，从而消除信息不对称，是政府重要的职责，我们必须加强政府在这方面的职责。政府的职责实际上并不是解决经济增长的动力问题，经济增长动力来自于市场经济，政府的职责是解决市场经济运行中的信息对称化问题的。
总之，我们必须要解决经济增长中的贪婪与信息不对称问题。美国之所以出现次贷危机，并使这种次贷危机演变成为全球金融危机，其根本原因是因为美国及全世界各国的经济体制，没有更好地控制贪婪和促进信息对称化。因此，我们在经济高速增长中，要认真解决贪婪与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要在整个经济体制的构建中，将控制贪婪和促进信息对称化，作为重要目标和原则。
*魏杰，1952年生，经济学博士，著名经济学家。现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企业战略与政策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1991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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