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马克思晚年对唯物史观的主要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唯物史观论文,马克思论文,晚年论文,试论论文,贡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晚年（主要是指《资本论》发表以后至逝世前的若干年），是他思想发展过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这一时期马克思针对着唯物史观中的薄弱环节，抱病对史前社会和东方社会进行了理论研究，写下了三万多页的读书札记和笔记，为唯物史观的完善、发展做出了最后的努力和重大贡献，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但由于种种原因，马克思晚年的这一思想成果长期被人们忽视。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晚年由于革命预言的失败、理论和实践的反差，再加上他夫人和长女的去世，他的生活“只不过是一种慢性自杀”（梅林），甚至还引用恩格斯在马克思夫人逝世的那天说过的一句话“摩尔也死了”来评价。前苏联和国内理论界，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在成熟的马克思（以《资本论》发表为标志）之后，马克思晚年思想无足轻重。对此，笔者不敢苟同。本文试就马克思晚年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地位，特别是对唯物史观的主要贡献作一初步探讨。
一
史前社会理论，是马克思在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人类社会上最早出现的社会形态为研究对象，在充分研究、利用当时文化人类学的优秀成果基础上，所得出的关于原始社会产生、发展、消亡的一般规律的学说。是马克思晚年思想的基本内容之一，它的产生对于修订、完善、丰富和发展唯物史观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唯物史观创立时期，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中，一开始就存在着一种逻辑假设：私有制社会是从公有制社会发展而来的。然而私有制社会是如何从公有制社会发展而来，私有制以前的史前社会是何种状况？对史前人类社会的研究，他先后有三个时期的探讨。
首先，是哲学思辩时期。此时期由于历史材料的缺乏，他的研究主要是靠哲学的思辩和逻辑的理性推导。其研究成果主要反映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之中。当时马克思把物质生产作为人类历史的发源地，把劳动理解为人的本质，以“异化劳动”为轴线，通过分析“异化劳动”的产生、发展和扬弃的全过程，将社会历史的发展分为：（1）异化劳动未出现的时期，不存在私有制；（2）异化劳动时期，存在私有制；（3）异化劳动被扬弃时期，私有制被消灭。这是马克思对史前社会的初步认识即不存在私有制。
其次，是政治经济学时期。19世纪40年代中期以后，马克思试图用经济的方法和实证材料来分析、证明他先前只是从逻辑上说明的史前社会及其向私有制社会的转变。其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资本论》（1867年）等著作中。此时期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已经确立。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指出，我的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法等等”①。马克思从现实物质生产一方面根据生产力发展的不同水平和分工发展的不同阶段，把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社会形式划分为“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或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②三种所有制形式；另一方面他也试图用对资本主义社会成功解剖的方法来对史前社会进行解剖。但由于历史科学、人文科学等发展水平的限制，特别是史前社会这一“猴体”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这一“人体”，因此当马克思把物质生产、生产关系这一经济方法运用到经济关系尚未展开，“血亲关系”、“人类自身生产”还起决定作用的史前社会（特别是“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时，就不能不受到一定的局限。所以，这一时期马克思对史前社会的认识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是很模糊的，主要表现在对“部落所有制”的认识上。这种所有制形式，从经济结构上看好象是原始社会（“当时人们是靠狩猎、捕鱼、牧畜或者最多是靠耕作生活”），从社会结构上看又象是奴隶社会。因为它不但有父权制的酋长和他们所管辖的部落成员，而且还有“隐蔽地存在于家庭中的奴隶制”③。据此，他在1847年《共产党宣言》中，把有史以来的社会历史都看作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到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受黑格尔“世界历史”起源于东方思想的启发，又开始把历史的视野扩展到东方。通过对东方社会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的研究，发现东方存在着一种与西方不同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并把它看作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形态。1859年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一书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的顺序，“大体说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④。但什么是“亚细亚生产方式”呢？当时马克思并没有作出明确回答。
其三，是文化人类学时期。马克思从19世纪60年代末又开始把理论的视野转向“人类学”，他试图从这一时期中出现的人类学、考古学、古生物学、民族志学等学科著作中找到研究人类史前社会有重要借鉴意义的材料。此时他不仅深入研究了亚洲公社占有制的历史，而且还研究了欧洲、非洲、美洲的土地公社占有制历史。特别是通过对毛勒、哈克豪森等人著作的研究，使马克思改变了欧洲的原始公有制来自东方的观点。认为“德国的农村公社是从较早的古代类型的公有制中产生出来的，这里是它自生的发展产物，而绝不是从亚洲现成输入的东西”⑤。同时，他也认识到原始土地公有制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形式，在人类社会史前阶段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不过这一时期的古代历史著作在研究史前社会方面还未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对史前社会的结构和具体特征的揭示还缺乏系统考察。到19世纪70年代下半期，史前社会的研究出现了根本性的转折，1877年美国考古学家、人类学家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出版，作者根据对古代习俗，首先是对北美部落习俗的多年研究，揭示了氏族在原始社会中的地位；把巴霍芬在《母权论》（1861年）一书中提出的母权制理论和他关于古代社会氏族组织的学说联系起来，证明了母系氏族在历史上先于父系氏族，从而确立了母系氏族在人类历史上的地位。恩格斯高度评价了摩尔根这一发现在“原始历史研究方面开辟了一个新时代”⑥。马克思认为摩尔根最突出的贡献就在于他确立了氏族组织在史前社会中的决定地位，以其不可辩驳的历史事实证明了在原始氏族组织中，不存在阶级、私有制、国家。他十分重视《古代社会》一书，于1881－1882年写下了《〈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并计划写一部关于史前社会的著作。但由于1883年马克思去世，他的史前社会理论只能以笔记的形式留给后人。
1884年3月到5月，恩格斯根据马克思《〈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阐明的关于原始社会的基本观点，撰写了著名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进一步阐述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史前社会理论。史前社会理论的创立弥补了唯物史观关于原始社会理论的不足，并用大量的实证材料科学地阐明了私有制是如何从公有制转化而来的，从而丰富、修正和发展了唯物史观。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确立了原始社会在人类历史的始初地位。在唯物史观创立时期，马克思曾把“亚细亚生产方式”当做人类社会的原始形态，他晚年通过对有关古代历史著作研究之后，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不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完整的社会形态，它只是原始社会末期父权制氏族解体之后产生的一种社会形式。在《〈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他明确指出，过去所研究的古代公社一系列所有制的特征，都集中地反映了人类社会野蛮时期的高级阶段，这一阶段是人类从野蛮时代走向文明时代，从原始公有制走向奴隶制的过渡。从而排除了“亚细亚生产方式”在人类社会历史上的始初地位，科学地把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当做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社会形态，从而完善了唯物史观的社会形态理论。
第二，澄清了对原始社会的模糊认识。马克思晚年通过对史前社会的研究，一方面证明了他关于原始社会是以公有制为特征的论断；另一方面也修正了他对原始社会内部结构的传统认识。进而认为“按起源说，氏族要早于专偶制和对偶制家庭；它是和普那路亚家庭大致同时的东西，但是这些家庭形式没有一个是氏族的基础”。并认为“氏族一旦产生，就继续是社会制度的单位”⑦。
第三，完善了生产理论。马克思的生产理论是唯物史观的核心内容。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认为，物质生产是世界历史的发源地。1845－1846年所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他从物质生产出发对现实的生产过程进行了分析和考察。认为社会生产不仅包括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而且还包括人类自身的生产等其它社会生产形式。它们都是同一生产过程的一个“方面”或“因素”⑧。但由于史前材料的缺乏及对原始社会内部组织（氏族）认识不清，使他对人类自身生产和血缘关系在史前社会中的重要作用估计不足，因此在对史前社会的分析中仍运用物质生产和生产关系这一经济方法。到晚年，马克思虽然仍强调“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⑨，但还着重论述了人类自身生产的特点及其在史前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是因为：人类自身生产是通过一定的婚姻形式和家庭形式实现的，而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则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或经济关系下进行的。在人类社会初期，由于人类刚刚摆脱动物而独立，经济关系尚未展开，当时决定社会基本组织（氏族）的因素是血亲关系。与此相适应这时对社会发展起决定作用的是人类自身的生产，而不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随着经济关系的展开，人类社会从“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人类自身的生产在社会中的支配地位才逐步被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所代替，也正因为如此，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一书中把马克思的生产理论作了经典式的概括：“根据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中的决定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两种生产的制约。劳动愈不发达……社会制度就愈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⑩。马克思晚年对人类自身生产理论的论述，实际上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续篇。
可见，马克思晚年通过对史前社会的研究，以大量详实的材料证明、修正、补充、完善和发展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这是他在晚年对唯物史观做出的最突出的贡献。
二
东方社会理论是马克思晚年以东方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俄国、中国、印度）为研究对象，总结出的关于东方社会的历史发展、现实状况以及未来走向社会主义的理论。它的提出初步科学地解决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与东方社会发展的特殊道路问题。
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东方社会未来的发展道路问题是马克思长期探讨的问题之一。唯物史观的创立，一方面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上具体社会形态的暂时性、历史性；另一方面也揭示了一种社会形态被另一种更高级的社会形态代替的历史必然性，从而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然而问题在于：（1）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不是每个国家和民族共同发展的一般道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排除不排除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呢？（2）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的依次更替是否按照严格的顺序演进？能不能超越？这是马克思在创立唯物史观之后所迫切需要回答的两个问题。他针对此问题的研究，前后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
（一），19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末。这一时期马克思根据《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提出的“世界历史”思想，对上述问题做出了肯定回答。他认为随着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人们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交往的迅速扩大，单独的国家摆脱了各国不同的民族局限和地域的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发生联系，以往限于狭隘的地域性的个人在世界普遍交往的过程中日益具有“世界历史”性质，人本身也结束了孤立的状态。资本主义“首先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的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11)。但资本主义私有制和旧式分工的存在使劳动发生异化、造成工人的畸形发展又与“世界历史”发展的方向不相一致，因为“每一个单独的个人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是一致的”(12)。所以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它必将被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所代替，这就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在这里，他从生产力的发展和世界交往扩大入手揭示了“历史向世界历史”发展的方向。马克思当时最为关心的是如何加快世界各国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步伐。当时欧洲的绝大多数国家都已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进入了“世界历史”，对于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国家来说绝大多数还处于前资本主义时代。在这些生产力落后的东方国家，通过什么样的道路才能进入“世界历史”，马克思阅读了大量关于东方社会的著作及有关文献，并写下了一系列的文章和评述，对东方社会的历史发展，现实状况及未来的发展道路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1853年7月22日他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亚洲式的社会”、“亚洲社会”这一概念。指出东方社会与西方社会相比有以下特点：农村公社；土地公有；专制国家。同时，他还认为农村公社和专制制度最坏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封闭性、孤立性、落后性。它使生产的范围仅限于自给自足，很少进行商品交换，这是东方社会长期以来延续“亚细亚生产方式”以致造成东方社会长期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因此，在《资本论》中对东方社会作了这样描述，“这些自给自足的公社不断按照同一形式把自己再生产出来，当它们遭到破坏时，会在同一地点以同一名称再建立起来，这些公社的简单生产机体，为揭示下面这个秘密提供了一把钥匙：欧洲各国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和经常改朝换代，与此截然相反，亚洲社会却没有变化。这种社会的基本经济要素的结构，不为政治领域的风暴所动”(13)。针对着东方国家这些封闭性、孤立性、落后性这些特点，他认为东方社会的唯一出路就在于经过西方文明的冲击，用资本主义的大工业冲破东方落后、保守的篱笆，把西方的新鲜血液注入到东方社会的机体中。因为资本主义的大工业“它能渗入的地方，它使商业城市最终战胜了乡村”(14)。基于以上分析，马克思在1867年《资本论》序言中对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作了总结：“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15)。
（二），19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这一时期马克思修正了他在50年代初至60年代末所提出的关于东方社会必然资本主义的观点，而提出东方社会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理论。马克思晚年关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观点之所以会出现这一根本性的变化，是有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现实根据的，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两个主要原因：其一是19世纪50年代中期和60年代末期资本主义暂时处于上升时期，资产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大力发展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尚未达到尖锐化的程度；马克思从社会进步角度希望用资本主义的大工业来冲击东方社会落后、封闭的生产方式，以促使生产力的发展，最终使东方落后的国家汇入“世界历史”洪流。然而到了19世纪70－80年代，世界历史条件已发生很大变化。资本主义已经逐步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资产阶级已趋向保守，更重要的是随着资本主义对东方社会血与火的侵略、掠夺，它带给东方民族的不是文明而是灾难，给社会生产力带来的不是前进，而是后退。西方对东方的侵略，使东方社会形成了“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这场战争无疑将使东方社会进入一个极长的痛苦过程，不是使当地人前进，而是他们后退”(16)。其二是马克思晚年随着对史前社会认识的深入，采用“原始共产主义”这一比较确切的术语，并代替了“亚细亚生产方式”作为原始土地公有制这一特定的涵义在人类社会史的始初地位。但此时，“亚细亚生产方式”作为东方社会或“亚洲的社会”这一地域性的含义及东方社会所特有的生产社会的组织形式的涵义并未消失，并且随着马克思晚年对东方社会研究的深入，还使他发现，“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土地公有制和农村公社并没有随着原始社会的解体而消失，也没有随着奴隶制的出现而消亡，而是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并行发展。因此，他认为“亚细亚形式也必然保持得最顽强也最长久”(17)。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晚年更加确信，东方社会具有不同于西方社会的特殊性质，有可能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社会的独特发展道路。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理论的核心论述，主要集中在1877年11月他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一封信》和1881年3月写给俄国女革命家查苏利奇的复信及四个草稿中。概括起来有以下内容：
（1）东方社会亦称“亚细亚式的社会”在历史上具有和西方不同的特点，因此在现实中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典型发展阶段，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
（2）《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道路的必然性分析，仅限于西欧各国。其它国家是否必须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而走向社会主义，则要具体分析这些国家所处的历史环境和本国的国情。《资本论》“只不过想描述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计划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如果“一定要我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18)。
（3）东方社会能否跨越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阶段，“一切取决于它处的历史环境”。东方社会“目前处于这样的历史环境中：和它同时并存的资本主义生产在给它提供集体劳动的一切条件。它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就”(19)。
（4）东方国家实现社会主义必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东方社会“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所有制形式呢？或是相反，它还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补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共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20)。
（5）东方国家无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后，必须“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就”，从而为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奠定必要的物质基础。“如果俄国是脱离世界而孤立存在的，如果它要靠自己的力量取得西欧通过长期的一系进化（从原始公社到目前状态）才取得的那些经济成就，那么公社注定会随着俄国社会的发展而灭亡，这一点在我看来是毫无疑问的”，“正因为它是和资本主义同时代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成就”(21)。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又进一步明确指出：上述结论“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发展阶段的一切国家”(22)。
马克思晚年东方社会理论的提出，突破了他在19世纪50年代中期和60年代末期关于东方社会必然资本主义的结论，科学地解决了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与各民族发展道路的特殊性问题，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这是他晚年对唯物史观的又一突出贡献。
三
学术界对马克思晚年的研究是他整个思想发展历程中研究较晚的一部分，目前正处于起步阶段。因此，如何完整地、准确地、科学地评价它在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还需待进一步挖掘、整理和分析。但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初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马克思晚年并不是“寂寞的一偶”，而是他思想理论发展过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马克思晚年随着时代历史条件的变化以及认识范围的扩大，对他前期的哲学理论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并作了重大的修正和补充，从而丰富、发展了唯物史观，因此，对它的分析和研究，对于我们完整地把握唯物史观的发展历程具有重要意义。第二，马克思晚年思想并不是“理论的荒漠”，而是蕴藏着极其丰富的理论宝库。马克思晚年对史前社会和东方社会的研究拓宽了唯物史观的涵盖面，他所阐述的史前社会理论和东方社会理论是唯物史观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于我们完整地、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第三，马克思晚年所阐述的东方社会理论，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马克思逝世后，东方社会一些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先于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些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一方面证明了马克思晚年东方社会理论的科学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它的一些基本原理和方法对于目前的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仍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首先，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作为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在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之后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马克思并没有具体的阐述。但他关于东方社会理论的分析和论述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仍具有重大的方法论意义。既然东方社会与西方社会相比有不同的特征，并且在历史上又经历了不同于西方社会的特殊发展道路，那么在现代化建设中就应当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马克思晚年的思想给我们的启示之一。其次，它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的根据之一。东方国家的社会主义不是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产物，它是一些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比较低下的情况下，首先通过社会革命，夺取政权之后建立的。这些国家（包括中国），虽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还比较低，发达的社会主义物质基础还不成熟，因此，跨越了“卡夫丁峡谷”之后的这些社会主义国家还必然经历一个较长时期的初级阶段。面临的中心任务就是大力发展生产力，以便为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奠定必要的物质基础。这是马克思晚年思想给我们的启示之二。再次，它揭示了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的必然性和改革、开放的必要性。由于东方社会跨越了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实现了社会主义，那么当今世界格局必然呈现出两大社会制度并存的局面。如何正确处理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呢？马克思原则上指出，必须“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就”，不能“脱离世界而孤立”[（23）]。社会主义国家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在今天新的历史条件下就必须进行改革、开放、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科学的管理经验，为我所用，从而迅速提高本国的生产力。这是马克思晚年思想对我们的启示之三。
注释：
①、②、③、④、⑧、(11)、(12)、(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3、26-29、251、83、34、67、42、67页。
⑤、(16)、(18)、(19)、(20)、(21)、(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3、448、129-130、438-439、236、444、431、451页。
⑥、⑨、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4、2、2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398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96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07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484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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