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重螺旋模型的理论构建、经验检验及修正路径_螺旋模型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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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企业和政府是创新的三大主体，就其基本角色来说，大学是知识(技术)的供给者，企业是知识(技术)的使用者，政府是相关政策的制定者。自20世纪中期以来，大学、企业、政府在创新中的角色和地位呈现出新的特征。其一，在地区、国家、世界层面，大学、企业、政府从双边关系发展形成三边关系。通过项目、联盟、研究中心等各种形式，三者越来越多地进行合作创新[1]。其二，大学、企业、政府从原本独立、分离的角色，开始承担以前由其他部门主导的职能。大学将它的核心职能从教学、科研扩展到服务经济与社会发展[2]。一所创业型大学(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可为高技术企业的孵化提供资源，促成政府和企业的合作，创新组织形式[3]。政府除制定规则外扮演公共企业家、投资者的角色。企业致力提高其创新能力，更多地开展知识(技术)的培训和共享活动[4]。

       在此背景下考察解释创新的理论模型。早期的线性模型，如“市场拉动”(market pull)、“技术推动”(technology push)，遵循“投入-产出”的思路，认为创新是从研发到生产最后到市场的线性过程，由于缺乏对主体间交互以及递归机制的考虑，现实解释力不高，逐渐被非线性模型替代。典型的非线性模型有国家创新系统(national system of innovation)、“知识生产新模型/模型2”、三重螺旋模型(triple helix model)。相较于国家创新系统和模型2，三重螺旋模型在解释大学、企业和政府间的复杂互动和交互影响以及创新的动力机制方面存在优势，对创新实践有着深刻的洞见力。首先，企业和政府间的关系不需要排他性地定义为国家政府和特殊的产业部门，战略联盟可在任何层面上展开；第二，三者互动的驱动力可定义为利润期望。对于不同的部门，利润的内涵是不同的；第三，模型基于期望，留给不确定和偶然性以空间；第四，高校、科研部门的扩张给创新参与各方带来满足需求、以系统方式重新整合的可能；第五，解释了为什么不需要解决主体间的紧张关系；第六，经济期望、理论期望以及基于限制条件的前景评估互相关联并可实现转换[5]。

       自三重螺旋模型提出至今，国内外对其研究日渐增多，其影响日益广泛。本文通过梳理现有的相关文献和研究成果，探讨三重螺旋模型的理论构建与实证检验，进而探索其修正路径。

       1 理论构建

       1.1 模型的提出

       1995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普切斯分校社会科学部科学政策研究所研究员、英国纽卡斯尔大学创新创造创业管理中心主任Etzkowitz和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科学和技术动力学系研究员Leydesdorff合作编写了《大学和全球知识经济：大学-企业-政府关系的三重螺旋》一书，并在同年发表了《大学-企业-政府关系的三重螺旋：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发展的实验室》一文，在书和文中使用了“三重螺旋”的概念，作为解释知识经济时代创新活动的模型，反映创新主体间特殊的关系[6]。三重螺旋的隐喻来源于生命科学的研究。1953年，Pauling和Corey提出了DNA的三重螺旋结构模型，其认为DNA是由三条肽链组成的，呈现螺旋式的互相缠绕[7]。虽然后来Watson和Crick提出的双螺旋结构模型被接受为正确的DNA结构模型，但是三重螺旋结构模型在其他领域得到了应用。

       三重螺旋模型可从两个角度予以解读，一是制度分析(institutional analysis)，二是进化分析(evolutionary analysis)。

       在制度分析角度，Etzkowitz和Leydesdorff认为，大学-企业-政府关系有三种制度安排，包括国家社会主义模型(an etatistic model)、自由放任模型(alaissez-faire model)、三重螺旋模型(the triple helix model)，其特征总结如表1所示。国家社会主义模型强调政府主导，最强版本可见于前苏联以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较弱版本可见于拉丁美洲国家、欧洲国家如挪威等，由于缺乏至下而上的激励，国家社会主义模型一般被认为是失败的制度安排；自由放任模型中，大学、企业、政府的边界清晰，可见于瑞典、美国等；三重螺旋模型中，大学、企业、政府的领域重叠，如硅谷，是大学、企业、政府关系演进的发展方向[5]。大学、企业、政府关系的三重螺旋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大学、企业、政府关系的三重螺旋模型

       在进化分析角度。生物进化和文化进化有着区别。生物进化的动力是变异以及自然选择，而文化进化的动力是做出有意识决定的个体和组织以及非预期的结果[8]。对三重螺旋模型进行进化分析是基于文化进化理论，创新资源的配置不是先验的，而是在主体及其关系网络的作用下，不断地重构，以达到相对协调的状态。Etzkowitz指出，三重螺旋的形成机制包括四个环节：(1)每条螺旋线内部的转化。如大学和其他的知识生产机构在社会中扮演新的角色，创业型大学跨越了学术界和产业界的边界。企业和政府间的研发联盟扮演投资者的角色。(2)各螺旋之间的相互影响。如1980年的《贝尔法案》颁布之后，政府间接鼓励大学和企业之间的知识(技术)转移。《贝尔方案》的颁布也得益于大学及其利益代表的游说。(3)三条螺旋的相互作用形成新的重叠的三边网络和机构，如90年代早期的硅谷、阿姆斯特丹的知识圈、新英格兰协会，参与者包括大型或小型企业、地方政府以及学术机构等。(4)三重螺旋网络的递归效应，不仅作用于各自的螺旋，而且作用于更广泛的社会。其中的一个影响是对科学发展本身，知识的商业化取代了无偿转移[4]。

       1.2 模型的发展

       三重螺旋模型被提出后，以Etzkowitz和Leydesdorff为领军人物，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其发展轨迹可见于三重螺旋国际会议主题的演变，如表2所示。第一届三重螺旋国际会议始于1996年，至今已经举办了十一届，最新的一届三重螺旋国际会议于2014年9月在俄罗斯的托木斯克举办。从三重螺旋国际会议历年主题以及提交的会议论文主要涉及的内容来看，三重螺旋模型的研究从最初的基本理论探讨，逐步发展为实证研究，同时关注外部环境的变化，与一些热点问题相联系。2000年之前，主要是考察三重螺旋模型提出的历史及现实背景，确定研究主题、研究方法，搭建概念框架，并探讨未来的研究方向。2000年之后，侧重于模型拓展和实证研究，包括进一步发展理论模型、开发计量方法；进行广泛的案例研究，重视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联系相关领域的研究，进一步挖掘模型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等。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2013年三重螺旋国际会议上提交的123篇会议论文进行关键词共词分析，结果如图2所示①，从中看出，目前三重螺旋模型的相关研究领域十分广阔，主要有：(1)创新、技术/知识转移、合作、关系；(2)大学、企业、衍生企业、政策(政府)、中介；(3)研究者、企业家/企业家精神；(4)组织机构②；(5)应用领域③；(6)网络、系统、制度、相关理论；(7)研究方法、数据、度量；(8)管理、绩效、影响、资助、竞争力、能力；(9)科学、技术、知识、研发、知识产权；(10)地区发展。

      

      

       图2 关键词共词分析结果

       2 实证检验

       2.1 三重螺旋的形成

       对应Etzkowitz和Leydesdorff归纳的大学-企业-政府关系的三种制度安排，三重螺旋的形成或从国家社会主义模式转变为三重螺旋模式，或从自由放任模式转变为三重螺旋模式。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如Etzkowitz等探讨了巴西的元创新——孵化器的演进和三重螺旋的形成。1964年，巴西建立军事政权，为了在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实现科技自主化，支持了多项自上而下的大规模科技发展计划。20世纪80年代中期，军事政权解体，稳定的政治和法律环境促进了自下而上的积极性。大学开始仿效美国建立孵化器，孵化器得到政府和企业的支持，零散建立的孵化器在一定程度上被整合(孵化器网络)。孵化器不断发展，从传统型到合作型，其目标从最初促进高科技发展，到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以及减少失业等社会目标。孵化器运动的推进，引发科技园复兴，科技园集中了支持创新的多种不同机构，包括大学、企业、政府、混生组织，开展联合项目[9]。Etzkowitz和Klofsten研究了瑞典的第五大城市林雪平(Linkoping)知识密集型环境的构建，包括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初始阶段。该阶段目标是产生新的经济基础，结构为大学、市当局、研究机构、企业之间非正式的联系，过程包括探索成功的非正式会议，探讨地区发展计划，参考外部想法以及借鉴成功案例，活动有建立第一个孵化器，为孵化器中的早期企业提供服务，完善基础设施；第二阶段是执行阶段。阶段目标是为不同类型的企业家提供适合的基础设施，结构为企业家网络以及非正式教育、社会活动网络，过程是建立新组织以促进创业，活动包括建立衍生企业俱乐部以及更多的孵化器和科技园；第三阶段是巩固和调整阶段。阶段目标是提高系统的效率，结构是参与主体为提高系统效率进行合作、为满足企业需求而贴近企业需求，过程是建立新的网络计划和支持组织网络，活动有旨在定位角色和在市场中支持彼此的参与主体间会议；第四阶段是自我维持增长阶段，阶段目标是更新系统，结构是大学层面以及其他层面政策的供给、更多的企业家以及科研需求，过程是探讨在地区层面还有什么存在缺失与不足，活动有小范围的会议、报纸、小册子，所有主体都参与并做出贡献[10]。

       三重螺旋的形成是否存在共性?作为典范的硅谷和128号公路案例是否可以复制?有两点尤为重要，一是大学、企业、政府各自的企业家精神，其中最为瞩目的是创业型大学的产生与发展；二是处于大学、企业、政府重叠领域的混生组织，包括孵化器、技术转移机构、风险投资机构等。

       2.2 理想的制度安排

       三重螺旋模型隐含着假定——大学、企业、政府的互动是促进知识型社会创新的关键，其被认为是一种相对于国家社会主义模型、自由放任模型更为理想的创新制度安排，对于任何国家、地区、产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新兴产业)的创新战略、创新政策的制定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如Etzkowitz探讨了三重螺旋模型对纽约创新环境构建的启示，其指出纽约大都会地区虽然创新资源充足，但在金融资源、科学人才、管理人才之间未形成交叉网络，解决措施是采取基于学术研究的产业发展战略，包括识别学术研究的商业价值、政府政策支持符合区域利益的学术研究、将政府支持的学术研究转变为经济用途、改变企业的传统角色。其强调经济发展是大学、企业、政府的共同责任[11]。Etzkowitz和Dzisah探讨了三重螺旋发展模型，通过人员流动提高互动能力，措施包括发展创业型大学；鼓励精英在大学、企业、政府之间流动。其认为该三重螺旋发展模型对于政府强势且效率低下、企业和大学能力不足的发展中国家以及其他一些遭遇发展困境的国家和地区都是适用的[12]。在此基础上，已有学者通过个案研究支持三重螺旋模型作为“理想的制度安排”的效力。如Goktepe研究了以色列的磁铁项目。该磁铁项目改变了创新的传统模式，重视跨越组织边界的协作，具有三重螺旋创新网络模型的特征。该项目是成功的，相比于传统模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大，证明了建立网络关系对于创新的产生和管理十分重要[13]。Klitkou和Godoe研究了挪威太阳能光伏制造业的兴起与发展。2000年以来，国际太阳能光伏市场迅猛发展，挪威国内市场需求不足。在此背景下，十年间挪威占据了国际市场10％-20％的份额，其成功可用三重螺旋模型来解释，大学、企业和政府以共享的目标和战略一起行动，重要的动力因素有大学和公共研究实验室的研发、工程师和科学家的培育及其在三大领域的流动、企业和公共研究机构的合作、公共资助以及其他政策工具等。该案例被认为支持“新能源政策的制定应基于三重螺旋方法”[14]。

       2.3 解析现状的理论模型

       基于三重螺旋模型解析现状，主要包括考察大学、企业、政府各自的职能角色、三者之间的联系合作以及混生组织的情况。如Wong基于三重螺旋模型考察了新加坡生物医学领域大学、企业、政府三重螺旋关系的变化以及对新加坡国立大学生物医学成果商业化的影响。2000年，新加坡提出了一项战略转移——将医药生物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在此背景下，Wong具体总结比较了2000年前后新加坡生物医学领域大学、企业、政府各自的职能及其之间的联系。概括来说，政府的作用大幅提高了，胚胎生物技术公司兴起，国际制药公司的子公司加大了研发投入，大学自身发生变革(创业型大学)[15]。Leydesdorff和Sun基于1981-2004年的出版数据并采用TH算法研究了日本的国际合作作者关系和大学、企业、政府三重螺旋关系，指出日本的三重螺旋系统在不断地被侵蚀(此是由于大学、企业之间的合作作者关系在减弱)。国际合作作者关系在增强，其被整合进入国内系统[16]。柳岸基于三重螺旋模型分析了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转化的做法与效果，包括作为三边混生组织的中科院北京怀柔科教产业园、科技中介机构北京国家技术转移中心以及中科院、企业和政府之间的人员循环[17]。将三重螺旋模型作为个案研究时采用的分析框架，其优势在于一是具有系统性，涵盖知识型社会创新中的三大核心主体——大学、企业和政府；二是具有洞察力，其不仅关注三者各自的职能角色，还尤为关注三者之间的互动联系以及重叠领域(混生组织)。

       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一些学者采用比较分析方法，探讨不同个案中的三重螺旋关系。比较研究可揭示不同对象绩效差异的原因，包括特有的外部环境以及不同的关系模式、运作机制等。如Park、Hong和Leydesdorff采用测度大学、企业、政府系统结构关系的多项指标(包括网络指标、科学指标和技术指标)比较了韩国和荷兰以知识为基础的创新系统，指出韩国在科学、技术产出方面稍强于荷兰，但比荷兰更为传统。在互联网经济方面，荷兰相较于韩国更符合世界趋势[18]。李春景基于三重螺旋的视角对新加坡科学园和香港数码港两个案例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香港数码港相比于新加坡科学园绩效较差的原因在于香港的大学、企业和政府在数码港的创建与发展中并没有构筑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这使得作为混生组织的数码港失去赖以存在的基础[19]。Kim等基于三重螺旋模型并采用定性和定量方法(数据来源是农业相关的文献和专利)比较了韩国和中国的国家农业创新系统，指出两国的农业研发主要由大学和政府进行，企业的角色是相对局限的；两国的大学与政府合作均多于大学与企业合作以及企业与政府合作，政府起到主导作用；韩国主要关注农业的高附加值领域，中国主要关注食物供给。Kim等同时指出若能加入美国或欧洲国家作为比较案例，能为韩国和中国促进农业部门发展提供对策建议[20]。

       从研究方法来看，大部分研究在探讨三重螺旋关系时采用了定性研究方法，在收集定性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和归纳。为更科学、准确地描述三重螺旋关系，定量研究方法被引入，主要包括科学计量学方法(scientometrics)、网络信息计量学方法(webometrics)、信息计量学方法(informetrics)。最为常见的是通过引文数据库(如Web of Science、Google Scholar等)获取数据，考察合作作者、共引、互引等关系，并进一步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分析大学、企业、政府各自的角色以及相互的联系。Leydesdorff等开发了三重螺旋关系的定量测度方法，采用TH算法(triple helix algorithm)并开发了相应的软件——TH-program(最早的版本始于2008年)。TH算法基于Shannon信息熵，计算得到的熵值(T值)代表减少不确定性的冗余，被认为是在系统层面对协同性的衡量[21]。典型的如Leydesdorff基于科学引文索引(2000)中的1432401条单位地址信息，计算了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中国、新加坡、韩国等16个国家的T值[22]。TH算法的局限在于对样本数据的要求严格，导致符合TH算法要求的样本较难获取，前人的研究大多采用科学论文索引或者专利数据，但将地址信息作为代理变量，对于最终所要测量的对象——大学、企业、政府的三重螺旋关系来说无疑存在一定的偏差。

       3 修正路径

       三重螺旋模型可以作为一个规范概念，是一种相对理想的制度安排，能为创新战略、创新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也可以作为一个分析框架，解析知识型社会创新中大学、企业、政府的合作联系。三重螺旋模型在创立者Etzkowitz和Leydesdorff的大力发展之下，目前，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已经相当深入和丰富。完善三重螺旋模型，有待在以下四个方面加以修正和进一步拓展。

       3.1 从三重螺旋到N重螺旋(N-Tuple Helices)

       在现实的创新系统中，创新主体除大学、企业、政府之外，还有科研院所、金融机构、科技中介机构、公众等，且这些主体在创新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国内创新系统也越来越多地受到国外创新的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学者批评三重螺旋模型对除大学、企业、政府之外的创新主体的忽略，并在三重螺旋模型中尝试纳入了其他创新主体，将其扩展至四重甚至更多重螺旋模型。潜在的候选对象有劳动力、风险资本、非正式部门、公民社会等[23]。Carayannis和Campbell的研究具有代表性，其在三重螺旋模型的基础上加入公众构建了四重螺旋模型，在四重螺旋模型的基础上加入环境构建了五重螺旋模型[24]。但N重螺旋也存在一定的争议，如三重螺旋模型的奠基人Leydesdorff和Etzkowitz认为用三重螺旋解释创新的社会再生产已经足够复杂，公众(第四条螺旋线的候选对象)可以作为三重螺旋发展演化的条件[25]。Leydesdorff指出，简约(parsimony)应是一个明智的策略：只要不能证明它能操作化且表现出发展了相对简单的三重螺旋模型，那么建立N重螺旋模型应该谨慎[26]。

       “治理”概念自被提出以来，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应用。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27]。基于治理理念，创新治理强调多元主体参与及互动，在大学、企业、政府之外，有必要纳入其他主体。至于是否能成为第四条螺旋线，不仅需要理论上更多的探讨，还需要实证检验。

       3.2 定位大学、企业、政府的角色

       三重螺旋模型聚焦大学、企业、政府的互动以及混生组织的发展。对于大学来说，在三重螺旋模型中被赋予重要地位，创业型大学被认为是大学的变革方向，但是否所有的大学都应被卷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洪流，大学的三大职能该如何平衡?对于企业来说，主流的创新理论，如国家创新系统理论，认为企业应在创新中发挥主导作用，这也是现实中一些国家及地区采取的创新战略，而这样的理念显然与三重螺旋模型有所不同。对于政府来说，在三重螺旋模型中其角色并不突出，但现实中，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正在起到主导作用，发达国家的政府也更多地采取干预主义的态度。政府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强势主体，其是否应该或者不可避免地发挥更为突出的作用。由此，有必要进一步厘清三重螺旋模型中大学、企业、政府各自的角色。

       Rothwell归纳总结了技术创新过程模式的发展，从技术推动模式、市场拉动模式、交互模式、集成创新模式到第五代技术创新过程模式[28]。虽然创新不被认为是一个线性过程，但其依然包括研发、试验、生产、营销、销售、再创新等一系列活动。基于创新的过程，定位大学、企业、政府的角色是有意义的。在不同的创新子活动中，大学、企业、政府的角色是不同的，如基础研究是大学的强项，科技成果商业化、产业化应由企业主导，政府在全过程中应发挥引导、促进、支持创新的作用。

       3.3 考察背景条件的影响

       三重螺旋模型的提出者Etzkowitz和Leydesdorff分别来自美国和荷兰，模型的创建亦是基于西方国家的背景和实践。由此，基于三重螺旋模型的个案研究开始主要集中于美洲和欧洲的一些国家，如美国、墨西哥、巴西、加拿大、瑞典、德国、法国等。近年来，扩展到新兴经济体以及发展中国家，如新加坡、中国、印度尼西亚、韩国、孟加拉国等。相较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大学、企业、政府关系有其特殊性。涂俊，吴贵生指出，引入三重螺旋模型探讨我国创新实践时，应进行选择性的调整和修正[29]。不同的个案有不同的背景条件，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因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背景条件差异明显。这些背景条件影响了大学、企业、政府各自职能的发挥、交互联系以及混生组织的发展，有待对其进行更多的研究。

       广泛的个案研究，为考察背景条件对构建三重螺旋关系的影响奠定了基础。对不同个案进行比较研究是一种可行的重要方法。

       3.4 加强定量研究

       近年来，不少学者采用定量研究方法对大学、企业、政府的三重螺旋关系开展了研究，但无论是数据收集，还是数据分析，都尚不成熟。有待进一步加强有关三重螺旋模型的定量研究，基于统计意义上的整体而非基于个案研究三重螺旋关系，并提高研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随着云计算、物联网、社交网络等的发展，大数据时代已然来临。所谓大数据，其具有规模性、多样性、高速性、价值性四大特征[30]。有关三重螺旋模型的定量研究已经开始利用大数据，数据来源包括引文数据库、专利数据库、搜索引擎。未来，除了要利用好传统的数据库，还要充分利用互联网以及探索利用感知式系统等。除发展已被应用的数据处理方法和工具外，还可借鉴应用一些新的数据处理方法和工具，包括数据库技术、学习型算法、可视化技术等，收集、储存、处理、分析、解释有关大学、企业、政府之间要素(知识、人员等)流动的信息，以描述和测度三重螺旋关系。当然，除了利用好大数据外，也不能忽视传统的数据和分析方法，如通过问卷调查收集大学、企业、政府合作创新的关系数据，并采用描述统计，推论统计、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分析三重螺旋关系。

       注释：

       ①为便于分析，对内涵相同、相近的关键词进行了合并，如三重螺旋包括三重螺旋、三重螺旋创新模型、三重螺旋网络、三重螺旋关系、三重螺旋模型。创新包括创新、协同创新、开放式创新、用户创新、生产创新、合作创新、过程创新等。

       ②组织机构包括研发中心、集群、科技园、合作研究中心、技术平台等。

       ③应用领域包括创意产业、能源产业、软件产业、全球公共卫生、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农业、贫困、国家钢铁公司、俄国、泰国、瑞典、印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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