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缺失的中国图书馆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图书馆学论文,实证论文,缺失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实证主义和实证研究
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实证主义发端于19世纪法国哲学家孔德的“实证哲学”；作为一种规范性的研究范式，实证研究产生于培根的经验哲学和伽利略的自然科学研究[1]。法国哲学家孔多塞、圣西门、孔德倡导将自然科学实证的精神贯彻于社会现象研究之中，他们主张从经验入手，采用程序化、操作化和定量分析的手段，使社会现象的研究达到精细化和准确化的水平。
实证主义所推崇的基本原则是可证实原则，即科学结论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它强调知识必须建立在观察和实验的经验事实上，通过经验观察得到的数据和实验研究等手段来揭示一般结论，并且要求这种结论在同一条件下具有可证实性。根据可证实原则，实证性研究方法可以概括为两种：直接证实和间接证实[2]。直接证实指通过对研究对象大量的观察、实验和调查，获取客观材料，从个别到一般，归纳出事物的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间接证实就是在直接证实的基础上，根据他人直接证实的素材通过逻辑推理的方法来证实。
实证主义思潮和实证研究范式的兴起不仅起源于哲学思想的发展和转变，更根源于社会历史的发展。19世纪上半叶，自然科学获得巨大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大大提高了西方社会的生产力。物质世界的剧变深刻地冲击着人们的思想观念，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19世纪的社会科学家大多为一种寻求法则的热情所支配，这种法则可与他们所设想由自然科学家发现的法则相比照。”[3]17为了探寻像自然科学一样具有普适性的“法则”，社会科学的研究人员纷纷借鉴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将其运用到社会科学的各个研究领域，由此而掀起了所谓“社会科学科学化”的研究思潮。实证研究范式从自然科学领域扩张、深入到社会科学领域。时至今日，实证研究已经广泛应用到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如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且已经形成了成熟的实证研究范式。该范式业已成为社会科学的一个显著特征。
2 图书馆学的实践性与实证研究
图书馆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这是由它的研究对象和学科性质所决定的。无论是传统的“整理总和说、图书馆管理说、图书馆事业说”，还是新近的“知识交流说、信息资源说、知识组织说”[4]72-84，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始终围绕着图书馆这一物质实体，只不过侧重点各有所不同。“整理总和说、图书馆管理说、信息资源说、知识组织说”主要是将自己的关注焦点集中于实务研究层面，“图书馆事业说”着重于研究机构或事业的正常运作和科学发展，“知识交流说”聚焦在机构的社会功能。研究对象的客观实在性决定了图书馆学研究命题必须来源于实践、服务于实践，解决图书馆学研究的各种问题必须采用实证研究，否则就会陷入阐释学的主观误区，丧失物质实体发展的客观规律性。
在图书馆学学科性质的判别问题上，国外图书馆学界流行两种观点：一种以苏联图书馆学家丘巴梁为代表，认为图书馆学属于社会科学；一种以美国芝加哥学派的图书馆学家谢拉为代表，认为图书馆学属于人文科学。虽然国内关于图书馆学学科性质的争论此起彼伏、观点纷呈，图书馆学属于社会科学、综合科学、应用科学、管理科学、信息科学等观点都受到不同学者的支持和肯定，但是，我国图书馆学界的主流观念认为，图书馆学是一门社会科学[4]210-222，符合米尔斯对社会科学的基本特征的归纳，即：“①关注的重点是具体的人类行为；②不是单独研究人类事务的某一方面，而是把它同其他部分联系起来；③研究偏重于重复出现而非昙花一现的社会情境和问题；④研究重点更多地落在了当代，而非历史上的社会事件。”[3]65-66社会科学的特性决定了它在阐述问题和解决问题时必须采用实证研究的方式，即在理论的指导下，大量地收集有关社会事实的原始资料，进行规律性的抽象和归纳，并将自己的研究结论反置于具体的社会情境中加以检验。图书馆学的社会科学属性决定了图书馆学的主流研究方式必须是社会科学的，即实证研究。
3 中国图书馆学研究的现状：实证研究的缺失
从收集研究资料的技术划分，我们可以将实证研究划分为定量和定性两种类型：定量研究包括实验研究、调查研究、内容分析、二次分析(对现有统计资料的再分析)，定性研究包括实地研究和历史比较研究[5]29。从研究的性质划分，我们可以将已有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划分为经验性研究、规范性研究、实证性研究、思辨性研究四种类型。其关系如图1所示。
图1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四种典型范式
经验性研究是对现实人类活动作经验性描述的研究，是对现实实践或活动状态的文字性总结和数据性调查；规范性研究是试图勾画理想的人类活动的愿景；实证性研究是根据某种理论从人类现实活动中抽象出普适性的研究假设，并将这一假设运用于特定情境下加以检验，以得到验证的结论对人类的活动进行指导；思辨性研究依据一定的哲学观对人类活动的价值进行理论演绎，以影响、改变人们的观念及对世界的看法。
虽然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和学科性质决定“实证研究是图书馆学发展的基础和主要动力”，但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的范式主要有如下两种：①对现实存在的图书馆活动作经验性表述和说明的描述性研究(即经验性研究)；②试图勾画理想的图书馆，从而为现实图书馆活动提供借鉴的规范性研究(即规范性研究)[6]。在这两种研究范式中，又以规范性研究为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的主流范式，如近几年来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的热点，无论是人文层面的图书馆精神、图书馆职业道德、图书馆制度，还是比较偏重技术的数字图书馆、复合图书馆，乃至最新的图书馆2.0研究，其实都属于规范性研究，都是依据某种观念或技术着力于理想图书馆的塑造[6]。由于图书馆学在整个学科体系中处于弱势地位，图书馆嬗变的直接动力又主要来自学科外部，加之中国图书馆事业在世界图书馆事业中的相对落后地位，导致中国的图书馆学主要依靠汲取其他学科的理论营养、技术方法，并借鉴发达国家图书馆已有的经验。这种研究模式致使我国图书馆学的经验性研究缺乏理论深度，规范性研究又严重脱离我国图书馆实际，正如我国一些学者一致坚持论证的“图书馆学是一门前科学”[7-8]。
然而，对于“图书馆学是一门前科学”这样一个论断，有待证明。因此，笔者对现阶段图书馆学的研究范式进行了文献调查。
笔者决定以期刊论文作为考察对象，学术期刊是一个学科进行学术交流的主要平台，也是学术共同体进行学术评价的核心领域。因此，通过对图书馆学学术期刊中发表的学术论文进行调研，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图书馆学的研究热点和主流研究方法，进而间接判断出该学科的发展态势和研究范式。
在数据来源的选定上，我们采用分层抽样技术。首先，我们采用立意抽样(Purposive Sampling，又称判断抽样)选取2008年出版的《中国图书馆学报》、《大学图书馆学报》、《图书情报工作》、《图书情报知识》、《图书馆》、《情报资料工作》和《图书馆建设》共7份刊物作为论文的抽样源。之所以选取这7种刊物作为样本来源，原因有二：①这7份期刊是在CSSCI来源期刊(2008-2009)中图书馆学学科从高到低依次排名前10位的期刊，能代表我国图书情报学研究的整体水平。②选择2008年的刊物作为样本，时间较近，最能代表当前我国图书情报学的研究现状。然后，我们采用随机抽样技术选取这7种刊物某一期的全部论文作为样本进行数据统计。
根据纽曼对收集研究资料的技术划分，我们将图书馆学现行主要研究方法归纳为7大类：实验法、调查法、内容分析法、二次分析法、历史比较法、案例分析法和文献法。笔者在研究方法中自行添加了“文献法”，这一类名虽然有较强的模糊性，甚至和前6种研究方法中某些方法有一定重合；但是由于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具有较强的“从文献到文献”的传统，姑且用“文献法”来表示无法归入其他6类的研究方法，以此组成一个具有互斥性的研究方法全集。笔者通过直接阅读，判断每篇论文的研究性质和研究方法。虽然这种研究方式不可避免地介入了研究人员的主观性判断，但是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它是最为可行的能够得到我国图书馆学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分布的有效手段。调研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从研究方法的角度来看，目前我国图书馆学主要采用的研究方法是定性研究，占样本的84.04％；相对于定量研究，具有方法论上的绝对优势。其中，历史比较法占有较大优势(43.19％)，它本身也是我国图书学研究人员使用最多的方法。这与“中国的图书馆学笼罩了浓厚的史学氛围”是密切相关的，中国图书馆学提升自己学术地位的内在理路是模拟“历史学”的路径，进行“历史学化”[9]。定量研究仅占样本的15.96％，进一步细分可见，绝大多数属于调查法(15.49％)。
从研究性质的角度看，目前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的主流范式属于经验研究和规范研究，两者共占样本的85.92％，这一数据分布特征验证了邱五芳研究员的观点。而且，经验研究为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的主要范式，占样本的54.36％，这验证了图书馆学属于社会科学的学科属性。实证研究和思辨研究占样本的14.08％，且实证研究仅占样本6.10％，是四种研究范式中最少的一种。实证研究和思辨研究的缺乏，是导致图书馆学学科地位比较低的原因之一。“长期以来，图书情报学在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一直处于边缘地位，被学术主流视为‘小儿科’”[10]，一些学者认为图书馆学带有较强的“前科学”色彩的论点是有一定道理的。总体来说，我国图书馆学的研究现状是缺乏实证研究，处于一种实证研究严重缺失的状态。
4 中国图书馆学人的实证研究努力
虽然我国图书馆学缺乏实证性研究，但是近年来一些敏锐的图书馆学人注意到这种研究现状，纷纷开始了实证研究的探索。如王子舟教授等人对5省10县图书馆的调查[11]，徐建华教授等人开展的对图书馆员“离职倾向”与“消极心理体验”的实证研究[12]。此外，我国图书馆学一些重大的项目课题也开始以实证研究为研究取向，努力用“数据说话”。如近期王子舟教授主持的对北京、武汉、深圳农民工知识能力及对图书馆需求的社会调查[13-15]，福建和内蒙古村民的知识能力与对图书馆需求的社会调查[16-17]。再如笔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攻关项目“建立和完善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体系研究”之子课题“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合理布局研究”。该研究统计分析得到：2005年中国内地具有CN号的哲学社会科学类期刊共有4500种，其中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相对准确的数据为2770种[18]，初步完成了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量的认定。对于期刊界、学术界对期刊整顿的呼吁，该研究从学术发展的实际出发，以我国学术人口、学术经费等客观条件为切入点，统计分析了我国学术期刊的学科、地区分布、出版周期、创刊时间、责任者、学术质量等级、载体、语种和文献级别等结构特征，用结构化的特征去解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现状。在比较国外有关数据的基础上，项目组认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总量仍有发展空间，主要问题是各类期刊中品种重复与缺漏同时存在；应以期刊质量评价为突破口，调整期刊结构；在调整中注重信息技术应用，尤其注重新兴学术交流方式，诸如大力创办数字期刊、发展开放存取(OA)期刊等。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文献调研中发现，我国图书馆学研究人员对实证研究在认识上存在两种误区：①认为对社会现状进行调查分析就属于实证研究。这类调查通常通过统计大量的调查问卷，获得数据分布的各种特征，以此来推论某种社会现状。这类研究缺乏必要的理论支持，缺乏必要的样本信度和效度分析，与实证研究有着较大区别。②认为只有定量研究才属于实证研究范畴。这种观念使研究人员陷入唯数据论的误区。“虽然实证主义研究者比较喜欢精确的定量资料，而且时常使用实验法、调查法以及统计分析法”，但是，“实证主义有许多类型，诸如逻辑实证主义、实证主义、自然主义、覆盖律模型(Covering Law Model)和行为主义。”[5]90-91特别是一些学者采用扎根理论对某些个案进行深入分析的实地研究，无疑也属于实证研究的范畴。
5 探索中国图书馆学的实证研究之路
从国内外的经典实证研究范例来看，他们所强调的是所有的研究都要从社会的客观实际或实践出发，立足于现实的素材，使研究具有现实性和客观性。所以，图书馆学的实证研究也概莫能外。
如何在中国图书馆学研究中弘扬实证研究，邱五芳研究员提出了四点建议：①始终坚持现实主义的研究取向；②切忌只有自上而下的单一视角；③客观认识图书馆的地位、作用和社会责任；④避免陷入伪实证研究的泥沼[6]。在具体开展实证研究时，我们在坚持这些基本的研究原则的同时，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实证研究的基础是占有大量的能反映社会现实和实践的原始资料和数据。大量原始资料和数据的收集一般都是通过开展广泛而深入的社会调查或进行精确设计的实验所得，个体研究者受到研究条件的制约，开展的社会调查的广度和深度有限，对实验的作用条件的控制能力也有限。这会导致学术评价人员质疑个体研究者所得数据的代表性和准确性，进而导致人们质疑在数据基础上所得出的研究结论是否具有普适性。
鉴于此，我们认为在中国图书馆学弘扬实证研究的进程中应该贯彻两点：①实证研究的推行主体应该是学术团队或研究团体；中国图书馆学要进一步弘扬实证研究，必须要走研究分工之路。一些有项目资助的研究团体，应主动承担学术共同体所赋予的学术责任，敢于啃硬骨头，承担原始资料和数据的收集与创新的学术责任，即进行所谓的直接性实证研究；对于大多数零散的处于自发状态的研究个体来说，应将自己的研究立足于中国图书馆的实际，在实践中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运用研究团体所收集的原始资料和数据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播一家之言，即开展所谓的间接性实证研究。②作为具有重要导向作用的科研评价系统，应对原始数据的创新给予积极的重视和肯定。这样，才能鼓励研究人员花费精力进行原始数据的积累。准确的原始数据是实证研究得以开展的基础，如果原始数据不能真实地反映社会现实，何来具有现实意义的实证研究？何来理论的创新？
在学科细化、学科融合的学术背景下，中国图书馆学人只有通过学术分工、各司其责，在学术分工的基础上展开广泛深入的合作，才能打破传统的图书馆学研究范式，突破图书馆学的“前科学”地位。在此基础上，中国图书馆学人才能在中国图书馆现实的实证研究之路上越走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