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职工社会保险制度的参与激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保险制度论文,城镇职工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中国的社会保险制度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从原有依托于企业福利的劳动保险过渡到按地区统筹的社会保险，覆盖面从国有企业逐步向其他类型所有制扩展，但社会保险参保率的增长却较为缓慢，到2010年底参加养老保险的职工占城镇就业人数的比例仍不到60％，其他社会保险项目的参保率更低。1999年的《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以及2007年的《劳动法合同法》均明确规定社会保险的征缴范围为城镇各类所有制企业与职工，但对企业的审计显示，企业缴费不足的现象较为普遍，2002年北京市社保情况专项审查发现，存在少缴社保费的企业占审核总数的61％，上海社保局在2002—2004年间的审计结果也有类似的发现，缴费不足的企业占到80％左右(Nyland et al.,2006)。
类似的问题在其他国家也存在。20世纪90年代，拉美国家大约有50％—60％的保费未能收到，中欧和东欧国家大约有20％—30％的保费未能收到(Gillion et al.,2000)。参加社会保险对企业有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是增加了企业的经营成本，在很多情况下企业并不能将社会保险缴费完全转嫁给员工(Gruber & Krueger,1991; Ooghe et al.,2003)。对中国的研究也表明，企业的缴费实际上由企业和员工共同承担，企业大约承担其中的30％—80％(Nielsen & Smyth,2008; Li & Wu,2011)。另一方面，社会保险有助于企业吸引和留住高技能劳动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因而对创新较为看重的企业更愿意提供社会保险(Mares,2003)。①在发展中国家，对于成本的考虑更为重要，因而逃避缴费现象也更加普遍。
企业逃避缴费的一种办法是不去相关部门注册登记其雇员，因而不需要为这部分员工缴纳社保费；另一种办法是少报缴费基数，从而少缴社保费；更直接地，企业还可能拖欠社保缴费。现有对企业的研究表明，企业存续的年龄、规模及其增长、所有制均影响其参保程度(J
ckle & Li,2006; Nyland et al.,2006)。②
地方政府和员工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与企业是一致的。在竞争的环境中，为留住资本，增加就业和税收，提高本地企业的竞争力，政府可能通过放松监管降低企业实际缴费水平(Gillion et al.,2000)；还有一些研究发现，随着全球化程度加深，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趋于下降(Rudra,2002)。③对一些低收入的员工，较高的社保缴费率影响到其自身的跨期消费选择，限制了其当前消费，因而也愿意接受企业不参保的安排(袁志刚等，2009)。
现有文献主要分析了企业特征，如所有制、行业、规模等，对参保行为的影响，而本文将重点放在政策缴费率的影响上。在那些企业逃费比较严重的国家，缴费率均比较高，因此世界劳工组织提出应对社会保险参与不足问题的主要建议是降低缴费率(Bailey & Turner,2001)，学者对中国的建议也是如此(如Feldstein & Liebman,2006; Nyland et al.,2011)。中国的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五项社会保险的缴费率，企业合计为30％—36％，员工合计为11％，即使与OECD国家相比，亦属于较高水平。然而对于降低缴费率的主要担心是社会保险基金的平衡由此受到影响。本文利用2004—2007年制造业企业数据，分析政策缴费率对企业参保行为的影响，进而考察企业的实际缴费率。我国政策缴费率在地区间存在差异，我们比较高、中、低三种缴费率地区的企业行为，并进行政策模拟。研究结果显示，降低缴费率将使得企业的参保程度上升，适当降低政策缴费率，可以使得实际缴费率提高，参保程度上升增加的社保缴费收入可以抵消缴费率下降减少的社保缴费收入。
本文第二部分介绍中国社会保险政策和发展；第三部分为研究假说和研究方法；第四部分描述本文所用的沿海地区四省企业层面数据；第五部分是实证结果；第六部分模拟降低缴费率对提高参保程度和基金收入的影响；最后是本文的主要结论。
二、城镇职工社会保险制度及参保状况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1997—1999年)以来，我国社会保险制度建立了个人账户和社会统筹相结合的多支柱模式，社会保险费由企业和员工共同缴纳，国务院对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五大保险的缴费水平、给付待遇、覆盖范围等做了原则性规定。④企业以上年度本单位职工平均工资为缴费基数，员工按照本人缴费工资为基数，不低于本地区社会平均工资的60％，不高于300％。2005年以来的缴费率规定见表1。实际运行时，各地可根据具体情况有所浮动。就缴费率最高的两个项目，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看，大多数城市的企业按照政策规定的20％和6％作为缴费率，但也有一些地区，尤其是沿海地区的省市存在明显差异。在2005—2007年间，社会保险基金在很多地区为城市一级统筹，即使是同一省份，不同城市间的缴费率依然存在差异。以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四个东部沿海省份为例，社会保险中两个最大的项目，养老和医疗，合计缴费率超过26％的高缴费率城市有22个，以江苏省居多。缴费率在20.5％和26％之间的城市有25个，主要是浙江和福建的城市。缴费率在20.5％以下的城市有10个，主要是广东省珠三角地区(表2)。
各城市企业缴费率的确定主要受到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增长模式的影响。通常人口老龄化程度越高的地区，要求较高的缴费率。表现为养老保险制度赡养率(退休人数/参保职工人数)和缴费率正相关，例如上述四省中，制度赡养率江苏最高，2010年为28.36％，其次是福建21.73％和浙江25.12％，广东最低为11.81％。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劳动力成本成为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表现为地区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程度越高，社保缴费占GDP比重越低(封进等，2010)。珠三角的缴费率远低于其他地区，与其相对年轻的人口年龄结构和低劳动力成本的经济发展模式有很大关系。
另一方面，上述各地区的社会保险待遇规定是统一的。以养老为例，一部分为基础养老金，参保职工缴费至少15年，退休时将获得当地平均工资的20％(替代率)，且缴费每超过一年，替代率增加1个百分点。另一部分为个人账户养老金，金额为个人账户余额除以计发月数，退休年龄越早，计发月数越多，每月的个人账户养老金越少。
到2010年末，参保职工占城镇就业比重，养老保险最高，为56％，医疗保险为51％，失业保险为39％，工伤保险为48％。可见，尚有相当一部分城镇就业人口并未参加社会保险。2010年参保职工中，来自企业的为1.85亿，占绝大多数。企业参保职工中，国有企业参保人员约占42.33％，城镇集体企业参保占10.59％，港澳台及外资企业参保人员约占9.16％，其他各种经济类型企业参保人员约占37.92％(郑秉文，2011)。城镇职工在国有企业的就业比重只有18.7％，由此可知国有企业职工的参保率远高于其他所有制企业。
另一个反映企业参与状况的宏观指标是社会保险的征缴率，即实收保费占应收保费的比率，从已有的统计数据看，养老保险的征缴率1997年为80％，1998年为83％，1998年企业累计欠缴养老保险费318亿，1999年为388亿。2000年达到414亿，为当年养老金发放量的20％(赵耀辉、徐建国，2001)。近年来全国层面的数据并未公布，但诸多文献表明，企业逃费或欠费现象依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例如，2002年上海缴费不足的企业占到80％左右(Nyland et al.,2006)。
企业负担较重被认为是逃费的主要原因，经济效益差的企业无力缴费，导致保费收入减少。为保证基金平衡，社保机构不得不提高费率，于是一些效益稍好的企业也变得无法支付，由此形成恶性循环(孙祁祥，2001)。地方政府为减轻本地企业的缴费负担也会放松对征缴的管制，纵容了企业的逃费行为。征缴率较低亦反映出地方政府对于社会保险缴费的执行乏力，这也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Bailey & Turner,2001; Enoff & Mckinnon,2011)。中国社保费征收部门有社保经办机构和地方税务机构两种，社保经办根据企业上报的参保人数核定缴费额，税务部门根据工资总额征收，通常在这个基础上再打折，但两种方式都未明确对征缴部门的约束和激励(刘军强，2011)。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假说
企业是否有激励参与社会保险是基于成本—收益的分析。就成本而言，社会保险增加了劳动力成本，对于劳动密集型企业，以及依靠低成本劳动力获得竞争力的企业而言影响更大。通常人均固定资产较低的企业、外向型程度较高的企业，其参与激励较小。
企业在其他方面的异质性也导致他们对社会保险有不同的态度。企业规模和所有制是两个主要的差异。规模通常是企业市场定价能力的表征，规模越大的企业，市场能力越强，越有可能将社会保险的缴费转嫁到产品价格中，因而越有能力为员工提供社会保险(Mares,2003; Jckle & Li,2006)。在所有制方面，国有企业的市场垄断能力强，并有较为宽松的信贷渠道，其福利通常较好，更有可能遵守社保政策。而私营企业信贷能力弱，经营稳定性差，劳动力成本占比高，其利润对劳动力成本更为敏感，更有可能选择不遵守社保政策。⑤大多数外资企业和港台企业希望通过低成本劳动力获取竞争力，因而参保意愿也比国有企业低，更可能拖欠社保缴费。
政府对于逃避缴费的惩罚力度制约着企业的拖欠行为。就中国的情况看，社保政策的执行服从于地方政府的利益，从提升本地区域竞争力的角度，地方政府会选择放松劳动标准和降低对社会保险的监督力度(Gillion et al.,2000；彭宅文，2010；Nyland et al.,2011)。另一方面，政策的执行力度也会受财政压力的影响，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财政能力较弱时对社保缴费有较为严格的监督。
在政府监管乏力的环境中，企业可以对不同技能的员工采取差别对待。低技能劳动力供给充裕，为削减成本，企业没有激励为低技能员工提供社会保险。这一安排与员工的选择在很多时候是一致的，由于他们收入较低、流动性较强，自身也不愿意参加社会保险，因而企业可以采用不将他们登记为正式职工的方式逃避缴费。⑥但为了吸引和留住高技能劳动力，企业通常要为他们提供社会保险，而且，企业希望以此激励员工提高劳动生产率，在有社会保险时，高技能劳动力更愿意投资专门的技术(Tachibanaki,2003; Mares,2003; Nyland et al.,2011)。
除了劳动生产率方面的正向激励外，企业参与社会保险的收益还表现在，第一，有助于树立企业信誉和商业信用，有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第二，对中小企业而言，有利于企业获得银行信贷或从资本市场融资；第三，有税收优惠，企业参与社会保险的缴费能在税前列支，从而为企业带来所得税的抵减效应。
事实上，上述各因素的影响均依赖于政策规定的缴费率水平，在缴费率较低时，参加社保的成本较低，而收益相对较高。随着缴费率的提高，参与社保的成本超过收益的可能性将会随之增加，导致企业对社保政策的遵守程度将会下降。在实证研究中，本文将验证以下两个假说：
第一，以社保缴费收入最大化为目标，政策缴费率存在一个最适宜水平，随着政策缴费率提高，实际缴费率会出现先上涨后下降的趋势。
第二，降低缴费率将提高企业对社保政策的遵守程度，在政策缴费率较低的地区，非国有企业、人力资本水平较低企业、外向型程度较高企业的政策遵守程度更高。
(二)计量方法
按照上述框架，企业在多大程度上遵守社保政策由式(1)决定：
但实际缴费率难以在不同政策缴费率地区的企业间进行直接比较，为比较企业对社保政策的遵守程度，我们计算实际缴费率与政策缴费率的偏离程度。参考Nielsen & Smyth(2008)对企业参保程度的度量，用实际缴费率与政策缴费率的偏离除以政策缴费率(公式(3))。该指标称为“参保程度”，其最小值为－1(此时实际缴费为0)，该指标为负，则表示企业的实际缴费率低于政策缴费，为正则表明高于政策缴费。这一指标的优点在于，经过标准化后的参保程度在不同政策缴费率的企业间可以直接比较。
上述回归结果的一致性，要求不同缴费率地区回归方程的残差项相互独立，我们控制了城市哑变量和城市与时间哑变量的交互项。此外，为说明企业的地点选择与缴费率水平不相关，本文还将讨论企业地点选择的决定因素，并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对Tobit模型的结果做稳健性检验。
最后，在Tobit模型回归结果的基础上，模拟在高缴费率地区的企业，如果在中缴费率或低缴费率地区，它的社保遵守程度，以此类推，得到三类地区的企业，以及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在不同缴费率下的社保遵守程度，在此基础上比较实际缴费率水平。
四、数据与变量
本文采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2004—2007年数据，主要采用2005年和2007年的样本，企业人力资本结构数据来源于2004年。该数据库报告了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销售额超过500万元)非国有企业的基本情况和财务信息，其中2005—2007三年报告了企业社会保险缴费数据。我们选用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四个省份的制造业企业作为研究对象，一是因为这四个省份制造业参与全球化竞争程度较高，劳动力成本对企业竞争力影响较大，二是四省中各城市的政策缴费率差异较大，便于考察政策缴费率的影响。参考文献中的做法(聂辉华等，2012)，我们去掉了职工人数、总资产、总产值、职工工资最高1％和最低1％的企业。此外，去掉了数量较少的回收加工业和市场地位特殊的烟草制品业。共有54个城市，28个两位数行业。我们考察缴费率较高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缴费情况，删去养老与医疗保险缴费为负的样本和参保程度最高1％的异常值，得到2005年样本量为108773，2007年样本量为138214。⑦
企业的参保情况用“缴费企业占比”、“实际缴费率”(公式(2))和“参保程度”(公式(3))衡量。可以看到，有缴费的企业占总数的78.35％，它们的实际缴费率平均为10.82％，⑧平均参保程度为－0.60(表3)。⑨国有企业的这三个指标明显高于其他类型所有制企业。四个省份养老和医疗合计的企业政策缴费率均值为25.2％，但存在地区差异，将超过国务院确定的缴费率(26％)的地区定义为高缴费率地区，在较低缴费率地区中再分为两类，缴费率最低的珠三角地区为低缴费率地区，其余为中等缴费水平地区(地区分类见表2)。表3显示，高缴费率地区的缴费企业占比低于其他两类地区，而且缴费企业的参保程度低于低缴费率地区。再按照根据企业所在四位数行业的平均人力资本水平区分，较高人力资本水平的行业参保比例较高，实际缴费率和参保程度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而提高。
高、中、低缴费率地区企业分别占样本的17％、32％和51％，不同缴费率地区企业的主要特征存在差异(表4)。企业所有制为企业报告的所有制形式，分为国有、集体、私营、港台、外资和其他共6类，为哑变量。用企业总资产度量企业的规模，人力资本、人均固定资产用于度量企业的生产方式。人力资本采用初中以下员工占比度量，这一变量仅出现在2004年数据中，假设2004—2007年企业的人力资本构成不变。此外，用出口占总产出比度量企业对外部市场的依赖。人力资本、人均固定资产、出口占比按年份/城市/四位数行业这三个维度分组的均值度量，企业所在组的要素密集度可视作市场对企业提出的要求，对企业而言是外生的，并会影响到其对参保程度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这些变量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五、实证结果
(一)影响企业社保参与的因素与政策缴费率的影响
首先考察企业实际缴费率的影响因素。表5第(1)栏考察的是企业特征的影响，并控制城市固定效应。企业年龄、规模(总资产)、人均固定资产对实际缴费率有正向影响，国有企业的实际缴费率更高，私营、港台和外资企业实际缴费率较低。处于人力资本较高行业的企业，其实际缴费率相对于处于人力资本中等行业的企业显著增加，而人力资本较低行业的企业的实际缴费率明显更低。出口占产出比较高的企业实际缴费率较低。这些结果符合成本—收益分析得到的预计。
第(2)栏的解释变量中加入城市的政策缴费率及其平方项。考虑到不同所有制企业参保行为有明显差异，第(3)栏和第(4)栏分别对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与私营企业单独回归。可以看到政策缴费率对实际缴费率有显著的非线性影响：在政策缴费率处于较低水平时，提高政策缴费率会增加实际缴费率，但随着政策缴费率的上升，其对实际缴费率的影响变为负效应，对于全部样本，这一拐点为22.6％的缴费率水平(0.0466/(2*0.0103))，其含义为，其他情况不变时，此时的实际缴费率最高，超过这一水平后再提高政策缴费率，实际缴费率反而下降。对于国有和集体企业拐点为24.1％，对私营企业拐点为13.7％，私营企业的拐点远低于国有和集体企业，降低政策缴费率对提高私营企业实际缴费率有更大的影响。
表6为对企业参保程度的回归结果，控制了低缴费率和中缴费率地区哑变量。第(1)栏报告的是用全部样本得到的Tobit模型偏效应，(2)和(3)栏分别报告了国有和集体、私营企业的结果。我们特别关注了不同缴费率对参保程度的影响，平均看，低缴费率地区企业的参与程度比高缴费率地区高近13个百分点，中缴费率地区比高缴费率地区的参保程度高4个百分点。对于国有企业，在低、中缴费率地区的企业比高缴费率地区参保程度分别高12个和9个百分点，对于私营企业分别高20个和6个百分点。可见，降低缴费率会提高企业对政策的遵守程度，而且私营企业对缴费率下降的敏感程度更高。此外，企业年龄和规模(总资产)增加，会提高企业的参保程度，国有企业的参保程度更高，这些结果与现有文献一致。
为了更好地考察政策缴费率对不同特征企业参保行为的影响，我们分不同缴费率地区对企业的参保程度分别做Tobit回归，此时政策缴费率的影响反映在不同地区各变量偏效应的差异上。表7显示，私营、港台和外资企业在低缴费率地区相对于其他行业，参保程度并没有明显的降低，私营企业的参保程度甚至还比较高，但在中缴费率和高缴费率地区，这几类所有制企业的参保程度明显更低。在低缴费率地区，较低人力资本对企业参保程度影响不明显，而在中缴费率和高缴费率地区却有明显的负向影响，说明缴费率提高，人力资本水平较低企业参保程度下降。出口占比的影响呈现同样的模式：在缴费率较高的地区，外向型程度较高的企业参保程度下降，但这一效应在低缴费率地区并不显著。
(二)稳健性检验
按政策缴费率不同地区分别估计，其结果的一致性所依赖的假设是不同地区的扰动项相互独立。上述回归已经控制了城市哑变量、时间哑变量以及城市和时间哑变量的交互，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地方政策和政府行为对企业参保行为的影响。就企业层面的因素看，需要排除存在一些未控制的企业特征既影响到企业选择某类缴费率地区，又影响其参保程度。我们以养老保险企业缴费率上涨的改革时间作为外生变量，考察了企业在改革前后地点选择情况，并没有看到改革之后成立的企业更愿意选择低缴费率地区，社保缴费率可能并不是企业选址主要考虑的因素。(11)事实上，企业地点选择与当地的工业基础、产业结构、资源禀赋、市场环境、地理位置等关系更为密切。从成本角度，企业进入除看重当地的劳动力成本外，还关注技术基础和劳动生产率(徐康宁、陈健，2008)。
进一步，我们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控制未观测变量。由于两期间隔较短(2005年和2007年)，因而一些可能影响企业参保的未观测变量，如企业的成本结构、对员工福利的偏好等，可视为不变，通过固定效应，消除这些未观测特征可能带来的偏误。将低缴费率地区和中缴费率地区哑变量分别与企业的各项特征做交互项，则未加交互项的变量显示的是在高缴费率地区的效应，交互项显示的是每个变量在不同地区的效应与高缴费率地区相比较的差异。由此考察企业特征在不同地区对参保程度的影响。
表8为关键变量的影响在不同缴费率地区间的比较，在方向上与Tobit模型类似，但固定效应导致估计效率降低，显著性下降。在三个地区，总资产更高的企业参保程度更高。所有制变量显著性较差，这是因为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中，所有制变量的变化非常小，样本中93.5％的企业所有制性质在两个期间没有变化。但所有制变量与低缴费率地区哑变量的交互项显示，私营企业的参保程度在低缴费率地区明显比高缴费率地区高，外资、港台企业的参保程度在低缴费率地区也比在高缴费率地区高，尽管显著性程度不够高。所有制变量与中缴费率地区的交互项，反映出同样的趋势。在低缴费率地区出口占比对参保程度的正向影响比高缴费率地区明显要高，中缴费率地区，也是同样的趋势，尽管这一影响不显著。可见，面板固定效应的结果仍然反映出在不同缴费率地区，企业特征，如规模、所有制、外向型程度等对社保参保程度有不同的影响，低缴费率地区的私营企业和外向型企业具有显著的更高的参与程度。
由于样本在参保程度及企业特征方面的差异主要来自截面，而在两个期间的变化及其差异较小，因而面板固定效应模型缺乏估计效率，只作为稳健性检验，在后文的政策模拟中主要采用Tobit模型的结果。
六、缴费率变化的政策效果
上述回归结果表明，降低政策缴费率可以促进非国有企业、外向型程度较高、人力资本水平较低企业的参保程度。为吸引更多企业参保和遵守社保缴费政策，降低缴费率是一项可以考虑的政策选择。然而，对于降低缴费率的一个担忧是，基金收入将由此减少，基金的平衡更加困难。为此，我们模拟不同政策缴费率方案下企业的参保程度和实际缴费率，并区分私营企业和国有集体企业。
选择现实中的高、中、低三类地区的政策缴费率作为模拟方案，分别取29％、24％和17％。根据表6中的回归结果，用每一类地区的回归结果预测本地区和另外两类地区的企业在该缴费率水平下的参保程度，这样可以得到每类地区的企业在三种缴费率下分别的参保程度。表9中，如果按高缴费率，三类地区的参保程度分别为－0.76、－0.78和－0.79；如果按照低缴费率水平，低、中、高三类地区企业的参保程度分别为－0.58、－0.54和0.54。再根据公式(3)推算出实际缴费率。可以看到，对于三类地区的企业而言，参保程度均随缴费率的下降而提高，而且私营企业提高的程度高于国有企业。
由政策缴费率和参保程度，得到模拟的实际缴费率。三类地区的企业结果均表明，在高政策缴费率下，实际缴费率是最低的；对于低缴费率地区企业而言，中缴费率方案下实际缴费率最高，对于中、高缴费率地区企业而言，低缴费率方案下实际缴费率最高。
对于私营企业而言，低缴费率方案更能提高参保程度和实际缴费率，幅度超过其他企业。表9中对私营企业的模拟显示，在低缴费率方案下，三类地区的私营企业实际缴费率最高。
与此对照，国有和集体企业的实际缴费率则表现出完全不同的趋势，在低缴费率方案下的实际缴费率最低，高缴费率方案下，实际缴费率也较高。
由于国有集体企业占比很小，将政策缴费率从高水平上适当下降，总体上可以提高实际缴费率，本文的模拟表明从29％下降到24％时，各地区企业的实际缴费率会上涨0.48—1.35个百分点。当前政策规定的雇主基准缴费率为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两项合计为26％，大多数地区均按此执行。在人口老龄化和社保基金平衡压力日益增长的背景下，有些地区的养老保险缴费率甚至确定到一个比基准缴费率更高的水平。事实上，在中国现有的生产方式和人力资本结构下，适当降低缴费率，可以给予企业更多的参与激励，不仅可以提高企业的参保程度，而且会使得实际的基金收入有所提高。
七、结论与政策含义
中国城镇职工社会保险扩面缓慢，近40％的职工尚未被覆盖，而且企业逃费现象较为普遍。这一方面不利于社会保险制度的可持续运行，另一方面使得部分员工福利受损，也不利于企业间的公平竞争。2010年出台的《社会保险法》从法律上加强了对社会保险费的征收，但社会保险制度的改革仍然需要微观主体有内在的参与激励，否则监管成本很高，收效却不大(赵耀辉、徐建国，2001)。
本文采用微观企业数据，从成本—收益的角度，分析了企业的参保决策。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规模较大、员工人力资本水平较高、外向型程度较低的企业实际缴费率和参保程度更高；国有企业的实际缴费率和参保程度比其他企业高；吸纳就业最多的私营企业，以及外资和港台企业较低。从政策因素看，企业面临的政策缴费率对企业的参保程度有负向影响，提高政策缴费率会导致实际缴费率先上涨后下降，这一拐点在23％。在不同政策缴费率地区，企业特征对参保的效应影响不同，私营、港台和外资企业的缴费率在低缴费率地区相对于其他企业并没有下降。较低人力资本、外向型程度在低缴费率地区对企业参保程度影响不明显，而在中缴费率和高缴费率地区却有明显的负向影响。
中国的社会保险缴费率较高，这也是企业逃费的主要原因，降低缴费率是可以考虑的政策选择，降低缴费率并不会影响社保保险的财务平衡(Feldstein & Liebman,2006)。本文的模拟验证了这一论断，在缴费率较高情况下，适当降低缴费率可以提高企业的参保程度，提高实际缴费率，从而抵消缴费率下降导致的基金收入下降。当前，低缴费率地区养老和医疗保险企业缴费率平均为17％，高缴费率地区平均为29％，中缴费率地区平均为24％。本文模拟表明，将政策缴费率从高水平下降5个百分点时，实际缴费率平均上涨0.48—1.35个百分点，缴费率下降对私营企业实际缴费率的提高更为显著。
由于数据限制，本文讨论的缴费率是养老和医疗保险的合计水平，从现行缴费率水平看，更应该降低的是养老保险缴费：一是因为中国的养老缴费率比大多数国家都高，是影响参与意愿的主要因素；二是养老缴费率较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用于弥补转型成本，从未来看，需要有其他来源的财政投入分担转型成本。
*感谢赵耀辉、张涛、李琴、彭浩然、彭宅文和余央央对本文的评论和建议，感谢匿名审稿人的意见，感谢复旦大学博士生刘芳和冯猛的助研工作，文责自负。
注释：
①例如，在德国和北欧国家，企业愿意提供较高的社会保险，激励更多的创新(Mares,2003)。
②Jckle & Li(2006)用秘鲁1994—1997年5688家微型企业的数据发现，企业规模及其增长速度是参与社会保险的主要决定因素；Nyland et al.(2006)用2001年和2002年上海市劳动与社会保障局对2234家企业审计数据的研究发现，设立年限长和规模(员工人数)大的企业更愿意参与社保缴费。除了企业年龄和规模外，企业所处行业和所有制类型也影响了其参与社会保险的积极性，他们认为风险更大的行业如冶金和国有控股企业更倾向于缴费。
③Rudra(2002)分析了53个不发达国家的数据，发现在贸易和资本流动一直增加的同时，政府福利支出占GDP比重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走势平缓且趋于下降。
④现行政策包括国务院1997年颁布的《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1997年26号文件)及2005年《国务院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2005年38号文件)；国务院1998年颁布的《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1998年44号文件)；1999年颁布的《失业保险条例》；2003年颁布的《工伤保险条例》；劳动部在1994年颁布了《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
⑤顾文静(2006)对浙江2005—2006年210家私营企业的调查发现，私营企业参保比例明显较低，私营企业劳动力成本占比约25％，69％的被调查企业认为缴费率过高，影响企业竞争力。
⑥Nyland et al.(2011)对上海企业的案例调查发现，不同员工的社保状况差异很大，就农村转移劳动力而言，本地农村劳动力有社会保险，而外来的农村劳动力工资较低，且大多无社保。
⑦该数据库2005—2007年报告了“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缴费”一项，“养老保险缴费”或“医疗保险缴费”未单独报告。
⑧用同一数据库2004—2006年全国所有规模以上企业数据得到的平均缴费率为5.48％(Li & Wu,2010)。
⑨有少数企业的参保程度大于0，实际缴费率高于法定缴费，其原因在于：第一，这些企业可能有企业自愿提供的企业年金；第二，企业可能预缴或补缴了保费。2010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征缴收入中，正常缴费为9808亿元，占88.28％，非正常缴费占11.72％，其中有预缴76亿，补缴1008亿，清理历史欠费204亿元，其他14亿元(郑秉文，2011)。
⑩人力资本对企业参保程度的影响可能是非线性的，这一划分是基于样本企业人力资本的分布而定。在之后的回归中也将采用这一划分，结果与采用连续变量时基本一致。
(11)该检验采用Ordered Logit模型，控制养老保险改革时间哑变量和其他企业特征，被解释变量为多元选择变量(1＝低缴费率地区，2＝中缴费率地区，3＝高缴费率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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