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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之一，是社会学经典性的研究课题，同时，它还是一个具有很强操作性的实践理性话题。对21世纪的中国来说，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国的现代化，就将在这一个百年间实现。而社会发展，正是民族复兴和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内容和基本主题。如果说，中国在上一世纪最后的二十年着力解决的是现代化进程中的经济发展问题，那么，进入新的世纪后，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将更多的是社会发展的问题。如何在这一发展进程中自觉而不是盲目、主动而不是被动、全面而不是片面、加速而不是延缓、顺利而不是曲折地去实施发展，如何避免“发展的异化”以及消除已经出现的“发展异化”的现象，是新世纪社会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
一、“发展的异化”及其主要表象
美国社会学家沃勒斯坦在《发展是指路明灯还是幻像》一文中提出了关于发展的基本问题：1.发展是发展什么？2.是谁或什么实际上得到发展？3.谋求发展的背后是什么需求？4.这样的发展如何才能实现？5.前面四个问题的答案有什么政治含义？[1](P2)沃勒斯坦所提的问题是尖锐而严肃的，它是针对一些国家发展进程中所出现的“发展异化”的现象而提出的。
“异化”本是德国古典哲学术语，指在一定条件下，把自己的素质或力量转化为跟自己对立、支配自己的素质或力量，是用以表达本质的存在、主体向客体转化关系的概念。黑格尔认为“异化”是一切精神的或物质的发展到一定时期的必然转化，是纯粹概念向外转化到同自己相异的反对方面去。费尔巴哈则将异化看成是人的本质的二重化和颠倒，他认为宗教就是人的本质的自我异化，是人的本质的虚幻反映。马克思、恩格斯则在黑格尔、费尔巴哈的异化思想基础上，发展了主体与客体、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原理，并赋予异化以全新的含义。马克思说：“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2](P2)马克思、恩格斯在其后的研究中对异化问题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尤其是劳动异化问题，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的本质，但在私有制条件下却发生了异化，具体表现是：劳动者同自己劳动产品相异化，劳动者同自己劳动活动相异化，同自己类本质相异化，人同人相异化。并指出劳动异化反映着劳动与资本的分离、转化和敌对的关系。
那什么是“发展异化”？我们以为，所谓“发展异化”，就是将发展的主体与客体对立起来，将发展的目的与手段颠倒过来，割裂发展的本意，扭曲发展的本质，最后将发展变成“无发展的增长”或“恶性发展”。比如：一味追求单纯经济增长的“虚假发展”；只顾短期效应，贪图一时繁荣的“畸形发展”，等等。这都是对发展本质的一种虚幻反映。它们将经济增长等同于发展，等同于改善人们的福利、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发展的结局并没有使社会的所有成员得到发展，并没有使社会生态环境得到根本的改善。环顾我们周遭的现实，我们惊异地发现，这些在国际社会已被批评、抛弃的“发展异化”问题仍在剧烈地困扰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这些问题主要是：
(1)发展的目的与手段相颠倒。发展目的是发展主体的科学认识和需要两者的有机统一，或者是客体尺度与主体尺度的统一。发展目的不仅是人们从事发展活动的基本出发点，而且也是符合子孙后代利益的一种未来理想。为了使主体的发展意图在外部对象中得到实现，就需要借助于一定的发展手段。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前提，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但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社会的发展，是为了人的发展。发展的终极目的也就是人的物质文化生活质量的极大提高，是人的空前而全面的自由和解放。
(2)发展的主体与客体相对立。我们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时常会感到生产资本、商品资本、货币资本的短缺和匮乏，因此，我们政府的决策层和普通民众也就会自觉不自觉地在发展战略和社会政策上陷于见物不见人的一时之偏，将发展的主体与客体对立起来。如只重视货币资本而忽视人力资本，只重视商品价值而忽视人的价值，只重视物的发展而忽视人的发展。这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西奥多·W·舒尔茨所深刻指出的：“人们普遍认为，贫穷国家的贫穷主要是因为他们极端缺乏资本，而且，追加资本正是他们更迅速取得经济增长的关键。我认为，仍然需要重视资本的特殊类型方能求得这种协调。……人的能力没有与物质资本齐头并进，而变成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3](P8)
这种把发展的重心放在客体之上，很容易忽视主体的发展指标和发展目标。我国社会发展中不公正、不公平现象还较普遍，正是这种发展异化的一种表象。当前我国社会发展中不公正的现象主要有：发展的起点不公正，发展的机会不公正，发展所承担的风险不公正。如分配不公、两极分化、贫困化、失业等。这些问题的存在说明社会发展的公正性、公平性都还不高，社会公正的规范体系还不健全。这与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及发展的本质都是不相符合的。
(3)发展的机制与规范出现了失衡与失范。有些人针对目前社会陷入了既不受传统制度约束，又不受新制度规范的“失范”现象，提出改革应遵循“政治和经济分离”这一综合方针，使社会生活“二重化”，即达到经济上建立“组织良好的市场经济”，政治上建立“集权式的政治体制”的双重目标。但政治体制改革缓慢和“官本位”的社会体制构成了经济市场化的最大障碍，导致发展机制失衡。当前我国转轨时期不完善的制度缝隙为权力阶层腐败“增长”提供了“寻租空间”，权力制约软弱，有效监督缺失，助长了腐败周期律的运行刚性，使腐败猖獗，政府形象和管理功能受到极大破坏。
同时，我国目前社会信用体系还很不健全，道德规范弱化，社会信用短缺，法律白条屡见不鲜，“债务链”环环相扣，欠债不还，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社会信用、社会信誉、社会信任遭到严重损害。人们的信仰趋于多元化，行为趋于短期化，道德规范约束弱化，行业不正之风和不道德行为有所强化，各种矛盾积累增多，给社会稳定发展构成威胁。
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发展水平，除了有一些硬性指标外，还有几项不可或缺的基本的软指标，如诚实，讲道德，透明度。经济发展是可以被观察到的，在它的后面是人们的行为准则，即道德判断。这不可能被人们观察到，但它最终决定了经济发展所能达到的水平。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依靠彼此欺骗、道德败坏来达到经济兴旺的。
二、“发展的异化”产生的思想根源
“发展异化”现象的出现既是社会深层次矛盾积累所致，也是我们在发展观念上还存在着一些思想误区和障碍造成的。这些思想误区和障碍主要有：
(1)发展战略上的急于求成、片面赶超的思想。中国的现代化起始于落后的危机与焦虑，因此，强烈的发愤图强、赶超意识一直萦绕在国人的心中。但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搞清楚发展的本质是什么，没有搞清楚西方发达社会成功的真正内在原因是什么，只是以西方发达国家社会某些外在标准为目标，匆忙拼凑出了一些所谓“现代化”的种种表象，力图“20年赶英超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急不可待地企望一蹴而就实现现代化的目标。直至今日，这种急于求成、片面赶超的情绪仍深深植根于中国社会心理并不时发作。如一些地方政府为最大限度表现“政绩”的需要而好大喜功，贪多求高，不计后果盲目上项目，赶进度，以展示、炫耀所谓地方发展成就，致使大量资金不合理投入和浪费。
这种急于求成，片面赶超的结果，一方面造成经济结构单一，经济发展内部失衡，有的甚至破坏了生态环境。另一方面又忽视了社会公正和社会道德的建设，破坏了社会稳定。结构失调，生态失衡，贫困饥饿，社会混乱正是对急于求成，片面赶超思想的否定。经济增长不能忽视人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现代化也不能只是单项指标的实现。盲目求成，片面赶超，唯利是图，只能葬送已经取得的发展成果，甚至危及人和社会的生存。
(2)发展模式上的普适化或独特化的思想。坚持发展模式普适化的思想是说存在着一个独一无二的，至少也是中心的发展模式，各个国家都向它前进，无非是起点不同，速度不同罢了。它有一个基本的理论假设，就是认为全世界不管哪个民族、哪个国家，都将像西方那样走上现代化的发展道路。这没有错，问题在于西方学者心中的“现代化”理想就是西方的现实，他们将西方的特殊道路加以理念的普遍化，演化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并由此设计了一种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的理论假设。这种思想认为，在现代化过程中，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的差异逐渐磨灭，代之以人人愈来愈广泛地参与并认同的一个通用的现代化模式，认为只要努力仿效西方，就能把自己的国家建成现代化。而坚持发展模式的独特化的思想则坚持认为，由于每一国家、民族文化各自的特异性，也就决定了各国发展模式的独特性。它一笔勾销了那种对普适化的粗暴坚持，代之以彻底的特殊化，从而限制文化间的交流，最多也只是承认各国文化的不同。
这里，坚持发展模式的普适化和独特化都同样是片面的。坚持发展模式的普适化偏执于把普遍性与西方模式的简单认同，错误地认为西方模式就是现代化的唯一模式，就是现代化的楷模；坚持发展模式的独特化则偏执于把每一种文化的特殊性强调过头，粗暴地否认人类发展和人类文化具有共性的一面。
当前我们迫切需要寻求一个一致性原则，这一原则只能界定为普遍性与特殊性、传统性与现代性、理性与感情的和谐统一。我们既要清醒地认识到，现代化并非一个简单的对西方国家的认同过程，其中必然蕴含着每个国家在各自的历史社会文化视野中对发展的不同价值观的限定和模式选择；又要看到现代化其实又是一个全球化的过程，它需要我们学会用全球化的视野去看问题。应当面向全球，走向世界，学习全球各区域、各民族的优秀文化，形成全面开放意识、全球环境意识以至全面合作意识。否则，那只能导致某些国家或某些学派抗拒现代化，甚至导致文化冲突一触即发的局面。历史的发展决不会像自然的演变那样精确，选择既符合人类发展共性又符合本民族发展个性的现代化道路，是21世纪中国的重大课题。
(3)发展机制上的政府全能或自由放任的思想。政府全能的思想认为只须有国家的绝对权威，单凭国家或政党意志以及它自身的推动力，便可以获得现代化；而自由放任的思想则认为市场是万能的，只有放松国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管理，放松国家对经济社会所应承担的职责，完全由市场去调节，就可获得经济社会的自然发展。
政府全能与自由放任的思想，对经济社会发展都会带来祸害，都会延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或使之走样，并进而对现代化建设产生不利的影响：一方面，有可能歪曲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取向；另一方面，有可能使中国现代化建设处于紊乱无序的状态之中。事实证明，政府并不是神的造物，它并不具有全能的无赋，它也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如由于政府本身的生存、发展等根本问题以及财政状况等具体问题，政府行为有可能偏离社会公共利益；政府经济行为的效率由于政府本身的原因时常不能令人满意；政府并没有能力使政策达到完美境地，没有充分能力预料到政策实施后可能发生的后果；政府本身具有自我扩张的冲动，而且缺乏制约；政府干预经济会产生严重的寻租问题，导致腐败发生。
同样，市场也不是万能的，它并不是具有神奇功能，而是缺陷十足。它不能解决公益物品的充分供给，不能自动解决像环境污染之类的外部不经济的问题，无法惩罚破坏市场正常运作机制的投机行为，它需要政府的适当干预。而自由放任的最大恶果则会导致贫富两极无限分化，地区差距无限拉大，造成社会动荡。
因此，我们应建立一种全新的社会发展机制。这种机制既能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实现资源最优配置，从根本上消除“左”的事物所赖以存在的基础，削弱“官本位”的现象，促进开放机制的形成，促进中国社会的分化与整合，促进社会持续发展；又能提高政府推进改革与开放、加速工业化与现代化的能力，使政府积极有效地承担起发展环境，有效地运用各种资源，避免市场自发力量对经济资源的浪费和对社会生活的冲击，推动经济健康有序发展。须知，政府在改革中的主导地位，是改革、现代化和追求社会总体利益最大化的保障，主动放弃主导地位是愚蠢的。同时，这种机制还能起到一种监督功能，使各级政府的施政方向和行为不至于出现偏差。即使出现偏差，也能及时地得到更正。因为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并不意味着无限扩大政府权力。政府权力必须受到制约，不受制约的权力就会产生腐败，绝对权力会导致绝对腐化。
因此，我们必须消除“发展异化”现象及其产生的思想根源，充实和完善自己的发展观，建立起有自己特点的社会发展理论。
三、消除“发展的异化”应确立的新理念
如何才能消除“发展异化”现象及其思想根源，建立有自己特色的社会发展理论呢？我们以为应确立新的、科学的社会发展理念。邓小平同志为此已做出了非凡而有价值的贡献。邓小平的社会发展观主要是关于“中国如何向现代化发展”的学说。这一理论是在正确把握当代世界的发展潮流和深刻认识中国的特殊国情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特别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认为经济增长应当是发展的决定性方向。但他又不赞成有增长无发展的观点，认为这种观点同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起决定作用，是社会发展的基础的观点不相符合，也不符合中国国情。因为中国目前需要的首先是发展经济。他强调发展的多维性和综合性，强调以人为本。邓小平这种以人为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综合发展观，对中国的今天和明天的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我国目前对经济发展的需求已形成共识，但对社会发展的意义还没有获得高度的认可。因此，我们应该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根据人类发展的普遍理念、全球发展的经验以及中国的国情，努力去把握21世纪中国社会必须牢固确立的目标、理念、法则，把握21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提出社会发展的新理念，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清除“发展异化”现象及其思想根源，形成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发展理论。而社会发展新理念至少应包括：
第一，人是社会发展的中心和最终目的。
马克思、恩格斯把人类社会发展的形态分为三个阶段：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种形态；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这就是说，人和社会全面发展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最高目标和终极追求。目前，以人为本，人是社会发展的中心，人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已为人们所熟知。但是，熟知并不等于理解，更不等于行动。在社会发展的实践过程中，总是有意或无意地偏离了这一中心和目标。因此，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人是社会发展的中心和最终目的，首先就是意味着发展的人民性。我们的社会是一个以民主为主的社会，也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人民既是社会现代化的建设者，又是实现社会现代化而最终为之服务的目标和对象，让人民充分地参与和分享发展的成果是发展的最高尺度。I·麦尔斯在《人类发展的社会指标》一书中说，“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是有利于社会各成员的人的发展”[4](P19)。
这种发展有三种含义：一是社会平等，即人的发展对于社会所有成员都有同样的可能性，也就是每个人都应同样有实现其自身发展的机会。这既包括发达地区的人的发展，也包括不发达地区的人的发展；二是国家间的平等和国际平等，即指我们这个星球上全体居民都得到公平的发展。这既包括发达国家的人的发展，也包括发展中国家的人的发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不应损害另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三是代际平等。既关心未来的生存，不以损害后人的生存和发展为代价来追求现代人的发展；又注重现在，也不以遥远未来的名义剥夺、压制现代人的发展。
其次，人是社会发展的中心和最终目的，也意味着社会发展的核心是人的发展。社会发展要通过人的发展加以体现和衡量。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是社会发展的规划者和决策者，同时又是社会发展的参与者和实践者。社会发展是人的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它为人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条件，社会内部生产力的发展、科技的进步、社会形态的变化，归根到底要促进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的发展。
人是一切发展的最终目标，其他发展都是为人的发展创造条件或机会。而人的发展反过来能积极促进社会的自我完善和更新，只有依靠人才能获得发展；人是发展的动力，没有人的参与，发展是不可能的。社会的发展与否，完全取决于人的素质和人的发展；人的发展程度成为衡量社会发展的根本标志。社会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是互为因果的，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英格尔斯说，社会的现代化应首先是人的现代化，“一言以蔽之，那些先进的制度要获得成功，取得预期的效果，必须依赖运用它们的人的现代人格、现代品质。无论哪个国家，只有它的人民的心理、态度和行为，都能与各种现代形式的经济发展同步前进，相互配合，这个国家的现代化才真正能够得以实现。”[5](P6)“在当代世界的情况下，个人现代性素质并不是一种奢侈，而是一种必需。它们不是派生与制度现代化过程的边际收益，而是这些制度得以长期成功运转的先决条件。现代人素质在国民之中的广为散布，不是发展过程的附带产物，而是国家发展本身的基本内容”[6](P445)。
人的发展，包括反映人的生存和享受需要的生活质量，反映人的发展需要并将个性发展融入其中的人的素质的提高以及个人的价值的实现等方面。具体说，人的发展有四个方面：人的物质、文化、生态需要的满足；人的能力的充分发挥；人的个性得到发展；人的素质得到全面提高。
再次，人是社会发展的中心和最终目的还意味着，社会发展既是人民的中心需要和愿望，也是各国政府的中心责任。对21世纪的中国来说，社会发展应当列入政府的最优先事项。应该在以人是社会发展的中心和最终目的这一理念导引下，努力使还不宽裕的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低下的劳动生产率不断上升，沉重的人口压力逐渐减轻，比较严重的失业和就业不足的形势逐步缓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趋于减小；努力使文化关系不断生成和改善，文化成果持续丰富和增多，人与自然关系日渐优化与协调，生态环境对人的生产和生活需求能得到良好、持续的满足，人的思想活动空间不断拓展，人的文明道德境界不断提升。
第二，社会公正是社会发展的永恒价值。
社会公正是社会最基础层面的道德，是现代性的、贯通中西的一种最基本独特而普适的价值，而非仅仅古老平均主义的延续。社会公正意味着起点平等、规则平等，以及一定程度上的结果平等。社会公正观念源远流长，无论是在西方的文化，还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社会主义把社会公正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是理所当然的事。
我国是一个后发的社会主义国家。后发意味着我国不能采用西方发达国家先通过掠夺式发展模式，在很短时间内达到较高发展阶段，然后才去关注社会公正，关注人的生活质量。事实证明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因为西方对发展成果兑现的滞后关注已经造成了许多发展性危机。另外，后发还意味着我们是赶超型的发展，因此在早发国家中历时性的矛盾在我国则表现为共时性的矛盾。所以，我们既有可能、也有必要从一开始就要关注社会公正问题。
在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响亮地提出了效率优先的口号。这是对只讲产出不问投入的简单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否定。效率优先的投入产出之比，要讲最佳的资源配置。这是一种新理念。它的提出，绕开了意识形态的种种障碍，给解放生产力开出了一片新天地。但是，市场经济不是只讲效率不问其他。如果没有法治作为制度保证，没有公正作为价值准则，市场经济是根本建立不起来的。
市场经济是公正经济，市场经济依赖于公平的竞争，依赖于公正的法治，依赖于公正的机制。没有公正也就没有市场经济。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今天，我们并没有做到使社会所有成员摆脱束缚与失去保护的进程大体同步，结果是一部分人摆脱了束缚却仍享受保护，另一部分人失去了保护却仍受束缚，造成社会转轨时期权利与义务、风险与机会分配的不公正。
当前，制约、威胁中国社会发展的最大因素之一，就是社会不公，而腐败是目前中国社会不公最突出的现象。腐败不是产生于市场，而是产生于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权力，是以权力聚敛不义之财。国家化经济与缺乏制约的权力相结合加剧腐败，因为国家化经济中责任主体缺乏的弊端，加上官员流水席所导致的短期行为倾向，容易诱发化公为私与“寻租”、“创租”。这种行为如得不到有效遏制，就会形成社会性腐败，即从某些寄生阶层蔓延至全社会，导致腐败的生活化、价值化，败坏市场公正与社会公正，并威胁社会道德与理想的根基。
社会主义是以社会公正、社会公平为自己的旗帜的，宽容与自由，民主与参与，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对不愉快多数的特别关怀，不断满足大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等等，这些标志着人类进步的里程碑的内容，正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内在要求。尤其是在全球环境恶化、经济两极分化的条件下，更需要具有社会主义精神的组织来实现这些要求。同时，我国社会主义性质也决定了我们不能像资本主义社会那样只在有限范围让人们享受到发展的成果，而必须公平和最大限度地使社会发展成果在每个社会成员身上得到兑现。
第三，本士化是社会发展的基本法则。
当前，全球化的浪潮正席卷世界的各个角落。全球化是一种运动，一个客观的过程，也是一种面向世界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全球化带来的“趋同化”正在给中国的社会发展造成深层的、广泛的影响。但是，全球化并不否弃本土化，相反，它却激发了民族主义的复活以及本土认同的增强。这正如吉登斯所说：“全球化不仅仅是大规模体系的产生，还是社会体验的本土化以及个人环境的转变。我们日复一日的活动日益受到发生在世界另一端的事情的影响。相反，本土的生活方式习惯已经具有了全球性的影响。”[7](P45)
国际学术界关于发展理论的演变也印证了这一点。20世纪60年代欧美国家的学者为了帮助发展中国家设计现代化模式，推进现代化的变迁，在传统—现代二分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发展二元论，或称现代化理论。这一理论集中于国际社会发展的格局和结构对各个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及其关系的研究。它认为在工业化国家已充分地现代化的同时，发展中国家却还处于“二元”社会状态，即同时并存一个传统停滞的部门和一个具有活力的现代的部门，后者反映西方进步国家的形态。因此，“发展”的意思就是现代部门逐渐扩张，直至完全取代传统部门为止。
这一理论一直是西方学者用以理解和修整西方国家在消费和生产力上巨大差距的关键组织概念，并且还在不断发展，从起初冲突模式走向和谐的模式。罗斯托的经济增长理论，马克思主义者的依附理论，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都是这一理论的不同版本。
在这些西方学者看来，发展中国家的传统是落后的，而西方代表的现代是先进的。现代化演变成一个发展中国家消解自己的个性、单纯向西方模仿的过程。无疑，这是一种彻底的“欧美中心主义”。二元观的现代化理论一出台，就受到了各方面的批评，更重要的是，按照其理论实践的一些国家结果都不是很妙，例如伊朗、拉美国家等。
90年代兴起的社会发展理论与60年代兴起的现代化理论的区别，主要就在于社会发展理论是一个更强调“本土化”的发展理论。二元观的现代理论缺陷使人们认识到那种将传统—现代极端对立的方式大有问题。一个国家现代化是否能够成功，关键要看是否能够找到适应本国历史文化特点的发展道路，是否能够将传统的资源有效地转化为现代化的动力。而70年代以来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东亚发展模式的成功已经在经验上提供了一种迥然不同于西方基督教文化背景的儒家资本主义发展模式。这意味着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现代化与本土化有着某种微妙的历史和现实的联系。因此，本土化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法则已越来越被人们广为接受。
本土化的法则强调传统是社会发展的重要而宝贵的资源。传统是一种精神，一种理念，一种全民族共享的文化通则。这一通则使人们在无意识中受其制约而趋于特定的行为模式和生存模式，并使这一文化中的个人思想和情感固定化。传统是发展的中介，是进步的阶梯。我们总想取得进步，总想获得发展，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站在传统这一巨人的肩膀上。
但自从滕尼斯提出关于Community和Society的区分以来，欧洲的一批学者就往往用这样的二分法来说明传统与现代社会的基本区别。例如：迪尔凯姆的“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韦伯的“实质合理性”和“形式合理性”、“传统性统治”和“合法性统治”，库利的“初级群体”和“次级群体”，刘易斯的传统部门和资本主义部门，托马斯的“城市社区”和“传统社区”，瑞德·菲尔德提出的“乡土城市”的连续统一，等等。这些对子的提出，具体内容各不相同，但是都以“传统—现代”这样的区分为基础。他们认为现代和传统在本质上是对立的。如果一个人在现代社会坚持传统特征，那就要“失败”或陷入内心的冲突和紧张；认为现代性是革命性的，现代性要求是“一张从未着墨的白板，必须把过去统统抹掉”。
在中国，也总有一批人，这包括一些政治精英和普通民众，也非常想抛弃旧有传统的束缚。在他们看来，只有彻底打碎传统文化，才能使我们的民族强盛起来；只有彻底毁灭这全套的传统文化，才能使我们的社会变得美好起来。但中国的发展事实是，中国的发展依然有赖于优秀的传统，依然有赖于传统文化中合理的机制。那种仅仅试图依靠一纸公正理性的契约就结束延续几千年的旧时代的美好幻想一再被现实嘲弄了。文化传统是人群赖以站立的大地，新的制度只能从旧有的知识结构分布和知识交流中产生，新的事物只能从旧事物中创造出来。现代性并不是靠完全抹煞传统才得以生成，而是要把尽可能多的优秀传统纳入尽可能多的未来之中。现代社会秩序也根本不是传统消失的秩序，而是优秀文化传统与时俱进的秩序。
当前，在我国的社会发展进程中，传统的影响依然强劲。不仅如此，在社会急剧转型的今天，对传统的重新关注在实现社会秩序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样重要的是，在其他社会领域中构建的更符合实际的传统，可以有效解决家庭、企业、社会中出现的紧张状态。另外，学者对当前中国民工潮的研究也清楚地发现，移民社区、移民网络呈现出“无现代化的迁移”[8](P8)，这充分说明传统社会要素和现代因素完全可以并存。
以上是我们对中国的社会发展异化现象及其思想根源所作的一些思考。我们认为，对中国来说，现代化既是一种激励人们建构的想象，又是一个迂回反复漫长的过程。作为一个客观的历史进程，我们已在这条通向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上摸索行进了一个多世纪，并在这千年一逢的世纪之交时刻迈过了长达百年无法绕过的苦难卑弱的历史低谷，正万众一心奋力攀援那高耸的希望之岭。
但是，在获得现代化美妙果实发展道路上，仍横亘着许多弄不好就可能遭致灾难的陷阱和沼泽地。为避免陷于这样的陷阱和沼泽，避免发展的异化，减少发展的代价，我们有必要通过各种有效途径，进行全新的社会发展观念的宣传教育。在全社会形成一种良好的思想氛围，形成有力的公众意识基础，使社会发展的均衡性和人文价值获得持续的依靠。同时又可以此来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消除目前仍存在着的某种“发展异化”现象，回归于完整的以追求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社会发展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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