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苏联社会主义兴衰的深层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兴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5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1999）05—0050—05
苏联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的兴衰留给世人的思索是凝重的。对于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我们，这个问题也许更值得深思。不过，在确立一种科学的方法之前，我们的思考肯定会失之于表面。笔者认为，把苏联社会主义的演化置于它本身所处的历史环境之下进行研究，将会使我们有可能避免历史唯心主义的错误，而真正从历史中索解一些我们应随时吸取的经验教训。这时，历史才能真正成为我们可以鉴往知来的“教科书”。
一、重建秩序——列宁怎样创造了历史？
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曾经对俄国走上非资本主义道路持有某种肯定的意见。但随着以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恩格斯在晚年提出了他的新看法。恩格斯在1890年写道：“俄国是资本主义大工业最后波及的国家，同时又是农民人口最多的国家，这种情况必然会使这种经济变革引起的动荡比其他地方强烈的多。由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土地占有者阶级去代替大约50万地主和大约八千万农民的过程，只能通过可怕的痛苦和动荡来实现。但历史可以说是所有女神中最残酷的一个，她不仅在战争中，而且在“和平的”经济发展时期中，都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上驰驱她的凯旋车。而不幸的是，我们人类却如此愚蠢，如果不是在几乎无法忍受的痛苦逼迫之下，怎么也不能鼓起勇气去实现真正的进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39页。）恩格斯当然也看到了俄国资本主义化的巨大危机，他说过：“这个国家就像一颗装上炸药的地雷，所差的就是导火索了。在这种情况下，很少几个人就能制造出一场革命来，或者说，只要采取一个本身是无足轻重的行为，就能迸发出一种后来无法控制的爆炸力。”他还说：“如果说布朗基主义的幻想曾经有某种理由的话，那这肯定是在彼得堡。”（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451页。）
恩格斯虽然看到了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巨大危机，但他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活力中，感觉到俄国可能会重复西欧已经走过的路。然而，恩格斯的这一预言并没有为历史所应验。第一，俄国人民并没有对无可忍受的压迫无动于衷，他们已经从西方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寻求对他们的社会进步彻底变革的动力和出路；第二，虽然在俄国到处潜伏的政治危机中，仅凭少数人密谋就可能推翻它，但这决不可能实现一种稳定的政治。1917年，俄国实现社会大变革的革命发生了，而且在其后还实现了共产党对这个社会的长期统治，这确实是许许多多的人包括许社会主义者所始料不及的。但是，这却在列宁的手中变成了无可争议的事实。那么，列宁是如何创造了历史呢？这就不能不从列宁的建党思想谈起。
（一）列宁认为，单靠工人阶级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而工联主义正是意味着工人阶级受资产阶级的思想奴役。所以，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想只能通过其先进分子灌输才能确立起来。也就是说，社会民主党人必须致力于“建立一种领导无产阶级斗争的革命家组织”。这种组织必须“转移”工人阶级对纯粹物质利益的迷恋，造就出一种更广泛的社会意识。
（二）工人阶级的革命行动只能通过一个建立在高度集中基础上的政党来领导才能成功。列宁从当时俄国的实际出发，提出党的组织应有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牢固的、集中的、战斗的革命家组织”，这是整个党的核心，它能使政治斗争具有力量，具有稳固性和继承性；另一部分是广泛的地方党组织网。同时，在秘密的党组织的外围，建立起各种形式的公开的半公开的群众性组织。列宁说：“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注：《列宁选集》第1卷，第253页。）
（三）共产党不应该满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该不失时机地将它推进到社会主义革命。列宁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看作是一条链条上的两个环节，是俄国革命发展的完整过程，在民主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应利用民主革命的成果顺利地将其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
正是在列宁建党思想的指导下，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才最终取得了胜利。这个胜利，实际上是一种全新政党理论的胜利，是一种全新的社会秩序的胜利。
对于上述一句话，不少人可能会提出疑问。然而，问题的巨大复杂之处正是出在这里。一般来说，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核心思想是它的“无产阶级主体”的思想，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写的《共产党宣言》里给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的国家下的定义是：“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72页。）。恩格斯在其晚年更明确指出：“由少数先锋队领导大多数自发的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无产阶级更应该以自为的阶级的身份去取得政权。然而，对于俄国来说，由于无产阶级的物质和精神上的不发展，无产阶级作为一个“自为阶级”的意识不可能成熟地确立起来，而此时整个社会的矛盾又特别突出，于是，作为既代表阶级又超越于阶级之上的政党，就扮演了政治变革的发动机的角色，并使它在传统的社会秩序面临危机时能够凭借它的“组织性”较容易地夺取和控制政权。尽管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曾真诚地希望建立全体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政权，但是，还是如上所说，俄国并不存在一个得到充分发展的自为的无产阶级，于是，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就只能是党以整个无产阶级的名义来行使国家权利了。这时，列宁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给国家所下的定义，列宁的新说法是：“我们说的‘国家’就是我们，就是无产阶级，就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627页。）列宁和马恩观点之间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对于这种差异，即使在当时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中间也有着非常不同的看法。撇开考茨基不说，在1904年就对列宁建党思想提出尖锐批评的德国革命家卢森堡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又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了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她指责说：“这固然是一种专政，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就是说，资产阶级意义上的专政，雅各宾意义上的专政。 ”（注：《卢森堡全集》， 1974年柏林德文版，第4卷，第360页。）卢森堡的指责可能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是有道理的。但是，她显然没有真正考虑到俄国的具体国情。当然，不管当时或后来人们如何看待列宁的建党思想、布尔什维克发动的十月革命和革命后建立和巩固政权的所作所为，我们都难以否认这一点：具有高度革命意识的布尔什维克党代表了当时俄国社会要求变革的良心，具有高度组织性的布尔什维克党适应了当时俄国社会重建秩序的需要。
二、国家独立——是是非非斯大林
当然，列宁对社会主义的贡献绝不止于他的政党理论以及以此理论指导下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他还就俄国在新的社会制度下如何进行建设留下了凝聚着他无数心血的探索成果。他指出：“历史上极其伟大的政治变革总是要经过漫长的道路才能消化。一切伟大的变革都是靠先锋队的热情来解决的，群众是自发地、半自发地跟着它们走的。在受沙皇、地主、资本家压迫的社会中，发展方式也不能不是这样。这部分工作，即政治变革，就我们已经完成的程度来看，它的世界历史意义是不容置辩的。然而，继伟大的政治变革之后，又出现了另一任务”，即要“消化政治变革，……以达到更高的文化经济水平”（注：《列宁全集》第33卷，第416—417页。）。列宁还指出，俄国社会主义的胜利取决于苏维埃制度同资本主义的最新成果结合得如何，俄国革命“并不越出世界发展的共同路线”。（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690页。）列宁的思想境界是如此之高，历史辩证法已被他运用自如。在列宁去世后不久，列宁设想的通过新经济政策逐步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即被摒弃，苏联走上了一条新的“革命”的道路。苏联这场“自上而下”的革命，就是要通过消灭农民个体经济和所有私有经济成分来集中所有的经济力量，通过行政命令发动所有的政治热情，加快国家的工业化和防止苏联新的“资本主义化”。
苏联在30年代的工业化运动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骄人成就。苏联工业在许多方面还克服了质量上的落后状态。在30年代，苏联是能生产当时人类所能制造的任何工业产品的几个国家之一。30年代建立的强大的经济潜力为卫国战争胜利奠定了基础。（注：〔俄〕M.M.戈里诺夫等：《祖国历史纲要》，见《国际共运史研究》1993年第3期。）
然而，重工业发展中的跃进是以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经济生活的高度集中和最终摧毁经济自我调节机制为代价的，归根到底是以形成完整的行政命令体制为代价的。那么，“斯大林模式”的产生一直到成为一种“阻碍机制”，有哪些因素在起作用呢？
我们应该承认，斯大林模式的产生有其历史必然性（当然我们并不绝对否认历史的可选择性），单纯从当事人的思想境界和个人品格来看待问题必然会陷入历史唯心主义泥潭（同样我们也不否认这一因素的实际作用）。对斯大林模式的产生，起码有这样一些客观因素在规定着历史的航向：
其一，苏联所面对的严峻的国际环境。按照斯大林审订的《联共（布）党史教程》的说法，在20—30年代，苏联是资本主义包围下的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随时有遭受武装入侵的危险；为了应付可能爆发的战争，苏联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把一些具有国防意义的工业搞上去。这种观点受到了某些现代史学家的质疑。他们指出：“至今，人们仍然常常把放弃列宁的‘经济核算社会主义’政策同法西斯上台和30年代尖锐呈现的新战争威胁联系在一起。这种观点是不对的。因为开始放弃新经济政策是1927—1928年的事。”（注：苏联《新世界》杂志，1987年第6 期。）确实，我们现在有很多历史依据来说明，在当时并没有战争逼近的迹象。甚至斯大林本人在1925年也曾告诫过人们不要片面夸大战争的危险。（注：《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44页。）但是，这一点恐怕大多数人不会否认，苏联在当时所处的国际环境确实是恶劣的。俄国人很早就对外部世界充满了落后感和不安全感，而到本世纪20—30年代，由于苏联的历史变故，苏联人的这种不安全感更加增强了。不管怎么样，当时确实没有任何可以使苏联人民对国际环境泰然处之的地方。斯大林适应了使苏联在整个国际环境中迅速增强国家独立自主能力的历史需要，所以他获得了党内大多数人的支持，同样也得到苏联人民虽然并不那么情愿但也还可以接受的回应。
其二，苏联社会内部的特殊的社会环境。工业化可以肯定地说是符合历史发展的大趋势的，但工业化的具体方式可能会有不同的选择，而最终实现的选择则取决于其本身的社会结构。列宁曾经说过，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使地主阶级、资产阶级被消灭了，甚至无产阶级也由于长期的国内战乱实际上不存在了，这样，俄国真正变成了一个农民阶级的国家。（注：《列宁全集》第33卷，第46页。）很显然，由于农民阶级的阶级特性，它不可成为实现工业化的主导力量。这时，一种以前人类社会没有存在过的独特的工业化方式就出现了：由国家来充当工业化的主导力量。而国家是什么呢？正如列宁所说，“国家，就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由于这个“先锋队”长期发挥的战斗者的作用，同时也由于苏联在新形势下为实现工业化所遇到的“资本匮乏”问题（这个问题在苏联经济得到恢复、固定资本需要更新的新时期显得更为突出），苏联的工业化就选择了某种政治运动的方式，以此把人民中的社会心理能量最大限度地动员起来。而这种工业化方式在最短时期内发挥效能的同时，也最终导致了经济生活的“国家化”，布哈林关于经济生活“国家化”的危害的警告最后还是不幸被言中了。（注：布哈林：《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关于纲领问题的报告》。）
恩格斯说：“相互作用是事物的真正的终极原因。”（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52页。）苏联工业化的特殊方式和斯大林模式的确立正是苏联所处的严峻的国际环境和苏联特殊的社会结构交互作用的产物。或者说，斯大林模式是苏联在特殊的国内外环境下为谋求国家能自立于世而得到现实选择的工业化方式。从这一意义上说，斯大林及其斯大林模式的历史作用是不容否定的。在斯大林模式的弊端已充分暴露的今天，有不少学者指出，斯大林模式并不是当时唯一可能的选择，而由列宁所开创并被布哈林进一步阐发的“新经济政策”模式本应成为苏联社会发展的正确选择。我们当然不能庸俗地来解释历史，认为“凡是现实的就一定是唯一的”，因而就以所谓的历史必然性理论拒绝历史的可选择性的观点。但是，谁都难以否认，毕竟历史更倾向于“斯大林选择”。在历史的这一趋向性运动中，无疑地，党曾经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于是，不少历史学家又把批评的矛头对准了苏联共产党及其列宁的建党思想。应该说，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布尔什维主义”，决定了党必然成为任何政治事变的发动机。“斯大林革命”是斯大林利用联共（布）的独有作用实行的，没有联共（布）的独特地位，这场“革命”决不会发生。但是，当时的党从总的方向上所进行的事业是没有错误的，它仍然是苏联的“社会良心”的反映者。因为，人民需要工业化，人民需要一个能够赖以依托的自立的国家！那么，“斯大林革命”和“斯大林模式”是不是就能够完全给予肯定呢？不是的。“斯大林革命”和“斯大林模式”过多地打上了斯大林本人的烙印（而斯大林恰恰是接受世界文明较少而受俄国落后的传统文化影响很深的人），使苏联的社会变革带上了太多的专制、野蛮和封建性的色彩，并事实上使作为苏联社会变革发动机的共产党应对社会变化的能力受到削弱。于是，历史正在变得对苏联越来越不利。
三、改善民主——不能后悔的历史
“到30年代末苏联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社会体制，可以用‘国家社会主义’以名之。说社会主义，是因为实行了生产社会化，消灭了私有制。说国家，是因为社会化不是现实的，而是虚幻的；对所有制的支配职能同多数社会人是脱离的，是由党的机关和斯大林个人实现的”。（注：〔俄〕M.M.戈里诺夫等：《祖国历史纲要》， 见《国际共运史研究》1993年第3期。）这一说法是有某种道理的。 这种“国家社会主义”说到底是一种“临战型体制”，并带有相当强的封建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特征。在二战结束以后，当年列宁曾提出的“由先锋队带领大多数自发群众”“消化政治变革”的任务在新形势下以新的方式重新提出来了。努力完成这个任务，苏联的社会主义就会得到巩固；反之，就意味着人民将会否定这个制度。而要完成这个任务，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把行政命令的“战备型体制”转向提高人民生活的开放的“民生型体制”。也就是说，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积极参与世界经济体系，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当然，这种转变是十分艰难的，因为原有体制在教条主义的框框束缚下已经越来越禁锢，越来越僵化。但是，这并不是说，改革完全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斯大林去世后，人心思变，赫鲁晓夫正是依靠他的改革运动才取得最高领导地位的。不过，苏联领导人在这时候似乎更关注争夺霸权，更关注巩固他们的“势力范围”，于是，他们把斯大林创立的“战备型体制”轻车熟路地引上了同美国争夺霸权的道路。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为服从争霸的需要不仅没有能改变，反而进一步地在种种高昂的“社会主义”口号下被固定下来。苏联社会已是“歌舞升平”，苏联人民还剩下一个“伟大的”目标——把十恶不赦的“美帝国主义”彻底摧毁，使全世界人民意气风发地在苏联的领导下进入“共产主义”。但是，腐朽没落的“帝国主义者”并没有无可奈何花落去，它们掀起了新科技革命，并由此把它们的经济推向了新的发展阶段。历史的发展已经越来越不利于苏联。
到戈尔巴乔夫时期，历史所给予苏联的改革机会已经不多了。但戈尔巴乔夫面对着在与西方竞争中身心赢弱的苏联，又奉上了几付不对症的药剂。他先是在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在完善计划经济体制的传统思想里打圈圈，没有注意培育市场，后来又仓促提出向市场经济过渡。在经济改革不见成效的情况下，他主张放弃党的“政治垄断”，实行总统制和多党制。这样，苏联社会的正常秩序被打破，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越来越陷入混乱。苏联的社会主义在经历了75个春秋后，悲剧性地落下了帷幕。
苏联社会主义的兴衰是如此巨大的一个课题，使笔者在如此小的篇幅中远远不能阐述清楚。但是，我们通过一种新的历史分析方法所揭示出来的“历史圣谕”却是多方面的。其中，这样两个论点也许是有启发意义的：第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实际上是一种全新政党思想的胜利，是一种全新社会秩序的胜利。共产党作为一种新秩序的代表，必然充当社会发展的发动机的角色。任何僵化、削弱或取代共产党的行为都会导致社会秩序的破坏和社会进化能力的降低。而共产党人在整个社会中的合法性，归根到底取决于它不断满足人民意志的程度，取决于它不断为社会寻找变革和发展的动力的程度。第二，社会主义作为由十月革命所开辟的人类文明发展的新的道路，必须使自己不断地“现代化”。通过资本主义来实现现代化的努力在俄国当时落后的历史条件下受挫，于是产生了行使资本主义替代功能的社会主义。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关系仍然统治着世界市场，仍然代表着现实的最高水平的生产力，所以社会主义不能希望脱离现实的资本主义体系就能使自己现代化。归根到底如列宁所说，俄国革命所开辟的社会主义“并不越出世界发展的共同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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