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为本”发展观的几个基本理论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论文,发展观论文,基本理论论文,以人为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以人为本”发展观的基本含义
人本主义是建立在“人是目的”理念基础上的一种关于天人、物我、群己、劳逸等关系的哲学思想。它表示了思想家们对于自身行为和外部世界意义联系的一种基本认识态度。以人为本的思想，不仅表明了思想家们对于人自身因素的注重，把社会经济运动中的各种矛盾发生与处理归结到人类自身来进行解释，并从自身寻找问题的解；而且表明了对于真正人类自身需要满足和价值的注重，对异化的物本主义思想的扬弃。人本主义心理学、人本主义教育学、人本主义管理学以及十分有意义的人学均是基于这种认识基础而产生的。今天，我们提倡“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更多地是从以人的需要作为经济社会发展中心的理念角度出发来解释这一观念的，实际上，“以人为本”发展观是一套基于人本主义经济学思想的理论体系，它至少包含以下三个相互联系的内容：
（一）人本主义思想和为什么要倡导“以人为本”的发展观
“以人为本”是近年来日益快速地在我国流行起来的一个重要理念。这里的“本”是指人应当成为我们一切行动的目的、基础和出发点，即“人是目的”或人是万物的尺度。“以人为本”的基本要求是：我们的一切行动都要以人本身及其需要（扩展为最大多数人的多层次需要的全面协调）为准则，所有的制度安排和生产、分配、消费、交易、管理行为都应当把人的需要作为目标。例如，生产过程中要有健康、愉快的工作环境，以体现和尊重劳动者的生命价值；生产还要尽可能减少对生态环境的损害，以尊重所有外部人和物的消费权益，提高公共福祉水平。产品分配要体现要素贡献，特别是保护弱要素产权，减少要素使用权不公平交易的发生，以体现各要素产权权益；生产的产品要能够满足消费者对健康、美观等的需要，以尊重消费者权益和体现消费者主权。交易过程要尽可能提供对称的交易信息，以满足消费者知情权需要。无论是政府交易、市场交易还是与医院、学校等公共事业组织的交易，都要建构公平交易的制度环境，这些大致是从经济学角度观察的实现“以人为本”发展观的基础环节。
人本主义（Humanism）思想源于古代希腊、盛于文艺复兴时期，它首先是针对宗教对人性自由的严重束缚而提出来的。作为一种重要的哲学思想，人本主义对于长期贯穿于欧洲的神本主义而言，是一个极大的思想革命。人本主义的核心思想是：人是目的，人是万物的尺度；或者说，人类行为的目的是为了人本身，人的生存与生活质量是社会发展最根本的价值前提。这一思想在今天已经成为在多个领域引领人类行动的思维库。人本主义作为人类思想境界觉悟过程中形成的哲学思想，其原初的对于唯神主义的革命意义与自由争取精神是十分显著的。然而，不幸的是，随着近代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对自然开采、利用甚至制服力量的日益强大，化自然资源为人类富庶的努力愈战愈勇，逐渐增加的理性在取得对神本主义蒙昧的觉悟之后，有限理性又把Humanism逐渐发展成为 anthropocentrism——“人类中心主义”或“唯人主义”，世界观偏向了另一个极端。“唯人主义把人类置于中心的位置，按照人的要求来安排世界，表面上看是最大限度地实现了人的自由。但事实上，人与世界之自由关系的损害最终必将损害人自身的自由发展，因为自我创造的过程总是受制于人与世界的关系。”（注：吴国盛：《科学与人文》，《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由于人本主义在近代人类社会实践中的贯彻确实出现了这样的重大偏差，以致有关人本主义经济思想的理论传播也遇到了许多阻碍。但我要说明的是，不是人本主义思想有什么问题，而是有限理性控制下的人类行为实践脱离了这一重要的自由与人文思想本源，在经济发展中选择了实用主义的路径。
由于人本主义被发展成唯人主义，过分突出了人在世界的中心地位，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平等、和谐关系。而人的行为又受一些本能性的欲望特别是“官能欲、物质欲、追逐欲”三大基本欲望的影响（这种影响和控制的程度是演化的）。（注：宋承先：《过渡经济学与中国经济》，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48页。）行为的客观结果是因受这些本能影响而偏离理性的人本主义目标，近代工业化以来的这种偏离几乎是存在于所有的行为方面和领域的。以追求人的自由发展、反对神本与宗教束缚为开端的思想革命，在受本能驱使的经济发展实践中，伴随着科学对自然的进步和本能对理性的束缚的影响的交互发生，产生了一些反人本主义的、有害人类自由和根本福利的“物本主义”或唯“物”主义的社会后果。（注：参见：[日]山本二三丸：《人本经济学》，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虽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莫里斯的物质生活质量指数（PQLI）等一些人本主义心理学理论也被应用于经济解释，但经济人假设、偏好满足即效用等主流经济学的核心理念却最终导致了现代经济理论在与现实人类行为脱节的同时又从理论上影响着制度安排，使得许多经济发展与制度安排偏离了“人是目的”的人本主义宗旨，甚至走向了真正目标的反面，水危机、荒漠化、沙尘暴、贫富差距扩大，物种加速灭绝，这些伴随片面化发展而来的问题已经严重地损害到了人类生存的命根，统筹城乡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这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大力倡导“以人为本”发展观的基本原因。
（二）怎样正确树立“以人为本”的发展观
全面理解“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大致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去掌握：
首先，人是一切经济社会活动的出发点。我们知道，由人类欲望引发的对各种客观对象的需要，是人类活动由以发生的最直接、最根本原因。社会活动的起点与发动者是人，人的欲望的无限性及满足欲望的手段的稀缺是人类经济活动的基本矛盾。无论是生产过程中人与自然的矛盾，还是经济社会运行中消费、生产、分配、交换之间的矛盾，都是由人的欲望及其行为引起的。所有科学进步与制度安排在总体上都是为了解决这由人引起而又无尽的稀缺性矛盾而产生的。因此，人是一切经济社会矛盾产生的出发点与总根源，人的问题由人而生，这是我们确立“以人为本”发展观和人本主义经济理论思维的基本点。
其次，人是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活动。在人与自然交往以获取物质资料的过程中，人始终处于经济活动的主体地位。任何科学发明、经济进步都是在人的主持下完成的。国别、民族间的经济差异归根到底是由于人们在各自的经济活动中采用了差异很大的制度形式与管理方式造成的。深入考察各国的经济差异，其最根源处无不显示在人（包括培育人、管理人、看待人、运用人诸方面）的差异，而决非物（自然资源）的差异可以注定一方天地的强弱富贫。“我们可以认为，人的无限的欲望与实现欲望的手段这一对供求矛盾，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和人类社会辩证地向前发展的最最根本的矛盾。”（注：宋承先：《过渡经济学与中国经济》，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页。）而人不仅引发了这对矛盾，使之无穷化，而且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由人的无限欲望与有限供给构成的“稀缺性”矛盾——表现为今天的统筹发展矛盾，问题在人方面，亦即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人而非在物。这一观点包含两个重要含义：一是引起稀缺性的主要原因在人，在于人的欲望，这不是说要清心寡欲，安贫乐道，但至少提出了在一定的外在供给状况（约束条件）制约下，应当注意人类自身欲望的管理与引导这一人类自我管理的重大问题。不能什么都拿来吃，也不能什么都不顾，吃得“千山鸟飞绝，万径虎踪灭”，也吃出了SARS，吃出了疯牛病。大量有关动物伦理的问题以及源于动物的疾病，根源在人，在人类对待生物世界的方式出了大问题。二是解决稀缺性的手段也在人。人处在“稀缺性”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社会经济技术进步的根本推动者。所以，减少稀缺以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需求的根本出路在于提高人类自身的能力。（注：陈惠雄：《对稀缺性的重新诠释》，《浙江学刊》1999年第3期。）因此说，人类自身就是一个矛盾体，由于理性与信息限制，人类改善自我、管理自我的能力不强，发现自然、利用自然的能力不足，才是造成诸多经济社会发展矛盾激化的根本原因。因此，“以人为本”之“本”的第二层含义就是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与矛盾的主要方面，就是要把解决问题的出路与根本点放在人自身。这就是说“以人为本”不仅要从“目的”上认识，同时也要从“手段”上认识，通过提高人力资源素质与控制不合理偏好，去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样才能形成科学、全面的“以人为本”发展观。“人是目的”是基本的人本主义理念，同样，“人是手段”是实现“以人为本”发展的根本途径。
最后，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与归宿。人不仅是经济活动的起点，是一切经济、社会矛盾的引起者，是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而且也是经济活动的目的与归宿。人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人本身（为物，为环境，归根到底是为人），为了使大多数人的多层次需要能更好地获得和谐的满足。因而，社会经济活动的最终归宿是人及其需要，人类社会发展的目的就在于解决根本上是由人的欲望无限而能力有限的“稀缺性”矛盾引起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过程中的各种矛盾，从而帮助人类在社会、经济、环境、城乡、区域、内外关系中获得均衡和谐的发展，最终实现社会福祉最大化目标。当然，这里存在一些需要深入解释的问题。如在人与自然、人与其他生物间关系的问题解释上，人本主义强调的人既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又是其归宿点，这决不含有轻视其他生物的意思。至少，中国的人本主义思想是充分遵循天人合一论的。人本经济学强调人是自然界中的一员，而非主宰者。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的生存与发展需要，必须保护自然，争取与自然万物的相互调适，才能够更好地满足人类自己。爱必兼爱，物无孤立，万物一齐（平等）。这些是“以人为本”发展思想在关于人与自然关系和谐方面的基本点。所以，“以人为本”和保护生态环境两者是辩证统一的。或者说，“人本”是目标，天人合一和人与自然的和谐是通途。以人为本，而不是以物为本——忘却经济发展的人本目的——通过无端的损害自然资源以满足狭隘的利益欲望，才能够真正达到天堂、人间、地府三界荡然无隔，有益于自然、人文、经济三者的和谐发展。
（三）人以快乐为“本”：快乐是人类唯一有理性的终极目的
我们强调“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但人又以什么为“本”。这个问题对确立科学的人本主义发展观实际上是极端重要的。不明白人以什么为本，这是很危险的，也是无法真正理解“以人为本”概念之深刻内涵的。从目的论上看，快乐是人类唯一有理性的终极目的。“以人为本”之“本”归根结底是要求我们所有的生产、消费、分配、交易、管理、制度安排等方面都要符合快乐原则。以人为本，归根结底是以满足或增加人们的快乐需要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和一切政策制订的根本出发点。不安全、不卫生的工作环境使劳工感到不快乐；无效率的制度安排使企业主感到不快乐；污染环境的生产经营活动使公众不快乐；不公平的分配制度会造成对弱要素利益的过度损害，从而使社会总福利下降；不顾动物伦理与生态伦理的生产、经营、消费、交易活动会使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受到伤害，并最终危害到人类自身的健康幸福；而过大的贫富差距则会极大地降低社会的稳定性并增加社会的治理成本，最终导致社会总福利下降。
我们知道，快乐是以一定的物质存在与消费为基础又超然于物质之上的一种欣慰、愉悦的人类精神感受。从本质而言，人类的所有有意识行为，都是对于快乐的追求和痛苦的避免。衣食住行环境，样样求其善，均是“趋乐避苦”的表现。物质永远只是手段，经济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是为了使人们达到一种精神上的快乐满足。在一个被物质化的世界里，你说人的行为就是为了追求精神快乐，物质只是一种手段，这可能难以一下接受。然而，这确实是真理。任何有理性的人类行为没有一件是有例外于快乐追求的。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可以参考我的一系列成果，也可以参考从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到近代经济哲学家边沁直至现代黄有光、卡内曼等人的无数思想与理论成果。快乐的基数可量，序数可比，边际效用递减，损失厌恶，快乐的效度、频度与强度差异，个体的快乐需求与感知差异，满足快乐的对象的可替代性等等，是快乐的一些重要的基础属性。
那么，为什么在倡导“以人为本”发展观的过程中必须指明人以快乐为本这个核心问题呢？一方面是由于物质化世界对于人类真际行为本质的掩盖，使人们产生了“物本主义”思想。人为财死，常常不仅是观念，也是现实。这也就是欲望所提供给人们认识的表象。而人的欲望的无限性，决定了对客观对象需要的无限性，产生了为满足人类自身欲望与需要而展开的无穷尽的物质生产活动。这又使得人们把对物质利益与物质效用的追求视作为人类欲望的一般倾向，把对追求各种利欲的满足视作为人类行为的本质与合理内核。然而，人类欲望的真际本质是否真的如一般人们所理解的利益最大化？关于这个问题，事实上早已经有哲学家、心理学家、行为科学家研究并得到正确结论，物质永远只是用以满足人们快乐需要的手段，快乐才是人类唯一有理性的终极目的。“为什么我认为偏好和欲望之类的满足就其本身而言并不具有规范性意义而只有快乐才如此呢？为什么快乐是最根本的，而其他事物从根本上说只是就其对快乐的直接或间接的促进作用而言才是重要的呢？对此的简单回答是，只有快乐和痛苦本身才有好坏之别，而其他事物均无这种性质”（注：黄有光：《效率、公平与公共政策——扩大公共支出势在必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78页。）所以，人以快乐为“本”。认识这个问题，对于建立“以人为本”的新发展观具有十分基础性的意义。
根据行为学的证明，人是有限理性、有限信息、有限意志、有限自私的。因此，在制度安排上必须以是否有利于增进人们的快乐为终极的价值判断依据；在现实行动中，人们“应当”有理性地追求快乐，而不是根据自己的偏好来满足其快乐要求。这样做的确凿理论依据是，由于受有限理性和信息不全的限制，人们的偏好行为常常会低估现时的快乐（痛苦）对未来痛苦 （快乐）的影响，偏好行为会造成对自我与他者福祉的损害以及生态环境毁坏，使大量人类行为徒劳无益，最终造成效用相互抵消，浪费惊人，甚至朝向人类与自然利益互损的方向发展。如损害生态环境、损害农民工等弱生产要素利益以满足眼前利益，满足资本的利润最大化偏好，而对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造成损害。所以，人们应当有理性地追求快乐，在制定经济社会政策时要注意统筹与协调发展，以便使最大多数的人都能够享受到由经济增长带来的得益。这也是快乐原则所包含的“以人为本”的发展含义。
二、人本主义经济学的重要理论观点
近年来，西方经济学者加强了对人本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并渐成气候。由于是初始期，目前各家的人本主义经济学观点仍然存在一些差异，但大处是共同的。这些人本主义经济学观点对于确立“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具有重要的基础理论意义。本文简要地介绍这些观点（这些观点部分是作者的原创性成果），可以使我们认识“以人为本”发展观应该包含的一些基础理论，同时也对人本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观点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一）广义消费论
广义消费论由终极目的论而来。由于快乐是人类唯一有理性的终极目的，而所有能够满足人类快乐需要的对象都构成为人类消费的内容。阳光，空气，森林，清泉，蓝天，白云，食品，住所，甚至也包括亲情和宗教。广义消费论是针对狭义消费观念提出来的人本主义消费观。这一理论观念的深刻含义是能够使我们把经济、社会与文化的统筹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统一起来，进而推动整个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目前国内外提出的绿色GDP概念实际上是只有以广义消费论为理论基础才能真正建立起来。现代经济学和受功利境界主导的人类行为实践主要重视狭义的商品与劳务消费，消费的根本意义和更加广泛的内容被忽略，所以绿色问题也就失顾了。科学而言，消费是指人类利用对象来满足自己需要的所有行为与过程，而消费本身又是一个物质与精神（快乐或痛苦）的互动过程。从生到死，人的一生无往不在消费之中。不光房子、汽车是消费，身受阳光、空气，仰观蓝天、白云，聆听泉流、鸟鸣，尽皆是美好的消费。空气、阳光、水是人类生命存在和消费的最基本要素，我们的发展损害了这些东西，损害了人类最需要消费的东西，经济增长就是得不偿失。（注：陈惠雄：《生存危机转变中的人类发展战略》，《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2期。）所以，之所以要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因为保护自然对健康、快乐的生活有益，同样能够给人们带来自然物品的消费满足，而损害了生态环境则可能会最终使我们的健康下降，痛苦增加。这样，人类能不能用少得多的资源损耗和人际关系损害，来达到更多的生活和谐与消费满足，应当是能够通过意识形态引导和制度安排而实现其改善的。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严厉收缴鸟枪并宣传保护生物多样性对于人类健康的意义，改吃鸟为观鸟与听鸟的啼鸣，前者得疾病、失伦理，后者获健康、得快乐，这种努力的收益将大于为之支付的成本。当然，这可能还需要一定的政府转移支付方面的配合。以往我们对这个问题注意不够，所以效果不够明显。广义消费论为我们取舍生活、保护生态环境、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消费者行为理论根据。
（二）需要层次论与不同质需要的弱通约性和不通约性原理
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了著名的需要层次论。随着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发展，人们发现不同质的需要之间存在的通约性较弱，甚至有时不存在通约性。我们把不同层次的需要视作不同质需要，当人们在基本生理需要没有得到基本满足时，用高层次的需要去满足（如以发奖状对付饥饿）常常是无效或者是低效的。而当基本需要得到满足后，人们关注和需要的更多是友谊、交往、尊重、自我实现等，如果仍然用满足生理需要的物质手段，同样是低效甚至是无效的。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金钱不能购买一切的道理。人本主义的不同质需要的弱通约性、不通约性原理给新古典经济学提出了两个很具有挑战性的问题：一是用金钱计算的“机会成本”概念实际上是存在问题的，这是该理论对新古典经济学的重大的理论挑战；二是有限资源的更加有效利用问题，即根据人本主义的广义消费论与需要层次论，人类实际上能够做到用更少的资源来获得更多的快乐满足，而不是像今天这样事事都用金钱添补。
因此，人本主义心理学家揭示的需要层次论与不同质需要的弱通约性、不通约性原理，实际上是为我们实现经济、社会、文化、自然的统筹与和谐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因为，当人们的基本生理需要已经逐渐满足，即温饱至小康水平，继续满足人们需要的可能是更多的公共环境、教育和交通投入，以推动社会整体的发展。这样才能够更好地满足人们的尊重、交往、理性的需要，提高社会整体的福祉水平，使有限的资源产生最大化的社会福利效用。关于这一点，包括黄有光教授在内的许多研究公共选择问题的国际知名经济学家都谈到了私人消费的无效性与扩大公共支出的合理性问题。用以证明这一观点的还有国外的快乐指数调查也显示，当人均国民收入超过5000美元（1990年价格是3000美元），收入增加能够增加的快乐已经非常有限（约2％）。美国比较注重私人消费与军费开支，公共福利投入较少，所以看似半个世纪的轰轰烈烈的发展，实际上对美国国民的快乐几乎没有增加。而如果把这些增加的收入用于公共教育、环境、生活保障、基础设施建设，则能够较大地有利于国民快乐指数与社会福祉的提高。所以，人本主义心理学的需要层次理论为我们实现经济社会统筹发展，并有效地利益资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三）广义财富论
与快乐理论、广义消费论和需要层次论相联系，财富实际上可以区分为自然财富与人为财富（国民财富）两大类。对于人类快乐而言，自然财富与国民财富具有同等甚至是更加首要的意义（可以通过计算两种财富对于人类快乐的边际效用变化来确定其重要性差异）；从其财富源流上考察，自然财富是国民财富的基础和母本，存在于自然界的资源是国民财富的基础来源。因此，对于人类的恒久快乐而言，自然财富比国民财富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只有确立寓富于天，天人共富的思想，才能够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实现统筹发展的又一个根据。因为人与自然不和谐、区域发展水平过度不平衡，贫富差异过分悬殊，都将会使最弱要素——生态环境受到层层叠叠的过度损害。因为过分悬殊的财富差距所掩盖的不公平的要素使用权交易情况，会导致弱要素之间利益的转移性损害。如在片面工业化政策下的牧民对牧草、农民对森林资源的过度使用以部分转嫁农牧民自身面临的不利的生存压力。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摊开来谈一谈，我国从1952年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到1985年农产品价格完全放开，通过工农业品价格剪刀差交易，大致从农业中转移了6000亿—8000亿元价值到工业中。改革开放后，相关部门又少支付了农民约2万亿元土地征用款。2003年底，拖欠农民工工资高达1000亿元。这种长期的工农业两部门间生产要素的非公平交易，对我国工业企业依赖劳工低成本的竞争力路径模式的形成、“三农”问题乃至整个宏观经济运行的负面影响是深远而沉重的。而这种不公平要素使用权交易制度本身也包含着企业对环境资源的过度使用（负外部性）问题。强弱要素（资本所有者与劳动所有者）轮番损害更弱要素——生态环境的结果是大大地加剧了天人、物我、群己、劳逸矛盾的尖锐化，加剧了我国社会经济社会运行与生态环境的系统风险。我国的生态安全问题日益紧迫，水质性危机与水资源危机在东西部地区同时并存并有日益加剧迹象。据国家林业局最新报告，因过度砍伐，我国东北的成熟林资源几近枯竭，这又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有朝一日，南水也无可调用，有朝一日，沙尘暴使我们没有空气呼吸，企业的利润与经济增长、官员政绩又将如何？而这些问题皆与不公平的要素使用权交易模式下的过低劳工收入和过分扩大的贫富差距密切关联。因为，在贫富悬殊的相对化背景下，低收入者会愈加感到命之微薄，行为会趋向短期化和肆无忌惮。这些具有人本主义思维的理论，对实施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战略将起到基础理论支持作用。
（四）生命成本论
经济学是关于生命成本最小化与快乐满足最大化的学说。这个观点是与人力资源稀缺是根本的资源稀缺等上述观点相一致的。从成本——收益角度考察，人力资源可以分解为以时间为维度的人的体力和脑力支出两部分。所有人的行为都受到体力、脑力、时间这三维因素的约束。与广义劳动价值论和稀缺性理论相对应，人类经济活动中的所有成本支出，归根到底都是人的生命成本的支出。因为，从广义劳动价值论角度分析，所有人类制造的产品，在其价值计量意义上均是人支付生命成本（表现为活劳动与物化劳动）而获得的结果。而社会与环境中的任何不和谐最终也将损害到人自身的健康与快乐。因此，生命的有限性约束与有限生命对于快乐的无限追求，实际上是人类行为与经济学的基本规律。（注：陈惠雄：《经济学的基本规律》，《财经论丛》2003年第1期。）生命成本最小化与快乐满足最大化是人类经济行为的根本出发点与终极归宿处。生命成本论和人本经济学把人类经济发展的目的与手段收敛于人类一身进行解释的理论，及其该理论对于人自身生命价值的注重，实际上成为全面建立“以人为本”发展观的核心理论之一。
（五）寿命是衡量社会经济发展的最高综合指标
提出这一观点的人，除了我，还有阿马蒂亚·森。我们两人大概是目前世界上坚持用死亡率或预期寿命作为衡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唯一最高综合指标的坚持者。（注：参见：Amartya Sen，1998：Mortality as an Indicator of Economic Success and Failure，The Economic Journal， vol.108 No.446；陈惠雄：《快乐论》，1998；陈惠雄：《关于社会发展指标的研究》，1994；陈惠雄：《论寿命是衡量社会经济发展的最高综合指标》，《经济学家》2000年第4期。）这一理论核心是这样：人类行为的终极目的是快乐，而人类对于快乐的需要实际上又是人们身心正常发展要求的反映，快乐的满足则能够使人们的身心获得健康的发展，结果是寿命的延长。财富、分配公平性、歧视、民主、文化、生态环境等人类社会生活一切方面的发展变化，都会引起人的苦乐感受——身心状况变化，并最终反映为人的生理存在——寿命的变化。于是得到结论，人的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面镜子，寿命（科学地说是寿命指数=实际寿命÷理论寿命）是显示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最高综合指标。从这个角度说，中国是一个整体发展比较有成就的国家，人均寿命从建国初的50多岁提高到现在的72岁多。探讨寿命指标的意义是使社会总体的快乐（福祉）满足水平成为一个可以简单测量的东西，使社会经济的整体变化反映为人均寿命——人类自身的变化，这对于建立人本主义发展观而言是非常重要和有价值的。因为这一指标不仅包含着对人自身价值的注重，而且以人的发展来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最高尺度，显示了“以人为本”发展的最终成就可以通过收敛于人自身的寿命变化来测度。
三、人本主义经济理论的统筹发展实践意义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到，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是人的快乐，经济发展的终极约束是人力资源稀缺，有限生命成本约束条件下的快乐最大化是支配人类经济行为的根本规律。这些思想对于我们正确理解人类行为的一般倾向与本质要求，形成科学的经济学说和发展观都是极其重要的。在生态环境恶化、贫富差距扩大、资源稀缺与经济过剩矛盾并存甚至加剧的今天，深入研究人本主义经济理论，对于解决我国今天面临的人口、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系统性矛盾，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人与自然的统筹发展还具有显著的实践意义：
首先，快乐是人类唯一有理性的终极目的，并且快乐属于精神。对于人类广泛的快乐需要而言，包含的内容极其广泛：和谐的人际关系，优美的自然环境，创造与爱等等，都是获得快乐满足的重要内容。几乎存在的一切都会影响到人的情绪与心境，联系着人们生活的欢乐与痛苦。因而，国民财富只是满足人类快乐需要的一个部分。人类能否用少一些的金钱，少一些的自然资源毁坏和少一些的人际关系损害，去获得更为广泛、更为充分的快乐满足，从而使一定国民收入的总福利变得更大，或者为获得一定国民财富而尽可能减少环境损害，使更多的人享受由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带来的得益？这事实上已经给我们的新发展观提出了一个什么是人类充分而真正的快乐，经济社会发展又如何满足人类的这些快乐需要的事关人类终极命运的根本性的大问题。
事实上，人们在争取过量金钱过程中的许多效用都在相互抵消。有些造成大量资源、环境毁坏的生产发展，实际上负效用已经大大超过了正效用。调查表明，美国从1940年代以来的国民人均实际所得增加了2倍，但快乐水平却没有什么变化。这就提出了关于发展与发展的终极目的——人类快乐满足之间的两个有实际意义的问题：一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 （这个阶段可以用生产能够满足人民的基本生活、健康与发展需要来衡量），国民收入继续提高能够增加的快乐已经非常有限。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维护环境与增加教育等低能耗性的支出，往往会对提高社会福利水平与国民整体的快乐水平更加有益。二是特别对于受到发展条件严厉约束的我国而言，应当根据自己的人口、资源和经济技术状况，通过选择一种更加合理、健康、节能的生活方式与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尽可能减少资源损耗来获得更为丰富多样的快乐满足，从而使一定国民收入的总效用变得更大，进而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这个问题既很理性，也很现实。由于快乐是人类行为的终极目的，国民财富是满足人类众多快乐需要的手段之一，人类还有其他许多既能够节约资源又不妨碍其快乐满足的手段存在。（注：马歇尔：“在宗教、家庭情感和友谊方面，就是穷人也可以找到发挥许多才能的机会，这些才能是无上快乐的源泉。”《经济学原理》（上），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24页。）这实际上就为当今人类实施统筹发展战略提供了重要而多向度的满足条件，即在快乐满足总量不变的情况下，通过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来对各个快乐变量进行调节，增加对多个节约资源的快乐变量的开发与运用，从而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意味着：“一个比我们目前已知的更美好的世界不仅在理论上是可能的，而且实际上是很可能诞生的”（注：马克·鲁兹：《人本主义经济学的挑战》，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导言，第1页。）。
其次，随着社会经济不断进步，人们的需要层次和需要的满足方式也会发生相应变化，从而造成不同时代人之间的快乐需要的层次与观念差异。在一种短缺经济与局部的过剩经济状况下，人们会积极地追逐物质利益，甚至是经常以多占有物质财富为最大的快乐满足。然而，随着生产力进步，人类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消费资料需求在人类总需求中的比例和人们对消费资料的重视程度将一同下降，需要层次逐步提高，从而使人们得到层次更高、内容更加广泛的快乐满足。现在，“在美国和其他发达的工业国家中，许多人都准备接受较低的经济增长率和较差的经济效率，以换取更舒适的城市、更好的自然环境保护、更少的个人和阶级歧视。”（注：[美]阿兰·G·格鲁奇：《比较经济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7页。）而事实上，人类今天的生存性矛盾和危机，已经由以往的供给不足危机转变为环境危机。生态失衡对于未来人类的威胁，已经大大地超过了生产不足的威胁。保护资源环境能够给人们带来的快乐与福利在总体上已经与增加生产能够给人们带来的快乐持平，甚至是已经超过了增加生产给人们带来的快乐。在这样的生存与发展性矛盾转变的时机中，经济开发与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已经需要重新排序，而需要把生态安全置于人类安全的首位。确立“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实现经济社会、人与自然的统筹发展，才是真正有理性的人类发展战略选择，也才能够使人类获得更多的福利增进机会。并不是物质越多，精神就越快乐。如何以较少的物质与资源牺牲来使人类接受一种更加合理的生活方式，达到亲情、人际、天人、劳逸之间的和谐，以使人们从中得到更多的快乐满足，这是快乐原则给我们确立人本主义发展观的另一个提示。
最后，在短缺经济条件下，食物等多种物质条件的匮乏，使得人们为争取基本生存权而进行的生产性努力演变成为对同类相互之间以及对自然的权益侵害。随着科学技术进步，大多数国家在国民财富总量上都已经能够满足本国人民基本的生理与安全需要，而逐步转向对信赖、友爱、交往、尊重等有利于增进人类关系和谐的较高层次的需要发展，即产生了人类间相互需要日益增强的行为趋向。这是我们之所以能够和应当确立“以人为本”的新发展观的重要的物质与人文基础，同样也是全面实现统筹发展战略的重要的人性基础。为了削减环境污染，减少贫富差距，保护人类安全并实现可持续发展，通过实施统筹发展战略，将会有利于改善和消解人类间的紧张关系，并由此而消解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逐步建立起人际关系的信赖秩序，大量降低交易费用，提高社会整体福祉，使我们过上长期美好、和谐的生活。
标签：人本主义论文; 生态环境论文; 环境经济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社会经济学论文; 消费社会论文; 经济学论文; 社会财富论文; 经济论文; 人与自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