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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美关系：如何在动态中把握
1.寻求新的分析框架：“国家—市场—社会”三维互动
从经济学、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方面来分析，对当前中美经济的认识主要有以下分析模式和框架：一是国家间关系的模式，或者说国家中心主义的模式；二是意识形态的模式；三是相互依赖的模式；四是经济分析模式；五是国家—市场分析框架。
对此，王勇提出，应该在“国家—市场—社会”的三维互动框架下分析中美关系。这一框架主要是扩大了社会维度的内容，以国家、社会和市场的三个维度，两个层次、多角色互动的框架来分析当前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在这一新的框架下，中美经济关系呈现出以下特征：
（1）中美经济决策过程日益复杂化，国家、市场、社会（社会集团）三者间的互动关系越来越复杂，远远超出“国家中心主义”倡导的国家间关系模式所能解释的，决策过程更为复杂。
（2）伴随着中美在全球生产中合作程度的加深，中美之间共同领域的不断扩大，跨国共同利益、跨国利益集团或联盟成为重要的现象，对于各自国内政策的平衡和决策起到了很大的牵制作用。
（3）社会因素作用增强，两国决策过程趋同。
张蕴岭认为，中美经贸关系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经贸政治化、政治经贸化，两方面联在一起，反映了三层问题：
（1）经贸本身出现贸易的不平衡。
（2）在中美经贸关系背后，中国的经济崛起确实对美国有战略竞争。
（3）美国在为不确定性做准备，他们不确定，到底中国是什么样，所有战略都在为未来做准备。当今的中美关系，和当年的日美关系不一样，竞争的性质也不一样。
张燕生、黄海洲更多地从全球化的框架下分析中美关系。张燕生认为，中美关系实际上是全球化过程中世界霸权和新兴大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竞合的关系。从这个角度看，是全球化造就了中美之间相互依存的竞合关系，如中美贸易摩擦就有着不同性质，即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是互补性而不是竞争性结构，受非经济因素影响很大，摩擦只涉及中国内资企业权益而不会涉及到美国来华投资企业权益等等。全球化作为一个开放的市场化进程，中国从中受益主要是引进外来竞争压力，促进国际交流，缩短知识差距，实现内生性增长，这是中国参与全球化的基本动因。但全球化也是一个以规则实力说话的国际关系。这就注定中美是规则实力的较量，WTO、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及其他，都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与追随者之间的较量。
（1）目前中美之间在利益上的讨价还价过程从通商到了政府采购领域，从金融、电信、电影、出版物、音乐等服务业开放到能源环境，由浅入深、步步为营，进入全面介入的阶段。
（2）美国的大战略总是会导致一些大规制，而我们对其中相当部分的研究是没有准备的。
（3）中国未来的发展面临被锁定的风险。
王缉思认为，中海油并购等事件反映了结构性的矛盾，不同国家体制不同，美国方面把我们具体的某家公司利益集团的行为解释为国家行为，上升到战略层次，而我们却并不一定是从战略层次上考虑的。国家的战略意图能不能通过有效的机制克服国内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达到既定的战略目标，这对于未来发展非常重要。
2.从复杂中寻求平衡点：关注功能性问题
王缉思从三个方面讨论了中美关系的复杂性：第一，越来越向全球的问题扩张，真正中美关系双边的问题很少，多数是多边的问题；第二，在双边问题中，两个国家的关系向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纵深方向渗透。向两个方向拓展，一个向国际，一个向国内；第三，任何一个领域都是合作和摩擦共存。他认为，任何单个领域的摩擦，都不致引起双边关系的严重倒退或全面对抗，而在任何一个单一领域的突破或交流，也不会导致双边关系的迅速改善。
对于中美关系的复杂性，王逸舟认为，中美双边关系，越来越不止是一个双边关系，对研究者而言它就是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窗口，一个切入点，中美经贸联系俨然成为新世纪全球最重要的经贸关系之一。从国际政治和安全角度看，双方在经贸方面的互利合作和相互依存有了实质性的加深，以致外溢出了安全和政治效果，使两国之间的军事对抗具有更大的成本，是国家意识形态和思想领域的分歧经常“斗而不破”，富有动感和弹性。他认为，“斗而不破”、“和而不同”，一个更加成熟和可持续的两国关系形态是解决汇率、知识产权、贸易摩擦等问题的一个思想基础。他指出，从中长期观察，中美关系中结构性、深层次的矛盾可能逐渐加强，何去何从既受制于变动的国际环境，更决定于两国高层的战略取向和意志。在未来的中美经贸关系上，中国应该学会建立更多的危机反应和反馈修正，包括对双边关系复杂性的认识，和对自身不成熟、自身缺失的改进。从经贸领域、从双边关系、从挫折中去学习一些将来应对的挑战。
王缉思提出，应在功能性问题和国家关系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他认为，在中美战略关系和涉及两国国内利益的功能性问题之间有一个平衡点，这个平衡点逐渐向功能性问题偏移，中美之间的相互政策不得不努力去适应这种趋势。他认为，“双方要从中美长期战略合作的高度来认识中美经贸关系，从维护两国国家利益的高度加强两国之间的经贸合作”这种说法不符合美国人的思维习惯，也没有考虑到中美关系发展的新趋势。对中国方面来说，我们要按照中国自己的改革需要形成一种我们如何开放市场、调整政策的思路，而不是在美国人让我们做什么时我们再去考虑。
3.把握核心问题：建立战略互信
对于中美关系，王缉思提出，可以从整个世界战略格局，讲到中美的战略关系，再到中美的经贸关系，然后再到某一个具体领域、具体问题。其实更应该反过来，从诸多的功能性问题及其发展趋势出发，推导到中美经济关系，然后推导到中美战略关系，进而推导到整个世界格局。他提出，战略互信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核心问题。稳定、成熟是从宏观的理性选择方式推导出来的，但不能说明在任何情况下如果发生了危机它都可以控制，因为微观层次上的非理性因素可能经过两国政治运作而发酵，然后上升到国家层次、战略层次，从而引发重大的军事危机、政治危机，对两国造成重大的损害，所以要建立战略互信。
战略互信第一个层次就是危机管理。要建立战略互信主要不是取决于国家层次上的战略意图，更取决于两国政府高层能否更好地协调国内相关部门，克服国内特殊利益的牵制，把自己的战略意图通过有效的机制贯彻下去。
4.战略的调整：从“韬光养晦”到“国际责任”
时殷弘提出，中美关系问题中有一个根本形势，这一形势当中隐含了一项根本的战略秘密：中国崛起压倒性地依靠和平的经济力、外贸力、外交力等等广义的“软权势”；而美国压倒性地侧重于军力部署、军力增进、军事同盟构建和强化的对华防范战略。自1996年克林顿政府与日本制订“美日安保新指针”以来，美国一直在针对中国加强西太平洋军力和军事同盟，但与此同时，中国一直在成功地增长自身的国力和国际经济、政治、外交影响。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美之间在总体上处于一种“不对称竞赛”。即中国见长的经济／外贸／外交影响竞赛对美国见长的军事能力竞赛。中国正在这“不对称竞赛”中逐渐取得两者相权总的相对领先趋势。在这个背景之下，近两年来美国政府的许多对华研究显示，美国政府确实已经开始倾向于在中国持续和平崛起的前提之下多少无可奈何地迁就中国崛起。与这个基本趋向相关，美国一方面继续加强对华军事防范，增进贸易保护主义，另一方面，美国政府确实在致力于系统地增大和拓宽对华的协商和协调，并且把协商和协调放在美国对外政策和对华政策议程当中较以前更为显著的位置。
他认为，中美之间中长期的所谓结构性矛盾正变得更加深刻，中国经济总量和对外贸易持续高速增长，中美经贸矛盾越来越具有结构性的、独立的重大意义。世界工场、中国贸易不公平在美国公众的印象当中越来越被“政治化”。他指出，实际上“韬光养晦”已经变成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领导人最不愿意听的中国词，因为这在他们看来更像免费搭车，回避中国应当承担的义务。中国大战略问题的首要关键词已经是“国际责任”，而不是“和平崛起”或“和平发展”。他指出，在中美关系眼下的中短期图景中，一定要看到负面是什么。近年来，中国对西方做了很多让步，对美国做了很多让步，但其结果，所有人都在说中国在崛起，而且崛起得比以前更快。
二、中美关系中的环境与能源问题：合作大于竞争？
纵观全局，中美之间的合作大于竞争，尤其在环境、能源、反恐以及全球性的疾病防御等方面，这几乎是没有分歧的，但具体观点的侧重点不一。
王信提出，从两国经贸失衡有序调整的角度出发，中美之间需要在气候变暖方面加强环境和能源方面的合作。中国应该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来参与，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一定的量化减排目标，争取有利的谈判地位。中国应加强和美国的对话，可以借鉴贸易发展的模式，除了多边以外还可以有双边等机制。敦促美国以较低的价格或者无偿转让节能减排的技术，不单是着眼于所谓高污染、高耗能的行业，而且对整个制造业的更新换代也应该要加以强调。还应该从国际责任上敦促美国等发达国家建立所谓的补偿基金，发展中国家完全可以要求它们设立某种基金来补偿发展中国家，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减少排放。
与王信国际责任的角度不同，查道炯认为，更多的是要从国内企业公共品德的角度上看问题，如果只考虑企业的发展，企业利润空间的话，包括酸雨等问题就会不断出现。
在能源方面，查道炯认为，中美之间的能源问题主要有两种趋向：一种是美国视中国为威胁；另一种是合作。
他认为，在能源供应上，中美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相当低，相互能源的贡献都很小，虽然中国一直欢迎美商投资，但因为消费比较高，而且投资风险也很大，美商对前景还不是很看好。美国的一系列投资海外能源和环保的机制以及基金都隐含着一条潜规则，即不能给中国。他提出未来的合作可能，如在能源科技方面合作以及推动两国公司联手在第三国开发。中国在国内研究能源和中美经贸关系时，必须清楚以下问题：
（1）美国政府和美国企业走出去到底是什么关系，包括它的大型企业，要搞清楚它的能源机制，是不是针对中国的快速崛起？
（2）在寻求稳定的海外能源供应的时候，是公开贸易市场可靠还是走出去可靠？
对于石油问题，何帆认为，从经济学角度来说，如果为了缓解油价的波动，更多地应该采取一些对冲的方式。通过广泛投资冲销中国潜在的风险，这样从经济含义上来说更加有效，从政治含义上说要更加稳定一些。
武涛认为，美联储对油价以及任何经济现象和经济冲击的关注，如油价上升或下降对美国的冲击都体现在对就业或通货膨胀上。美联储对通货膨胀有指标，但与中国的物价指数不同，它是一种剔除了能源、食品的物价指数。具体到油价，它就不是关注于油价本身的上扬和下跌，而是剔除了油价以后的上升或下降。对于长期利率，他认为，因为现在国际资本流动、金融全球化，全球资本流动有可能使得联储对长期利率的影响降低。类似的金融交易可能会削弱联储对长期利率的影响，至少它通过调整短期的联邦基金利率来影响长期利率水平的渠道不如以前。
三、中美贸易问题：互补、竞合下的失衡与摩擦
1.贸易不平衡：如何看待量的问题
金旭认为，中美在贸易不平衡的问题上，双方有很大的差异，而由于贸易不平衡带来的争执、引起的摩擦越来越多，包括人民币汇率，包括服务市场的准入，还有关于出口补贴的问题，都是以巨额的贸易顺差为借口，带来了很多极端的问题。从全球来看，美国的对华逆差也是短期的，从长远来看，只要全球化的趋势不变，目前贸易格局不变，中国对美国的顺差，应该说在今后可预见的若干年里还会持上升趋势。实际上，中国出口商品为美流通领域带来巨大利益，算大账双方利益是基本平衡的。因此，“顺差在中方，但利润在美方，好处在双方。”
2.寻找贸易不平衡的症结：结构性问题？货币体系？外资政策？进出口交易成本不对称？
贸易不平衡问题是近年来被关注的焦点，不少专家对该问题的症结进行了许多深入的探究，观点主要集中在结构性问题、税制问题、货币体系、外资政策、进出口的交易成本不对称以及美国的出口管制等方面。
宋泓提出，中美之间贸易的不平衡很重要的原因是美元和国际货币体系造成的。何伟文认为，中美之间贸易的巨大不平衡主要不是中美之间的问题，是美国的问题，而美国贸易逆差是一个结构性问题。宿景祥认为，对美国来讲，贸易赤字实质是外债，贸易赤字积累为外债，外债是美国独有的问题，世界上任何一个大国都没有出现过像美国这种情况。他提出，美国的贸易赤字根源在于货币体制、金融制度，美元的特殊地位使得赤字很以持续。这种情况只能是以美元体制瓦解来结束。他认为，以后的货币体制很可能落到气候问题上，即二氧化碳本位制。
平新乔认为，中国的对外贸易，人民币的升值和世界格局的变化，不光贸易产品结构要变化，可能同一个贸易商品的出口市场、贸易版图也要变化。我们应该对出口产品对于人民币升值的承受力有所掌握。他认为，出口动力和中国的税制有关系，为了调整贸易的不平衡，将涉及到一个到底是动汇率还是动税率的问题，从结构方面来讲，目前在短期、中期关注于税率的调整可能比动汇率要更稳妥一些。
金旭等人认为，统计方式的不同以及美国对高新技术的出口管制也是贸易不平衡的原因。
肖耿提出，国际供应链体系为什么不能够在进口方面达到同样的效果，主要的原因不是价格问题，也不是汇率、工资或者价格问题，而是国内结构问题。通过国际供应链系统出口中国的交易成本很高，进出口交易成本不对称，影响中国消费的各种因素都在国际供应链体系之外，中国发展面临的各种国内经济结构及制度改革挑战同时制约着中国进口的增长，这是中国经常账户持续盈余的根源。
张燕生、姚顺利等认为，贸易不平衡问题的根源还在于外向型经济战略导致的优惠外资和鼓励出口的贸易激励机制以及它所带来的价格扭曲、资源配置扭曲等问题。仅仅是出口许可、出口税和出口退税这些措施调整是不够的，而要对过去外汇严重短缺时期所制定的以创汇为主要目标的外经贸政策进行全面地清理和调整。
3.一个新的视角：全球气候变暖对中关贸易的影响
相当多的学者认为，由于产业结构转移等原因，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的贸易顺差还是能够持续。王信的观点稍有不同，他认为，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顺差会持续，甚至可能会变得更大，但在长远来看，这种大的贸易顺差很可能是难以持续的。他从全球气候变暖的角度来分析了中美关系。认为，全球气候变暖对中国的贸易状况、对中美贸易顺差的调整会有比较大的影响。在短期内，如果这种发展模式还持续，制造业还继续发展，也就会贡献更多的贸易顺差，该问题就还会及进一步加剧。气候变暖的加剧，会导致海平面上升、农业生产下降、疾病增多等一系列的问题，因此，在全球气候变暖加剧的情况下，我们很多方面支出都会增加，导致经常项目顺差急剧下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肯定会受到很大的冲击，而且中国现在低成本向美国提供产品的情况会改变，从而影响到中国的贸易状况和中美的贸易失衡。
4.如何分析中美贸易摩擦：互补性和竞合性？
中美贸易摩擦和一般意义上的摩擦非常不一样，张燕生指出，与一般的贸易摩擦相比，中美贸易摩擦有三个特点：
（1）互补性的贸易摩擦。一般讲摩擦都是竞争性结构，抢别人的饭碗，而中美贸易摩擦是互补性的。而就是说真正竞争性结构的贸易摩擦远远没有开始。
（2）非经济因素的摩擦是主导。实际上中美之间，无论是纺织品，还是后来一系列的贸易摩擦，从美方来讲更多是从非经济的安全因素考虑。
（3）相互依存的贸易摩擦。也就是说中国实际有大量美国的投资权益，从性质上造就了中美之间的竞合关系。
他认为，对中国来讲，对失衡结构的调整是中国、东亚和美国的共同责任，也就是东亚扩大内需和实现贸易平衡的部分是全球失衡问题解决的根本点。
很多观点都赞同中美经济互补性大于竞争，但黄海洲提出，这是假定双方都按照常理出牌的情况下，如果双方不按照常理出牌就不一定。人民币的适度升值对美国的损害可能大于它从中得到的利益，中国在人民币升值的同时要增加货币市场的灵活性，推动金融市场的发展。中国应该继续与美国维持一个比较好的关系，在双方都感到维持双方关系有利的前提下，中美经济和金融市场的互补性大于竞争性，而这对于中国发展是长期有利的。
四、中国的选择
1.战略调整的基点：国家利益
不管是在美国的战略制定还是在中国战略政策的调整方面，国家利益毋庸置疑是最关键的出发点。在此基础上，与会专家从不同的侧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宋泓认为，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在贸易战略和贸易政策的某些方面，受美国的影响太大，包括汇率的产生、市场准入，甚至是贸易战略调整的问题，我们必须以国家利益为基点，按照本国最基本的经济因素来考虑，做一些调整。
查道炯认为，在技术标准的问题上中国没有必要退让，政府采购也不是非得按照美国的技术标准来决定的，而是应由我们自己的政府来决定。
姚顺利提出，当贸易条件恶化到一定程度，国家的福利就会受到影响，我们应该从国家的福利而不是基于对政治、对道德的理解出发，对贸易增长的问题予以认真考虑。
黄海洲提出，比较现在的中美关系，当年的日美关系对我们有很多的借鉴意义，日本崛起对美国造成的挑战和中国崛起对美国造成的挑战是完全不一样的。必须要想清楚国家的核心利益在哪里。
2.关注产业链的核心问题：知识产权保护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知识产权问题在中美经贸关系中的关键地位日益凸显。
李向阳提出，从过去的中美贸易摩擦中可以看到，实际上美国对中国的反应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类似纺织品的配额、反倾销的阶段，但这从长远来看并不是问题。到第二个阶段是对汇率提出质疑，而实际我们正处在第二个阶段。他认为，今后最高的阶段就是知识产权，它将最终成为中美贸易所有经济争端最核心的问题，因为知识产权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后进国家在未来的国际分工链条上的位置。所有的国际分工链条越来越深化，产业分工、产品内分工、生产分工，一个国家在产业链条上的位置决定了其未来国际经济收益的大小，其中就有一个“绝对值”和“相对值”的问题。在整个国际化分工中，需要严格遵守现代的规则，而这种规则达到的目的可以让你分享全球化带来的收益，但是不允许你改变目前在分工链条乃至整个经济中的次序，而知识产权保护可以说是其中最核心的内容。
因此，他指出，中国需要更早地做出前瞻性的反应，中美最终的利益应该在知识产权上。
滕飞认为，在处理知识产权的问题上应以国际标准为准绳，同时对中美共同关心的知识产权联合执法，在多个层面利用跨国公司这个合作形式来反哺知识产权。此外，还要重视中美、中日之间合作机制的建设，成立联合专家组，就共性、特性的知识产权问题进行及时研究，及时解决问题。
在知识产权对话方面，黄海洲提出，应该扩展地来看问题。全球关于知识产权一个很重要的议题是制药业，而现有的知识产权的框架是有很大问题的。全世界的制药业，主要是美国主导的，但是，新药的知识产权和定价相当不合理。全世界多少有病的人，包括艾滋病和其他的病，由于疫苗和费用太高而得不到治疗。中国应该加强保护知识产权，但一定要重新思考知识产权的国际框架，这个框架一定对全世界是有益的。为了全世界人民的福祉，中国可以理直气壮地站起来，要求改革知识产权的国际框架，并以制药业为出发点，相信会得到很多人的支持和认可。
3.明确面临的挑战，从大战略的角度抉择
黄海洲认为，应从大战略的角度做出政策选择，第一，中国要积极推行人民币国际化；第二，中国现在应该以“三国演义”的框架来考虑中国的国际金融形势，中国应该借助美国的一些经验发展自己的资本市场。他认为，全球化带来的全球流动性过剩问题主要是由三个结构性原因造成的：第一，全球总投资量的减少给全球创造了大量的流动性；第二，跨国公司的利润又返销到资本市场；第三，外汇储备的大量增加又变相增加了流动性。
张宇燕则不同意这一观点，他认为，劳动力过剩、劳动价值比较低、资本和劳动力比例不对称，导致了流动性过剩，投资量减少的状况是有时间限制的。
黄海洲认为，在全球流动性充裕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很显然面临一个升值的过程，这对汇率机制构成一种挑战。没有一个汇率机制对一个国家的所有时段都适用。他认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汇率机制是中美关系里重要的议题。美国在中美关系上占了两个道义上的高点：以前是民主、人权的问题，现在是两个经济上的道义——汇率问题，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他认为，中国都有应对的办法：适度的汇率升值对中国是有益的。中国有必要发展自己的金融市场，需要一个良好的内部和外部环境，通胀和汇率两者之间需要有一个合适的框架。金融市场大幅动荡对美国是不利的，其中有两个变量，一个是中国的外汇储备政策，一个是中国的汇率政策，既然美国要我们回答这个问题，那我们可以进行对话，对双方都有好处，不一定要一方站到道义上的制高点。
黄海洲把美国经济的精髓概括为“花旗、微软、波音、高盛”，这是中国应该学习的。他认为，中国应该在高技术上要大力投资，中国现在的宏观经济已经快要出现两个拐点了，第一个拐点是中国的流动性过剩，很快会变成昨天的问题，如果是宏观调控一味要吸纳流动性往前走，可能会出现比较大的问题；第二个拐点是投资，如果中国继续以压制投资的宏观调控方式，也会很困难。发展不应以短期产能为前提，而要在提高社会福利、增加教育投资、医疗、卫生、修地铁等方面下力气，对此，肖耿等也持同样的观点。
肖耿认为，中国过热的是无效率投资，但短缺的是有效率投资。如公共交通、地铁等基础设施应该多投资，而且应该更快地投资。有很多有效率的公共投资在中国是短缺的，导致了就业不足，剩余资本与剩余劳动同时并存的状况。在这方面最困难的就是要改变金融体系，因为金融体系唯一的作用就是要降低交易成本，让资本与劳动力更大程度地结合，创造更大的价值，然而由于我们国家的金融体制、监管体制还不够发达，造成劳动力和资本之间的交易不是很高，在这方面，实际上是需要欧洲、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帮助。他提出，美国要帮助中国，主要是要在金融体制方面让中国的金融市场现代化，二十年以后中国金融市场可以达到和美国同样的水平，不管是从规模还是质量上，中国实际存在机会，金融市场完全可以在世界领先。金融市场领先以后，就可以消化大量的剩余储蓄、剩余资本，那时候劳动力就可以被充分利用。
在货币政策方面，肖耿提出，鉴于日本和中国香港的经验，中国应该先通胀，后升值。对此，黄海洲持不同观点，他认为，先通胀或者大幅通胀，不是发展中国家发展金融市场的良好环境。在有大量通胀的情况下，金融市场是不可能得到很好发展的，它恰恰需要一个稳定的通胀水平。
4.追求和谐的第三条道路
张燕生认为，中国应该谋求在失衡的中美经贸关系中走出一条自己的路，主要加强应以下五个方面：
（1）从贸易政策来讲，中国要选择针锋相对和以柔克刚交替使用的政策。针锋相对是最好的对美贸易策略，但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以柔克刚也是胜敌之策。这对中国非常重要，因为中国现在成了最容易让步的谈判对手。
（2）中国恐怕要在现行国际规则中寻求一个追求和谐的第三条道路，既不能像日本那样成为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完全的追随者，又不能像苏联那样成为美国主导的国际规则的完全的对立面。最好的策略是主动接受并积极参与现行秩序，同时保持一定距离，与欧盟、日本、新兴大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保持良好关系，寻求建设和谐世界的第三条道路，是下一步需要解决的大问题。
（3）中国要增强自己在世界的地位就是要增强规则实力的法治建设。
（4）中国要寻求开放的、相互依存的大国战略。制定出口为本、自主创新为本、全球运作为本的开放新模式。
（5）中国要考虑构建高端基础的改革路线。加快要素、金融、外汇的市场化改革；减少新旧价格和激励机制扭曲；提高综合国力和产业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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