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晚清社会新成员群体与民国新闻业之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闻业论文,晚清论文,民国论文,群体论文,成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晚清时期大致是指1840年鸦片战争后至中华民国宣告诞生前的这段大致70多年时间。民国新闻业是涵盖民国时期所有新闻媒介、新闻人及由新闻人依托新闻媒介进行新闻传播活动，包括中国政党新闻业、中国民营新闻业及外人在华新闻业的完整概念。民国新闻业起源、萌芽、发展乃至成熟于孙中山领导创立的“中华民国”正式宣告成立之前，在中华民国宣告成立之时呱呱落地而正式诞生。民国新闻业为什么起源于晚清时期，是因为这一时期具备了民国新闻业起源的所有条件。尽管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思想氛围渐进、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等，都是孕育民国新闻业不可缺少的基本要素，但最根本的还是人。从19世纪40年代初开始，到中华民国宣告成立的公元1912年元旦前，中国社会结构在悄然中发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变化，旧的社会成员群体衰弱直至推出社会生活核心圈，新的社会成员群体在现代化都市环境中迅速成长，新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力量很快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成为民国时期新闻业孕育和发展的重要条件。 一、留学风潮与“新式知识分子”群体 中国传统学问是儒家经典“四书五经”，读书人拿手好戏是八股文“起承转合”，相遇时则必须“之乎者也”，甚至没落到鲁迅小说中的人物“孔乙己”那样站在酒铺柜台前喝酒时，还忘不了炫耀一下“茴香豆的‘茴’字有四种写法”。尽管鲁迅写“他”时已在“民国”，但确是那一群体曾经的生动写照。在“幼童出洋留学”之类国人走出国门学习西方先进思想理论和技术，以及西方列强各国依仗洋枪洋炮和传教士的《圣经》“西学东渐”后，中国知识分子面貌开始发生改变，出现一批“新式知识分子”，而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读书人”。 （一）出国留学造就了中国第一代新式知识分子 如前所述，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不久的1867年，曾于1847年赴美国耶鲁大学读书并取得学位的“中国留学第一人”容闳向朝廷“条陈”建议“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才。”[1]经过几番周折，容闳终于获准于1871年在上海创办留学预备学校。1872年夏季之末，第一批学生三十人，渡太平洋而赴美国，而后每年派出30人，至1887年为止一共派出4批计120名“幼童”赴美国留洋学习——这是清朝自1636年改国号“后金”为“清”，至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的276年间第一批官费送到西洋学习“新学”的少年留学生。这一“幼童留学计划”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开眼看世界”接触并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政治、经济、法律、师范以及近代科学技术的“新式”知识分子。甲午战争后尤其是日俄战争后，由于经过明治维新变法迅速强大起来的东瀛小国日本打败了地跨欧亚两洲的大国沙皇俄国，人们觉得不是小国打败大国，而是“君主立宪”打败了“专制沙皇”，要强大就必须立宪。要学立宪，日本既是距离上最近，文化和思维等方面也和中国最接近的学习对象，所以国人纷纷把学习目光转向日本，出国留学生的主要目的国家也由原来以西方各国为重点转为以日本为重点，学习重点也从向西方各国学习现代科学技术转向学习日本的政治、军事、经济、法律、社会管理等，赴日留学生数量的发展速度远远超出人们的预想。1896年的中国留日学生数为13人，短短5年后的1901年就急增到280人。以后每年递增，1905年、1906年两年均达8000人。[2]而在五四运动后则兵分两路，一路转向资产阶级大革命的发源地法国和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苏联，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实践，其中的大部分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者；另一路则继续走向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政治法律和科学技术，成为民国时期乃至新中国科学技术界的学者、专家和中国现代科学技术的奠基人。也有一些学习自然科学技术的留学生归国后参加社会或政治活动，学社会科学的归国后转行自然科学，并成为各自领域的重要人物。那是后话。 （二）新式学堂培养造就了一批新式知识分子 尽管是史无前例，但对于中国当时的人口基数来说实在是杯水车薪。到了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们为了培养懂洋务的专业人才，开始大规模地兴办如同文馆、方言馆、船政学堂、武备学堂以及铁路矿务学堂等“洋务学堂”。甲午战争后的维新变法运动尽管失败了，但新式学堂却因为无法抗拒的社会潮流而得以保存并继续发展。1902年，全国在新式学堂就读的学生人数还只有6912人，到1905年的时候就已经增加到255576人（二十五万五千五百七十六人），到1909年，全国共有新式学堂52348所（五万二千三百四十八所），学生人数达1638884人（一百六十三万八千八百八十四人）。如果加上教会学校和军事学校的学生，全国接受新式教育的学生人数大约有170万—180万人左右。到辛亥革命时期，国内新式学堂学生的人数约为300万人，是1905年新式学堂学生人数的12倍。[3] 从洋务运动开始，“西学”就开始进入中国。而清政府推行新政、实施教育改革，则是新式知识分子大批量产生的重要条件。“戊戌变法”失败后，光绪皇帝颁布施行的改革政策法令和举措几乎都被西太后推翻否决了，但作为实施新式教育标志的“京师大学堂”却得以保留，说明中国传统的、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要内容、八股文为主要表述方式的旧式教育即使在慈禧太后眼里也到了不得不改的地步。“西学”继续大踏步进入中国，而且从早期的天文历算、枪炮制造术，迅速扩展到政治、经济、法律、数学、物理、化学、生命科学以及各种近代科学技术和机械等各个方面。在这种社会氛围中，新式学堂的教学内容已几乎完全“西化”，学生在校除学习英、日、法等外语外，完全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近代教育模式设置课程，聘用教员、传授知识，组织实验及教学管理，中学为基础教育，大学为专业教育，还引进了大学预科制度，使得这一群体成员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结构上都得以迅速发展，呈现出一种与旧时读书人完全不同的心态和面貌。 （三）新式知识分子的群体特征 经过出国留学和新式学堂教育的年轻学生成为当时社会结构中最为活跃、最有生气的社会成员群体。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特征主要有：一是或多或少地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民主、自由、平等、独立、法治和科学思想熏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具有了自觉而强烈的反对封建、专制、封闭、迷信、愚昧等已落后于社会发展潮流的传统思想和思维习惯的热情。二是他们通过接受西方近代教育掌握了在新的社会环境和科学技术环境下形成的现代科学技术和理论知识，这些现代科学知识解释（解决）了许多依靠中国传统知识难以解决（解释）的自然界、科学界以及社会生活现象和问题，这些现象和问题的科学解释（解决）为打破因缺少科学知识而存在的愚昧和迷信、冲破封建专制禁锢，提供了理论武器和思想方法。三是接受西方社会政治学说中的团体与组织理论，“通过群体的联合来增强自身的能量，扩大社会影响，以进而实现他们的救国理想”[4]的意识迅速成为这个群体的共识。中华民族传统的爱国情结和清末社会政治黑暗，官场贪污腐败，国家主权破损，国民经济衰败，人民流离失所，列强胡作非为等社会现实的激烈碰撞，使一些思想革命的先驱们产生出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救亡图存”历史使命感、“舍我其谁”的民族责任感，“唯我马首是瞻”的自觉意识，成为当时社会生活中的一股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积极力量。 二、“西学东渐”与“半西化朝廷命官”群体 所谓“半西化”朝廷命官是特指那些身在中国封建王朝政府（清廷）为官，但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与中国传统文化相悖的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和道德，并在言论或行动上表现出与传统朝廷命官不相一致的清廷体制内官员。 （一）“半西化”朝廷命官的主要来源 “半西化”朝廷命官具有双重身份，既是朝廷任命的官员，即只有依附朝廷才可能出现和存在；又是“半西化”的思想意识，是与朝廷对他们的期望和要求相悖的。他们是旧有政治和官僚体制意识形态的背叛者，但这类“背叛者”官员的制造者却正是旧有的清朝政治和官僚体制。细究这类“半西化”朝廷命官的来源，主要有以下三个不同的方面： 一是先在朝廷做官后因公务和外国人打交道接触西方世界后认识到中国的政治必须有所改变，并积极促进改变的朝廷命官。这一类的代表如清末外交家薛福成（1838—1894），他早年先入曾国藩幕府后随李鸿章办外交。光绪五年（1879年）著《筹洋刍议》，主张改革政治，发展资本主义。后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以左副都御使衔出使英、法、比、意等国，成为积极鼓吹君主立宪的朝廷命官。又如郭嵩焘（1818—1891），早年曾协助曾国藩创建湘军，因镇压太平军有功升任广东巡抚，后任兵部侍郎。光绪二年（1876年）出使英国，两年后兼清廷驻法公使。辞职归国后积极参与洋务运动，主张允许私人开办企业，反对官办垄断。著有《使西纪程》二卷，是他出使英国的旅程日记，尽管是他从光绪二年十月十七日（1876年12月2日）至十二月初八（1877年1月21日）从中国赴英任职途经新加坡、暹罗、波斯、土耳其、希腊、意大利、法国、埃及、摩洛哥等十八国的所见所闻日记，但因其涉及地理位置、山川形势、风土人情、宗教等[5]，对于时人了解外部世界仍有裨益（光绪三年被朝廷“令毁”书版）。再如黄遵宪（1848—1905）自光绪三年出任清廷驻日本使馆参赞后，先后任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驻英国使馆二等参赞、新加坡总领事。回国后任江宁洋务局总办。甲午战争后在上海参加强学会。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出资参与创办上海《时务报》，次年任湖南长宝盐法道，署理湖南按察使，积极协助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后奉光绪皇帝之旨调查《时务报》改办为《时务官报》中康梁和汪康年之间纠葛。其所著《日本国志》为近代国人研究日本的重要著作，对戊戌变法的酝酿产生过较大影响。 二是先接受西方“新学”影响并成为维新变法思想的政治领袖，在变法运动中被皇帝授予官职后成为朝廷命官。这一类人最突出的代表就是戊戌变法的政治领袖康有为和梁启超。康有为（1858—1927），他6岁进私塾，18岁起受学于朱九江。1888年至1898年间，曾七次上书光绪皇帝，要求变法。1891年在广州设立万木草堂并讲学，同年刊印的《新学伪经考》把“古文经”斥为“伪经”，其目的在于打击“恪守祖训”的封建保守思想，为变法制造舆论公然挑战封建统治思想，在当时思想界引起极大震荡。1895年与梁启超等1300名举人“公车上书”，提出“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和“变法图强”等主张。虽然上书被朝廷都察院拒绝了，但这次活动冲破了清廷“士人干政”的禁令，为后来的维新变法活动社会化奠定了社会基础。同年中进士后被授“工部主事”但未到任，在京组织强学会，发刊《万国公报》（后改名为《中外纪闻》），在上海创设强学分会创办《强学报》鼓吹变法维新，成为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创办的第一批具有政党机关报性质的近代报刊。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学生，因与其师康有为共同倡导变法维新、发动组织“公车上书”，后到上海主笔《时务报》，发表《变法通议》，主编《西政丛书》，主讲长沙时务学堂，积极鼓吹和倡导变法维新且因其首创的“笔端常带感情”的“时务文体”风行全国，时人并称为“康梁”。在“百日维新”中被授以“六品衔”办京师大学堂和译书局。百日维新失败后亡命海外，先后编印《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坚持立宪保皇立场，成为革命党人论战的主要对象；所介绍的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经济学说在当时知识界引起众多关注，影响了当时的知识界尤其是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 三是原本就在朝廷做官并在骨子里难以割舍延续数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只是由于多种原因或赶时髦、或意欲政治投机，或心存侥幸等一时成为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默认者或潜在赞成者，以及没有风险时的顺风支持者，遇到风险时的背后支持者。主要的代表人物如朝廷重臣曾国藩、张之洞、以及后来的袁世凯等，大致都属于这种情况——诞生和成长于封建专制君主的社会政治氛围，在后来的社会活动生涯中感受到封建君主专制和闭关锁国政策的落后，对传入的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经济、法律学说以及近代科学技术心向往之，似乎觉得只有向西方学习才能自强，才能免受瓜分。但又下不了决心和这个旧的政治制度决裂，甚至还把巩固、维护、延续这个政治制度作为自己的“使命”——他们看上“新学”的原因就是诸如日本这样曾经极端落后的海岛小国，因采用西方政治社会学说实现了“明治维新”迅速强大，所以也就想学走日本的道路，是清廷统治下的中国“复兴自强”。因此守旧势力反扑往往就转变风向——张之洞还曾捐1500银两支持康有为创办上海强学分会和刻印《强学报》，但在御史杨崇伊向朝廷弹劾康有为强学会及《中外纪闻》“专门贩卖西学书籍”、“植党营私”、“开初始横议之风”，光绪帝迫于压力于1896年1月20日降旨“查禁强学会”，“禁止该会活动”后的第5天，张之洞就从南京致电上海《强学报》馆称“强学会报章未经同人商议，遽行发刻。内有廷寄及孔子卒后一条。皆不合现时。各人星散，此报不刊，此会不办。”[6]为免除自己的政治风险，强行停办《强学报》和解散上海强学分会。政治氛围顺畅就赶时髦，一遇危险就翻脸不认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官场手段显示出这类“半西化”官员的政治原色。 （二）“半西化朝廷命官”的主要政治特征 中国历朝历代的朝廷命官之所以称之为“朝廷命官”，就是因为这些官员是“朝廷”“任命”的——有“朝廷”才有“官”，没有“朝廷”也就没有“官”，朝廷是官员的命根子。因此，历代朝廷都要求官员绝对地忠于和服从朝廷和朝廷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为“忠君”可不要身家性命，不要七情六欲，甚至可以在“大义灭亲”旗帜下不要生身父母和同胞兄弟姐妹。从上到下，从内到外，在“忠君”上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这是传统化纯粹“朝廷命官”的政治性格，也是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得以延续数千年的制度保障和文化精神惯性。但这一政治性格反映在“半西化”朝廷命官身上就不一样了。他们的“半西化”特征同时决定了他们“传统化”的政治表现。首先是尽管他们被“半西化”的途径和程度不尽相同，但朝廷“官员”的属性非常明显和稳定，即不管在什么环境下，都仍然把“朝廷”、“皇上”记在心里，挂在嘴上；长期的封建主义教育和封建专制社会氛围熏陶使得“封建”色彩始终是“半西化”官员思想意识中的“本色”；其次是他们或是在履行“朝廷命官”的公务职责，或是在出洋考察或和西人日常交往中，亲眼看到或听到、或从书本中感知“西学”对社会生活的巨大影响，使得本来和中国一样贫穷落后的国家（如日本）在短时间内发生了迅速而巨大的变化，从弱变强，进而对传统政治学说（制度）产生了怀疑。但他们接受“西学”的目的仍然是借西学之“药”治朝廷之“病”，达到延续朝廷统治也是延续自己官运的目的。再则是由于本色的封建专制意识和对传统政治学说（制度）产生怀疑的内心世界矛盾，使得这些“半西化”朝廷命官所代表的、构建的朝廷面貌也就呈现一种“模糊化”特点。朝廷面貌“模糊化”的主要标志就是同一朝廷官员在不同社会环境下出现了语言、行为倾向的“多面化”，失去了政治人物信仰的稳定性。这些“半西化”官员在不同场合、不同环境中的不同表现，使人们看到的朝廷面貌呈现出一种不稳定的迟疑的和多面的状态。而朝廷官员所表现出来的不稳定的多面的状态，使得当时的人们对朝廷的稳定性和合法性产生怀疑，产生动摇，进而不反对推翻朝廷的革命，最后甚至被动或不很被动地参加到推翻朝廷的革命浪潮，促成了清朝的灭亡。 三、农村经济破产与城市无产者/小市民阶层 中国历史上就是一个以农业经济为基础“自耕自足”的国家，手工业及其成品交换只是广大农民对多余日常生活用品的交换和补缺。在中国传统农村，农民一生的主要生活需求品都可以通过自己生产和简单交换得到满足——呱呱落地后的第一个需求喝奶就是饮用的母乳产自他的生母，日常主食所需要的各种粮食是农民在自己的农田种植，日常生活需要的穿衣是农民栽种棉花自己纺纱织布满足的，晚间点灯的油是黄豆油或菜籽油，天冷时男人戴的帽冠和女人包裹的头巾、天热所需的蒲扇及出行所穿鞋袜等等，都可以通过农民自己的生产和简单的农副产品集市交流获得满足，寿终正寝了也就是在自家的土地上挑块“风水”好一点的地埋下去，只求保佑子孙平安，家族旺盛。中国的数以亿计的农民世世代代都按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习惯与世无争地生活着、繁衍着。1789年乾隆在给英王乔治三世的上谕中说“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7]中国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得清政府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所采取的闭关自守政策得以成为可能。然而这一切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及随之而来的各式各样“舶来品”洋货的进入，很快就被打破了，改变了。 （一）农业自然经济破产与城市无产者群体扩大 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中国政治经济的转折点。由于不敌洋枪洋炮，在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和英国签订丧权辱国、赔款割地的《南京条约》、《中英五口通商条约》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约》（即《虎门条约》），美国法国也趁火打劫胁迫清政府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通过这些条约，西方列强在中国获得了协定关税权、海关行政权、沿海贸易权、内河航行权、内地通商权、通商口岸使用权、领事裁判权、修建教堂和传教权以及片面最惠国待遇权等一系列特权。借助这些条约获得的特权，西方列强迅速将其侵略势力伸进中国，使中国逐渐丧失独立自主的地位。[8]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态造成了极大的损害。随着资本主义国家剩余工业品的倾销和中国大量原材料资源的被掠夺，原本基本平衡的中国经济传统结构被扭曲改变，人们为了追求利润扩大可以出口的蚕丝、茶叶的产量，而使原本为维持平衡存在的其它作物产量被压缩。有专家指出，鸦片战争后“全国的梅花名胜特别是江南地区的梅产区全面萎缩。当时的情景是，国门被列强冲开，丝绸外贸迅猛发展，各地纷纷伐梅种桑，大大冲击了传统青梅产业的生存空间。”[9]加之农村土地集中化趋势发展更加迅速，大量原有小额土地的农民失去土地，农村经济原生态迅速被破坏，大批农民失去土地成为农民无产者而流落到城市，成为既没有技术、又无资本，孤苦无援只能靠出卖体力求得一线生机处于城市最底层的流亡无产者。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进入设在大城市的近代化工厂做工，成为中国的第一代工业无产阶级。由于工业无产阶级的出现和壮大，中国的社会革命在经历了资产阶级维新派领导的“戊戌变法”和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辛亥革命”后，由于没有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入和苏联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榜样启发，中国社会革命的进程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阶段。 （二）近代化都市发展与城市小市民阶层群体的扩大 近代大工业的出现和发展需要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供其使用，既成为破产农民投亲靠友的出路，又使得原本的沿海中小城市规模迅速扩展。中国农村经济破产致使大批失去土地的农民被迫流落到城市，成为只能依靠出卖青春和体力的城市流亡无产者。第一代从农村流落到城市的流亡无产者举目无亲，身无技术，可以依凭的资源又少得可怜，只能靠从事最艰苦、最危险、最廉价的体力劳动换取一点儿生活资源以谋生，同时还要赡养尚在农村的老人和孩子，这是一个最艰难的社会阶层，他们身受社会多重压迫和剥削，歧视甚至凌辱，得不到应有的人格尊重，境遇十分悲惨。旧上海有“扬州三把刀”的说法，说的就是上海职业中的“剃头刀”——给人理发，“修脚刀”——澡堂里给人修脚，“切菜刀”——给人烧饭，是当时流落进上海的江苏长江以北地区（俗称苏北）破产农民就业的主要领域，都是当时被人看作最为“低下”和“肮脏”的服务业。在经过了数十年的拼搏和努力后，其中一部分城市流亡无产者逐渐融入了城市生活，成为城市小市民——他们有的索性变卖了老家仅有的为数不多的土地和祖产，到城里成家，开店铺，当起了小老板；有的忍受生活的艰难坚持供养孩子读书，然后因孩子凭知识进入外国企业或官府谋生，自己生活状况也随之改变；也有的识了几个字，混起了小报撰稿人之类的职业，有的人甚至凭借资本和文采自己创办起娱乐性小报；有的跟随做生意的外国人进进出出，熟悉了外国人的生活和习惯，从小跟班做起当起了帮办或代理人；也有的办起了小作坊，雇几个工人，利用简单的机械生产人们日常生活必需手工业品。当然更有不少人继续凭体力和所从事工种必需的那点专门技术，在中国人或外国人兴办的近代化工厂（如纺织厂、棉纱厂、肥皂厂）做工，挣钱养家糊口——成为无产阶级。这些人包括原来就生长生活在城市因为各种原因破产没落的原住民，构成了近代化城市人口的基数性人群。 四、新社会成员群体与民国新闻业起源发展之关系 由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科学技术环境的变化，催化了社会成员新的群体的出现并迅速发展壮大，这些新的社会成员群体既是晚清时期社会的维持者，更是晚清朝廷走向灭亡的推动者和见证人。 （一）新式知识分子成为民国新闻业起源和发展的“助产士” 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适时出现和迅速壮大及所表现出来的崭新特征对中国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生态产生了直接和显著的影响，同时也是清朝末年开始出现的中国近代新闻业诞生和发展的“助产士”。他们通过“走出去”求学或从书本中认识了近代资本主义优越于封建专制主义诸多事实，感受到中国如不变化肯定被世界潮流淘汰，因而产生迫切改变清末社会政治现状的愿望，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自由、平等、独立、法治和科学思想成为他们反对清朝封建专制统治的重要思想武器。为实现“救亡图存”的政治理想，既是“手无呼鸡一把米”，又是“手无缚鸡二两力”的新式知识分子们，必须动员组织发动圈子外的诸如朝廷官员、巨商大贾、新军士兵、帮派会党、宗教会众以及城市平民等随其“维新”或“革命”。虽然可以通过集会、演讲、私下串联、茶馆聊天等“小众方式”进行组织动员，但要大面积地产生社会影响，创办和利用社会大众传播工具则既是西方列强“先生”们的成功经验，也是新式知识分子的主动选择和下力最多的工作领域。于是从“出洋留学第一人”容闳于1874年在上海创办《汇报》起，中国的政治生活舞台上就一直不断上演着政治人物（如康有为与《中外纪闻》和《强学报》、梁启超与《时务报》、《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孙中山与《隆记檀山新报》、《中国日报》及《民报》、于右任与《神州日报》、《民呼报》、《民吁报》及《民立报》等）、政治团体或派别（洋务派、维新派、保皇派、立宪派、革命派及国家主义派等）及为鼓吹组织政治运动（如洋务运动、变法维新、保皇拥帝、反清起义）创办以新闻为宣传工具的各种报刊，为自己的政治理念进行鼓噪，对政敌主张予以批驳或攻击的话剧——新闻宣传舆论战——当然也有一些人创办以普及科学文化知识或进行学术研究为宗旨的报刊。这些报刊（包括商业新闻报纸）不断发展和完善，到中华民国呱呱落地诞生时已初步形成包括政党报纸、政府官报、商业新闻报纸、学术普及或研究报刊以及专门读者（群）新闻报纸等为主要组成部分的民国新闻业。所以说，新式知识分子在民国新闻事业的孕育中发挥了参与者、建设者乃至引领者的作用，是民国新闻业诞生的“助产士”。 （二）“半西化朝廷命官”的态度客观上助推了民国新闻业起源和发展 “半西化朝廷命官”的出现，一是表明这些朝廷命官对清政府代表的封建专制制度以及政治信仰已经动摇，使得清政府的行政效力和执政基础大大削弱。他们的政治经验使他们从内心感到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已经难以适应浩浩荡荡的民主潮流，寻思通过资产阶级维新改良或革命使封建专制统治的现状有所改观，以便使皇帝当得更稳，自己的朝廷命官当得更久更大。因此，在资产阶级维新派刚起势时，他们并没有对之表现出敌意，相反却施以援手（如张之洞捐金500资助强学会办报刊）。这种情况的直接效果是为维新派报刊的发展和力量聚集创造了条件。半西化朝廷命官对革命党人的态度则更加复杂，可以说既恨，又怕，恐怕还有点盼望——因为清政府实在是“扶不起的阿斗”，让他们彻底绝了望。为此，一些半西化朝廷命官在处理革命党人新闻活动事务时因对清廷的政治信仰动摇出现迟疑或彷徨，在查检或查封革命报刊时采取睁眼闭眼的态度，这就客观上对民国新闻业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有一些半西化的朝廷命官则是在朝廷积极推动近代官报的出现，如清廷考察政治馆和预备立宪部门的开明官员就对近代报刊“抬贵手，开绿灯”，清政府近代官报则为民国时期政府官报提供了物质和经验基础。但一到触及到自身根本利益或生死存亡的时候，这些半西化朝廷命官就“背叛”维新或革命了——袁世凯在戊戌变法关键时候向慈禧告密，张之洞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变本加厉镇压维新派就是典型——目的还是保自己。 （三）城市无产者/小市民群体为民国新闻业发展提供了受众市场 城市无产者生活在社会最底层。一方面，他们既身受清政府封建专制的政治压迫，又身受外国资本和买办的体力劳动力掠夺以及中国资本家的经济剥削，所以对社会现实具有天然的反抗性。中国民间自古就有“官逼民反”、“等死不如闯祸”思想基础，他们最容易接受“改变现实以求改变现状”的政治宣传，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鼓动革命的直接对象，为资产阶级革命报纸提供了部分受众；另一方面，他们好不容易拉扯大甚至拼全家之力供养出来的“洋学生”最容易接受革命思想的影响，成为革命党的追随者和资产阶级革命报纸活动的直接参加者——当时中国留日学生的革命报刊活动实际上成为革命报刊的重要力量。城市小市民群体在政治或经济方面发展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在通常情况下只要无病、无灾、无难和没有战争，基本上处于“胀不坏、饿不死”状态。既可生存下去，又无上升希望，所以缺少改变现状的动力，“享受眼前并不十分满意的生活”成了大部分城市小市民的普遍心态。这一群体的存在，一方面是为如《申报》、《大公报》等商业性新闻报纸的出现并得到发展提供读者受众市场，同时更是那些格调虽然不高但贴近人们生活，没有很浓政治色彩且价格不贵，可供人们消遣的都市“小报”得以存在的主要读者群体。晚清时期有些革命党报人为了向小市民宣传革命，采取“小报养大报”，“娱乐报”支持“政治报”的策略，如革命党人郑贯公就不但在报刊上刊载“谐趣”之文，而且专门创办了诸如《一声钟》、《无所谓》、《唯一趣报有所谓》（简称《有所谓》）等通俗报刊，以吸引读者阅读，扩大革命宣传的影响力。“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上海后，人们奔走相告，欣喜若狂。上海报馆集中的望平街迅速出现大批为革命派鼓吹的小型报刊，总数不下30种。每天从早到晚人们云集各报馆前打听消息”，“攒首万人，交通为之中绝”[10]——阅读者应该大都是城市无产者和小市民阶层，直接间接地成为民国新闻起源发展的读者市场和受众基础。 新式知识分子、半西化朝廷命官、城市无产者小市民阶层等新的成员群体只有可能出现在鸦片战争后的晚清社会环境里，也只有他们的出现才有可能为中国近代新闻业即民国新闻业的起源发展提供全新的动力和市场。假如没有这些新成员群体的出现和发展，民国新闻业是既不可能起源，更不可能发展的。标签：中国近代史论文; 民国论文; 群体行为论文; 中国近代社会论文; 日本政治论文; 晚清论文; 强学报论文; 知识分子论文; 时务报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