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扬[1]2003年在《传统传记理论的终结：章学诚传记理论纲要》文中认为传记既是章学诚爱好而极思的对象，又是其奈以立命谋生之手段，故实斋于传记深造而有所得。实斋的传记理论有叁种表现形态：理论的直接阐述、批评的曲折表达、传作的隐性言说，叁者相生互动、互为阐发，对传统传记理论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总结与批判。实斋秉承浙东学术“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着述”之余韵，其传记理论不仅仅停留为一种理论探讨，而且散发出强烈的现实参入色彩，总结与批判均是正本清源，试图将乾嘉时代的传记创作纳入规范轨道。而批判本身就意味着嬗变，为近代传记理论浸染异域观念提供了亲缘的可能，尽管如此，实斋许多弥可珍贵的传记观点仍尚未为近人乃至今人所完全领会。与实斋传记理论表现形态相适应，本文多从理论、批评与实践叁层面相结合的角度进行诠释。除绪言与结语外，本文共分叁章，分别探讨实斋对于传记源流与界定、书写原则与方法、史传若干问题的看法，并揭示这些看法所产生的原因。本文所涉及的传记包括史传与文集传记，且依实斋而言，史传为文集传记之本位。
张富林[2]2014年在《章学诚文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浙江省绍兴府会稽县(今绍兴)人,清代乾嘉时期重要的史学家、目录学家及文史批评家。毋庸置疑,章学诚作为清代重要的史学大师,其史学成就最为显着,同时,他在文学上也颇有建树,其以文证史、以史统文的文史观,决定了文学思想在其整个学术思想中的重要地位,可以说,章学诚的文学思想与文学实践丰富多彩,别具一格,是其整个学术思想与创作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学界对其文学成就的研究尚显薄弱,研究领域还有待拓展,探研深度还有待深化,有鉴于此,本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文学视角出发,对章氏在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研和总结,这对研究章氏的文学思想,甚至其整个学术思想,有一定价值。论文由导论、正文和附录叁部分构成。导论部分,对该选题的来源以及研究的意义、现状和方法进行了具体阐述。正文部分共分为八章。第一章主要从历时的视角出发,梳理了章学诚的生平及其文学思想。章学诚不合时好,一生过着浮家泛宅、颠沛流离的漂泊生活,为养家糊口,他多次主讲书院,历聘志局,在车尘马足之隙,笔耕不辍,为世人留下了丰厚的学术着述,但由于居无定所,部分着述散佚不存。纵观章氏一生,其文学思想由萌生到成熟历经叁个时期：家学熏染形成志趣时期、文学思想的形成时期及文学思想的成熟时期。第二章具体阐述了章学诚的古文理论与实践。古文理论着重阐述了章氏在文道、文质及文气方面的观点,在文道关系上,章氏提出了文以明道、道不离文的观点；在文质关系上,章氏提出了文生于质、质重于文、质不离文的辩证观点；在文气观上,章氏提出了气贵于昌、文非气不立及集义养气的观点。章学诚的古文实践最为丰富多彩,成就卓着,其游记散文,短小精悍,结构谨严,层次分明,详略得当,重点突出,语言质朴,通过记游,表达人生感悟,给人以哲理上的启迪。章学诚关心国计民生,主张文期经世,其在晚年连续上书六篇政论文章,直陈时务,提出整顿吏治、完善举报制度、改良科举制度等革新举措,其政论散文,能结合社会现实,针对时弊,有感而发,结构严谨,主次分明,议论缜密,具有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学术散文是章学诚古文创作的重镇,其学术散文深于设喻,精于通类,长于排比,善于用事,结构缜密,内容翔实,论说雄奇,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和说服力。第叁章具体阐述了章学诚的诗学观及其诗歌创作。在诗歌理论上,章氏认为,由于诗体异于文的特殊性,运用比兴寄托寓意,是诗歌创作中经常运用的手法。章学诚轻视诗歌的工艺,反对片面讲究形式技巧,相反,他特别强调诗义的重要性,认为诗与非诗的标准不在于工艺的完美与否,而在于有无诗义,因此,章氏强调作诗应以学问为基础,要言之有物。章学诚不擅写诗,所作诗歌无多,从内容上看,可分为叁个部分：一是咏史诗,借咏史来发抒自己的思想情怀；二是作《题<随园诗话>》,批判袁枚蛊惑闺壶及诬枉黑白；叁是作七古长诗一篇,历叙一生的遭际。第四章具体阐述了章学诚的小说理论与实践。章学诚的小说理论丰富多样,他把中国古代小说的流变分为四种类型,即目录学小说、志怪小说、传奇小说和演义小说,提出了中国古代小说“历叁变”的流变理论；阐明了小说运用虚构手法进行叙事的虚构理论,论述了小说虚构叙事的原因,分析了小说进行虚构应遵循的原则,即必须符合伦理道德标准,历史人物要符合历史真实,符合“实则概从其实,虚则明着寓言”等原则,对于虚构的作品,在阅读时应做到心知其意和意会；阐明了小说在补正史所缺、编撰方志史籍及劝诫教化等叁个方面的功用理论。当然,章学诚在其小说理论中也表现出两难抉择的矛盾心理：既轻视小说,又看到小说所具有的作用；既要求小说创作应遵循史家的实录原则,又承认小说创作中运用虚构手法的合理性；既为小说突破史家固有的传统观念而哀叹,又认为小说的嬗变非人力所为。这种矛盾心理,是由其史家固有的传统观念与其进步的文学观相互冲突造成的,同时,他也提出了解决的方案。章学诚的小说创作主题多样,或表现劝善惩恶,或表达感恩图报；叙事方法精妙纷呈,或巧于虚构,或巧设悬念,或善设对比,或善用巧合,此外,小说精于取材,善于剪裁,人物描写方法不拘一格,语言平实,朴拙无华。第五章具体阐述了章学诚史学着述中的文学实践——传记理论与实践。章学诚界定了传记的内涵,梳理了传记文体的流变,提出了传记撰写的文学性原则,即传人者文如其人,述事者文如其事的原则,论断宜守谨严的原则等。章学诚传记创作数量可观,类型多样,不拘一格,有传、列传、家传、别传、小传等,这些传记有的出自文集,也有的出自方志,章学诚注重从具体需要出发,选择与实际内容相适合的传记形式,使内容与形式得到完美统一。章学诚的史学传记无论是叙事方法,还是人物刻画,都颇具文学价值。第六章具体阐述了章学诚的八股文理论及其影响下的写作教育。章学诚明确提出了自己的八股文理论：八股文有高下不同的品位,八股文有特定的为文原则,八股文有鲜明的技巧趣味。但也不难看出章氏对八股文的矛盾心理：一方面轻视八股文,另一方面,又时对八股文持肯定的态度,章氏虽反对八股文的写作,但并非主张要废除这一重要文章形式,而是倡导一种高品位的有质八股文的写作,也正是通过这一主张,来调和他的八股文理论中固有的矛盾心理。章学诚一生主讲于多家书院,教授八股时文,为读者留下了关于写作教育的丰厚论述,其写作教育深受八股文理论的影响。第七章具体阐述了章学诚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章学诚是重要的文史批评家,有着丰富的批评实践,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文学批评理论。他认为批评主体应具备文德思想,即“临文必敬”和“论古必恕”。章学诚在批评实践中总结出丰富多样的批评方法,即源流互质法、心理批评法、反证批评法、采择批评法及比喻批评法等。章学诚一生致力于文史校雠事业,以品评古今文史利病得失为己任,他对桐城派古文文统、义法提出了质疑和批判,此外,章学诚对袁枚亦深恶痛绝,对其诗学观、古文观、考据观及其《随园诗话》也进行了批评和清算。第八章具体阐述了章学诚关于文学史的意识观念及其当代意义。章学诚通过“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方法,以诗教为中心,构建起了文学的史的初步体系,他指出了中国古代文学发展演变的历史,即由六艺之文发展为战国之文,又由战国之文流变为后世之文,虽然形态各异,但一脉贯穿,构成了完整的文学发展的历史序列。章学诚还对文体流变的历史作出了梳理,认为后世文体源于六经,至战国时期,后世文体大致已发展完备。附录分两部分内容：一是根据章氏原着以及参考相关资料,制作了章学诚着作年表,通过年表,可以清晰直观地了解章氏的着述历程；二是考证了章学诚部分佚文篇目。
王亚军[3]2014年在《章学诚着述若干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章学诚是清代着名的文史学家,他在文史理论领域的成就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并被大力的宣扬,然而在其理论的耀眼光环之下,章学诚实践自已文史理论的具体的作品却被极度忽略了。仅有的几篇研究章学诚的散文的文章通常也只是局限在《文史通义》之上,对于文集以及方志等作品中的传、记、墓志铭等作品就关注的更少了。章学诚在文史理论上取得了如此高的成就,研究他的文集与方志作品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章学诚的文史理论。本文以清代着名的文史学家章学诚为研究对象,具体研究主要围绕其代表性着述《文史通义》的版本与传记散文两个方面展开。在《文史通义》的版本的探讨方面,笔者主要以被学者忽略的章学诚文章中的自注作为研究的突破口,结合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试图总结出《文史通义》的最佳版本。在传体散文的研究方面,本文主要探讨了章学诚有关传记散文提出的理论以及他将这些理论在自已的文集以及方志传体文章中的应用。
彭志琴[4]2009年在《章学诚文体批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章学诚是清中叶不徇风气、别识心裁的杰出文史理论家,其史学、校雠学与文学批评方面的成就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迄今,学界对其史学、校雠学的研究精细入微,文学思想、文学理论方面的研究也日渐兴起,但是文体批评方面的研究仍然停留于零散状态,有待进一步挖掘和系统化。引言部分简要说明章学诚研究状况及本文的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本文主要从文体理论、文学文体的批评、批评文体的批评叁个方面来展开对章学诚的文体批评研究。第一部分梳理章学诚的文体理论。概述章氏在文体分类论、文体规范论、文体流变论叁个方面的独识心裁。章氏主张文体分类应返朴归真,例简义精,经世致用,肯定因名定体具一定的实用性,反对拘貌论文,提倡善读古人书,知古人之意。论文体规范,章氏从体裁、语体、风格叁个方面对文体提出了规范要求,认为文无定法,但文又自有其理。风格规范中又以学诚所述各体文章的主要风格为考察对象,兼论时代风气与作家个性对文章风格形成的影响。文体流变论中聚论章氏的推源溯流论,进而探讨章氏“文本于经”和“文体备于战国”的观念。第二部分论章学诚对文学文体的批评,探讨涉及到赋、诗、古文、时文、传记。依萧氏划分法,赋在先,诗、文位其后。章氏论赋着重谈其源流、特征与功能,评诗则注重其特点,兼论象与比兴、声律。章氏论古文与时文时,常将二者进行比较,认为时文与古文二者具相通之处,特别重视古文对时文的影响,反对以时文之法窥古文。该部分则主要梳理章学诚的传记理论,指出章氏对传记写作要求与作用的评定的意义与问题。第叁部分论章学诚对批评文体的批评,先简要梳理批评文体的生成与发展,再以诗话与评点为两大研究支撑,探求这两种独具民族特色的批评文体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发源、地位与作用。学诚分诗话为“论诗及辞”与“论诗及事”两大类,且重其补史作用。本文以章学诚对袁枚《随园诗话》之批评为实例,客观考察章氏对袁枚的批评,以知人论世的原则回应章氏自述的文论家应持的批评态度。学诚肯定评点可嘉惠后学,又贬其为“品藻之下乘”。本文采用史论结合的批评方法,既有纵向的推源溯流,亦有横向考察章学诚对各类文体进行的批评,希望为章学诚文体批评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提供一点参考。
夏德靠[5]2017年在《论《世说新语》的传记文体》文中提出《世说新语》延续《国语》以来的语类文献传统,其实属于一部史传文献,在文体方面呈现显着的传记特质。具体表现为:其一,《世说新语》同一类目之下汇辑性质相似的人物行为及相关事迹,实际上近于正史列传体的类传或合传;其二,《世说新语》存在个人传记,《世说新语》每一门往往将同一个人的资料编撰在一起,这相当于一个人的传记,或者一个人的事迹散布于《世说新语》各门类,将这些事迹聚敛在一起,其实也是一篇传记;其叁,《世说新语》还存在家族传记,一是某一特定门类出现家族传记,二是几个门类的资料合在一起形成家族传记。
陈磊[6]2015年在《论民国时期的章学诚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章学诚研究在当今学界已经成为热点,与其有关的学术论着已经汗牛充栋,几乎关涉到了章学诚学术思想的各个层面,尽管褒贬不一,但章学诚基本被今人定型为清代的卓越史学家之一,与其在清代黯淡的学术地位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章学诚卓越史家形象的建构与民国时期的章学诚研究密不可分。民国时期,章学从学术地理的边缘走向中心,成为显学,不仅反映了其学术思想自身的价值,更能够体现学术环境变迁之下的章学迎合了门径各异的不同学者的需要,民国学者对章学的诠释和解读亦体现了民国学术的中西和新旧之争。基于此,本文至少涵盖以下几个内容：其一,提出主旨与研究对象,并对相关概念进行阐释。梳理学术前史,了解研究现状和留存问题。指出现有的章学诚研究成果多立足于章学诚学术思想的本身,对章学成为显学的民国时期关注度不够,多为个案研究且对不少学人的章学诚研究有所忽视,对民国学人的章学诚研究与民国学术之关系发掘不够。其二,章学诚生平事迹及章学的早期传播。章学诚是中国古代着名的史学家,其《文史通义》、《校雠通义》堪称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代表作。章学诚在其有生之年,不仅生活窘迫,其着述也不为当时学界所重,流传范围有限。到了晚清,章学引起了谭献、李慈铭等学者的关注,在毁誉交加中踽踽独行,章学的经世价值亦引起了晚清经世派学者的重视。其叁,民国学者考证章学诚生平事迹及整理其着述之成就。胡适所作的《章实斋先生年谱》不仅更加详尽地反映了章学诚的生平事迹和学术大要,也引起了当时学界的“章学诚热”,在胡谱的基础上,民国学者相继订补和撰着了更加详尽的章学诚年谱,章学诚的生平事迹日益明晰。嘉业堂《章氏遗书》的刊刻和张述祖、孙次舟等学者对章学诚着述版本及流传的考证为当时的章学诚研究奠定了重要的文献基础。其四,民国学者对章学诚《文史通义》专书的研究。《文史通义》是章学诚的代表作,在章学成为显学的民国之际,受到了不同学者的广泛关注。叶长青和叶瑛为其作注,钱基博为之作撰写解题专书。刘咸忻之学多出自章学诚,其《(文史通义)识语》在申说章学之时亦能指出其不足之处,表现出其在西史东渐中的坚守。吕思勉的《(文史通义)评》多从历史主义的角度立论,评价章氏之学,多通达之见。张舜徽的《(文史通义>平议》则以汉宋兼采的通人之风审视章学,多中肯之论。其五,传统学术视角下的章学解读。在清末民初子学复兴的背景下,孙德谦、张尔田由章学诚“官师合一”、“政教合一”之旨推演诸子之学本于官守,鼓吹诸子学的实用价值。对章学诚的批评也显示出其浓厚的今文经学倾向。柳诒徵的《国史要义》以礼论史,与章学多有契合之处,在章学的基础上亦多有发明,反映出其浓厚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其六,章学诠释的趋新倾向。在民国西学大量输入的背景下,趋新之士开始试图以西学诠释章学。新史学的开创者梁启超多从新史学的角度审视章学。本着以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的宗旨,胡适在其《章实斋先生年谱》中对章学的评价多以西学为参照。自胡适、梁启超后,章学被打上了世界学术的烙印,将其与西学比较者不绝如缕。最后,章学诠释与民国学术。在章学成为显学的民国之际,学者对章学的不同诠释反映出民国学术的纷繁面相。在传统学术近代化的这一重要历程中,学人对章学的诠释也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读,章学诚“六经皆史”论的“本指”与“所指”日渐偏离,在“六经皆史料”占据主流的民国学界,经学日益衰落,史家对新史料的重视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对章学进行诠释的过程中,有以西学审视章学者,亦有以章学抗衡西学者,学术的新旧之争日益凸显,学术的民族性和世界性之间的矛盾也日益激烈,章学也被纳入到清代学术史和中国史学史的谱系之中,章学诚的学术地位大为提升。章学在民国时期成为显学,与章学迎合了当时学人的不同需要密不可分。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论被解读为“六经皆史料”,成为当时学者建设以史料为宗的实证主义新史学的理论支撑；章学诚的方志学思想也为不少方志学家所接受,对民国方志的纂修也起了一定的指导作用；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校雠学思想亦为民国时期的目录学家所接受,并对近代图书馆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传统传记理论的终结：章学诚传记理论纲要[D]. 陈志扬.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3
[2]. 章学诚文学研究[D]. 张富林. 扬州大学. 2014
[3]. 章学诚着述若干问题研究[D]. 王亚军. 兰州大学. 2014
[4]. 章学诚文体批评研究[D]. 彭志琴. 江西师范大学. 2009
[5]. 论《世说新语》的传记文体[J]. 夏德靠. 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6]. 论民国时期的章学诚研究[D]. 陈磊. 武汉大学.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