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接21世纪：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与体制改革研究现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教育论文,人才培养论文,体制改革论文,现状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80年代末至今，如何迎接21世纪的挑战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各方人士对此进行了积极、深入、热烈的思索和探讨，这种现象可称之为高等教育研究“世纪末的思考”。本世纪90年代以后至21世纪初的若干年，是人类跨世纪的年代，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将有很大发展变化。同时，这个阶段也是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二步战略目标并向第三步战略迈进的重要时期。人们已普遍认为，经济和社会文化发展对教育的需求将会全面增长。21世纪对全球教育提出了全方位的挑战。而作为教育体系最高层次的、与社会大系统关系最为直接和密切的高等教育，所面临的挑战更加严峻。
目前人们对21世纪的展望与把握，主要有两种倾向，一种是经济视角，一种是多元视角。在经济视角中，未来21世纪是一个经济发展与竞争的世纪，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也由奠基阶段进入确立和发展时期，经济建设和经济效益是社会发展的中心，为了适应这种形势，高等教育也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努力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服务，为国民经济技术改造、产业结构变革等方面的需求输送高级专门人才；在多元视角中，经济增长并不是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与目标，衡量一个社会进步与否，应当从生产力水平、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水准综合考察。未来世纪是丰富复杂的，应当从多侧面、全方位来研究高等教育的发展，一切重要的、与教育相关的因素皆应纳入高等教育研究的视野。需要指出的是，多元视角并不排除经济因素。
那么总的说来，在高等教育研究视野中，未来21世纪是怎样一番图景呢？就世界范围来看，冷战的结束使得世界政治、经济、文化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加之技术革命的不断推动，使得人类思想道德及智力上的成就以及支持这些成就的教育体制对于国家繁荣变得越发重要；贸易、投资的越来越多的相互作用和技术转让使世界经济趋于地区化，世界变得“越来越小”；更有学者预言，由于信息革命的迅猛发展，人类在21世纪将进入信息经济时代，信息的创造、处理、传播与应用成为生产率提高与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信息化的劳动资料在生产中居主导地位，生产管理将进一步信息化、科学化，经济增长更具有国际性。同时，作为信息经济基础的高技术将极大地促进人类物质与思想文化的改造与发展。人们也看到，在发展的同时，世界也面临着日趋严峻的生态危机和穷国、富国间日益扩大的贫富悬殊。就国内范围看，在世纪之交的几十年中，我国社会将主要发生以下几方面的变革：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产业结构调整以及科技与经济的联姻，社会生活方式与文化观念的转变，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动力的政治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等等。
由于社会背景的变化，我国高等教育也将发生以下几方面的变革：高等教育的动力机制及其与社会的关系将发生重大改变，高等教育的体系与结构将发生重大改变，高等教育价值观将面临挑战，高等教育组织管理体制将向深度变革。总之，正如有的学者指出，我国高等教育主要面临两方面的挑战，一是世界科技革命的挑战，一是市场经济的挑战。由于21世纪人类面临的是一个既相互竞争，又相互依赖的复杂多变的世界，这要求我们所培养的青年一代要有良好的文化素质和专业素质，有较高的思想境界和道德水准，成为全面发展的人。
在面向21世纪问题上的一系列研究，由于新世纪的迫近，具有重大而迫切的现实意义。本文试就近几年我国高等教育界在人才培养与体制改革两个重要问题上的研究作一综述。
一、高等教育人才培养问题
21世纪将是世界各国，尤其是经济发达国家间的科技竞争、经济竞争、综合国力竞争更加激烈的世纪，但这些竞争归根到底是教育的竞争、人才的竞争。本世纪末，诸发达国家的教育改革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把培养适应21世纪的人才作为改革的目标。与此相一致，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问题也是我国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人们预计，随着21世纪人类社会的继续发展，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方面的作用将更加突出，经济、科技的飞速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对于高等教育培养人才的数量、质量也将不断提出更高的要求。
⒈人才素质
人才素质研究是一个久已引起人们重视的课题，为了适应未来21世纪人才培养的要求，它更是被摆到了显著位置。要重视对学生全面文化素质包括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业务素质、身体与心理等素质的教育，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尤其得到强调的是学生创造能力的培养。21世纪对人才的要求不仅在于应当认识和掌握自然、社会发展的规律，还在于要对国家和社会、对人类所处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有较强的责任感和奉献精神。不少学者提出要充分重视思想政治教育，以保证人才的社会主义性质。尤其引入注目的是，90年代以来，人文素质问题日益成为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研究的热点和前沿。不少研究者乃至办学者把人文教育及人文素质、人文精神的培养置于重要的位置。需要指出的是，人文素质是以人生观、价值观为核心的综合素质，人文教育是教人做人、教人全面发展、培养学生人文素质的教育，人文教育、人文素质代表了人才培养的一种新视角。
值得一提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我国召开的“面向21世纪国际研讨会”所提倡的“学会关心”，引起了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在面向21世纪问题上的重视。按照“学会关心”的宗旨，未来世纪的教育，首先要建立的是一套具有关心特征的价值伦理观，所培养的人才应具有关心的素质，即从只关心自我的圈子里跳出来，“关心社会和国家的经济、生态利益”，“关心全球的生活条件”，“关心他人”，“关心家庭、朋友和同行”，“关心其他物种”，“关心真理、知识和学习”，也“关心自己和自己的健康”。关于未来人才素质的构成，“三本教育护照”的概念被提了出来：一本是学术性的，一本是职业性的，“第三本护照则证明一个人的事业心和开拓能力，即创造性的。随着终身教育的大势所趋，终身学习的能力也成为未来人才素质的重要方面。
人才素质是内化的，那么它有怎样的外在表现呢？仅以理科大学人才培养为例，有学者在总结历史经验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面向21世纪我国理工科大学所培养人才的主要特征，这些主要特征包括以下七个方面：（1）理想和事业心的统一；（2）理论与实际、专家与群众的结合；（3）通与专的统一；（4）科学理论与科学方法的结合；（5）扎实基本功与创新能力的结合；（6）科学素质与人文素质的融合；（7）健康心理与强健体质的统一。
面向21世纪的人才素质研究还将深入下去，在一些方面还似嫌薄弱，例如关于人才素质评价的研究就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这就需要把人才素质研究与高等教育评估研究结合起来；另外，人文素质、人文精神及人文教育的内涵尚有待于深入探讨、统一思想。
⒉培养目标
培养目标问题与人才素质问题关系密切，互相影响。有的学者根据现代社会对高层次素质的要求、高新技术时代对学习能力的强调，提出了“素质教育目标”的概念，主张未来中国的大学教育应以提高大学生的整体素质，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为其根本理想。有的学者提出，“高科技水平与高文化素养”应成为21世纪的大学教育目标。
人们认识到，过去那种单一、僵硬的批量培养固定模式的做法是不能适应21世纪的要求的，于是我们的高等教育培养目标首先应是多目标的，为在21世纪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培养各级各类人才；其次，我们的高级人才的培养目标还应是动态的，一方面要随着时代的发展有所调整，一方面为解决各种综合性问题要进行不同学科间的交叉与渗透；第三，我们的培养目标还应是多层次的，因为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生产力发展不平衡，而且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也呈多样性，因此培养目标也应根据实际情况体现出不同的层次和规格。研究表明，这种培养目标的多目标、多层次的动态的模式已成为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同时，培养目标最终是要落实到一个个具体的个人身上，因此，有的学者认为我们应当充分重视培养学生基于社会、历史使命感的独立人格（即个性）与创造精神。
⒊培养途径
在一定程度上，培养方法的改进依靠教育思想的先导。为适应21世纪的人才培养的要求，人们提出，在教育思想上应改变过去封闭的教学观念，树立开放性的新思想，加强高校与社会、理论与实际的联系，应从以传授知识为主的教育转向培养学生主动获取和应用知识信息的能力、独立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的素质教育。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许多国家的教育学者认为我们需要一个与21世纪相适应的教育哲学，它包括一个新的知识观和学习观，一套与21世纪相适应的伦理规范等。在新知识观方面，这种教育哲学提倡多元化的知识观，整体化的求知方式，学会怎样学习以及为公众利益而学习，教育系统需要促进那些来自其他方式但同样有利于人类的知识领域，把求知集中到寻求我们从地方到全球各个层次面临的问题的解决办法，并且要再次承诺推行终身教育。新的学习观认为，要想形成适应21世纪要求的学习，最重要的方面将是社会更多的参与学校和学校更多地参与社会；学习将成为一个终身的过程，越来越多地在校外进行，越来越成为学习者主动学习和自我推动的过程。总之，学习应当是以学习者能够做什么而不是以知道什么为重点，学习应当是一个不断获得能力的过程，并导致积极的行动，创造一个所期望的未来。21世纪的教育哲学还强调一种全球合作精神，认为新的教育体制需要一个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和经济体制，需要一条以关心所有人为基础的新道路。
在人才培养方法上，我国一些学者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研究成果，也正体现出了上述教育思想，归纳起来主要有：（1）变传统的专业教育转向综合教育模式，或者变专才教育模式为通识教育模式；（2）变单一性、僵化性人才培养转向多规格、多目标的人才培养模式；（3）变单学科研究转向多学科、交叉学科研究的人才培养模式；（4）变纯课堂讲授转向社会开放的人才培养模式；（5）变封闭办学转向大学与工业、企业等社会各界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6）变封闭性、非国际性转向开放性、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许多学者还强调，在人才培养方式上，高等教育要由以往的“硬性配给教育”向满足教育的“个性化”需求的“弹性选择教育”转化，在符合教学规律的情况下，为学生提供多种选择的机会，以满足教育的“个性化”需求。培养人才还应注重因材施教，注重学生个性发展，增加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和教学的灵活性。
⒋专业及课程设置
高等教育在各种结构层次上的专业及课程设置直接影响着21世纪人才的素质与质量，对我国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也会产生反作用。专业及课程设置也是教育思想、人才观的具体体现，决定着培养目标能否实现。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已发出改革传统的专业及课程设置的呼声，有的还提出高校应在自主办学的基础上，根据社会需要和人才培养规律，自主地决定专业及课程设置。
在专业设置上，一些研究表明，其必须与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相匹配，与新兴交叉学科的建立与发展相匹配，并彻底改变沿袭苏联模式对专业划分过细过窄的局面。中国过去的高等教育过于专门化，学生被束缚在狭窄的专业领域中，而当前学科分化与综合的趋势使得跨学科的研究和边缘学科的研究越来越重要，并成为科技、文化发展的新的生长点和突破口，因此高等教育必须拓宽专业设置，加强基础理论和基本技能的教育和训练，增强学生对科技、文化发展新趋势的反应能力和创造潜力。我国专业设置改革已进行了几年，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高等院校的专业设置数目已从1400多种减少到600多种，可以预计，通过进一步的专业合并和拓宽将会继续减少。研究指出，专业设置的综合化、通识化不仅要做到拓宽专业学习的领域，形成灵活充实的课程，而且要促进文科、理科、工科的相互交叉与结合。
在课程设置上，研究指出，高等教育要适应拓宽的专业，建立新的开放的课程体系，增加新的、少而精的课程内容，并与选课制、学分制相适应。这种课程不同于传统的封闭式课程，传统的课程设置留给学生甚至教师自由思考与创造的余地很小，完全由狭窄的专业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所决定。新的课程体系中要设置一些核心课程，授与学生最核心、最基本、最精华的知识。有的学者进一步指出，适应21世纪人才培养需求的课程体系中，应包括如下种类的课程，即：宽厚的基础理论课程、体现学科交叉的综合课程、面向教学——科研——生产一体化的科学方法研究课程、面向信息社会的信息课程、迎接科技挑战和经济竞争的创造课程、面向世界的国际化课程等等。也许还要加上一种，即适应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环境课程。
关于课程设置的研究还有待继续深入。有的学者提出了课程设置的21世纪文化选择问题，认为在课程建设中要增强国民素质观念，传承和活化民族文化传统，明智地选择课程民族化的新的生长点。然而在课程文化中，自我国引进了西方课程模式以后，中国传统文化所独具的概念范畴成了沉睡于古籍的“文化化石”，学校课程中照搬、照抄、照译外国的新名词、新概念、新思潮比比皆是，这是需要我们构建面向21世纪的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课程模式。
二、高等教育体制改革问题
⒈投资体制
许多学者指出，高等教育投入的不足与国家对高等教育不断增长的需求形成巨大的矛盾，这使得从中国实际出发，增加政府和全社会对教育的投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对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有的学者预测，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一方面政府的行政式投入仍占有一定的比重，另一方面来自多种途径的市场投入的比重日趋增大，如何开辟新资源，大大增强高校对市场资源的吸附能力，已成为生存与发展的基本问题。看来加快高等教育投资体制的改革已成为大势所趋。目前我国高校在财政拨款之外的投资渠道主要有：企业界和国内外热心教育人士的捐资助学、校办产业的收入、向学生收取学杂费、开办各种收费培训班、科研成果转让、有偿社会服务、教职工从事第二职业等。有学者提出，对于这些投入渠道应权衡利弊得失，分别予以鼓励或限制。
⒉高等教育结构
首先要处理好高等教育发展和整个教育结构的关系。我国和世界许多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只注意高等教育的发展而不注意包括基础教育、职业教育与其他各类教育的整个教育结构的合理性，不仅不能产生积极效果，反而影响教育的质量、水平和效益，甚至造成很大浪费。据此，有的学者提出，未来几十年内，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点将放在优化结构、提高教育质量和效益上，在数量上采取适度发展的方针。
我国目前的高等教育结构呈现多样化与低重心的形式，专科学校、职业学校、成人高等学校以及普通高等学校的专科班大量涌现，它们1993年的招生数占当年招生总数的74%。有的学者提出，这种比例是否恰当，还得等1995—1996年人才市场的反馈信息才可作出判断。也有的学者提出一方面高等教育要通过大幅度增加专科层次的人才培养、拓宽升学门径和实行“宽进严出”的招生制度使劳动力素质上一个新台阶；另一方面高等教育必须瞄准世界科技前沿的最新技术、最新思想全力培养一批对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具有开创性和决定性的杰出人才。
⒊办学体制
我国高等教育在办学体制上存在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社会发展的严重不适应，已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高度统一、条块分割、学校缺乏主动适应社会的能力，直接影响学校及教师从事教育工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束缚了全社会参与高等教育和学校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积极性，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不高，因此改革办学体制已成为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当务之急。
由于高等教育投资方式的多元化，政府、社会、高校三者的关系会发生重大改变，其中学校作为独立的办学实体面向社会自主办学，同时接受政府的经济支持和监督调控。政府对教育的管理从微观管理转向宏观管理，从直接管理转向间接管理，从过程管理转向程序管理，从管理物质要素转向政策调控，从而根本上改变长期以来“政教合一”的体制。也有的学者提出，改革办学体制首先要调整社会经济关系，并以调整社会的权利结构和分配为核心，这样，高校及其的教师（包括其他工作人员）便有了自身的利益和自主权力。高校有权决定和处理自己的一切问题，国家拨给大学的经费，不再以不平等的原则，给多少算多少，而应由国家（政府）按高校培养的人才和提供的科研成果的质量、数量及社会价值，拨给高校经费。
办学体制的地方化与多元化也是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办学主体多元化是指以政府办学为主，社会各界、公民个人甚至国外人员来华办学的多元格局。具体而言，某些行业性较强的高校，由中央部委与省市地方共同建设管理，投资渠道不变；某些行业性较高的高校与企业集团或科研院所联合办学；某些专业相近或地域相邻的高校，可合并办学；部分院校以合作办学的形式，发挥优势互补的作用；有条件的地方可下放一批院校归地方管理。研究表明，这些形式在提高办学效益和管理水平上有较好的发展势头。办学地方化是指我国今后除了少数肩负全国性经济、科技、文化发展重要任务的高校外，一般都应逐渐向地方发展，主动靠近地方，了解当地经济、科技、文化发展的需要，积极参与当地的现代化建设。
⒋管理模式
我国高等教育研究探讨面向21世纪的管理体制的未来模式，是试图从制度创新的角度对我国高等学校未来的组织系统及其运行的趋势进行预测性研究，以求在变革中创造符合时代要求和中国实际的高等教育制度。
在高等学校管理的功能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一些学者认为，对于高校管理功能的理解与论述，大都是基于管理过程学派创始人H.法约尔的五职能说——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这就混淆了学校管理工作与学校管理功能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将管理功能等同于管理工作的具体运行，从而限制了人们对高校管理功能本质的认识。即使对高校管理功能有所认识，也仅仅是局限于现象的描述，使人们无从对高校管理的功能形成整体和全面的认识。针对这样的状况，有的学者根据系统分析模式，提出高校管理的功能在于维持与创新。这种观点认为，高校管理的维持功能是高校组织的生存保障，维持高校的组织特性、维持高校组织的自身个性是高校系统在社会变革中有序、高效运行的重要前提和保证；高校管理的创新功能是高校发展的动力源泉，它使得高校充分利用社会变革给高校带来的新的契机，更新办学目标，调整组织结构、组织制度和规范，构造高校的未来。
对于高校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人们普遍认为在于理顺政府和高校的关系，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使得高校在招生、专业调整、机构设置、干部任免、经费使用、职称评定、工资分配、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享有充分的自主权，使高校能真正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有的学者指出，高校的行为方式将由行政约束型转向需求约束型，高校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方面将越来越通过社会调节，而不仅仅是封闭地根据现有的师资、教材或根据“红头文件”进行管理决策。
在高校内部管理结构上，高度集中的政府—院校—系所（室）的垂直管理的纵向结构逐渐趋于独立作战的、团队式的横向结构，基层的自主权明显扩大。学校内部的社会关系也由人身依附关系向契约关系转变，并形成新的思维与行为方式。预计今后高校的规模会逐渐扩大，学科和专业门类也会相应增加，学校的组织结构和管理层次也会发生变化，因此，有学者提出分层管理将是多数高等学校可能选择的管理体制。撇开具体的组织形式，这种分层管理一般有学校层、中层、基层三个层面，分层管理实际就是要合理地划分这些层面的权力、职能和责任，并使之相互衔接和补充，形成协调运行的整体。
与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密切相关，针对不同类型的高校，其管理体制也应各具特色，而我国高等教育长期以来实行单一的政府办学和高度集中的体制，造成高校管理体制的单一化，各类学校几乎是大致相同的组织机构，统一的行政计划和运作程序。于是分类管理的概念被提了出来。所谓分类管理并不是指宏观管理上对不同层次和类别的学校实行分类管理，而是指不同层次和类别的高等学校应该有不同特色的管理体制。
⒌高等教育法制建设
在高等教育领域，各发达国家都极为重视法制建设，依法治教，依法管理。相比之下我国高等教育法制建设还是比较落后的。从高等教育立法与高等教育改革的关系看，加快高教立法可以促进和保护高教改革。高教立法工作既是对高教改革的重新认识，将反映我国高教发展规律的种种规范写入高教法中；又可以使更多的人们认识高校改革的成果，并且按照改革的新要求去实践。因此，许多学者呼吁，我国高等教育一是要尽快解决没有法或法制远未完善的问题，二是要适应立法进程，依法管理高等教育。
一些学者认为，高等教育法制中需要调整和规范的关系，宏观方面有：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中央政府部门同国家教委的关系，教育行政部门与经济、劳动和人事部门的关系，教育行政部门与民间或半官方组织机构的关系，高校的举办者、办学者与教育管理部门的关系，国立、公立、私立高校之间的关系，高校与社会各单位的关系；微观方面有：高校举办者、办学者与教师、学生之间的关系，高校内部教学、科研、社会服务三种活动之间的关系以及每一种活动本身因素之间的关系等等。有的学者还提出，应将高等教育改革的成果纳入高等教育立法之中。
值得欣慰的是，《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已确定了我国教育立法时间表：“争取到本世纪末，初步建立起教育法律、法规体系的框架。”我国迄今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以及1995年9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教育法》的颁布标志着我国教育工作开始进入依法治教的新阶段，对我国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以及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将产生重大和深远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目前也已进入最后征询意见阶段，可望在不久的将来颁布实施。
⒍高等教育与国际接轨
高等教育与国际接轨、高等教育融入世界主潮、高等教育国际化等提法大体大致，基本属于同一个问题。高等教育国际化或高等教育与国际接轨从提出至今，一直是一个热点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热烈的讨论，有人赞同，也有人表示疑虑。
对高等教育与国际接轨持怀疑态度的人们认为，国际高等教育是多样化的无法对号入座地去接轨；现在国际上是资本主义占优势，中国高等教育的政治属性是社会主义的，因此不能同国际接轨；中国的国情同世界各国的国情也是不一样的，因此我们所建设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也就不一定能同国际接轨。而主张我国高等教育与国际接轨的人们认为，各国教育的交流与合作已成为教育现代化和面向未来的重要标志，也是当今世界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共同趋势，将我国高等教育融入世界高等教育潮流之中交流与合作，能够使我们吸收人类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学习世界各国的先进科技与管理经验，将我国高等教育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并且提出我们要通过学术交流、合作研究、联合办学、互派学者和留学生等途径，更加广泛地开展国际教育合作与交流，并要求大学生把提高外语水平和学习世界各国创造的优秀文化成果作为他们的必备素养。
目前在我国高等教育与国际接轨这个问题上的研究表明，中国高等教育同国际高等教育惯例接轨不但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这项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在于：一方面国家要改变过去直接管理高校的状况，实行对高校的宏观管理；另一方面高校要成为国家宏观管理下的相对独立的办学实体。同时，有的学者指出，高等教育与国际接轨如果丢掉了自身的特点，如果只是单方面地适应而无视互补互接或双向交流，其最后结果将不只是丧失自身的国际地位，而且还可能导致“全盘西化”，因此，高等教育与国际接轨要强调教育国际性、民族性、地方性相结合。
有的学者进一步指出，我国高等教育与国际高等教育接轨，由于与他国相比所处的历史、文化、经济、政治、地域条件不同，不可能完全达到一致，从而保留自己的特点。这种观点认为，我国当代高等教育有别于其他任何国家和过去任何时代的高等教育，主要特点是：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贯彻“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方针，坚持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等。只有在这个前提下，做好高等院校的工作，才能保持特色、走向世界，否则，便有可能因“国际化”而否定“民族化”。
三、结语与展望
从现在起我们已迈入跨世纪的时期，可以说我们今天的高等院校入学新生就踏在新世纪的门槛上，因此从现在开始我们就必须清楚：我们在21世纪应当创造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并尽我们所能怎样去做，为新世纪培养优秀的建设者，并且作出直接或间接的贡献。我们的高等教育应当领先于变革，而不仅仅是作出反应，应当在帮助塑造一个人们所期望的21世纪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现代科学的发展日新月异，引进新的科学技术将对高等教育的组织结构等方面产生深刻影响，但不管怎样，高等教育在当前的社会变革中不应被科技牵着鼻子走，而是应该对当前社会变革中的各种各样的要求作出积极的回应，正如今年5月举办的“中加合作高等教育发展研讨会”上有学者提出的那样，“未来的大学不应该只是社会变革的产物，而应该是社会变革过程的积极参与者”。
我们的高等教育发展，经过建国40多年的努力，已经初步形成了多种形式、多种层次、多种学科、门类比较齐全的高等教育体系，这些成就为我国高等教育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但面向未来21世纪，中国的高等教育也面临各种各样的来自变革的挑战，中国的高等教育面临着精神重建与制度创新的使命。对此，有的学者提出，面向新世纪的高等教育应当体现出综合性、学术性与人文性，诚如竺可帧所言，“大学是社会之光，不应随波逐流。”以大学而论，大学作为促进社会发展和经济振兴的“加速器”或“孵化器”，并非意味着把学校办成一个大公司或庞杂的开发中心，而首先是指大学作为社会的人才库和思想库所承担和发挥的功能。大学应当致力于成为向公众开放的，资源共享、富有效率的学习中心、科研中心和创造性源泉，以及成为社会和社区的精神文化中心。这就是说，拆除了与社会间的藩篱、涤除了经院气的大学，仍应保持其作为文化先驱的精神之塔的作用，仍应是一个具有高尚气质和感召力、生气盎然的“书香社会”。
变革中的高等教育向高等教育研究提出了迫切的、高标准的要求，面向21世纪的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尽管已初具规模，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仍有待于在深度和广度上进一步发展，有待于在变革中发挥更显著的作用。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研究在21世纪问题上尽管已发表了不少的论文，但有影响的专著并不多，多数论文仍停留在“全景式”的泛论，而缺乏进一步的就各种有价值的问题的深入研究，应用性与决策性研究也似嫌不足。所以，今后的面向21世纪的高等教育研究将倾向于在一些重点问题上的专门深入的探索，可以期待将会在高等教育思想、高等教育体制、人才培养以及高等教育发展战略研究等方面出现有价值的成果。
1993年公布的《中国教育和改革发展纲要》中明确提出要“加强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理论研究与试验”，面向21世纪的高等教育将是一个大有可为的研究领域，其中已经或即将突显出来的问题具有宝贵的理论与实践价值。我国目前已拥有了一支庞大的高等教育研究队伍，因此，围绕“面向21世纪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这一总课题，我国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的研究，应当也必将广泛地开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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