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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学转型与研究困境
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转型（也作现代转换）问题无可否认地成为当代美学研究者无法绕开的难题。美学由“热”转沉寂后成了“没有热点的热点”，在众说纷纭中表征出中国当代美学研究者的焦虑与急躁。然而，无可回避的是我们并没有取得些许令自己欣慰的点点滴滴之果。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传统美学层面上现代转型渊于我们的美学传统与当代文化现实的断裂所造成的理论效应与现实需要的严重错位，我们必须对传统美学进行现代转换，然后才有可能沟通古今、融汇中西，并在这种沟通、融汇中整合建构出极具理论张力又具内在阐释功能的辩证理论系统，一并体现出中国传统美学的独特价值。遗憾的是，直到当代，传统美学的现代转型问题才摆到了非常必要的地位。
中国现当代美学研究自二三十年代拓荒期开始，至解放后两次“美学热”提出来的问题以及围绕着这些问题所形成的各种学说，绝大部分都是古已有之，在广度、深度、理论化、系统化的程度上也没有超出前人多少。“五四”以来中国美学研究基本上是在不自觉中把西方美学思想重复了一遍。当然，介绍、重述西方传统和现代美学思想是完全必要的，没有这类工作，中国的美学就不会启动，就形不成对美学普遍关注的局面。但是，这种护短式的评价仍不足以抹煞我国美学资质的稚嫩。当译介、重述工作渐趋低潮后，我们开始反省自己的“根”在哪里；开始思考我们急于在西方屋檐下寻找栖息之地的猥琐的文化心态；开始呼喊美学的危机。
面对美学现代转型的时代要求，我们期待着东西方美学研究者“在沉默中爆发”。在中国，已有人提出“创造性转换”、“以我为主，中西化合”等主张。也有人主张“关键在于实现思维方式的突破”（注：周来祥《关键在于思维方式的突破》，《光明日报》1997年7月12日，第五版。）。在这一行程中，我们认为思维方式的突破、科学方法论的革命之于理论重构是非常关键的。基于此，我们认为转型不仅仅是诉说危机、叫喊口号就能实现。它需要创新勇气、需要巨“人”。
在这里，我们期望从人类实践活动中拓宽视野以寻求于美学“转型”有益的启示，在方法论转型实现过程中，渴望以理论重构完成美学的现代转型。首先我们从哲学文化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中得到了启迪。
二、哲学文化精神整合对美学的启示
20世纪80年代以来，整合(integration)一词使用频率渐高。整合成为国际社会越来越凸显的总体趋势。这一趋向能否给困境中的美学研究以方法论的启示呢？
（一）“整合”的源起及当代意蕴
整合(integration)作为普通词语首先运用在数学（积分、积分法)和物理学（匹配），并已涉及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从哲学意蕴上运用“整合”一词最早要推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他在论述进化论哲学原则时第一次使用了“整合”（注：斯宾塞最著名的进化论公式（即“进化是经过不断的整合与分化，是从不确定、不协调的单纯性到确定的、协调的繁杂性的变化”）认为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包含着分化阶段和随后的整合阶段。）。随后，他又将之运用到生物学、社会学、心理学和哲学，从而使“整合”一词广泛应用开来。从根本上说，整合是一个哲学范畴。首先，整合是哲学辩证论中的范畴。它所涉及到的是部分与整体、要素与系统、结构与功能、内部矛盾与外部信息等的哲学问题。整合从特定角度反映了这些关系中的矛盾、同一性。其次从主体认识论看，人类全部的心理的、思维的、审美的等精神活动中都存在着整合的作用和整合的过程。尤其是思维整合的趋向意味着现代认识论对传统认识论的研究范式的转换。
在当代社会，整合已成为显态的表征：其一，整合是当代国际社会实践的指向性之一。不可否认，当代社会依然有冲突、有分化。但综合乃至整合作为主题正在悄然兴起。全球经济——政治——文化的一体化，业已在全球范围内艰难地形成愈来愈发达的网络，产生愈来愈强有力的功效。全球生态问题的提出及其对策的制定与实施，预示着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整合趋势。人们愈来愈自觉认识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整体推进的过程；系统的整体协同、各系统间及系统内部的整合是其最内在的、最重要的趋势和特征。其二，整合是人类主体性的趋向之一。主体性的整合与人类社会的整合是同步发展的。人类主体性的一般历程是：原始主体性——异化主体性——自由主体性。当代人类正处于由异化主体性向自由主体性跃进的特殊阶段。当代人类主体对象化所实现出来的种种整合事实，无疑体现着主体性的整合。同时，人类主体性本身的整合趋势，在对象化过程中，不断地内化、积淀：认识及思维中，尤其是创造性思维中的整合；在精神活动中理性与非理性因素的整合；在价值重建中，人们的终极关怀、终极价值对价值观念的整合作用；人格境界中的最高整合——天人合一；等等。在当代，整合已成为人类自由主体性的普遍本质特征，整合趋势已孕育于人类现实主体性之中，虽然其普遍性程度尚有历史局限性。其三，80年代中期以来，整合一词被创造性地运用，在许多学科中提出了很有建设性、颇具学术价值的整合概念及有关理论学说。整合概念的广泛引用，使我们对部分与整体、要素与系统、外与内诸维度的运动变化过程换了一种新视野。尤其在哲学人文学科中，整合概念的创造性运用，成为哲学人文学科现代化的重要一环。简言之，整合概念及其整合哲学的自觉形成，是对科学的辩证思维方法的一种具体落实，有助于当代科学思维。
（二）东西精神整合：哲学、文化的发展主调
20世纪回眸，东西方哲学都经历了或正在经历着以往任何世纪都没有过的危机。在西方，哲学提出了现当代社会的病根：人在物质理想变为现实的同时，失去了进一步“存在的勇气”和“生存的意义”。海德格尔在对传统哲学所许诺的“有”后边，挑出了一个“无”；弗洛依德在现当代人的清醒意识的后面，揭出了一个茫然无垠的“无意识”；叔本华在几百年人类理性的光洁自傲深处，发现了深藏于现代人心灵深处的那个永不安分的恶狠狠的“意欲”。于是，现当代人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新的牢笼之中。由此，他们就开始了寻找新的“精神家园”的漫漫历程。在中国，哲学的危机与文化困境论一样蔓延。一是真正历史意识的丧失。“在有些青年人那里，历史已成为一个遥远的过去，一个渺不可及的彼岸世界，一种奢侈品。不少青年人用二三千个常见的汉字、夸张的广告用语和港台及西方国家数个或数十个明星的名字筑起自己的整个精神世界，在这个世界之外，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注：俞吾金《对哲学的危机的反思》，《学术月刊》1997年第五期。）相反，在某些学者那里我们见到的却是历史主义情结的泛滥。他们论著中形式主义的历史态度不是思考，而是对思考的回避！二是标志着超功利、求真理的独立的批评意识的匮乏。批评已变形为无原则的恭维，即作者迎合读者，读者顺从评论者，评论者吹捧作者的“批评”怪圈。最后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即当代学人浮躁的研究心态。本应关注人类基本价值的知识分子，正在将追求“精神家园”的热情置换成“肉身之乐”的世俗性追求。
与此同时，我们并不悲观，因为东西方哲学文化中具“优等”因素的融通、整合已经开始。“我们所要创建、缔造的中国现代新文化……是对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化的新的综合；这种综合不是新旧文化的杂糅，不是中、西文化的调和，不是世界各民族文化机械的拼凑，而是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立足于民族文化的深厚基础，并从现实生活中吸取激情，不断地选择、融化、重组、整合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化的特质而实现的新的文化‘突变’，由此产生出与中国现代化相适应的文化新特质、新结构、新体系。”（注：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24页。）“哲学发展史上有一个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现象，即不论其地域的、民族的渊源多么复杂、多么差异迥然，都会在其发展演化的历史过程中相互融通、吸收，并都会在这种相互融通中得到发展，从而超越自身，也超越对方，这似乎是哲学与文化自身发展的一条规律。”（注：刘学智《中西融通：世纪之交中国哲学的主调》，《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具体说来，整合表现为本世纪“对话”关系与整合趋向在当代人现实生活层面上初露端倪。
“对话”是人类与自然、社会和历史相沟通的生存方式，从而带有人类学本体论意义。它不仅消解并超越了抽象普遍性对人的统治，使普遍——特殊结构向整体——部分结构转变，而且还消解并扬弃了人的自我中心化结构，使人的存在获得了开放性和独创性（对话者参与了意义的生成）。同时，它还使得不同视野的整合成为可能。对话双方的地位和独特视界，决定了二者之间的平等性和相斥性。他们有可能通过互斥所形成的张力来限制各自的自我中心化扩张，打破抽象普遍性的垄断和支配。这种互斥性恰恰蕴含着整合的要求。对话双方彼此都同时拥有发言权，才有可能把各自的视野整合起来。双方视野的独立，则使整合成为必要。视野独立意味着一方不能被还原和归结为另一方。这种不可替代的关系，决定着两种视野的互补性。总之，对话过程实际上是两种尺度的相互矫正和耦合，其结果是消解自我中心化结构及其所带来的独断化，并在此基础上，使两种视野在互参行为中自觉意识到各自的局限性从而容忍对方的存在并融为有机整体。因此，对话关系的出现，预示着人类的一种更加健全的存在方式的崛起。
“对话”关系的直接后果从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两个维度上得到体现。人与自然的关系经历了从受虐、施虐到平等的演变轨迹，即人类开始企图超越人与自然之间的主奴关系模式，走向一种共生并存的新型对话关系。虽然这种企图在实践上尚有相当距离，但在反思层次上它无疑已逐渐成为有识之士的共识。生态伦理学与生命伦理学的兴起就是明证。此外，在人与人的维度上对话方式表现在当代国际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普遍交往之中。G·巴勒克拉夫提出“新的历史观”，以此取代“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见。
在这种国际交往普遍化的情况下，在多元文化的互补格局中，整合就成了世纪之交哲学文化历史发展的显态表征。当代人类文化的冲突和碰撞，为不同文化系统实现自我意识提供了契机。因为作为一种互参行为，冲突的每一方都既能找到理解对方的先在结构，又能找到理解自身的中介（这其实就是一种深刻的比较参照行为）。在这种对话关系中，彼此既相互限制、又相互补充。每一方都既消解自我中心倾向，又不放弃自己的独特话语，从而使互补整合关系的确立成为现实的可能。体现在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历史进步与道德完善等一系列两极对立关系中的各种冲突、对立，通过对话而实现整合，这正是21世纪人类历史发展的最迫切的要求，也是未来的希望所在。20世纪遗留给21世纪的种种问题，将有赖于这种整合的真正实现。
（三）精神整合的趋向与美学“转型”的可能性
面对哲学文化在对话关系确立基础上企求精神整合的未来趋向，美学如何创造性地作出调整与适应，这是当代美学工作者的最前沿的课题。然而，我们不禁扪心自问：“对话”关系的双方均是持之有物的，在中国，除了传统美学之外，如前文所论，我们还有什么可以作为与他者对话的前提？无法否认的是，东方美学特别是中国美学，并不缺少与西方美学并驾齐驱的范畴和体系，但是，至今我们对这个古老的美学形态的挖掘还十分不够。可见，“对话”关系的真正确立在东西方美学研究（其它如经济、哲学、文化等亦如此）视野中仍非易事。或者说，还需要相当长的时期才能实现。
况且，“对话”关系的真正确立并非目的，而仅仅是必要的前提而已。最终实现东西方美学精神整合才是“对话”的真正旨向。如此看来，东方美学（尤在中国）若要在冲突、碰撞中实现精神整合更非易事，因为她首先要挖掘传统，重新阐释、转换传统话语并真正确立自己平等的“对话”关系地位。其次，面对的才是创造性地回应西方美学的挑战、未来美学的要求。中国美学能够站在平等“对话”关系的相应位置，吸融东西，容纳古今并最终以吞吐宇宙文化精华的精神整合美学理论形态的形成来回应时代的要求。可以说，精神整合之路，无疑是中国当代美学“转型”的希望之路。
三、关键在于方法论
精神整合之路，对当代中国美学“转型”或对未来美学形态展望的启示，从根本上说是方法论意识的启示。黑格尔说，“方法不是别的，正是客观的结构之展示在它自己的纯粹的属性里”，“这方法与其对象和内容并无不同”，“因为这正是内容本身，正是内容自身所具有的、推动内容前进的辩证法”（注：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第227页。）。“方法是一个内在规律的系统，方法的展开必然形成一定的逻辑构架，同时也构建起一定的观念体系”（注：周来祥《再论美是和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0页。）。
“从历史上看，一个学科的理论突破，常常是从方法的突破开始的。方法上无突破，理论只能在旧的圈子里打转，停留在旧的体系里边，康德和黑格尔在美学上是一座高峰，他们之所以能使近代美学来一个大的转折，其根本原因就是在方法上都有突破，这才会有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和黑格尔的《美学》三卷。假若康德和黑格尔还局限在古典的方法上，也就不会有他们的美学体系。从历史上来看，任何一个划时代的学科都是从方法上来突破的。”（注：周来祥《再论美是和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136页。）东西方美学发展到当代均陷入无可言说的危机境地，其核心问题即美学的现代性“转型”问题。而追问这种危机的源起可以归纳为方法论的贫困。在中国，造成美学困顿的原因在于主体思维方式封闭和局限，关键在于缺乏创新的勇气。诚然，美学界也有过沸沸扬扬的“方法论热”，也有过纷纷创建自己体系的年代。然而，中国当代美学在发展历程中形成过自己的独特方法吗？在我国美学界有成就的学者中，李泽厚、周来祥、叶朗等几位先生是比较注重方法、并形成了自己较严密的特色的。李泽厚得益于“文革”蹲牛棚期间对康德批判哲学的潜心研究，在此基础上，将自己的美学体系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基础之上；周来祥受惠于黑格尔逻辑学的辩证思维，在此基础上，运用辩证思维的建构方式非常完备地完成了自己“史”、“论”统一的体系建构；叶朗则更多地受到西方当代美学的启发，并使之与中国古典美学思辩融合。然而这种学者并不多见，而且，即使在这几位学者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太多的仿佛依稀的影子。我们该不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方法论呢？
也正是基于此，我们致力于驳离东西方美学精神整合的方法论层次是非常有时代或曰未来真价值的。由此，我们断然肯定东西方美学发展要实现“转型”，首先要实现方法论的向性转变。
首先是东西方平等“对话”关系的真正确立，其核心问题是“自我中心论”的扬弃。
“对话”关系是广义的，它超出了那种作为人与人之间语言交际的狭隘含义，被作为人类与自然、社会和历史相沟通的生存方式，带有人类学本体论意义。“对话”关系的确立不仅消解并扬弃了人的自我中心化结构，而且还使得不同视野的整合成为可能。
从某种意义说，自我中心化乃是人类不可避免的宿命，表现在东西文化中即“西方中心论”和“东方主义”两种偏执。作为西方文化重要背景的犹太教，就把犹太人说成是耶和华的“特选子民”。基督教形成之后，“欧洲人已经把自己看作上帝的选民”（注：〈英〉汤因比《文明经受着考验》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4页。）。近代以来，欧洲兴起的“西方中心主义”观念，以及二次大战中种族主义的泛滥，在本质上仍然是自我中心论的表现。西方中心主义反映在美学上即“西方美学中心论”观点的流行。在中国，古代人不仅具有地理上的“中央之国”信念，而且有着价值意义上的自尊，即所谓“天朝大国”。一个时期以来，有些人主张以儒学拯救西方文明的没落，并瞻望21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注：季羡林《21世纪：东方文化的时代》，谢龙主编《中西哲学与文化比较研充》，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页。）。其实，这不是如打麻将轮流做庄，不是做游戏。这其中仍不乏“自我中心论”的影子。
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自我中心表现为通过市场化和工业化来实现向自然界的扩张，结果是当代人类的生存处境的日益恶化、全球问题的出现。
这些问题的产生，从哲学上看即导致“意义世界的埋葬”；从美学上看，即导致“某种程度的失落”，因为不包含充满智慧的东方美学（主要是中国美学）的当代美学，很难说是世界性的。因此，要实现美学现代转型就必须首先消解并扬弃自我中心论的偏颇观念。唯有在此前提下，东西方美学工怍者才能克服客观上的压抑以及主观上的自卑情绪，在开放的意识形态指导下，力主促成超越意识的形成，即以宽大的胸襟面对东西方美学遗产，在新的价值观念（价值评判机制）导引下，寻求东西古今美学精神的整合。
至此，随着“自我中心论”的扬弃，真正至尊的“对话”关系开始确立了。这就为东西方精神整合的旨向确定了必要的前提。但是，走向精神整合之路的步伐尚未迈开，东西方美学精神整合的桥梁尚未架起，如何实现东西方精神整合的问题才开始提上议事日程。
其次，贯彻并自觉运用比较研究的科学方法论。东西方美学精神的整合，是在平等“对话”关系确立的基础上开始建构的，融汇了东西方传统美学中具有“活力”的因素，并在辩证思维方式的指导下完成。这一过程离不开共同价值评价标准的确立，也必然地要求着比较研究的科学方法论原则的贯彻与运用，因为在融通与整合过程中无法避开东西方自古至今的纵向历时、横向共时、纵横交叉网络性的比较；无法避开同中求异、异中求同、同中最终求通的理论概括；无法避开同与异、一与多的辩证处理。
比较研究的方法古已有之，但随着本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各民族在各个领域交流的日益频繁，随着诸如科技一体化、东西方文化碰撞与融合、全球问题（尤指生态问题）的出现，东与西、古与今的比较研究更加亟需了。帕斯默说；“无论是科学还是哲学，尽搞西方那一套，那怎么能行呢。至少，在以前……已经提出了这样的主张：从开始就有必要进行比较研究。我认为，比较，作为东西方之间的吊桥已经着地了。”（注：〈日〉今道友信编《美学的将来》，广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71页。）中村元说：“在当代世界，各种不同的思想彼此对立、交流，并在相互批判的同时逐渐形成新的思想。生活在这样的世界状况之下的我们必然会把我们自己的思想同另外不同的思想进行比较。我深深感到这是我们无法抗拒的命运”（注：〈日〉中村元《比较思想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
然而将东西方美学进行比较研究（不论纵向、横向或纵横交错、或同中求异、异中求同、同中求通）仅仅是近现代以来的事，并且所做的工作多是零散的、不系统的，如个别范畴的比较、个别美学家或美学专著之间的比较，其意义也仅仅在于比差异、辨异同。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受“自我中心论”的影响，西方论者持“西方美学中心论”，中国学者偏执于“东方主义”。真正的比较研究远未开始，即能够系统地、宏观地在整体层次上运用比较研究方法论求同、关键在于求通的基础上力主形成一以贯之的理论主张的比较研究还远未开始。
再次，比较研究的辩证思维方法论要求。比较研究在东西方自古至今美学遗产中的展开，离不开在内在心灵上的辩证理论建构方式的运思，否则就无法促成东西方精神整合理论系统的形成。因为离开了辩证思维模式的比较研究，只能停留在原始素朴辩证法或近代形而上学层次上。其结果仅仅局限于同异之辨、优劣等分的无休止的怪圈中，不可能以崭新的最高的科学方法论意识去整合、去建构新的理论系统。因此，辩证整合理论系统思维建构方式是比较研究最终实现的必要条件。因为方法与观念、逻辑构架与理论体系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侧面。
综上所述，东西方美学发展到今天的无奈与尴尬的境地，首先从世界哲学文化精神整合的发展趋向得到了启示。其次，比较研究的方法论架起了东西方美学的桥梁并期望相互启发、彼此渗透、融合，期盼最终走向东西方美学精神的融通性整合之路。依笔者之见，美学的现代转型的实现并非易事；持“西方美学中心论”者与持“东方主义”者一样，只能走向美学的自我封闭；仅仅叫喊美学困境、美学危机也无济于事；提个诸如“中西化合”、“创造性转换”等口号也只能是杯水车薪；丧失信心，放弃美学研究并转而将追求“精神家园”的热情置换成“肉身之乐”的世俗性，那么，美学转型就彻底丧失了希望。只有以踏实、开放的心态，思考东西方美学过去、现在和未来，才能发现线索，寻求突破口并最终力求实现美学的现代转型。通过本文论述，笔者认为应充分重视方法论原则的核心地位。古人云：“欲善其本，先利其器”。可以说，美学现代转型的过程就是独有的、新的、科学的方法论原则的寻找过程。然而方法论之于美学现代转型的重要性并未引起众美学研究者的高度关注。正是由于此，本文力主独有的、新的、科学的方法论的呼唤与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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