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货币与人的生存之路--从赫斯到马克思_与人交往论文

论货币与人的生存之路--从赫斯到马克思_与人交往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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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马克思诸多对人的存在方式的描述中,《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这段经典表述尤为引人注目,他说:“每个个人以物的形式占有社会权力。如果从物那里夺去这种社会权力,那么你们就必然赋予人以支配人的这种权力。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同步发展起来。”①马克思在这里明确提出了人的存在方式的三种样态及其演变步骤,按照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为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构造了一种结构图景,对人类的实际行动具有导航作用,因而是人们考察马克思人学思想的重要文本依据。

       以往对这段经典著述的表述主要存在以下问题:其一,诸多解读者往往只是孤立地看待和理解这段话,将其从马克思的整个文本中抽离出来,随性地置于所需要的理论阐释中加以引证和说明,从而忽略了它的理论语境和思想质地(理论语境便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语境,而思想质地则是它与货币范畴的关联);其二,更为重要的是没有恰当地理解这段经典表述在马克思思想进程中的意义,特别是没有将其放在马克思的科学理论框架中来理解,从而不是填补了科学主义与人道主义之间的鸿沟,而是加深了这种鸿沟。这个颇具凝练性的思想不是一个偶然的警句,它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货币章》出场,是马克思思想进程的一个界碑。尽管它不是思想转变意义上的界碑,但却是思想成熟期的界碑。从马克思思想形成的过程来看,它的溯源地不仅仅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或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而是赫斯的《论货币的本质》。我们无意强调“回到赫斯”这样一个颇具争议的论题,但是从赫斯的《论货币的本质》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再到《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货币章》,马克思对货币与人的存在方式关系的考察和理解发生了质的变化,而这是以往的研究所缺乏的一个重要视角和维度。

       一、赫斯:货币与人的无机结合

       卢卡奇曾经对赫斯与马克思的关系做过一个简短而有力的结论,他说:“赫斯本人是一个彻底失败的马克思的先行者。”②如果说卢卡奇这个结论成立的话,我觉得至少蕴含以下两个层面的意思:

       其一,尽管赫斯被称为彻底失败的先行者,但毕竟是马克思的先行者,至少在把德国哲学和国民经济学结合方面,他是一个先行者。《论货币的本质》一文作为他的代表作,就显示出了他理论上不凡的一面。这一点受到当时身为《莱茵报》主编马克思的关注。在青年黑格尔派当中,赫斯以政治经济学话语来探讨人及其本质在当时就显得与众不同。无论是鲍威尔兄弟,还是施蒂纳,他们都囿于自我意识哲学,还是从主观意识来解释人本身。在这一点上,赫斯已比当时的其他青年黑格尔派走得更远些,至少他已涉足了国民经济学的领域,从货币这种外在于人的客观物来思考人自身。在理论框架上,赫斯是要超过其他青年黑格尔派的。

       其二,所谓“彻底失败的马克思的先行者”,“是因为同在向共产主义转变的马克思和赫斯,在他们思想形成的最后一个环节,即如何面对黑格尔时,两个人走向了完全不同的道路:赫斯否定了黑格尔辩证法,回到了费希特和费尔巴哈;而马克思则批判地吸收黑格尔的辩证法,前进到了黑格尔与国民经济的结合”。③于此,马克思走向了历史唯物主义,而赫斯则成了“真正社会主义”的代言人,是在社会主义探索路途上的失败者。就对货币与人的本质关系的理解而言,我们认为赫斯的《论货币的本质》和马克思的《穆勒评注》就呈现出两种相异的理论视角,前者基本是在否定意义上看待货币与人的本质的关系,而马克思的《穆勒评注》则更多是在肯定的意义上理解二者的关系。

       在《论货币的本质》中,赫斯明确指出个人的现实本质是共同活动,这种共同活动是由个体力量相互激发而构成的,是他们的现实能力,其内在能量是“个体的生命活动的相互交换、交往”④。赫斯对此进行了详细阐述:“人与人的交往越发达,他们的生产力也就越强大。在这种交往还狭小的时候,他们的生产力也就越低下。个体离开了其生命的中介,离开了其个体力量的交换,就不能生存。人与人的交往绝不是从人的本质中产生的,这种交往就是人的现实的本质,而且它既是人的理论本质、人的现实的生命意识,又是人的实践本质、人的现实的生命活动。思维和行动只能产生于交往,产生于个体的共同活动……”⑤在这里,赫斯的指向是清晰的,就是要把人的本质置于交往的概念框架中来理解,人的交往不是从人的本质中产生,而是人的本质要由人的交往来规定。当然,其理论前提是把交往与共同活动等同起来,即交往就是人们的实践活动。

       对此,有学者指出了赫斯两个致命的错误:一是“他将交往(实际上是商品经济的现代交换)置于生产之上,但没有意识到这种‘交往’是生产的结果”;二是“他更无法意识到,这种交往只是物质生产的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即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生产的特定历史结果”。⑥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总体逻辑中,赫斯的“交往决定论”的确是致命的。但是,这段话本身却很难说赫斯将交往置于生产之上,正如上文所述,事实上,赫斯是将交往与人的共同活动等量齐观。可以说,这是赫斯思想的时代局限。此外,马克思在论述人的三种存在方式时,也使用了类似的句式和思想表述:“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⑦从这种表述中,我们也很难断定马克思是一个“交往决定论者”。

       在我看来,这与赫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相关,具体而言,与他借以批判的武器相关,即货币。正是如此,赫斯几乎是在否定意义上理解货币对人的共同活动或交往的作用,从而更是无法辩证的理解货币在人的存在方式演变当中的角色。依据赫斯的“小商人世界的实践”视角,货币对人而言纯粹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存在,因而对它的讨伐也是毫不留情的,因为它“是相互异化的人的产物,是被外化了的人的产物”⑧,“是社会的血,但这是被出卖的、被抽出来的血”⑨,“是凝结成为死的文字的、扼杀生命的交往手段”⑩,等等。与把人的本质界定为交往活动一样,赫斯也正确地看到了货币的交往本质,只不过货币仿佛是外在于人的、控制人的“魔鬼”般的存在。在赫斯看来,货币作为类生活成了个体生活的追求目标,进而整个类生活被贬为手段,个体却成了目的。其大意是货币获得了它的普遍性外观之后,便开始了对个体的压迫,或者说货币获得普遍性的过程,就是对个体的压迫过程。于是,“彻底的经济学只能根据人的钱袋的重量来评价人”(11)。在这里,“只有货币才是共同体或国家,而人只不过是它的工资持有者,其实只是一个赤贫的钱袋持有者”(12)。在这里,“在从最自然的爱情即两性的交往,直到整个知识界的思想交流,没有金钱就寸步难行的地方;在除了金钱化、商品化的人以外没有其他实际的人的地方;在为了能活下去每一次心跳都必须先加以变卖的地方;天国的神灵正在地上漫游……现实的奴隶制的纯粹的事实被提升为原则并彻底贯彻”(13)。

       在赫斯血脉贲张甚至有些声嘶力竭的批判中,我们需要看到更为深刻的地方在于,他虽然借助于费尔巴哈的异化概念,并将其运用在经济社会当中,但是他没有仅仅停留于费尔巴哈,没有仅仅停留于异化概念。他看到了货币对人的否定意义的实质在于,货币与人是一种无机的结合。在《论货币的本质》的文末,赫斯宣称要废除货币这种非人的、外在的、死的交往手段。其前提是要建立起真正的共同体,在那里,只要人们联合起来,进行直接的交往,孤立人之间的斗争便能消除,废除货币便是一个指日可待的事件。在马克思看来,这种想法有点痴人说梦的味道,他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专门批判了废除货币的荒诞想法。但是,与费尔巴哈完全拒绝异化,从而走向现实的孤立个体不同,赫斯期待一个有机共同体的诞生,这个有机共同体不是由费尔巴哈似的抽象人缔造的,而是由处于相互直接交往中的个体构成,在那里货币机器将停止运转,而活生生的人将重现光辉。

       二、马克思:货币与人的有机结合

       关于赫斯与马克思的关系研究,学界已有诸多相异的观点和视角。其中,“赫斯对马克思产生过影响”这样一种观点越来越获得共识。就《论货币的本质》一文而言,就货币与人的存在方式而言,赫斯确实对马克思产生过积极的影响。(14)但是,就观点的深刻性而言,赫斯确实缺乏辩证法的维度,仅在消极的意义上,或否定的意义上看待货币与人的存在方式的关系问题。他所说的货币与人无机的结合,事实上也是他的理论观点的一个真实写照,即他的观点也是处于无机的状态,换句话说,他没有揭示或透视货币与人的存在方式的有机结合。在辩证法的视角中,马克思看到了货币与人的存在方式的有机结合。所谓二者的有机结合,是指马克思既看到了赫斯所指出的货币对人的存在的否定方面,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他也看到了货币在人的存在方式中的积极作用,从而对货币作出了历史和辩证的理解,进而对人的存在方式的演变也作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当然,这个过程应当而且必须放在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过程中来考察。

       在尚未涉足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前,马克思对人的本质及其存在方式的理解还是纯粹哲学性的,还带有费尔巴哈哲学的痕迹。正如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指出:“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宗教是人的本质在幻想中的实现,因为人的本质不具有真正的现实性。”(15)但何谓人的本质的真正的现实性?马克思在此并没有给出更进一步的解释。但是到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人的本质的这种现实性才得以揭示。换句话说,马克思在那时才找到用以说明这个问题的解释框架。这就是在对国民经济学批判过程中所确立的对人的本质及其存在方式的经济学解释。特别是关于货币与人的关系问题尤其引人注目。关于这个问题,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穆勒评注》和《第三手稿》的片段《货币》节中论述得最为集中。此外,就是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货币章》也充分论述了这个问题。下面我们分别对这三部分文字加以考察,以揭示马克思对货币与人有机结合的进程。

       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也称《穆勒评注》)的第三部分《论交换》中,马克思写下了自己对货币的思考:“货币的本质,首先不在于财产通过它转让,而在于人的产品赖以互相补充的中介活动或中介运动,人的、社会的行动异化了并成为在人之外的物质东西的属性,成为货币的属性。”(16)马克思的见解是透视性的,即他把货币视为人的产品赖以互相补充的中介活动或运动,可以说是一种科学性的解释。进而纵观该文本,马克思对人与货币的关系所采取的立场基本上是批判性的,即货币作为人的异己的中介,对人本身的活动和交往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但他又深刻地认识到,货币这个中介与人的“最初关系的这种颠倒是不可避免的”(17)。这种货币对人的不可避免的统治,则是来源于异化的物对人的全面统治,它获得了普遍的、客观的外观,“在不论对材料的性质即私有财产的特殊性质还是对私有者的个性都完全无关紧要的货币中,表现出异化的物对人的全面统治。过去表现为个人对个人的统治的东西,现在则是物对个人、产品对生产者的普遍统治”(18)。这段对货币看似带有批判的见解中,其实蕴含着对货币在人的发展过程中所起作用的肯定。因为这样的论述,使读者很容易联想到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对人的发展阶段的说明。在那里,对人的依赖其实就是个人对个人的统治,而建立在对物的依赖基础上的人的独立性,其实就是物对个人的普遍统治阶段。如果说这两个阶段的转变具有积极意义的话,那么货币对人的存在方式的演变就具有积极意义,从而马克思在这里便认识到了货币对人的存在的肯定意义。从这一点来说,马克思超越赫斯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罢了,因为在逻辑上,在辩证法的视野中,马克思没有超越赫斯是一个难以想象的结局。

       但是,正如上文所述,马克思尽管在《穆勒评注》中认识到了货币对人的存在的积极意义,但这是一个较为隐蔽的含义,其基本立场还是带有人本主义的痕迹,异化概念还是他借以批判的武器。当然,不是说采用了异化概念就是费尔巴哈的思路,而是说马克思在基本思路上还是以否定货币为主。这或许是货币的本质所致,也或许是马克思的认识所致。但是到了第三手稿的《货币》一节,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更为辩证了,对货币与人的有机结合这一观点更为明确了。他说:“私有财产的意义——撇开私有财产的异化——就在于本质的对象——既作为享受的对象,又作为活动的对象——对人的存在。”(19)从而,作为私有财产的外在表征,“货币是需要和对象之间、人的生活和生活资料之间的牵线人”(20)。在需要、活动(劳动)和享受的三位一体的辩证法中,货币作为中介,是这一辩证运动的实现者,也是这一运动的现实载体。马克思更为明确地阐述道:“以货币为基础的有效需求和以我的需要、我的激情、我的愿望等等为基础的无效需求之间的差别,是存在和思维之间的差别,是只在我心中存在的观念和那作为现实对象在我之外对我而存在的观念之间的差别。”(21)在他看来,货币作为从人们的观念转化成现实生活、从想象的存在转化为现实的存在的中介,是一种真正的创造力。更为辩证地说,一方面货币是能够把观念变成现实而把现实变成纯观念的普遍手段和能力,并把人的和自然界的现实的本质力量变成纯抽象的观念,因而变成不完善性和充满痛苦的幻象;另一方面,同样的货币把现实的不完善性和幻象以及个人的实际上无力的、只在个人想象中存在的本质力量,变成现实的本质力量和能力。依此规定,马克思认为:“货币就已是个性的普遍颠倒:它把个性变成它们的对立物,赋予个性以与它们的特性相矛盾的特性。”(22)

       在《货币》一节,我们从马克思这些对货币既思辨又世俗的理解中,可以看出他在汲取黑格尔辩证法和国民经济学初步批判的成果之后,对货币与人的关系的理解跃升到了有机的层面。换句话说,他此时就认识到了货币与人的关系是一种有机的结合状态,即人的存在面对货币这个可恶而又可爱的中介时,充满着痛苦但又必须接受,因为它既是普遍性的能力和手段,又是人本身迈向更高阶段的阶梯。

       三、货币在人的存在方式演变中的作用

       在上述赫斯和早期马克思的文本中,有一个基本的主题,那就是把人的悖谬性存在与货币关联起来。所谓对货币的人本主义批判,在我看来其实就是把人的悖谬性存在归结于货币的特性,即把货币看成是人们之间进行直接交往的障碍。与赫斯只看到货币对人的存在的消极意义,或它作为人的产物的异化方面不同,马克思也看到了货币在人的发展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于此,与赫斯坚决主张废除货币的做法不同,马克思认为是现实的矛盾造成了货币的这种特性,而非货币造成了人的存在的现实矛盾,所以在没有消除产生货币的现实土壤之前,就急着想要消除货币是一件可笑的事情。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货币章》中,马克思指出:“产品的交换价值产生出同产品并存的货币。因此,货币同特殊商品的并存所引起的混乱和矛盾,是不可能通过改变货币的形式而消除的(尽管可以用较高级的货币形式来避免较低级的货币形式所具有的困难),同样,只要交换价值仍然是产品的社会形式,废除货币本身也是不可能的。”(23)马克思认为,只有认识这一点,我们才不至于给自己提出无法解决的任务。从这部手稿论述“货币的产生与本质”来看,马克思已然是一个坚定的历史唯物主义者。在货币与人的存在方式这个主题上,如果说人本主义的马克思是一个以激情、感性等现实本体论来否定货币的话,那么衡量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的马克思的尺度,则是他对货币的重新评价,即科学地评价货币在人的存在方式演变中的作用。

       其一,货币是打破人的依赖关系的“楔子”。如果剥去货币的金属外观,在其本质上,货币所表征的是一种人与人的关系。它的现实基础在于人们必须要生产出一般的商品即货币,才能满足自身的需要。换句话说,人们只有通过把自己的特殊商品转化成普遍商品,从而获取交换价值,才能让存在于观念中的需求变成现实的享受。正是这一点,对处于不发达的交换或货币制度的社会关系来说是致命的。“虽然个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较明显的人的关系,但他们只是作为具有某种规定性的个人而互相发生关系……在货币关系中,在发达的交换制度中(而这种表面现象使民主主义受到迷惑),人的依赖纽带、血统差别、教养差别等等事实上都被打破了,被粉碎了(一切人身纽带至少都表现为人的关系)。”(24)货币的这种中介作用对处于人身依附关系状态的社会关系而言,就像是一个楔子慢慢破除这种对人的关系束缚。进而,“一切人身的义务转化为货币的义务,家长制的、奴隶制的、农奴制的、行会制的劳动转化为纯粹的雇佣劳动”(25)。其结果自然是一方面造就了独立的个体或孤立的个体,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货币的普遍特性,又在一个更为普遍的层面把这些孤立的个体联合起来,从而构建出一副比由血统、家族、权力组建起来的人际关系更为宏大的社会图景。在这里,孤立与团结、分工与协作、竞争与合作互相激荡、转化。从这个意义上说,货币的这种特性是由古代切近近代社会的助推剂。

       其二,货币是使建立在对物的依赖基础上的个体结合起来的黏合剂。马克思在说明第二阶段的特性时使用了一个悖论性表述:“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26)这里的意思有两层:一是人的独立性是在脱离了人身依附关系之后,进入对物的依赖阶段形成的,人借助于物结成了全新的社会关系;二是正是人的独立性的形成,人的全面的、普遍的社会关系才有可能形成。这里的问题在于:独立的个体是如何形成全面的社会关系的?马克思指出人与人全面的、普遍的“这种互相依赖,表现在不断交换的必要性上和作为全面中介的交换价值上”(27)。接着,他对斯密“看不见的手”发表了自己的洞见,指出人们在追求私人利益的过程中会实现普遍利益的目的,这并不是什么神秘事件,其关键不在于私人利益在先,而普遍利益在后,或者说这种普遍利益并不是私人利益的总和那么简单。他认为:“关键倒是在于:私人利益本身已经是社会所决定的利益,而且只有在社会所设定的条件下并使用社会所提供的手段,才能达到;也就是说,私人利益是与这些条件和手段的再生产相联系的。这是私人利益;但它的内容以及实现的形式和手段则是由不以任何人为转移的社会条件决定的。”(28)这里的意思再明确不过了,就是没有纯粹的私人利益。任何私人利益早已是社会利益的内在构成和决定对象,因而从私人利益向普遍利益的转化在这里则被揭示为一个伪问题。所以真正的问题在于,社会所决定的利益是毫不相干的个人之间互相依赖关系的基础,人们必须生产交换价值,或个体化的交换价值即货币,从而才能行使支配社会财富的权力,因而“他在衣袋里装着自己的社会权力和自己同社会的联系”(29)。

       其三,在迈向个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个性的路途上,货币至少克服以下两个困难:一是人与人交往的狭隘性,即所谓的空间界限;二是人与人交往的直接性,即所谓的时间界限。只不过货币解决这种困难的方式是悖谬性,因为它“所以能够克服物物交换中包含的困难,只是由于它使这种困难一般化,普遍化了”(30)。这样,我的产品,从而“我自身”便摆脱了地方的、自然的和个体的界限。这是一个充满艰辛和冒险的过程,但没有这个过程,个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个性便没有现实根基。因为“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相异化的普遍性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31)。简言之,人的存在方式及其演变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进而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个性也是历史的产物。如果把这种历史产物与货币本身的产生和本质联系起来考察,更能说明其辩证和实践的特质。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107-108页。

       ②转引自韩立新:《〈巴黎手稿〉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03页。

       ③同上书,第101页。

       ④[德]赫斯:《赫斯精粹》,邓习仪编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8页。

       ⑤同上书,第139页。

       ⑥张一兵:《赫斯:一个马克思恩格斯的重要思想先行者和同路人》(代译序),载[德]赫斯:《赫斯精粹》,第13-14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107页。

       ⑧[德]赫斯:《赫斯精粹》,第146页。

       ⑨同上书,第161页。

       ⑩同上书,第162页。

       (11)同上书,第146页。

       (12)同上书,第153页。

       (13)同上书,第152页。

       (14)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序言中明确指出了这一点:“但是,德国人在这门科学方面所写的内容丰富而有独创性的著作,除去魏特林的著作,就要算《二十一印张》文集中赫斯的几篇论文和《德法年鉴》上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载[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3页。

       (16)[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64-165页。

       (17)同上书,第165页。

       (18)同上书,第176页。

       (19)同上书,第140页。

       (20)同上书,第140页。

       (21)[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44页。

       (22)同上书,第145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94-95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113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96页。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107页。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106页。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106页。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106页。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99页。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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