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园诗话》与乾嘉性灵诗潮——兼论诗话与诗说体例的区别，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性灵论文,诗话论文,体例论文,区别论文,论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诗话与诗说分属二体 乾嘉盛世，学术发达，诗学也是其中的一部分。从20世纪初期以来，日本和中国的前辈学者如铃木虎雄、青木正儿、郭绍虞诸先生等，以文学批评史(评论史)的新形式，对这一时期风行的格调、性灵、肌理三说进行诠释，建构起乾嘉诗学的骨架；加上稍前的神韵说，这四大诗说，即进一步形成了清代诗学的理论框架。这是极具现代学术眼光的。此后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又有邬国平、王镇远《清代文学批评史》等，直至张健的《清代诗学研究》①，其中就乾嘉诗学部分而言，论述趋于细密，视野有所扩大，但都不脱这一基本框架和思路。 这样一种侧重论评和以概念为主建构体系的研究路径，无疑是20世纪中国学术的主流，体现了中西学术融通的价值，长期以来发挥了极大的影响力。但也毋庸讳言的是，它所关注和能处理的中国诗学这一对象，主要还只是其中的“诗说”这一部分材料，尚未能及于如“诗格诗法”、“诗话”等材料。②这只要从入选郭绍虞先生所辑《清诗话续编》的三十四种著作几乎全为论评之性质，即可见出其中端倪。 中国传统诗学的范畴，事实上《四库全书总目》早就有过一个总结，其集部诗文评类小序云： 其勒为一书，传于今者，则断自刘勰、锺嵘。勰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嵘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师承，为例各殊。至皎然《诗式》，备陈法律；孟棨《本事诗》，旁采故实；刘攽《中山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又体兼说部。后所论著，不出此五例矣。③ 迄今为止以这个总结最称客观全面。五例中，如《文心雕龙》属于文评，可以不论；“本事诗”后世未获发展，而其“事”的性质亦与“诗话”近，所以《四库提要》所总结的中国传统诗学的著述体例，大要实可概括为“论评”、“诗法”与“诗话”等最为基本的三类。这里的“例”，即体例，按照传统义训，它显然并不只单含形式一方面的意思，它同时也是结合着内涵的方面的，甚至主要就是以内容来决定写法和形式的。也就是说，中国古人大量的题为“诗说(评)”、“诗法(格)”、“诗话”的著作，其实都与各自不同的旨趣内容相对应，承担着各不相同的任务。其性质自然也是互不相同的：“诗说(评)”一般以理论批评为旨，“诗法(格)”主要讲格律技法，“诗话”则重在记事录诗。可见上述20世纪中的种种批评史著作，尽管阐述愈趋详备，但显然仅及三分中的“诗说”之一部分，是当不上中国传统诗学的全部的。 在这一以诗说取代诗学全体的思路之下，“诗话”蒙受的误解最深。这种误解可以概括为两个正相反对的方向：一是误诗话为诗说，即摘取诗话中夹带的有限的论评之语而不及其余，例如袁枚的《随园诗话》，这一部记录乾隆盛世诗潮的正宗“诗话”之作，却被主要当作了阐发其性灵理论的“诗说”来对待。一是误诗说为诗话，即将论评之作称为“诗话”，严羽《诗辨》等作被冠以“沧浪诗话”之名，便是一个著例。④当然在20世纪以理论为重的学术氛围中，它仍然是被作为诗说之作来对待的，而且甚得推尊，故本身尚无“损失”；它导致的失误主要体现在“诗话”一名的被泛用上，“诗话”由此丧失了它的本义，而被放大为共名了。例如翁方纲的《石洲诗话》明明不是诗话，作者本人也明知不是诗话，⑤却仍要名之为诗话，其心态不能不说是受到了“沧浪诗话”一名被接受在先的误导。两种失误，一失在实，一失在名，而又殊途同归，都视真正的“诗话”为无物。 就清代诗学而言，这个问题集中表现在上述批评史研究往往并提的所谓乾嘉诗学三大说中。格调说、性灵说与肌理说的倡导者各自都以多种形式来鼓吹他们的主张，如大家所熟知的，沈德潜有古诗选本与唐诗、明诗、清诗的《别裁集》，袁枚有与沈氏往复辩难的书信，翁方纲《复初斋文集》中有论神韵与格调的专文等；此外更为系统的正式著述，沈有《说诗晬语》二卷，袁有《随园诗话》二十六卷，翁有《石洲诗话》八卷。这些自然都已是批评史立论充分参考和使用了的材料，然而本文的讨论，也正欲从这里开始。 三家的三种著述，《说诗晬语》与《石洲诗话》的题旨同一，如归愚说他是应人“叩作诗指，复乞疏源流升降之故”而作；⑥而覃溪也说他是视学粤东诸郡时，“与粤诸生申论诸家诸体”而作的。我们验诸两书内容，前者按诗旨、历代诗人诗体、作法、考辨之序说诗；后者前五卷亦按时序论初盛唐、中晚唐、两宋、金元诗，后三卷则为辨析王士禛评杜语及评说元好问、王士禛的论诗绝句，皆纯为说诗，体例皆甚严整。故归愚之著本来就不名诗话，而覃溪虽受时风的影响未能免俗，却也还是特地申明他的著作“本非诗话也”。这就划明了与《随园诗话》的区别，盖《随园诗话》的内容，主要为记录本朝人的诗事诗作，是名实相符的标准诗话体。(详下)两相比较，两种体例、两种旨趣的判然有别，实是可以一目了然、不言自明的。 这也就是说，迄今为止在理论维度上被相提并论的三大诗说，依据的实是两种性质不尽相同的材料。换言之，格调说和肌理说旨在评析历代诗尤其是唐宋诗，今人以《说诗晬语》与《石洲诗话》来诠释此二说，基本上是顺理成章和大致不差的；而性灵说重在创作，主要关注本朝当下的作诗实况，所以《随园诗话》基本上是简斋用来记录性灵诗的创作实例的，如以之说明其理论，便显得方枘圆凿了，一般也只是使用了《诗话》中极少一部分论述性质的文字而已，却未能顾及此书大量记录本朝诗人诗作的事实，所以这就不能说是准确和充分地体认了作者的用心的。 而且，问题还在于，《随园诗话》在写作过程中及问世之后，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同时在诗学范畴内也直接带动了一股写作长篇诗话的新风气，非但不是偶然孤立的现象，反而得风气之先，领头记录下当代盛大的“性灵”诗潮，抢占了风头，因而是不能忽略不计的。《随园诗话》以及乾嘉时期诗话的真义真相端在于此，岂可与《说诗晬语》等的论评性质混为一谈呢？ 二、《随园诗话》之匹配于盛世诗况的长篇形式 在《随园诗话》之前，清代诗话的写作在体例方面，已经得到过一次郑重其事的矫正。康熙诗坛的领袖人物王士禛曾以自己为例，专门申辩了诗话与非诗话体例的区别，他说： 余生平所为诗话，杂见于《池北偶谈》、《居易录》、《皇华纪闻》、《陇蜀余闻》、《香祖笔记》、《夫于亭杂录》诸书者，不下数百条，而《五代诗话》又别为一书。今南中所刻《昭代丛书》(按，应为《檀几丛书》)，有《渔洋诗话》一卷，乃摘取五言诗七言诗凡例，非诗话也。⑦ 为此，他特意另起炉灶，重新完成了一部合乎诗话体例规定性的《渔洋诗话》。渔洋此举对清初诗话写作的规范作用自是不言而喻的。⑧ 沈德潜、袁枚和翁方纲先后继渔洋而起主盟乾隆和嘉庆诗坛，三家的诗学与渔洋互有异同，但若就著述体例而言，则可谓一脉相承。归愚仿渔洋热衷于选政，他的古诗和唐诗选皆直承渔洋的选本而来，⑨而《说诗晬语》既以评说为旨，即不名诗话；覃溪《石洲诗话》虽僭称诗话，但也自辩自救之，非无体例意识；简斋则以《随园诗话》直承《渔洋诗话》，两部诗话运用这一体例特有的长处，各以本人为中心，记录当代诗坛的诗人诗事诗作，犹如一幅长卷，十分自然地衔接起了康熙诗坛和乾隆诗坛。 当然《随园诗话》较之《渔洋诗话》，又是大有发展的。其变化首先在于它的长篇体量，十六卷还意犹未尽，又补遗十卷，总字数达到五十余万，⑩较《渔洋诗话》的三卷三万余言，(11)表现出几何级数式的发展。在乾隆以前，冠以诗话之名的大篇幅之作，如顺康时期吴景旭《历代诗话》八十卷、宋长白《柳亭诗话》三十卷等，内容都以诠释名物、综评历代诗为主，都非真正意义上的诗话；而若要记录本人或当代诗坛，则连王渔洋那样居高位和极具热情的人，都仅只写到数卷而已。所以《随园诗话》的体量一下子成长为如此巨大，这一外在第一显眼的新特点，实是一个不容轻易放过的观察点。 但《随园诗话》的这一新特点过去一般是被当作缺点来看待的，即所谓“冗”或“滥”。从当年《诗话》尚在写作过程中，一直到今日学界，这样的批评一直不绝于耳。甚至连对《随园诗话》持正面肯定态度的人士，亦都不讳言其“滥”，例如当年的袁洁和今人钱锺书。(12)如果就诗论诗、就话论话而言，这一批评自然也是不错的。而作者本人为此所作的申辩，如“采诗如散赈也，宁滥毋遗”(《诗话》补遗卷八)云云，这个自我辩护也略嫌苍白。因而他有时候也不免底气不足，把“滥收”的原因归结为情面难却。(13) 《随园诗话》记事录诗的量特别巨大，如以21世纪的学术视野来看，对应的实际上应该是乾嘉盛世诗坛空前繁盛的崭新情况。目前已知这一时期的诗人诗集数量，以现存最大的总集徐世昌《晚晴簃诗汇》统计，约有1800家；(14)而更为全面的实际数量，按照柯愈春《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著录，乾隆朝诗文家达4200余人，诗文集近5000种；嘉庆朝诗文家1380余人，诗文集近1500种。这是目前最近于确切的统计了。(15)这个数量意味着，乾嘉时期诗人队伍，已是四唐诗人的一倍有余(《全唐诗》2200家)，是两宋诗人的十之六七(《全宋诗》8000余家)，而较顺康雍三朝之4000家，也陡然多出1500余家！ 这个诗文创作空前繁盛的局面，其出现自然也在情理之中。清代自康熙二十年(1681)平定三藩之乱后进入治世，至乾隆中已近百年，社会承平日久。加之乾隆皇帝本人好诗，又刻意规摩历代圣制，科考于二十二年(1757)恢复试诗，这自然更加带动了士子乃至于全社会的作诗风潮。面对当时举朝上下空前的作诗盛况，除了总集之外(如王昶编《湖海诗传》，王豫编《群雅集》、《江苏诗徵》等)，我们看到，还有便是诗话作家们也兴奋不已，而力图反映之。这就是《随园诗话》以及随之而起的一批巨型诗话产生的根本动因。《随园诗话》录人近2000家，(16)虽于乾隆以前也略有涉及，但止于嘉庆初，主要是乾隆一朝的记录。其中见于柯愈春《总目提要》著录的仅500余家，更多的都是并无诗集留存，甚至根本不以诗人见称的一般人众，所以它的记录是更为细致、随意和普及的，已经溢出了诗坛本身而及于全社会了。换言之，诗话汲汲于关注个人及社会生活中的诗意，这个特点此时由于恰逢盛世而以长篇的形式更为充分地表达出来，也就不能再用一般意义上的滥或不滥的标准来评判了。可见诗话与总集的功效是不完全相同的。 紧随《随园诗话》之后，这种前所未见的巨型诗话之作一下子涌现出多部。例如，李调元《雨村诗话》十六卷补遗四卷，正编撰成于乾隆六十年，补遗成于其去世前一年的嘉庆六年；(17)吴文溥《南野堂笔记》十二卷，撰成于嘉庆元年至五年间；(18)法式善《梧门诗话》十六卷，书中记事可考者最晚为嘉庆八年，书亦应成于此后不久；(19)周春《髦(耄)余诗话》十卷，撰成于嘉庆十四年至十七年，距去世前三年乃定；(20)聂铣敏《蓉峰诗话》十二卷，撰成于嘉庆间；(21)袁洁《蠡庄诗话》十卷，撰成于嘉庆二十年至二十五年间；(22)郭麐《灵芬馆诗话》十二卷续六卷，撰成于嘉庆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间。(23)等等。这些篇幅动辄十卷以上的诗话之作，与《随园诗话》一起，汇而成为乾嘉时期诗话写作的一个显著特色。 所以《随园诗话》的超大规模应该即是它最傲人的特点。随园曾不无自负地说：“近日十三省诗人佳句，余多采入诗话中。”(卷十六)稍后的有志者，也都瞄准此点来续写他们的诗话。如法式善写《梧门诗话》，即云： 近日袁简斋太史著《随园诗话》，虽搜考极博，而地限南北，终亦未能赅备。余近年从故家大族寻求于残觚破箧中者，率皆吉光片羽。故是编于边省人所录较宽，亦以见景运熙隆，人才之日盛有如此也。(24) 便欲以其“边省”之详来补随园的南方之详。故《梧门诗话》于东北之长白、西北之新疆、西南之西藏、东南之台湾等四陲极地，都有诗与诗人的记录，不能不说他是极力搜寻、自觉为之的。(25)又如袁洁作《蠡庄诗话》，一方面强调“一切仍《随园》体例，不忘所自也”(《蠡庄诗话》自序)，一方面《凡例》第一条又云： 诗话取其全备。蒙古、八旗、汉军、十八省之搢绅大夫、文人、闺秀，以及释道仙鬼之诗，无不采入。(26) 可见此“十八省”之谓，当亦从《随园诗话》的“十三省”而来。袁洁后来在道光二年至六年间缘事谪戍乌鲁木齐，又写成《出戍诗话》四卷，便直接以“简斋先生游踪半天下，而塞外竟未一到，是以集中无出塞之作，亦是缺憾”一点，而欲与随园竞胜，所谓“蠡庄更傲随园处，赢得吟身出塞来”(王之屏《送行四绝》)。(27)他们都以《随园诗话》录诗遍及全国的规模为标杆。此种争创规模的豪举，正与盛世社会无处不诗的实际相匹配，故而能够如此为人所乐用。 三、“职业”文士的身份和“万人”参与的新写作因素 《随园诗话》以及乾嘉时期诗话记事录诗追求规模的现象，若从作者方面来考察原因，也出现了一些有意思的新情况。 袁枚作为文苑传中人的身份固然是从无疑义的，但他以敏颖的才识而早早退出官场，一生又绝不染指当时的显学——汉学或曰考据学，从很早起就自甘作一个文士(才人)，此一选择及完成的积极意义，则仍有待于发覆，而这与《随园诗话》的写成，也有着直接的关系。 袁子才早达早退、啸咏随园的一生尽人皆知，这是他三十三岁之年，在鸿博报罢后经三年应试、三年翰林、六年循吏总十二年的人生历练，毅然做出的决定，可谓极具自知之识。这在乾嘉时期虽为一显例，(28)但也算不上特例，当时中途归隐不复出仕的大有人在，如全祖望亦在三十三岁之年乞归，王鸣盛三十八岁，姚鼐四十四岁，赵翼、段玉裁四十六岁，钱大昕四十八岁，卢文弨五十二岁等。他们或讬病，或以养亲为名，但在根本上都是传统“立言”与“立功”事业在此时已越来越不能兼行所致。上述诸人享寿或长或短，但归隐后都为自己留出了二十年以上潜心著述立说的年岁。(29)而袁枚寿至八十二岁，他成为一名“专业”文士的时间更长达五十年之久，这成为他从事写作的一大客观优势。 还不止此。袁枚在辞官的同一年另有一个重大举措——购置庄园，两者先后相连，几乎是同时完成，显然是在乾隆十二三年间一并谋划的。当时他的同侪友人几乎都贺其得园而阻其去官，(30)殊不知这在子才是同一事的两面，故他不为所动。他在完成购园、辞官之举后吐露心声云：“使吾官于此，则月一至焉；使吾居于此，则日日至焉。二者不可兼得，捨官而取园者也。”(31)他后来即在这个半人工半自然的空间里养亲娱老，读书作文，交接四方宾友，安顿了一生。经他精心经营，此园甚至成为当日金陵市民乐于往游的一景，(32)更是南来北往骚人墨客必至的处所之一。 简斋此举，从根本上说，实是顺乎他本人才性的选择。他的才性之长在诗文创作方面，他倡言“性灵”说，实都与顺乎其本性有关。简斋对此是深思熟虑的，而不同于姚鼐曾有过的犹豫彷徨，(33)他从一开始就与当时“考据学”的汹汹主流分道扬镳，认准了他要走的所谓与“学人”不同的“才人”之路。他也是一生都坚持了这一立场的。作为乾嘉学术中心命题的“义理、考据、词章”，从戴震到章学诚再到姚鼐，不论其学出入为何，一般都是合三者论之的。(34)袁枚则不同，他对“义理”存而不论，而将“考据”和“词章”截然分开对待之。如云： 人有满腔书卷，无处张皇，当为考据之学，自成一家；其次则骈体文，尽可铺排，何必借诗为卖弄？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近见作诗者全仗糟粕，琐碎零星，如剃僧髪，如拆袜线，句句加注，是将诗当考据作矣。虑吾说之害之也，故续元遗山《论诗》，末一首云：“天涯有客号詅痴，误把抄书当作诗。抄到鍾嵘《诗品》日，该他知道性灵时。”(《诗话》卷五) 另在《散书后记》中又以“著作”与考据对，云： 著作者如大匠造屋，常精思于明堂奥区之结构，而木屑竹头非所计也；考据者如计吏持筹，必取证于质剂契约之纷繁，而圭撮毫厘所必争也。二者皆非易易也。然而一主创，一主因；一凭虚而灵，一核实而滞；一耻言蹈袭，一专事依傍；一类劳心，一类劳力。二者相较，著作胜矣。(35) 言虽未尽合学理，然“苦本朝考据之才之太多”而欲与别之志则甚明。(36)所以他十分欣赏黄允修“无诗转为读书忙”、方子云“学荒翻得性灵诗”、刘霞裳“读书久觉诗思涩”诸语为“非真读书、真能诗者不能道”(《诗话》卷三)。《诗话》录诗自是有意区别学人与诗人之诗，如云： 宜兴储氏多古文经义之学，少吟诗者。吾今得二人焉。一名润书，字玉琴。《赠梅岑》云：“一曲吴歌酒半醺，当筵争识杜司勋。天花作骨丝难绣，春水如情剪不分。话到西窗刚近月，人于东野愿为云。因知此后相思处，日日江头倚夕曛。”又句云：“山气作寒啼鸟外，春阴如梦落花初。”其一名国钧，字长源。《梁溪》云：“纸鸢轻飏午晴开，杂沓游人傍水隈。多半画船犹未拢，知从池上饲鱼来。”……晚年漂泊，《六十自寿》云：“谁言老去离家惯，转恐归来卒岁难。”窘况可想。他如“树凉宜散帙，梅尽始熏衣。”“烟消松翠淡，雪堕柳枝轻。”……皆诗人之诗。殁后知之者少矣。(《诗话》卷六) 这样一种将“诗”与“考据”分离的认识，庶几相当于现代学术中“文学”与历史、哲学等的分科。虽然他对此的认识尚属粗浅，如“尧舜之臣只一事，孔子之门分四科”云云，甚至不过只到“拆字”的水平，所谓“‘传’字‘人’旁加‘专’，言人专则必传也”(《诗话》卷五)。但他这种“专”的意识仍然是难能可贵的。(37)大抵而言，经过民国以来学者的疏理，乾嘉代表性学者中，章学诚重义理而不废考据、词章，戴震重考据而更重义理，姚鼐重义理而更重词章，朱筠、钱大昕、纪昀等则是声势最大的所谓考据学派。戴震由于预“时”义也预“一般”义，所以其学识不论当时及后世皆为最高；章学诚、姚鼐则因预“一般”义而疏“时”义，所以其学先“晦”而后“显”。(38)而我们如果在这张谱系上再添一袁枚的话，那简斋呈现出的不同侧重面的分量，也足够称得上为独立的一方了，他乃是彻底的“词章”派。(39) 袁枚好说才学识三长，并且推“识”为先：“作史三长才、学、识，缺一不可。余谓诗亦如之，而识最为先，非识，则才与学俱误用矣。”(《诗话》卷三)此语自是正论。他也确是有识的，如上述人生与学术的取向，皆可见出他的清醒的见识。他的诗学体系历来也被认为是最全面的。(40)他也不能说无“学”，但他的无书不读不过只是爱好，供其驱遣辞藻而已，(41)并不能成一家之学，其“学”至多“成于诗”而已。三长中他最重的其实是“才”，他以“才人”自负，并世之人也都以才人视他。《诗话》中记下不少这方面的事例，如高文端公藏其所赠诗扇云：“才子之诗，敢不保护”(《诗话》卷十)；赵翼题其诗册：“子才果是真才子，我要分他一斗来”(同上)他对此皆有知己之感。他视人也以“才”为最先，曾谓孙星衍云：“天下清才多，奇才少，君天下之奇才也。”(《诗话》卷七)“才”为先的定位应该说与其词章之志也是吻合的，他正是在诗文创作方面得心应手、大逞其才的。用志如此之专，文才又超群冠世，加上寿命时间充裕，这是《随园诗话》得以成为古今第一部长篇诗话不可或缺的作者方面的条件。 袁枚有一句极率真的话：“余好诗如好色”(《诗话补遗》卷三)，无意间把他一生文与行统一的特点传达了出来。好诗与好女色，确然成为他生活中最乐为之的二而一的事情。然既统归之于女色，自又不免为佻荡“无行”。他的反宋学，即主要反宋儒的理学。这与当时同重文章的姚鼐以宋儒的躬行践履为第一义，(42)又形成一重相反的两端。但他这种诗即“行”的人生态度和内容，对于《诗话》内容的加大加重，无疑又是作者方面的一项有利条件。于是我们在《随园诗话》中看到一位始终兴致盎然、不知疲倦地与山川景物、社会各色人等广结诗緣的形象，从而在他的《小仓山房诗文集》之外，又为人为己留下了一份几乎同等分量的他的“诗行”。其详尽的程度，显然是《六一诗话》到《渔洋诗话》概莫能及的。 读《随园诗话》给我们的印象，简斋就像一位“诗痴”，几乎在生活的每一时刻与每一个角落里搜诗、赏鉴诗。他从七岁起就懂得默识老师的佳句(卷十)，十四岁时默记姐夫的诗句(同上)；初入翰林时在前辈席上不敢发一言，却未漏觑壁上之诗(卷四)；逢人喜问“有新诗否”(卷十)；“得人佳句，必手录之”(卷十二)，“所到必有日记，其耳受佳句，亦随记带归”(补遗卷七)；“出门归，必录人佳句，以壮行色”(补遗卷九)；出行途中记下佳句，还要四处探寻作诗之人，他与蔣士铨、陶元藻由题壁诗而结识的佳话，即是此类中的著例(卷一)；金陵各种考试之年，必止名士而觞之，是得诗最多的时机(卷十一)；友人游宴、他人书斋、僧舍、砚上扇上，都是他日常的搜诗之所；就连梦境、闺阁内室、私人簏箧，都挡不住他搜诗的念头；甚至闻人去世时，他也会在第一时间赶赴其家，——非为奔丧，乃搜求逝者的遗稿佚篇也。 当然，简斋人生的无处不诗，实行条件主要还在于他有一座生活其间的随园，由他这样一位“诗痴”居之，遂成就了一座实实在在的“诗园”。《小仓山房诗文集》中的大量作品，都是以园中景致、人事为题、为感的。直写园景的作品固不必言，而遣怀、写闲的作品，尤其得到园居的沾溉，所谓“残漏敲诗夜夜同，银缸晚点托巴童”，“一楼书卷万花熏，静掩柴门自策勋”，(43)其受园惠之深有如此。《诗话》则以记叙补充韵文，竟又能再到一无以复加的地步。如《诗集》有《初得随园王孟亭沈补萝商宝意载酒为贺得园字》，《诗话》即补录三人诗，并感慨云：“四十年来，园之增荣饰观，迥非从前光景，而三人者亦多化去久矣。”(卷五)《诗集》有《随园二十四咏》、《答人问随园》等直接之作，文也有《随园记》而至于六篇；又有应主人之请而作的《随园图》、《随园雅集图》并题咏者甚众；(44)《诗话》则细致地补充了这些正面记载，甚至连随园地旷夜间可怖(卷九)、酒客溲于庭中赠诗戏之(同上)之类，都不忘记一笔，诚不免要被人讥为滥了。然如下面一则记人私匿随园以逃试，一则记园中下人，倒也不失为化俗为雅： (程梦湘)天资极高，好吟诗，畏作时文。壬午乡试，向家人诡云入闱，乃私匿随园数日，为余斟酌诗集，颇受其益。(《诗话》卷十三) 随园担粪者，十月中在梅树下喜报云：有一身花矣。余因有句云：“月映竹成千‘个’字，霜高梅孕一身花。”余二月出门，有野僧送行曰：可惜园中梅花盛开，公带不去。余因有句云：“只怜香雪梅千树，不得随身带上船。”(同上卷二) 随园主人这种巨细靡遗的笔触，所谓“同是看梅谁最细，主人朝朝复暮暮”，(45)如此则他的《诗话》之篇幅，焉能不巨？《随园诗话》约成于乾隆五十二年，《诗话补遗》最晚有“嘉庆初元，小住扬州”(补遗卷九)，“今八十一矣”(补遗卷十)之记载，一直写到了生命的最后一程。(46)而若追索写作的起始时期，则有如上述，他可谓一生都在写作这一部《诗话》，如此则更不能不巨了。 《随园诗话》写作的另一大引人注意的新情况，乃是“千人万人”主动投诗争入诗话的盛况： 余在杭州，杭人知作《诗话》，争以诗来，求摘句者无虑百首。(《诗话》卷六) 自余作《诗话》，而四方以诗来求入者，如云而至。……以诗来者千人万人，而加话者惟我一人。(补遗卷五) 昆圃外甥访戚于吴江之梨里镇，有闻其自随园来者，一时欣欣相告，争投以诗，属其带归，采入《诗话》。(补遗卷九) 写作诗话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这是我们在此前的其他载籍包括诗话中都不曾见到的。 向随园投赠者除了这种“井喷”式的现象外，更多的则是常年不间断的方式。从《诗话》记载看，自作宰江南诸县起，即络绎有慕名投诗求与赏析者，即使不识面，也以诗往来不断，如曹龙树等(《诗话补遗》卷三)。此种诗缘一直延续到他去世之年。相知者转又介绍不相识者，如得识张问陶之诗才，即由洪亮吉的介绍(补遗卷五)；毕秋帆总督两湖，“知余作《诗话》”，因推介湖北巡抚惠椿亭的诗来(卷十一)，惠蒙古籍，立功青海、新疆，《诗话》录诗遂亦扩至北陲、西陲矣。他乾隆三十七、八年之际所作的《再检海内诸公投赠之作得一千九百余首亦纪以诗》，有“忽忽名场四十年”、“只身宠荷诗千首”之句，(47)足见其颇以得人赠诗为傲。这自然是袁枚个人的才性魅力所致，但也应是乾嘉盛世作诗普及的风气共同促成的。随园因缘际会，首为运作，诗话中的录诗，由此也从传统的作者采诗录诗为主，引人注目地转变为写作者与投诗者双向进行并完成的新方式。 这是《随园诗话》篇幅大增于前朝之《渔洋诗话》的主要原因，盖到渔洋为止，基本上还是传统的矜持的写法。《随园诗话》以后，遂竞相效法新写法。如李调元作《雨村诗话》，也是“海内以诗见投者日踵于门”，致使《雨村诗话》也得人千家以上；(48)如法式善，也是早早筑“诗龛”以待人投诗，(49)《梧门诗话》也能够录下1200余人的大数目。其他如吴文溥筑“诗洞天”，袁洁也筑有“诗龛”，《南野堂笔记》与《蠡庄诗话》也同样得益于他们的辛勤搜诗及众人之投诗。(50)乾隆时期记人录诗的大部头诗话的出现，实即写诗话者与入诗话者如此踊跃互动促成的。 四、《随园诗话》非理论形态的实质 《随园诗话》与乾嘉诗话如此丰沛地记载诗话主人以及当朝社会人众的诗生活，如从本文引言述及的诗观角度言，袁枚倡言的“性灵”说，显然不同于“神韵”、“格调”、“肌理”诸说主要基于论评表述的方式，其说主要表现为一股声势浩大的漫流于全社会的作诗潮流。换言之，“性灵”说主要的并不是一个理论形态的诗观，而是最广大地涵括了乾嘉盛世诗歌现象的一个代名词，它的诗学的内涵或是虚无空洞的，其丰富性实在于具体充斥其中的诗与人及其时代。“性灵”者，袁枚及其引领的乾嘉盛世诗歌主潮之谓也。 袁枚关于“性灵”说的文字似也不少，但检视下来，除了“性”与“灵”二字，前人诗学中的几乎所有的概念、规则，他都一概采取一种暧昧的既不肯定亦不否定、既可解又不可解、无可无不可的立场，既破一执，复立一执，就连“性灵”一词的出处，所谓“杨诚斋曰：从来天分低拙之人，好谈格调，而不解风趣。何也？格调是空架子，有腔口易描，风趣专写性灵，非天才不办”一语，也多半是他按照立说的需要随手杜撰的。(51)他对待理论、法则的基本态度，似以下面这段话最能得其仿佛： 孔子论诗，但云兴观群怨，又云温柔敦厚，足矣。孟子论诗，但云以意逆志，又云言近而指远，足矣。……少陵云：“老去渐于詩律细。”其何以谓之律，何以谓之细，少陵不言。元微之云：“欲得人人服，须教面面全。”其作何全法，微之亦不言。盖诗境甚宽，诗情甚活，总在乎好学深思，心知其意，以不失孔孟论诗之旨而已。必欲繁其例，狭其径，苛其条规，桎梏其性灵，使无生人之乐，不已傎乎！(《诗话补遗》卷三) 他的“性灵”说，主要即如此这般依靠悟性而非学理建立起来的，却反而能够极高明地达成一种无所偏颇的结果，超越规则而规则复又无一不在，而为后世各家论说者许为集大成。 因此《随园诗话》作为阐扬“性灵”说的最有影响的著作，不必在其中煞费苦心地寻绎理论之箴规，而应该着重关注此一诗观最为易见的包容广大的特点，所谓“自《随园诗话》出，诗人日渐日多”，(52)如此则可观赏到此书记录下的乾嘉时期诗坛乃至社会上下的诗况全景，岂容失之眉睫？(53)这一时期的其他诗话之作尤其是长篇之作，都不约而同地体现并放大了性灵说所谓“诗境最宽”(《诗话》卷三)的特点，共同汇成了完全可以置之此一诗观名下的浩大的盛世诗潮。这乃是传统诗学“广大教化”现象距今最近因而也是最为清晰的一次表现也。 随园在二、三千年之后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十分雄辩地又一次激活了作为传统诗学最高信条的“诗言志”，其关键即在于首先抓住诗人“身份认同”的积弊而彻底摧破之。他一再说：“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同上)“有学士大夫读破万卷、穷老尽气，而不能得其阃奥者；有妇人女子、村氓浅学，偶有一二句，虽李杜复生，必为低首者。此诗之所以为大也。”(同上)他强调这一点而至于矫枉过正：“凡诗之传，虽藉诗佳，亦藉其人所居之位分，如女子、青楼、山僧、野道，苟成一首，人皆有味乎其言，较士大夫最易流布。”(同上卷十)与此相配合，诗性也是建立在普通常识上面的，所谓“近取诸身而足矣。其言动心，其色夺目，其味适口，其音悦耳，便是佳诗”(补遗卷一)；“人人共有之意，共见之景，一经说出，方妙”(《诗话》卷十二)。当然，这都已到达袁枚诗学中取消作诗条件一面的极限了；如上所述，他论诗自然也不乏与此相反一面的话，俾与结为相反相成的关系而不致坠于偏失。但在《诗话》中，他确乎始终在表达“诗即人人都能作的常识”这样一个主旨，偏在取消读书、规则的一面。他这样做的原因，当是出自他有意与当朝考据学主流学者立异的自我定位，强调“诗”与“学”的区别；但更显而易见的是，他所定立的这样一个极低的作诗门槛，为录诗记事大开了方便之门，既与诗话的体例功能相符，也与升平日久作诗风气大盛的社会情势相当。 他颇见用心地用了一个“清”字，来绾合性灵诗潮中的各种才性、各种风格，以体现上述大众作诗的定位。统揽《诗话》全书，诸如清妙、清婉、清气、清绝、清雅、清才、清超、清脆、清苍、清丽、清切、清逸、清老、清拔、清妥、清新、清旷、清娇、清稳等词，络绎不绝，其中尤以“清妙”一词用得最多，至少在二十次以上。 “清”字在中国语境中意思十分微妙，似极高，然又非极致。(54)明清诗学中，此前胡应麟也曾用一个“清”字来系统地品评历代诗人：“靖节清而远，康乐清而丽，曲江清而澹，浩然清而旷，常建清而僻，王维清而秀，储光羲清而适，韦应物清而润，柳子厚清而峭，徐昌榖清而朗，高子业清而婉。”(《诗薮·外编卷四》)而胡氏评价最高的曹植、李、杜三人，却又不在上述“清”之列。简斋显然青胜于蓝。他将之用于出自众手的性灵诗，表示其诗水平既不低，但也不甚高，可谓合度。如所谓“清妥”一词，所评之人为： 新安王勋，字于圣，精于医理。出乃父槐亭森诗见示。录其《新年到家》、《遣兴》。(诗略)二诗颇见性情，他作未能称是。初，于圣之意，欲梓乃父全稿，余止之曰：“槐亭集非不清妥，但无甚出色处。虽付枣梨，无人耐看。不如提取佳者入《诗话》中，使人读而慕思，转可不朽。”(补遗卷二) 可见槐亭其人本不以诗见长，“清妥”云云，及格而已。但如“清妙”、“清绝”等，则认可度就大为提高了。如： 李啸村葂工七绝，其七律亦多佳句。如：“马齿坐叨人第一，峨眉窗对月初三。”“卖花市散香沿路，踏月人归影过桥。”“春服未成翻爱冷，家书空寄不妨迟。”皆独写性灵，自然清绝。腐儒以雕巧轻之，岂知钝根人正当饮此圣药耶？(《诗话》卷十) 这位李啸村，即被简斋评为安庆地区最好的两位诗人之一，所谓“安庆诗人以‘二村’为最”(另一位为鲁星村瑸)，故称其诗清而“绝”(同上)。总之，他用这样一种最简洁的评论方式，意在使所录之诗直现性灵即可，避免作他所不喜也不擅长的理论“纠缠”。一个“清”字，便如此担当起“性灵”说的品评大任，致使此说的论评成分又得以降至最低。 总而言之，简斋的“性灵”说是乾隆三大说中理论成分最为稀薄的一说。此说的内涵，我以为表达得最合其意的应该是倡言者本人如下的一段话： 为人不可不辨者，柔之与弱也，刚之与暴也，俭之与啬也，厚之与昏也，明之与刻也，自重之与自大也，自谦之与自贱也；作诗不可不辨者，澹之与枯也，新之与纤也，朴之与拙也，健之与粗也，华之与浮也，清之与薄也，厚重之与苯滞也，纵横之与杂乱也。(《诗话》卷二) 为人之“性”与作诗之“灵”，其几微端在此矣，夫复他求？ 五、《随园诗话》中的主角：女性诗 乾嘉时期的性灵诗，通过《随园诗话》以及其他长篇诗话不拘一格的记载，展现为一个大众的诗潮。上述随园女子朴野皆能诗的宣示不是一句泛泛之论，尤其是妇女，几乎成为入录《诗话》之人众中的第一主角。他说：“余编《随园诗话》，闺秀多而方外少。”(补遗卷四)“近时闺秀之多，十倍于古。”(补遗卷八)所以《随园诗话》采用了一种全新的处置方式，即打破了历来把闺秀、方外抑在全书卷末的惯例，女、男在诗前一律“平等”，女子诗在全书各卷中自由出入。后来的长篇诗话如《雨村诗话》、《蠡庄诗话》、《灵芬馆诗话》等，也都仿效随园之例，不再单抑女性诗于末卷了。(55) 但当时章学诚曾严厉地质疑《随园诗话》女子诗多的现象为不真实，章氏云： 古今妇女之诗，比于男子诗篇，不过千百中之十一。诗话偶有所举，比于论男子诗，亦不过千百中之十一。盖论诗多寡，必因诗篇之多寡以为区分，理势之必然者也。今乃累轴连编，所称闺阁之诗，几与男子相埒；甚至比连母女姑妇，缀合娣姒姊妹，殆于家称王、谢，户尽崔、卢。岂壶内文风，自古以来，于今为烈耶？君子可欺以其方，其然？岂其然乎！(56) 章氏不能接受的应该是袁枚津津乐道女子诗的态度，否则从古今绝对数看，女性诗数量不及男性诗本是不言自明的事实，无须费此一问。而且明以来推尊女性诗的风气在总集方面已多有反映，如田艺蘅辑《诗女史》、旧题锺惺辑《名媛诗归》、季娴辑《闺秀集初编》等，(57)直至与袁、章同时的汪启淑辑《撷芳集》，风气开已久。但在诗话中大谈女子诗，则不能不说是由简斋开的头，他曾如此向人招供他作诗话的动机： 枚平生爱诗如爱色，每读人一佳句，有如绝代佳人过目，明知是他人妻女，于我无分，而不觉中心藏之，有忍俊不禁之意。此《随园诗话》之所由作也。(58) 《随园诗话》中何以女子诗为主角，此是第一直接的答案。这里“如爱色”、“如好色”原是比喻之词，其语及用法出自《论语·卫灵公》“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礼记·大学》“如好好色”，而诗更有直接以美人、美女取譬的正面传统，(59)本无可非；但随园上述如花之辞，诗耶？佳人耶？取譬耶？实指耶？几令人莫辨。而揆诸《诗话》中入录的女子诗，大多是随园本人以各种方式、与各色女子广泛交往直接采得的，往往“好诗”与“好色”并行，诗、行一体，有时甚至还“色”逾于“诗”。例如他在读到尹继善的公子似村之句“梦中得句多忘却，推醒姬人代记诗”，即忍不住云：“予谓此诗固佳，此姬人尤佳。”(《诗话》卷三)诸如此类，无怪乎章实斋要“板起面孔”了。而他家诗话记闺秀诗，往往转录自第二手。例如《灵芬馆诗话》所录，或由人转诵(如卷三“湘湄为余诵一闺秀过横塘诗”)，或转录自成书(如卷六“女士李紝兰佩金诗不多见，《碧城仙馆》有《和秋雁》诗，附其原作”)，正面所记则皆他人事(如卷八记张船山买姬不使夫人知)及妓女(如卷八记一聆吴中名妓杜宛兰琵琶曲等)，故自大不如《随园诗话》的生猛新鲜。 这个关乎《随园诗话》评价的最为敏感之点，我以为《诗话补遗》卷七的一则记载似能得其平： 余闻人佳句，即录入诗话，并不知是谁何之作。甲寅三月，余游华亭，张梦喈先生饮余古藤花下。其郎君兴载耳语曰：家姊愿见先生。余为愕然。已而搴簾出拜，执弟子之礼。方知《诗话补遗》第一卷中，曾载其所作《秋信》等诗故也。貌亦庄姝。其母夫人汪佛珍诗，久已采入《诗话》第四卷中。始信风雅渊源，其来有自。其姑佛绣嫁姚氏，亦才女也。《不寐》云：“欹枕闲吟梦境空，残灯闪闪影朦胧。梧桐不管人惆怅，翻尽银塘一夜风。”他如“一径泥香飞燕子，满瓯茶熟乱松声”，“何须地僻心方静，才觉身闲梦亦清”，俱妙。 这里首先自然是因女子诗而入简斋青眼的，但其次第也是清楚的，是因“诗”而非因“色”才入录的，盖其初并未见其人也。但随后不忘添一笔“貌亦庄姝”，则又不免涉色矣。继而连类及于其母之诗、其姑之诗，终致满载而归。这便是简斋采诗的一般模式，不论男女，搜罗必至彻底，也基本上无伤大雅。 章实斋又曾质疑《随园诗话》中采得的女子诗的真实性：“妇女内言不出阃外，诗话为之私立名字，标榜声气，为虚为实，吾不得而知也。”下复有一小注云：“诗话何由知人闺阁如是之详？即此便见倾邪，更无论伪饰矣。”(60)但《随园诗话》中的女子诗都采“实名制”，我们看他是如何无所避忌、深入闺阁采诗的： 余画《随园雅集图》，三十年来，当代名流题者满矣，惟少闺秀一门。慕漪香夫人之才，知在吴门，修札索题，自觉冒昧。乃寄未五日，而夫人亦书来，命题《采芝》小照。千里外不谋而合，业已奇矣。余临《采芝图》副本，到苏州告知夫人，而夫人亦将《雅集图》临本见示，彼此大笑。乃作诗以告秋帆先生曰：“白髪朱颜路几重，英雄所见竟相同。不图刘尹衰退日，得见夫人林下风。”(《诗话》卷二) 甲辰春，余过南昌，读谢太史蕴山《题姬人小影》诗而爱之，已采入诗话矣。忽忽八九年，先生观察南河，余寄声问安，并讯佳人消息。先生答书云：“姬姓姚，名秀英，字云卿，吴县人。生而姽婳娴淑，持家之余，兼通书史。”(《补遗》卷二) 下即录得姚氏《维扬郡斋看桃花》、《游百花洲》、《姑苏上塚》、《清江即事》四题五诗。漪香夫人即毕沅侧室，姓周名月遵。毕沅与谢启昆(蕴山)皆为一时显宦，且毕、袁两人皆卒于嘉庆二年，毕仅早几个月而已，(61)谢更迟袁五年(嘉庆七年)卒，故《诗话》的记载应无假造的可能。读者应当讶异的是简斋直探名公巨宦内室的勇气及方式，而非其真或伪。再如下面一则： 裴二知中丞，其子妇沈岫云能诗，著有《双清阁诗》。《途中日暮》云：“薄暮行人倦，长途景尚赊。條峰疎夕照，汾水散冰花。春暖香迎蝶，天空阵起鸦。此身图画里，便拟问仙家。”在滇中送中丞柩归云：“丹旐秋风返故乡，长途凄恻断人肠。朝行野雾笼残月，暮宿寒云掩夕阳。蝴蝶纸钱飘万里，杜鹃血泪落千行。军民沿路还私祭，岂独儿孙意惨伤。”读之，不特诗笔清新，而中丞之惠政在滇，亦可想见。余方采闺秀诗，公子取其诗见寄，而夫人不欲以文翰自矜。公子戏题云：“偷寄香闺诗册子，妆台佯问目稍嗔。”亦佳话也。(《诗话》卷十一) 则夫婿配合，妇愿得偿，姑不论翁德之因诗而昭，已是皆大欢喜之事了，何不德之有？ 与名媛闺室相对，简斋采撷女子诗另有一个极端的场合是在公堂讼庭上。如下面一则： 余宰江宁时，有松江女张氏二人，寓居尼庵，自言文敏公族也。姊名宛玉，嫁淮北程家。与夫不协，私行脱逃。山阳令行文关提，余点解时，宛玉堂上献诗云：“五湖深处素馨花，误入淮西估客家。得遇江州白司马，敢将幽怨诉琵琶？”余疑倩人作，女请面试。予指庭前枯树为题，女曰：“明府既许婢子吟诗，诗人无跪礼，请假纸笔立吟，可乎？”余许之。乃倚几疾书云：“独立空庭久，朝朝向太阳。何人能手植，移作后庭芳。”未几，山阳冯令来，余问张女事作何办，曰：“此事不应断离，然才女嫁俗商不称，故释其背逃之罪，且放归矣。”问：“何以知其才？”曰：“渠献诗云：泣请神明宰，容奴返故乡。他时化蜀鸟，衔结到君旁。”(同上卷四) 《诗话》中记有多起以诗息讼、被救者必为女子的佳话，都是简斋作为循吏乃至退仕后运用诗才救美的义举，令人在怜香惜玉之余，也不免感慨盛世宰官用读书人的好处。 简斋如此穷搜，相较其方式之奇，所得之闺秀诗却以咏日常生活为旨归，不越其性灵诗观之雷池一步也。兹摘其稍佳者，略为分别，辑为一诗句图，以窥传统盛世社会妇女习俗情趣之一斑。 许佩璜母许太夫人《绿静轩自寿》：“自分青裙终老妇，滥叨紫綍拜乡君。”《元旦》：“剩有湿薪同爆竹，也将红纸写宜春。”(《诗话》卷三)这位许太夫人被随园评为当时闺秀诗第一。她另有一首《夜坐》：“瘦削吟肩诗满腔，春灯独坐影幢幢。可怜落月横斜照，画稿分明印窗纸。”被取与毕沅母毕太夫人同题之作比较：“晚睡才与理髩鸦，侍儿擎到雨前茶。爱看写月桃花影，移上红窗六扇纱。”(同上卷十一)此是老年大家妇女之诗及其生活。 沈世涛观察妻陈素安诗，《咏卖花声》：“房栊寂寂闭春愁，未放雕梁燕出楼。应怪卖花人太早，一声声似促梳头。”《病起》：“几日无心课小娃，晴窗睡起自分茶。重帘不捲纱帏静，落砚何来数点花。”(同上卷六)汪绳组夫人程慰良诗，《咏秧针》断句：“陌旁柳线穿难定，水面罗纹刺不禁。”又句云：“事从悟后言皆物，诗到工时心更虚。”有两女亦皆能诗，长女妽(62)和母句云：“松留石下千年药，雨引池中二寸魚。”次女妕云：“皓日穿窗飞野马，平池贮水数浮魚。”(同上卷十二)苏州桃花坞女子金兑十三岁诗，《秋日杂兴》：“无事柴门识静机，初晴树上挂蓑衣。花间小燕随风去，也向云霄渐学飞。”“秋来只有睡工夫，水槛风凉近石湖。却笑溪边老渔父，垂竿终日一魚无。”(补遗卷二)其母毛榖《新晴》：“雨歇千林后，晴开二月天。断霞明极浦，新绿上平田。野水失溪岸，远山横暮烟。忽闻高阁外，几树已鸣蝉。”汪宜秋诗，《春夜》：“坐愁换过烛三条，才向妆台卸翠翘。只恐眠迟难早起，明朝记得是花朝。”《夜坐》：“贪凉自启绿窗纱，风细炉烟缕缕斜。急把残灯遮护好，方才结得一双花。”《病起》：“手战愈增书格弱，目昏翻厌纸窗明。不知春是何时去，绿满帘栊夏景成。”(补遗卷八)以上大抵是殷实人家女子平居生活的写照，此类数量最多。 胡慎容《红鹤山庄诗》，如《病中》：“惚惚魂无定，飘飘若梦中。扶行惊地软，倚卧觉头空。放眼皆疑雾，闻声似起风。那堪窗下雨，寂寞一灯红。”《早起》：“一番花信五更风，哪管春宵梦未终。起傍芳丛频检点，夜来曾否损深红？”《夜眠》：“银蟾朗彻有余光，静坐庭轩寄兴长。地僻不知更漏永，瞥惊花影过东墙。”(《诗话》卷二)此女所嫁非人，年未四十即逝。蒋士铨曾序其诗。许宜媖七岁时作《玩月》：“一种月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