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共电视的生存价值及发展难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共电视论文,难点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公共广播电视的发展起源
公共电视的两大发展源头分别是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和美国。英国早在1927年确立了以BBC广播公司为代表的公共广播制度之后，公共广播制度就成为了欧洲的主要广播制度，而与欧洲公共电视占主导地位的现状不同，美国发展公共电视的主要动机在于匡正商业电视机构对经济利益的过分追求和对社会弱势群体关照的不足。①那么两种不同的公共电视传统是如何确立的呢？
1、以“公共领域”为法理基础的欧洲公共电视
英国BBC广播公司是公共广播电视的代表，当时数字化技术没有开发，广播频率资源还属于是稀缺产品，应该是一种公共财富。1927年，BBC设立了由政府任命的社会贤达组成的委员会进行管理，其基本的资金来源也主要是以邮局代收执照费，这一制度一直延续到现在。BBC是一个备受推崇的制度选择，它代表了公共利益至上的一种节目制作理念，影响了整个世界对公共电视的制度安排。②
英国最终选择了由一个非商业、政治独立的组织来运作广播并不是偶然的，这是与英国的历史发展和政治文化有关的。世界上第一个保障人身自由的法案——《权利法案》就诞生于英国，世界上第一个提倡言论、出版自由的书籍《论自由》也诞生于英国，由此“公共领域”作为欧洲公共电视的法理基础才有存在的可能。公共领域是介乎于国家和社会之间，是公民参与公共讨论的场所，是公民意志的一种体现。而公共电视要实现作为“公共领域”的作用，就必须要独立于市场和政治的控制。
2、以调节“市场失灵”为法理基础的美国公共电视
美国的公共电视的存在缘由与欧洲有很大的差异，其发展公共电视的主要动机在于匡正商业电视机构对经济利益的过分追求，是一种对商业电视在自由竞争中引起的市场自我调节紊乱的一种调节。
美国的广播事业从一开始就在自由经济的指导下朝商业化的方向发展。但是在1929年爆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中，美国的自由主义使其陷入了巨大的困境，商业电视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中出现的垄断现象（传媒资源集中在少数几个富人手中）也触发了人们对于商业电视单轨发展的反思。
由于垄断在传媒市场的出现，导致完全自由市场这一完成资源有效配置的前提无法满足，导致了“市场失灵”，在传媒产业看来，会导致两种失灵：一是市场系统不能有效配置资源，造成传媒自身资源的浪费；二是在市场利润的控制下，不能保持民主与社会协调，主要表现在商业电视受制于广告商，迎合观众口味，往往偏离最佳的社会效益。③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为了匡正商业电视一切为追求商业利益而在弱势群体关照方面的缺失，催生了佩恩、卡内基等私人基金会扶持的教育广播，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美国的公共广播。所以，美国的公共电视的产生主要是为了解决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市场失灵”。
二、公共广播电视在当代的存在价值
从公共广播电视的起源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公共广播服务从产生之初就肩负有重大的社会责任。首先，由于早期频道资源的稀缺，使得广播电视资源在一开始就被公共化，在此背景下建立起来的公共广播电视更是承担了一个作为公共舆论平台的任务，给予公民一个自由参与、表达意见的场所；其次，作为一种市场调节力量，在平衡媒体商业性与公共服务性方面的作用不可替代；最后，由于公共广播的公共属性，其在文化艺术的创造和发展方面具有独特的先锋作用。④
从20世纪30年代英国广播公司正式开播以来，公共广播电视作为一种西方主流广播制度已经发展了大半个世纪，英国、丹麦、法国、德国、日本、韩国等国家都有公共电视，即使最崇尚商业自由的美国也有公共电视网。
但是步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府保护的放宽、商业主义的冲击，这些都对公共电视的生存带来了严重的威胁，甚至有人对公共电视的存在必要性提出质疑。但是笔者认为，公共电视的存在与否不能以简单的商业价值衡量，在社会发展越发成熟的今天，公共利益与公民权利的表达和整体社会文化的提高被赋予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公共电视作为一种公共服务系统，在这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有着很高的现当代社会价值。
1、保障公共话语平台的需要，有利于促进社会民主进程
公共电视的建立是基于“最广泛的受众基础”这一个内在原则，这一内在原则说明了公共电视频道在一般情况下潜在的观众数量。在这个广泛的受众基础的前提下，也就奠定了其作为公共领域的基础，这也是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公共广播电视存在的法理基础。
公共领域是当代民主生活的重要场域，独立于政治及经济的势力，平等而没有特权，尊重阅听人的公民权的公共广播电视制度能够符合公共领域的基本精神。⑤把公共广播电视作为当代公共领域的主要阵地，是符合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构建的初衷的。所有的公共广播电视的受众就是公共领域的参与者，从信息流通与交流的角度看，所有的参与者都具有相同的权力，他们关注与所有人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利益，保障信息在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流通，这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对于促进社会民主进程和社会稳定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在经过了近30年的高速发展之后，目前中国正处于社会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日益突出。在社会转型前，由于社会刚性控制的存在，社会结构性矛盾尽管存在，但是往往不能直接表现，只能以潜在的社会张力形式存在。⑥但是在社会转型中，随着社会环境的迅速变化，大量新文化因子的交融，以及经济和文化价值取向的多元化，每个人、每种观念、每个更大的社会单元都在重新寻找自己的社会位置、确定同社会其他部分的互动模式，使得人们对社会问题的主观认识出现了不同立场和价值标准，再加上市场经济的导向，媒体的表现内容越来越倾向于社会的中上层，这样就会造成贫困阶层得不到重视，当弱势群体的正当权利得不到表达时或者得不到及时的关注，就会带来社会的不稳定，除了政府职能部门的政策调节作用外，公共电视作为一种公共服务性质的媒体，是一个很好的途径。作为公共交流的平台，公共电视媒体可以将弱势群体的呼声通过这一交流平台使得他们的声音得到表达，改变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信息逆差”。
2、公共广播电视可催化广电传媒生态的进化
中国广电产业的市场化改革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已经走过了20多年。媒体改变了过去说教的方式，把媒体从一个担负国家宣传任务的机器转变为双重身份——既是党的喉舌，又是信息产业。媒体也开始以传者为中心向受众为中心转变：报纸变的越来越好看了；电视节目变得越来越活泼。不可否认，中国传媒产业的这种“事业性质，企业管理”的双轨制改革极大地解放了中国的传媒生产力，但是从目前的发展来看，中国目前的电视产业向商业方向的偏离很严重，一味的传媒市场化是不可取的，布尔迪厄说过“竞争非但不能自动促成独创性和多样性，反而常常导致节目的单一性与低俗性”，值得深思。
虽然目前现在各个省级的公共频道只是各个省为了解决电视台过多而为地方电视台整合的一个播放平台，应该说是一种资源的“公共”。与传统定义的公共电视概念相去甚远。而从整体关照我国的电视发展格局，可以发现都是单一的经营模式，即“事业单位，企业化经营”。⑦一方面要讲究社会效益，但是同时又在经济上需要自负盈亏，把企业的经营方式和事业单位的义务交织在一起，两者之间充满了矛盾，尤其在当今广电行业大举产业化的过程中，经济利益和为公众服务之间的矛盾难以平衡，可以说中国电视传媒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由此可以看出中国构建公共电视的必须性。
此外，从传媒生态学的角度来说，我国传媒产业的“事业性质，企业管理”的这种双轨模式是一种结构的失衡：事业属性的舆论控制功能使得媒体较为忽略其作为社会守望者的社会监测作用，会造成民众对这种宣传媒体的远离；而作为企业属性的传媒，总是希望通过最少的成本取得利润最大化，利用传媒的宣传功效，换取政治、经济利益，目前业界较为普遍的“有偿新闻”就是这类“权利寻租”的代表，对于媒体的公信力有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
传媒生态的这种不平衡状态，会使得媒体失去大众的依托，还会造成社会价值混乱、道德失衡。这种不平衡状态的产生是很正常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就是人类对于政权体系不断认知并将其改进的过程。黑格尔提出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两分法，但是当人们认识到市场和政府都存在自身不可规避的缺陷后，公共组织就成为了介入其中的第三种力量。⑧
由此分析，为了保障中国传媒生态的平衡，一个相对完善的媒介生态系统必须包含有公共媒介，他们在承载公共舆论，捍卫普遍利益方面的作用不可替代。同时，公共媒体也是修复我国传媒产业的关键环节，只有通过公共传媒，才能真正解放我国的“双轨制”模式，把媒体的商业属性与公共服务属性完全区分：把公共服务交给公共媒体，而把市场交给完全市场化运作的商业媒体。
3、公共电视是进行文化认同与教化的平台
电视对当今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就目前来看，是超过报纸与互联网的。虽然说目前中国的互联网用户已经超过2亿，但是不管从年龄层级和绝对数量来说都还不能和电视媒体相比。但是当下中国电视低俗、低质现象比较严重，严重的败坏了大众的品味和文化修养水平。今天，只要你打开电视就会发现，机乎每一个频道的黄金时段都充斥着无厘头的搞笑与弱智或者偏激的智力问答，电视传媒作为其中一个推手，把最低俗、智商中最低级的部分，当作衡量才智的主要标准，不能不说是一种文化的倒退。⑨
此外，从文化认同的角度来说，具有本土特征的传统文化是一个成熟的民族的基本特征。该文化对本土国民的继承和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是一个国家凝聚力与民族亲和力的源泉。尤其在当今全球化的浪潮下，一个民族的文化认同更是一个国家进行“软实力”传播的先决条件。公共电视存在的价值就是要进行文化的传承，在这一点上世界上众多的公共广播电视达成一致：NHK注重的文化的多元化，SBS注重的是多个种族的不同文化需求，CBC担负着文化扶持的责任，以避免外来电视节目的入侵，PBS主要以社会教化为主。CBC总裁强调“如果我们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还想继续拥有国家的感觉，必须拓宽思维，坚持行动的本地化，CBC是这个国家最后的联结者，是发展加拿大文化的关键性力量”。⑩
在当今低俗化、同质化现象泛滥的传媒环境下，需要公共媒体这类通过文化来构建媒体，通过文化的塑造使得媒体重新获得深度。以传统民族文化为核心的公共广播电视具有重塑文化认同，教化社会的重要使命。
三、公共电视的发展难点
公共电视广播的社会价值是巨大的，其所提供的舆论价值，所创造的民主交流的平台，对于提高国民素质、促进社会的民主化进程都是有巨大的作用。但是公共电视要真正在中国发展起来确实需要面临不少困境。
1、公共电视的价值理念与现有的商业价值理念的冲突
从目前国内关于公共电视的研究来看，业界与学界关于公共电视的构建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借鉴美国模式，从改革地方电视台开始，省市级电视台的公共频道被规定为公共电视台，建立电视基金会，由各个省的公共电视台加盟；二是借鉴英国模式，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把中央电视台进行拆分，一部分实施公共化改革，一部分实施企业化管理；三是建立三元模式，以目前世界上国营、公共、商业电视台的分法，把中央电视台还是按照国营电视台经营，把所有的省级电视台都改革为公共电视台，所有的市级电视台改革为完全意义上的商业电视台。
无论是哪一种方式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从现有体制中分离出一部分的原有“双轨制”电视台进行公共化改造。这样一种模式确实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减少对现有体制的冲突，但是会产生一些新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原有的商业价值观念、内部文化与公共电视理念的冲突。
因为是直接从现有的“双轨制”电视台进行整改，那么原有电视台的员工在大体上的变化是不会太大的，即使为了公共电视台的改革发展需要引进人才，这部分人也是占少数，那么原有半商业化半事业化经营的电视台记者与编辑们的观念必然与公共电视台要求的公共价值理念有很大的差别：原来电视台的新闻制作要求及时、高效，能够迅速抓住公众的眼球，记者、编辑们的生存压力大；而公共电视台的理念要求新闻节目的制作深度以及节目对受众的价值引导。双方在节目新闻价值的理念上有很大的差异，一个是以效率和收视率为准绳，一个是慢工出细活。这种理念上的差异和对节目要求的不同，对节目制作和记者的调查深度都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公共电视的转变对记者和编辑的文化素养和社会洞察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再加上公共电视与商业电视台在价值观念上的冲突，如果确实是从现有电视台为基础，进行公共电视改革，价值理念的冲突与记者的素养提高确是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
2、公共电视的经费来源问题
公共电视作为与商业电视台相对应的一种电视制度，最重要的特征就是独立于市场，节目运作的主要经费来自于政府预留、社会捐助及电视执照费。无论对公共电视台还是对商业电视台来说，可靠而稳定的经费来源都是其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石。当今公共电视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也就是经费的来源问题。当今世界各国的公共电视都不同程度上陷入了资金困境。同样，中国要发展公共电视，资金来源问题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从公共电视经费来源来看，为了规避商业广告的侵蚀，主要包含三个发面：一个是电视执照费，二是政府预留，三是社会捐助。首先我们来看电视执照费，电视执照费是BBC、NHK等主流的公共电视台的主要收视来源，征收此项费用的国家依照专门的立法向电视接收设备的购买者、拥有者或者公视节目的受众征收的一项费用(11)。以NHK为例，资金来源常年以视听费为主，基本保持在其收入总来源的94%左右，BBC近年来有部分的商业运作，但是其试听费的总收入也保持在80%上下，可见视听费在公共电视的支持中占有主导地位。但是视听费的征收在中国的实施似乎有不小的困难。中国人收看电视节目从来就没有付费的习惯，即使在数字电视已经在全国大部分地区普及，但是并没有出现如业界与学界预测的那样：多样性和个性化的节目选择能够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绝大多数的家庭中的数字电视频道都是一样的，他们大都不会自己花钱去开通如国家地理、足球频道、历史频道等这类自己感兴趣的付费频道，更不用说他们会为了可能不感兴趣的公共电视频道付费收看了。
所以适合我国国情的财源模式只能是政府预算加上社会捐助，社会捐助的方式其实也是一种变相的广告，所以公共电视的捐助者除了一些非盈利性组织以外，还有很多的大型企业。而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说，非盈利性的组织还远远没有成熟（不如美国有佩恩、福特、卡内基等成熟的基金支持），所以，大型企业成了社会捐助的主体，但是由于这种捐助形式与直接的广告相比有更多的限制因素，所以受到的约束更多；此外，公共电视的加入，是对现有商业电视广告市场的破坏，是对现有市场的一种瓜分，必然会受到猛烈的冲击，所以想要找到合适的捐助还是很困难的。因此，公共电视对政府就有了更强烈的依赖感，需要政府常年稳定的经费预留，但是我国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部与公共电视相关的法律法规来保证经费拨发到位，而法规的制定又不是一个短期内可以完成的任务，一般从提案到最后的成文需要很长的时间，所以经费的来源将成为制约我国短期创办公共电视的又一大瓶颈。
3、公共电视节目引起的文化间的矛盾
公共电视的理念是为了促进媒体生态，树立媒体的价值标杆，为了提升民众的文化素养，充分发挥其教化功能，满足多元文化需求。所以其精英主义的节目设定路线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在追求精英主义的同时，会造成曲高和寡的现象，这与公共电视的大众文化属性和引领媒介生态责任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公共电视的发展充满了矛盾。
近年来，不断有学者提出公共电视的受众究竟在哪里。在欧洲，曾经占据主导地位的非营利、非政府的公共电视逐渐显露出日薄西山的颓势。以公共电视业的典范BBC为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其收视率就开始呈现下降趋势，到2000年，其市场份额只相当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所占市场份额的四分之一。(12)在当前这个商业化的竞争环境中，公共电视要保持自己固有的观众已经越来越难，受众已经被商业电视培养成了“消费者”，商业电视每天制作的大量的文化商品，观众变得越来越消费化。
中国的媒介环境和欧洲的情况还有所差别，欧洲是一开始拥有良好的公共电视环境，后来被商业电视击败，但是中国目前是整个传媒娱乐化，同质化成风，亟需公共电视作为一种匡正力量来平衡整个媒介环境。但是既有的市场已经被瓜分完毕，公共电视要想在这种环境下生存下来都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更不用说还要倡导提高民众的文化素养，发挥教化的功能了。但是公共电视的节目制作并不能就此放低标准，一种电视文化的影响本来就是潜移默化的，是很难把现有的“电视文化消费者”在一朝一夕之间转变为“电视公民”的。
这种“精英文化的悖论”是需要公共电视人从一开始就要树立的理念，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一定要坚持一贯的节目制作准则，并且有意识的培养受众（尤其是青少年受众）的素养。(13)只有通过不断的培养，才能逐渐改变整个媒介生态环境。在公共电视的节目制作原则上，要坚持“精英主义”，坚持智者立场，坚持人文视角，同时也要尽量照顾到文化的多元性。这无疑对节目制作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而目前国内高水平的节目制作人才是很紧缺的，需要国家的大力培养。此外，公共电视如果真的实施，必然会出现“精英主义的悖论”，公共传媒人要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的必然性和作为公共传媒的责任。
4、难以建立清晰明了的绩效机制
作为代表公众视听权益的独立机构，决定了其不能作为一个盈利性机构，不能够受到任何商业主义的干预，那么对公共电视的价值的衡量就不能仅仅是依靠收视率，因为如果那样的话就会重复商业电视的运行规律，但是如果完全放弃收视率的话，公共电视就会与广大受众越来越远，失去了“公共”的价值。
因此，一种新的针对公共电视收视的评估体系的建立就显得十分必要了。作为全球公共电视的典范，BBC在把收视率作为其中一个评定指标之外，还探索使用了“欣赏指数”，这种“欣赏指数”是通过研究节目质量的方式，来对BBC的节目进行的一种综合测评，与收视率一起成为BBC电视节目的双重测评标准。同时使用“兴趣”和“享受”两个维度进行节目评估。这种评估方式影响了多个国家及地区，但是这一评价体系的操作之难令人生畏，给人混乱理不出头绪的感觉。(14)这也是公共电视的一个现实问题：价值观不够明晰、目标太多，绩效机制难以建立。如何建立一个合理有效的绩效机制是摆在公共传媒人面前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四、结语
中国电视业经过接近20年的高速发展，现已成为世界上最为广阔的传媒市场。在产业化的浪潮中，中国的电视传媒业确实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近年来出现的一些新的问题，使得中国电视产业站在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建立多元化的电视体系已经被认为是保障中国电视健康发展的第一要务，而公共电视体制的建立，可以说是中国重构电视格局的重要一步。
2006年9月颁布的《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规划发展纲要》及中共17大报告中指出的：“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扶持公益性文化事业，基本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都是政府首次把公共文化体系的建设正式提到议程上来，可见在中国试行公共电视服务的时机基本上成熟了。
毫无疑问，公共电视的实践从一开始就是一件迎难而上的事情，主要是由于其兼顾面太广，需要照顾的利益过多，对比商业电视台，会遭遇到更复杂的体制难题。在此背景下，对公共电视的发展难点进行梳理与分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注释：
①陆地，方芳：《国际公共电视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之一》，《声屏世界》，2005.8
②吴靖，云国强：《公共广播电视与公共性——概念的澄清与梳理》，《南方电视学刊》，2004.5
③胡正荣：《结构、组织、供应链、制度安排——对当前西方媒介产业的经济学分析》，《现代传播》，2003.5
④郭镇之：《美国公共广播电视的起源》，《新闻大学》，2006.3，P49
⑤林丽云：《公共领域与公共媒体：英国政经学者的反思及援引作为台湾媒体改造的借镜》，《当代》，2001年版
⑥陆学艺：《社会学》，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P496-512
⑦方雪琴 阎大荣：《公共电视的本土化构建》，《现代传播》，2006.6
⑧祝乃娟：《民间组织：从第三部门走向第四部门》，《21世纪经济报道》，2005.10
⑨石长顺 张建红：《公共电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P199
⑩赵曙光：《媒介经济学的案例分析》，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P138
(11)梁宁：《英、日、法三国公共电视财税体制及相关问题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4.3
(12)洪浚浩 劳伦斯·舍里克著，邵旦丹译：《BBC与BSKyB之战：新环境下公共广播电视与商业广播电视的竞争及启示》，《新闻大学》，2003年版，P59-67
(13)方苏：《台湾公共电视发展困境分析》，《西安电视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
(14)黄学建：《公共电视的四大难题——从台湾公视的经验和困扰说起》，《现代传播》，20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