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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价值取向是指“五四”时期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先进中国人所实现的对思想观念、道德规范、行为方式、政治制度、社会改造……即对社会意识和社会行为的新选择，也就是从资本主义价值体系向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深刻转变。我们研究、反思“五四”价值取向，旨在揭示“五四”价值取向的历史性、社会性及其现实意义，为我们当代改革开放形势下的观念革新、价值取向提供借鉴，以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
“五四”价值取向的历史性
价值观不是永远不变的东西，它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的社会实践的变化而变化，“五四”价值取向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在历史的外因、内因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实现的。
鸦片战争后中西冲突的加剧，使先进的中国人首先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坚船利炮的先进和自身封建主义大刀长矛的落后，并走出了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第一步，从师夷长技的思想，到洋务运动的实践，体现了他们企图以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为手段，缩短中西在器物方面差距的目的；而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家“变者，天下之公理也”、“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无不体现了对中国传统的深刻批判和对新观念、新制度的向往，给沉闷的传统中国带来了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并由此引发了中国社会革命价值观的流播传扬，特别是影响了知识阶层的行为方式和价值准则，从而把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由物质层次深入到制度层次。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历史舞台后，以“振兴中华”为己任，领导发动辛亥革命，建立了民国政权，实现了从封建专制国家向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转变。孙中山按照西方的政治制度，建立了一套现代资产阶级政权模式，其三民主义学说更体现了他学习西方、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思想，因此，辛亥革命“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使反动统治秩序再也无法稳定下来。”（注：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新文化运动则力图补偿辛亥革命的不足，同时领导发动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在思索中也认识到必须从文化思想上冲击封建思想、封建意识，进行一场思想革命。在高举西方的民主与科学两大旗帜的同时，深刻地指出运动的根本宗旨是“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修身治国之道”（注：《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注：《新青年》第6卷第1号。）从而把抨击封建思想和旧的价值观念，把向西方学习推进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他们努力从改变广大国民的思想行为入手，企图重建新的价值观念，并以此来救治中国。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无数仁人志士由器物层次深入到制度层次和思想行为层次，从物质而到精神、到价值体系，力求用西方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价值观念来冲击中国传统的封建思想、价值准则，用西方资本主义的价值体系、社会模式来变革中国社会，企图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找到一条拯救中国的道路。但是，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惊醒了幻想中的先进知识分子，他们反思自己的探索和追求，认识到那些所谓的资本主义价值体系中的自由、平等、议会、法治等等虽然都很先进，但是崇尚这种价值体系的国家连基本的公理都不能给予我们，连尊重别国的主权都做不到，又谈何依靠它来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呢？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念及其价值体系能否拯救中国开始被怀疑，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重新估价资本主义的价值体系。
当先进知识分子在反思自己的追求，重新估价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时候，十月革命震撼了中国，十月革命所建立的苏俄社会主义国家的新类型给中国带来了希望。十月革命打破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及相应的价值关系，这给彷徨、反思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带来了希望，特别是“布尔什维克的伟大胜利以及它随后声明废止俄帝时代在中国的一切特权这一行为，给中国的解放指出了一条新的道路”（注：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第1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7页。）。在中西冲突的过程中，欧美列强不断地把不平等条约强加到中国人民头上，相反，社会主义苏联的做法与欧美列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并使先进的知识分子看到了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与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本质区别。先进知识分子开始研究、学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并在学习中了解到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方方面面，因此，十月革命“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考虑的结果，就是走俄国人的路，选择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认识：
第一，由于“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0页。）即随着社会历史的变化而变化，因此，“五四”价值取向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是追求新的价值观的继续和深入，是追求社会发展的结果。第二，近代中国先进分子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曾试图用西方资本主义先进的物质文明来改变中国的落后状况，并使资本主义的价值取向占了主导地位，力图用资本主义的价值体系达到改造旧中国的目的。第三，近代中国先进分子企图用资本主义价值体系冲击封建价值体系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实践是行不通的，巴黎和会彻底打破了他们的幻想，他们认识到资本主义价值体系不能拯救中国，资本主义带给中国的只有失望。第四“五四”知识分子在对两大价值体系比较后，选择了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并走上了用社会主义价值体系推动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道路。
总之，近代中国走了一条从封建价值体系到资本主义价值体系，并在“五四”时期选择社会主义价值取向的道路，这一过程正体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
“五四”价值取向的社会性
价值具有一定的社会属性，体现一定的社会关系，价值由社会存在所决定，是人与社会需要发生联系时形成的。“五四”价值取向就是当时社会客观需要的结果。“五四”时期先进的知识分子从中国社会的客观实际出发，确立了一种全新的社会意识和社会行为，并努力用这种社会意识和社会行为去改造中国社会，最终达到建立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目的。
1.社会意识取向。
社会意识取向，即思想观念的革新，这是“五四”价值取向的核心问题。我们如果对“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的舆论宣传、思想信念、个人行为等进行分析，可以基本得到两点认识：
第一，如何改造中国社会成为先进知识分子思想行为的焦点。他们的思想行为就是以此为中心而展开的，他们“不安于现在的生活，想另创一种新生活，不满于现在的社会，想着别创一种新社会。”（注：《曙光》第1卷第一号，1919年11月1日。）他们热切地接受、介绍、宣传新思想，“对关于中国将以什么方式实现现代化和富强进行激烈的讨论。”（注：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第1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38页。）他们力求立足现代思潮，而谋社会之改造，努力探索改造社会的方法，谋求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
第二，传播马克思主义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先进知识分子如李大钊、陈独秀等利用各种方法、渠道传播马克思主义，以便使更多的人了解、接受马克思主义。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理解也逐步地由最初的从十月革命的模糊的感性认识上升到比较深刻的理性认识，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来分析、解决问题。
以上两种认识很自然地被先进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用马克思主义来改造中国社会，而且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以及与非马克思主义斗争的过程中，进一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最有力的科学思想武器。因此“五四”价值取向的核心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观念、方法的选择，是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中国社会进步的价值选择。
2.社会行为取向。
这是“五四”价值取向的必然结果和具体体现。社会意识指导社会行为，在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念、方法后，先进知识分子又实现了社会行为的正确选择。
第一，社会革命的手段被认为是改造中国社会的最有效方法。“五四”时期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劳工阶级在社会改造中的作用，鲁迅先生讲道：“待到十月革命后，我才知道这新（社会）的创造者是无产阶级”（注：《鲁讯全集》第6卷，第18页。）；李大钊认为要改造中国社会，“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注：《青年与农村》，见《李大钊选集》，第146页。）蔡元培高呼“劳工神圣”等等都体现了他们对劳工阶级在社会发展中决定作用的认识。同时，认识到必须把劳工阶级动员起来、组织起来，用社会革命的方法去消灭私有制度，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
第二，具有现代品质的中国共产党被公认为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领导集团。先进知识分子在确立了用马克思主义、依靠劳工阶级来改造中国社会的基本思想后，同时认识到应该建立一个具有现代品质的政党，充当中国现代化的领导阶级，这个政党应该有明确的奋斗目标，有一套现代组织原则，有优越的成员构成，能代表中国社会里广大劳动者的利益，具有广泛而深厚的感召力和凝聚力。因此，在他们努力下所建立的中国共产党不仅具有了这些现代特征，而且中国共产党建立后的改造中国社会的实践也证明了她能够胜任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重任。
3.从手段性价值向目标性价值的转变。
不管是社会意识的取向，还是社会行为的取向，这些还仅仅是手段性的价值观。先进知识分子在实现对手段性价值选择的过程中，不断地把这些基本价值观念进行综合，并上升到目标性的价值取向，即在上述基本手段性价值观的基础上形成一个最终的价值目标，在改造中国的前提下，用马克思主义、用社会革命、用共产党的领导推翻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统治，争取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实现国家强盛和人民富裕。
综上所述，在“五四”前夕，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企图用西方国家的价值模式来推动中国的发展，“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以使“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注：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8页。）。“五四”以后则转为用社会主义价值体系来设计中国的发展道路，“开始准备实行社会主义”（注：解放军政治学院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2册，第55页。）。“五四”价值取向的这一结果，首先是先进知识分子长期追求的结果，而更重要的在于“五四”价值取向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因为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社会主义是真正‘开发实业’底方法，是真正‘使一般人都得着人的生活’底方法。”（注：解放军政治学院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2册，第30页。）。也就是认识到社会主义是改造中国社会的最好方法。“五四”价值取向是立足中国社会，适合社会的实际需要的，它能够把广大劳动者动员起来，推翻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障碍，解放社会生产力，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因此“五四”价值取向是由社会实际决定的，是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
“五四”价值取向的现实意义
“五四”价值取向的选择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五四”价值取向确立后又能动地反作用于社会。今天，我们反思“五四”价值取向的过程和结果；不难发现“五四”价值取向仍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能为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
1.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实现观念的变革。
观念的变革是“五四”价值取向的核心，同样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更要实行观念的更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而引发了我国的体制改革和经济腾飞。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我们必须深刻领会邓小平理论，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使人们的主观认识适应不断变化的客观社会实践。这样，才能大胆创新、不断超越，确立真正的市场经济观念，具备竞争观、人才观、信息观、科技观、开放观、教育观等立足时代和社会需要的新观念，并不断充实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用观念的变革带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建设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2.立足强国富民、振兴中华，加强对外开放。
对外开放是我国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面对经济、科技全球化趋势，我们肩负着赶超世界发达国家的重要任务，要努力缩小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发展开放型经济，促进经济结构和国民经济素质的提高。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必须以强国富民、振兴中华为基本出发点，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时刻不忘我们所选择的正确的道路、目标。既反对盲目排外、唯我独尊，又反对唯洋是崇、全盘西化。这样，才能增强我国经济在国际竞争中的实力，才能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真正实现国家强盛和人民富裕。
3.积极发挥知识分子在社会进步中的作用。
中国知识分子从来就是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取向下发展与完善自身的，他们有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是改造社会的精英。“五四”知识分子通过自己的奋斗、追求，成功地实现了新的价值取向，在唤醒国民的同时，努力地去培养、创造一代新国民，对推动社会的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知识分子仍然是促进中国文明进步的一支重要力量。富有献身精神的优秀知识分子应在现实的经济建设实践中，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知识传播和知识应用中为社会的进步贡献力量。
4.坚持科教兴国，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
今天，世界经济正向知识经济转移，而处在世纪之交的中国，怎样才能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怎样才能在知识经济潮流中迎头赶上世界发达国家？江泽民同志讲得非常深刻：没有科技创新，经济就只能永远受制于人。当今世界的竞争，归根到底是综合国力的竞争，实质则是知识总量、人才素质和科技实力的竞争。科技进步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科技进步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从根本上说又都取决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因此我们应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使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通过教育提高国民素质，培养适合社会需要的优秀人才。无论是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还是科教兴国的战略，都是为了适应世界科技革命和经济竞争的新形势，以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
我们反思“五四”价值取向，一方面是深刻认识“五四”价值取向的社会历史意义，另一方面我们在反思过程中旨在探索和呼唤适合现实需要的历史精神，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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