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际研究在中国的三个典型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典型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最近20年，国际研究学科在中国确实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不论是人才培养、研究机构的增加，还是专业出版物的水平，都是过去任何时期都无法相比的。但这个学科在中国的起步较晚，直到今天仍然显得稚嫩。随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作用的不断增强，以及中国经济日益成为全球经济的一个部分，对国际研究学科进行大规模建设日益必要和迫切。
无庸质疑，一些客观因素继续阻碍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学科的大发展，如先天不足，而研究对象和问题又发展得越来越复杂；外国同行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大多数研究机构是公办的，而体制上的分割又产生了人力和物力资源配置的严重扭曲。但是，一些深刻的主观因素也障碍着中国的国际研究，例如“低水平的重复”、“大而不当的空乏议论”、“功用性的追求”、“‘撞击反射’式的应对”、“根据不足的‘创造’”（注：参见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83-684页。）等。除此以外，还有一些主观性问题需要引起重视：一是挥之不去的研究者自身的“国家情结”，面对这个急剧变化的世界走不出“民族主义中心”和“国家主义中心”；二是缺少公认的“游戏规则”即学术规范，不利于知识体系增生的大量所谓“研究成果”的涌现；最后是对外国国际关系理论和对外政策研究成果的严重“消化不良”或者“反应不良”，更没有自信在借鉴西方同行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知识创新。这些问题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如果继续存在下去，可能不利于这个学科在中国的成长壮大。
本文将讨论“国际研究在中国”的情况。
国家情结
国际研究在中国的首要问题是深刻、持久的“国家情结”(state complex)或者“以国家为中心的思维”(state-centred mentality)的干扰，跳不出国家和中国范围来思考问题，这可说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中国特色”。这是否与一些中国学者的爱国主义传统、民族主义情绪和国家正处在推进全面的现代化阶段有关？面对整个世界的急剧变化，此种“国家情结”限制了研究的视野，不利于客观地认识与把握当今的世界形势及其发展趋势。例如，对于国际关系中的“个人”、“文化”、“族群”和“非政府组织”等这些与国家越来越相对独立的因素，我们的研究仍相当薄弱。
“情结”一词现在被用得太滥，有时人们似乎无所谓它的褒贬意，不少作者甚至把它看作一个褒义词而频繁使用。但本文所谓的情结，却是在贬义的意义上说的，指的是国际问题研究在中国存在的一个尖锐的问题：国家或民族国家情结，一方面，一些国际问题研究学者自觉和不自觉地只重视一种从国家出发的视角。以下举几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在权衡一个国家的实力时，有的中国学者认为“美国在拥有跨国公司的数量和单位规模上远远超过所有其他国家”。不错，就跨国公司的国籍或正确地说其母公司（中心总部）所在地而言，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美国《财富》杂志每年公布全球500家企业时少不了要说明这些公司的国家属性，如哪些公司来自哪些国家。但是，就像开放国家（包括中国）的外贸一样，这除了纯粹统计学上的和国内政治过程上的议题外，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美国拥有”是很模糊的，是美国行政当局拥有的，还是美国国会拥有？美国行政当局和国会拥有这些公司吗？在国际政治“游戏”中，美国可以支配的这类“硬力量”到底有多少，绝对是个未知数。如果我们不去研究来自美国的跨国公司与美国政府的复杂关系，不去研究跨国公司如何追求其全球性，我们就会不断地说“美国拥有世界最多的跨国公司”的话。当然，来自美国的跨国公司还带有强烈的美国性，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与其说美国拥有跨国公司，不如说跨国公司拥有美国。
第二个例子。有的中国学者特别重视“国家与全球化进程”问题，特别是注意到随着全球化的加速，财富分配的“全球不平等性”(global inequalities)，发展中国家所处的“不平等的竞争地位”的加剧。但是当触及这个敏感问题时，他们却又不自觉地流露出“国家情结”，只看到了全球化带来的国家之间的不平等（这当然是一个关键问题），却忽视了全球化产生的其他更为重要的不平等和“全球社会的正义问题”。也许是因为中国学者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论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或“南北关系”上，目的是得出南北差距到底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的结论。
第三个例子。一些中国学者有一种观察，似乎发达国家内部都是高度推崇和实践全球化的，于是有这样的话语：“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其实这并不准确，发达国家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充斥了“反全球化”的声音和运动（主要包括拯救民主政治、反对贫富分化、保证劳工利益、保护生态环境和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等），甚至比发展中国际还反全球化。发达国家中真正主张全球化的仅是新自由义者、跨国公司和其政府。
最后一个例子。为什么国际问题研究在中国只重视“国际秩序”和“国际社会”，却对客观存在的“世界秩序”和“全球社会”缺少分析呢？仅仅是因为我们特别坚持国家主权原则和不干涉内政原则吗？问题是，客观上存在着的世界秩序和全球社会，我们为什么不能对之加以研究呢？难道只能把这样的题目留给外国学者吗？
另一方面，作为“国家情结”的具体化，国际问题研究在中国的一个现象是“中国观念”充斥于字里行间。国际问题研究从国家的各种角度（例如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国家战略等）考虑问题，本来无可厚非，因为这门学科的功能之一是帮助社会精英、各界公民和政府确定国家在世界上的利益。如果相比今天的美国，一个“国家利益思想”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衰落了的国家，学术界在为重新定义国家利益而感到困惑（注：参见约瑟夫·奈：《重新定义国家利益》，《外交》杂志，1999年7-8月号。），而中国学者却仍怀有一种国家特性感，那是中国的幸事。然而，凡事都有个限度，竭力认识中国力量在世界上的位置、中国的国家利益、国际战略和安全环境等是一回事，研究中牵强附会地、不分场合地加入非理性的“中国观念”则是另一回事。我这里并不是说国际问题学者不该爱国，或者他们的研究不该有助于中国国家利益的增进，我所强调的“中国观念”严格地指研究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带有的中国国家情结，一种近乎“病态”的研究偏好。
国家只是当今世界的最重要的角色中的一种，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类，与其他各种同样重要的角色并存。当今全球问题的迫切性和国家相当无能的表现，提醒我们需要给国家和国家的作用一个正确的定位。在可预见的将来，无论世界怎么全球化，国家还是十分重要的，在处理人类迫切的全球性问题上，国家在其责任范围内有效地治理和国家之间的有效合作是人类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支柱，应该对国家在未来世界的作用预期高一些。但是，国家无所不能的时代早已终结，非政府的各种角色正在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它们部分是填补过去国家留下的一部分真空，部分是在这样一个变化剧烈的世界中勇敢地承担起解决世界问题的责任（例如在环境治理问题上，政府的作用很有限，不足以遏制全球性的生态恶化势头，而各种各样的非政府组织则在与环境问题作着顽强斗争）。
中国是世界上的一个非常特殊的国家，除政治、经济、外交、文化和军事上的举足轻重的分量外，人口占世界的五分之一，为世界上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之一，受到了全球化进程的广泛影响，因而中国的任何全局性问题本身都具有深刻的全球含义。在国际研究领域，中国学者更需要的是“放眼量”，克服国家情结和中国观念。
学术规范
中国的国际研究迫切需要通用的学术规范。学术规范应该是研究机构向其研究人员约定的，是国际事务专业刊物的取舍标准，是各种全国性的研究协会的“行规”，是大学训练国际研究学生的尺度，是整个国际研究学术共同体的内在机制，以便促进这个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壮大。
国际研究目前的缺乏学术规范表现在多个方面，我以为最重要的是没有确立起知识体系原则和研究著作的行文标准。前者是一个亟待强调的问题，后者则是一个改造民族学术文化的问题。
1,知识体系。任何研究最终成为了某种成果或者在学术上独立建树，它必定是对知识体系作出了公认的贡献。这应是一条重要的专业研究规范。遗憾的是，如同其他一些社会科学领域一样，国际问题研究在中国没有很好地贯彻知识体系原则。国际问题研究在中国要有所进展，必须改变这个局面，做法是一些代表性的国际事务专业期刊要明确实行知识体系原则。
所谓知识体系是一个伸缩性很大的概念，一门学科本来就是一个知识体系，但一篇开创性的论文或者一部著作本身可能同样构成一个知识体系，所以知识体系有大和小之分。国际问题研究是一个大知识体系，涉及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和安全等方面，在这个体系中，存在着若干个亚知识体系以及各种亚知识体系相结合产生的新的亚知识体系。在亚知识体系之下，又有各种分支领域的知识体系。国际问题研究学者，不管他（她）在哪一个知识体系下从事自己的工作，实际上都是为了让自己所在的知识体系发生某种变化，为这个体系的存在和扩大贡献某种智慧，或者使这个体系向着新方向发展。如果我们把国际关系理论看作是国际问题研究知识体系的大知识体系，那么国际政治学和国际经济学则应该是这个体系下的亚知识体系，而国际政治经济学则是这两者化合的某种产物。在国际关系理论（主要是国际政治学）中，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属于大知识体系下的小知识体系，在它们各自的旗下，集中了代表这个知识体系成立的各种著作和其作者。再如各种各样的国际研究分支知识体系，如曾几何时的美国显学“苏联研究”和现在仍在加强的“中国研究”。在国际问题研究中，涉及面广泛的知识体系越来越多，例如“战略研究”，它横跨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若干领域，早已不是单纯的军事战略和安全问题研究了。值得指出的是，开创性的国际研究，即创造出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知识体系，是国际问题研究这个年轻而特定的学科的特点。我们看到，随着信息革命的广泛和深入，国际问题学者不仅矢志革新传统研究领域，而且站在时代潮头开展新领域的创新。20世纪后期的西方国际研究，涌现了各种竞争性的范式、模型、方法和多种多样的新发现，它们都导致了知识体系（至少包括理论、历史和现实等方面）的变化，诸如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传统的和新的制度主义、批判理论、认识心理学、英吉利学派、新马克思主义、世界体系、女权主义国际关系和构建主义等，但各门、各派知识体系之间却可以论争、沟通和化合，有的之间并无明晰的边界，原因在于这里存在着“知识体系原则”这只看不见的手。
确立知识体系原则的深层目的是为了提倡在学术论文中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研究方法与知识创新之间的重要关系自不待言，本文不必赘述，需要说明的是，知识体系原则的真正确立取决于重视研究方法，我们可以采取已有的为学术界广泛使用的方法（如现实主义、历史主义、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学、科学方法、制度主义和构建主义等），也可以自己独创一种理论和方法。总之，在研究中把方法置于首位其实是对知识体系原则的最大尊重。
2,叙述方式。马克思曾说过，“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他强调了叙述的重要性，因为这是为了把研究的成果“观念地反映出来”，让人们能看到“好象是一个先验的结构”（注：见《资本论》第1卷第2版跋，中文版，第23页。）。在科举制度下，中国旧文人作八股文。20世纪，八股文受到无情的批判和抛弃，后来的中国学者大都对八股式的东西深恶痛绝。但是，八股文似乎也有一点形式上的可取之处，那就是它毕竟遵守了一种规范，或者说还有个竞争规则。规则是在一定范围、领域内适用的。今天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却似乎是在无规则的状态下发展，其中之一大表现是不重视叙述方法，对叙述没有一种约定的规则。
西方学者的国际关系研究论文，大抵都要有“介绍”、“正文”和“结论”三大部分。在文章中不一定要出现这样的字眼，但一定要让读者清楚地看到其脉络。这可能被视为“洋八股”，然而它却十分重要，否则这个学科也就不成其为学科，因为专业人员在初次接触一篇研究文章时，不可能从头读到尾，而是根据它的导言和结论决定是否阅读整篇文章。
叙述上绕弯子，不遵从相关性原则(the rules of relevance)，是学术研究没有规范的表现。英语作者常常说东方学者叙述时总是拐弯摸角，有时为表现自己的文采而刻意追求曲径通幽处的效果。因为在英语作文规范(English pattern)看来，叙述要从中心观点开始直接转到解释和举例。中国作者应借鉴此规范，因为国际上接受的论文语言主要是英语。有时，一个作者写的论文，或者给出很长的自然段落，但不是集中讲一个观点，而是中间叙述了很多个问题，重叠感极强，让人不知道作者到底想表达什么。这是叙述上的大忌，违反了相关性原则。其实，重视文章取舍的中国传统文化向来都“忍痛割爱”与文章主题无关的东西。
美国的影响
最近十几年，国际问题研究在中国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深受美国同行的影响。如何看待这种影响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具体问题。
复制美国的国际关系研究或者干脆“美国化”，是当代国际关系研究在东亚地区的一个基本事实。大洋洲的国际关系教授、著名学者佩特曼(Ralph Pettman)对美国主导的国际关系研究在亚洲的影响颇有研究。他认为，大多数亚洲学者在国际研究上没有多少创造，而主要是复制美欧的争论(replicate Euro-American debates)。也就是说，美国是有关国际关系的各种争论的“原产地”，而亚洲各国不过是在用自己的民族语言做着同样的工作而已。因此，日本和东亚其他国家没有独立于美欧的国际关系理论，难以在国际研究上开风气之先(trend-setter)（这是佩特曼1998年10月与我的谈话）。佩氏的言论未免偏激，但却不无道理。王逸舟在《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中提到了这个问题，由于美国是全球国际研究的中心，“国际关系学术界对世界政治的理论认识往往受到美国中心的强大辐射和影响，甚至出现了‘美国化’的现象”，“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注：参见王逸舟该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83页。）。
近几年，在海外的华人和中国学者，以及一些西方学者，很关注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写了不少文章评估该学科在中国的情况。有的文章似乎想按照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标准把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区分为自由主义的和现实主义的，特别是他们想发现谁是持有自由主义观点的中国学者。这似乎是用美国的尺度来衡量中国的一个好例子（注：参见Yong Deng,"The Chinese Conception of National Interest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hina Quarterly,1998,pp.308-329）。其实，用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衡量美国的国际关系研究都越来越过时了，何况中国？但这种现象本身说明，美国人或者在海外的有中国背景的学者坚持假定或认为，中国的国际研究不该只有政治现实主义一种声音，按照美国的国际关系发展状况，中国现在该出现与现实主义不同的自由主义思想甚至流派了！
美国的影响在中国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自80年代初期，美国的国际关系思想被大量介绍到中国，虽然有时是按照中国人自己的选择和好恶进行的。80年代，政治现实主义的东西如摩根索的《国际政治》受到中国学人的青睐。90年代，由于信息沟通的日益便捷化和同步化，在美国的各种争论不断地扩散到中国来。中国的国际研究从美国同行那里获得多方面的启发。当然，这是由于冷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优先考虑重点是中国，各种国际研究包含着怎么对付中国的问题，因此中国学者特别地重视美国的国际研究新动向，及时地对大洋彼岸的东西作出回应。典型的例子是中国学者对“文明冲突论”和“民主和平论”的强烈反应。
在美国国际研究对中国的影响上，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具有实用主义传统和深厚国家情结的中国学者，其实正在把美国新自由主义的东西拿过来，然后对之作一种现实主义的解释和使用。一个例子是，中国学者提出并得到国家采用的“新安全观”其实受到美国国际研究的自由主义学派的极大影响，但又把它用来突破中国面对的紧迫而长期的“安全困境”（在亚欧大陆和亚太地区）。新自由主义特别强调传统的军事因素在国际安全中的下降和非传统安全因素的上升。90年代，中国的国家安全受到双重因素的同时影响，不仅像其他国家一样面对着大量非传统安全因素的威胁，而且传统的军事安全因素持续上升（主要是美国和日本面向21世纪的针对中国的军事战略合作强化）。为反对美日的安全合作和强化军事同盟的势头，中国学者认为这种作法其实与美国新自由主义者提倡的观点是不一致的，于是他们从西方新自由主义国际政治学那里找到经济和技术的相互依存、共同利益、非传统性安全因素、国际制度等概念，以便说明亚洲和平需要一种新安全观，以建立一种不是靠军事同盟和军备竞赛保证的、建立在互尊互信和对话机制上的安全机制。
受美国的影响是必然的，问题在于我们不能作美国国际研究的复制者，或者美国的学术霸权的中文“代理”。美国的国际研究中的一些流派和思潮虽然揭示和触及了国际政治运行的一般规律，但就总体而论，它毕竟是带有美国特色的，表现为：1,美国的国家利益（包括维护某些价值观以及在国外推进这些价值观），这就是说，与国家利益和其最主要组成部分的战略利益相关的对外政策研究受到非常重视，公开或者潜意识地表现出惟我独尊的强权政治逻辑。2,继承一些英国的文化传统，主要是全球重商主义和地缘政治（即谋求世界领导地位的“自由主义的通商国家”
在美国的影响下，难道中国的国际研究也应该这样吗？不。我们应本着开放的、博大的精神，改变这种落后的现状，在借鉴和消化美国以及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学术成就的同时，按照国际通用的学术规范表现出中国自身的特色来，例如怎么与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华文化传统（包括中国的历史政治哲学、战略文化，西方人不了解但可能又特别喜欢的中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以及对全球性问题的认识（例如提出解决世界问题西方首先要向东方学习）等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有别于“美国化”的国际研究在中国的各种学派，赋予中国的这个学科以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