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科学的兴衰、新经济地理学争论与区域经济学的未来方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区域论文,地理学论文,兴衰论文,新经济论文,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区域经济学是在美国与欧洲于20世纪40年代萌芽、50年代兴起的一门新兴学科，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末才开始关注并重视这门学科。中国区域经济学研究的发展异常迅速，研究队伍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逐年壮大。进入新世纪后，由于政府决策重视区域规划与区域政策，这门学科迅速成为热点，以至于其他学科的学者纷纷转入区域经济学领域，各类区域经济研究成果不断倍增(安树伟，2008；安虎森、邹璇，2004)，出版的各类教材多达几十种(最早的两本教材为周起业等，1989；程必定主编，1989。之后有较大影响的教材包括陈栋生主编，1993；郝守义、安虎森主编，1999；张敦富主编，1999年；孙久文、叶裕民主编，2003；安虎森主编，2004；魏后凯主编，2006；安虎森主编，2008；吴殿廷主编，2009)。在西方国家，区域经济学已经走过了60多年的发展历程，而且相关学科有盛有衰，而中国的区域经济学仅仅只有30多年的历史，比较而言，中国的区域经济学相对于欧美的要年轻得多，这门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仍处于向西方国家学习阶段。因此，完全有必要也有可能从西方相关学科的发展历程与相关学科争论之中总结出有利于促进中国区域经济学发展的经验与教训。另外，在超速发展的30年里，中国区域经济学的兴盛也掩盖了一些值得忧虑的问题，其中最有可能影响这门学科发展的是有关区域经济学方向的种种似是而非的观点。
在区域经济学产生之前，研究经济空间分布的有经济地理学与区位经济学(或称产业布局学、区位理论)。在区域经济学兴起的同时，20世纪50年代又出现了区域科学，20世纪90年代产生了新经济地理学。与区域经济学有关的学科有经济地理学、区位经济学、空间经济学、区域科学、新经济地理学或地理经济学等，目前关于这些学科之间的关系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区域经济学的发展。在西方国家，一些学者认为区域科学是在低水平的区域经济分析基础上形成的(David Boyce，2004；瓦尔特·艾萨德，1991)，经历了明显的盛衰转变过程。此外，以克鲁格曼为首的一批西方学者创立了新经济地理学，雄心勃勃地宣称用主流经济学分析范式改造传统的经济地理学①，但以英国剑桥大学马丁教授为首的经济地理学家极力反对新经济地理学，认为其只不过是经济学帝国主义(economic imperialism)在经济地理学领域的表现，既与现实脱节，又存在明显的理论缺陷(R.Martin，1999; G.A.Dymski,1996; P.Sunley,2001; E.Sheppard，2001)②。本文不打算就区域经济学论区域经济学，而是重点分析区域科学的兴衰与有关新经济地理学的争论，讨论区域经济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试图在此基础上总结区域经济学值得注意的问题，并提出中国区域经济学未来的发展方向。
二、区域科学的盛衰及其原因
正如艾萨德(W.Isard，1975)所说，区域科学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不满意新生的区域经济分析而产生的。然而，在经过一段兴盛期后，这个学科在美国开始走下坡路，一些区域科学家在反思区域科学的衰败时曾经认为，区域科学既不能算作是一门学科，也谈不上是一门科学。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城市与区域规划方向博士学位、前任伊利诺伊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主任的艾泽曼教授将毕生精力奉献给了区域科学，他曾经详细讨论过美国区域科学的衰败原因，并解释为何区域科学既不是一门学科也不是一门科学(A.M.Isserman，1995)。
20世纪40年代是新思想不断涌现的时期。在那段时期，凯恩斯主义在经济学领域兴起并占据上风，根植于古老区位理论的区域经济分析以及集众多学科所长的区域科学也开始萌芽。早期的区域经济分析并没有摆脱古典区位分析方法的局限，而且专注于纯经济利益分析，因而被艾萨德(W.Isard，1975)等人认为是“低水平的区域经济分析”(the low level of regional economic analysis)。于是，艾萨德联合来自经济学、地理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以及城市规划等众多领域的学者，运用多学科的新概念、新理论与新方法，雄心勃勃地研究与解决发生在特定城市、农村或区域中的问题，创立了他认为是“一门最新的社会科学”——区域科学。
根据艾泽曼的观点，20世纪50-60年代是区域科学的年青期。1954年12月29日，在艾萨德的努力下区域科学协会(The Regional Science Association，RSA)在底特律成立。第一期《区域科学协会论文与会议记录》(Papers and Proceedings of Regional Science Association，1955)将区域科学协会的宗旨表述为：“通过专注于区域并运用专门为区域分析设计的工具、方法和理论框架以及各种其他学科领域的概念、程序和分析方法，促进思想交流并改进研究”，并声称区域科学协会是“一个不带有政治、社会、经济或种族偏见的客观的、科学的组织”(A.M.Isserman，1995)③。成立初期每年一次的区域科学会议是其充满朝气的表现。
除了一年一度的协会会议外，处于年青期的区域科学的活力还突出表现在许多专业期刊的创办、大量成果的面世与宾夕法尼亚大学区域科学系的成立。1958年，《区域科学期刊》(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创办。1968年，《区域科学纪事》(The 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和《印度区域科学期刊》(Indian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创办。区域科学家自此有了自己的阵地。
大量论文与著作问世也是区域科学朝气蓬勃的表现。早期有影响的著作有艾萨德的《区位与空间经济》(W.Isard，1956)、《产业综合体分析与区域发展》(W.Isard et al.，1959)与《区域分析方法》(W.Isard，1960)，阿朗索的《区位和土地利用》(W.Alonso，1964)等。“艾萨德的著作不仅展现了区域科学的青春梦想，还为未来勾画出了大致方向”(A.M.Isserman，1995)。而阿朗索的《区位与土地利用》不仅在区域科学领域，而且在城市经济学与城市规划领域，都是经典之作(D.Boyce，2004)。还有人认为阿朗索的著作是“现代城市区位理论的先驱”(M.Straszheim，1987)。这一时期的论文成果十分丰富。
试图在哈佛大学建立区域科学博士点的努力失败后，艾萨德于1956年获得机会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创建区域科学系。同年区域科学协会成员还在费城成立了一个非营利的独立研究组织——区域科学研究所(Regional Science Research Institute)。区域科学系开设的核心课程包括微观经济学、投入产出分析、区位论和统计学。阿朗索、滕田昌久、艾泽曼等著名学者都毕业于这个系。
20世纪70-80年代是区域科学的中年期(扩张期)(A.M.Isserman，1995；D.Boyce，2004)。④正如艾泽曼所说，区域科学就像一个学者进入中年后一样，其拥有了一定的财富，并在学术圈拥有一定的影响与地位。区域科学的扩张表现在多个方面。
首先，队伍不断扩大。一年一度的区域科学学术会议先是在北美各地召开，之后扩展到欧洲、太平洋地区与南美地区。各地纷纷成立区域科学协会。
其次，区域科学期刊不断增多。1970年，《区域研究评论》(Review of Regional Studies)和《区域科学展望》(Regional Science Perspectives)问世；1971年，《区域科学与城市经济学》(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原名Regional and Urban Economics)与《欧洲区域科学文集》(European 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原名London 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面世；1975年，《国际区域科学评论》(International Regional Science Review)创刊；新创刊的还有1978年的《加拿大区域科学期刊》(Canadian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1987年的《澳大利亚区域研究期刊》(Australian Journal of Regional Studies)、1989年日本的《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评论》(Review of Urba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Studies)；1990年，《区域科学协会文集》(Papers of Regional Science Association)改为季刊，并更名为《区域科学文集》(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在这一时期，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表明，《区域科学期刊》、《国际区域科学评论》以及《区域科学与城市经济学》达到了与《经济学与统计学评论》和《国际经济评论》影响力相近的水平。“根据五年间期刊发表文章的引用量，1970年《区域科学期刊》曾经在美国经济学类期刊排名第5位，这是之后数十年所没有达到过的地位”(D.N.Laband & M.J.Piette,1994)。
再次，区域科学家的影响力不断增强。在美国，许多大学的经济学系、地理系或规划系的主任由区域科学家担任，许多政府部门要职也由区域科学家担任，最突出的是美国经济分析局(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由休·诺克斯(Hugh Knox)和约翰·科特(John Kort)两位区域科学家领导(A.M.Isserman,1995)。
步入中年期的区域科学在发展的同时也遇到了许多问题，热爱区域科学的艾泽曼甚至认为，“中年的区域科学已经失败”(A.M.Isserman，1995)。其原因来自实践与理论两个方面。
在实践方面，区域科学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受益于政府对区域问题的重视。在1933年美国批准《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法》(TVA Act)后，1965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阿巴拉契亚区域开发法》(Appalachian Regional Development Act)和《公共工程与经济发展法》(Public Work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ct)，这是史无前例的重视区域发展问题，为区域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研究支持。于是，美国主要高校开始重视城市与区域研究，而且出现了许多高质量的政策成果，一大批老一代区域科学家就是被丰富的政府研究资助和大量的研究机会吸引进这个学科领域的。然而，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就在区域科学进入中年期时美国联邦政府对区域政策的兴趣减退，而且之后再也没有恢复过。美国区域政策基本上是失败的，原因在于大部分区域政策为了支持政治决定的资源分配(政治分肥)而忽视了区域分析。在西欧，国家层次的区域政策也开始步入低谷，但欧洲一体化引起的区域问题创造了经久不衰的区域研究需求(N.M.Hansen，1995)。
在理论上，一些经济学家与地理学家认为区域科学过时了。但这两个学科的观点存在矛盾。经济学家认为，由于采纳数理经济学的步伐慢，区域科学滞后于经济理论；而地理学家则认为，由于没有认识到数理抽象与实证是不可信的研究方法，区域科学滞后于地理学。经济学家指责区域科学不够经济学化，而地理学家则指责区域科学过于经济学化。诸如此类的批评应该说对完善区域科学是有帮助的，即使不同学科各执一词。地理学通过地理信息系统与空间分析，经济学则通过时间序列分析与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等，丰富了区域科学。另外，规划学家批评区域科学过于理论化与方法化，对政策问题重视度不够，且不了解新的规划方法。
在一片批评声中，美国的区域科学教学开始走下坡路。在整个美国，当时只剩下宾夕法尼亚大学与康奈尔大学保留了区域科学博士点。著名区域科学家艾泽曼曾不无嘲讽地总结了这种失败的结果：“在区域科学子孙之间缺少直接传承。多数区域科学家与其他学科通婚，而且他们的子与孙被培养成地理学者、规划师和经济学家，而不是区域科学家。年轻一代也许知道他们的祖父母或曾祖父母是区域科学家，并且他们也许会认同区域科学，但他们可能缺乏区域科学的基本训练和知识。跨信仰的婚姻可作贴切的类比；孩子往往不熟悉教会的教义”(A.M.Isserman,1995)。
艾泽曼将区域科学在美国没落的关键原因总结为在理论、方法与政策方面缺乏学术核心(intellectual core)。区域科学失去了许多能发挥更大作用与影响的机会，也失去了在大学创立更多研究生点的机会。艾泽曼将原因归咎于三个方面，即“区域科学不关注社会或政策问题，过分远离区域，并基本上忽视了人”(A.M.Isserman，1995)：(1)在关注社会或政策问题方面，区域科学落后于政策分析与规划专业。区域科学强调博士层次，而政策分析与规划专业则认为应注重硕士层次。前者只在美国的少数几所高校得到发展，而后两者每个专业都在超过50所高校得到发展。著名学者约瑟夫·费希尔(1957)曾经预言，区域科学概念与方法在经济发展中的应用应该在区域科学中占主导地位。然而，在现实区域发展问题的研究中，区域科学家在与地理学家、规划学家、农业经济学家以及环境经济学家的竞争中处于下风。(2)在认识区域方面，区域科学研究的是抽象的区域而非现实的区域。美国区域科学协会强调“非政治化”使研究者与实践者之间缺乏有力的互动。英国的区域研究协会(Reg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比美国区域科学协会更重视与政府之间的互动。结果是英国区域研究协会主办的期刊《区域研究》(Regional Studies)在引用与影响等方面全面超过《区域科学期刊》(J.Taylor & J.Johnes，1992)。(3)忽视人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是区域科学的另一个突出缺陷。区域科学研究的空间问题很少涉及妇女、少数民族与穷人遇到的问题。
根据艾泽曼的观点，区域科学从来就不能算是一门科学，原因在于其主要精力集中于两个方面，即理论综合与方法工作，而这两个方面只包括数理抽象与估算，而几乎没有假设检验。实际上，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有一些学者质疑“区域科学”这个名称。例如，规划学家劳埃德·罗德温(L.Rodwin)表示，“我不喜欢采用一种自大的态度，因为最不科学的领域是那些在名称上带有科学的，如政治科学与家政科学”(L.Rodwin，1958)。经济学家约瑟夫·费希尔(1957)也表示不喜欢自命不凡的区域科学一词，而应该用区域分析这一概念。包括艾泽曼在内的许多学者还认为，区域科学也不是一门学科，只是许多其他社会科学的综合。
20世纪90年代以来，区域科学进入分化与应用化时期。1993年，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区域科学系被撤销，这标志着曾经在跨学科研究方面做出了努力的区域科学开始在美国分化。过去的区域科学家纷纷转投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农业经济学等学科。一些曾经的区域科学家慨叹，区域科学成为了自己成功的一个牺牲品，其思想与贡献被其他学科吸收。
虽然区域科学学科点不复存在，但区域科学并没有完全消亡。一些学者认为失败的是纯区域科学(pure regional science)，因为其是“方法驱动”(method-driven)与“理论驱动”(theory-driven)型，而非“问题驱动”(problem-driven)型。目前，重问题驱动的应用区域科学(applied regional science)依然有生命力(A.M.Isserman，1995)。1987年，在坂下登(Noboru Sakashita)与米良浩一(Koichi Mera)的领导下，日本成立应用区域科学学会(Applied Regional Science Conference)。1990年，为了更好地适应这个领域的发展，区域科学协会改变了其组织结构，更名为国际区域科学协会(Regional Science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RSAI)，作为一个监管北美、欧洲与太平洋三个主要跨区域组织的联合会(umbrella organization)而发挥作用。
在区域科学分化与区域科学协会重组之际，新经济地理学在西方诞生。其一产生就格外引人关注，对经济地理学、区域科学与区域经济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新经济地理学的本质及其与经济地理学之争
区域科学试图通过理论化、多学科方法综合来改善20世纪40年代低水平的区域经济分析，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年艾萨德的“梦想”并没有实现。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另一批经济学发现空间是一个被主流经济学家忽视、但十分迷人的领域，开始努力将空间经济纳入主流经济学中，并试图改进区域科学。新经济地理学创始者是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经济地理学家发表了许多有影响的成果(经典文献主要有P.Krugman,1991a,1991b,1995a; M.Fujita & J.F.Thisse,1996; P.Krugman & A.Venables,1996; A.Venables,1996a,1996b; D.Puga & A.Venables,1997; M.Fujita,P.Krugman & A.Venables,1999)。克鲁格曼于1991年发表的《收益递增与经济地理》一文被认为是新经济地理学的奠基之作，该文建立了核心—边缘模型(CP模型)。
克鲁格曼自称是一位特立独行的学者，他的研究生涯经常在纯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之间转换。在1995年写作的《我的职业生涯中的一些故事》中，他讲述了自己是如何进入经济地理领域的：“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职工俱乐部我曾度过一个无眠之夜，那夜我用掉了无数草稿纸，在夏威夷的一间旅馆客房里我计算了许多数字例子，这一切历历在目。几个月后，我得到了提交出版的一个基本模型；1990年秋天，我准备做一个有关地理与贸易的系列讲座，‘地理和贸易’成为了另一个另类经典。”“经济地理学是源远流长的研究，比我在20世纪80年代研究的各个主题要丰富得多；我已经写了6篇有关这个学科的文章，但并未觉得穷尽了这方面的潜力。我也参与了改造这个学科的系统过程；我的目的是将经济地理学建设成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就像国际贸易一样，而且我相信这个计划会成功。”“得到一个好主意，掌握了一个确实是全新的而且你的确相信的认识世界运行方式的角度，是令人惬意的事情。当一个思想催生出另一个思想，当你参与了相关发现的全部过程时，则更为心满意足。……在新贸易理论建立之时，我曾有幸有过一次这种满足感。当新经济地理学成型时，我第二次领略到了这种满足感，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Paul Krugman，1995b)。从上面的文字可知：(1)克鲁格曼在1990年进行地理和贸易讲座前，没有涉足过地理学，当然也未曾涉足过区位论与区域科学，之前他的研究重点与国际贸易与经济政策；(2)克鲁格曼对经济地理的“改造”的含义是用符合主流经济学的模型去解释空间经济差异，其学术渊源是波特的区域产业集群及其他所建立的新贸易理论；(3)新经济地理学被克鲁格曼看作是重大发现。
克鲁格曼讲座的讲稿以《地理和贸易》为书名出版，该书还没有提出新经济地理学这个概念。他在该书中认为，从经济学角度看，传统的经济地理学、区位理论已经被边缘化，影响减小(P.Krugman，1991a；保罗·克鲁格曼，2000)。这些观点遭到了来自地理学与区域经济学界的批评。在分析这些批评前，先简要概括新经济地理学的本质。
克鲁格曼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发表的两篇论文较明确地归纳了新经济地理学的本质，这两篇文章是《新经济地理学新在何处？》(P.Krugman，1998a)与《空间：最后的前沿》(P.Krugman，1998b)。概括而言，新经济地理学的本质是将空间经济研究纳入主流经济学中。这个任务有两个基本背景：一方面，主流经济学长期是在无空间的完全竞争与规模收益不变或递减的假定下进行经济推理的，但现实情况是不完全竞争与规模收益递增(in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从这个意义上说，克鲁格曼认为空间经济是主流经济学没有顾及的“最后前沿”；另一方面，在克鲁格曼看来，无论是经济地理，还是区位或区域经济分析，都缺乏主流经济学方法与技巧(technical tricks)，这是空间经济长期被边缘化的根本原因。而克鲁格曼之前在新贸易理论有独特的贡献，而且熟谙罗默(P.M.Romer，1986)等人提出的新增长理论，因而采用与“新”贸易理论与“新”增长理论曾经用过的建模方法，这些建模方法利用在新贸易理论与新增长理论中发挥过巨大作用的一些技巧，这些技巧包括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冰山理论、进化理论与计算机模型(P.Krugman，1998a)。这些工具的运用，最终目的是建立精美正式的、能为主流经济学所承认的模拟，以解释核心与边缘区域之间的差异的形成过程及原因。
日本学者藤田昌久(Masahisa Fujita)与森友哉(Tomoya Mori)曾经较全面总结新经济地理学的基础模型、理论前沿、经验研究前沿与未来发展方向。新经济地理学第一代模型有三类，包括核心—边缘模型(core-periphery models)、区域与城市系统模型(regional and urban system models)以及国际模型(international models，主要讨论集聚与贸易)；其前沿理论包括垄断竞争(monopolistic competition)、工人的同质性(homogeneity of workers)、区位空间的同质性(hornogeneity of location space)、多元企业和空间分化(multi-unit firms and spatial fragmentation)以及集聚和增长(agglomeration and growth)；其经验研究前沿包括市场潜力与空间工资结构(market potential and the spatial wage structure)、集聚阴影与不同产业集聚地的空间协调(agglomeration shadow and spatial coordination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s)、本地市场效应(home market effects)、累积过程和多重均衡(cumulative process and multiple equilibria)；其未来的发展方向是将新经济地理学与城市经济学结合起来(unifying urban economics and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集聚的结构与空间分布(morphology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agglomeration)、交通技术与集聚(transportation technology and agglomeration)以及通过知识创造与传播在空间中建立的联系(linkages through the creation and transfer of knowledge in space)(Masahisa Fujita,Tomoya Mori，2005)。⑤
虽然新经济地理学在短短的2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引起了全球关注，但自产生之日起，对其的指责之声就不曾断过。批评者既有地理学背景的经济地理学家与区域经济学家，也有纯经济学家。
西方经济地理学与区域经济学界的许多学者不能容忍新经济地理学对传统经济地理学的轻视贬低，从多方面对新经济地理学提出了批评。代表人物有加里·迪姆斯基(Gary A.Dymski)、罗恩·马丁(Ron Martin)、彼得·森利(Peter Sunley)、埃里克·谢泼得(Eric Sheppard)、乔舒亚·奥尔森(Joshua Olsen)、乌斯卡利·梅基(Uskali M
ki)与卡特里纳·马尔基奥尼(Caterina Marchionni)等(参见G.A.Dymski,1996; R.Martin,1999; R.Martin & P.Sunley,1996; P.Sunley,2001; E.Sheppard,2001; J.Olsen,2002; C.Marchionni,2004; U.Mki & C.Marchionni，2011)。这些学者均认为，新经济地理学的名称不合适，其恰当的名称应该为地理经济学(geographical economics)。
英国剑桥大学的罗恩·马丁在《经济学中的“地理回归”：若干批评性反思》(1999)一文中对新经济地理学提出了系统批评。他指出，所谓的新经济地理学应该称为地理经济学；地理经济学完全是错误的观念，既不新，也根本就不是什么地理学；而且其关注的两类问题，即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与经济增长趋同的动态过程，只是运用了正式的(或称数学的)主流经济学模型去再造传统的区位理论与区域科学。马丁反对地理经济学的理由有三个：其短视的理论观点、其沉湎于主流的数理经济学以及其忽视地理学。
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地理学科学院的乔舒亚·奥尔森在《论地理经济学的空间单元》(2002)一文中将经济地理学家对新经济地理学的批评归纳为三个方面：(1)克鲁格曼及其同伴忽视了关键的外部性。根据马歇尔(1919)的观点，外部性有三个来源，即市场规模与市场接近(market size and market access)，劳动力市场共享(labour market pooling)与知识外溢(knowledge spillovers)。新经济地理学的集大成之作《空间经济：城市、区域与国际贸易》(M.Fujita，P.Krugman & A.Venables，1999)，只涉及了市场规模与市场接近效应，提到了劳动力市场共享但没有在正式模型中详细研究，而知识外溢则被完全忽视了。(2)地理经济学家狭义处理外部性导致不能很好地理解空间规模问题。克鲁格曼等地理经济学家利用同一模型解释在大都市区、区域与国际等不同层次的集聚，从来没弄明白哪种机制在哪个层次的空间更重要。(3)克鲁格曼等人过分依赖正式的数学模型。这种理解现实世界的方法依据的是不可信的假设与过度的简化，而这种方法主流经济地理学家已经抛弃几十年了。奥尔森认为，地理经济学的关键问题在于所研究的经济单元存在严重缺陷。他认为，地理经济学重视空间是正确的，然而，将研究单元局限于企业、产业与经济三个在空间中发挥作用的经济单元，固然重要，但没有完全摆脱新古典经济学的缺陷。在克鲁格曼等人的模型中，虽然有两个区域，但是为“模糊的区域”(nebulous regions)，在其数学模型中简化为两个点与一条线。真正有意义的研究应该关注的是空间单元，这种空间单元不仅能揭示不同的演变过程，而且能界定各经济单元。
一般认为，地理经济学是经济学“垄断竞争革命”的结果之一，产业组织领域出现迪克西特—斯蒂格利兹垄断竞争模型之后其开始发展(S.Brakman & B.J.Heijdra，2004)。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兹(A.K.Dixit，J.E.Stiglitz，1977)提供了一个数学工具，以处理在企业层次的规模收益递增所引起的问题。这个工具也被用于产业组织理论、新贸易理论与新增长理论，因此克鲁格曼认为新经济地理学“可看作是规模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革命的第四波”(P.Krugman，1999)，前三波规模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革命分别为产业组织理论、新贸易理论与新增长理论。迪克西特—斯蒂格利兹垄断竞争模型加运输成本和要素流动，构成了新经济地理学模型的核心框架。但是，迪克西特—斯蒂格利兹模型并不是一般均衡模型，其研究的是一种特殊的市场结构，其由消费者多样性偏好和企业对有限的生产资源的固定需要决定。这也就是说，克鲁格曼的模型并不能一般化。此外，冰山运输模型假定产品运输费用与总值存在一个固定比例关系，这与现实不符，因为现实中存在“运费率递减规律”。
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的梅基与马尔基奥尼的《地理经济学在以帝国主义方式侵略经济地理学吗？》是最近讨论新经济地理学(即其所称的地理经济学)与经济地理学的关系的文章中的代表之一。这篇文章的标题就有点耸人听闻。现代经济学流行“经济学帝国主义”一说，其含义是经济学家运用经济学分析工具不断浸透到非传统经济学领域，如宗教、犯罪、选举、教育、社会歧视与战争等，而这些分别是宗教学、法学、政治学、教育学、社会学与军事学等的核心研究领域(B.Fine & D.Milonakis，2009;B.Fine，2000)。地理经济学声称是经济学帝国主义的一个代表，因而引起了一些经济地理学家的反感。罗恩·马丁与彼得·森利断言，存在经常在社会科学领域殖民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就“新经济地理学”而言，这当然是事实(R.Martin & P.Sunley，2001)。梅基与马尔基奥尼认为，不应该从一般意义上来评价经济学帝国主义。他们将经济学帝国主义分为三种：范围帝国主义(imperialism of scope)、风格帝国主义(imperialism of style)与地位帝国主义(imperialism of standing)⑥。不同的经济学帝国主义会引起被入侵学科学者的不同反应。后两者会引起强烈的反感。他们认为，范围帝国主义不应该受到指责，没有一个领域是一个学科独有的；风格帝国主义试图用一个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去改造另一个学科，这会促使被入侵学科改善其研究，但会导致这个学科的有价值的研究方法与风格被贬低或消失；地位帝国主义是完全不可取的。因此，不能一味地指责经济学向地理学领域渗透的结果——地理经济学。防止经济学帝国主义危害并充分利用其促进学科进步的潜力的最佳办法，是公开交流与交叉发展，而不是自大地藐视或胆怯地拒绝(U.Mki & C.Marchionni，2011)。
综上所述，地理经济学家(即新经济地理学家)认为其发现了主流经济学没有重视的一块新大陆——空间经济，而以马丁为首的一些经济地理学家认为这是经济学对经济地理学的侵入，是对经济地理学的冒犯。客观地分析，地理经济学与经济地理学是从不同的角度致力于空间经济研究：地理经济学家试图分析不同集聚背后一般的机制，而经济地理学家是从地区特有的、偶发的因素角度分析不同集聚的成因。根据卡特里纳·马尔基奥尼的观点，地理经济学更注重普适性空间规律的研究，而经济地理学强调实际规律的总结，其区别详见表1。两者有一定的互补性，两者有一个共同挑战，即地理经济学发现的一般抽象机制与经济地理学家揭示的规律是否一致。要推动空间经济研究，需要两个方面的学者协作努力。
四、区域经济学与相关学科的产生背景及其关系
如前所述，区域科学出现的一个重要理由是改进“低水平的区域经济分析”，而新经济地理学(地理经济学)的出现是要用正式的模型改造区域科学与传统的经济地理学，并将其引入主流经济学。那么，区域科学与经济地理学同区域经济学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在讨论区域科学的兴衰和新经济地理学争论对中国区域经济学的意义之前，还需要通过学科产生的历史分析来辩明相关学科之间的关系。
与区域经济学关系最密切且最先出现的是经济地理学，之后出现的是区位经济学(又称产业布局学、区位理论)，空间经济学这个词是廖什在研究中心地理论时提出的。区域经济学诞生的同时出现了区域科学。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新经济地理学，在新经济地理学大行其道之时，空间经济学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地理经济学是在批评新经济地理学时被提及的一个概念。
经济地理学孕育于古老的地理学之中。公元14-17世纪，资本主义的萌芽出现于欧洲，发现新资源与扩大市场的需求促使人们进行“地理大发现”活动。地理大发现的成果改变了对世界的认识，直接导致对世界各地的环境、资源、交通运输、商业、城市等的分布情况及其原因的研究，于是经济地理学的前身——商业地理学从地理学中分化，独立成为一门学科。1760年俄国科学家罗蒙诺索夫(M.B.Lomonosov)首先提出了“经济地理学”一词(杨万钟主编，1999)。1882年德国地理学家、人文地理学奠基人之一拉采尔的学生格茨(W.G
tz)发表《经济地理学的任务》，区分了商业地理学与经济地理学，并论述了经济地理学的性质及其构成(T.J.Barnes，2001)。
始于18世纪的产业革命导致了许多新产业的出现以及原有产业的分化，各种产业如何在空间上合理布局才能获取最大的利益，成为亟待回答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区位理论(或称区位经济学、产业布局学)应运而生。欧美学者尤其是德国学者在发展区位理论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经济学家杜能(J.H.von Thünen)于1826年提出农业圈理论(又称农业区位论)(J.H.von Thünen，1826；杜能，1986)，经济学家韦伯(Alfred Weber)于1909年提出工业区位论(A.Weber，1909；阿尔弗雷德·韦伯，1997)，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Walter Christaller)于1933年提出中心地理论(W.Christaller，1933;沃尔特·克里斯塔勒，1998)，经济学家廖什(August Lsch)在1940年发表的《区位经济学》中提出中心地理论并开始区域经济分析(A.Lsch，1940；勒施，1995)。⑦
20世纪50年代，全球出现了一个发展的黄金期，投资者纷纷投资于经济发展水平高、基础结构完善的区域，导致区域差距扩大，政府干预区域经济开始在欧美国家流行，以促进区域发展和协调区域关系为研究重点的区域经济学诞生。
在区域经济学出现的同时，美国经济学家艾萨德创立了一门更广泛地研究区域问题的科学——区域科学。区域科学所研究的范围超出了区域经济学的研究边界，但对区域经济学的发展产生过至关重要的影响。按照艾萨德的理解，区域科学是在不满意当时的区域经济学发展水平的背景下产生的，“区域科学始于本世纪40年代末，当时人们不满意低水平的区域经济分析，强烈地要求提高分析水平”(瓦尔特·艾萨德，1991)，于是才有了区域科学。
20世纪90年代，克鲁格曼发现主流经济学家严重忽视空间概念，在认识到空间是主流经济学最后前沿的基础上开创性地进行了将经济地理学纳入主流经济学的工作，为区别于之前的经济地理学，克鲁格曼将其开创的学科命名为新经济地理学，也有人称之为空间经济学。此外，随着“新”新贸易理论的提出，“新”新经济地理学("New" New Economic Geography，简称NNEG)⑧这一概念被一些学者提出，由于该理论与新经济地理学没有本质区别，这里不单独讨论。自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诞生之日起，西方一些从事地理学研究的学者便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一些学者认为严格地说所谓的新经济地理学只能称为“地理经济学”。
从上述简要的学科发展历史回顾不难发现，上面提及的学科有着不同的发展背景，研究的重点也各不相同，虽然这些学科有一个共同点，即关注的焦点集中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空间方面。应该说，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中国，有关这些学科间的关系尚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
在欧美国家，争议的出现可能与胡佛于1971年首次出版并多次再版的著作《区域经济学导论》有关。在该书第一章回答“什么是区域经济学”时提出，“区域经济学或空间经济学，可以概括为‘什么地方有什么、为什么以及那么该怎么办’？”(E.M.Hoover，1971；胡佛等，1992)。在这本广泛用于大学的教材中，作者不仅没有严格区分区域经济学与空间经济学，而且将区位决策、土地利用等内容都纳入区域经济学中。胡佛还承认，20世纪40年代以来，沃尔特·艾萨德不懈的开创性工作和理智的、有组织的领导，在争取各学科的支持以建立这门新的学科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同时他又认为，艾萨德的“区域科学”领域过于广泛(E.M.Hoover，1971；胡佛等，1992)。
与胡佛同一时代的美国学者理查森(H.W.Richardson)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区域经济学教材与著作，主要有《区域经济学原理》、《区域经济学：区位理论、城市结构与区域变化》、《区域经济学读本》、《投入产业与区域经济学》与《区域与城市经济学》等(H.W.Richardson，1969a;1969b；1970；1972；1978)。其中，《区域与城市经济学》是作为“企鹅现代经济学教科书”之一出版的。这本教科书的第三章为“区位”，这一章的开篇便指出，“区位理论是区域经济学最古老的分支，可追溯至19世纪”。
但是，在最早出版于1985年并于1993年与2000年两次修订的另外一本流行于欧美的教材《区域经济学与区域政策》中，阿姆斯特朗与泰勒并没有将区位理论纳入区域经济学(H.Armstrong & J.Taylor，2000；阿姆斯特朗和泰勒，2007)。该书在西方被誉为经典教科书，2007年重印时讨论了区域经济学的最新理论发展并研究了欧盟区域政策与制度的最新变化。
此外，瑞典皇家科学院将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克鲁格曼时宣布，克鲁格曼的一个成就是对“经济地理学”做出了开创性贡献，而且世界银行发布的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的标题为《重塑经济地理》(Reshaping Economic Geography)，这惹怒了地理学领域的经济地理学家，也使得人们弄不清楚新经济地理学与经济地理学的关系。《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的主要作者是经济学家而不是经济地理学家。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地理学系著名学者阿兰·斯科特认为，该报告“将地理学家相同的工作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即使是没有埋没”(A.J.Scott，2009)。
从西方区域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发展历程来看，早期由于这个学科不完善，大幅度将区位理论纳入区域经济学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这门学科还处于发育期。由艾萨德创立的区域科学也将区位理论作为区域科学的重要部分。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西方学者普遍认识到了区分区位理论与区域经济学的必然性。克鲁格曼等创立的新经济地理学(或称空间经济学)虽然视城市经济学与区域科学为两个前身(M.Fujita，P.Krugman，A.J.Venables，1999；藤田昌久、克鲁格曼和维纳布尔斯，2005)，但研究的核心是空间集聚与分散，或中心边缘关系。
受国外早期区域经济学著作与教材的影响，中国出版的绝大多数区域经济学教材都将区位理论作为区域经济学的重要部分。1992年，作者在“空间经济学新论”一文中明确区分了区域经济学、区位经济学(产业布局学、区位理论)与经济地理学(张可云，1992)。值得注意的是，对空间经济学有多种理解。藤田昌久、克鲁格曼等所指的空间经济学是指用主流经济学的方法对空间差异进行解释的学问；胡佛将空间经济学等同于区域经济学。前者是狭义的空间经济学，后果可称为中义的空间经济学。而作者所指的空间经济学是指研究空间经济问题的学科，包括经济地理学、区位经济学与区域经济学，因而可称为广义的空间经济学。不赞成此观点者较多，例如，“有人认为，区域经济学并不包括区位理论，后者是独立于区域经济学之外的学术领域。这种观点显然有悖于区域经济学发展的历史与现实”(杨开忠，2008)。1992年中国的区域经济学发展水平普遍不高，当时作者只是从学科发展历史背景的角度区分了三门学科。从国内外区域经济学与区域科学的兴衰历程来看，有必要进一步说明这种区分的理由，并将区域科学与新经济地理学纳入分析范围。
首先，区域科学是一个内涵窄而外延广的概念，其从多个角度研究区域问题，视角远远超出了经济范围，中外学者对这一点是有共识的。艾萨德在《区域科学导论》中给出了13种不同的区域科学定义，他认为，“作为一门学科的区域科学，所关心的是采用各种各样的分析性研究和经验式研究相结合的办法对区域内的或空间范围内的社会问题进行细致耐心的研究”(瓦尔特·艾萨德，1991)。
其次，广义的空间经济学是区域科学的一个部分。当然，狭义理解的空间经济学(即新经济地理学)也应该是区域科学的一个部分。这个结论不存在太多的争议。
再次，广义的空间经济学包括经济地理学、区位经济学与区域经济学。胡佛在《区域经济学导论》中所概括的三个问题严格意义上来说，应该是三个层次的空间经济问题，而且这三个层次的问题不是同时提出的，而是“不断适应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变化而分阶段先后提出的。对这三个问题的探讨反映了空间经济研究逐步深入与完善的三个层次，构成了空间经济研究的三个发展阶段，即记述阶段、解释说明阶段与规划发展阶段”(张可云，1992)。从学科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来看，经济地理学、区位经济学与区域经济学是适应这种需要变化而分阶段出现的三门学科。在空间经济问题研究的记述阶段与解释说明阶段出现了经济地理学，这门学科重点关注的是“什么地方有什么？”以及“为什么？”。虽然区位经济学与区域经济学都是在规划发展阶段产生的，但依然有明显区别。概括而言，作者认为其区别表现在产生背景、基本经济学理论基础、方法论、关注空间经济问题的角度等方面，详见表2。
(1)产生的背景不同。区位经济学，即区位理论是产业革命后出现的学科。在产业革命前，经济结构单一，全球各地都以农业为主，那时产业空间布局问题不会受到关注。18世纪的第一次产业革命使人类进入机械化时代，导致许多新的产业不断出现，同时原有的一些产业分化成若干产业，产业门类增多要求合理处理好不同类型的产业布局。杜能、龙哈特与韦伯等的理论是这种人类新需求的产物。而区域经济学的产生萌芽于处理区域差距的需要。20世纪30年代，美国成立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以解决南部田纳西河流域的落后问题，英国划定了特别地区以振兴萧条地区(张可云，2005)。这种政府干预“问题区域”发展的实践要求理论界全面研究如何解决区域差距扩大与促进“问题区域”发展，区域经济学因此应运而生。
(2)所依据的基本经济学理论基础不同。无论是杜能的农业圈理论，还是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与廖什和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都是以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的，那时现代干预主义理论还没有出现。而区域经济学所依据的是干预理论，包括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与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等。可见，区位经济学与区域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假设是完全不同的。
(3)所采用的方法论存在明显差异。早期的区位理论研究的是单个企业的布局问题，因而采用的是个体的方法，虽然进入新世纪后区位理论出现了行为学派与结构学派，分析方法多元化，但归根结底依然强调的是个体的优化。区域经济学自产生之日起便采用的是总体的方法，尽管早期许多学者也分析个体决策，但这不是区域经济学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
(4)关注空间经济规划发展问题的角度不同。区位经济学是从企业或产业角度研究空间经济优化问题，而区域经济学是从区域的角度研究空间经济优化问题。前者寻求的是企业或产业布局的最佳区位，而后者寻求的是区域最佳的产业结构、协调的区域关系以及合理的区域格局。
如果我们要用经济学分为微观与宏观经济学来类比，则区位经济学相当于空间经济学中的微观经济学，而区域经济学相当于空间经济学中的宏观经济学。由此可见，将区位经济学纳入区域经济学是不合理的。
最后，新经济地理学(地理经济学)是对传统经济地理学的局部发展，其最大的功绩在于为区域差距或差异的分析提供了一个规范的主流经济学分析范式。但将其作为区域经济学的前沿是不正确的。从广义空间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新经济地理学只能算作是空间经济学的一个分析工具。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出与区域经济学有关的各个学科之间的关系，见图1。区域科学是多学科的综合，其涵盖了空间经济学的研究范围；经济地理学、区位经济学与区域经济学属于空间经济学大家庭的成员；新经济地理学为空间经济学，主要是为经济地理学提供一个分析工具，并不是经济地理学的全部，更不是区位经济学与区域经济学的全部。
五、中国区域经济学的未来方向
中国区域经济学的发展历史不长，学科关系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区域科学在中国的传播与新经济地理学热的兴起，极大地丰富了区域经济学的内容，但也使得原本不清楚的学科关系更难以理清。
目前，有两种观点对区域经济学进一步发展十分不利：一是在区域经济学与区域科学之间划等号(周起业等，1989；杨开忠，1999)；二是将新经济地理学作为区域经济学的主要方向(如孙久文，2003;杨开忠，2008)。但也有明确区分区域经济学与新经济地理学的成果(如刘激光、陶红军，2011)。特别是，受2008年克鲁格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影响，中国区域经济学界兴起了新经济地理学热。如何客观对待新经济地理学并认清其与区域经济学的关系，对辩明中国区域经济学未来方向具有重大意义。
图1 区域经济学与相关学科关系
从区域科学的兴衰历程与经济地理学家对新经济地理学(地理经济学)的批评不难看出，区域科学与新经济地理学存在两个共同的突出缺陷：(1)研究的对象是抽象的区域或模糊的空间；(2)注重方法的创新与正式模型构建，但忽视了现实区域与政策研究。国内有不少学者注意到了新经济地理学的缺陷。例如，南开大学的张发余(2000)在评价新经济地理学时曾指出过新经济地理学三个方面的不足，即忽视真实地点、区域的过分的抽象化与过分依赖数学模型。再如，华东师范大学的郭利平与沈玉芳(2003)曾指出新经济地理学的突出不足，包括严重依赖数学模型、区域过分抽象、缺乏实证研究以及缺乏网络对经济地理学影响的研究。上述两个方面的缺陷，并不是从这两个学科本身的角度做出的判断，而是依据区域经济学赖以安身立命的根本所作的价值判断。区域经济学是在区域差距扩大、区际矛盾与冲突加剧的背景下产生的，因此，脱离现实的抽象与数理模型构建，虽然有益于解决区域经济问题，但这最多只能算作是理论与方法，区域经济学的真正落脚点在于为解决现实区域经济问题提供处方，而不是正式的、能为主流经济学家所承认的数学模型。将区域经济学纯经济学化，必然会使这门学科沦为理论经济学的附庸，因而失去发展特色。美国区域科学的衰败教训值得吸取。另外，从区域科学在美国的衰败还可吸取一个深刻教训，即一个学科必须有明确的边界，不能无限地扩展。
中国目前已经进入区域问题与区域矛盾多发期，现实中有许多问题需要区域经济学去提供解决方案，这是中国区域经济学兴盛的根本原因。从美国区域科学的兴衰与新经济地理学之争中，我们可找到繁荣中国区域经济学必须重视的未来方向。
1.研究的对象必须是现实的区域。无论是艾萨德的抽象区域，还是克鲁格曼的模糊区域，都只有理论与方法意义。美国的现实区域是经济地区(economic areas)与经济开发区域(economic development areas)。欧洲也存在现实的区域体系，包括欧洲地区统计单元目录(NUTS)与目标区域(objective regions)(张可云，2005)。中国曾经出现过许多区域划分方案，其中大部分只停留于研究层面，为区域管理所利用的只有几个。目前，中国还不存在区域管理与决策所要求的区域划分体系，标准区域与问题区域划分是未来中国区域经济学繁荣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出现的主体功能区划分是一个重大创新，但要真正实现主体功能区规划目标，不能缺少问题区域框架。
2.应该明确中国区域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不宜将区位理论纳入区域经济学，也不宜将新经济地理学作为区域经济学的主要方向。一个学者可以研究多个领域的问题，地理学家研究区域经济学问题无可指责，但一个学科的边界应该是明确的。区位理论虽然是区域经济学的渊源之一，但不是区域经济学的内容。区位理论研究的是个体优化，可以缺少区域划分框架，但区域经济学是研究区域整体优化的，因而必须有区域划分的制度基础。新经济地理学也不能代表区域经济学的方向。新经济地理学只提供了一个解释区域经济格局形成的过程与差距的工具，远非区域经济学的根本内容。吸收新经济地理学的新概念与方法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但用新经济地理学来指引区域经济学的方向会走向歧途——区域经济学完全经济学化。经济地理学的重点在于空间分布的记述与解释，是区域经济学发展的重要基础。目前，中国的空间经济统计基础薄弱，与经济地理学的边界盲目扩张有关。此外，社会学、管理学、政治学等其他学科的有用方法可以借鉴与利用，但不能盲目向这些领域扩张，企图建立一个能包罗万象的理论与方法是徒劳的幻想。美国区域科学因综合性而在初期魅力四射，但衰败原因也在于此。地理学领域的统一地理学(unified geography)倾向有可能步美国区域科学后尘，中国有许多学者讨论过如何统一地理学(汤茂林、陆玭、刘茂松，2010)。一个学科不能，也不可能成为万金油。
3.区域经济学必须注重理论与方法创新，但落脚点在于区域管理与决策。区域科学与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值得学习，但远离政治与一味追求主流经济学的认同不可取。决策肯定会与政治有关，远离政治意味着远离现实，艾萨德倡导的这种区域科学取向导致这个学科的应用价值不能显现。主流经济学并不能包治百病，正式的、严谨的数学模型固然有学术价值，但只是研究工具，仅靠模型解决不了现实中的区域问题。区域经济学的实用价值主要体现在区域规划与区域政策上。区域经济学的内容应该包括四个部分：区域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包括基本概念、学科发展史等)；区域经济发展(区域经济增长、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区域经济发展空间布局、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与战略等)；区域经济关系(区域分工与贸易、区际要素流动、区域间竞争与均衡、区域经济关系协调的制度安排等)；区域经济运行(区域经济运行机制、区域市场、区域经济调控、区域经济政策与区域经济规划等)(张可云，2005)。其中，第一部分是学科基础；第二部分重点是研究区域内部的发展；第三部分重点关注的是区域之间的关系；第四部分的重点是区域管理，所有其他方面的研究最终要落脚到区域决策。
六、结论与讨论
区域科学与新经济地理学在出现之初，有一个相同的使命，即要改进区域经济分析。然而，从目前的发展结果来看，这两门学科都难以完成这个任务。区域科学的多学科综合、抽象区域理论分析、模型化与远离政治的取向导致其在美国走下坡路。而新经济地理学以模糊区域为研究对象，用主流的正式模型将经济地理学引入了经济学的视野，但只能算作是分析或范式的创新，其存在难以避免的经济学化倾向；虽然新经济地理学为空间经济分析提供了有价值的方法，但由于其分析工具属性，不可能引领区域经济学发展方向。从学科发展的背景与过程来看，区域科学是一个从不同学科角度分析空间经济问题的综合，当然包括了空间经济分析，而空间经济学包括经济地理学、区位经济学与区域经济学三门学科，新经济地理学为这三门学科提供了一些分析方法。
从国际学科发展历程与学科争论中可以得出有益于中国区域经济学发展的结论。区域经济学应该有一个明确的范围，不能像区域科学那样范围过于广泛，也不能像新经济地理学那样只采用主流经济学承认的模型去分析空间差异与差距；区域经济学应该面向现实区域，为区域发展与区域管理提供有决策价值的方案，这才是区域经济学的根本。
目前，国内外区域经济学者对相关学科之间的关系尚存在不同看法，而且在短期内统一认识的可能性不大。但每个学科都应该有各自的核心领域，这应该是持任何观点的学者都认可的。从西方从事区域经济学研究的学者的学科背景来看，经济学背景的学者侧重于区域经济领域的宏观性与战略性问题研究，地理学背景的学者则在实体规划(physical planning)投入的精力更多，管理学背景的学者的研究重点是区域管理。区域经济学是一个开放性的领域，也就是说多个学科的学者都可顺理成章地进入区域经济学领域，但由于学科背景差异，上述差别是存在的。
中国的区域经济学还不完善，其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就目前中国的发展阶段来说，区域经济学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有用武之地。正是由于区域经济学会有相当长的繁荣期，从西方学科发展兴衰历程与争论中总结出值得中国区域经济学吸取的经验与教训，对促进这门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强调区域经济学的现实性，并不是否定区域经济理论与方法研究的价值。
本文只是简单地讨论了区域经济学的大致方向，至于这个学科领域的理论与方法如何创新、经验研究的重点放在何处以及区域规划与政策完善等具体问题，本文没有详细讨论。这些问题对区域经济学的发展十分重要，需要专门的研究。
对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在此表示感谢。文责自负。
注释：
①除克鲁格曼(P.Krugman)外，新经济地理学的代表人物还有滕田昌久(M.Fujita)、维纳布尔斯(A.J.Venables)与森友哉(Tomoya Mori)等。
②罗恩·马丁(Ron Martin)是对新经济地理学持反对态度的主要代表人物，此外还有加里·迪姆斯基(Gary A.Dymski)、彼得·森利(Peter Sunley)、埃里克·谢泼得(Eric Sheppard)。
③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认为，不带政治偏见是一个梦想，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限制区域科学协会的成长。
④中年期是艾泽曼的说法。而其老师博伊斯称这一时期为扩张期。
⑤该文提出的“集聚阴影”是指两个集聚之间的过渡地带，这种区域不存在集聚。
⑥范围帝国主义是指扩张学科运用本学科研究方法去解释其他学科固有领域问题；风格帝国主义是指将一个学科的研究风格，如研究方法与标准强加于其他学科；地位帝国主义是指一个学科的学术地位、政治地位与社会影响的提升是以牺牲其他学科为代价的。
⑦这些经典著作为：(1)J.H.Von Thünen，Der Isolierte Staat in Beziehung auf Landtschaft und Nationalkonomie,Hamburg，1826；英译本为Isolated State，Pergamon Press，1966.中译本为《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杜能著，商务印书馆，1986；(2)A.Weber，
ber den Standort der Industrien，Tübingen，1909；英译本为The Theory of the Location of Industries,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29；中译本为《工业区位论》，阿尔弗雷德·韦伯著，商务印书馆，1997；(3)W.Christaller，Die Zentralen Orte in Süddeutschland，Gustav Fischer，1933；英译本为The Central Places in Southern Germany,Prentice-Hall,1966；中译本为《德国南部中心地原理》，沃尔特·克里斯塔勒著，商务印书馆，1998；(4)A.Lsch，Die rumliche Ordnung der Wirtschaft，G.Fischer，1940；英译本为The Economics of Locati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54；中译本为《经济空间秩序：经济财货与地理间的关系》，勒施著，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其中，勒施即为廖什，“勒施”是标准译名，而“廖什”是约定俗成的译名，《空间经济秩序》是王守礼根据德文版翻译的书名，即一般学者所指的《区位经济学》。廖什与克里斯塔勒是在无联系的情况下分别提出中心地理论的，廖什的著作标志着由区位分析转向区域经济分析的开始。
⑧“新”新经济地理学与新经济地理学的基础是一样的，即规模经济与不完全竞争，但前者更强调个人与企业的异质性对集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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