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苦吟：帕斯捷尔纳克与中国知识者的精神关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帕斯论文,纳克论文,精神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俄罗斯伟大作家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年），虽然早在十月革命前就已步入文坛①，但由于种种原因，直到1980年代中期以后，他的作品才开始进入中国一般读者的阅读视野。不过，这一迟缓的接受并未妨碍他迅速成为最受中国读者欢迎的俄罗斯作家之一。他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历尽沧桑的遭遇，他的主要作品所触及的世纪性主题、所具有的深邃意蕴，他对自己以及他所属的那一代人与时代的复杂联系，对他们的共同命运的独特言说方式，对俄国的历史负有的重大责任意识，都使中国读者、特别是广大知识分子产生了一种特殊的亲切感。当充满苦难、奋进、困惑和沉思的20世纪走完漫长的行程，人们开始以上一个世纪的“过来人”的眼光回望历史时，他们似乎突然感到，帕斯捷尔纳克其实早已在用诗的语言叙说着那渐渐远去的世纪。于是，抚今追昔的中国知识者便深切地感受到了自己与这位俄罗斯作家之间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内在精神关联。
一
1958年10月，帕斯捷尔纳克由于“在现代抒情诗和伟大俄罗斯叙事文学传统领域所取得的重大成就”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然而紧接着，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却做出了开除作家会员资格的决定，《真理报》、《文学报》等各大报纸也连篇累牍地发表指责作家的文章。在巨大的压力下，帕斯捷尔纳克不得不两次写信承认自己“犯了错误”，表示“自愿拒绝接受诺贝尔奖金”。消息传到正处于“大跃进”、“大炼钢铁”高潮中的中国内地，中国的大部分读者才第一次听说帕斯捷尔纳克的名字，更不用说读过这位作家的作品。
对于轰动一时的所谓“《日瓦戈医生》事件”，中国广大读者当然无从做出任何反应。不过，翻阅一下那个时期的报刊，还是可以看到少量的批判、声讨的文章，如《文艺报》1958年第21期发表的《诺贝尔奖金是怎样授予帕斯捷尔纳克的》、《杜勒斯看中了〈日瓦戈医生〉》，《世界文学》1959年第1期刊出的《痈疽·宝贝——诺贝尔奖金为什么要送给帕斯捷尔纳克？》、《市侩、叛徒日瓦戈医生和他的“创造者”帕斯捷尔纳克》等。这些文章的题目和内容，都很接近刚刚在苏联报刊上出现的同类文章：《国际反动派的一次挑衅性出击》②、《围绕一株毒草的反革命叫嚣》③等。而且，与苏联报刊上那些文章的作者一样，中国报刊上这些文章的作者似乎也没有读过《日瓦戈医生》。不过，在当时的中国，毕竟还没有发生在苏联出现的那种“义愤与怒火：万众谴责帕斯捷尔纳克”的场面。人们好像是在有意无意地回避谈论这位似乎很幸运而又很倒霉的作家。
当然也曾有过某种偶然的情景，那仅仅保留在少数人的记忆中。例如“左联”时期进入文坛的老作家、东北师范大学教授蒋锡金先生，在50年代曾由一个特殊的角度读到《日瓦戈医生》，于是便在大学文艺理论课堂教学中对这部作品里的人性描写予以大胆评述④。这在当时的时代氛围中，确实是难能可贵。又如，1959年6月间，上海复旦大学外语系英美语言文学专业举行期末考试。在口试时，主考教师之一徐燕谋教授与学生范家材之间有过这样一段简短的对话：（徐）Have you ever heart of Bolis Pasternak?（你知道帕斯捷尔纳克吗？） （范）Yes.He studies Shakespeare.（听说过，他研治莎士比亚。）（徐）Is that all?（就这些吗？）（范）Yes,that' s all.（是的，就这些。）
据范家材先生回忆，帕斯捷尔纳克获奖一事，“在当时的中国，若隐若现，微波荡漾，莫测高深”。范先生当时是一名谨小慎微的戴“帽”学习的“右派学生”，关于帕斯捷尔纳克虽略有所闻，但深知《日瓦戈医生》是“烫手的山芋”，不敢“造次评说”，只好“躲开敏感的焦点，避重就轻，给了一个中性回答”。而徐教授对这一回答恰恰是满意的，因此给了范先生一个优等分。40余年之后，范先生忆及此事，认为徐教授的想法可能就是“That's all”——“到此为止”。在当时的时代气氛中，师生之间的交流也往往很难直言不讳，有时只能采取迂回曲折的方式表达某种看法。“帕氏雅治莎学，走笔诗歌小说，对其评价，就应该在人文范畴内思辨探讨，到此为止。何必扩大到政治上的阶级斗争，强加非学术性的批判？”[1]——这也许就是在这一简短的师生对话和交流中双方所达成的一种共识。无论这一对话的表层内容、深层内涵，还是它的形式，都很典型地折射出那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生活的特点，并说明在公开的大批判文章之外，人们对于帕斯捷尔纳克及其《日瓦戈医生》还能够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二
“《日瓦戈医生》事件”之后，帕斯捷尔纳克的名字在中国读书界的视野中消失了整整20年。直到1978年，也即“十年动乱”结束后的第三年，才有一篇关于这位作家的消息出现在我国《外国文艺》杂志上——《有关帕斯捷尔纳克的回忆在美国出版》。这一客观的、谨慎的报道似乎有着某种试探性，它当然还未能引起人们对于帕斯捷尔纳克的广泛关注。一年以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三卷本《外国名作家传》（中册）收有帕斯捷尔纳克的评传一篇。这篇评传可以说是我国内地出版物中首次出现的关于这位作家的正式评介性文字。遗憾的是，它对于帕斯捷尔纳克和《日瓦戈医生》的评价，仍旧显示出对 20年前大批判文章的一种回应。撰稿者认为，帕斯捷尔纳克是那些“长期坚持资产阶级的思想和艺术立场”、“始终与苏联人民格格不入，最后被人民唾弃”的旧文人中的一个代表；“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结构混乱，内容既反动又露骨”[2]。这种批判的音调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1982)的“帕斯捷尔纳克”条文中已不复见到。前后两篇评介性文字之间的差别以及这种差别的程度，与它们出现的时代的整体文化氛围紧密相连，并由一个侧面显示出新时期之初中国一般知识者的思想和心理现实。
然而直到此时，中国广大普通读者实际上尚未能直接读到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品。因此，1982年张秉衡翻译的帕斯捷尔纳克的诗作在《世界文学》上的刊出，就获得了特殊的意义。译者选译了《日瓦戈医生》一书最后一章《尤里·日瓦戈的诗作》中的若干首诗歌，以其中的一首《风》为题。这些译诗使中国一般读者第一次看到了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品，虽然它们还只是诗人丰富创作成果中的极小一部分。1983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的4卷本《外国文学作品提要》，收入由方明编写的《日瓦戈医生》一书提要，又使中国广大读者第一次粗略地了解到帕斯捷尔纳克的这部代表作的梗概。然而，这一切均未能在我国读者中激起范围广泛的反响。对于学术界、包括俄苏文学研究界而言，造成较大心理冲击的，则是美籍俄裔学者马克.斯洛宁撰写的《苏维埃俄罗斯文学史》在我国的翻译出版。该书单辟一章，以《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另一个俄罗斯的代言人》为题，综论这位作家的生平与创作。著者以翔实的第一手材料为依托，通过精彩的描述、扼要的概括和精辟的分析，揭示出《日瓦戈医生》这部作品的“难以置信的独创性”[3]。从这里，人们感到，无论是对于《日瓦戈医生》，还是对于作为诗人和小说家的帕斯捷尔纳克，都有一种深入认识的必要，而且还隐隐约约产生了对以往的研究方法和结论的某种怀疑。
1986年，力冈、冀刚翻译的《日瓦戈医生》中文全译本由漓江出版社推出，这部长篇小说首次出现于中国读者面前。1987年，蓝英年、张秉衡合译的《日瓦戈医生》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同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又推出由顾亚铃、白春仁联手翻译的这部小说的又一译本。在两年之内出版的这三种《日瓦戈医生》的中译本，使我国广大的读者群直接阅读到这部曾在30年前引起轩然大波、在苏联国内被长期封存、人们对其评价至今不一的作品。它对我国读者造成了一种真正的艺术震撼力，并迅速引发对帕斯捷尔纳克的阅读热情。北京大学等国内高校的俄语系、中文系师生，还曾围绕《日瓦戈医生》及其作者进行了热烈的座谈讨论。⑤
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品大量在我国翻译出版之初，国内评论者的评说还是相当谨慎的。这一点，首先可以从《日瓦戈医生》的几个中译本的初版“前言”或“译后记”中看出。人们或者指出这部小说“没有写出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没有反映出伟大时代的人民的精神面貌”，或者认为主人公日瓦戈是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中又一个“小人物”，一个可悲的“多余的人”，一个消极因素。从这些慎重的评价中，不难体察出经历过十年内乱的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重负。他们既十分赞赏这部作品，又不能一下子坦率地说出自己的真情实感，这种矛盾似乎为那个时期的不少评论者所共有。何满子、耿庸两人《关于（日瓦戈医生）的对话》⑥，则显示出不同评价意见的交叉，但双方都不否认这是一部极有价值的作品。如前者针对漓江出版社译本的“前言”，认为从历史、从人类心灵发展的远景来看，可以称日瓦戈为大人物，为必要的人，为积极因素；而后者则指出《日瓦戈医生》既是对19世纪俄罗斯现实主义传统的承继，也是给这传统输入了新时代的活力，是对于这种传统的发展。与此同时，对帕斯捷尔纳克及其作品持总体否定态度的评论也依然存在，如《帕斯捷尔纳克的迷误》⑦等文章。然而，这样的评论文章毕竟是少数，以1987年《外国文学评论》创刊号上发表的薛君智的长篇评论为先导，大部分评论者对《日瓦戈医生》和帕斯捷尔纳克的艺术创作均持鲜明的赞扬的态度。从《反思历史，呼唤人性》（薛君智）、《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 （易泉）、《哲学和道德的审视》（郑羽）、《个人自由与人性尊严的捍卫者》（张宏莉）等论文中，可以看到占压倒多数的评论已经是从20世纪的历史与个人、特别是与知识分子之关系的视角来观照《日瓦戈医生》的主人公，来理解帕斯捷尔纳克创作的意义。
我国评论界对于帕斯捷尔纳克及其创作的系统评说，集中体现在薛君智的《回归：苏联开禁作家五论》、高莽的《帕斯捷尔纳克：历尽沧桑的诗人》两本专著中。在《回归》一书中，著者从文学史实和作品文本出发，对作家的生平与创作道路作了简要的描述，对其思想特点和文学观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对《日瓦戈医生》一书的创作动因、主要人物形象、中心主题和艺术特色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这一研究成果驱散了长时间内笼罩在帕斯捷尔纳克其人其作上的一团迷雾，为我国广大读者提供了对于这位作家和他的《日瓦戈医生》的一种较为客观、公允的评价。著者指出：“《日瓦戈医生》这部堪称史诗性的长篇”是帕斯捷尔纳克毕生创作的“最后的总结、最高的成就和最大的收获”；但是它的出现不可能更早，这既是由于客观的历史条件尚未成熟，也是因为作家对历史的思考是相当谨慎的，“只有到50年代客观历史的巨变才使作家可能以成熟的艺术目光去辨别和判断革命后一系列事件的历史意义，从而把它们总结在自己最后的长篇中。”[4]，这些评说，不仅明确地肯定了《日瓦戈医生》的艺术成就，而且把这部作品放置于总结与反思20世纪历史的高度上加以认识，既显示出评论者自身的洞察力，又传达出同样也在思考20世纪历史的中国广大知识者的体验与感受。《帕斯捷尔纳克：历尽沧桑的诗人》一书的作者，是帕斯捷尔纳克诗歌的最早汉译者之一高莽。在这本书中，他以如诗如史的笔触，生动地再现了这位跨越两个时代的俄罗斯知识分子所经历的不同文化环境和时代氛围，勾勒出作家的思想探索和艺术追求的演变轨迹，力求揭示为什么《日瓦戈医生》真正成为一部“描绘俄罗斯近45年的历史面貌”、表现“一代知识分子命运”[5]的重要作品。评论者们的视角虽有不同，却都把《日瓦戈医生》及其作者的思索和人们对于20世纪的回望联系在一起，足见帕斯捷尔纳克的深邃思想拨动了中国知识者的心弦。
三
在中国当代知识界，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品激起了强烈而深沉的回响。这位历尽沧桑的作家对于个体价值的确认和守护，对于思想自由的追求和坚持，他本人以及他笔下的主人公对于“超越了世俗的光荣与爱之神的召唤”，都受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由衷钦佩和广泛认同。
属于“知青一代”的中国女作家张抗抗在读过《日瓦戈医生》中译本之后不久写下的一段话，或许不少人都有同感：“……因着复生的《日瓦戈医生》和《阿尔巴特街的儿女》，在我临近40岁的时候，我重新意识到俄苏文学依然并永远是我精神的摇篮。岁月不会朽蚀埋藏在生活土壤之下的崇高与美的地基——我们拆除掉密不透风的愚昧的笃信，重新开启了疑问之窗的笃信。如果不笃信在人世的丑恶与伪善之上，还有超越了世俗的光荣与爱之神的召唤，人生还有什么值得过的呢？”[6]在充满苦难、不幸、泥泞和失望的时空中始终保持着崇高与美的心灵，蔑视世俗的羁绊，听从光荣与爱之神的呼唤，这一切正是日瓦戈和拉拉这两个看似弱不禁风的、孤单的身影在一望无际的雪野上没有倒下去的根本原因。人物的命运也正是作家帕斯捷尔纳克和他那一代知识分子共同遭遇的艺术写照。中国当代知识者在这些形象身上看到了那种有俄罗斯民族文化传统培育起来的面对苦难时的从容、自信与高洁的俄罗斯精神。
帕斯捷尔纳克对于个性精神自由的坚守，是他深受中国知识分子崇敬的又一原因。正如当代散文家筱敏所说：“帕斯捷尔纳克曾被称为‘另一个俄罗斯的代言人’，……他承继了酷爱俄罗斯大地须臾不能离开的俄罗斯文学传统，但拒绝同时代的许多作家那样，将俄罗斯与极权主义融合为一个民族的形象，并在民族的定义下放弃个人生活和思想的权利。他的声音——一个人的声音何其微弱！——每每被时代的进行曲所淹没，被强权禁锢和扼杀。但是，当那些唯唯诺诺纷纷攘攘的合唱潮水一样退去的时候，这个声音就像峭石一样凸现出来，穿过时间的屏障，让人们看到隽永的人的心灵史。”[7]
筱敏的感慨是面对花城出版社出版的“流亡者译丛”之一《追寻——帕斯捷尔纳克回忆录》而发的。这套“译丛”收有20世纪的各个不同时期遭到批判的苏联作家、艺术家的作品以及关于他们的回忆录等。由于中俄两国和两国文化之间的特殊关系，当代中国知识分子都能意识到这些曾被长期封存的文字对于自身的意义。因此，读者才在丛书序言中读到这样火热的话语：这些书中所描写的时代氛围和事件，众多苦难的制造者和承担者，等等，都是我们所熟悉的。今天，当我们为了确立未来的坐标而回首前尘的时候，当我们凝视历次政治运动的累累伤痕、寻思文革十年噩梦的时候，面对这些发烫的书，我们将作何感想？它们能在多大程度上触动和开启我们的心灵？我们是否经得起良心的最后的质问？在这里，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所感受到的，已经不只是帕斯捷尔纳克一位作家，而是与苦难的时代共命运的整个20世纪俄罗斯文学同中国知识界的深刻精神关联。毫无疑问，当严酷的年代结束时，能够在人们的记忆中留下痕迹的，就不再是那些“唯唯诺诺、纷纷攘攘的合唱”，而只能是富有个性的独立自由的声音。
如同自己的那些杰出的思想和文学前辈一样，帕斯捷尔纳克所追求和呼唤的个性精神自由，从来不限于明哲保身式地维护一己的安宁。在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上，他更是作为一个“时代的承担者”而存在的。中国当代诗人王家新对此有深刻的感悟。他曾以诗的语言传达出自己对帕斯捷尔纳克的这种理解，并由此而进一步感受到俄罗斯文学与文化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启示和借鉴作用。王家新的《帕斯捷尔纳克》(1990)一诗，以深沉的忧伤和思虑体认了一个时代苦难的承担者的形象，并赋予这一形象以坚定地守护内心良知与人类整体原则的精神特征：“你的嘴角更加缄默，那是／命运的秘密，你不能说出／只是承受、承受，让笔下的刻痕加深／为了获得，而放弃，／为了生，你要求自己去死，彻底地死”。在这位中国诗人笔下，帕斯捷尔纳克无疑是一个苦难时代的见证人，同时他又自觉地承担起这种苦难，承担起时代和命运的巨大重负，试图以微弱的力量保持童稚般清纯的心灵，使人类精神得以承续。
于是，帕斯捷尔纳克便成了20世纪俄罗斯知识分子的一种精神象征，他似乎站立在主动守护人类精神的高度上，启示着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审视与历史反思：“这就是你，从一次次劫难里你找到我／检验我，使我的生命骤然疼痛”；“不是苦难，是你最终承担起的这些／仍无可阻止地，前来寻找我们／发掘我们：它在要求一个对称／或一支比回声更激荡的安魂曲”；“这是你目光中的忧伤、探询和质问／钟声一样，压迫着我的灵魂”。[8]
王家新的这首题为《帕斯捷尔纳克》的诗一经发表，就震撼了中国读者的心灵，成了广为传诵的诗作。诗人自己后来曾谈到帕斯捷尔纳克及其《日瓦戈医生》对他的巨大震动和影响，也谈到他和他所属的那一代人对帕斯捷尔纳克的一种“灵魂上的无言的亲近”。1992年在伦敦，在回答国内一家刊物提出的问题时，王家新曾经说过：“……西方的诗歌使我体悟到诗歌的自由度，诗与现代人之间的尖锐张力及可能性，但是帕斯捷尔纳克的诗，茨维塔耶娃的诗，却比任何力量都更能惊动我的灵魂，尤其是当我们茫茫然快要把这灵魂忘掉的时候。……的确，从茫茫雾霾中，透出的不仅是俄罗斯的灵魂，而且是诗歌本身在向我走来：他再一次构成了对我的审判……”[9]
尽管当时王家新尚未踏上俄罗斯的土地，可是他的诗心却更接近俄罗斯。他在帕斯捷尔纳克等俄罗斯诗人那里所感受到的东西，首先是诗人对时代和民族之苦难的自觉承担。在他看来，这种主动的承担意识恰恰是中国诗人所缺乏的。1995年，王家新又在另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这个时代缺乏什么？缺乏的正是这样一种默默的承担。”[10]正是基于这种感慨，王家新才在急遽变化的岁月里写下了《瓦雷金诺叙事曲》(1989)、《帕斯捷尔纳克》(1990)等蕴涵着深沉思考的诗篇。他所深情倾诉与歌咏的对象帕斯捷尔纳克，以“缄默”抗拒着世俗的喧哗，进入灵魂的孤独和忧伤之中，但绝不是逃避对时代的责任，决不是从苦难中抽身，而是以一种把“苦难化作音乐”的勇气直面“冰雪”和“黑暗”，以“守望者”的姿态维护着人的自由和尊严。这既是王家新对诗人帕斯捷尔纳克的讴歌，也是他对自己作为诗人的“审判”和“检验”，更是对中国知识分子“承担”意识的呼唤。
当代中国的学者们在面对帕斯捷尔纳克这样优秀的作家、面对《日瓦戈医生》这样杰出的作品时，难免也会反问自身，反顾我们的文学，并由此而清醒地意识到自身的某些缺憾。当代俄罗斯诗人安德烈.沃兹涅先斯基在他的那篇纪念文章《帕斯捷尔纳克的世纪》中曾经写道：“20世纪选择了帕斯捷尔纳克。”的确，无论对于俄罗斯文学，还是对于俄罗斯民族及其心灵的艺术表现，帕斯捷尔纳克都是刚刚过去的那个世纪的象征性形象之一。在他生活和创作的那个时代，由于文学之外的原因，俄罗斯文学中固然出现了不少平庸之作，却也产生了一系列具有长久艺术生命力的佳作。特别是像《日瓦戈医生》、《安魂曲》、《切文古尔镇》、《大师与玛格丽特》、《生活与命运》这样的杰作，都是作家们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完成的，更难能可贵。今天，俄罗斯人在回眸20世纪本土文学的艰辛历程时，毕竟能够为一大批写就于特殊年代的优秀作品而自豪。遗憾的是，中国当代文学却很难有这种自豪感。这是值得我们的文学研究者深思的。中国当代知识者已经注意到这种差距，所以潘知常先生写道：“相比之下，我们还没有在中国的作家中看到过帕斯捷尔纳克那种令人充满敬意的负债感以及对于作家天职的自觉。最终的结果，就是20世纪令人遗憾地与我们擦肩而过。而在新百年新千年来临之际，倘若我们还有进取之意，那么，唯一的选择只能是：回到俄罗斯文学，回到帕斯捷尔纳克和他的《日瓦戈医生》。因为，那里是培育人性的温床，也是爱的学校。痛定思痛，在俄罗斯文学面前，在帕斯捷尔纳克和他的不朽名作《日瓦戈医生》面前，我们必须低下自己卑微的头！”[11]
“俄罗斯作家为什么比我们走得更远？”这是许多中国读者、学者和作家在阅读20世纪俄罗斯文学、特别是帕斯捷尔纳克时往往会产生的困惑。这一问题本身就说明了中俄两国文学的特殊联系——一般说来，人们很少会问到为什么美国、英国或法国作家比我们“走得更远”。当代中国知识者看到，由于缺乏俄罗斯作家的那种前后相继的信仰传统，我们的文学普遍地拘泥于此岸世界和世俗世界，普遍缺乏对于绝对责任的共同承担，缺乏帕斯捷尔纳克式的欠债感，缺乏悲天悯人的“旷野呼告”和人类灵魂的声音。正因为如此，潘知常才发出了“回到俄罗斯文学，回到帕斯捷尔纳克”[11]的呼吁。
就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品在中国一般读者中的接受面而言，他也许远逊于其他一些俄罗斯作家。然而，他在当代中国知识者的心目中，却无疑占据着一个崇高的位置。这一点已经为20世纪末中国读书界的某些现象所证明。如人们所注意到的，1999年，《中华读书报》组织了一次面向全国读者的“我心目中的20世纪文学经典”的问卷调查活动。调查结果显示：在人选的100部经典作品中，俄罗斯文学作品有5部，其中，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位居第一。2000年，专业性很强的刊物《俄罗斯文艺》所组织的“我心目中的20世纪俄罗斯文学经典”的讨论与评说活动，则较多地反映了国内俄罗斯文学研究者的意见。从已发表的评论文章中，可以发现《日瓦戈医生》被公认为是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一部经典作品⑦。这一切都是在一个世纪的喧哗已然过去，中国读者渐渐沉静下来，回望自己的读书经历时所发出的肺腑之言。
帕斯捷尔纳克和他的《日瓦戈医生》之所以深受中国读者的热爱与推崇，无疑是由于这位一度“名不见经传”的诗人小说家，曾以他的诗意盎然的笔触抒写了20世纪知识分子的命运，吟咏过他们的追求与失望、幸福与苦难、困惑与梦想，发出了对时代的叩问。人们似乎在帕斯捷尔纳克的那些“零散的抒情日记”中读出了自己的精神传略。帕斯捷尔纳克及其作品的分量和命运，也为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反思自身的契机。能够与中国知识者有着如此深刻的精神关联的俄罗斯作家作品，毕竟是屈指可数。
注释：
①帕斯捷尔纳克的创作开始于俄罗斯文学“白银时代”，其作品首次发表于1913年。
②苏联《文学报》，1958年10月25日。
③苏联《真理报》，1958年10月25日。
④《作家》，1993年第10期。
⑤这一时期，我国文学翻译工作者迻译的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短篇小说、随笔、回忆录、书信等，不断出现于80年代末到90年代的《俄罗斯文艺》、《当代苏联文学》、《世界文学》、《外国文艺》、《作品与争鸣》上。同时，我国出版的帕斯捷尔纳克作品的中译本，除《日瓦戈医生》之外，主要还有力冈、吴笛合译的《含泪的圆舞曲——帕斯捷尔纳克诗选》（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乌兰汗、桴鸣翻译的《人与事》（含回忆录、随笔、书信等；三联书店“文化生活译丛”之一，1991年）、安然、高韧合译的《追寻》（花城出版社“流亡者译丛”之一， 1998年）等。
⑥《外国文学评论》，1988年第2期。
⑦《文艺理论与批评》，1989年第2期。
⑧《俄罗斯文艺》，2000年第2期、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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