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宗教教育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政治教育论文,宗教论文,作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不仅与人类的生存以及人类精神文化的发展息息相关，而且历来被统治阶级作为控制人们的思想、巩固其政治统治的工具。纵观阶级社会发展的历史，几乎所有的文化形态都打上了深刻的宗教痕迹，而作为各个时代上层建筑核心的政治制度、法律思想、道德规范等，更是深受宗教的制约。特别是欧洲的封建社会，基督教占据一切意识形态领域长达千余年。在整个中世纪，基督教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居于独尊地位，教会成为整个社会的精神支柱，而统治阶级的思想政治教育，也是在宗教教育的名目下进行的。虽然近代以来提出政、教分离，但宗教在西方国家仍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西方国家通过宗教教育行使某种思想政治教育的职能，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承担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可以说，西方国家的宗教教育已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形式和重要组成部分，这是西方国家思想政治教育的一大特色。具体来说，宗教教育在西方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通过宗教教育对国民进行道德熏陶和政治控制
政治教育和道德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培养公民形成统治阶级需要的政治立场、政治观点和政治态度，树立社会所倡导的世界观、人生观和道德观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目标。而在西方社会中，宗教教育往往代替思想政治教育行使这一职能。在西方，宗教一直被视为道德的根本，是对道德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力量。在很大程度上，人们所说的西方传统道德就是基督教道德。因此，许多国家的道德教育主要是通过宗教教育进行的，有些国家的宗教教育几乎成为道德教育的代名词。直到今天，宗教教育仍然是西方道德教育的重要方式之一。比如，美国虽然1947年就禁止在公立学校进行宗教教育，但事实上，宗教仍然是美国道德教育的基础，许多价值观和道德规范仍出自于宗教教义，许多美国人仍把道德教育与宗教教育相等同。占学校总数相当数量的私校中宗教教育仍占主导地位，即使在公立学校也处处为校外宗教教育提供条件，允许学生每周在特定时间到教堂去接受宗教教育。同时，美国在平时的公民教育中，也非常重视以拯救灵魂和培养良好行为为目的的宗教教育，并把它看作是美国道德教育和政治教育的基础。英国在20世纪中期以前，道德教育完全由宗教教育代行，而政治教育则是在宗教教育、道德教育的名目下进行的。宗教思想总是作为一种保守的、稳定的力量，在社会的政治道德领域发挥作用。直到二战后，由于宗教教育僵化保守，脱离实际，招致社会的批评和抵制，才出现了“让道德教育来解决道德问题”和“有必要进行政治教育”的提法。但是政府从英国的传统和现实考虑，仍坚持对宗教教育进行保护和支持，并指导宗教教育进行了世俗化改革，使之得以继续存在。而在德国，历史上宗教教育与道德教育的关系就像“母子”，在现实中它们的关系又是“伙伴”，二者在教育的目标、内容、形式上互相渗透、紧密配合，能够形成合力。如德国的宗教教育以陶冶“精神和人格”为目标，除了教以敬神和宗教信念外，还进行尊重人的尊严、克己、责任感、助人为乐等道德教育。由此可见，西方国家的道德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宗教教育来实施的。如，基督教教育强调爱的精神，把心灵的培养置于头脑的培养之上，认为爱是一切宗教伦理的基础，“没有爱，真正的宗教就不能生存”，“去爱比去认识更美好”。因此，在基督教义中，受被赋予更神圣和崇高的地位，它事实上已成为全部基督教的出发点。基督教认为爱可以为人们带来崭新的生活，可以成为人们行为的动力，可以克服自私，使自身的道德水准提高到与神的意愿相协调的地步。而爱上帝和爱邻人是基督教的两大诫命，但这两种爱并不在一个层次上，其中爱上帝是绝对的，是“最大的”诫命，其次才是“爱人如己”。基督教希望通过“爱”在人的世俗生活之中建立一种普遍的联系，通过“爱的力量使人聚为共同体”。同时，基督教还强调群体生活的重要，倡导人与人之间彼此关心、相互扶持等“崇基—家亲”的精神。此外，基督教的道德教育还有奉献精神、诚实、谦卑、宽恕、慷慨、勇敢、忍耐等基督教的美德的教育。应当指出，宗教中相当一部分道德规范与人世间的伦理要求是一致或相容的，比如，奉献精神、与人为善、助人为乐、忍辱负重、利己利人等等。因此，宗教不管是作为信仰或是作为规范体系，对道德教育的影响都是非常巨大的。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宗教对西方道德的决定作用表现为它把人类现实生活中的人际权利和义务关系虚化为上帝的旨意，把人世生活中的道德原则作为上帝的愿望而神圣化。这样，人世生活中的道德规范因被纳入宗教教义而具有了“神圣”的光环，对人们的制约作用大大加强了。比如，基督教认为人生来由于意志薄弱和不良倾向而带有“原罪”，只有通过宗教教育，通过修行，以严格的戒律摒除尘世利欲之罪，才能使“灵魂”得救，“回复到上帝的养子的超自然情况”，即进入“天堂”。这样，通过宗教熏陶，人们进行自我修炼和自我约束的自觉性不断增强，宗教对人们社会行为的控制力也得到了强化。
不仅如此，西方统治者还非常注意将他们的政治思想与基督教学说巧妙地结合在一起，通过宗教教育对国民进行政治熏陶和政治控制。比如，宗教曾是美国独立革命的一种助力，美国独立革命的领导者们将争取独立自由的政治任务与宗教旗帜巧妙地结合起来，把争取独立说成是“上帝”的安排，进行革命是“替天行道”，以此来证明，“民权神授”合乎天意，他们所从事的民族独立事业是“履行天职”。这点在《独立宣言》中表现得特别明显。正因为如此，《独立宣言》成了团结人民的神圣的战斗旗帜和鼓舞人民的强大的精神力量。而在冷战时期的德国，统治阶级为了抵抗“布尔什维克东方的威胁”和保卫“基督教西方”，给宗教注入了更多的政治教育成分，对公民广泛进行民主意识、民族精神、爱国等方面的政治教育，目的是通过宗教教育对公民进行更有效的政治控制。总之，宗教教育在西方社会的政治道德领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正如美国著名学者卡扎米亚斯所说：“统治者大量的依靠教士为他们服务，来做他们自己的随从所不能做到的事情。教士被雇用担任过去伟大思想家的思想解释者和政治传统的保卫者。”[1]
二、通过宗教教育培养公民的民族精神和社会信仰
宗教教育首先是宗教信仰教育，西方的宗教教育注意把宗教信仰与民族精神和社会信仰结合起来，把对“上帝”的虔诚和对国家的忠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通过宗教教育使公民形成一种民族精神和社会信仰。比如，基督教宣扬一种“奉献精神”，这里的奉献不是一般世俗意义上的奉献，而是指一种带有强烈宗教色彩的虔敬的献身和服务精神。基督教的奉献精神是其爱的精神的展开和运用，爱的要求和表现就是奉献。对于基督徒来说，十字架上的受难事件充分表现了神的至爱，是奉献精神的集中体现。基督教用奉献精神熏陶教徒，使他们以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去承担起他们对上帝的责任。同时，基督教还把这种对上帝奉献精神同对国家的忠诚和对社会的奉献精神结合起来，培养公民的民族精神和社会信仰。在这方面，美国的作法尤为突出。在美国，事实上存在一种“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的宗教形式，它已深深融入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成为美国立国的基础。实际上，“公民宗教”只是一种宗教象征，是借助宗教情感表达的一种社会信仰，体现着美国人的民族精神——“美国精神”，即爱国、乐观进取、勇于创新、崇尚个人奋斗的民族精神。美国政府把“公民宗教”作为实行其统治的思想工具，把其信仰、象征和仪式同社会信仰和民族精神教育紧密结合起来，使“美国精神”时常笼罩在上帝的神圣光环下。在“公民宗教”教育中，它推崇一批对国家有卓越贡献的人物，如著名的总统乔治·华盛顿、亚伯拉罕·林肯、富兰克林·罗斯福等；它景仰一些容易唤起民众的民族精神和爱国情感的地方，如阿林顿国家公墓、华盛顿纪念碑、国会大厦等；它宣扬一些标志社会进步的历史事件，如独立战争、南北战争等；它注重一些有意义的神圣仪士，如总统就职典礼、独立节、阵亡将士纪念日、感恩节等。这样，人们在纪念历史人物的同时，也强化了美国人的信仰、精神和价值观；人们在重温历史的同时，也传播了美国人自由、民主的信条，赞美了为实现国家理想而献身的精神和气节。通过这些教育，不仅使美国公民自幼年起就时时处处感受到“上帝”的存在，而且“美国精神”也随之一点一滴沁入心脾，铸成他们的灵魂。“我们信仰上帝”成了美国人的座右铭，“上帝保佑美国”是民间使用率最高的、最诚挚的爱国口号。60年代，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把追求民主、自由、平等的权利与《圣经》中上帝的旨意结合起来，把上帝与民众、理想与现实结合起来，动员和组织了浩浩荡荡的民权运动大军。历届美国总统也经常借助上帝的威力，引用《圣经》的语言，鼓励美国民众为其统治服务。1945年，被认为最强调世俗权利而反对宗教权利的罗斯福总统在第四任就职演说中就把上帝摆在美国事业的首位。他指出：“万能上帝已经以多种方式保佑了我们的国家，已经给我们的人民以炽热的心和强健的臂膀，使他们为自由和真理而斗争。已经给我国一种信仰，那就是在这个苦难的世界上成为人类的希望。”[2]1984年，里根总统在一次有关宗教的讲话中更是明确指出，“上帝是我们生命的精髓”[3]。艾森豪威尔则进一步认为，宗教是美国自由的根基和力量的源泉，上帝是一种团结的象征。他说：“美国如不具有对上帝的深刻信仰就毫无意义，我倒不介意它是哪种宗教。”[4]这表明，美国需要借助宗教建立一种深刻的社会信仰，这种社会信仰是对上帝的深刻信仰，也是对美国社会、国家的信仰。可见，美国的“公民宗教”不仅在培养民族精神和社会信仰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而且成为美国社会的一种凝聚力量和美国人的一种精神动力。
三、通过宗教教育调和阶级关系、维护社会稳定
在西方社会，宗教教育在掩盖阶级压迫和社会不平等现象，麻醉人民的主体意识和压制反抗精神方面具有特殊的作用。比如，基督教的“上帝创世”说，鼓吹上帝是创造了天地万物的神，人人都要信仰上帝，服从教会和教皇。“君权神授”说，宣称君主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万民皆应服从他的统治。这种宗教学说，给人们套上了宿命论的精神枷锁，使人民成为统治阶级的驯服奴仆。德国教育史学家弗·鲍尔生在其所著的《德国教育史》中描述这一历史现象时指出：“教育的主要意义是塑造青年成为信仰坚定和态度恭顺的人，就是使他们相信教义、服从教会并忠于上帝。”马利坦等新托马斯主义者也一再强调，宗教教育的目的，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就是“培养人”，具体说，就是培养“真正的基督教徒”和“有用的公民”。在他们看来，基督教徒和公民两者之间并不矛盾，而是一致的。一个好的天主教徒，正因为他的天主教原则，使他成为更好的公民，爱护他的国家，效忠于政府的政治权威。马利坦认为，现代社会社会秩序的紊乱，其原因在于社会“精神生活的混乱”，而“精神生活的混乱”又是由于人们对于灵魂、道德和宗教传统的毫无所知。为了“复兴”社会的“道德力量”和宗教信仰，结束“精神生活的混乱”，进而稳固“世俗的秩序”，就必须提倡“以神为中心的人道主义”。这种“神道”兼“人道”主义的主要任务，就是使福音的“酵素”和灵感透入人生活的世俗结构，使世俗的秩序神圣化。可见，新托马斯主义进行宗教教育的目的就是使国民既成为“上帝”的虔诚信徒，又充当资产阶级国家的驯服奴仆，以实现其对人们的政治控制和精神统治。
然而，60年代以来，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的理性观念日益增强，现实事业和娱乐生活淡化了信徒对宗教的追求。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通货膨胀、种族歧视、贫富分化、精神堕落等现象使政治家束手无策，教会更难以有所作为，其道德权威受到现代化浪潮的严峻挑战，基督教的可信性遭到怀疑。此外，由于教会的传统组织结构、活动方针和礼仪形式均显过时，不能适应现代生活的要求。因此，西方宗教在西方社会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进行了较大幅度的宗教改革，而改革的主要内容，就是使宗教内容与现代生活相结合，使宗教具有现代化、世俗化色彩，更加贴近现实生活。宗教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也随之由单纯的教育功能向教育和服务并重方向转变。教育方针也由维护型向发展型转变，即一方面推动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注重开发教育对象自我发展的可能性，着眼于品德素质和能力的培养。比如，以往的基督教，特别是传统的天主教信仰的目标是把人的注意力引向彼岸世界，而现代西方宗教越来越表现出关注人的现实生活的倾向。同时，基督教鼓吹盲从和迷信的倾向越来越冲淡了，而鼓励人们追求高尚理想、为人们提供现实的人生指导的意义加强了。对于许多人来说，信仰上帝已越来越不是为了达到与现实世界脱离的彼岸世界，或求得上帝的拯救，而是被当作人对自身的有限性的超越，对人的全面发展或崇高的道德理想的追求。又如，基督教的道德说教以往大都是为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作辩护，归根到底是保护阶级压迫和剥削，维护富人的利益。而现在这种倾向似乎已开始有所改变，有时甚至表现出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超越和对穷人命运的关切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调和阶级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同时，现代宗教的礼仪活动也纳入了现代化的进程。广播与电视已在很多方面代替了传统的教会功能，电子教会(electronic church)深入到国内的各个角落，它们不仅形式多样、内容丰富，而且寓宗教于娱乐之中，颇受现代人的欢迎，吸引了大批信徒。80年代后，许多公众不进教堂，仅在家里就可以看到电视布道节目。据一项调查显示，1980年美国8000个广播电台中，有1400个为宗教电台，在800家电视台中有30家由宗教组织所办，在800家有线电视节目中有66个属宗教性的[5]。可见，现代宗教通过更为丰富的内容、更为活泼的形式和更为现代的手段把宗教信仰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中去，通过遍布全国的宗教团体和广泛的宗教活动，把民众的宗教信仰巧妙地转化为对政府的顺从。马克斯·韦伯认为西方国家在经过宗教改革之后形成的新教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构成了西方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经济精神”，使利益驱动与限制得到有机的统一。总之，任何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宗教都力图维护现存的统治秩序，使统治阶级的利益合法化。无论宗教组织是否作为国家机器的一个部分，统治阶级都企图利用宗教来维护自己的政权。虽然现代宗教不再以国家机构的形式直接作为资产阶级手中的工具为其服务，但这并不意味着宗教已退出政治领域，它不过是换以间接的方式介入政治，使教会日益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机构。
四、通过宗教教育解决公民日常的思想问题和精神困惑
伴随着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人们在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社会竞争日趋激烈，人际关系日渐紧张，导致人们的思想困惑和心理压力也越来越大。在帮助人们解决日常的思想困惑，恢复心理平衡方面，西方的宗教教育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西方的宗教教育一方面主张人通过道德修养，摆脱现世的束缚或局限，摒弃尘世利欲之心，追求超凡脱俗的高尚生活；另一方面又对现世的人给予特别的关注，注重解决公民日常的思想问题和精神困惑，努力发挥其特殊的精神抚慰作用。现代宗教努力适应现代人的要求，使许多教会不单是宗教灵修的场所，而且成为集礼拜、社交、娱乐和教育为一体的场所。教会依靠组织查经班、讨论教育子女、夫妇关系、日常生活、谋求职业、锻炼身体等专题来吸引信徒，解决他们日常的精神困惑和现实问题。美国的随军牧师在这方面的作用尤为突出。他们平时不仅为美军士兵、军人家属施行宗教仪式，提供完整的宗教教育，还经常组织各种支持军人家庭的特别座谈会，解决军人及其家属的思想问题和实际困难，战时则为伤员、临终人员和战俘进行精神抚慰。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官兵解决了思想问题，成为保证军队战斗力的重要力量。同时，在美国的大学里，宗教组织也非常活跃，宗教活动连续不断，且形式多样。有的大学还设有教士牧师办公室，随时接待学生，以解决学生在学习、生活、成长和自身发展中遇到的种种问题，使得宗教成为学生的心灵的依托和归宿。总之，80年代以来，教会在美国社会生活中极为活跃，足迹几乎踏遍了美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从总统竞选到人工堕胎，从家庭纠纷到种族问题，到处都可以听到各教派的声音。可见，现代宗教教育不再采取强制的手段，而是通过无处不有的各种宗教活动和具体宗教行为来内化宗教精神，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解决人们的精神困惑和实际问题，承担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功能。
由此可见，利用宗教对全社会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西方国家的一大特色。尽管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过程中，各国宗教的作用有大有小，形式各不相同，但是所有国家的宗教在实现统治阶级的意志，巩固政治统治，维护民族团结，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的作用是相同的。因此，宗教教育在西方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不容忽视。
虽然我国是一个宗教观念淡漠、宗教氛围薄弱的国家，宗教在人们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极其有限，但是西方国家在宗教教育中所采取的一套严密而富有感染力的教育手段和方法值得我们借鉴，对我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不无启迪。笔者认为，西方国家的宗教教育对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借鉴意义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在教育内容上，应把民族精神的培养和社会信仰的确立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教育的核心内容。民族精神是人类群体间一种强大而具普遍意义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社会信仰是激发人们向上的动力源。个体的民族精神越强，社会信仰越坚定，就越能为民族、为国家的事业而奋斗。古往今来，没有民族精神就没有民族，没有社会信仰就没有国家。因此，西方国家的宗教教育一直把对“上帝”的虔诚和对国家的忠诚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致力于公民民族精神的培养和社会信仰的确立。通过宗教教育，使公民爱上帝，爱国家，爱它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并由爱和信任而产生对民族的信仰和对国家的忠诚。由此观之，民族精神的培养和社会信仰的确立更应成为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灵魂。我们应当摒弃以往思想政治教育中那种片面突出政治、教育内容缺乏高度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以及忽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做法，把思想政治教育根植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的沃土之中，弘扬中华民族精忠爱国、舍生取义、刚健有为、自强不息、诚信友爱、修己慎独的民族精神和传统美德，培养富有民族精神和坚定的社会信仰的一代中华英杰。
第二，在教育观念上，结合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赋予思想政治教育以新的内容和理念。西方国家的宗教影响之所以历经千载，经久不衰，就在于西方宗教在西方社会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进行了较大幅度的宗教改革，使宗教内容日益与现代生活相结合，赋予宗教现代化和世俗化的色彩。同样，面向新世纪的思想政治教育也应更新观念，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比如，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更为广阔的工作空间和更为复杂的社会背影，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更新观念，面向世界，把握人类由竞争走向合作的发展趋势，从全球的角度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如人类与自然和谐的问题，各民族之间相互依存的问题，人类潜能开发的问题，个体的精神满足等全球性、开放性、发展性的问题。要对公民进行全球意识和全球伦理的教育，使人们学会从全球利益角度去考虑问题，具有面向全球化所必备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形成人类对待和处理全球问题的道德自律。
第三，在教育方法上，注意挖掘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人的主体作用。现代西方的宗教教育鼓吹盲从和迷信的倾向日益淡化，而对人生的现实指导作用则日益加强。其在教育中不但重视有关知识的传授和观念的灌输，而且非常重视教育对象政治思想品德方面的认知、判断、推理能力的发展，以及意志、探索、独立自主精神的形成和人际协调能力的培养。把着力点放在帮助教育对象学会思考，学会选择上，通过对选择方式和过程的引导和推动，达到把教育对象引到既定的教育目标上的目的。这就启示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注重人们主体精神的培养和自律作用的发挥。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不同政治制度的共存，不同经济体制的交织，不同文化背景的冲突，不同价值观念的碰撞将长期存在，这些无疑对人们的道德选择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人们的“自律”意识提出新的挑战。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注重培养教育对象自主发展、自主选择、自主评价、自我控制的能力，发掘教育对象的主体潜能，从他们的身心发展特点、精神需求和品德形成规律出发，设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途径，使其本身蕴含的能动性、自主性、创造性等主体性潜能得到发展。
第四，在教育手段上，注意灌输性与渗透性相结合，公开性与隐蔽性相结合，理想性与现实性相结合。西方的宗教教育善于通过各种宗教活动和具体宗教行为来内化宗教精神，把宗教信仰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中去，以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解决人们的精神困惑和实际问题，做到了灌输性与渗透性、公开性与隐蔽性、理想性与现实性的有机结合。思想政治教育应以此为鉴，进行教育手段的创新，摒弃某些单一、呆板、生硬、理论与实际脱节的方法，充分运用现代化的教育手段，力求把严肃的宣传主题以生动形象、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表现出来，讲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变以前的硬性灌输为软性灌输转换、统一灌输为分层灌输、一般灌输为专家灌输、黑板灌输为音像灌输。充分发挥隐性教育的作用，使思想政治教育集育德性、知识性、交互性、趣味性、生动性于一体，由“平面”走向“立体”，从“单向”走向“交互”，由被动走向主动。
当然，宗教从本质上说是一种以幻想的形式表现世界的意识形态，它与科学是对立的。我们研究西方国家的宗教教育并不是要人们放弃科学和理性，走向盲从和迷信。我们应对西方宗教采取扬弃的态度，借鉴其在宗教教育中所采取的有益的、合理的作法，为我国新世纪的思想政治教育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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