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古典发展经济学导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导论论文,经济学论文,古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古典发展经济学和新古典发展经济学
以配弟、杜阁和斯密为代表的古典主流经济学家，关注的焦点是分工对经济发展的含义（注：刘易斯（Lewis，1988 ）称：“经济发展理论是从1650年到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期间的大约一个半世纪在英国发展起来的。”黑根（Hagen，1980，p.72 ）也称：“亚当·斯密是一位关注经济增长的理论家。”森（Sen，1988，p.10 ）指出：“配弟被公正地认为是现代经济学的奠基者和数量经济学的先驱之一，它当然也是一位发展经济学的奠基者。的确，在早期的经济学文献中，很难将发展经济学同经济学的其它分支分开，因为实际上经济学的大部分注意力都放在经济发展问题上。这种情况不仅在配弟的作品中得到了反映，在其他一些现代经济学的先驱， 包括格雷戈里· 金（ GregoryKing）、弗朗索瓦·魁奈（Francois Quesnay）、 安托万· 拉瓦锡（Antoine Lavoisier）、约瑟夫·路易斯· 拉格朗日（ Joseph LouisLagrange）甚至亚当·斯密的作品中，情况也是如此。实际上，《国富论》就是对发展经济学基本问题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说，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核心就是发展经济学。这一核心的主体是斯密定理（AdamSmith， 1776），即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分工决定于市场的大小，市场大小又取决于运输的条件。此外，斯密关于专业化和货币出现之间内在联系的猜想，关于投资是提高迂回生产过程中分工水平的工具的资本理论，关于“看不见的手”的功能是协调分工网络的观点，以及配弟的城市化理论和杜阁的猜想，也是古典经济思想的核心。配弟认为，城市能够通过降低交易费用来促进分工（Petty，1683，pp.471—2）。杜阁（Turgot，1766）推测，分工、货币出现、商业扩展和资本累积之间一定存在着一种内在联系（注：配第（Petty，1671，I,pp.260—61 ）说明了专业化对提高制衣技术的作用，并指出荷兰商品的运输之所以便宜，正是因为他们将每只商船都进行了专门地分类。此外，配第还举了手表制造过程中分工的例子。杜阁（Turgot，1751，pp.242—43）还将分工的发展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以及惠及社会最底层的生活水平提高的现象联系在了一起。）。我们将这一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核心，称为古典发展经济学（classical development economics）。
古典发展经济学的政策建议，体现在亚当·斯密下面一段话中，“在一个国家从最低级的蒙昧状态向最大程度富裕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其实什么也不须作，只须维持和平、宽松的税收和公正的司法管理，所有余下的事情都应该顺其自然”（引自Jones，1981，p.235）。这也正是17—19世纪英国的自由主义政策制度以及19世纪西欧自由化改革政策的真实写照。
我们将同古典发展经济学相联系的发展经历，称为现代经济发展（modern economic development）。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罗森伯格和巴泽尔（Rosenberg and Birdzell）、布劳德（Braudel ）和诺斯（North）强调，现代经济发展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结果。 资本主义制度通过影响交易条件来影响分工水平和相关市场的扩展，而分工水平和市场扩展又影响发展绩效，反过来又成为制度变迁的动力。在西欧和北大西洋地区，制度及分工还同优越的地理物质环境相得益彰。很多历史学家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动力，在于欧洲缺少一种统一的政权力量。同时，相互敌视的主权国之间的竞争，则为相对短的时间内进行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试验提供了机遇。这种竞争还给统治者带来了强大的压力，迫使他们去创造性地模仿先进的制度，以提高经济绩效并巩固其政权。
西欧另外一个独一无二的特征是，自由城市的发展先于民族国家的形成。自由城市和相关的国际贸易，成了资本主义制度和经济发展的摇蓝。相反，在古代亚洲，城市只是作为政治权力的堡垒而存在。同时，一些经济史学家还认为，欧洲之所以长时期缺少一种超级的统一政治力量，原因在于教堂、国家以及分散的封建领地制度之间的竞争。宗教改革后，众多独立教会之间的自由竞争也是一个原因。
18世纪不列颠的特殊条件，孕育了资本主义的政治和法律制度。然后，通过19世纪创造性的模仿和修订，这些制度又在西欧其他国家得到了传播。这些基本的制度大大降低了交易费用，促进了分工的演进，并为很多重要经济组织的出现创造了条件。这种由分工演化引起的结构变化被称为工业化，它包括工业产出份额的上升、投资率和储蓄率的上升（Lewis，1955，Chenery，1979，Kuznets，1966，Kaldor，1957）。 古典发展经济学认为，工业部门收入份额上升的过程，就是一个社会由自给自足向高分工水平转化的过程。在自给自足的社会里，没有农业和工业的分工，每个人为自己生产所有必需的农产品和工业用品。在高分工水平的社会里，有了农民和职业制造商之间的分工（刘易斯Lewis，1955和拉尼斯Ranis，1988，p.88）。 生产投资品的部门收入份额及其相关投资额的上升，则意味着迂回生产过程中分工的发展，技术进步也因分工水平的提高而内生地出现。这一工业化过程，使总合生产力和个人效用（真实收入）不断得到提高。在多个独立主权国相互竞争的条件下，发展的绩效反过来又影响意识形态和相关制度的演进。
因此，我们可以分五个层次对现代经济发展进行分析。第一个层次上，我们考虑地理政治格局，比如，欧洲就缺少一种超级的统一政治力量。第二层次是意识形态、行为准则、道德规范和政治法律制度。第三层次是商业制度、工业组织和商业实践的演进。第四层次是分工和相关经济结构的演进。第五层次是总合生产力和福利。其中，第一层次影响第二层次，依次到第五层次。反过来，第五层次又影响意识形态、行为准则和制度的演进（诺斯North，1994）。其中， 第二和第三层次（制度）的分析得到了产权经济学和新经济史学派文献实质性的关注。根据这些文献，资本主义制度的演进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政府对宪法规则可信的承诺，成为扼制机会主义行为和减少交易费用的条件。这种对经济发展的承诺机制是基于一种民主政治制度。（注：在这种可信的承诺机制下，理性国家不仅提供各种服务，诸如重量和距离的测量标准、货币和基础设施（公路系统、人口普查系统等），而且国家本身也由法律（公共法）进行统治。私人企业的自由登记制取代了审批制和政府对企业的垄断。自从19世纪自由结社在西欧成为合法的意识形态和实践之后，许可证制度就不再受制于国家机会主义行为。国家征税的权力需经议会的批准，英格兰银行不再是国王存放钱财的保险箱。同时，平等法创造了一种机制，新的案例在公正条件下能够取代过时的案例，这就使普通法能够不断地适应世界的变化，自发地创造了很多保护私有产权的规则，尤其是私人剩余索取权和私人企业的控制权、企业名称、商标品牌和版权的私人产权。墨可（ Mokyr，1990，1993）指出，对私人企业剩余权的法律保护，比专利法对技术、管理的创新、发明起到的作用更加重大。）在这种宪法规则下，出现了私人产权的法律基础，以及国家遵循理性程序对私有合同的强制执行。同时，可信的法律以及职业化的官僚管理，还有利于降低交易费用。这些新的制度有效地限制了国家的机会主义行为。17—19世纪英国和西欧的制度演进，为解决国家权力的两难矛盾创造了一种机遇；怎样控制控制者（或怎样控制国家权力）。通过最高水平的政治竞技场上的制衡，合法而又强大的国家暴力能用来保护个人的权利。
第二，在光荣革命后，一种特殊的公平竞争的政府政策制度以及很多政府制度创新在英国出现，并在后来被西欧国家所模仿。在这种自由主义制度下，中世纪重商主义的产业政策、贸易干预政策和一切不合时宜的规章都被废除。这表现在1846年英国单方面地实行自由贸易政策，以及1860年的Cobden Chevalier条约。新的金融货币制度（如，1694年成立的英格兰银行就是世界上第一个中央银行）、破产法、邮政系统、政府图书馆制度和其他一些积极的政策制度创新，都同自由主义政策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三，在这样一种制度环境下，一系列的市场制度出现并得到了发展。对劳动、土地、资本和其他产权的私人合约逐渐替代了非市场制度。如，劳动力市场取代了农奴、奴隶和强迫劳役。土地的私人所有和相关市场的出现，取代了地产的奴役职能、世袭制、非转让及祖传的土地关系和公地。资本市场取代了政府在货币借贷中掠夺、垄断和干预的角色（如，英国废除限制高利贷的法令）。同时，技术和知识产权市场取代了政府对技术的垄断及对知识产权的侵犯（如，英国1624年的《专利法》）。在自由的制度环境下，出现了很多商业制度创新，包括现代的复式记帐法和背书，商业工具诸如贷款、股票、抵押、汇票、信用契约、保险、代理人权力、特许经营和有限责任的股份公司，等等。
上述现代经济发展经历，理所当然地同包括当今发展中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都有关系。但是，当“发展经济学”这一名词在二战后被发明以来，它成了只与欠发达和发展中国家有关的应用经济学的一个领域。我们将二战后建立起来的这种发展经济学， 称为新古典发展经济学（neoclassical development economics）。它的绝大部分注意力都放在对第四、五个发展层次的分析上（如工业部门收入份额上升之类的结构变化，以及生产力进步）。
新古典发展经济学的主要特征是：认为对幼稚工业和工业化必须实行贸易保护政策（如进口替代）；对私有企业制度、市场以及相关的国际贸易持不信任态度；有具体和全面的产业政策和投资计划；认为政府就应该是家长式慈善的计划制定者，国有企业应该在发展中居于主导地位（国家主导的工业化）（注：50年代流行的通过国有企业进行工业化的发展政策，其失败之处在于忽视私人企业剩余索取权的功能，这已被新企业理论和交易费用理论所证明。基于哈罗德—多马模型的投资决定论和投入产出分析的综合投资计划，就是忽略市场协调分工职能的一个证据。以降低农村居民福利为代价的歧视性的促进工业化政策，是国家机会主义行为的结果，一些既得利益者将经济发展当作他们获取利益的人质。克鲁格（Krueger，1995，1997）关于寻租的分析， 可以用来探讨新古典发展经济学政策处方的政治经济机制。）；对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增长持悲观态度（一些理论则证实了对外资和外汇短缺的担心）（注：克鲁格（Krueger，1995，p.2511）指出， 很多新古典发展经济学家所以对贸易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持悲观态度，是基于对所谓弹性问题的争论。他们担心，由于收入弹性小于1， 对欠发达国家初级产品需求所占的收入份额会下降。克鲁格则称，基于这种悲观论调的保护性关税是一个自我实现的作法（self-fulfilling prophesy）。杨小凯的模型则显示，无论一种食物的需求收入弹性如何，只要交易效率提高，一般均衡就会从自给自足的低总合生产力水平跳到高贸易依存度和高生产力的分工结构。这就说明，强调弹性的观点不是一个一般均衡的发展观，并且可能会产生误导。50年代，很多发展经济学家担心发展中国家获得外汇和外资的能力。如果是大的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和中国），他们又担心世界市场的容量能否吸收来自这些国家的出口商品。但斯密一般均衡的观点表明，这种担心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当一国国内的分工水平提高，或者国与国之间的国际分工水平提高时，财富就会增长。由于供给和需求是分工的两个不同侧面，只要分工和贸易带来的财富增长没有超过交易费用，担心贸易赤字和外汇短缺就是没有根据的。基于这种发展观的政策就是，削减贸易和交易费用的障碍，让看不见的手发挥协调分工的作用。）；投资决定论（认为高储蓄率是增长的动力）；制订具体或全面的发展计划目标；歧视农民的价格政策和其他一些干预政策；边际分析； 局部均衡和非均衡分析（参见Krueger， 1995， 1997 andBehrmand and Srinivasan，1995 对新古典发展经济学的批判性回顾）。新古典发展经济学对分工演进和影响交易费用的制度变迁之间的内在关系，以及分工演进和结构变迁之间的内在关系并不太关心，其政策主张同18—19世纪英国和西欧成功的发展经历是背道而驰的。我们将新古典发展经济学指导下的经济发展，
称为国家主导的经济发展（stateled economic development）。
从现代经济发展向国家主导经济发展的转变，同发展经济学从主流经济学的核心向其边沿转移有着直接的关系。经济学的这一转变是从马歇尔开始的（Alfred Marshall，1890）。 在《经济学原理》教科书第四卷第8—12章里，马歇尔对分工的发展含义极富洞见， 将分工的网络描述成了经济组织。不幸的是，马歇尔不能将他对发展经济学的洞见组织在一个数学框架中。这种数学化的处理，必须涉及到个人选择职业和专业化水平的决策，涉及到数量惊人的角点解，必须运用超边际分析（注：如果你在大学期间选择了经济学专业，你就不会去听化学和物理学的课，但你会去听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的课。对一个专业说是，而对另一个专业说否，这就属于一种超边际决策。决策值从零值到一个正值的非连续性跃变，就象一个人在不同专业之间进行选择一样。如果你选定了一门专业，你就会比较每门功课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然后决定如何在这些功课之间分配有限的时间，这就是所谓的边际分析。如果用数学术语表述，边际分析属于古典数学规划，而超边际分析则同线性和非线性规划、整数和复合整数规划、动态规划及控制论有关。超边际分析除对每一个角点解和内点解进行边际分析之外，还对它们进行总收益－成本分析。当一些决策可以在他们的最高和最低边界取值时，最优决策就是一个角点解；当所有的决策只能在边界值之内变化时，最优解就是内点解。）。但是，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发展起非古典数学规划，为处理角点解找到有效的分析工具。因此，当马歇尔试图用一个数学框架对古典主流经济学加以形式化时，他不知道如何去进行超边际分析。为了避开角点疑，马歇尔作了一个很不现实的假定，将社会分为纯消费者和厂商两部分。纯消费者不作生产决策，厂商则是外生给定的。这种纯消费者和厂商的分离，连同准凹效用函数的假定和凸生产集合，使得内点解可能在均衡中出现（注：马歇尔假定函数的凹性（边际效用递减），意味着准凹效用函数，但后者不一定意味着前者。），内点解的边际分析也就能够派上用场了。在这一新古典边际分析的框架下，纯消费者必须从外生给定的市场和企业中购买所有的商品，他们不能选择自给自足水平和专业化水平。但是，由于马歇尔边际主义的数学结构非常便于老师在课堂上讲授，其对供求的边际分析却建立起了新古典的主流经济学。这样，经济学关注的焦点，就从分工对经济发展的意义转向了供求的边际分析，而边际分析却不能用来研究个人在选择其职业类型和专业化水平时的决策问题。
这一分析框架的致命弱点是，均衡和帕累托最优资源分配总是同外生给定的生产可能性边界（PPF）联系在一起。这样， 我们就不能用这一框架回答古典的经济发展问题：为什么总合生产力在生产函数和资源禀赋不变的情况下，能够通过分工水平的提高而提高？看不见的手又是如何协调分工从而促进经济发展的？马歇尔对新古典供求边际分析的这一致命弱点十分清楚。为此，他提出使用外部规模经济的概念去解释经济发展中的社会分工效果。但是，阿伦·杨格（Allyn Young， 1928，p.533，538—40）清醒地指出，大规模生产的概念忽视了分工经济的现象。他强调了斯密关于分工网络的古典一般均衡观点，说“只考察单个厂商和一个特定行业的规模变化效果时，递增报酬机制就可能被误解，因为累进的行业分工和专业化才是递增报酬实现过程中的一个关键。这就要求将整个经济的运作都视为一个相关的整体。”如果离开这一核心思想，“经济进步的可能性”就不能被充分地理解。
二战之前发生的两起重大历史事件，一个是1930年的大危机，另一个是20世纪30年代苏联相对成功的工业化，加快了经济学偏离古典发展经济学的趋势。克鲁格（Krueger，1995）指出，这两起事件， 加上凯恩斯鼓吹国家干预以及投资决定论，对新古典发展经济学思想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杨小凯和威尔斯（Yang,X and Wills,1990），及刘孟奇（Liu，1998）对危机和发展的一般均衡机制进行超边际分析的结果表明，均衡的分工网络和网络协调失败的风险会同时提高。这就意味着，随着贸易条件的改善，一方面会出现高度的工业化和高总合生产力水平，另一方面分工网络协调失败的风险也相应增大。在某种程度上说，30年代的大危机是一种“成功的危机”（萨克斯Sachs，1998）， 是我们为成功的工业化和全球化必须付出的一种代价（注：刘孟奇（Liu，1998 ）还结合近期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将萨克斯（Sachs，1998）看来矛盾的“成功的危机”的概念数学化了。模型显示，由于分工经济、交易网络的协调和交易费用之间存在着两难冲突，当交易条件改善时，均衡的分工网络会扩大，协调失败的总合风险也相应提高。当分工范围扩大而使道德风险加大时，保险业就能起到协调这一两难冲突的作用。这样，在保险协调分工网络的积极效应与道德风险产生的扭曲之间就会有一个两难冲突。这种复杂的两难冲突意味着，简单地降低道德风险或者简单的自由化的口号，都不足以保证这些两难冲突能达成有效的折衷。同时，对大危机作出过头的反应而去求助中央计划、保护主义或干预主义都不是发展的根本之道。）。这就象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时，虽然交通事故的概率也相应加大，但我们不会因此而放弃高速公路。毕竟，高速公路给我们带来的好处远远超过交通事故可能性增加的代价，选择高速公路是一种理性的决策。如果人们真正解释经济发展背后的这种机制，那么当这些危机事件发生时，他们就不会转向中央计划体制，并对市场机制持不信任态度（注：就象巴克勒（Baechler，1976）思考17—19世纪主权国之间的竞争促进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演进一样，克鲁格（Krueger，1995）认为，国际舞台上政府之间的竞争，正是20世纪重新回到自由主义的改革的驱动力。）。可以设想，假如发展经济学当初能够更好地解释大危机背后的发展机制，国家主导经济发展以及中央计划经济的思想就不会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产生如此声势浩大的影响。
对新古典发展经济学的第二支持，来自于苏联30年代和中国50年代工业化的经历。这是一种国家主导的大推进工业化战略的特殊模式。这种模式有如下一些主要特点：模仿所有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中成功的工业化模式，如高储蓄率、重工业优先发展、泰罗科学管理方法、大规模生产、标准化、全面投资规划、资本主义大公司内部组织模式。但是，这种模仿不是通过60—70年代发生在台湾的以市场和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大推进工业化来实现的；相反，这种模仿是在中央计划体制的指导下，通过侵犯私有产权来实现的，而正是私有产权，创造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工业化模式。这种模仿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前提在于存在着可供模仿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很多经济学家都曾预言这种体制不能取得成功，因为它消灭了创造成功工业化模式的激励机制；但是，苏联30年代相对成功的工业化却使他们大感惊奇。
这种短期的成功，给很多新兴独立国家的领导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在经济发展问题上，主流的思想就从自由主义转向了国家主导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由于古典发展经济学没能建立起系统的理论基础，经济学家不能真正地理解现代经济发展的机制和苏联短期成功的真正原因，从而很容易就转向了新古典发展经济学。尽管苏联式的大推进工业化模式取得了短期的成功，但苏联的衰落却宣告了国家主导经济发展模式长期的失败。苏联模式的失败，同香港市场导向工业化模式的成功形成了鲜明对比，而香港模式又正是早期英国发展模式的一个现代翻版。就象英国原始的资本主义发展经验在19世纪的欧洲得到扩散一样，香港的资本主义发展经验也被台湾、韩国、泰国和中国大陆吸收借鉴。正如萨克斯（Sachs，1994）指出的， 苏联式的通过模仿发达国家成功工业化模式和侵犯私有产权而实现的国家主导大推进工业化模式，一旦模仿的潜力被耗尽，其致命的长期负面效应就会超过经济发展的短期正效应。苏联的解体、中国及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改革，标志着发展政策制度的转变，同时也伴随着发展经济学回复到它古典的源头。
二、回到古典发展经济学
在发展经济学从自由主义转向国家主导的经济发展时，也零星地有过一些力图保存古典发展经济学的努力。罗森（Rosen，1983，p.44 ）指出，杨格的研究（Young，1928）代表了“将专业化和经济发展联系起来进行分析的最高水平”。杨格对那种宣称外生技术进步是经济发展的驱动力的所谓技术决定论，以及宣称“能且只有”通过加大现有储蓄才能提高未来生产力的投资决定论进行了批评。他认为，投资率的提高只是迂回生产过程中分工水平提高的一种反映。杨格的这种资本理论，同斯密认为投资是提高迂回生产中分工水平的一种工具的古典投资观是一致的（Smith，1776，p.371）。根据杨格和斯密的观点，一个社会创造、吸收新知识和发明新技术的能力是由市场大小决定的，而市场的大小反过来又受分工水平的制约。马歇尔（Marshall，1890，p.256 ）也将巴尔顿和瓦特发明蒸汽机的原因，归功于发明活动中分工水平的提高。杨格提出了所谓杨格定理，“递增报酬的实现取决于分工的进化”；“不仅分工取决于市场的大小，市场的大小同样取决于分工”；“需求和供给是分工的两个侧面”。杨格定理意味着，如果缺乏足够高水平的分工和足够大的相关市场，不仅新技术不能发明，即便被发明了，在商业上也不能被大范围地推广。霍撒克（Houthakker，1956）用一个图形将斯密内生绝对优势的概念进行了形式化。他表示，这一概念比李嘉图外生比较优势的概念更具有一般意义。并且，专业化经济和交易成本之间的两难冲突，可用来解释总合生产力的内生进步。
现在，这些致力于保存古典发展经济学的零散的努力，已逐渐形成了一股汹涌的思想洪流。这一洪流由三个独立发展的支流汇聚而成，萨克斯和杨小凯（Sachs and Yang，2000）即将出版的新著《发展经济学》，系统地涵盖了上述三个方面的文献。这些文献，将古典发展经济学的灵魂放在一个现代躯体中进行了复活。我们将这些文献的综合，称为新兴古典发展经济学（new classical development economics）。 下面我们简单地勾勒一下这些新文献的轮廓。
第一部分，产权经济学、交易费用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文献。这一流派以科斯（Coase）和布坎南（Buchana）为代表，而科斯无疑称得上是复兴古典发展经济学的先驱。以诺斯（North ）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派，则将科斯等人的思想又向前推进了一步。而关于交易费用和合约思想数学化模型的文献，又更进一步巩固了这一流派在主流经济学中的地位。
这些研究产权经济学、交易费用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经济学家，将他们的理论视为对古典发展经济学的继承。他们对新古典发展经济学持激烈的批评态度。这些人中，科斯（Coase，1946，1960）、 布坎南（Buchanan）和斯特布利宾（Stubblebine ）都提议使用超边际分析的概念。张五常（Cheung，1970，1983）、科斯（Coase，1937，1960 ）和巴塞尔（Barzel，1982，1985）运用超边际分析，对庇古（Pigou ）对公共产品和外部性的边际分析进行了批评。他们内生外部性水平的理论认为，外部性水平是由界定及行使产权的交易费用与不明晰行使产权带来的扭曲之间的两难冲突决定的。这一理论后来被霍尔姆斯特伦和米尔格龙（Holmstrom and Milgrom ）， 米尔格龙和罗伯茨（Milgromand Roberts）、杨小凯和威尔斯（Yang，X and Wills，1990）的一些模型形式化了。特别是，杨小凯和黄有光（Yang and Ng，1993 ）和刘孟奇（Liu，1996）研究了扭曲、交易费用、 总合生产力以及分工水平之间的内在关系。很多委托—代理关系模型、交易费用和内生专业化的一般均衡模型和策略交互作用的博奕论模型，则将关于产权、交易费用、合约及制度的思想形式化了。
米尔格龙和罗伯茨（Milgrom andRoberts ）， 哈特（Hart ）， 巴尔顿和斯加夫斯特（Bolton
andScharfstein ）， 吉本斯（Gibbonst ）， 霍尔姆斯特伦和罗伯茨（Holmstrom and Roberts）、马斯金和徐（Maskin and Xu）、杨小凯和S.Ng（1998）都曾对这些方面的文献作出综述。
以诺斯（North，1981，1990），墨可（Mokyr，1990，1993）等人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派，也对产权经济学、交易费用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新发展作出了回应。他们的理论表明，18—19世纪英国和西欧的发展经历以及古典的经济发展思想，对当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意义十分重大。他们认为，经济发展的障碍在于国家机会主义行为及制度缺陷带来了巨大的交易费用。诺斯还特别阐述了分工演进、交易费用、制度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近来，很多关于内生专业化和交易费用的一般均衡模型，已经对新经济史学派的很多思想进行了形式化（注：萨克斯和杨小凯《发展经济学》第三部分，围绕这条线索对发展经济学进行了重新思考。这一部分的内容包括：关于机会主义导致内生交易费用的文献，以及对新经济史学派思想进行形式化的模型。近期的发展经济学教材，如Ray和Meier，包括了部分内生交易费用的文献，如斯蒂格利茨关于道德风险和租金的模型，但没有包括内生外部性的文献、承诺博奕模型、产权和交易费用经济学以及新经济史学派。）。
第二部分，世界银行和一些杰出的发展经济学家80年代后对新古典发展经济学的批判，推动了这一流派思想在政策上的实践。如果说第一部分的新文献还可能会因为属于发展经济学领域之外的声音而被忽略的话，那么以世界银行（World Bank，1996，1997）为代表的政策制订者，以及以克鲁格（Krueger ， 1995 ， 1997 ）和贝尔曼和斯里尼瓦桑（Behrman and Srinivasan，1995）等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家对新古典发展经济学的批评则实难被忽略。根据这些批评，政府掠夺和剥削性的政策、对宪法秩序不可信的承诺、对市场的不信任（无论对国际、国内市场均是如此），以及那些视经济发展为特权阶层既得利益之人质的国家机会主义行为，才是经济发展的真正障碍，这些障碍远甚于所谓的市场失败。同时，他们的新政策建议，同18世纪英国及19世纪西欧成功的发展经历，以及斯密和其他一些古典发展经济学家的观点十分相似。此外，以布坎南（Buchanan，1991）为代表的新政治经济学，则发展了对宪法规则的寻租效果，以及发达国家中影响经济发展的国家机会主义的研究。这些文献显示，决定宪法规则演进的政治—经济机制，远比给定宪法规则下决定政策制定的政治—经济机制重要。一些对发展政策进行的反思以及新政治经济学文献中的思想，已经被一些承诺博奕论模型和很多其它博奕论模型形式化，这些模型已包含在萨克斯和杨小凯即将出版的新著中。
第三部分，80年代后，经济学家开始运用超边际分析方法（非线性规划），对发展经济学进行重新思考，为古典发展经济学的形式化提供了技术实质。这部分内容包括三条线索：以福济塔（Fujita）、克鲁格曼（Krugman）、瓦布勒斯（Vanebles ）墨菲（Murphy ）、 谢里夫（Shleifer）和维西里（Vishny）为代表，在近年发展起来的势头很猛的高级发展经济学一般均衡模型文献； 以阿吉翁和哈伊特（Aghion andHowitt）、 卢卡斯（Lucas ）、 格罗斯曼（Grossman ）、 赫夫曼（Helpman）和罗默（Romer）为代表发展起来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文献；以贝克尔（Becker）、墨非（Murphy）、罗森（Rosen ）和杨小凯为代表发展起来的内生专业化文献，它们为古典发展经济学的形式化提供了复杂的技术工具。萨克斯和杨小凯即将出版的新著《发展经济学》，已经全部包括了这三条对发展经济学进行再思考的线索，并将上述三方面的文献（产权和交易费用经济学、新经济史学派，以及自由化改革的政策研究）与它们合成为新发展经济学的教材。
新兴古典发展经济学的一般均衡模型，都集中在经济发展的古典问题上，即为什么一些国家要比另一些国家更加富裕，而不是新古典的资源在市场上如何配置的问题。这就说明，如果我们不真正理解早期不列颠和西欧成功的发展经历，以及诸如大危机之类的新发展现象背后的发展机制，那么原先犯过的错误将会一遍一遍地重复，有用的教训也得不到汲取。
三、新兴古典发展经济学的科学方法
新兴古典发展经济学遵循的是科学的方法。这一科学方法，将经济分析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次，用一组数学函数描述经济发展的环境，如效用函数、生产函数、预算约束等。第二层次，用数学规划的方法描述个体的自利决策。第三层次，更多复杂的数学工具被用来描述自利决策之间交互行为的后果。上述三个层次都只是描述客观事实，称为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当发展经济学家进行实证分析时，他们不问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或者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这些涉及价值判断的问题。他们要做的只是进行思想试验（thought experiments）， 证明在一定的条件下哪些将会发生以及什么是经济发展的机制。第四个层次，经济学家提出一些涉及价值判断的问题，这一层次的分析被称为福利分析或规范分析。遵循这种方法，新兴古典发展经济学首先对经济发展的环境作出一些假定，然后运用数学去描绘一般均衡的发展机制，并在无形的行为和有形的发展现象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对命题进行证实或证伪。最后，那些经过经验证据检验了的均衡机制，就可以作为符合现实的理论推荐给决策者。
但是，新古典经济学却不太遵循上述科学的研究方法。20世纪50年代，对经济发展一般均衡机制进行实证分析的理论基础还没有建立起来时，发展经济学家就将大量的热情倾注在对经济发展的规范分析上。他们设计的很多指标，往往专门用于测度经济发展的福利效果（见Sen， 1988），很多政策建议则缺乏有力的实证分析，只是追求人们自认为对社会最好的目标。之所以产生这种现象，除了当时的发展经济学家对超边际分析的技术实质和一般均衡模型还不熟悉外，还因为他们的理论总是假定经济学家或他们为之服务的政府是一个慈善的中央计划者，其作出的价值判断一定是有利于全体人民的。先不论这一假定的对错，即便是对的，至少这种方法也是天真的，因为它忽视了经济生活中很多变数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两难冲突，个体之间相互冲突的自利决策也存在着十分复杂的交互作用（一个人效用的提高往往导致另外一些人效用的下降）（注：一些发展经济学家建议用直接的福利测度指标来评估一个国家的发展绩效。但是，这种方法是不科学的。这是一种没有唯一答案的问题。按照一项加权的生活标准指数排序，日本的福利居全世界之最，而美国则排在澳大利亚之后居第7位， 但很多在日本生活过的美国人却并不同意这种排序。换句话说，每一对发展指数之间都有很多种可能的替代（两难冲突）。只有个人才知道他的效用最大化究竟意味着什么，这种效用最大化问题对政府决策者来说是无形的，而一个人效用最大化同其他人效用最大化的两难冲突就更加复杂，不仅政府计划者不能计算它们，就算能，也不能通过仁慈的方式来实现。）。
发展经济学的科学方法是建立在数学广泛应用的基础之上的。马歇尔对分工的发展含义的深刻见解，远远比他的供求边际分析更为重要。但是，前者却没有成为现代主流经济学，后者倒成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核心部分。这就说明，数学化对主流经济学的形成是何等的重要。此外，正如德布鲁（Debreu）指出的，数学不仅仅能为经济学的发展提供更好的交流工具，而且还能对经济学家的分析框架产生深刻的影响。劳动力剩余理论和高级发展经济学文献演进的历史，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刘易斯（Lewis，1988）和拉尼斯（Ranis，1988）发展劳动力剩余理论的最初动机，是为了解释促进分工演进的发展机制。根据这一思想，二元结构更多的是指社会分为自给自足的生产产品与商业化、专业化地生产商品两大部门，而不是指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但是，刘易斯不能找到合适的工具去将他的这一最初思想数学化。我们今天知道，这一工具就是选择专业化水平时进行决策的超边际分析。在20世纪50和60年代，大多数的经济学家还仅仅只能操作一些固定规模报酬的一般均衡模型，他们还不熟悉这种模型中的超边际分析。因此，刘易斯、费景汉和拉尼斯只有使用带有固定规模报酬的边际分析模型将他们的思想进行数学化。结果，他们最终的模型就同古典发展经济学，以及他们自己最初的思想大相径庭。非均衡劳动力市场的特殊假定、外生技术进步或工业部门的资本积累，在他们的模型中成了经济发展的驱动力。萨克斯和杨小凯新著中的模型表明，如果用内生专业化的斯密模型进行超边际分析，可以成功地将刘易斯最初的思想数学化。
克鲁格曼（Krugman）指出，关于因果循环（鸡生蛋、蛋生鸡）、产业关联网络的协调问题以及规模经济的高级发展经济学，比劳动力剩余模型更有意思。但是，20世纪50年代，经济学家还不能使用带有规模经济的一般均衡模型去将高级发展经济学进行形式化。克鲁格曼将劳动力剩余模型相对高级发展经济学的成功，看作当时经济学家分析水平低的结果。萨克斯和杨小凯的著作，将高级发展经济学的很多思想用带有递增报酬的一般均衡模型进行了形式化。这些模型背后的故事，比劳动力剩余模型的故事有趣得多。
发展经济学的历史证明，如果一种思想不在一个数学框架下进行很好地形式化，再深刻的思想也不一定能纳入到主流发展经济学之中；而一旦对古典发展经济学进行数学化的正确工具被经济学家掌握，古典主流经济学就能在一个现代超边际分析的躯体里复活。因此，新兴古典发展经济学的思想比新古典发展经济学要老，但它的身躯却比新古典经济学更年轻，它对现代商业社会的新发展现象具有很强的解释力。这就意味着，一方面，它不仅能应用于欠发达国家，而且也能应用于发达国家。另一方面，驱动18—19世纪英国、西欧和美国经济发展的机制，同驱动东亚及当今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同的。掌握了新兴发展经济学的武器，我们就不仅能描绘出贫穷国家赶上富裕国家的发展机制，而且还能对未来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作出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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