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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雅鲁泽尔斯基的出牌
（华沙，1989年1月16日……）
在这个寒冷的星期一，波兰近10 年来的强者、 雅鲁泽尔斯基 （Jaruzelski）将军，准备出一次假牌，来赌他国家的未来和整个苏联的欧洲部分的未来。这是波兰共产党的“议会”——中央委员会召开十届全会的第一天。会议在该党总部位于华沙市中心的一幢白色正方形大楼的6楼、即最高一层楼里秘密举行。在走廊里和在主席台上一样， 气氛极其紧张。自1981年闹事以来一直困扰着执政当局的问题，现已进入议事日程：该不该让团结工会合法化？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就要开始同瓦文萨（L.Walesa）及其工作班子进行艰苦的谈判：一下子进入后共产主义的未知领域。如果被否定的话，那么将是战时状态、镇压的继续：令人放心的墨守成规。
雅鲁泽尔斯基想要争取一种肯定的回答；他作为团结工会的刽子手，几个星期以来一直坚持这一主张：对于波兰共产党来说，使这个工会合法化是唯一的解决办法。他的态度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种改变呢？基什查克（Kiszczak）将军作为1981年至1989年的内务部长，曾对其主子的“意识形态的”转变步步紧跟。用“你”称呼雅鲁泽尔斯基的基什查克是共产党的一只猎鹰，他具有猎鹰的脸形、目光和冷酷无情的经历：在1968年8月，他是波兰军事情报部门的二号人物， 曾无情地参与了对“布拉格之春”的镇压；在1981年12月，是他指挥警察对团结工会采取了行动。今天，他在其华沙的豪华别墅里，为波兰军政府的态度改变作解释说：“在80年代初，我们以为，我们依靠军队的纪律就能让商店的货架上塞满商品。只要把一些坦克停在街上，对那些反对派加以镇压，就能恢复秩序和重新推动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我们当时完全错了！”
1989年初，在将军们执政8年之后， 共产党的波兰处于混乱的边缘。国家信用即将破产：生产率直线下降，外债的负担超过了出口的收入。对于平民百姓来说，失败是明显的：每天的命运总是在商店门前排队，而且还要使用定量配给的票证。相反地，战时状态根本没有解决。几年前难以想象的通货膨胀已经出现。由一些年轻工人领导的罢工此起彼伏，更难对付，这些年轻工人甚至都没有经历过1980年团结工会的鼎盛时期。激烈的冲突即将爆发。执政当局正在失去对局势的控制。基什查克从他的特工部门收到大量被列为“特殊处理”的报告，亦即绝密报告，让他提防发生总动乱的危险。怎么办？
基什查克将军接着说：“我们本来可以再次采取1981年的行动：坦克上街，逮捕闹事者……这样做本身并不会使我为难。我们不用费很大的劲，就能使反对派保持沉默。但能维持多久，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不行，为了拯救波兰和……保住政权，必须改变策略。”
怎么改变？在1988年的整个秋天期间，雅鲁泽尔斯基及其军政府对多种细节、方案与假设进行了精心研究。到了12月，他们的战略已经确定。基什查克详细地说：“那是一种波兰方式的社会契约：我们授予团结工会一点权利；作为交换，合法后的工会协助我们重新发动机器。”并让人们接受一些严厉的措施。“一点权利……”，“是的，在某些部里任职，进行一些社会谈判……我们还准备一到夏季就组织一些半自由的选举。我们当时对自己的方案很有把握。”
很有把握吗？1989年1 月16 日的那个寒冷的上午， 中央委员会的200名委员远非那么心平气和。他们相继登上讲坛， 谴责雅鲁泽尔斯基是“胆大妄为的人”、“社会主义的叛徒”。他们不相信军政府的这种战略。他们感到担忧。基什查克将军通过其情报人员和电话窃听获悉，有一组代表在悄悄地制订一项禁止同团结工会进行任何谈判的法律。必须赶快行动。
12点钟是休息时间。在走廊里，基什查克要求马上同他的朋友雅鲁泽尔斯基谈一次话。这位波兰国家元首叫他忠实的国防部长、西维茨基（Siwiki）将军过来和他们一起谈。在2 楼雅鲁泽尔斯基的小办公室里，基什查克揭露了“强硬派”的阴谋。脆弱的雅鲁泽尔斯基不胜其烦地说：“这次该结束了：不是他们就是我们。我们准备用辞职来作威胁。”基什查克讲道：“一种精神上的打击！ 这个主意实在高明：我们作为1981年12月13日的3位领导人，必须以撒手不管相威胁。 这种事在东方集团的历史上还从未发生过。这是一种讹诈、出牌。”这3 人要求“改革家”拉科夫斯基（Rakowski）总理跟他们团结在一起，他表示同意。于是，达成了4人秘密协约，这个协约将改变整个历史的进程。
将近下午5点，雅鲁泽尔斯基登上讲台，要求发言。他用几句话， 宣布了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如果不投票通过这项有关团结工会的法律，他就辞职，基什查克、西维茨基和拉科夫斯基作为秩序的维护者，也将辞职。随后，他的3名忠实副手就跟着他离开了会场。 当时参加这次会议、并在此不久就率领一个共产党代表团同团结工会进行一系列谈判的雷科夫斯基（J.Reykowski）讲述了以下的情况：“一下子， 全场的与会者突然感到了恐惧——一种身体上的恐惧。从这200 人的脸上可以看出：‘我们失去了救星将怎么办？’雅鲁泽尔斯基赌赢了。”
有关团结工会合法化的法律，很快以压倒性的多数票得到了通过。几天后，开始同瓦文萨进行谈判——即著名的圆桌会议。由基什查克将军领导的一系列谈判，后来在4月5日以签署一项使该工会合法化的协议和在6月份举行半自由的选举而告终。雅鲁泽尔斯基欣喜若狂， 因为他深信，在6月份较量结束时，他将收回赌注。 他在回忆录中坦率地讲到了他的假牌：根据那些协议，“反对派在国会中可拥有35%的席位，在参议院中可拥有无限数目的权责。这里关系到一个最大值的问题，这是我们的‘专家们’在那些信息学家的协助下，经过长时间计算和用各种方式进行模拟的结果。”最后这位将军承认：“因此我们当时坚信能保住政权……”换句话说，在1月16日那天， 这位波兰将军打开了共产党专政的潘朵拉盒子，因为确信能够把它重新关上。但是，波兰人民将要作出的决定并非如此。
二、戈尔巴乔夫：“必须跟着一起干”
（莫斯科，1989年8月22日……）
克里姆林宫的那位享有特殊威信的主人会不会信守诺言，不再干预兄弟国家的内政，摈弃勃列日涅夫的说教？因为根据他的说教，苏联在“社会主义受到威胁”时，可以擅自进入布拉格或者华沙，到处进行干涉。几天前，戈尔巴乔夫在斯特拉斯堡，面对欧洲议会再次保证要结束这种“令人不可接受的”帝国的做法。过后不久，他的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E.Chevardnadze）（注：谢瓦尔德纳泽现任格鲁吉亚总统。）曾在私下向负责美国外交事务的国务卿贝克（J.Baker ）解释过这种“新思维”的原因：“我们不能诉诸武力，因为这将意味着改革的终止。”——因而也就意味着戈尔巴乔夫的垮台。但是该不该相信这种良好的意愿？在1989年的夏末，谁也不能对此肯定。后来是在华沙，1989 年8月22日星期二那天，在一次电话秘密交谈的过程中，苏联的头号人物才使最后的疑团得以冰释。
几个星期前，按照历史学家巴什科夫斯基（A.Paczkowski）的巧妙说法，波兰醒来时离雅鲁泽尔斯基的梦想相距甚远。6月4日，团结工会从第一轮选举起，就赢得了决定性的，令人难以预料的胜利，这使全世界感到震惊，使这位戴墨镜的将军陷入了绝望之中。写在文件上的任何东西都不是闹着玩的。共产党原先依靠其宣布战时状态以来的盟友、农民党的“民主党”选票还能保住政权，因为它曾轻率地在新国会中给予这两个党以一些席位。可是，这些小党就像随着历史风向而转动的风标一样，现已倒向了团结工会一边。于是，雅鲁泽尔斯基在8月19 日被迫任命了东欧40年来第一位非共产党的政府首脑：瓦文萨的亲信、马佐维耶茨基（T.Mazowiecki）。克里姆林宫将会放任不管吗？
8月22日的那天，拉科夫斯基等候戈尔巴乔夫的电话已有10天了。 他辞去总理职务之后，被任命为波共第一书记。他曾要求会见克里姆林宫的这位主人：他究竟是想知道他的观点，他的忠告，还是他的命令？波兰共产党该不该接受这种新局面并且参加非共产党占多数的内阁？也许克里姆林宫会反对这样做？时间十分紧迫，因为按照宪法规定，这是参加内阁联盟的最后一天，以后将是政治上的走投无路。
近中午时分，一位女秘书告诉拉科夫斯基从莫斯科与华沙之间的一条保密线路上打来一个紧急电话，这条高频线路是东方集团的高级官员互相通话的专线，并由克格勃掌管，以防西方国家窃听。拉科夫斯基松了一口气，拿起电话耳机并听到一个人用俄语问道：“喂，米耶齐斯拉夫（Mieczyslaw），发生了什么事？”戈尔巴乔夫以亲切的、几乎是同情的口气在问。他由于把精力集中于苏共内部的争吵，因此并未密切关注过波兰政局的突变。他想弄清楚为什么他的朋友雅鲁泽尔斯基的打财没有成功。拉科夫斯基尴尬地向他讲述了那些小党的背叛和对马佐维耶茨基的被迫任命。随后他等着克里姆林宫的这位主人作出决断。
这位波兰前总理是一个神态开朗、满头白发的矮胖子。今天，他在自己的《德齐斯》（《Dzis》小杂志主编办公室里，回忆起那次历史性交谈的以下内容：“戈尔巴乔夫对我说：‘你知道，米耶齐斯拉夫，你应该顺应这种新的形势。你必须跟着一起干。’随后，他想起了我希望去莫斯科见他的事，又补充说：‘我认为这个时候不合适，人家会以为我干涉你们的事务。’”后苏联的弥撒已经做过。戈尔巴乔夫不会介入，他和其他任何人都不会介入。
8月20日， 罗马尼亚的领导人齐奥塞斯库一听说对马佐维耶茨基的任命，就向华沙条约国的所有领导人发了一封私人信件。他恳求他们终止波兰的尝试——必要时，动用武力。拉科夫斯基同戈尔巴乔夫谈到了这封令人担忧的书信。他记得：“他用俄语把齐奥塞斯库臭骂了一顿，骂他疯了。他又说，这个罗马尼亚人也想逃命，并说，华沙条约组织当然不会动。”
三、科尔对匈牙利人说：请相信我
（波恩，1989年8月25日……）
那天星期五上午，匈牙利政府的一架飞机降落在不引人注目的科隆—波恩的军用机场的跑道上。任何人都不会知道这架飞机的3 位乘客是谁。要完成这项使命，这是必不可少的条件。而这项使命，又是这些人——匈牙利总理内梅特（Nemeth）、其外交部长霍恩（Horn）和匈牙利驻波恩大使霍瓦特（Horvath）——曾从事过的最微妙的使命。
这3位高级官员立即被载上一架西德边防卫队的直升飞机。 方向是吉姆尼克（Gymnich）城堡，科尔总理在那儿等着他们。 就在这幢靠近波恩的秘密豪宅里，德国统一的进程即将开始启动，必然开始启动……
自初夏以来，匈牙利政府不知如何解决一个日益紧迫的问题。 在5月份，它打开了使奥地利同匈牙利隔开的铁幕，从此准许其公民去西方自由旅行。在整个东方集团，尤其是在东德，升起了一种巨大的希望。整个夏季，特拉邦（Trabant）络绎不绝的人流，东德的那些小车， 穿过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一直来到了同奥地利交界的边境线。很快就有几千人在那儿等候天堂大门的敞开。但是，布达佩斯不想违反华沙条约的神圣规定：不让兄弟国家的一些公民朝西方跑出去，除非得到他们政府的明确同意。然而，领导东德将近20年的老资格的斯大林主义者、昂纳克却认为，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不是这么回事。他甚至要匈牙利不管愿不愿意，都得把东德的逃亡者遣返东柏林。为了清楚地表明自己的意思，他三番五次地对匈牙利政府施加威胁。这两个“兄弟”国家之间的关系已濒临破裂。
匈牙利人作为“匈牙利式社会主义”的创造者，不希望在世人看来像是昂纳克的苦役犯的看守。在1989年的夏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不愿意，因为他们像波兰人一样，已处于国家信用破产的边缘，他们非常需要使用坚挺外汇的信贷。要获得外汇信贷，他们不得不注意自己在西方面前的形象。
如何走出困境？霍恩和内梅特在8月中旬，经过一夜未眠之后， 找到了解决办法。前者已花了整整24小时来处理东德的逃亡者问题。而后者则在苦苦思索解决金融危机的办法。一清早，他们困乏不堪地谈起各自令人精疲力尽的夜晚，这时他们突然想出了一个办法。霍恩在其《回忆录》中对此有所记载：我们可以同时解决两个问题——难民和破产问题。只要让科尔参与其事：从他那儿得到承诺，即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德国都会帮助匈牙利。
次日，霍瓦特大使极其谨慎地同科尔总理的外交顾问特尔希克（ H.Teltschik）取得了联系。霍瓦特通知他，内梅特和霍恩有一封秘密建议书要递交给科尔。特尔希克告知主人，主人马上同意接见这几位匈牙利人，并要他的亲信安排这次会晤。他对这次会见的绝密性多次加以强调。除了科尔的2名助手之外，只有外交部长根舍（H.-D.Genscher）知道内情。后者心脏病发作刚复原，可是他仍然决定参加会议，因为他预感到这次会议的历史意义。
经过了一阵礼节性的寒喧之后，内梅特总理便向他的德国东道主就自己同东方集团的强硬派的关系作了一番可怕的描述：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胡萨克、齐奥塞斯库与昂纳克，是“一些被我们的改革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吓坏了的病人”。内梅特甚至说，如果匈牙利不把东德难民遣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他担心他们会进行军事力量的打击，或者无论如何都会实行经济封锁。
科尔着急了：匈牙利总理到底要怎么样？他会不会对那些斯大林主义者的强权屈服？听到后来，他松了口气。科尔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内梅特终于向我们宣布了这条救助消息：‘我们为东德公民开放边界……我们将让边界开放。’”这条措施将在9月初宣布。 这是在柏林墙上打开的第一个缺口。科尔写道：“我顿时热泪盈眶。”
是否做过交易？这些匈牙利人有没有从他们的对话者那儿得到了一种经济上的补偿？特尔希克今天辟谣说：“1989年8月25日那天， 不存在任何财政上的秘密协议。这些匈牙利人当时只不过想知道，万一他们受到经济封锁，我们是否准备帮助他们。我们当然作出了肯定的回答。”
那么莫斯科呢？克里姆林宫对这样一种创举会有什么想法？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科尔在这3个匈牙利人走掉几个小时以后， 就打电话给戈尔巴乔夫向他通报了布达佩斯的这一决定，并且等着答复。“他一开始就保持沉默，”科尔作证说，“后来他回答说：‘这些匈牙利人是些老实人’，就是这样一句话。”戈尔巴乔夫是否早已同意过霍恩和内梅特这样做？科尔对此深信不疑。戈尔巴乔夫的那些亲信，他们对此事已记不起来了。匈牙利的前外交部副部长科瓦克斯（L.Kovacs）敢肯定他预先向谢瓦尔德纳泽打过招呼。他在莱韦斯克（J.Lévesque ）的那本写得很好的、题为《1989年，帝国的终结》（法国大学出版社）的书中写道：“回答很简短，‘这是一件同匈牙利、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有关的事。’”
从9月10日开始，成千上万的东德人就像一些自由纵队似的， 经由匈牙利逃往联邦德国。而在2个月后，在街头闹事的压力下， 昂纳克的那些接班人也将决定开放两德之间的边界：在一个夜晚，即11月9 日的那个神奇的夜晚，象征着苏联在欧洲的压迫和德国分裂的守卫者的这堵墙倒塌了。后来不到1年时间，靠着德国人民、 戈尔巴乔夫以及科尔的金钱，德国才得到了统一。
四、虚假的马丹·施米德之死
（布拉格，1989年11月7日……）
达尼佐维克（Danisovic ）中校在布拉格警察局的指挥室里坐立不安。时间是20点50分，他呆在公安部队司令部的地下室里已有4 个多小时了。离这儿几百米远，是旺塞斯拉什（Venceslas）广场， 那儿写下了捷克斯洛伐克历史的所有篇章，既有欢乐的篇章，也有悲惨的篇章。接连4个小时，他在仔细地观察着各个监控屏幕， 并用步话机听取现场人员的汇报，因为他们在跟踪自20年以来（自“布拉格之春”以来）最大规模的大学生示威游行。
警察与年轻人在民族大街上进行面对面的对峙，前者在阻挡后者涌入这个神话般的广场，这儿曾是所有反压迫集会的场所。而达尼佐维克中校请求上面下令已有1个多小时了。他曾找过内务部长、 首都的市长、党的领导人以及所有的人。他该不该放手让部下去镇压这场示威游行？每次请示，人家都对他生硬地回答：“你自己想法去应付，这是你的问题。”他不知该怎么做才好。他的决定将唤醒在斯大林信徒的统治下忍受了20年的捷克斯洛伐克。
一开始，游行是合法的，甚至是由官方色彩很浓的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组织的。这次游行像往年一样，是为了纪念让·奥普莱塔尔（J.Opletal）烈士，他是1939年在布拉格的旺塞斯拉什广场举行反希特勒示威时被纳粹分子杀害的。但是，那些“持不同政见的”学生领袖也号召青年们参加这次示威游行——不是为了纪念昨天的烈士，而是为了大声疾呼他们今天的绝望：他们愤怒地看到布拉格仍然处于专政之下，而柏林和华沙却获得了自由。
根据传统做法，游行队伍是从医学院行进到那个著名的广场。可是，从夏天起，当局就怀疑所有通往捷克人的主保圣人、旺塞斯拉什雕像脚下的集会。在8月和10月，有些集会已经“蜕化变质”。 由于不能禁止反纳粹的示威游行，当局认为改变一下行进路线，把游行队伍带到远离市中心的南郊维泽拉德（Vysehrad）、即布拉格的拉雪兹神甫公墓，是谨慎的做法。
到了下午6点，游行队伍应该解散的时候，25000名大学生仍然聚集在公墓里，有节奏地高呼：“把雅克什扔进垃圾箱去！”——雅克什（M.Jakes），即总理……接着， 有人提出沿着伏尔塔瓦河的滨河马路北上，一直行进到民族大街。方向：旺塞斯拉什广场。这支欢乐的、受到禁止的示威队伍开始出动了，每分钟都在扩大，沿途汇入了另一些大学生，还有许许多多的成年人。继华沙和柏林之后，布拉格终于造反了。
经过2小时的凯旋式行进之后，5万人进入了民族大街。在两边的人行道上，在咖啡馆里，在阳台上，群众在一种令人难忘的欢乐气氛中，为这些温和的捣乱分子喝采。到了晚上8点，天又冷又黑， 潮水般的人群在5月（Maj）商店面前停了下来，因为有几道防暴警戒线拦住了马路，还有一批装甲车和一群狂吠乱叫的警犬作后盾。
到了晚上8点50分，当达尼佐维克中校被一个名叫皮拉特（P.Pilate）的官员最后一次粗暴地打发回来时，双方对峙已经持续了45分钟以上。那些示威者决定继续留在那儿，相信他们不会遇到任何不虞之患，11月17日是不会出事的！
有一个身材瘦长、引人注目的年轻人，名叫巴蒂斯卡（V.Bartushka），而今已成为《马拉阵线》（《Mala Fronta》）日报的名记者，他在那天晚上走在示威队伍的前头，是反对派大学生的一个主要头目。他解释警方在11月17日那天大概不会采取行动的原因说：“当时，我们公开纪念被纳粹分子杀害的一个大学生示威者。我们天真地认为，共产党人会尽量避免干出像法西斯分子那样的行径。”
但在那天夜里，这些青年估计形势缺乏充分的资料。巴蒂斯卡解释道：“在8月份的各种集会受到禁止之后， 政治局已秘密地下令警方镇压一切‘反社会主义的’示威游行。”可是，这一情况，他在2 个月后，在天鹅绒式（喻外柔内刚）的革命取得胜利之后，当他出席议会有关“11月17日事件”调查委员会时才发现。瓦克拉夫又说：“每次示威游行之后，达尼佐维中校总要受到责骂，骂他反应不够快，效率不够高。”瓦克拉夫后来还听说，在每次挨骂之后，达尼佐维克就把他的部队召集在一起，也对他们训斥一顿。
因此那天晚上，各级警方从上到下，都想大打出手。尤其是那些头戴钢盔、待命已有50分钟的警察，其中大部分是年轻的新兵，他们接连好几个月不准动手，更想出以重拳。有些人由甚至躁不安，因为处于戒备状态已有半个月了。
于是，达尼佐维克独自一人作出了决定。他担心再一次干得不好，生怕自己反应太慢，过于畏首畏尾。到了20点50分，他对着所有的步话机吼道：“干吧！粉碎这场反社会主义的示威游行！”这种肆无忌惮的暴力行为是前所未闻的。一些妇女、儿童遭到了警棍的毒打。一些被推倒在马路上的年轻人和老年人，腹部和头上被脚乱踢。经过1 个小时的野蛮殴打之后，造成了600人受伤，其中有56人得了脑震荡， 而且还打死了一个叫施米德（M.Schmid）的家伙。不管怎样， 这是德拉兹卡 （Drazka）夫人证实的事，她说她曾亲眼看着他死去。谣言传得如此之快，以致于由受人尊敬的厄尔（P.Uhl ）领导的“持不同政见的”新闻社VIA重播了这条消息。 欧洲自由电台也播放了这名遭到共产主义杀害的大学生施米德之死。在布拉格，激起了强烈的反抗情绪。
几天后，人们才知道在11月17日那天无一人死亡。是捷克的情报部门在幕后操纵的吗？后来，接连好几个月，那些密探被指控为制造和散布了施米德之死的谣言，其目的是为了让现政权威信扫地，促使戈尔巴乔夫的追随者上台执政。如今，巴蒂斯卡和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明确表示：不存在什么阴谋，这条假消息产生于一个有谎语癖的女人的昏昧头脑。
施米德并不存在；他的假死即将搞垮共产主义制度。翌日， 11 月18日，哈韦尔（V.Havel）的男秘书汉泽尔（V.Hanzel ）请他的主子返回拉德塞克（Hradecek）、即这位未来的捷克共和国总统的乡间别墅。哈韦尔作为异端派的象征，回到了布拉格。一场天鹅绒式的革命开始了。6月20日星期天10点， 他在靠近伏尔塔瓦河畔的自己那套宽敞的寓所里，把“77宪章”的15名主要领导人召集在一起开会。10年后仍是哈韦尔的秘书的汉泽尔，他对这个历史性会议回忆道：“恐惧已转向了另一方。我们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强者。一些声势浩大的反镇压的示威游行即将开始。必须赋予这类示威游行以一种确切的政治内容。于是，我们撰写了一份宣言。我们最初提出的要求相当低：内务部长辞职，释放囚犯……然后，我们随着示威游行的每天举行，逐日提高要价。”汉泽尔捋了捋胡须，笑道：“11月20日那天，我们的集体需要取个名字。哈韦尔想用某种类似于在东柏林领导革命的团体——‘新论坛’的名称。冯德拉（S.Vondra）建议用形容词‘公民的’。于是，‘公民论坛’就这样诞生了。”多亏哈韦尔策略上的嗅觉，“公民论坛”用了不到1 个月的时间，就让那些共产党员妥协了。后来在12月20日，这位剧作家当选为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如今他还是总统。达尼佐维克中校因11月17日的镇压事件而在第一审中被判了刑，他仍在期待着自己的上诉能得到受理。
五、兰茨贝吉斯：“美国人已表示同意”
（维尔纽斯，1990年3月11日……）
最终掌握了自己命运的那些“人民民主政体”，亦即自由风暴，犹如飞去来器，即将刮回其发源地苏联。而且，1990年3月11日那天， 红色帝国的最终解体就是从苏联最后兼并的地区——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开始的。尤其要感谢华盛顿的暗中活动。
从这一年的年初起，立陶宛民族运动的首领、兰茨贝吉斯（V.Landsbergis）就同“自由的”立陶宛驻美国大使洛聚雷蒂斯 （
S.Lozuraitis）经常保持联系。后者是战前立陶宛的一位著名外交家的儿子，他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被斯大林兼并之后就迁移到美国。几十年来，他一直在位于华盛顿第16大街的一个使馆里代表着“独立的”立陶宛。从未支持过对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强行归并的美国国务院，自1945年以来就承认这个象征性的外交代表机构。
1990年初，独立派首领兰茨贝吉斯和处于休眠状态的外交官洛聚雷蒂斯，为了防止克格勃的窃听，开辟了一条秘密渠道来互通信息。这架地下的“红色电话机”是如何运行的？这还是个谜。美国中央情报局是否参与了它的安装？这是很有可能的。不管怎样，立陶宛议会的新议长兰茨贝吉斯，今天向《新观察家》杂志披露了这一活动的存在及其奋斗目标。
“2月底，我们的萨尤季斯（Sajoudis ）运动已在立陶宛最高苏维埃的第一轮自由选举中赢得了辉煌的胜利。”这位现已成为国父的大音乐学家讲道，“我们该不该立即宣布恢复被里宾特洛甫与莫洛托夫的秘密协约所窃取的独立？等待戈尔巴乔夫颁布新的法律，是否更加明智？”
克里姆林宫的这位领导人已定于3月12 日在莫斯科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其目的是为了平息苏联刚掀起的民族主义浪潮。办法是：1.通过一项有关脱离的法律，在理论上允许一些共和国可以离开联盟，但实际脱离的方式十分复杂，通过友好协商来进行这样一种分离是难以实现的；2.选举一位苏联总统（当然是戈尔巴乔夫本人），授予他很大的权力，尤其是在那些太爱闹事的共和国里宣布紧急状态的权力……
兰茨贝吉斯接着说：“当时必须抢在戈尔巴乔夫的前面，在预定日期之前，很快召集立陶宛新议会开会，立即宣布恢复独立，让全世界面对既成事实。”全世界……除了美国之外，因为兰茨贝吉斯只有得到美国开绿灯才行。
3月11日星期天上午，在举行莫斯科会议前夕， 立陶宛新议会在其宏伟的玻璃大夏里召开紧急会议。 它要不要采取断然行动？ 它在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中，要不要率先脱离出去？刚被议员们选为议长的兰茨贝吉斯遇到了温和派的反对，他们宁可同实力无可匹敌的莫斯科达成一项和解协议。除非兰茨贝吉斯提出证据，说明华盛顿作为新大哥，支持这一举措。
“在我们同洛聚雷蒂斯大使的秘密交谈中，”兰茨贝吉斯又说，“美国人的代号是‘我们的堂兄们’。洛聚雷蒂斯经常告诉我们，那些‘堂兄们’喜欢这样做或那样做。”独立呢？兰茨贝吉斯把有关这一问题的声明的多种文本秘密地传给华盛顿已有好几天了。“他们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他说，“但并没有最终同意。”在最后时刻，终于同意了。3月11日，兰茨贝吉斯从华盛顿收到了以下电文：“堂兄们同意了， 但他们要你们谨慎行事。”兰茨贝吉斯最终说：“不开这种绿灯，我们是不会采取断然行动的。”
在晚上，占据议会会议厅整个墙面的巨大的苏联国徽被盖上了一面黄、绿、红的三色旗——立陶宛的国旗。然后，兰茨贝吉斯提议对以下动议进行表决：“立陶宛重新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后来没有一票反对。苏联帝国开始走向衰亡。
在莫斯科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的办公室里， 一个名叫麦德维杰夫（V.Medvedev）的、枯瘦的、彬彬有礼的老人，对苏联始终没有死心。 作为80年代的政治局委员，他曾当过戈尔巴乔夫的民族问题顾问，也就是说，处理莫斯科和诸加盟共和国之间关系的顾问。他今天说：“立陶宛的独立声明使整个形势急转直下。后来，像多米诺骨牌似的，一个接一个地倒塌了。”
戈尔巴乔夫不能早一些采取行动，从改革一开始，在1985年至1986年间，就采取行动吗？“也许是的，但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想到过这点。我们当时相信我们自己的宣传，相信我们自己所创造的各种神话。而在这些神话中，存在着这样一种自信，即民族问题在苏联已得到解决，各种独立运动是些战前的陈旧东西，它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逐渐消逝。”这位年迈的思想理论家叹息道：“当我们醒悟过来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六、“第一条：苏联已不复存在”
（白俄伏茨基（注：白俄伏茨基（Belovej ）系白俄罗斯境内的一片禁猎森林，那儿是残存的欧洲野牛后代的栖息地，在俄语中亦称“野牛森林”。），1991年12月8日……）
白俄伏茨基是如此的美丽，如此的富饶，以致于联合国最近将它列入了人类文化遗产。而历史学家们，他们很快就会把白俄伏茨基森林归入人类历史的圣地之列。因为1991年12月的一个星期天，就是在这里，在一幢供党的高级官员们使用的豪华别墅中，在远离各种话筒和摄像机的情况下，宣布了苏联已不复存在。
召开这个决定性会议的主意，是由一位政坛新秀——杰出的核物理学教授舒什克维奇（S.Chouchkevitch）想出来的。1991年12月8日，这个60岁左右的、长着一副和蔼的圆脸的人，当选为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他取代了一名卷入反戈尔巴乔夫的未遂政变的共产党官员。 100天之后，这位沉静的、偶然当上总统的学者，将给这个历来最庞大的帝国的历史划上句号。
在明斯克的一幢低租金住房的2楼， 舒什克维奇在自己的小办公室里，讲述他为什么在1991年12月8日那天， 要邀请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和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来白俄伏茨基。“我当时脑子里根本没有想到苏联的终结，”他说，“我只是希望我的国家过冬有暖气……。”
11月28日，一切事情都起始于新奥加廖沃（Novo—Ogarevo）， 即戈尔巴乔夫的一个靠近莫斯科的寓所。自从3个月前、政变失败以来， 克里姆林宫的这位主人竭尽全力挽救他所能挽救的一个垂死的苏联的残局。那些搞政变的人本想使用武力来维持苏联，但却加速了它内部的四分五裂：那些共和国一个个地遵循立陶宛的榜样，宣告了自己的独立。
11月28日那天，戈尔巴乔夫提出了联盟改革的另一种方案。这回是一种诸多共和国的邦联，称为主权国家的联盟。它将设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权力机构，负责国防、外交和财政，并设立一个总统……围桌而坐的，有帝国的那些“大公爵”：叶利钦、克拉夫丘克和哈萨族总统舒什克维奇。对戈尔巴乔夫抨击得最厉害的，就是他、这位新成员。他说：“谁也不要你的条约。”克里姆林宫的这位主人勃然大怒，起身就走，把门砰地一声关上。各共和国的总统们对舒什克维奇和叶利钦恳求道：“去找他一下吧。”他俩答应了。“就在那时，一切都变了样。”这位白俄罗斯学者说，“我和叶利钦，我们俩边找戈尔巴乔夫，边在莫斯科北面的这幢豪华别墅里散步。他当时很轻松，于是我抓住了这个时机。因为几个星期以来，我的总理一直向我唠叨：‘斯坦尼斯拉夫，想法去同叶利钦会见，跟他谈一下石油和天然气问题。’”舒什克维奇解释道：“自从联盟政府机构不再发挥作用之后，俄罗斯不再同意用成吨的肉类和数千辆拖拉机来换它的燃料，而要支付坚挺的外汇。而冬季已经来临，我们感到冷了。”
如何引诱这位俄罗斯总统呢？舒什克维奇懂得怎样用诱饵来引诱叶利钦。他了解他的小嗜好：狩猎。“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我对他说，您为何不来我们风景优美的白俄伏茨基森林打猎呢？我们在那儿有一幢非常漂亮的别墅。我们可以借机会商谈我们的问题。”叶利钦很愉快地接受了邀请。周末狩猎的日期由双方礼宾司司长确定在12月7日和8日。
在会晤前一个星期，乌克兰人几乎一致投票赞成他们国家的独立。克拉夫丘克作为新国家的元首，也希望从俄罗斯的新主人那儿得到一些优待。舒什克维奇决定使他成为自己的一个盟友，而不是一个竞争对手。于是，他征得叶利钦同意，也邀请他来白俄伏茨基。万事俱备，只待这3个斯拉夫共和国之间签署一项条约了。
星期六7日那天，中午刚过， 这幢别墅的四周被特种部队围了起来，好几条空中走廊变得畅通无阻。这几位总统一到，就被安顿在2 楼的各个套房里。去打猎已经来不及了，此刻共饮优质伏特加酒最合适。这3人在一间舒适的客厅里，围着一张小桌子坐了下来。 每人只有一名顾问伴随在身边。
“摆脱苏联的想法是怎么产生的？我已记不清了。”舒什克维奇讲述道，“当时我们一直在谈我们的双边问题，从未涉及联盟政府的各个部和中央权力机构。有人指出这一明显的事实：‘其实，苏联已不存在了！’而大家都同意这种看法。另一个人进一步提出：‘那么，让我们勇敢地把它写出来。’”
3位总统的工作班子通宵达旦地工作，极其秘密地拟订了一份3个共和国之间的条约草案。“我们原想建立一种很灵活的——并向所有其他共和国开放的、类似于英联邦那样的组织。”他们想给这个新实体取一个名字。“最初的想法是叫‘统一国家联合体’。可是，为了彻底取消苏联，我们决定避免使用以各种形式出现的‘联盟’这个词。”为什么不用“独立国家联合体”、即独联体（CEI）呢？ “经查对英文和波兰文，这个首字母缩略词发音很清楚，于是就采用了这个名字。”
次日8点30分，3位总统及其疲惫不堪的顾问们对该协议的每一条款又审阅了一遍。“有两点我特别关心，”舒什克维奇强调说。首先是把核武器撤回俄罗斯，因为在白俄罗斯，有81枚待发的战略导弹处于持久的战略状态。“作为核试验的专家，我不希望把它们留在我们的国土上，我知道它们会造成什么样的危害……”第二个重要问题：“让俄罗斯承认我们的独立。我不会忘记，从1772年和第一次瓜分波兰起，俄罗斯就一直把白俄罗斯视为其领土的组成部分。”
到了中午，所有的细节问题均已得到解决。3位总统步入会客厅， 在白俄伏茨基的协议下面签字。第一条规定：“苏联作为国家已不复存在……”。
那么戈尔巴乔夫呢？这3位总统通过抽签决定由谁去给他打电话。 结果选定的是舒什克维奇。而叶利钦，他得通知布什，并第一个接通了美国总统的电话：“亲爱的乔治，我想让你在新闻媒体报道之前知道……”。在叶利钦长时间的独白结束时，布什只是说：“我明白了……”。舒什克维奇直到晚上才接通了戈尔巴乔夫的电话。他告诉他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可是，国际社会会怎么想？布什会怎么说？”克里姆林宫的头号人物怒不可遏地发问。“他已经知道此事，”白俄罗斯总统答道。改革之父顿时明白，他革新联盟的幻想破灭了。几天之后，他在圣诞节那天提出了辞职。
当天晚上，叶利钦带着女儿、女婿及其银行家们，住进了克里姆林宫。而舒什克维奇，他今天以白俄罗斯前国家元首的身份，每月在领取6美元的退休金。他毫不后悔地说：“幸亏举行了白俄伏茨基会议， 我们才有燃料过冬。而且我们还避免了一场内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