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控制：新形势下计划生育的首要任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计划生育论文,首要论文,新形势下论文,人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法】G92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672(1999)04-0010-04
新中国人口控制的思想、理论和实践历程曲折。50年代以前，人口理论和社会政策措施实际上是鼓励人口增长的。到50年代中期，不仅理论界提出了人口控制的思想，1957年7月马寅初先生《新人口论》的发表就是典型代表，而且，周恩来在《关于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第一次用政府正式文件将人口控制的思想公布于众；遗憾的是，左倾思想使刚刚提出的人口控制的思想变成了“禁区”，鼓励人口增长的宣传和社会经济措施照常继续下去；直到1962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表了《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第一次把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提高到国家政策的高度，并于1964年成立了国务院计划生育办公室，才使人口增长有所控制；但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刚刚开始的人口控制工作被迫停顿，致使人口增长再度失控；面对严峻的现实，毛泽东于70年代初及时发出了“人口非控制不行”的指示，并于1973年成立了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各地区、各基层的计划生育机构也相继成立，于是，人口控制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地推广开来，并形成了以“晚、稀、少”为基本要求的“有计划地增长人口的政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口控制的信念更加坚定，自觉性日益提高，覆盖而不断扩大，理论日趋完善。
1.人口控制，不容放松
70年代初期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不仅少生了3亿多人口，使人口总量得到了有效控制，而且使总和生育率降低到更替水平附近。但在控制人口总量的同时，也加速了人口老龄化进程，使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而且来势凶猛。在这种情况下，不少国内外学者认为中国必须在降低人口增长率和保持劳动适龄人口与老年人口的合理比率间作出抉择，认为从现在起，要适当放松计划生育。他们“非常赞同双方均为独生子女者婚后可以生育两个孩子，”（注：田雪原，21世纪中国人口发展趋势与决策选择问题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1981(1)。）认为，“比较理想的方案可能是使农村总和生育率长期稳定在2.1，城市长期稳定在1.7。”（注：曾毅，关于平稳过渡到适度负增长稳定人口的思想及对策性建议[J]，人口研究，1998(4)。）但是，我们认为，任何国家的生育政策必须与其国情吻合，中国的国情决定了其新形势下计划生育的重中之重是有效地控制人口增长。
1.1中国目前的基本国情是人口多，底子薄，人口压力突出，放松计划生育与国情不符。中国人口已接近12.5亿，占世界人口的21%。庞大的人口总量意味着巨大的人口压力。我国的人口压力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①人口对资源的压力。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资源品种齐全、储量丰富的资源大国之一，但由于人口分母的作用，中国又是人均拥有量的资源小国。人均耕地、草地、林地和淡水水面分别只相当于世界人均的1/3、1/3、1/8和1/4。在人口对资源的压力中，耕地问题尤其突出。目前，我国人均耕地面积仅有1.2亩，若按近15年的人口年均净增1500万，耕地年均净减400余万亩的速度发展，那只要再过15年，我国的人均耕地就将降低到0.96亩，30年后，则降低到0.79亩，低于联合国规定的人均0.8亩的危险线。（注：王军，可持续发展[M]，中国发展出版社，1997。）耕地问题必然引发粮食问题。目前，中国用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1%的人口，但人们的生活并不富有，人均粮食产量不仅低于世界人均水平，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而且低于我国1984年的水平。必须强调，在未来粮食的供应上，中国必须坚持以自力更生为主，保持高度的粮食自给率，在这一点上不能有半点动摇。正如L.R.布朗(Brown)所指出的：象日本这样只有1.2亿人口的国家将粮食需求立足于国际市场是一回事，而如果一个12亿人口的大国也朝此方向发展，它将很快压倒美国和其他粮食出口大国的出口能力。我们并不赞同布朗在《谁来养活中国？》一文中提出的观点，但对于中国庞大人口群体对粮食的需求，确实不能掉以轻心。②人口对环境的压力。庞大的人口总量和增量、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平、有限的人均资源拥有量、迫切需要的经济增长、落后的科技水平和经济结构、不合理的产业布局及某些政策的失误必然导致对自然环境的不合理开发利用，甚至于掠夺性的开发，并向环境排放更多的废弃物，因此，中国不仅存在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日益严重的水土流失、耕地退化、森林砍伐和草场沙化等生态环境退化问题，而且存在发达国家面临的大气污染、水体污染等环境污染问题。中国水土流失面积已达400多万平方公里；50%以上的城市地下水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一些城市的大气污染和约30%的国土受酸雨污染比较严重。（注：张坤民，中国的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J]，环境保护，1998(1)。）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经济发展模式仍是以“高投入、低效率、高污染”为代价的，虽然经济发展迅速，但总体环境质量却在继续下降。正如中国科学院沙漠研究所所
指出的：“造成生态系统平衡破坏的第一种压力，无疑是人口的压力，其它各种过渡经济活动往往由此引起。”③人口对经济发展的压力。人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人作为生产者是有条件的，即只有与生产资源和劳动工具相结合的劳动者才是生产者，而作为消费者则是无条件的，绝对的。在我国当前劳动力大量过剩、就业困难、人口压力突出等背景下，人们更应看到人是生产者的一面。庞大的人口总量和增量，消耗了大量的国内生产总值，影响了资金的积累，一方面，使资金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之一；另一方面，导致教育、医疗等基金的严重不足，阻碍着人口素质的提高，进而使科学技术和劳动力素质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又一瓶颈。④人口对社会进步的压力。大量研究业已证明，中国在世纪之交及其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就业困难将不可避免。目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达1.9亿，预计到2000年将超过2亿，1997年全国因停、减发工资无收入或收入在基本工资以下的职工人数合计约1600万人。（注：马洪，经济白皮书1997-1998：中国经济形势与展望[M]，中国发展出版社，1998。）小国的剩余劳动力可以通过劳务输出得到缓和，而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企图通过劳务输出来解决就业压力谈何容易。如果人口控制不住，新增劳动力过多，对就业问题无疑是雪上加霜。贫困问题是发展中国家的又一主要问题。印度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其北部人口增加10%时，产量相应只提高6.7%，也就是说，人均产出下降3.3个百分点，其中，最贫困的人口群的收入下降最多，这就更加剧了贫困化。中国目前还有400多万人口没有脱贫，这些人不仅居住环境恶劣，而且往往限于“越究越生、越生越穷”的恶性循环中，对此，理论界和政府部门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
人类的社会生产，客观上存在着物质资料生产、人口自身生产和环境生产，而且这三者之间必须保持适当的比例。而特定时空域的物质资料生产能力和环境生产能力是相对确定的，所以，作为能动的人类，必须依据环境生产的承载力和物质资料生产的吸纳和支撑力，主动、自觉地实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生态系统向良性循环方向发展。据此，巨大的人口压力定然是中国制定生育政策时首先考虑的因素。虽然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已降低到更替水平附近，但由于人口惯性，每年仍以1300多万的年均增量增长。即使完全实行现行生育政策不变，中国的人口增长仍会持续到下世纪20年代，界时人口总量将达14亿以上（表1）。虽然这一数量低于中科院综考会估算的中国人口最大容量16亿，但事实是，中国的生育水平仍存在着很大的地区差异，且十分不稳定，如果现在放松计划生育，未来人口突破17亿甚至18亿的可能性仍很大（郭志刚，1997）。到时，必将使已经负担过重的资源环境濒于崩溃，严重制约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1.2中国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都不会出现劳动力资源短缺，而严格的生育政策有利于解决业已存在的劳动力过剩和潜在的失业问题。中国现有劳动年龄人口约8.3亿，在当前社会经济和技术条件下，已存在大量的过剩劳动力。而人口预测表明（表1），即使完全实行现行生育政策不变，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在2020年以前仍保持正增长率，2020年左右达到峰值约10亿后，开始缓慢减少，直到下世纪五、六十年代，仍有7亿左右，也就是说，到时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和现在实际需要的劳动力数量相当。同时，随着医疗、教育等事业的发展，人口素质将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从而为我们提高劳动者特别是脑力劳动者的劳动年龄创造了条件。所以，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中国的劳动力供给非常丰富。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劳动生产率必将有较大的提高，单位产值或产品的劳动力需求量将减少。同时，未来劳动力需求方面的矛盾主要在劳动力素质方面，而不在劳动力数量方面。所以，中国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都不会出现劳动力短缺问题。当今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劳动力总量和国民经济发展状况之间的关系现状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这一点。相反，劳动力过剩，因而就业困难的问题却纠缠着并将在未来较长时期内继续纠缠中国社会。只有严格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才能使这一问题得到逐步的缓和，并在较短时期内得到解决。表1表明，如果实行晚婚晚育加时间间隔的两孩政策，劳动年龄人口在2020年左右达到峰值约10亿后，开始缓慢下降，直到下世纪晚期，劳动人口数量仍和现在的规模相当，而因技术的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劳动力需求量必将减少。因此，如果实行这一策略，则直到下世纪六、七十年代，就业问题将一直困扰中国。而如果严格执行现行的生育政策，则到2060年，劳动年龄人口将降至6.6亿左右。假设7亿为我国适度的劳动力规模，那么这种方案比上种方案至少提前了15年左右解决了中国的就业困难问题。
1.3老年人口总量和老龄化程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未来庞大的老年人口总量是由现在已经出生的人口及其保存机率决定的，它不是计划生育造成的，而是过去没有及早实行计划生育所造成的，与现在的生育政策相关。按国际惯例，人口老龄化是一定时空域内，65岁及其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不断抬升的过程，由老年人口总量和总人口数量共同决定，人口老龄化是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再生产模式转变的必然结果，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显然，放松甚至取消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只能缓和人口老龄化程度，而不能减少未来老年人口总量。人口预测表明，我国老年人口总量将在21世纪30年代晚期超过3亿，到2060年左右达到峰值约3.7亿（表1）。现在放松甚至取消计划生育，靠提高生育率多生孩子来降低老龄化程度，仅仅是在人口统计上，在表面上解决了问题，而没有解决甚至加重了实际问题。显然，无论是就人口老龄化问题还是就老年人口总量庞大问题来说，首要的都是做到老有所养。只有实行计划生育，控制好人口增长，为资源、环境、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和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才能创造更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条件来解决未来的老年人口问题，现在放松计划生育，在宏观上，将进一步加大已经繁重的人口对资源、环境、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压力，既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又不利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也降低了未来解决老年人口问题的能力；在微观上，只能缓和现在的年轻一代的养老问题，而不能缓和甚至加剧了未来高龄老年人的养老问题。未来高龄老年人的劳动年龄时期正处于社会养老体系发达的转轨时期，高龄化本身意味着困难最多，其高龄化时期又正逢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因而社会经济支撑能力相对较低的阶段，他们也正是为中国计划生育作出巨大贡献因而理应得到重点保障的一代。现在通过放松计划生育来解决未来的老龄化问题容易导致忽视发展社会养老，过分强调家庭养老，推脱和放弃政府和社会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
总之，虽然中国在人口控制方面取得了世界公认的成就，生育率已降到更替水平附近；老年人口和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引起了也应该引起全社会的普遍关注，但人口压力突出仍是中国人口问题的核心。我国的人口密度，按整个国土面积已达125人/km[2]，是世界平均的3.5倍，按适于人生存的空间计，已达到520人/km[2]，是世界平均的8.5倍以上（注：马蔼乃，21世纪重新认识地球，重新认识地学[J]，地理学报，1994(3)。）；同时，中国劳动力过剩问题的严重性将远远超过劳动力短缺问题的严重性；未来高龄老年人口应是中国社会养老保障的主要对象。所以，新形势下计划生育的首要任务仍是控制人口数量，对这一点决不能动摇，决不能放松。
2、生育率的回复是必要的，但又是长期的、渐进的
肯定控制人口数量的重要性，并不是说人口越少越好，生育率越低越好，应该肯定，生育率向更替水平回复是必要的，因为如果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人类将走向自我灭亡，只有在一定人口状况下实现生育率相对稳定在更替水平，才能实现理想的适度人口规模。但是，这种回复必须是渐进的、长期的，而不能操之过急。对于生育率什么时候回复的问题，见仁见智。我们认为，生育率的回复，必须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相符，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从这一原则出发，在探讨生育率的回复时间时至少要考虑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1)人口规模与合理人口容量的关系。根据中科院综考会估计，中国整个环境的最大人口承载力是15-16亿人，目前许多资源的承载力已经出现缺口；王浣尘利用多目标决策分析，得出中国人口容量为7-10亿人；宋健、宋以萍认为，21世纪末，按当前美国和法国的饮食水平计算，中国理想人口数量应在6.8亿以下；有些专家认为，中国的最优人口数量应在4-5亿。而人口预测表明，即使完全实现现行生育政策，中国人口也要到2080年才降到8.5亿左右；如果实行晚婚晚育加时间间隔的两孩政策，在整个21世纪，中国人口都将在10亿以上，如果完全实行现行生育政策到2030年开始调整至更替水平，中国人口到下世纪末都将保持在9亿以上（表1）。因此，如果仅从人口规模看，应在2080年才将生育率调整至更替水平。但最优人口不仅包括人口数量也包括人口结构。因此，(2)要考虑年龄结构的波动。分析1990的中国人口金字塔图可以发现，中国的人口结构是很不理想的。由于人口惯性的作用，这种不很理想的人口结构必将引起未来人口年龄结构的波动，而且，回复到更替水平越早，波动的幅度就越大，反之，波动的幅度越小。还必须强调，生育率的回复必须是渐进的，而不能是突发式的，否则必将引发又一次人口结构的大波动。(3)要正确处理“长蘑茹”和“长大蒜”的关系。如前所述，2065年前老年人口总量是既定的，放松计划生育，只能改变老龄化程度，而不能改变未来老年人口的总量。从表1可见，2030年至2060年正是我国老年人口迅速膨胀的时期。如果在这一阶段放松计划生育，社会将一方面迎接逐渐升起的老年人口蘑茹云，另一方面又要负担逐渐膨胀的像大蒜一样的少年人口，负担繁重，老年人口在2060年左右达到峰值约3.7亿以后，开始缓慢下降，此时适当放松计划生育，可以避开老年人口高峰，使社会总抚养比不致太高，至少不会迅速升高。综上所述，我国生育率回复的最优时间是2060年以后。当然，
人口问题并不是一个统计学问题，而是一个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问题，是一个社会生产方式和人类文明发展的问题。对于生育政策的调整时机，必须慎重研究，决不可轻易决断，草草了事。否则，必将使以前通过艰苦努力而取得的成就付之东流，前功尽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