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竹坡《金瓶梅》批评的心理解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金瓶梅论文,批评论文,心理论文,张竹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35(2003)02-012-05
《金瓶梅》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是一部奇书，张竹坡的《金瓶梅》评点在古代小说批评史上也是一部奇书。它在洋洋十数万字的篇幅里，运用较完整的小说评点的形式（包括书首专论、读法，回首与回中总评，和文间夹批、旁批、眉批、圈点等三大类），全面阐释了《金瓶梅》包孕的主题、人物、情节等多方面的内涵，他对文学史的贡献正在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探讨一下张竹坡评点《金瓶梅》时的心路历程，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金瓶梅》的精髓，认识《金瓶梅》的社会和时代。
一
张竹坡小说批评的成就，首先是他主体精神灌注的结果。通观他关于《金瓶梅》的评点文字，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他批评的主旋律，是借评点袒露张扬和实现自我的精神世界。渲泄自我、呕吐胸臆，决定了他文学批评中强烈的主体意识。读张竹坡的《金瓶梅》评点，使人强烈地感受到他面对现实那满腹的愤懑与不平、酸楚与忧思、咀咒与期望，那不加矫饰的真情与坦诚的思绪，俱投射在评点文字中，给他的评点带来一股激荡情怀的生命力。张竹坡的《金瓶梅》批评是张竹坡生命存在的形式。
文学是人学。人们常说风格即人，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风格也是由人决定的。这个人从其实质来说是具体的，首先就是生活在特定文化圈子内的单个的作家个体。作家的出身环境、成长经历、社会经验等对他的文章从内容主旨到行文规程都做了无形的框定，不管我们承认与否，这都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文学史事实。笑笑生创作《金瓶梅》如此，张竹坡批评《金瓶梅》也是如此。他的心理基础，很大部分是来自他先天的禀赋、出生的家族家庭环境，以及在这个特定的环境中激发出来的作家特定的创作心态。
张竹坡(1670-1698)，名道深，字自得，号竹坡。徐州铜山人。他出身于仕宦之家。祖父张垣，崇桢末年武举人，曾在抗清将领高杰属下任河南归德府管粮通判，为人坦率旷达，轻财仗义，清兵陷归德，壮烈殉国。伯父名张胆，与其父张垣同科中举，并同时在归德府任城守参将。后降清，以军功官至督标中军副将。顾治十一年解甲归里，死时竹坡已二十一岁。二伯父张铎，以恩荫除内翰林官，后补汉阳太守。能诗文，有《草堂诗集》。卒时竹坡二十五岁。竹坡的从兄道祥，胆长子，初任内秘院中书，累官至湖北按察使。从兄道瑞，胆次子，清康熙癸卯科武举，癸酉成进士，选侍禁庭，题为福山营游击将军。从兄道源，胆第三子，官至江西驿盐道。……张氏家族可谓“一门群从，势位倾闾”（《族谱·传述》引周钺《孝靖先生传》）。然而，张竹坡这一支却门庭清冷，在这个“簪缨世胄，钟鼎名家”（《族谱·崇祀》）的望族中，显得与同族如此的不协调。将张竹坡在张氏家族中所处的低微地位，与张竹坡在批评《金瓶梅》中所表现出的高标独立、愤世嫉俗的精神联系在一起，人们就会理解这一切都尽在情理之中了。
竹坡的父亲张
，生于明清易代之际，有着强烈的黍离之情，奉母家居，不愿也未曾出仕。他“挟不世之才，负泉石之癖，多蓄异书古器，以啸傲自适。”（《族谱·赠言》引陆琬《山水友诗序》）能诗擅文，解律工画，留连山水，广结宾朋，以文会友。其诗清新流丽，深得太白逸致。张竹坡在这样诗酒自适、丝竹怡情的环境中熏陶成长，自幼天资聪颖，“甫能言笑，即解调声，六岁辄赋小诗。”（《仲兄竹坡传》）在相对自由宽松的家庭氛围中，张竹坡很早就阅读了《水浒传》、《金瓶梅》等稗史小说，并评点过《东游记》、《幽梦影》等，培养了对文学的浓厚兴趣，具备很高的艺术鉴赏能力。他二十四岁北进都门，夺魁长安诗社，并非侥幸取胜，是有着深厚的家学渊源为根基的。
张竹坡的母亲，“赋性沉静，一生无疾言遽色。弱龄以孝女闻，于归以贤妇名，晚岁以仁母称。”（《族谱·壺德》）夫妻相濡以沫。丈夫逝世后，她含辛茹苦，独力将子女抚养成人，在那个时代中，她尽到了做母亲的最大责任，赢得了子女们的高度尊敬和孝顺。孝道是封建时代宗法礼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封建社会的每一个家庭都无例外地把它作为治家的准则之一。彭城张氏家族在孝道方面表现得特别突出，其《族谱·宗训》的首则即是“孝悌”，张氏族人也确是世代奉守躬行的，打开《张氏族谱》，孝悌是其主要内容之一。最著名的莫过于张竹坡胞妹文闲割股疗亲一事。张竹坡阐述《金瓶梅》的“苦孝说”，应当说与他的这种出身和家庭家族环境是有着直接关系的。他在评点中对吴月娘的全然否定性的评价，让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在无形中是以自己的母亲为正面参照系的，而吴月娘的形象是张竹坡时代现实中女性世界的一个投影。
“夫人之有身，吾亲与之也。则吾之身，视亲之身为生死矣。若夫亲之血气衰老，归于大造，孝子有痛于中，是凡为人子者所同，而非一人独具之奇冤也。”[1]他认为人的孝心、孝行应该是与生俱来的，孝子对已逝去的亲人的孝情是普遍共同的。为此，他将自己对父母等亲人的感情投射到《金瓶梅》之中，借他人酒杯浇自己的心中的块垒。才发出了“《金瓶梅》当名之曰《奇酸志》、《苦孝说》。呜呼！孝子，孝子，有苦如是！”[2]的悲鸣。他认为作者痛“其亲为仇所算”，才借小说以表达对亲人的悲悯、痛悼和善良的祝愿，并希望在恶的毁灭之后，迎来善的诞生。尽管“苦孝说”已被今天的人们视为与《金瓶梅》文本实际内容不相符的封建性糟粕，但若站在张竹坡心灵世界的角度来看待，这一说法是有其出现的时代背景和其存在的历史缘由的，不应该一笔抹杀。
纵观张氏家族，张竹坡父亲张兄弟三人各家，只有张一门未曾宦显，其他两门则都获得了较大的荣誉。据《族谱·诰命》，自顺治八年至雍正元年，诰命迭颁，恩纶屡加，多人被封赠。这增加着彭城张氏的光荣，同时也强烈地刺激着张竹坡的神经。若论才华，竹坡父子高出家族他支一筹。然而，祖宗未因他们父子而获誉，父母也未因竹坡兄弟而得封。尽管张竹坡的父亲对张竹坡的期望颇高，但他还是五试落选，始终未能科举成功。没有完成父亲的宏愿，让父亲抱恨而终，让这件事成为伴随张竹坡二十九年生涯而始终解不开的情结。这就造成了骨气奇高、恃才傲物的张竹坡一生也无法摆脱和解决的人生矛盾。他偏爱说部，在这方面具有着特异的才能，形势却逼着他攻读时文求取功名。他为此气愤难平，发出无奈的感叹：“注书无难，天使人得安居无累，有可以注书之时与地难为耳！”[3]“（兄）一朝大呼曰：‘大丈夫宁事此以羁吾身耶！’遂将所刊梨枣，弃置于逆旅主人，罄身北上。”（《仲兄竹坡传》）这仰天长啸、壮怀激烈的言语动作，可谓道出了他面对现实既强烈不满而又无可如何的心声。他在《金瓶梅》评点中提出的“泄愤说”，正可以看作是他面对自己所经历的家道身世之剧变而激发出来的难以抑制的悲愤之情的写照，他将自己无以名状、难与人言的隐忧深悲之情，借小说评点的形式与小说一起传递给读者，表达了他鲜明的思想倾向和独特的情感吐露方式。
二
张竹坡少时生活富裕，他在诗歌《十一草·拨闷三首》中说：“少年结客不知悔，黄金散去如流水。”但在康熙二十三至三十三年间，父亲张、伯父张胆、张铎及几位做官的叔伯兄弟相继弃世，家族经济发生很大的变化，家道中落。使竹坡“梧叶悲秋，梨花泣雨。”“如出林松杉，孤立于人世矣。”（张竹坡《乌思记》）竹坡兄弟在家族中的地位受到很大影响，生活逐渐贫困起来。他评点《金瓶梅》，就是在这样的生活背景下进行的。
张潮《幽梦影》说：“境有言之极雅而实难堪者，贫病也。”竹坡评曰：“我幸得极雅之境。”他在《十一草·拨闷三首》、《十一草·客虎阜遣兴》、《治道》，以及《幽梦影》批语和《金瓶梅》评点中，一再地感叹自己的贫病交加和世风的浇薄日下。“迩来为穷愁所迫，炎凉所激，于难消遣时，恨不自撰一部世情书，以排遣闷怀。几欲下笔，而前后拮抅，甚费经营，乃搁笔曰：我且将他人炎凉之书，其所以前后经营者，细细算出，一者可以消我闷怀，二者算出古人之书，亦可算我今又经营一书。我虽未有所作，而我所以持往作书之法，不尽备于是乎！然则我自傲我之《金瓶梅》，我何暇与人批《金瓶梅》也哉！”[4]这段话集中揭示了张竹坡评点《金瓶梅》的最直接的动机是“为穷愁所迫，炎凉所激”。
张竹坡在《第一奇书非淫书论》中谓：“小子穷愁著书，亦书生常事。又非借此沽名，本因家无寸土，欲觅蝇头以养生耳。即云奉行禁止，小子非套翻原板，固我自作我的《金瓶梅》。我的《金瓶梅》上洗淫乱而存孝悌，变帐簿以作文章，直使《金瓶梅》一书冰消瓦解，则算小子劈《金瓶梅》原板亦何不可！夫邪说当辟，而辟邪说者必就邪说而辟之，其说方息。今我辟邪说而人非之，是非之者必邪说也。若不予先辨明，恐当世君子为其所惑。况小子年始二十有六，素与人全无恩怨，本非借不律以泄愤懑；又非囊有余钱，借梨枣以博虚名；不过为糊口计。兰不当门，不锄何害？锄之何益？是用抒诚，以告仁人君子，共其量之。”虽然口头上反复申说，此举不过是出于养家糊口所计，所谓“欲觅蝇头以养生”，但其字里行间，却摆进了自己家世遭遇的种种感慨。并因之而激发出了“我自做我的《金瓶梅》”的强烈情感和难以阻遏的愤世嫉俗之意。
“为穷愁所迫，炎凉所激”，“经营一书”，“穷愁著书”，“欲觅蝇头以养生”。这些说法告诉我们，张竹坡的评刻《金瓶梅》首先是为利所驱、生活所迫，出于谋生的无奈。张竹坡在《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中说：“《金瓶梅》是一部《史记》……固知作《金瓶梅》者必能作《史记》也。何则？既已为其难，又何难为其易。”又说“盖作者必于世亦有大不得已之事，如史公之下蚕室，……信乎作者为史公之忍辱著书，岂如寻常小说家之漫肆空谈也哉？”（第七回回评）其中饱含着对司马迁人格的敬仰和自己将《金瓶梅》当《史记》评点的意旨。张竹坡自己也说：“偶为当世同笔墨闲中解颐”[5]“……或曰：此稿货之坊间，可获重价。兄曰：吾岂谋利而为之耶？吾将梓以问世，使天下人共赏文字之美，不亦可乎！”（《仲兄竹坡传》）闪现于其中的又是一种摆脱了世俗功利之心的对美的发现的惊喜，和由己推人的崇高的“使天下人共赏文字之美”宗旨。
从《幽梦影》的评语中，可以看出张竹坡的宇宙观、反宗教迷信思想、人生态度，这些都铺垫成了他批评《金瓶梅》的思想基础。张潮说：“庄周为蝴蝶，庄周之幸也。蝴蝶梦为庄周，蝴蝶之不幸也。”竹坡评曰：“我何不幸而为蝴蝶之梦者。”借助庄周梦蝶故事，寄寓了理想在现实世界中不得实现的痛苦思想。从《客虎阜遣兴》也可以看出竹坡的“愁思”，诗云：“千秋霸气已沉浮，银虎何年卧此邱。凭吊有时心耳热，云根拨土觅吴钩。”抒发了有抱负而又不得意于当时的情怀。张潮说古之剑术不传于今。竹坡评曰：“今之绝胜于古者，能吏也，猾棍也，无耻也。”[6]直接表明了对当时现实的谴责与批判。这与他在《金瓶梅》批评中的态度是一致的。
竹坡早年捐监，曾经五应乡试。据《仲兄竹坡传》：“兄一生负才拓落，五困棘围，而不能博一第。”虽然五落秋榜，但志不少懈。面对社会和人生，张竹坡有无限的感触，他欲自撰一部世情书而难能，却对《金瓶梅》产生了共鸣，在《金瓶梅》中寻找到了寄托自己情怀的对映物，因之从对《金瓶梅》的赏析中寻求到了以批评替代创作的渠道。张竹坡尽可以在他的评点中畅抒自己的情怀，倾述自己的社会理想和美学理想。因此，张竹坡反复申说他的《金瓶梅》评点是“我自作我之《金瓶梅》”。的确，张竹坡不是亦步亦趋地诠注《金瓶梅》，而是借评点在注我、证我、评我、抒我，张竹坡在评点中充分坦露了他的精神世界，展现了他具有独立个性人格的价值观。在张竹坡的评点中，我们随处都可以感受到他那强烈主体意识的纵横灌注：
“《金瓶梅》何为而有此书也哉？曰：此仁人志士、孝子悌弟，不得于时，上不能问诸天，下不能告诸人，悲愤呜唈，而作秽言以泄其愤也。”[7]
“作《金瓶梅》者，必曾患难穷愁，人情世故，一一经历过，入世最深，方能为众脚色摹神也。”（《读法》59）
“盖作者必于世亦有大不得已之事，如史公之下蚕室，孙子之刖双足，乃一腔愤懑而作此书，言身已辱矣，惟存此牢骚不平之言于世，以为后有知心，当悲我之辱身屈志而负才沦落于污泥也。……信乎作者为史公之忍辱著书，岂如寻常小说家之漫肆空谈也哉？”（第七回回评）
张竹坡断定《金瓶梅》的作者是“仁人志士、孝子悌弟”，“必曾患难穷愁，人情世故，一一经历过”，如司马迁“下蚕室”，“乃一腔愤懑”“忍辱著书”。从这激昂悲愤的语气基调中，我们分明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他在诅咒命运对自己的不公和与命运抗争时发出的冲天的怨气，这也是在张竹坡评点《金瓶梅》时借题发挥，为后人奏出的弦外之音。
“发愤著书”说，古已有之。李贽是第一个把“发愤著书”的理论运用于长篇小说研究的小说理论家。他强调了情感在小说创作中的重要作用，把它当作小说创作的动机。他以《水浒传》为例，“古之贤圣，不愤则不作矣。不愤而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而呻吟也，虽作何观乎？《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8]指出没有感情的冲动而创作出来的小说，是没有文学价值的。但接着他又用“忠义”这把封建礼教的尺子来衡量“愤”，在对“愤”的理解上，有着明显的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金圣叹继承了李贽的发愤著小说的理论，指出《水浒传》是“怨毒著书”的产物。
小说家怎样发愤著书？李贽没有深究。金圣叹认为小说家是借小说中的正面人物来抨击现实的，而不是作家在小说中直接发表讨世檄文，这是金圣叹在发愤著书说上的贡献。张竹坡的“作秽言以泄其愤”[9]的世情小说理论是从李贽的“发愤著书说”、金圣叹的“怨毒著书说”中受到一定启示而将其内容向前推进一步而使具体化了。张竹坡钦佩金圣叹批阅《水浒》的才能，其弟张道渊曾回忆：“（兄）曾向余曰：‘《金瓶》针线缜密，圣叹既殁，世鲜知者，吾将拈而出之’。遂键户旬有余日而批成。”（《仲兄竹坡传》）可见张竹坡评《金瓶梅》的学术的出发点是要继踵圣武，超越前贤，以《金瓶梅》的知音自负。与前人比较，张竹坡的理论确有其独到之处。其发愤著书说的突出特色是，他能阐发作者的创作动机，缘起自身的悲惨遭遇，并由此而联系到自身所处的黑暗社会。这样，“作秽言以泄其愤”中的“愤”，既有“其亲为仇所算”的悲愤，也有对黑暗现实的愤懑，从而使作品中的创作情感渗透着深广的社会内容。悲愤容量的扩大，作家的笔触就自然地伸入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世情小说也就自然而然地负荷起了抨击一个时代丑恶的重任了。“愤”的内涵就有了超越作家个人情感的时代意义。
三
张竹坡的《金瓶梅》评点系统，可分为“评”和“点”两个方面。除了对《金瓶梅》的文本结构、情节人物进行评价（即“评”）外，很重要的一面是他站在读者立场，论及了从欣赏心理的角度，去读解《金瓶梅》的方法，也即“点”拨读者，调动读者的联想和想象系统，从而达到理解文本的目的。这在中国古代小说欣赏中，具有开拓的意义。
联想与想象是张竹坡《金瓶梅》的欣赏心理中最常用的方法。从文艺心理学角度看，联想对于欣赏的作用可以使艺术表现的抽象性的物质材料，转化为生动鲜活的艺术形象；可以使艺术象征变得易于理解；使移情效果得以产生；使作品寓意得以领悟。联想心理活动综合地实现于欣赏过程，便有了通常所说的艺术欣赏的再造想象。张竹坡在《金瓶梅》欣赏心理活动中运用的联想，大多是对《金瓶梅》艺术象征加以主观阐释，以及通过主观替代的移情作用而使作者的寓意为人们所领悟。
“寓意说”是张竹坡批评《金瓶梅》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将书中许多人名、地名、物名看作一系列暗示符号，通过联想和想象，从而破译这些符号来追寻和说明小说的寓意所在，这就构成了他不同于金圣叹、毛氏父子和其他小说批评的理论特色。其方法是借助于训诂学由音求义的声训和直陈词义的义训以及其他的联想作用，来解求人名、地名、物名的含义，或说明其人品性格，或指出其特点的征状，并进而指出它们在小说中的暗示作用，从而阐释扩展作品所表现的微言大义。
他的一篇《寓意说》可谓是联想心理的合成。偏要为洋洋一百回的“千针万线，同出一丝，又千曲万折，不露一线”[10]的文字递出金线来。他在《寓意说》中判定：“《金瓶》一部，有名人物不下百数，为之寻端竟委，大半皆属寓言。庶因物有名，托名摭事，以成此一百回曲曲折折之书”。如在阐释《金瓶梅》中“何以有瓶、梅”时，他联想如珠：“瓶因庆生也。盖云贪欲嗜恶，百骸枯尽，瓶之罄矣。特特撰出瓶儿，直令千古风流人同声一哭。因瓶生情，则花瓶而子虚姓花，银瓶而银姐名银。瓶与屏通，窥春必于隙底。屏号芙蓉，‘玩赏芙蓉亭’盖为瓶儿插笋。……”这里用的大体是由音求义的声训法进行联想，由“瓶因庆生”生发出令“百骸枯尽”之“罄”，即“庆”→“罄”；“瓶”→“花瓶”→“花子虚”；“瓶”→“银瓶”→“银姐”；“瓶”→“屏”→“芙蓉”→“芙蓉亭”。他如“屏”、“风”二字相连→“冯”妈妈必随瓶儿；瓶儿“悔”→蒋文“蕙”闻悔而来；然瓶儿终非所据，必致“逐散”→故又号“竹山”……在他看来“（奶子）如意为（李）瓶儿后身，故为熊氏姓张，熊之所贵者胆也，是如意乃瓶胆一张耳。故瓶儿好倒插花，如意茎露独尝，皆瓶与瓶胆之本色情景。”又如“至王六儿，又黄芦儿别音……”。“芦茎叶皆后空，故王六儿好干后庭花，亦随手成趣。芦亦有影，故看灯夜又用铁棍觑春风……”。另外关于庞春梅、潘金莲、吴月娘、李娇儿、孟玉楼等人的“寓意”，也都因名生发联想，由声见义抒情，随笔皆成谐趣。他的这类联想，较之西方的意识流式联想，在展示人的性心理的途径上，更直接而具体。
张竹坡《金瓶梅》欣赏心理中的这类联想的综合，组成了他的再造想象，这种再造想象超脱了联想所属的记忆范畴，进入了按照艺术规定重新组合加工创造的自由空间。如他欣赏眼光中的月娘为月，金莲为莲，宋惠莲为获廉，李娇儿乃桃李春风墙外枝等，都是很独特的再造想象。竹坡由联想而想象，给吴月娘等人的环境、经历、行为结局等作了种种的归结，结合他自己的生活经验和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氛围，再造了《金瓶梅》的本文系统。这在小说批评史上是很有价值的。
张竹坡以自己的主观评价替代作品中的客观描述和判断，而直接感受出《金瓶梅》的寓意，戒人“识之”、“省之”者。例如：“此回总写西门庆治家愚暗之失也。……使西门庆不与惠莲勾搭，虽百鞭惠祥，有何闲说，乃止因一事下替，遂起凌妻之渐。作者盖深为处家者棒喝也，凡有家者识之”（第二十四回回评）；“噫，读此书者，于此处当深省之，便可于淫欲世界中，悟圣贤学问”（第二十五回回评）等。而更常用的是他由主观联想而阐释《金瓶梅》的艺术象征意义。
四
创作和欣赏之间是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落实到具体作品的欣赏活动来说，虽然创作一方总是起主导的作用，一切以既定的文本为根据，但欣赏一方也不是消极被动地接受创作的诱导，而是有着积极参予的心理活动，这才能使艺术创作的客观效果得到充分的显现。阅读一方的这种积极的心理，即为欣赏心理。从欣赏心理讲，有欣赏经验的积淀；欣赏的心理距离；欣赏的情感移入和欣赏的联想与想象等心理活动过程。在张竹坡的《金瓶梅》欣赏心理中，这些都能找到相应的痕迹。
张竹坡很注重欣赏经验的作用。现代文艺心理学认为欣赏经验是欣赏的前提条件。欣赏主体通过欣赏经验去发现、判断对象的艺术特征，并通过欣赏经验的作用在欣赏中能动地创造艺术价值。在这个过程中，欣赏经验也就进一步得到丰富与发展。张竹坡批评观中的“情理”，即是指欣赏经验的中感性的或理性的经验。
张竹坡认为：“做文章不过‘情理’二字。今做此一篇百回长文，亦只是‘情理’二字。于一个人心中，讨出一个人的情理，则一个人的传得矣。虽前后夹杂众人的话，而此一人开口，是此一人的情理。非其开口便得情理，由于讨出这一人的情理，方开口耳。是故写十百千人，皆如写一人，而遂洋洋乎有此一百回大书也。”（《读法》43）在他看来，小说中人物的性格、情节的发展，要符合欣赏者所体验的情理。这情理是欣赏者的感性经验在理性经验指导下所进行的欣赏的联想与想象活动。是一个显意识形成的过程。
张竹坡从欣赏者的经验积淀出发，以人们熟悉的社会存在为依据，来主观判断作者的创作意图，如“处处以娼妓暗描瓶儿，作者之意可想。”（第十五回回评）“夫新娶一妾，昨夜上吊，今晚西门拿马鞭入房。月娘为同室之人，乃高枕不问，其与西门上气不问可知矣”（第二十回回评）等。尤其是张竹坡对吴月娘——西门庆家主妇，人皆谓之贤良——的抨击，完全是从自己的经验出发，来理解和判断这个形象的。他在第十四回回评中说道：此回正文，虽是写李瓶儿、西门庆之恶，但“不知其写月娘之恶，又于旁文中带一正文也。”他认为月娘既始终参与李瓶儿、西门庆间的密谋，“则月娘为人，乃瓶梅中第一棉里囊针、柔奸之人。”这类评语，确使得《金瓶梅》原作中的艺术信息，通过评者的欣赏经验，而折射、放大，作品的文本内涵得以阐释和发挥、挖掘和扩充。
张竹坡还注意到了欣赏心理中的“心理距离”问题。美学上的所谓“心理距离”与物理上的距离不同，其实就是欣赏者对于欣赏对象采取一种超功利的态度。由于象《金瓶梅》这类的对象，确提供给主体这种须保持心理距离的可能，因此，欣赏需要的心理距离要有一定的尺度。这一尺度既近不得又远不得：过远，对对象就无法了解和进行情感体验；过近，则又不免被实用的动机压倒欣赏的需要。所以，一方面我们要从实际生活跳出来，一方面又不能完全脱离实际生活；一方面要忘我，另一方面又要拿我的经验来印证作品，这显然是一种矛盾。对作品描写的“不即不离”是艺术欣赏的一个理想状态，张竹坡在《金瓶梅》的批评中时时提到这个问题，较好地把握住了他与作品间的心理距离。
欣赏者按其对所欣赏事物的态度通常可分为“旁观者”和“分享者”两类[11]，张竹坡有时是置身局外的“旁观者”，如他认为“读《金瓶》不可呆看，一呆看便错了”（《读法》93）；“看《金瓶》把他当事实看，便被他瞒过，必然把他当文章看，方不被他瞒过也”（《读法》40）；有时又是设身局中的“分享者”，他说：“看《金瓶》，将来当他的文章看，犹须被他瞒过；必把他当自己的文章读，方不被他瞒过”（《读法》41）；“将他当自己的文章读，是矣，然又不如将他当自己才去经营的文章，我先将心与之曲折算出，夫而后谓之不能瞒我，方是不能瞒我也”（《读法》42）。象这类辩证的“不即不离”的距离观，是张竹坡《金瓶梅》欣赏心理的核心。
在张竹坡的回评、眉批、夹批中，他的这种时近时远，若即若离的距离观非常活泛。他时而居于说教的位置为人戒淫、戒贪，距离拉得远；时而站在西门一家的立场，对虔婆、马泊六、尼姑之流横加抨击，距离又贴得很近。时而参与西门私情，赞其淫欲，叹其甘美，趣味横生；时而又严守中立，在边上一句一字批点，给人看作者的“仁人志士，孝子悌弟”之心。正因为保持着这种进退裕如的欣赏距离，故张竹坡从容自谓：“我自做我之《金瓶梅》，我何暇与人批《金瓶梅》也哉！”
在艺术的欣赏和批评中，移情作用也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张竹坡注意到了情感的适度移入即“移情”问题。情感的移入，现代文艺心理学认为即主观的情感向客观对象的移入。移情的主要心理依据在于情感经验，移情作用能引起美感，因为它给平时封闭于躯壳中的“自我”以自由伸张的机会。张竹坡的评论就很注意欣赏者的情感参与的体验，引导读者在对《金瓶梅》的目注神往中倾注自己的感情于其中，以体现欣赏者的自我价值。如他认为：“读《金瓶》必须置唾壶于侧，庶便于击”（《读法》94）；“读《金瓶》必须列宝剑于右，或可划空泄愤”（《读法》95）；“读《金瓶》必须悬明镜于前，庶能圆满照见”（《读法》96）；“读《金瓶》必置大白于左，庶可痛饮，以消此世情之恶”（《读法》97）。从这些评论可见，没有全身心地用情感去体验作者的苦心诣意，则未可读《金瓶梅》也。
张竹坡读《金瓶梅》是很进入角色的。如他评西门庆与潘金莲两人勾情的文字：“开手将两人眼睛一描，最是难堪，却最是入情；后却使妇人五低头七笑两斜瞅，便使八十老人亦不能宁耐也。”（第四回回评）又如：“写花子由辈……此等人是何肺腑，直令人失声大哭。愿万万世不见此等人一面也。”（第十六回回评）如果张竹坡不能以这种物我两忘的积极欣赏情感活动移情投入到《金瓶梅》中，当然也就断断不会痛感到作者“穷途有泪无可洒处，……千秋万岁，此恨绵绵，悠悠苍天，曷有其极，悲哉悲哉”[12]的心情的。
如同今天的“移情说”的学者很重视“物我两忘”的境界对于产生移情的重要作用一样，竹坡的评论中也很注重打通《金瓶梅》的世界与欣赏者的世界的移情途径。张竹坡提出：“读《金瓶》必静坐三月方可，否则眼光模糊，不能激射得到”（《读法》72）；“才不高由于心粗，心粗由于气浮，心粗则气浮，气愈浮则心愈粗，岂但做不出好文，并亦看不出好文，遇此等人，切不可将《金瓶梅》与他读”（《读法》73）。在这类读《金瓶梅》的文字中，张竹坡的欣赏距离大大缩短了，有时简直是到了与《金瓶梅》浑然一体的程度。
注：有关张竹坡生平、族谱材料，引自吴敢《张竹坡与金瓶梅》，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9月第1版。
［收稿日期］：2002-1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