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质疑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答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持续增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围绕中国经济增长的质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1980年至2000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5％，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3.5％，其中，发达国家为2.7％，发展中国家为4.7％，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相当于世界平均增长水平的2.7倍，始终处于高速增长阶段。
然而，国际上对中国“风景这边独好”却颇有微词，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是否可持续？这成为新世纪以来全球经济界感兴趣的话题之一。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存在质疑的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匹兹堡大学经济学教授和历史学教授托马斯·罗斯基。罗斯基系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多年来致力于中国经济和历史的研究。2000年和2001年他先后在《经济学家》和《中国经济评论》发表了两篇文章：《中国的GDP统计出了什么问题》以及《中国的GDP统计：该被警告？》。在文章中，他从经济超常规增长而能源消耗却萎缩，从物流的下降到主要工业产品的缓慢增长，从服装等的消耗到农业发展的迟滞等等因素，几乎是全方位地对中国经济增长表示高度质疑。他的结论惊世骇俗，“在并不改变GDP构成的情况下，1997—1998年中国GDP增长2.2％是一个远比7.8％的官方数字更为合理的推算。而且，2.2％是一个上限，实际上可能更低，甚至可能为负数。”他的文章发表后，立即被到处引用和转载。《经济学家》和《商业周刊》就将其用作怀疑中国经济增长真实性的最主要证据。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就像患了流行性病症一样，对中国经济增长数据提出质疑，大多数西方主流媒体也都大篇幅地刊载过尖锐质疑中国经济增长率“掺水”的文章。
那么，让我们来看看罗斯基在《中国的GDP统计出了什么问题？》一文中到底是怎么说的？他的质疑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1997—1999年间，中国经济增长了24.7％，但能源消费却下降了12.8％，这就意味着在1997—1999的三年中，中国的单位能源消耗降低了30％，虽然由于计算机制造和其他低单位能源消耗产业的快速发展，可能会降低能源的耗费，但能源系数的快速增长并不构成中国经济增长的特点，如1997—1998年，中国的热电、焦炭、炼油等在生产中能量转换的效率都是降低的。
第二，一般来说，高收入者是航空的消费群体，在经济增长的份额中航空客户收入的增长应该超出经济增长的平均水平。1998年，中国的各大航空公司发生了猛烈的价格战，航空公司在航空机票上对国内航线的旅客支付30—40％的折扣。如果客户的收入上升而机票价格下降，旅客流量将会比旅客可支配收入和总消费量增长快得多。然而，1997—1998年的数据表明，国内航线的旅客里程数仅仅增长了2.2％，所有航线总共增长了3.40％。
第三，1998年中国遭受了列入20世纪前10大自然灾害的“冲击”，94个主要产业中，只有14个产业取得了两位数的增长，53个产业物质产出下降，在此情况下，中国工业生产是不可能实现10.75％的增长的，特别是在钢铁消费和水泥产出增长不超过5％的条件下，怎么也不可能得出这两部门投资支出却能跃升到13.9％的高增长水平。
第四，被中国称为“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驱动力”的国内消费统计数据可能更加有问题。根据全国的零售增长的调查数据显示，城乡居民人均支出费用的变化和零售商品增长率是不协调的。全国零售增长比人均费用支出增长要快得多，而且两者数据相差太大，这是完全不能用人口增长的理由来解释的，因为人口增长每年大约只是1％。
第五，近20年来，由于中国大力推进改革开放，对外贸易有了长足的进步，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在世界经济一片萧条的形势下，在世界经济“火车头”美国以及欧洲、日本和东亚各国经济都陷入增长难题的同时，一个外贸依存度如此高的国家是不可能有这样的增长数字的，一个显然的原因就是出口形势的恶化会制约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
据此，罗斯基得出结论：中国的增长“神话”明显与事实不符，中国GDP的统计数据出现了严重偏差。
假如质疑中国经济增长的论点能成立，那么，面对“9.11事件”后全球资本流向世界最安全和最具成长区域的中国，无疑会有人大喊：“当心掉进陷阱”。世界必将重新评估中国，并调整包括对中国投资在内的许多决策。因此，正视这些来自国际方面的质疑，冷静分析其前提、方法，对加强沟通国际间的统计方法，增强国际、国内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信心是有帮助的。
二、对质疑方法的商榷和疑问的解释
对罗斯基的研究我们应当承认其有合理的一面。但用能源耗费、航空客运量、物流周转量、就业增长幅度、人均费用支出等数据去推测GDP的增长的真实度，罗斯基无疑是犯了类似“人是动物”、“动物也是人”的逻辑错误。
首先，罗斯基的质疑是建立在这样的假定基础之上的：经济增长率与能源消耗增长率应该大致相等，同时能源的统计应该是精确的。然而，翻开世界经济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各国的经济增长和能源耗费都曾出现过不同步的现象，例如1971—1999年期间，日本、韩国、德国、英国和美国的能源增长数据和GDP增长数据就存在波动，其中，日本在1978、1980、1981和1985年，能源消耗的增长都出现至少低于GDP增长4个多百分点的情况，1981年甚至低6个百分点。可见，经济增长率与能源消耗增长率应该大致相等的假定并不成立，罗斯基用于论证中国经济增长率统计中存在误差的方法的逻辑基础是经不起推敲的。实际上，中国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耗之间并不存在一般经济理论上的稳定关系，事实上表现出来的恰恰是无序波动。无论是能源消费和电力消费弹性系数均是如此，能源消费从1997年开始确实出现了萎缩，其中以1998年的-4.1％最为严重，1999年以后则每年下滑1.6％左右，能源消耗在1997—2001年间总共下滑了约10％，在此期间同步伴随中国大规模的能源供给结构调整，煤炭供给受到严格的限制，因而电力消费有所上升，我们认为煤炭供给严格限制是导致中国统计能源消费萎缩的主要原因。另外，原油和成品油走私也十分猖獗，因此，近年来原煤和油品供需的实际规模可能存在低估。这样，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费之间的矛盾就不难理解了。
其次，中国经济增长对外贸的依存度并未达到有些人想象的那么高。如果按汇率法和购买力平价法分别计算外贸依存度，中国分别排在世界的第8位和第12位，这样一来中国经济增长平稳和出口大起大落之间的矛盾似乎无法解释。的确，在1998-2001年间，1998年出口同比仅增长了10亿美元，而2001年则同比增长了550亿美元，仅仅从出口的激烈波动看，是难以设想中国经济增长的波动居然在一个百分点以内。然而，我们应该看到，以支出法计算GDP增长时，主要考虑最终消费、资本形成，以及商品和服务净出口三项。因此，就出口和GDP的规模来看，出口波动500亿美元几乎相当于GDP波动5个百分点以上。但若按真正支出法来计算GDP增长则完全不同，过去5年，中国净出口徘徊在2300—3000亿人民币之间，而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的规模在3-5万亿人民币之间，因此，出口波动根本不足以影响最终的GDP增长，简单地说，支出法所体现的经济增长使得出口总量的波动对GDP的影响首先必须稀释为有形贸易净出口，然后再稀释为有形和无形贸易净出口，此信号再和几十倍于它的消费和投资稀释，才能最终体现到GDP增长幅度中去，再加上我国“大进大出”，对经济总量影响较小的加工贸易占了全部外贸的一半以上，外贸出口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实际上远不如一般人所想象的那么大，另外，外部需求的波动在过去几年基本上被国内投资和国内资本境内外流动的逆向变动所烫平，因此，那种以为出口波动可以直接折算为GDP增长波动的想法可能过于天真了。
第三，以航空客运的增长为根据，来确定所谓的GDP的上限也是十分轻率的。改革开放以来，交通客运的增长十分迅速，1978—2000年全社会旅客周转量的年平均增长率为9.3％，铁路、公路、水运和航空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
是6.7％、12.3％、6％和17.5％。根据专家学者的分析论证，经济增长和民航增长率有这样的特点，当经济增长率下降时，民航增长率会以更加激烈的方式下降。从中国的经济增长的统计数字可以看出，在大多数年份，航空客运周转量的年增长率都大大高于经济增长率。但也有一些年份，航空客运周转量的年增长率大大低于经济增长率。假如可以用1998年的航空客运周转量来判断GDP高估的话，那么是否也可以用2000年航空客运局转量的年增长率是13.21％来判断GDP的低估呢？
此外，他们赖以作出中国经济停滞不前的某些数据存在常识性的错误，所谓“主要工业产品增长缓慢和大部分产品实际上处于产量下降”（这是他门怀疑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依据之一）就是一例。在1986年以来有公开的连续统计数据的34种最主要的工业产品中，只有丝、糖、原煤、木材、金属切削机床、大中型拖拉机这七类在1997年以来出现了产量萎缩，其余均为增长。
以上我们对质疑中国经济增长的“盲点”给出了流畅的解答，至于对统计数据的“浮夸和虚报”、就业增长、地区差距等质疑也有学者给出了令人信服的回答，在有了“中国经济一枝独秀靠的是经济发展的支撑，而不是虚假数字”（邱晓华，2002）的信念下，我门将给出未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结论和政策建议。
三、结论及相关的政策建议
中国2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经验越来越使我们认识到，在发展中国家没有一定的增长速度，经济发展便无法实现，因此，我们不仅要认真研究投资、消费、政府购买和净出口的演变趋势和影响度，对经济增长的基石——要素的流动性、快捷性和质量的研究更是不可或缺的。站在经济增长微观“供给边”上，我们认为以下的结论和相关政策建议对保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是有参考意义的：
（1）未来的中国会在一个工业化较长的时段内发展经济，稀缺资本的贡献率将继续保持领先地位，因此，积极引进外资、防止资本外逃，积极扩大出口、争取外贸顺差、减少外汇储备等都是应该被考虑的。
（2）今后，劳动力的贡献率将持续下降，技术进步的贡献率稳步上升，人力资本的贡献率有可能加速。因此，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加大劳动力的转移速度和劳动力市场的培育，加大教育、卫生和营养等人力资本投资和技术进步的投资，研究管理、知识、技术等参加财富分配的规律和可操作性是当前较紧迫的工作。
（3）制度创新是经济发展的保障，上述工作展开的绩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方面的调整，制度将是影响未来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因素。加快城市化进程和户籍制度改革，实施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加快金融、投资体制的改革等制度创新将是保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最为关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