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炳麟与宣统朝亲贵用事政治格局的出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宣统论文,格局论文,政治论文,赵炳麟论文,朝亲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6)03～0130～09 亲贵用事，又称亲贵专政、亲贵专权，是指清末宣统时期摄政王载沣重用皇族亲贵掌控中枢大权，以强化皇室权威，巩固清朝统治。亲贵用事是宣统政局的重要内容，也是最为人诟病的宣统弊政之一，被指为导致清朝灭亡的重要原因。现有研究多围绕宣统时期用事亲贵间的派系斗争和影响、后果，①对亲贵用事格局的形成过程，尤其是赵炳麟奏立禁卫军与亲贵用事格局形成间的关系较少论及。本文即尝试就此问题做一钩沉，以期加深对宣统政局的认识。 一、“亲贵用事”提法的由来 讨论亲贵用事，首先应当明确载沣重用的亲贵是哪些人。解决这个问题，可以从了解“亲贵用事”提法的由来入手。目前看，“亲贵用事”这一提法的出现与御史江春霖有关。江春霖，号杏村，福建莆田人。历仕光、宣两朝，先后任翰林院检讨、都察院掌新疆道监察御史等职，以不畏权贵、敢言著称，与赵启霖、赵炳麟共称“三菱公司”，“京师人争目瞩之”。江春霖尤其“刚直使气，好饮酒，饮数斗不醉，酒半辄掀髯指骂王公，闻者咋舌”。[1]慈禧在世时即先后上八疏劾奕劻父子及袁世凯。载沣摄政后，因不满载沣独任载洵、载涛执掌海陆军大权，1909年8月上疏讽谏载沣兄弟。“比者道路传闻，臣僚议论，涉及二王者颇多，而监国摄政王之令闻亦为稍减”。希望载沣能召诫洵、涛，“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庶息众谤，顾全大局”。折中又有“幸际重光日月，方冀补阙拾遗，一清积弊。异日奉身而退，得为太平老百姓，扶杖以观德化之成。不意岁未及周，物议沸腾，竟有出于愚计之外者，臣不禁为祖宗三百年天下效贾生痛哭流涕长太息也”等语，载沣将之留中不发。[2]不过，江春霖在折中并未使用“亲贵用事”的提法。1910年2月，江春霖又上疏参劾奕劻“老奸窃位，多引匪人”，内容连及直督陈夔龙、皖抚朱家宝等多人。[3]载沣以所奏不实，夺江春霖御史职，回翰林院衙门行走。陈田、赵炳麟等约集都察院全台联名慰留，载沣不允，江春霖遂以养亲为名辞职南归。此事引发舆论一片哗然。5月17日，《申报》全文刊登江春霖奏参洵、涛之折，题为《江春霖请裁抑亲贵用事疏》，矛头直指掌权亲贵。[4]这是对“亲贵用事”一语较早的公开使用。但相对而言，当时舆论包括《申报》在内，对指斥色彩较强的“亲贵用事”用得不多，使用更多的是比较中性的“亲贵任事”等语。 1907年，于式枚奉使德国考察宪政，1909年回国并受到载沣召见。在此前后，《申报》对于式枚行踪多有报道。1909年9月2日，《申报》称于式枚“奏报考察议院情形及亲贵任事规则”。[5]9月12日称于式枚有奏折到京，“谓亲贵任事权限亦宜略予限制，不宜集权过重”。[6]11月2日又称“十七日召见于式枚时，摄政王询问各国亲贵任事权限最为详尽”。[7]1910年5月刊载江春霖奏参载洵、载涛折后，11月24、25日，《申报》连载《宪志日刊》的《读北鬼氏中国中央官制改革案书后》一文，其中有“吾观于世界各国之现制，而知宫府不分，以亲贵任国政之为敝制也”；“以亲贵任国政，其不利既彰彰矣”等语。[8]此外，《申报》刊登江春霖奏参洵、涛折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反响，各地报刊纷纷转载，但不论倾向、立场如何，多未使用“亲贵用事”的提法。如重庆《广益丛报》态度较《申报》更为激烈，在标题中直接点出洵、涛二人之名——《江杏村太史奏参洵涛两贝勒折》，按语又盛称江折“陈义正大，足使两贝勒将来勉为贤哲”，但并未使用“亲贵用事”。[9]态度较为温和的《东方杂志》更是含混地将标题写为《前都察院新疆道监察御史江春霖奏折补录》。[10] 民国以后，“亲贵用事”一语开始较多地出现在公事文牍中。1914年，北京行商请求国务院拨发承修前清摄政王府工程欠款。禀帖中有“彼时商等亦以亲贵用事，希望将来是以承认兴修。庸知政体变更，希望尽成泡影”。[11]1915年5月14日，袁世凯被迫接受“二十一条”后，向百官颁布密谕，文中称“前清末造，政失其纲，泄沓成风，人无远虑。加以亲贵用事，贿赂公行，各私其家，何知卫国。迨至武昌事起，举朝失措，列疆响应，瓦解土崩”。[12]1920年春反对中日直接交涉山东问题运动兴起后，救国会将袁氏密谕作为通电附件全文发表，“亲贵用事”一句也公之于众。[13]1915年稍晚，张作霖通电拥护袁世凯复辟帝制，电文亦称“前清末季以假立宪为牢笼之计，亲贵用事，贿赂公行，政令无常，罔恤民隐，以致革命蜂起，天下大乱，今疮痍未复，不堪一误再误”。[14] 各种公私修撰的清史中也出现“亲贵用事”的提法。《清史稿》中《诸王传》篇评论清代以亲王领政，有“亲贵用事，以摄政始，以摄政终。论者谓有天焉，诚一代得失之林也”之句。[15]1936年，印鸾章编成《清鉴纲目》，评价载沣摄政时亦称“其弟载洵、载涛等诸亲贵用事，藉口振兴海陆军，多事搜刮，人民愁怨，载沣不能制”。[16]各种私人笔记中也使用了“亲贵用事”的提法。1924年，陈夔龙撰成《梦蕉亭杂记》，书中述袁世凯、张之洞遗事，“(载沣摄政后，袁世凯获遣)文襄亦以国事日非，亲贵用事，屡谏不听，赍志以殁”。述革命党事时亦称“监国时代，亲贵用事”。[17]1931年，金梁撮录昔年光、宣间笔记日记，于1933年出版。述及宣统时亲贵，称“摄政王监国，亲贵用事，某掌军权，某专财柄，某握用人，某操行政，以参预政务为名，遇事擅专，不复能制”。[18]1931年，徐一士在《大公报》副刊《国闻周报》连载《凌霄一士随笔》，文中称“清末亲贵用事，以致覆亡”。[19]此后，随着《凌霄一士随笔》成为民国三大掌故名著之一，“亲贵用事”的提法也广为人知。 与“亲贵用事”含义相近，但使用较少的一个提法是“亲贵专政”。清末时胡思敬有“(宣统初年)其时亲贵尽出专政”的说法。[20]1931年，《东方杂志》发表“辛亥革命二十周年”专集，其中有王伯祥《辛亥革命的回忆》一文，称“(载沣摄政后)人民对于立宪，渴望正盛，而清廷所行的事情偏与立宪的趋势相反；并且亲贵专政，显有重满抑汉的表示”。[21]1933年，《申报》刊登絜庐《洪佛矢的小说》，其中有“亲贵专政，国是日非，朝廷把‘预备立宪’的话头，来欺骗民众”。不过所指时间是“当亡清光绪季年”。[22]另一较少使用的提法是“亲贵专权”。1925年，杨曼青在《顺天时报》发表社会丛谈《海底天》，第二回标题为“论前朝亲贵专权，入正文赵钱相会”。文中写道：“至光绪晚年，各大部中掌握权衡之官，多是一家亲贵，较比一国三公，还要加上两倍。直到宣统四年，这才把一个家天下，用两个字就给取消了。若问是那两个字，就是揖让吗”。[23]与“亲贵专权”相近的提法是“亲贵掌权”。刘成禺述张之洞遗事，称“光、宣之际，张、袁联袂入京，分执朝政，人以为政权在汉人；实则载洵掌海军，载涛掌陆军，肃王掌民政，载泽掌财政，载振掌工商，伦贝子掌资政院。张之洞常对鄂中门生在其幕下者，叹清室之将亡，谓亲贵掌权，违背祖训，迁流所及，人民涂炭，甚愿予不及见之耳”。[24] 二、宣统朝用事亲贵所指范围的变化 由上文可知，“亲贵用事”提法的出现与江春霖讽谏载沣重用载洵、载涛有关，民国以后开始较广泛使用。但在用事亲贵所指范围上，民国时除印鸾章、金梁等人外，其他人多未做说明。而印、金等人之间又有较大差别。印鸾章明确提到载洵、载涛，金梁隐晦地涉及载洵、载涛和载泽、奕劻、毓朗等人，刘成禺则指为载洵、载涛和善耆、载泽、载振、溥伦。与此相似，今人关于宣统政局的研究中，对用事亲贵范围的界定也互有歧异。凌冰在其早期《载沣摄政》一文和后来《清末监国摄政王》一书中，都有专节分析任用亲贵问题，所提到人物均限于载洵、载涛、奕劻、那桐等人。李细珠在《论宣统政局与清王朝覆灭》一文中，依据胡思敬《国闻备乘》中《政出多门》一条材料，提到的人物有载洵、毓朗、载涛、善耆、隆裕、载泽、监国福晋等人。苏炳同在论述亲贵揽权时，所据材料也主要是《政出多门》一条。李志武在其硕士论文《载沣研究》中也专门设有《亲贵集权》一节，论述的人物集中于载洵、载涛，对载泽也略有提及。从这些涉及亲贵用事的主要研究看，除了对载洵、载涛二人均表肯定外，对其他人是否属于用事亲贵的范畴分歧较大。 从民国以后用事亲贵范围的诸多分歧可以看出，要澄清用事亲贵究竟是哪些人，必须回到历史现场，审视清末时人的看法。清末时人关于亲贵用事的记载中，影响较大但情况较为特殊的是恽毓鼎之子恽宝惠所写《清末贵族之明争暗斗》一文。清末时恽宝惠曾任陆军部主事，又受载涛、毓朗拔擢任禁卫军书记官，颇受涛、朗重用，与直督杨士骧、陆军部尚书荫昌等人亦关系密切，是史事亲历者。不过其文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所写，属于事后回忆文章。文中没有明确提到亲贵用事，只是提及当时皇族约可分为两派，一派以载涛、毓朗为首，属军事的；一派以载泽为中心，属政治的。[25]另一影响较大的记载即是今人研究中多所引用的胡思敬《国闻备乘》一书。书中《政出多门》一条罗列了宣统朝用事亲贵的八个派别，比恽宝惠的说法要详尽得多： 孝钦训政时，权尽萃与奕劻，凡内外希图恩泽者，非夤缘奕劻之门不得入。奕劻虽贪，一人之欲易盈，非有援引之人亦未易身而进。至宣统初年奕劻权力稍杀，而局势稍稍变矣。其时亲贵尽出专政，收蓄猖狂少年，造谋生事，内外声气大通。于是洵贝勒总持海军，兼办陵工，与毓朗合为一党。涛贝勒统军谘府，侵夺陆军部权，收用良弼为一党。肃亲王好结纳沟通报馆，据民政部，领天下警政为一党。溥伦为宣宗长曾孙，同治初本有青宫之望，阴结议员为一党。隆裕以母后之尊，宠任太监张德为一党，泽公于隆裕为姻亲，又曾经出洋，握财政全权，创设监理财政官盐务处为一党。监国福晋雅有才能，颇通贿赂，联络母族为一党。以上七党皆专予夺之权，茸阘无耻之徒，趋之若鹜。而庆邸别树一帜，又在七党之外。海军本肃王建议，载洵等出而攘之，故用载洵为海军大臣，派毓朗、载搏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朗好谈洋务，搏，载振弟也。载涛见载洵等已握兵权，恐遂失势，争于王前，几有不顾而唾之势。王大窘，次日，复加派涛管理军谘府。唯溥伟以倔强与诸王不合，只派禁烟大臣，权力在诸王之下。当时朝士议论，皆言庆党贪鄙，肃党龌龊，两贝勒党浮薄。泽公受人播弄，所识拔若熊希龄、丁乃扬、陈惟彦之徒皆极阴险。其初出任政，颇有廉谨之名，后乃扬饰美姬以进，亦欣然受之。[26] 在写于宣统辛亥十月的《自序》中，胡思敬称：“予趋职之暇，时有所纪，久之遂成卷帙，大约见而知之者十之七八……自辛亥三月，予携此稿辞职出都，不半载而武昌乱作，欲再行庚续，而东西窜走，交游断绝，四方音问不通，遂长为山中人矣。”可知该书截稿于宣统辛亥三月，较恽宝惠文时间要早得多，是作者对其亲历亲闻的记录。《例言》中又称：“书中称太后、称上者，光绪朝所作；称孝钦、称德宗者，宣统时所作。”并称“书非做于一时，有前日所纪如是，而后日情形复变者，不再改削，用以存真”。[27]可知该书具体内容在写成时间上有先后之别，不能简单地一概视为当时当日记录，其中亦有时过境迁后的追记。对照《政出多门》中“宣统初年”、“军谘府”等语，可知这条材料属于胡思敬在宣统朝后期对宣初政局的回顾，反映的是宣统朝后期胡思敬对亲贵用事的看法。实际上，宣统朝后期持这种看法的并非只有胡思敬。例如，隆裕携溥仪退位当天，恽毓鼎在日记中斥责亲贵误国时提到：“醇王承述父志，排斥汉人……劻耄而贪，泽愚而愎，洵、涛童騃喜事，伦、朗庸鄙无能，载搏乳臭小儿，不足齿数。”[28]恽毓鼎并不在经常与胡思敬共谈掌故者之列，但其对用事亲贵范围的界定与胡思敬的概括颇多相似之处。因此，胡思敬等人对用事亲贵范围的这种界定或可视为宣统朝后期人们对亲贵用事普遍看法的一个反映。而在宣统朝初期，人们对用事亲贵的界定与此有所不同。 就胡思敬本人而言，其在宣初时的看法就与宣统朝后期有所区别。1909年7月，胡思敬曾上《请裁抑亲贵疏》。疏中开始提到“夫一国之最大要者为枢务，其次为兵权为财政。一切悉委诸宗潢贵近之手”，其意显然把奕劻、载洵、载涛、载泽等人均包括在内，与后来《政出多门》中记录的亲贵范围有一脉相承之处。但是同一疏中随后又提到“乃自商部兴，群起而充尚书；禁军兴，群起而充统帅”，其意又专注于载振、载涛。[29]而当时朝野上下对用事亲贵的界定又与胡思敬不同。在江春霖《请裁抑亲贵用事疏》中，其意专指载洵、载涛。“自皇上御极，监国摄政王莅政以来，崇陵之工、海军之事以郡王衔贝勒载洵治之，禁卫之兵、军谘之府以郡王衔贝勒载涛掌之。”[30]1909年，江西提学使林开謩遭人暗算开缺后，在京拜谒与之有世谊的那桐，其间论及亲贵擅柄之非，那桐“伸二指相示，意谓洵、涛二贝勒也”。[31]其意也指载洵、载涛。当时社会舆论的矛头也主要指向载洵、载涛二人，“自顷(载沣摄政)以来，一切重任要差，大抵以近支王公领之，涛贝勒之总禁卫军，洵贝勒之总理海军，其尤著者也”。[32] 由上可知，宣统朝期间，人们对用事亲贵所指范围的看法前后有一个变化，在宣统朝初期主要指载沣重用载洵、载涛。这一用法与民国时期印鸾章编《清鉴纲目》、今人李志武硕士论文中的用法更为接近。本文也在这一含义上使用亲贵用事这一概念，即宣初时期主要指载沣重用载洵、载涛二人集权。 三、赵炳麟促成亲贵用事政治格局的出现 宣统朝亲贵用事局面的出现，当时的实际统治者摄政王载沣无疑起着决定性作用。但其他人员的推动亦极为关键，其中最重要的推动者当属赵炳麟。赵炳麟，字竹垣，广西全州人。晚年筑室家乡柏岩，又号柏岩。光绪乙未科二甲赐进士出身。为清廷战败所激，先后参加公车上书和保皇会，同情、支持戊戌变法。任翰林院检讨期间，潜心古今政治得失与中外利病，究讨变法时事。1906年任都察院侍御史，复掌福建道、江南道、京畿道监察御史。以遇事敢言、不避权贵，号称“铁面御史”。赵炳麟出任御史时，正逢清廷推行预备立宪。因警惕袁世凯勾结奕劻，借立宪之名潜移君权、拥兵自重，赵炳麟提倡强化清室皇权，多次上疏提醒清廷预防立宪流弊，兼及官制、财政、军事诸多方面，颇获慈禧、光绪嘉纳。载沣摄政后，因其支持载沣驱袁、推行中央集权，一度也颇受载沣倚重。 载沣摄政，在当时人眼中是“父监子国，而君为虚位。名之不正，莫过于斯”。[33]因此他摄政后，除迅速拥立溥仪继位外，更以宣统名义尽心竭力举办两宫大丧，又高举宪政旗帜，彰显溥仪作为正统继承人的合法性。同时积极利用制定摄政王礼节等办法为自己正名固位。赵炳麟对载沣巩固权位之事积极参与。在赵炳麟等人推动下，1908年12月13日，在两宫离世后仅一个月，载沣便颁布了摄政王礼节，“会议监国摄政王礼节一折，尚属周妥，业由监国摄政王呈请皇太后御览，应照所议办理，著各该衙门一体遵行。”[34] 在赵炳麟为载沣正名固位的建言献策中，有一项重要内容即奏请摄政王总统禁卫军，以固根本。[35]按清制，宫廷护卫均用八旗禁军。因庚子之变打击，1901年以后护卫制度“为之一变”。北洋武卫右军入供宿卫。调拨数营驻扎午门、神武门、西苑门外各处，并分驻三海围墙外，与八旗值班兵丁按段梭巡。另以一营分驻万寿山等处，以备巡护。嗣后武卫右军编入新军第六镇，原驻宿卫各营仍照常分驻。[36]北洋新军虽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但各军更调频繁，“今年驻此营，明年易彼营，制度未定，挑选无常”。尤其各军皆为袁世凯督率，“统自外僚，深驻内府”，直接威胁皇室安危。因此1907年4月14日赵炳麟上奏，认为此举“似非慎重根本之意”，请仿日本近卫师团之制设立禁卫军，并精练八旗各军。禁卫军设都督一人，“统领禁卫各军，节制各旗都统及各项统领”。置禁卫军副长二人，“择忠勇知兵之将充补，帮助都督专司训练禁卫各军”。禁卫军包括步、骑、炮、工、辎重等兵种，“由禁卫军都督会同陆军部于各镇练军中挑选身材强武、品行方正者充之”。“平时练习悉用新法”。各旗都统、统领所辖之兵亦须认真操练。每季由禁卫军都督、陆军部尚书合禁卫军及各都统、各统领所辖之兵会操检视。数年后待有成效，再一律改为征兵之制，以“精益求精”。赵炳麟特别强调，禁卫军都督“由近支王公充补，直隶于君主”。[37]当日慈禧将赵折下陆军部知道。[38]但此时陆军部尚书铁良已将原由旗丁组建的京旗常备军扩编为陆军第一镇，与三、五、六镇一起收归陆军部统辖，组成近畿四镇，并正筹划将第一镇全数调京作为京师禁旅，供宫廷拱卫征调。[39]因而对赵折，陆军部以“原奏所陈办法，有窒碍难行之处，是以未经置议”，一直未予议复。[40]不久徐锡麟案爆发，满汉矛盾空前激化。清廷被迫于8月10日颁布谕旨，称“我朝以仁厚开基，迄今二百余年，满汉臣民从无歧视。近来任用大小臣工，即将军、都统亦不分满汉，均已量才器使。朝廷一秉大公，当为天下所共信”，提出要将满汉畛域“全行化除”。[41]清廷内部也掀起平满汉畛域的大讨论。于是，以近支王公统率禁卫军这种与平满汉畛域完全相悖的做法不得不暂行搁置。加之当年11月第一镇移驻京城北苑，与驻南苑的第六镇分班抽调，轮流入值。铁良自恃兵权在握，足与袁世凯分庭抗礼，对赵炳麟的建议更是不再理会。两宫去世、载沣摄政监国后，清廷主弱臣强局势分外凸显，强化皇权成为急务，赵炳麟遂将立禁卫军议再次提出。1908年12月4日，赵炳麟奏请载沣参照前次奏折办法，特旨设立禁卫军。只是因应形势变化，把直隶君主改为摄政王总统。[42]载沣当即将赵折下陆军部议奏。[43] 尽管载沣对禁卫军事非常积极，清廷中枢和陆军部态度却摇摆不定。12月7日，《申报》称御史赵炳麟奏请摄政王亲统禁卫军，陆军部“以体制攸关议驳”。[44]12日又称“王大臣等会议各御史摄政礼节折片，惟赵炳麟奏请总统禁卫军一折，业经议准，由内阁恭缮议单，呈摄政王钦定”。[45]对其中缘由，《申报》称赵炳麟折交陆军部议奏后，“庆邸披览此折，以体制有关，颇不谓然。嗣经政务处大臣以民政部说帖本有裁定军国政事字样，且摄政王代表皇上统率全国海陆各军，不特分际适合，并与君主立宪之制亦相暗合，已决议将此条採入。”[46] 1908年12月13日，陆军部呈递复奏。尽管这次陆军部反应较1907年要迅速得多，但对赵炳麟折仍维持原来态度，基本上全盘否定。陆军部指出，赵炳麟“请以摄政王总统禁卫军，意在慎重防卫，巩固根本”，不为无当。“惟军政大权，范围极广”。“凡海陆军并旗绿营征调，及黜陟之权，在监国均应执行。若专领禁卫军总统，分际转轻，权限转隘，似与体制未宜”。对于加强宫禁守卫事宜，陆军部认为原有“规制详洽，历久遵行”。1901年后又有武卫右军、新军第六镇先后入卫，保护更加严密。陆军部强调，除第六镇外，其他近畿一、三、五各镇亦皆拱卫之师，与日本近卫师团之制相仿。各镇编制完备，与赵炳麟要求的禁卫军编成相符。现在虽然三、五两镇外调他处，一、六两镇仍“专供调遣，更番宿卫”，护卫力量并未削弱。守卫禁近各门的前锋护军等营也经新法整顿，午门外各处宿卫营亦“界限分明，既无掺杂，堪资环卫”。此外，陆军部又提出正忙于筹划立宪军事预备事项，禁卫军制应归入逐年筹备事宜，以便详细妥订。要求“目前办法，拟请暂仍旧贯，无庸遇事更张”。不过，陆军部也做出妥协：“第念该御史所奏巩固根本，及前奏请以近支王公督率禁卫诸军，亦不为无见”，“拟请简派近支王公及谙练兵事大臣二三人，总司稽察守卫事宜。三年差满，届时由陆军部奏请另行简派。凡前锋护军、宿卫等营值班官兵均归稽察。”[47] 陆军部折递上当日，载沣按陆军部复奏颁旨，“著即派贝勒载涛、毓朗，尚书铁良总司稽察守卫以重宫禁而肃典章，余依议”。[48]似乎要将禁卫军事搁置。但实际上，载沣筹建禁卫军的步伐并未停止。12月19日，载沣借溥仪登极礼成犒赏王公大臣，给载洵、载涛加郡王衔，[49]以提高本支在皇族中地位，为巩固皇权打基础，并为领兵做好准备。12月25日，载沣按赵炳麟折要求，亲笔书写蓝笔谕，“著派贝勒载涛、毓朗，尚书铁良充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准其酌量由各旗营兵丁内拔取精壮，尽数认真训练，不准疏懈。此项禁卫军专归监国摄政王自为统辖调遣，俟有成效，再候谕旨”。[50]这三人中，刚加郡王衔的载涛既是近支王公，又是载沣胞弟。毓朗亦为宗室，乾隆长子定安亲王永璜五世孙，定慎郡王溥煦次子，与载沣等人虽支脉稍远，但号称清末皇族赴日第一人，庚子后赴日本考查警察等事务。[51]回国后历任鸿胪寺少卿、光禄寺卿。巡警部成立后，以内阁学士授左侍郎，与那桐分任崇文门正、副监督，后曾暂署民政部尚书。又授御前行走，赏三眼花翎。1907年袭贝勒爵。清廷开办贵胄学堂时，毓朗和载沣、载洵、载涛为同班同学。因励志勤学，深受载沣器重。[52]从此与载沣兄弟结下良好关系，被载家视为股肱之臣。两宫大丧时，毓朗与载洵、载涛一起被特命穿孝百日。溥仪登基颁赏王公大臣时，毓朗紧随洵、涛之后获赏食双俸。[53]尤其受载沣之托，毓朗还肩负着皇家护卫的重任。除受命与载涛一起总司稽查守卫宫禁事宜，专司训练禁卫军后不久，毓朗更受命替换掉那桐，任非亲信大臣不得派充，负责禁城外围护卫的步军统领一职。[54]从这一系列颁赏和任命，已可看出载沣对毓朗的信任和倚重。三人当中，只有铁良不是亲贵，但却是当时满人中最知兵的大员，也是在军事上唯一能与袁世凯抗衡之人。三人布局，正符合赵炳麟所说以近支王公统领、以忠勇知兵之将辅之的要求，从中也体现出载沣以满人为基础，以亲贵为辅弼，以近支卫皇权的执政思路。当时恽毓鼎即点出禁卫军的设立“既得祖宗时八旗兵遗意，兼寓固本之谋焉”。[55]时隔不久，1909年7月15日，载沣颁旨设立军谘处，赞佐皇帝通筹全国陆海各军事宜，规定皇帝亲政前统率陆海军大元帅之一切权任事宜暂由监国摄政王代理。同日派载洵充筹办海军大臣，第二天又添派载涛管理军谘处事务。[56]由此，以赵炳麟奏请设立禁卫军为肇因，载沣创设禁卫军，派兄弟载洵、载涛执掌海陆军大权，开启了宣统一朝亲贵用事的政治格局。 四、赵炳麟对其亲贵用事始作俑者身份的掩盖 宣统中期以后至民国初年，随着亲贵用事日益成为众所诟病的弊政和导致清朝统治崩溃的要因，赵炳麟开始有意识地隐瞒其与亲贵用事间的关系。 1911年7月，退居桂林家中的赵炳麟编成《谏垣奏事录》，自称是将其任御史期间除外交和弹劾个人之外的奏疏汇刻刊布。后又将1909年1月劾袁世凯疏补入，[57]是为现今流传的《谏垣奏事录》定本。其中收有1908年12月4日奏疏两件。一为《劝监国摄政王不可过于谦让疏》，后附批旨“奉旨：留中，钦此”。疏后有附注一段：“是日尚有一疏言摄政礼节，计三条一章，奏宜直达摄政王所居便殿自行开拆。一摄政王宜居禁城之内。一摄政王宜仿周公负斧之义，于御案旁设座。军机复三公之礼，旁设矮座。会同掌印给事中忠廉、陈田，京畿道御史崇兴、惠铭、徐定超等同上。奉旨：内阁各部院并案会议具奏。钦此。”二为《三请清政源疏》，后附批旨“奉旨：内阁各部院并案会议具奏，钦此”。[58] 查1908年12月4日《随手登记》有关忠廉、赵炳麟等人上奏记录：“给事中忠廉等折——议监国摄政王礼节由”、“御史赵炳麟折——三请规复署名旧制由、片——请以摄政王总统禁卫军以固根本由”。对上述折片，当日有交片谕旨三道：“交内阁本日给事中忠廉等奏议监国摄政王礼节折旨著内阁各部院衙门并案会议具奏由”、“交内阁本日赵炳麟三请规复署名旧制折旨著内阁各部院衙门并案会议具奏由”、“交陆军部本日御史赵炳麟奏请以监国摄政王总统禁卫军片旨陆军部议奏由。”[59]当日《上谕档》录有三道批旨的详细内容：“交陆军部本日御史赵炳麟奏请以摄政王总统禁卫军以固根本等语奉旨陆军部议奏钦此相应传知贵部钦遵可也此交计粘抄折一件”、“交内阁本日给事中忠廉等奏议监国摄政王礼节一折奉旨著内阁各部院衙门并案会议具奏钦此相应传知贵阁钦遵可也此交计粘抄折一件”、“交内阁本日御史赵炳麟奏三请规复署名旧制一折奉旨著内阁各部院衙门并案会议具奏钦此相应传知贵阁钦遵可也此交计粘抄折一件。”[60]《随手登记》是清廷奏折、谕旨的原始摘由记录，《上谕档》是清廷谕旨的原始记录。将二者与《谏垣奏事录》对照，可以看出，《奏事录》中收录的《劝监国摄政王不可过于谦让疏》及其批旨，在《随手登记》和《上谕档》中并无记录；而《随手登记》和《上谕档》中记录的《请以摄政王总统禁卫军以固根本》片及其批旨，《奏事录》中却没有收录。很显然，赵炳麟在编辑《谏垣奏事录》时存在作伪，企图掩盖某些事实真相。不过，就《随手登记》中没有记录的《劝监国摄政王不可过于谦让疏》及其批旨而言，尚不能简单判定为赵炳麟事后伪造。 1909年1月2日袁世凯开缺回籍，1月4日《申报》刊登北京专电，称“御史赵炳麟奏摄政王宜持大权毋多谦让，原折留中”。[61]1月17日刊载奏折内容大要。“御史赵炳麟封奏云，国无二主。摄政王既兼监国，即系代皇帝行使大权。虽不必以皇体自居，而宜以君权自持。当此主少国疑，全在当国主持定断。若复以谦让为怀，日久而玩心生，恐有尾大不掉之患云云。奉旨留中。”[62]查《劝监国摄政王不可过于谦让疏》上奏事由为“请统一政权，巩固国命”。折中有“近日国家多故，连遭大事，幸赖大行太皇太后及大行皇帝之仁明，以神器付诸嗣皇帝，而以政权悉命监国摄政王裁决，则天下臣民皆以整纲饬纪振起皇权，望诸监国摄政王之身矣”。又有“王之地位较周公尤重，不以拘守小节为忠而以安民人、定社稷为忠；不以谦让未遑为孝而以奠宗庙、保子孙为孝。乂安皇室，辑睦宫闱，进用正人，解除党派，赏罚所在，必以国事之是非；举废所关，毋以个人之爱恶。……运天下于一心，事当机而立断。见理务求确当，大权不可旁移”等语。与《申报》载奏折内容对比，二者主旨一致。 《劝监国摄政王不可过于谦让疏》中又有“臣于本年十月初十日以大行太皇太后万寿，监礼于景福门内”等语，可知该折若有上奏，时间应在两宫离世到1909年1月4日之前。查《随手登记》，这段时间内除1908年12月4日外，只有1909年1月2日有赵炳麟上奏记录，无事由，无批旨，亦未注明折件种类、数量，只是附注“连封套未发下”。[63]《奏事录》中收录本日奏折为1922年补入的《劾袁世凯疏》，附批旨“袁世凯著开缺回籍，钦此”。[64]查《随手登记》，本日谕旨为“袁开缺回籍养疴由”，并未提到是赵炳麟折的批旨。[65]所以《奏事录》中《劾袁世凯疏》后批旨应是赵炳麟自己所加，原折是被留中的。本日鹿传霖日记亦记为“陈田、赵炳麟封奏内存”。[66] 将上述情况汇合比较可以看出，《劝监国摄政王不可过于谦让疏》确有其折，并非事后伪造。可能在1909年1月4日与《劾袁世凯疏》一同上奏，均被载沣留中不发。但收录于《谏垣奏事录》时，赵炳麟对上奏时间做了篡改。尤其是赵炳麟在该疏后附注中称“是日尚有一疏言摄政礼节”，语气相当肯定，因而由编排印刷造成时间错误的可能性很小，时间错置是赵炳麟有意为之，其目的可能是要用《劝监国摄政王不可过于谦让疏》及其批旨充数，在时间和数量上掩盖隐瞒《请以摄政王总统禁卫军以固根本》片及其批旨的痕迹。但不管《劝监国摄政王不可过于谦让疏》的情况究竟如何，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赵炳麟在编辑《谏垣奏事录》时作伪，刻意隐瞒了《请以摄政王总统禁卫军以固根本》片及其批旨，不希望人们知道其与亲贵用事之间的关系。 除隐瞒总统禁卫军折外，赵炳麟还在《奏事录》中努力营造其反对亲贵专权的姿态。1909年1月15日，赵炳麟曾上三道奏疏，并受到载沣召见。其中请饬催议复满汉服制和条陈西南马政两折被批交礼部、陆军部议奏，另一《密陈管见疏》被留中不发。编辑《谏垣奏事录》时，赵炳麟将议复满汉服制折删去，收录了被留中的《密陈管见疏》。疏中有：“用人不可分满汉。彼党所以簧鼓中外者，曰朝廷持排汉政策耳。袁世凯自命为汉造福，而不知剥万民脂膏做一人情面，于上负君，于下负民。然浮薄少年受其惑者，正复不少，风声所布，逾言融化满汉而意见愈深。惟朝廷行政用人廓然大公，罔分畛域，久之谣言自熄，人心谧安，彼党自无词可措。书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此人君之极则也。”疏后他加了一段按语述其被召见一事：“是日召见养心殿逾一点钟之久。监国问及防患之策，麟请宣布德宗手诏，大赦党人，择其良者任以国事。起岑春煊典禁卫军兼军咨府；用张謇、汤寿潜、康有为、梁启超，郑孝胥、赵启霖、安维峻为摄政府顾问兼授皇帝读；罢奕劻，专任张之洞长军机，可熄群谣、固众志。监国首肯。商诸张之洞，之洞大反对，遂寝其议。是晚，之洞遣幕友覃兆昆号展甫，柳州人来责余曰：‘尔今日召见所保之人，中堂极不谓然。特告我致词，人生难得清名，毋为人误’。余自此不得召见矣。”[67] 观此折与按语，人们会得出赵炳麟不仅没有主张亲贵用事，反而因反对亲贵集权、主张任用汉人遭到张之洞排斥和载沣的冷落疏远的结论。然而，当日赵炳麟奏请立禁卫军时，舆论已做了广泛报道。《申报》不仅通过专电报道此事，还将相关谕旨刊布。[68]赵炳麟编辑《谏垣奏事录》时距之不到3年，旧事历历在目，《奏事录》的掩盖效果究竟能有多大颇值得怀疑。所以1914年9月辑录《宣统大事鉴》时，赵炳麟从篡改上奏内容入手，继续就此事作伪。在《宣统大事鉴》中，1908年12月有“摄政王召见御史赵炳麟于养心殿”一条，内容与《奏事录》中《密陈管见疏》后按语内容基本一致。1909年7月又有“摄政王以贝勒载涛典禁卫军，兼管军咨府，贝勒毓朗襄办禁卫军事”一条：“初，御史赵炳麟请置禁卫军，选北军、南军之精锐入拱宿卫，以岑春煊为督办，冯国璋、陆荣廷为会办，用新式训练，预备不虞。交陆军部议，至是行之。摄政王以其亲弟载涛督之。涛任良弼襄戎事。弼留学日本，常恸各学生排满之举，多不亲任汉人。度支部尚书镇国公载泽，陆军部尚书铁良，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及王公贝勒皆以良弼言为不易之理，自是满汉之见愈深矣。”[69]其后“御史江春霖、胡思敬劾载洵、载涛。留中不报”一条又有“摄政王初政，振纪纲，勤召见，天下喁喁望治。自元年以来，任用亲贵，猜忌汉人，天下失望”等语。观此不难得出结论，赵炳麟在1908年12月奏立禁卫军时就已主张任用汉人，是载沣任用亲贵、猜忌汉人，造成天下失望，赵炳麟也遭到排斥。然而，赵炳麟奏折的实际内容如何呢? 目前，赵炳麟1908年奏立禁卫军原片尚未能从档案中检出，但在已发现的陆军部议复赵炳麟折的文首录有赵折内容主旨：“本月十一日军机处抄交御史赵炳麟奏请饬军机处检去年三月所奏，请设禁卫军折。特旨施行。以摄政王总统是军。巩固根本等因一片。本月奉旨陆军部议奏。钦此。”[70]于此可见，赵炳麟1908年奏请载沣设立禁卫军折的主旨内容与其1907年折一致，只是因应形势变化，将直隶君主改为摄政王总统。并针对陆军部的阻力要求载沣颁特旨施行。而载沣任用载涛、毓朗、铁良总司训练禁卫军的人事布局以及亲书谕旨的做法，都是在遵照、贯彻赵炳麟的建议、要求。这些事实都证明，赵炳麟奏立禁卫军直接促成宣统朝亲贵用事局面的出现，赵炳麟本人正是亲贵用事局面的始作俑者。而赵炳麟在编辑《谏垣奏事录》和《宣统大事鉴》等书时的一系列作伪行动，都是在刻意隐瞒、避开这个事实真相，因为他自己清楚地知道这一真相对他没有任何好处，甚至可能会导致骂名千载。 实际上，赵炳麟在编辑《谏垣奏事录》时也隐隐流露出忏悔之意。在《奏事录》宣统三年六月《自序》中有言：“是以待罪台垣，论事疏多，弹章极少。天子不弃葑菲，采择者十之六七，然问其于世有益乎?实无丝毫之补，甚有造善因结恶果，为建言人意不及料者。呜呼!是又谁之罪耶?”并赋诗云：“身居沧海横流日，百计何由挽陆沉；不必避人焚谏草，是非留证半生心。”[71]然而，其实际行动却与诗中情怀恰恰相反，一系列隐瞒、篡改的作伪行动，直可谓之“为避人言焚谏草，混淆是非半生心”了。 注释： ①相关研究主要有：凌冰：《载沣摄政》，政协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编》第33辑，北京：北京出版社，1958年；凌冰：《爱新觉罗载沣——清末监国摄政王》，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李细珠：《论宣统政局与清王朝覆灭》，《北方论丛》1995年第5期；苏炳同：《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李志武：《载沣研究》，中山大学历史系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标签：中国近代史论文; 日本首相论文; 日本内阁论文; 清朝论文; 历史论文; 爱新觉罗·载沣论文; 申报论文; 陆军论文; 晚清论文; 摄政王论文; 禁卫军论文; 奕劻论文; 汉朝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