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老之学到儒学复兴——对汉初学术思潮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学论文,思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汉初六七十年，是封建地主阶级在全国的统治地位由确立到逐渐巩固的时期。无论在政治经济方面，抑或在思想文化领域，其统治地位都日趋巩固。然而，政权的巩固过程，同时也是个痛苦的斗争过程。这种斗争，表现在政治上，就是中央集权同地方诸侯王之间的斗争；表现在经济上，就是豪强地主的兼并与中小地主反兼并的斗争；表现在思想文化上，则是从黄老之学发展到儒学复兴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彼此之间力量的消长。本文拟对汉初思想文化领域“儒道互绌”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统治政策的调整作些探讨。
一、汉初“无为而治”与“师异道，人异论”
公元前206年，以刘邦为首的军事集团，利用秦末农民大起义的巨大威力，推翻了秦王朝的残暴统治，建立了西汉王朝。然而，以刘邦为首的汉初统治集团面临着的却是经济凋蔽、社会破败的非常形势。由于秦王朝的残酷剥削和秦末汉初连年不断的战争破坏，使得人口大量死亡，“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户口可得而数才什二三，是以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①因粮谷奇缺，致使谷价腾贵，“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②战争最激烈的荥阳和关中一带，饥荒更为严重，斛（石）米竟值万钱“齐民无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③。社会凋蔽的严峻形势给新建立的西汉封建政权蒙上了一层阴影。政治上的无上权威与经济上的极端贫弱产生了尖锐的矛盾，迫使汉初统治者迅速寻找对策，以恢复残破不堪的社会经济，稳定封建的统治秩序。
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汉初统治者终于找到了新的对策，这就是，把道家的“黄老之学”作为根本的指导思想，把“清静无为”作为基本国策。所谓“清静无为”，从根本上说乃是另一种形式的“有为”，是以退为进。汉初统治者采用这种政策显然是秦末农民战争的成果在统治政策中的折现，是阶级斗争推动历史发展的特定表现形式。
汉初六七十年间，历代统治者都毫无例外地实行了“无为而治”的政策。而起着关键作用的人物则有两个：一个是曹参，另一个是窦太后。曹参首先实施了这种政策。他相齐九年，一遵黄老之学，坚信“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④，结果齐国大治。后来，他继萧何做了丞相，便把在齐国行之有效的“无为而治”政策推行到了全国。司马迁在《史记·曹相国世家》中言道：“（曹）参为汉相国，清静极言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
汉文帝的皇后窦氏是汉初统治集团中尊崇和提倡“黄老之术”的另一个代表。他在文帝朝做了二十三年皇后，景帝朝做了十六年皇太后，还在武帝朝做了六年太皇太后。她笃信“黄老之术”，把道家的无为政治整整提倡并实施了45年，直到她去世为止。
由于汉初实行“清静无为”的黄老政治，就使得先秦以来各种学术思潮故态复萌，重新复苏。这样，汉初的意识形态领域内便呈现出一派斑驳陆离的复杂情景。道家的“黄老之术”是当时的根本指导思想，最受朝廷青睐和重视；其次是儒学，西汉建立以后，这批人也渐渐集结起来。由于刚刚确立统治地位的汉家朝廷需要“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兴礼乐”⑤，所以一些儒家学者也就逐渐跻身于统治阶级的行列。其余诸子各家的活动，在汉初亦余绪未绝。淮南王刘安招纳“宾客”所撰著的《淮南子》，阴阳家言所在多有；“孝文本好刑名之言”⑥，说明法家也很活跃：“郦生因言六国纵横”，表明纵横家也未匿迹。这些诸子学说余绪的存在，使得汉初学术思想领域呈现出“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⑦的混乱局面。
二、“儒道互绌”形势的出现
汉初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儒道互绌”形势是司马迁在《史记》中首先披露出来的。他在《儒林列传》中说：“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耶？”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司马迁所说的“世”，确切地说应当是汉文帝以后。汉高祖时，儒学尚处在重新积聚力量阶段，还无力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即“黄老之学”进行抗衡。只是到了陆贾、贾谊等人登上政治舞台，儒学以新的姿态出现之后，才真正揭开了“儒道互绌”斗争的序幕。
关于当时“儒道互绌”的具体情况，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列传》中记载了两个颇具代表性的例子。一个发生于景帝在位期间，表现在倡导儒家学说的辕固生与道家的推崇者窦太后的冲突；另一个发生在武帝初年，表现为儒家申公同窦太后的矛盾。在冲突中，儒生们把道家学说贬得一钱不值，而道家的卫道士则欲置儒士于死地而后快。斗争的尖锐性和激烈程度，于此可见一斑。
缘何文景以后至武帝初年，会出现“儒道互绌”的形势呢？笔者以为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道家学说在汉初所以倍受青睐。并被确定为统治思想，是形势使然。换言之，这是汉初统治者因时制宜，是一种权宜之计。但是，任何事情都是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的，黄老之学所主张的“无为而治”，决非长期维护封建统治最有效的方术。随着时间的推移，封建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出现了“文景之治”的局面。封建统治者必然要加强对整个社会的控制，也就是说，“无为”政治必然要被“有为”政治所取代。这种“有为”政治是什么呢？汉初统治者经过反复对比、考察。逐渐看中了儒家学说。主张儒家学说的辕固生被窦太后打下去后，武帝登基后又把他提起来，就清楚地表明当时统治阶级对儒道两种学说的轻重取舍。
另一方面，从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来看，在汉初，中央集权与地方诸侯王两大势力的斗争贯串始终。汉初推行的“无为”政治，虽然使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但同时也使诸侯王的离心力增大。一些诸侯王看到“无为而治”的放任政策对发展自己势力有利，便拼命加以鼓吹，有的诸侯王，如淮南王刘安，甚至不惜重金广揽天下人才，编辑著作。为这种政策的实施提供理论依据。他“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⑧，为其著书立说，成就了一部由“内”、“中”、“外”三部分组成的《淮南子》（或称《淮南鸿烈》）。这是一部集数十年流行的黄老学说之大成的道学著作。地方诸侯王推崇道家学说，是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麻痹中央政府，同时也是为了同日益得势的儒家学说相对抗。正是由于上述两方面的原因，文景以降以至武帝即位之初，在思想领域便出现了“儒道互绌”的斗争形势。
三、汉初儒学复兴的历史进程
可以这样认为，在汉初儒道两家的斗争中，儒家的地位日趋上升，道家则逐渐下降。道家无为而治的学说有其明显的弱点，其地位日趋下降是预料之中的事。但儒家的地位缘何能不断上升呢？我以为，这与儒家内部的改造和复兴的进程是有很大关系的。
汉初的儒家，我们可以拿叔孙通、陆贾、贾谊三人作代表。他们三人都不同程度地为儒家学说的改造和复兴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叔孙通在秦朝做过待诏博士，降汉后，刘邦拜他为博士。他对儒学复兴的贡献，在于他带出了一批弟子，并且为汉家王朝制定了一整套朝仪。他所制定的朝仪和宗庙礼仪，其时就是运用儒家的礼仪，同时杂以秦朝旧制，为建立汉王朝至高无上的权威服务，在儒学发展史上，他所起到的作用，就是使汉初统治者注意到，在知识分子中还有那么一批儒士，他们精通文史和历代统治方术，可以为自己的统治效力。这样，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儒学在汉朝最高统治者心目中的地位。
陆贾是汉初儒学的先驱。他熟悉儒学，机智善辩，经常在高祖面前称说《诗》、《书》。高祖起初瞧不起儒生，后来在陆贾的劝说和影响下，对儒生改变了看法，对儒生们所学的《诗》、《书》以及他们所总结的历史经验也“称善”了。这在态度上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转变。惠帝四年（前191年），“除挟（藏）书律”，政府鼓励民间献书。一些诸侯王，如河间献王刘德也大加倡导。这种访求天下遗书之风，跟前此汉高祖对儒生态度的改变显然有着直接的关系。
陆贾标榜儒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他在赞成无为政治的前提下，给“无为”以新的解释。他认为，所谓“无为”，就是要用儒家的“仁义”思想治理天下，要一反秦代的严刑峻法，而代之以德教化民。在《新语·无为》篇中，他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无为者，乃有为也。”他反对把“无为”解释为“无所作为”，而主张把它视作“有为”的特定表现形式。以“仁义”作为“有为”的根本。在《新语·道基》篇中，陆贾把“行仁义”作为儒家学说的根本，并以此解释“无为”，其真正用意就在于企图把“无为”纳入儒家学说的轨道。在当时“儒道互纳”，道强儒弱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这不失为一种聪明而有效的斗争策略。
如果说陆贾是汉初儒学的先驱者，那么稍后的贾谊则是汉初儒学的巨子，是董仲舒之前雄冠一时的大学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贾谊因时制宜地对儒学进行阐述，汉武帝时儒家要堂而皇之地登上“独尊”的宝座是不可想象的。
自荀卿以来，代表新兴地主阶级政治主张和利益的新儒学在学术思想上有两个突出的表现：一个是对早期儒家思想进行了总结，继承了有用的成份，扬弃了不合时宜的内容；一是对其他学派采取了综合的态度，从它们理论体系中吸取了有益的东西。这种方法，从战国后期开始，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一种无法遏止的潮流。贾谊也顺应了这个潮流，他以儒家思想为主体，但对其他学派，尤其是对法家和道家，也是采取了兼容并蓄的综合态度。
首先，他主张要立制度。所谓立制度，就是要建立正常的统治秩序，用贾谊的话说，就是要“定经制，令主主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亲各得其宜，奸人无所冀幸，群众信上而不疑惑”⑨；在《瑰玮》篇中，他主张“车舆有度，衣服器械各有制数”。有《礼》篇中，他端出《国风·召南·驺虞》等篇章以为佐证，说明历代明君圣主无不主张“尊卑大小，强弱有位。”贾谊奏立的制度，正是建立在这种“别”字基础之上的。
其次，他提出必须定一尊。贾谊所倡导的定一尊，就是主张中央集权，反对地方分权。在儒家的著述中，无论是《春秋》，还是《诗经》，无不包含“尊王”的思想。贾谊生活的时代地方诸侯王势力已经膨胀到非常严重的地步，正如他所描绘的那样，“天下之势，方病大肿，一胫之大几如腰，一指之大几如股”⑩。在这种情况下，他对儒家经典中有关“定一尊”的观点加以阐发是不难理解的。如何定一尊？他在《治安策》中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具体策略。他认为，“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天下也就可以过上安乐日子了。
第三是恤下民。贾谊很注意研究历史，在民众观上，他继承了先秦孟子“民为贵”(11)的重民思想，提出：“夫忧民之忧者，民必忧其忧；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12)不但如此，他还进一步提出：“国以民为安危”。他说：“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13)然则怎样才能恤下民呢？贾谊的答案是“安之而已矣！”在《过秦论》中，他以秦亡为鉴，对“安民”作了详尽的解释。
最后，贾谊认为还应重教育。他根据孔子“性相近，习相远”之说，主张把教育视为立身处世之要道而加以提倡。他不仅重视一般人的教育，而且格外重视“太子”的教育。他说：“天下之命，悬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谕教与选左右。”(14)认为只要把太子教育好了，天下就有了希望。
贾谊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他面对现实，从理论上阐发了儒家学说的基本思想，而且更重要的在于他勇于实践，在刀光剑影中进行斗争。最能体现这一性格的是他同地方诸侯王分权势力之间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他呕心沥血，耗费了大量精力，终于在33岁时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总之，从汉初学术思潮的变化看，儒学和黄老之学相比较，前者更带有根本性，而后者却只反映了在几百年的战乱之后，人们普遍渴求社会安定，以便休养生息的现实情况。因此，它只具有暂时的性质。由于恢复经济、休养生息的迫切性，黄老之学就被暂时突出出来。但黄老之学所宣扬的清静无为的统治术实施的结果，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一些社会弊端，因而它不可能长久地持续下去，它最终在汉武帝即位后被儒家学说所取代。
注释：
①《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序》。
②《汉书·食货志上》。
③《史记·平准书》。
④《汉书·萧何曹参传》。
⑤⑩《汉书·贾谊传》。
⑥《史记·儒林传序》。
⑦董仲舒：《举贤良对策》。
⑧《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
⑨《新书·俗激》。以下凡引自《新书》，只注篇名。
(11)《孟子·尽心篇》。
(12)《新书·礼》。
(13)(14)《新书·大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