嫁接之果：中国社会工作专业的“被生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工作论文,中国论文,专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877(2012)01-0115-05
嫁接，简单说，就是把一种植物的枝或芽，接到另一种植物上，使接在一起的两个部分长成一个完整的植株。接上去的枝或芽，叫接穗。被接的植物体，叫砧木。影响嫁接成活的主要因素是接穗和砧木之间的亲和力。中国社会工作专业的设立，可以看做是西方社会工作专业制度和中国本土社会嫁接的产物。本文拟以嫁接的相关植物学术语，对中国社会工作专业的生产进行分析。本文认为，中国社会工作专业的生产表现为一种国家行政力量干预下的“被生产”过程。
一、接穗：社会工作专业“品种”的优良性状
“社会工作”一词直译于英语“Social Work”。作为一个专业，社会工作诞生于西方社会，发展至今不过百年。目前，学术界关于社会工作的界定有多种表达。本文社会工作的定义，是指遵循以人为本、助人自助、平等公正的专业价值观，在社会服务及社会管理等领域，综合运用专业知识、技能和方法，帮助有需要的个人、家庭、群体和社区，整合社会资源，协调社会关系，预防和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稳定和谐的专业和职业。[1]中国高校教育体制嫁接社会工作专业，首先是因为社会工作专业含有对人类美好生活的终极关怀。
可以说，人类对于人自身的存在状态有一个“美好生活”(well-being)的预设。这个预设与人类的诞生相伴而生，与人类独特的生命特质有关。人之为人也在于人有不同于动物的生命样态。动物的存在要完全依赖于自然。这是一种自在的而非自为的存在方式。动物的生命只有“生存”状态，毫无“生活”状态可言。人的存在方式则不同。从人制造工具那天起，人使自己的存在方式由“自在”转变成了“自为”，降低了对自然的依赖程度。自然成了人改造的对象。这使得人类的存在可以有“生存”和“生活”两重境界之分。人类追求“生活”，并且人类希冀美好的生活。但是，美好的生活状态并不容易实现。在人的需要与环境的匹配间，经常会出现失衡的情况。社会工作有扶弱济贫，解决社会问题，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专业使命。社会工作专业的设立无疑有助于人的需要的保障与满足。
其次，社会工作专业的设立魅力所在，与其和价值观之间的关系有关。社会工作与其他专业相比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高度强调价值观的重要性。社会工作的一个基本价值观是秉承“助人自助”。即社会工作者在因应个体或群体的需要，为其提供专业的服务和支援的同时，相信人有改变、发展、完善的能力，坚持挖掘案主的潜能，力争推动弱势人群的自救和自立。此外，社会工作充分尊重个体及其权利。社会工作者坚信人生而平等，接纳并尊重个体差异，充分尊重并协助维护个体权利的获得。社会工作专业能够传承和发扬社会的主流文化，这也容易得到政府及主流社会的认可与支持。
再次，设立社会工作专业，是因为它具有发展、治疗和预防的突出功能。所谓发展，是指在原有基础上促进能力的进一步提升，或资源的进一步合理性应用；治疗是指功能的恢复；预防是指社会工作有助于尽早消除个体或社会中潜在的危险因素。社会工作正是通过资源整合，协调个人与环境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发挥这些功能，最终促使整个社会良性运行。西方社会的很多经验表明，社会工作专业的设立，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一种有效的机制。这对转型期的中国而言，尤为适用。由此看来，社会工作专业“品种”优良，其设立具有合理性。
二、砧木：中国社会的“植株”特质
传统中国社会以小农经济为其主要经济形态，创造了世界上最成熟的农业文明。这是中国社会的“植株”特质，同时也是社会工作专业无法诞生于中国的主要原因。
分析中国社会的特色，要从其经济形态谈起。中国是农业古国，小农经济是其主要经济形态。小农经济的生产特质不仅要自给自足，而且其生产要以家庭为单位，并进行小规模生产。小农经济不需要家人以外的生产协作。家庭就是传统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生产单位和生活单位。因此，家庭、家族在中国社会具有重要地位。家是国的基础，国是家的扩大化。家国一体，谓之天下。由于人们的生产、消费等需要都可以在家庭内部得到满足，家庭同时也成为传统中国解决问题的基本单位。中国人寻求问题解决的求助路径更多的是依赖家庭，或家人化的朋友。亲疏远近是重要的衡量尺度。人际关系都是以“己”为中心，一圈圈波及出去的“差序格局”。这种社会特色下，中国自然不会产生出以求助家人以外的“他人”为主的问题解决机制，更不可能自然地诞生出专为此需要提供服务的机构和人士。
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与这种经济形态相适应，中国的思想文化与西方有很大差异。中国缺乏诞生社会工作专业的宗教信仰、文艺复兴等思想土壤。此外，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也和西方不同。西方人的思维起于对人之外的世界的惊异。相比较中国人而言，西方人更多的是关注人之外的世界如何构成？按何规律运行？而非关注人本身。因为思维重在探求外部世界的规律，所以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比较侧重理性、逻辑性，注重逻辑的推演。而中国人从一开始就比较关注人自身，关注如何能避免或逃避世间的纷争，关注如何能在差序格局中保存自己，求得发展。因而注重联系，相对感性。中国科举制的实行等因素，使得学问在中国是获得利益的手段而非目的。因此，中国有很多学科的思想，但没有形成学科；中国社会历来有“学”无“术”。中国社会兴办的专业教育，多数都诞生于西方。作为一门学科的社会工作没有在中国社会产生，一定程度上和中国的思想文化及中国人独特的思维方式有关。
这种社会结构和思维方式的结果之一，就是“大政府”与“小个体”、“小社会”的产生。“大政府”就是全能式政府。它控制着全部社会资源并承担着全部责任。“大政府”是“家本位”思想在国家层面的延伸。“家本位”强调家庭利益，强调家庭成员对家庭，乃至国家所负有的责任。所谓“小个体”，就是指个体权利的弱化。政府忽视个人需求、个人目标及个性。个体权利得不到重视。所谓“小社会”，是指政府将社会完全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明显的“一致性”。社会的自发程度低，社会的“他组织”性强。公民社会存在极小的生存空间。“大政府”无法催生出社会工作专业。这是因为全能政府排斥一切非政府因素的存在，一般作为非政府组织的社会工作机构自然也在被排斥之列。[2]
三、亲和力：中国社会工作专业的“被生产”机遇
亲和力，就是接穗和砧木之间的相似性，从而能互相结合在一起的能力。亲和力高，嫁接成活率高。反之，则成活率低。中国社会固然有其自己的特质。但是在与西方互动过程中，一些嫁接社会工作专业所必需的条件开始出现。这些条件都构成社会工作专业“被生产”的历史机遇。由此，20世纪80年代起，社会工作专业开始正式登上中国社会的历史舞台。仅以几点为例：
首先，生产所需的社会条件的相似性。在西方，社会工作专业的诞生是伴随着工业经济时代的到来而出现的。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城市贫困、犯罪和人际关系疏离等社会问题日益增多，严重威胁社会的稳定。政府单方面力量难以有效进行应对。于是，社会工作应运而生。中国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体制的引入，在迅速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的同时也拉大了贫富差距。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引发的众多社会问题在客观上刺激了设立社会工作专业的宏观需求。政府需要专业人士协助其解决社会问题。正是在此背景下，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建设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从而第一次将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写入党的纲领性文件。
其次，社会工作发展所需载体的发育空间上的相似性。改革开放前，现代意义的社会工作在我国已有萌生，但是发展极其缓慢。这是因为国家的“大政府”角色，使作为专业社会工作发展的载体的各种NGO和NPO没有充分的发展空间，这极大地制约了中国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领域分化成为现代化进程的主要特征。国家、市场和社会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是社会良性运行的重要条件。高度集权的“大政府”治理，固然有着无可比拟的、高效的社会动员能力，但也极大地抑制了市场和社会的活力，并造成了社会对国家的高度依赖。有鉴于此，中国政府开始转型，要求“政企分开”，“政社分开”。政府职能的改变使中国市场有了一定的自由，社会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自主。各种组织发育空间的扩大为社会工作专业的设立奠定了基础。
最后，国家权力隐蔽性渗透需要的相似性。社会工作专业的设立可以看做是国家的一种规训技术。受经济学新自由主义对个人权利至高无上，国家权力的干预必须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的思想影响，对个人权利的认同与追求意味着国家的权力控制必须隐性化、潜在化。社会工作专业的设立，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是出于国家在现代社会，用潜隐的方式规训大众的需要，是国家的一种规训手段。社会工作承担了监督与评估的权力。社会工作者对案主能力的挖掘与对其功能恢复的协助，即是在规训和型塑失调了的主体，使之更加适应社会发展，维持社会稳定的过程。正如福柯所说，“监狱占据着中心位置，但它不是茕茕孑立，而是与一系列的‘监狱’机制相联系。这些机制都是用于减轻痛苦、治疗创伤和给予慰藉的，因此表面上与监狱迥然有异，但它们同监狱一样，都往往行使着一种致力于规范化的权力。”[3]
在此背景下，社会工作专业在80年代嫁接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在中国发展的里程碑是1987年的“马甸会议”。会议的内容主要是论证创办中国社会工作学院的必要性与可行性。马甸会议后，民政部出资100万元人民币，从1988年连续10年内，资助北京大学培养社会工作人才。由此，设立了改革开放后第一个社会工作专业。1991年中国社会工作者协会成立；1994年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成立。随后，借助高校扩招的“东风”，社会工作专业实现了爆炸式增长。
四、栽培效果：中国社会工作专业的“被生产”困境
可以说，从发展规模的角度来看，中国社会工作专业自设立以来，成就颇丰。在国家行政力量的指导和推动下，各种类型的社会服务机构纷纷建立；社会工作专业的设立更是遍地开花，形成了大专、本科、研究生三个办学层次。2003年，民政部开始倡导有条件的省市大胆开展社会工作职业化制度建设试点工作。2004年，“社会工作者”首次被载入中国职业标准目录，作为一种职业，获得政府的认可。2006年，民政部和人事部又正式发布了《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评价暂行规定》和《助理社会工作师、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考试实施办法》，标志着我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评价制度的正式建立。但是，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社会各界也认识到了中国社会工作专业的生产，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社会工作专业遍地开花，但是并未收获累累硕果。学生对社会工作专业的认同度有多高？社会工作专业培养出来的学生的含金量究竟有多少？这些问题还无法得到让人满意的答案。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在据称有大量社会需求的情况下，社会工作专业的毕业生却面临因无法对口就业而大量流失的窘境。甚至，一些高校的社会工作专业已经开始停招。笔者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些困境，是和中国社会工作专业的“被生产”特征分不开的。这种“被生产”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生产动机方面的“被生产”。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在西方的产生，是出于对机构需要称职工作人员的需求的回应。通过纽约慈善组织会社的努力，1898年，美国纽约慈善学院成立，对当时受薪的“慈善访问员”进行专业训练。这是首个社会工作教育课程，为期3个月，招收30名学生。这个“慈善工作者”学校一直开办到1904年，在那一年改名为纽约慈善学校。[4]美国各地相继效仿。1910年，美国一些大学，如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都已开设了有关社会工作的课程。1915年以后，社会工作作为一门专业受到普遍认同。可见，西方社会工作教育的产生，是直接因应机构对称职工作人员的需求而建立的。其课堂教学的内容直接以实际工作为导向，目的是让受训员工能在特定机构胜任工作。所以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兴起的动机，是为特定机构定向培训工作人员。
然而，中国社会工作专业的设立并非出自这样的需求动机。中国社会工作专业的设立是民政部主动发起的。至于民政部为什么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这个时间段上发起对社会工作专业的讨论，这在一定程度上和民政部的重建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的前身是成立于1949年的“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1954年，改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1969年撤销。1978年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唐钧指出：“民政部刚刚恢复重建，崔乃夫推动的‘开创民政工作新局面’需要学术理论的支持，在老一辈社会学家的推动下，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进入了民政部的政策视野。所以，主要是因为民政部门有需要，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才得以进入北京大学。民政部门通过各项社会政策的发展，造就了实际的社会工作者。”[5]所以，社会工作专业在中国的生产是出于国家行政权力的干预；其动机是出自政府工作本身的需要，并非因应社会的直接需要而产生。
2.生产形式方面的“被生产”。西方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形式是自下而上的。它由民间发起，因应了社会的实际需要而得到迅速扩展，最终通过实践而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故西方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从形式上看具有主动性。然而，社会工作专业在中国的生产却可以看做是由民政部推动的，自上而下的生产。例如，1983年，民政部首先倡导社会工作教育；1984年，民政部派团考察香港社会福利制度和社会工作专业高校，从考察中认识到了社会工作对社会福利服务的重要作用，开始推动恢复重建专业社会工作。1987年10月，国家教育委员会完成了对《普通高等学校社会科学本科专业目录与专业简介》的修订，“社会工作与管理”作为“试办”专业被正式纳入其中。上述社会工作专业在中国的生产经历背后，无不彰显着以民政部为代表的国家行政干预力量的指导和推动作用。社会工作专业在中国的发展，是先设立，后认同，而非西方的先认同，后设立。社会工作专业生产规模的扩大或减缩，有赖于权力层的判断，而非来自社会需求的扩大或缩减。
3.生产时机方面的“被生产”。如前所述，西方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出现是随着西方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得到实现的。中国虽然也是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大背景下设立了社会工作专业，但是必须承认的是，这是一种尚未发育成熟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我们固然可以“骄傲”地认为中国高效的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花费上百年时光走过的路程，但是，正是因为“发育”过快也导致了发育的不充分，不彻底。快速转型往往伴随社会的剧烈震荡，中国当下很多社会问题的出现就与社会的快速转型密切相关。这种剧烈的社会变迁背景在为社会工作专业的设立提供了客观可能性的同时，也制造了嫁接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障碍。西方社会工作专业的方法、理念等，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的、磨合的过程。“拿来主义”必然导致专业使用和社会实际需要间的不匹配。这是很多专业在中国的发展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本土化过程的原因。
总之，这些生产环节上的局限必将导致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在其分配，即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的毕业流向；消费，即对社会工作者的使用方面存在众多困境。
结语与讨论
人从食物采集者转变为食物制造者后，就在以“为我性”为其基本的思考原则。也就是说，此刻的人开始使自身以外的一切他者以某种为我性的方式存在，即将物经由“此在”劳作的上手中成为一种人的用在性物质存在。[6]是否具有为我性，是人处理自己和他者间关系的重要原则。人根据为我性的要求进行思考和实践，就会格外关注他者的价值功用。在此意义上，嫁接社会工作专业符合为我性原则。
社会工作专业在西方从萌生到现在，发展已近百年。然而，中国社会工作专业从设立到现在，不过短短几十年就已面临了种种困境，说到底，是和社会工作专业在中国的“被生产”特征分不开的。动机上的“被生产”，使社会工作专业从产生之初就没有和社会最微观层面的，社会最直接的具体需要直接结合起来。我们认为中国社会问题的增多是社会工作生产的背景，但需要注意的是，这只是宏观的需要背景。在这种宏观背景下，中国社会微观层面最需要什么？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期待以何种路径，或以何种方式去满足这些需要？这些问题却从未被认真思考过。
社会工作专业自上而下的“被生产”形式，使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无形中负担了政府决策的风险。1987-1993年，全国开设社会工作专业或课程的院校不到10所；1994-1998年，全国开设社会工作专业或课程的高等院校达30多所。从2000年起，每年新开设社会工作专业的院校数量快速增长。到2008年底，全国被批准开设社会工作本科专业的高等院校达到227所。[7]招生规模爆炸性的增长取决于国家干预而非实际需要的增长，这必然会导致后期社会工作专业的就业困境局面的产生。此外，社会工作在西方的发展可以说是先职业化，后专业化的发展路径。而中国却是先专业化，后职业化的发展路径。这就存在我们在直接使用西方磨合百年后形成的社会工作专业的理论和方法时，有脱离中国实际情况的危险。本该以自己的眼光审视自己，现在却以“他者”的眼光审视并力图解决自己的问题。其结果只能是使自己他者化，使自己的问题他者化，问题的解决最终也是无效的。
生产影响消费，生产也影响分配。中国社会工作专业的“被生产”特质必然导致该专业在就业流向上，服务的使用效果上面临很多困境。要想有效改善当下的困境，这些生产环节上的“被生产”局面必须引起政府及学界的关注。本文这里只是对此进行初步的探讨，具体的改善策略还有待政府及学界进一步的思考。总之，只有关注生产这一环节，缓解其被动性的局面，才有可能提升具有较大价值功用的“接穗”和具有悠久历史的“砧木”间的亲和程度，获得成功嫁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