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民族国家思想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论文,思想论文,国家论文,梁启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59.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456（2000）02—0097—06
民族国家（Nation—state ）是近现代世界列国并列的国际政治体制的产物，其形成的主要标志是“主权”观念的确立和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即国家由民族和人民组成，占有一定的领土，不受外来的统治，拥有一个有组织的政府。任何传统社会谋求近代化时，都必然要经历建构民族国家、从而在国际政治秩序中明确其位置的过程。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族国家日益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中心话题，各种民族国家思想在此交汇、论争，其中梁启超的民族国家思想丰富、深刻而富有特色，本文就其民族国家思想的形成、内涵、本土化特色及地位提出一些看法，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梁启超民族国家思想形成的两条脉络
对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既是中国在世界体系中地位的确立，又是民族共同体认同的确认。民族国家的观念与中国传统的“朝代国家”观念冲突极大。中国人要确立民族国家思想必须突破传统的两大观念：其一，传统的世界秩序观，即以华夏为中心的“天下主义”观念；其二，夷夏之辨的“内诸夏、外夷狄”的种族思想。此前，不少学者在论及梁启超民族主义或国家思想的演变时，多以划阶段的方法分析其变化，忽视了梁启超思想发展的内在脉络，笔者认为梁启超民族国家思想的形成实有两条清晰的脉络：
1.从天下到国家：梁启超世界观的确立
可以说，梁启超在19世纪90年代以前仍处于天下主义的封闭症之中，1890年梁启超从京师“下第归，道上海，从坊间购得《瀛环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1](p16)。这一时期梁启超的思想仍然完全是康有为以春秋三世说为出发点的大同学说。
甲午战后，梁在京参加公车上书，鼓吹变法，其政治思想突出地表现在“群”论上，从1897年发表的《说群》可以看出其世界观某种程度的松动：“今夫千万人群而成国，亿兆京垓人群而成天下，所以有此国与天下者，则岂不能群乎哉？……抑吾闻之，有国群，有天下群，泰西之治，其以施之国群则至矣，其以施天下群则犹未也。”[2](p4)这里，梁启超思想不仅开始暗含了将中国人整合为一个有凝聚力的政治实体，而且明显地分辨出“国群”与“天下群”，表现出其传统“天下主义”思想开始松动，但其对“国群”的认同并不强烈，而把这种朦胧的“国”的概念仅看成是向大同世界过渡的一个中介，他接着说：“易曰，见群龙无首吉，春秋曰，太平之世，天下远近大小若一，记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其斯为天下群者哉！”[2](p4)同样的观念也可以从其当年发表的有关春秋公羊之义中看出来，“孔子之作春秋，治天下也，非治一国也，治万世也，非治一时也，故首张三世之义。”[2](p48)这仍是一种典型的天下观。
但是《说群》这篇文章明显地浸透着一些达尔文式的概念，将“群”看成社会政治有机体，与同期的康有为、谭嗣同相比，梁启超思想中明显地疏远了“仁”的道德理想。带着“群”的思想，梁启超开始向早期的民族共同体思想迈进，这在他对国家如何建立中得到反映：“敢问国，曰有君焉者，有官焉者，有士焉者，有农焉者，有工焉者，有商焉者，有兵焉者，万其目，一其视，万其耳，一其听，万其手，万其足，一其心，一其力，万其力，一其事……是之谓万其途，一其归，是之谓国。”[2](p64)
百日维新后，与外界的接触，使梁启超天下主义的余烬渐趋熄灭，国群观念逐渐凸显。1899年，其写道：“我支那人，非无爱国之性质也。其不知爱国者，由不自知其为国也。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无有文物，无有政体，不成其为国，吾民亦不以平等之国视之。故吾国数千年来，常处于独立之势，吾民之称禹域也，谓之为天下，而不谓之为国。……自数千年来，同处于一小天下之中，末尝与平等之国相遇，盖视吾国之外，无他国焉。”[3](p66)
这时梁启超把天下群积极推进到“国家群”，并批评中国人“不知群之物为何物，群之意为何义也，故人人心目中但有一身之我，不有一群之我”[4](p23)。随着国群意识体认的强化，他明确地认为中国人爱国心不发达，乃在于天下主义的阻挠，疾呼除去中国人的天下观，确立以国家对国家的办法——“今日救中国别无他术焉，亦先建一民族国家而已。”[5](p35)他一方面批判旧的国家观：“一曰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国家。”[6](p21)明确地把朝廷与国家区分开来：“国家如一公司，朝廷则公司之事务所，而握朝廷之权者，则事务所之总办也。”[6](p16)另一方面，梁启超明确区分出部民和国民：“昔者吾中国有部民而无国民……有可以为一个人之资格，有可以为一家人之资格，有可以为一乡一族人之资格，有可以为天下人之资格，而独无可以为一国国民之资格。”[6](p6)之后， 梁启超明确地提出了他的国家思想：“国家思想者何？一曰对于一身而知有国家；二曰对于朝廷而知有国家；三曰对于外族而知有国家；四曰对于世界而知有国家。”[6](p16)这样，国家“群”在四个对照中其位置自然明确起来，这就是指中国人必须有近代国家的自觉，以这种国家思想为引导，而认同于国群，可以说这是中国人世界观的革命性转变，也是梁启超民族国家思想形成中的一次革命性的转变。
1903年，梁启超旅美，思想振动很大，深刻体会到加强中国竞争力的重要性。此时，他深受日尔曼国家主义者伯伦知理学说的影响，进一步发展“国群”的自觉，变成了一位明确的国家主义者，他强调“国家理性”的至高性和权威性。从上可以看出，梁启超民族国家思想形成的过程，也是从一个天下主义者到国家主义者的过程。
2.从“泛黄种人主义”到“大民族主义”：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
与传统的“天下主义”纠缠一起的是矛盾重重的夷夏之辨的观念，当天下主义退潮，而民族国家符号系统还远末确立之时，梁启超唯有诉诸人种论。1897年，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提出“泛黄种人主义”：“种战之大例，自有生以来至于今日，日益以剧……，自此以往，百年之中，实黄种与白种人玄黄血战之时也，然则吾之所愿望者，又岂惟平满汉之界而已，直当凡我黄种人之界而悉平之，……以与白色种人相驱驰于九万里周径之战场，是则二十世纪之所当有事也。虽然，黄种之人，支那人居其七八焉，故言合种必自支那始。”[7](p83)从理论上分析，这里的“华夏”内涵已扩展为黄种人，“夷”的内涵已变为西方，但整体上仍未摆脱“天下”观念所形成的“华夷之辨”的思维模式，这种合种思想，仍是公羊学的遗存，其基调仍是天下主义的残余。
戊戌变法失败后，民族危机加剧，梁启超在国群意识的萌动下，要求中国人“合群”，就最敏感的满汉问题，他主张从国家整合出发，满汉宜合不宜分。他说：“今夫国也者，必其全国之人，有紧密之关系，有共同之利害，相亲相爱，通力合作，而后能立者也。故未有两种族之人，同受治于一政府之下，而国能久安者，我汉人之真爱国而有特识者，则断未有仇视满人者也。何也？以日本之异国，我犹以同种同文之故，引而亲之，而何有于满洲？”[4](p36)为加强其论点，梁启超又从民族发展史的角度加以疏解，他认为：“种界者本难定者也，于难定之中而强定之，则对于白棕红黑诸种，吾辈划然黄种也，对于苗、图伯特、蒙古、匈奴、满洲诸种，吾辈庞然汉种也，号称四万万同胞，谁曰不宜？”[8](p7)可以说，这是梁启超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新自觉。 但这种自觉又未能完全摆脱传统种族主义的纠缠，他时时流露出排满的偏见，如1902年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梁启超提到“以晚明政治之腐败，达于极点！其结局至举数千年之禹域，鱼烂以奉诸他族，创巨痛深，自古所未尝有也。”[9](p84)传统的夷夏观仍十分顽固。
1902年，梁与康有为通信，解释其排满思想的理由：“至于民主扑满保教等义，其有难言者。弟子今日若面从先生之诫，他日亦不能实行也。故不如披肝沥胆一论之。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代，非有此精神，决不能立国……而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日本以讨幕为最相宜之主义，中国以讨满为最相宜之主义。”[10](p286)这一时期，梁启超与革命派联系密切，受革命排满思想影响较重，表现出强烈的种族主义色彩。
1903年，梁游美，进一步发展以前“国群”思想，深受伯伦知理学说的影响，强调国家理性至上，认为中国要达到一个统一有力的秩序而求生存，中国境内各民族必须统合起来：“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个大民族，提全球三分之一之人类，以高掌远蹠于五大陆之上。”[11](p76)因此， 他提出了他的的大民族主义主张：“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者。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11](p75-76)鲜明地体现出民族共同体的自觉。
在这种大民族主义指导下，梁启超在与革命派论战中，明确地反对排满，“吾党认中国自有史以来，未尝亡国。谓爱新觉罗氏之代朱氏，乃易姓而非亡国，其根据之理论不一。而满洲人在明时实为中国臣民。……以中国臣民而篡中国前代君主之位，此历史上所数见不鲜者，而亡国问题，安自发生耶？”[12](p56-59)他进一步主张说：“但以严格论之，满洲与我确不能谓为纯粹的异民族，此吾所主张也。”其理由是：“彼满洲人实已同化于汉人，而有构成一混合民族之资格者也。”[13](p31)梁启超此时最关心乃是“国家至上”，深恐排满会流于复仇主义，他指出：“吾又见夫不必持复仇主义，而国民最高之目的，固非不能达也，吾又见乎苟持复仇主义，充之至于尽，则应仇者不止一满洲也。故吾谓复仇主义其可以已，而其爱国者，允宜节制感情，共向一最高之目的以进行也。”[13](P43)这一最高目的使是建一民族国家，梁在这里对共同体的体认已完全确立。
梁启超民族国家思想的形成始于天下主义的松动，成于国家至上观念的确立，与之相伴的是民族思想的变迁，由种战而引发的“泛黄种人主义”到最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确认，经由一个反复的过程，尤其在“排满”问题上表现得最为明显，最后民族共同体的体认乃指归到国家理性上。
二、梁启超民族国家思想内涵的三大要点
梁启超的思想给后人的印象是驳杂多变，但其民族国家思想经整理，仍较清晰地体现在三个方面：
1.主权与民族国家
早在1899年，梁启超在日本就写下《瓜分危言》，揭露列强在甲午之后改瓜分而倡“保全”。虽然此时梁启超没有使用“帝国主义”一词，但他分析时使用了“有形之瓜分”和“无形之瓜分”，表明他对近代帝国主义的认识已达到相当的程度。这里“有形之瓜分”是指领土的征服，“无形之瓜分”则指权利的割让，尤其是铁路建筑、内河航运等经济权利。“无形之瓜分”显然是指经济帝国主义。对经济帝国主义的警惕，一直是20世纪梁启超思想的主题之一。20世纪初，梁启超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向民族帝国主义过渡，其侵略手段多样化：“或以兵力，或以商务，或以工业，或以教会”，“彼俄人之于满洲，德人之于山东，英人之于扬子江流域，法人之于两广，日人之于福建，亦皆此新主义之潮流。”[6](p4)19世纪末20世纪初， 中国民族主义已分化为两股思想：一派以孙中山和其他革命派为代表，将反满作为中国民族主义的方向；另一派以梁启超为代表，将中国民族主义看成是迎接帝国主义挑战的结果。1905—1907年梁启超与革命派论战时期，他批评革命党人关于革命不会招致瓜分的说法，从经济和政治方面论证列强时刻怀有亡我之心。从梁启超民族国家思想发展来看，反对帝国主义始终占据着其思想的核心地位，这无疑表明梁启超国家主权观念的突显，这也是理解梁启超民族国家思想其他方面的出发点。
2.国民与民族国家
国民思想是梁启超民族国家思想的重点。梁启超国民思想出台的动因仍是反帝的需要，他说：“今日欧美诸国之竞争，非如秦始皇、亚历山大、成吉思汗、拿破仑之徒之逞其野心赎兵以为快也，非如封建割据之世，列国民贼，缘一时之私忿，谋一时之私利，而兴兵构怨也，其原动力乃起于国民之争自存……故夫昔之争属于国家君相政治者，未必人民之所同欲也。今则人人为其性命财产而争，万众如一心焉。”[14](p59)梁启超认为西方诸国竞争乃是其国民的竞争， 要抵制帝国主义的扩张，只有全民族共同努力才能实现，即“知他人以帝国主义来侵之可畏，而速养成我固有之民族主义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国民所当汲汲者也。”[8](p22)
怎样才能养成我固有之民族主义呢？答案是唯有“新民”，按张灏先生的理解，新民有两重含义：一为“人的革命”，二为“新的公民”[15](p107)。概而言之，梁启超就是要培养国民思想，并把这视为近代国家与传统国家的重要区别，他批评“中国人不知有国民也，数千年来通行之语只有以国家二字并称者，未闻有以国民二字并称”[14](p56)。
梁启超国民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国民者，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国者积民而成，舍民之外，则无有国。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国不可得而亡，是之谓国民。”[14]( p56)这时国家已不再是一家一姓的王朝私有财产，而是这一国家人民的公产；国民也不再是专制制度下的臣民，而是国家主权的主体；统治者的统治权也不再是来自天意，而是来自人民意愿。同样，在梁启超思想中，国民思想包含着积极的政治参与意识，治国事，定国法，谋国利，捍国患，均需国民的积极参与。可见梁启超的国民思想中不仅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而且也有浓厚的民主意识。另外在《新民说》中，梁启超运用国家有机体论去进一步分析其国民与民族国家的关系，他说：“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未有四肢已断，五脏已瘵，筋脉已伤，血轮已涸，而身犹能存者。”[6](p1)这说明，只有具备了民族国家的公民资格，才有希望建立民族国家，这里，民族国家成了最高的政治共同体，国民的养成是为这一共同体而服务。为了培养国民思想，梁启超“博考各国民族所以自立之道，汇择其长者而取之，以补我之所未及”[6](p6)，在洋洋10 万余言的《新民说》中，他列举了“我之所未及”的16个方面，如公德、国家思想、进取冒险精神、权利思想、自由、自治、自尊、毅力、义务思想等，号召按这一方向去做，富强的国家就一定能实现。
3.国家至上
在西方政治思想传统里，尤其是自马基雅维利以来，波丹、霍布斯和黑格尔等人的著作存在着一种倾向，即最关心的是政府确保生存和安全的理性行为，这些思想，在处于一个帝国主义猖獗、中国的生存和安全成为压倒一切问题的时候，无疑对梁启超有着巨大的吸引力。1903年，梁启超游美之后，热情地介绍伯伦知理的国家学说，提出自己以后一再坚持的“国家理性”的最高性和权威性的国家至上思想。梁启超这一思想在论述国与民的关系中得以展开，他论证说：“国也者，非徒集人民之谓也，非徒有府库制度之谓也，亦有其意志焉，亦有其行动焉。”[11](p70)这里国家成了一个有精神有行为的有机实体， 而“国民者人格也，据有有机之国家以为其体而能发表其意想，制定其权利者也”。[11](p72)这里国民明显地处于国家地位之下。 梁启超在另一篇介绍伯伦知理的著作中更明确地把两者关系进行界定，他说：“国家者，自国民而成者也。但中央统制之权，仍在于国家。”[8](p14-15)同时梁启超强调政府权力无限而人民必须服从，他说：“国家者，由竞争淘汰不得已而合群以对外敌者也。故政府当有无限之权，而人民不得不服从其义务。”[8](p19)在国家中，主权既不在统治者，也不在人民的意愿，而在国家本身，梁启超引用伯伦知理的话说：“主权既不独属君主，亦不独属社会，不在国家之上，亦不出国家之外。”[11](p87) 根据伯伦知理国家主义理论，他实现了将国家理性化作为首要的政治目标。
梁启超的国家至上的观点在阐述国家的目的论中同样可以看出。伯伦知理认为存在两种国家观，其一是国家是最高的目的，人民只是作为一种工具而存在，其二是国家不过作为有益于每个个体利益的一种工具而存在。梁启超赞成伯伦知理的第一种国家观——“故伯氏谓以国家自身为目的者，实国家目的之第一位，而各私人实为达此目的之器具也。”[11](p88)这样在国家与公民的关系中，国家的价值是首要的， 而个体公民则是第二位的，在特殊的情况下，国家甚至可以要求人民付出生命，“伯氏之意，则以为国家者，虽尽举各私人之生命以救济其本身可也。”[11](p88)本着国家理性至上原则， 梁启超一方面摒弃了狭隘排满思想的小民族主义，转而提倡合五族的新自觉；另一方面，对国家的组织原则，梁启超在20世纪初的几年中，其思想波动颇大，从赞同卢梭的民主共和到欣赏伯伦知理的君主立宪，再到主张开明专制，最后到发动立宪运动。许多人只看到其思想多变的一面，其实这种变化在1903年以后不出“国家理性”的这一基本构架，其变化只不过是方法上的变化，只是其在探索实现国家理性化方法过程中选择的焦虑而已。
梁启超民族国家思想归结到一点，就是主权观念的提升。主权观念具有多重内涵，对外是指外争国权，对内则存在两相对立的观点：一主张人民主权，二主张国家主权（国家至上），这两种主张代表西方启蒙思想以来的两大思潮，前者以卢梭为代表，后者以黑格尔为代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些思想几乎同时传入中国，梁启超分别吸收了这两种思想，其国民思想明显可以看出天赋人权、民约论的色彩，而国家理性至上则显然有黑格尔主权说的烙印，这两种互为冲突的理念，在梁启超的民族国家思想中杂糅在一起，蕴含着深刻的矛盾——这使得梁启超长久处于选择的焦虑之中，表现出民族国家思想上驳杂多变的色彩。
三、梁启超民族国家思想的本土化特色
可以说民族国家思想是从西方导入的新概念，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寻求现代化、创建近代国家的思想准备中，其资源不能不借鉴西方。但民族国家的原初概念与这一时期的中国现实有着巨大的冲突，因此在中国本土内部也引起争论。梁启超积极参与这场争论，并为民族国家思想的本土化作出了理论上的贡献。
1903年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关于民族国家的内涵进行过多次讨论，其中许多是对西欧民族国家观念的介绍，其中核心便是国家由民族组成，一民族一国家。当时《游学译编》发表的《民族主义教育》就提到：“是故民族建国者，以种族为立国之根据地。以种族为立国之根据地者，则但与本民族相提携，而不能与异民族相提携，与本民族相固著，而不能与异民族相固著。”[16](p405)这里民族建国等同于种族建国。《浙江潮》发表的《民族主义论》更直接论证：“合同种异异种，以建一民族的国家，是曰民族主义”[16](p486)，并主张“非民族的国家，不得谓之国”[16](p490)。换言之，民族国家是由单一民族所组成，这一理论的出现，与17、18世纪欧洲历史演变关联甚深。这一理论与中国传统的“夷夏之辨”观念结合在一起，加之满清政府对外惨败，故在20世纪初，知识分子中形成一股日渐强烈的反满思潮，鼓吹建立单一汉族国家。在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度里，单一民族建国，无疑会导致民族的分裂，从而使近代中国陷入分裂的危险之中。在与上述思想的论战中，梁启超把民族国家思想与中国历史现实结合在一起，提出自己独特的民族国家思想。梁启超认为一民族一国家的理论持之过偏，与实际不符，“自千八百四十年以后，而民族建国之义乃渐昌，虽或间遇抵抗，或稍被制限，而其势力不可侮，则因已为有识者所同认矣。虽然，或持之过偏，以谓民族为建国独一无二之源泉，推其意，一若地球上之邦国，必适从于民族之数而分立，此又闇于实际之论也。”[11](p 72)他极力赞同伯氏关于民族与国家存在多样性的论点，认为“其立论根于历史，案于实际，不以民族主义为建国独一无二之法门”[11](p74)，这里民族主义乃指单一民族建国而论。而当时中国的情况是“ 两年以来，民族主义稍输入于我祖国，于是排满之念勃郁将复活”[11](p74)。梁启超认为只是因今日政府与满洲二位一体的关系，因憎恶政府而憎满人，实是反满而不得其要，混淆了建国与复仇的关系。梁极力主张“盖各国发育之不同，如人面焉，未有可以他国之历史，为我国之方针者也。”[11](p75)根据中国历史，秦汉以来，中国即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后来朝代的更替，或分或合，都无可否认中国为一多民族的国家的史实，基于此，梁启超提出了富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大民族主义”，实际上就是对民族主义这一建国原则根据中国实际所作出的变通。
梁启超民族国家思想本土化特色的另一方面表现在其对近代国家观建构方式或道路问题的探讨上。戊戌政变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广泛地接触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理论，其选择、介绍、阐发的国家理论一时变化很大，在这一变化中，梁启超始终关心的是这些理论与中国的历史现实的对照，以寻求解决中国问题的良方。梁启超首先接触的是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主权在民说，并在1901年底写出《卢梭学案》一文，卢梭的学说给梁启超以强烈的震动。梁启超认识到救中国主要取决于广大国民，如果能依照卢梭学说，则中国前途大有希望，他说：“我中国数千年生息于专制政体之下，虽然，民间自治之风最盛焉，诚能博采文明各国地方之制，省省府府、州州县县、乡乡市市，各为团体，因其地宜以立法律，从其民欲以施政令，今则成就一卢梭心目中所想望之国家，其路为最近，而其为最易焉。”[8]( p110)这里梁启超关心的是矫正传统专制主义，摆脱中国人的奴性。
但是不久，梁启超就对卢梭学说表示怀疑，在介绍卢梭民约论后，他提醒说：“及其弊也，陷入无政府党，以坏国家之秩序。”[8](p19)这时梁启超开始关注中国国家统一和整合。1903年，梁启超亲自考察美国的民主，尤其对旧金山华人社团考察，他更清醒地认识到从中反映出中国人民族性的弱点，尤其是家族主义和村落思想，认为中国人缺乏自治能力。这些同中国国情的比照理解，使其完全动摇了原来将民主政治作为解决中国政治问题有效手段的信念。他把中国的国情和欧洲相比发现，中国人依然处于“部民”状态，而欧洲则已是国民时代。因此，不管卢梭的学说有多么地吸引人，仍无法适合中国国情，梁启超说：“深察祖国之大患，莫痛乎有部民资格而无国民资格，以视欧洲各国，承希腊罗马政治之团结，经中古近古政家之干涉者，其受病根原大有所异。故我中国今日最缺点而最急需者，在有机之统一与有力之秩序，而自由平等直其次耳。”[11](p69)这样，根据中国国情， 梁启超提出首先培养国家至上观念乃是救国之正途，因此热情讲解伯伦知理的学说，欣赏其君主立宪政体，并认为这是符合中国的最恰当政府形式。
1905年后，梁启超又发表另一长文《开明专制论》，转而大胆歌颂开明专制的优点，其主要理由是：君主立宪仍不适合中国的目前现实。他劝诫说：“世诚有忠于立宪主义者乎，则必当知今日之未能实行，既忠焉而又知其未能实行，则必知所以待之者矣。”[17](p83) 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认为中国人的文化教育水平没有达到立宪所要求的标准，加之立宪的准备工作条件，诸如人口普查、交通条件、法律均不完备，因此强调中国只能实行开明专制，即主张“以所专制之客体的利益为标准”，其精神就是普王腓力特烈所说“国王者国家公仆之首长也”[17](p23)。这里梁启超依然关注的是中国历史遗产及现实的生存问题， 整合国家的需要和与外敌竞争使梁启超承认一个独裁主义国家的必要性。以上的思考，充分体现了梁启超努力改造西方近代国家观，以适应中国历史现实的不懈努力，也反映出其思想内在矛盾和历史局限。
四、小结
前面具体讨论了1895—1907年梁启超民族国家思想，其民族国家思想的形成明显具有从传统朝代国家向近代民族国家转变的特点，一方面，突破了天下主义的世界观，向列国并存观念靠拢。另一方面，日渐淡化人种论的色彩，从泛黄种人的大亚洲主义迈向新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自觉。这两个方面交互进行，尤其在“排满—合满”中呈现反复的特点，表现出其思想形成的复杂性，也在这样的过程中，其民族国家思想的主要内涵，如国家主权、国民观念、国家理性至上等逐步形成。这些思想的形成，从资源上看，既是对西方近代民族国家观念吸收和转化，也是对中国传统思想资源的融合，二者之间呈现出一个逐步调适的过程。梁启超尤其在把西方的民族国家思想导入中国本土时，时刻关注在帝国主义环境下祖国的生存和安全，整个思想探索过程都充溢着强烈的爱国情怀。梁启超对西方近代国家观的不懈探索，其思想的出发点始终没有脱离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国历史的复杂性和现实的紧迫性，使梁启超徘徊于各种观念之中，始终没有找到一条正确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尽管如此，因其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国思想界的领袖地位，梁启超的探索对时人影响巨大，其丰富的思想遗产，在今天仍有许多可资借鉴的地方，这也是研究其民族国家思想的意义之所在。
收稿日期：1999—1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