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投票变化与国家间关系（1990～2004），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联合国论文,化与论文,关系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06）04—0049—06
冷战结束以后，国家间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际体系结构处在不断变化的过渡阶段。本文试图从联合国投票变化的角度透视冷战结束后的国家间关系特别是大国关系的演变情况，并试图从中分析导致这种变化的影响因素。
一 投票分析的范围及其局限性
作为主权国家的国际组织，联合国是多边外交的重要舞台，是成员国国家利益协调交换的场所。各个主权国家在联合国的投票行为受到各自认知的国家利益的驱动，因而，多边舞台常常是成员国实现其国家利益和国家目标的工具。各国在联合国政治和安全事务中采取的合作或不合作投票行为都是受国家间关系的当时状况制约并服务于国家间的双边关系。因此，考察一段时间里联合国投票格局的变化，可以看出国家间关系演变的趋势；而对不同问题领域里的投票格局进行分析，不仅可以考察不同问题领域内国家间关系的现状，还可以分析影响国家间关系的各种因素。
本文选取1990～2004年15年间联合国投票的4组数据进行分析。 第一组数据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简称“联大”）一致表决通过率的比例，并与冷战时期的数据进行比较，以此观察冷战结束后国家间合作是否发生了显著变化。第二组数据是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投否决票的情况，以此观察“五常”合作现状以及与国际力量结构的关系。第三组数据表现联大在一致表决之外的投票情况，特别是各国与美国投票表决一致的比例情况，透过这些比例情况，观察各主要大国与美国之间的认同程度以及所反映出来的关系现状。第四组数据主要是在不同问题领域里的投票一致率情况，特别是在关乎美国重要利益的事项上各主要国家与美国投票的一致率情况，以此观察各大国与美国之间利益的关联程度以及它们在不同问题领域内合作程度的差异，并分析导致这种差异背后的因素。通过这4组数据， 可以从一个侧面观察冷战结束后大国关系的基本现状和发展趋势，并就影响国家之间合作的结构与进程因素进行分析。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加强了对联合国的研究，出版了一系列有影响的著作，但对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投票状况的系统研究相对缺乏，对各种投票数据的积累和整理工作也严重不足，这种研究状况与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是不相称的。国外对联合国的投票研究和数据积累工作早就开始。除了联合国本身外，设在纽约的全球政策论坛目前是最重要的关于联合国研究与咨询的机构之一，其网站专门设有数据库，提供详细的关于历年投票的情况。美国国务院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每年向国会提交关于联合国投票表决情况的年度报告，这些报告对系统研究联合国投票情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① 国外一些大学的图书馆也有专门的联合国投票情况的资料积累，但进入这些数据库需要具备相应的资格。国外对联合国投票情况的研究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模式分析，主要研究投票格局和趋势的变化；另一种是政策与投票行为相关性分析，主要研究某一国家的对外政策对其他成员国投票行为的影响。② 目前国内这两种类型的研究都明显不够。
本文属于第一种模式分析，目的在于通过考察1990～2004年联合国投票格局的演变，梳理和分析冷战结束后15年里大国关系的变化脉络。这种研究的优势在于通过数据和图表说话，直观性强，对变化程度的把握相对具体，有较强的说服力。其局限性在于模式分析只能反映投票的格局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反映出来的国家关系状况。对于变化影响因素的分析也只能从相对宏观的国际结构和进程因素加以分析，至于各国投票行为背后的动机和利益的把握，需要增加新的变量加以解释。投票行为与某项政策相关性分析可以弥补模式分析的不足，但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
二 联合国投票模式的变化
冷战结束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联合国投票模式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其中4组数据值得观察：
（一）不论是安理会还是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决议的比例都大幅度增加
冷战期间，美苏对峙的两极格局导致联合国内不论是安理会还是联大协商一致的投票比率一直相对较低。在安理会，1946～1964年的18年间共通过决议199项，协商一致的决议数仅为11次，占全部的5.5％；1965～1971年间，通过的决议数为102，协商一致通过数为41，占40％；1971～1976年间，协商一致的比率上升到47.5％。③ 冷战结束后，安理会协商一致通过决议的比例大幅度提高。1991～1992年，这一比例迅速上升到93.4％。④ 此后一直保持在这个较高的水平上。例如，1997 年该比率是93％，2001年是94％，2004年是93.2％。⑤
冷战结束后，不仅安理会协商一致通过的决议比例大增，联大一致通过的决议比例也一直较高。2004年，在联大282项决议案中，213项是一致通过的，占75.5％。2002年为78％，2001年为77.7％，2000年为76％，1999年为76.9％，1998年为78％，1997年为75.2％，1993年和1994年都达到了77.4％，1992年为73％，1987年为60.6％。⑥ 这组数字表明，冷战期间因两极对抗导致的协商一致比率较低的情况有了很大的改观。
（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否决票比例下降，非正式磋商大大增加
冷战期间，美苏为了各自利益频繁使用否决权。据统计，从1946～1989年，5个常任理事国在安理会共行使否决权239次，其中苏联使用最多，达119次；美国次之，共67次；两国共占77％，苏联约占50％，美国约占28％。⑦ 这种情况使联合国几乎处于半瘫痪状态，变成了美苏两国斗争的场所和工具。除美国和苏联外，英国所投的否决票数为32票、法国18票、中国3票（包括1955年台湾地区占据该席位时所投的1票），各自所占的比例都较低，分别是13.3％、7.53％和1.25％强。按照每一个10年划分，1946～1955年期间，共83 张否决票，1956～1965年为31张，1966～1975年为33张，1976～1985年为60张，1986～1989年为32张。⑧
从1990年到2004年，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所投的否决票较之冷战时期少之又少。在这15年中，安理会的否决票总共为18票，其中美国13票，约占否决票总数的72％；中国2票，占11％；俄罗斯3票，约占17％；英国和法国在冷战结束后没有投否决票。⑨
冷战结束后，另一重要现象是安理会的非正式磋商大大增加。安理会正式会议和会前磋商是安理会处理国际政治和安全事务的重要程序，尽管后者并没有写入《联合国宪章》，但非正式磋商是国家之间进行谈判和交易的重要手段。冷战期间，安理会因美苏对抗导致磋商不足，效率低下，否决票非常多。即使是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的缓和时期，如1988年，安理会正式会议与非正式磋商分别为55次和62次；1989年为69次和80次，非正式磋商的次数略高于正式会议。冷战结束后，安理会正式会议大大增加，非正式磋商更是成倍增长。⑩ 非正式磋商的增多是否决票数减少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各国与美国的投票一致率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一直向下波动
除了前述联大一致表决投票较之冷战期间大幅度上升以外，在一致表决之外的各国投票与美国投票一致的比率也有所上升。但值得注意的是，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这种上升势头开始向下波动，幅度较大。一致通过决议之外的投票表决特别值得关注，是因为在这一范围的表决情况更能够说明各国之间的共识情况。
以中美为例，1989～2004年，在一致通过表决之外，中国在联大与美国有记录的投票一致率从1989年的10.9％上升到1996年的29.7％；中间在1993年有个小幅下跌，降到10.6％；从1996年中期以后开始向下波动，到2004年降至8.8％（见图1）。(11)
图1 中美在联大一致通过表决外的投票一致率图示（单位：％）
在联大一致通过表决之外，中美的投票一致率在15年间呈现出一个倒U 型发展趋势。这一趋势在其他国家之间特别是美国与盟国之间的情况是否也是如此呢？通过考察这15年间的投票情况，可以发现美国的核心盟国英、法、德、日4 国在联大与美国投票的一致率远高于中美之间，2004年它们与美国的一致率分别是56.7％、54.1％、44.8％和42.9％。(12) 值得关注的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同上述4国在联大一致通过决议之外的表决一致率呈现出直线下降趋势，而1990年时分别高达81.8％、76.7％、69％和58.3％。(13) 美国与俄罗斯的表决一致率在冷战结束后也如同中国一样，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呈不断上升趋势，从1990年的16.7％上升到1994年的66.6％，此后开始下降，到2004年降至18.6％（见表1和图2）。
表1 美国与其他大国在联大一致表决外的投票一致率一览表（单位：％）
年份2004 2002 2000 1998 1996 1994 1992 1990
英国56.7 57.1 71.7 74.5 79.1 84.3 73.5 81.8
法国54.1 56.0 64.6 73.6 77.8 75.8 63.8 76.7
德国44.8 49.3 64.8 67.3 74.2 77.7 63.8 69.0
日本42.9 48.6 58.8 60.4 72.4 78.4 53.7 58.3
俄罗斯 18.6 30.4 44.4 55.1 59.3 66.6 59.5 16.7
图2 美国与其他大国在联大一致表决外的投票一致率图示（单位：％）
冷战结束后，在非一致通过的表决中，所有联合国成员与美国在联大投票表决的平均一致率也呈现出倒U型波动，从1990年的21.3％上升到1995年的50.6％，再从此点持续下跌，下降到2004年的25.5％（见表2和图3）。(14)
表2 联大所有成员国与美国在一致通过表决外的投票一致率（单位：％）
年份1990 1992 1994 1995 1996 1998 2000 2002 2004
百分比 21.3 31.0 48.6 50.6 49.4 44.2 43.0 31.2 23.3
由此可见，美国与盟国的投票一致率以及美国同联大所有成员国的一致率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都不断地呈现出下降趋势，且幅度都在20～25个百分点。中国和俄罗斯与美国在90年代中期有较多的一致，此后也不断下降，俄罗斯的下降幅度高达40多个百分点。
（四）大国在联大关乎美国重要利益的三类事项上的投票相同率呈总体下降趋势
分析联合国投票在涉及美国重要利益事项上各主要国家与美国投票一致率情况，能够说明冷战结束后各主要国家与惟一的超级大国在重要利益问题上是否能够形成高度共识，由此可以看出美国在联合国内对国际事务的控制能力。
根据美国法律，美国会要求国务院向国会每年报告联大在对影响美国重要利益问题上各国的投票情况。美国国务院依据美战略目标确定属于关乎美国利益的重要事项，一般每年选出大约12～16项。以2001年第56届联大为例，美国务院选出12项涉及美国重要利益的问题，其中3项为中东地区事务，3项军控事务，5项涉及人权问题，1项涉及古巴。2003年，美国务院选出15项重要事项，其中4项涉及中东事务，6项涉及人权与推广民主，2项涉及军控和安全，1项涉及古巴，还有两项其他。(15) 由此可见，涉及美国重要利益的问题大多是在军控、人权和中东地区事务3 个不同的问题领域。
首先，在美国选定的关乎美国重要利益事项上的投票，美国与主要国家和主要地区组织在一致表决外的投票一致率呈整体下降趋势。美国与核心盟国的一致率从20世纪90年代的80％以上降为60％以上，美国同俄罗斯和东盟国家的一致率也不断下降，中国同美国投票一致率总体偏低，且波动较大（见表3）。
表3 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组织与美国在重要事项上的投票一致率（单位：％）(16)
年份 中国 欧盟 东盟 俄罗斯 英国 法国 德国 日本
2004 11.1 56.2 19.3 28.666.7 57.1 57.1 66.7
2003 0.0
69.4 18.9 45.566.7 66.7 66.7 63.6
2002 20.0 50.0 16.5 22.250.0 50.0 50.0 58.3
2001 0.0
64.8 0.0
11.177.8 63.6 70.0 66.7
2000 14.3 71.7 27.1 25.077.8 60.0 77.8 75.0
1999 37.5 70.8 46.1 40.075.0 66.7 72.7 72.7
1998 20.0 83.6 37.9 50.087.5 87.5 85.7 85.7
1997 12.5 82.5 28.4 63.683.3 81.8 81.8 83.3
1994 12.5 79.9 53.6 88.983.3 76.9 83.3 81.8
其次，在涉及美国重要利益的中东、军控和人权3个问题领域， 美国和所有成员国在联大一致表决外的平均投票一致率基本上表现为军控领域相对最高，人权领域次之（但有时高于军控领域），中东地区事务上的一致率相对最低，但总体相同率也呈倒U型发展。冷战结束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致率不断上升，90 年代中期以后不断下降。(17) 这一点与美国同所有成员国在一致表决外的所有投票上的一致率变化趋势是一致的（见表4和图3）。
表4 美国与所有成员国在3个问题领域及所有投票的一致率（单位：％）(18)
年份 军控 中东事务 人权 所有事项投票
2004 17.9
9.8 44.9
23.3
2003 30.7
16.5 34.3
25.5
2002 41.9
32.4 23.7
31.2
2001 50.4
29.0 33.9
31.7
2000 66.1
11.9 55.7
43.0
1999 57.9
22.7 52.5
41.8
1998 64.0
22.5 62.8
44.2
1997 65.8
26.2 61.9
46.7
1996 62.3
28.3 68.3
49.4
1995 60.9
35.2 81.0
50.6
1994 52.8
38.5 75.9
48.6
1990 17.1
20.1 37.0
21.3
图3 美国与所有成员国在联大一致表决外3个领域投票一致率趋势图（单位：％）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与盟国之间在一致表决外的投票一致率虽呈下降趋势，但在关乎美国重要利益事项上的投票相同率下降幅度比与在所有事项上的投票相同率下降幅度要小。这说明盟国在美国认为的重要利益事项上仍然保持着与美国较多的一致，而美国和非盟国之间（例如与中国、俄罗斯等大国之间）则没有如此明显的特征。(19) 也就是说，在美国认为重要利益的地方，中、俄与美国的一致率有时低于、有时也高于在所有事项上的投票一致率。
上述表明，美国和所有成员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投票相同比例较高，尤其是在人权和军控两个领域，但之后直线下降。中美之间在不同问题领域的投票一致率差异相当大，总体呈不断下降趋势。美国与盟国之间虽投票一致率不断下降，但在美国认为关乎其重要利益的领域，它与盟国的一致性仍然较高。
三 结论
以上对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大的投票情况、联大一致表决之外的各主要国家投票一致率情况以及在不同问题领域特别是在关乎美国重要利益事项上的投票相同比例情况进行了分析，从投票的变化中可以看出冷战后国际关系特别是大国关系正在发生着重要演变，国际体系表现出过渡阶段的明显特征：
（一）冷战结束后大国合作总体加强，国际体系的结构因素占据主导地位
从安理会和联大一致同意表决比例增加、安理会否决票数大幅度减少以及磋商力度加大可以看出，大国之间和所有国家之间在联合国的合作明显增多，这说明冷战结束后国家间合作总体加强。
安理会会议议题增多、正式与非正式会议以及磋商不断增加，一方面说明需要处理的国际共同事务越来越多，国际组织的重要性增强，需求加大；另一方面说明安理会的责任加重，也就是国际社会越来越注重大国所肩负的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使命。
安理会否决票总体下降，但美国的否决票比例大幅度上升，从冷战期间的28％一跃而上升到冷战结束后的72％强。这表明美国在冷战结束后的国际体系中最具有动用否决权和敢于选择单边行动的实力，这也使它成为安理会是否能够采取集体行动的核心力量。正因为此，冷战后联合国内的合作呈现出某种霸权主导下的合作模式。
政治结构塑造政治进程。与冷战期间两极对抗导致安理会几近瘫痪相比，冷战结束后一超多强的力量结构明显带来了较多的磋商和协调。作为相对弱势权力，其他常任理事国的否决票很少，英国和法国在冷战结束后没有投否决票。中国的两张否决票也主要因为关涉维护核心国家利益的台湾地区问题。冷战结束后，中国始终审慎对待否决票。在一些涉及美国重要利益、但中国在处理方式上与美国有不同意见的情况下，中国通常选择投弃权票，或威胁使用否决权促成提案修改，以保持中美关系的稳定。这一做法也是中国政府倡导的所谓“五常”之间应“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扩大共识、求同存异；加强沟通、密切协商；顾全大局、促进合作”的做法。(20) 加强会前磋商，以便扩大共识、减少否决票，已成为冷战后安理会工作的主导模式。
（二）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主导合作的能力下降，国际体系呈过渡特征
冷战结束后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各国与美国的合作表现为上升趋势。这从联大非一致通过表决中其他成员国与美国的投票一致率不断攀升可以表现出来，即从1988年的15.4％上升到1995年的50.6％。也可以从中美投票一致率由冷战结束前的10％上升到1996年的29.7％加以印证。
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各种数据呈全面下降趋势。如美国同所有成员国、同核心盟国、同中国和俄罗斯两个大国在联大一致表决通过之外的投票一致率都在直线下降，这说明美国与其他国家间的合作程度已经不能和冷战结束最初的5 年间相比，美国主导合作的能力显著下降。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与核心盟国在一致表决外的投票相同率下降幅度除英国22点外，其他各国都超过了25点，日本下降了34点。这说明美国与盟国间关系的变化比较突出，它们之间的合作程度已今非昔比。由此看来，伊拉克战争只不过使美欧矛盾凸显出来。实际上早在90年代中期它们渐行渐远的历程在联大投票表决中就已开始有所表现。
美国与其他国家在一致表决外的投票一致率总体下降，表明其他国家与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认同在降低，美国主导国际事务的能力在不断下降。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强调冷战后国际体系是单极体系且将持续长久的理论(21) 是站不住脚的，世界力量确实在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现阶段国际体系带有明显的过渡性特征，充满了变化和不确定性。
（三）美国与盟国间在重要利益上的共同点较多，它们的集体身份依然存在
在不同问题领域，美国与其他国家在一致表决之外的投票一致率并非呈现平均状态，而是有的高，有的低。一般来说，人权领域和裁军领域的一致率高于中东问题领域。美国与盟国之间在人权领域的一致率远远高于美国与其他大国之间。中国和美国在人权领域一致率相当低，但近两年来开始出现了15％的一致率。这说明国际事务在不同的问题领域的确存在着不同的利益结构与合作模式。
在美国与其他国家在美国认为关乎其核心利益事项上的投票情况方面，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在这一项上美国与盟国一致率的下降幅度要低于它们在所有事项投票一致率的下降幅度。而美国与其他大国在关乎美国重要利益事项上的一致率比较低，波动比较大。由此可见，美国与盟国之间虽渐行渐远，但在核心利益上还是有较多的一致，它们的集体身份依然存在。
通常来说，不同问题领域里利益结构与价值结构的不同会导致合作意愿的不同。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影响合作模式，但权力结构不能解释为什么有些方面的合作多，而有些方面的合作少。联合国的投票格局也反映出，“每个领域都有其独特的、具有代表性的问题结构和冲突模式，合作的机会便因它们的不同而不同”。(22)
总之，冷战结束后15年里各主要国家在联合国的投票行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际关系的深刻变化和演变趋势。本文只是选取了特定时间段里的几组数据，说明的问题有限。更长时间段的投票情况或者特定领域的投票分析以及投票行为与政策相关性的研究等都有待于进一步深入展开。
收稿日期：2005—04—27
修回日期：2005—07—24
注释：
① 全球政策论坛网站：http://www.globalpolicy.org；美国国务院1997～2004年向国会提交的年度报告可参见美国国务院网站：http://www.state.gov。
② 关于模式分析，见Global Policy Forum,“Changing Patterns in the Use of the Veto in the Security Council,”http://www.globalpolicy.org/security/data/vetotab.htm; Steven Holloway,“Forty Years of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Voting,”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23,No.2,1990,pp.281—296。关于政策与投票行为关系的分析，见Bryan T.Johnson,“Foreign Aid Wins Few Friends at the United Nations,”Heritage Foundation,http://www.heritage.org/library/categories/forpol/fyi101.html; T.Y.Wang,“U.S.Foreign Aid and UN Voting:An Analysis of Important Issues,”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43,Issue 1,March 1999,p.199; Daniel S.Morey,“The Impact of Foreign Aidon Voting inside the United Nations,”MA thesis,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Las Vegas:University of Nevada,1999。
③ 王杰主编：《大国手中的权杖：联合国行使否决权纪实》，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1998年版，第459～460页。
④ 王杰主编：《大国手中的权杖：联合国行使否决权纪实》，第459页。
⑤ U.S.Department of State,Voting Practices in the United Nations,1997,2003,2004,http://www.libraries.psu.edu/socialsciences/unvote.pdf,http://www.state.gov/p/io/rls/rpt/2003/c12061.htm,http://www.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44413.pdf.
⑥ U.S.Department of State,Voting Practices in the United Nations,1994,2003,http://dosfan.lib.uic.edu/ERC/intlorg/UN_voting/Introduction.html,http://www.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44413.pdf.
⑦ 根据“全球政策论坛”提供的数据整理，见http://www.globalpolicy.org/security/membship/veto/vetosubj.htm。
⑧ Global Policy Forum,“Changing Patterns in the Use of the Veto in the Security Council,”http://www.globalpolicy.org/security/data/vetotab.htm.
⑨ Global Policy Forum,“Changing Patterns in the Use of the Veto in the Security Council,”http://www.globalpolicy.org/security/data/vetotab.htm,还可见U.S.Department of State,Voting Practices in the United Nations,2003,2002,2001,2000,1999,1998,1997,美国国务院1997年以后发表的《联合国表决情况》全部可以在其网站上查阅，http://www.state.gov/p/io/rls/rpt/。另1996年以前至1990年否决票情况见联合国网站，http://www.un.org/Depts/dhl/resguide/scact.htm。
⑩ 例如，1991年安理会正式会议与非正式磋商的次数是53次和115次，1992年为133次和188次，1993年为171次和253次，1994年为165次和273次，1995年为135次和251次，1996年为117次和214次，1997年为123次和229次，1998年为116次和226次，1999年为131次和237次。根据“全球政策论坛”的统计数据整理，http://www.globalpolicy.org/security/data/secmgtab.htm。
(11) ［美］伊莉莎白·埃克诺米、米歇尔·奥克森伯格主编，华弘勋等译：《中国参与世界》，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52页。另见U.S.Department of State,Voting Practices in the United Nations,1994,1997,1998,1999,2000,2001,2002,2003,2004,http://dosfan.lib.uic.edu/ERC/intlorg/UN_voting/General_Overall.html; http://www.state.gov/p/io/rls/rpt/。
(12) U.S.Department of State,Voting Practices in the United Nations,2004,http://www.state.gov/p/io/rls/rpt/.
(13) 1990年的数字为联邦德国的数字。所有数据来源见U.S.Department of State,Voting Practices in the United Nations,1994,1996,1998,2000,2002,2004,http://www.un.org/Depts/dhl/resguide/scact.htm,http://www.state.gov/p/io/rls/rpt/。
(14) U.S.Department of State,Voting Practices in the United Nations,2001,2002,2003,http://www.state.gov/p/io/rls/rpt/; U.S.Department of State,Voting Practices in the United Nations,1994,http://dosfan.lib.uic.edu/ERC/intlorg/UN_voting/Introduction.html.
(15) U.S.Department of State,Voting Practices in the United Nations,2001,Department of State Publication 10955,Bureau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ffairs,June 2002,p.43.
(16) U.S.Department of State,Voting Practices in the United Nations,1997,1998,1999,2000,2001,2002,2003,http://www.state.gov/p/io/rls/rpt/.
(17) U.S.Department of State,Voting Practices in the United Nations 2001,http://www.state.gov/p/io/rls/rpt/.
(18) U.S.Department of State,Voting Practices in the United Nations,2001,2002,2003,http://www.state.gov/p/io/rls/rpt/.
(19) U.S.Department of State,Voting Practices in the United Nations,1994,http://dosfan.lib.uic.edu/ERC/intlorg/UN_voting/Introduction.html; U.S.Department of State,Voting Practices in the United Nations,1997,1999,2001,2004,http://www.state.gov/p/io/rls/rpt/.
(20)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政策研究室编：《中国外交》，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567页。
(21) William.C.Wohlforth,“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4,No.1,Summer 1999,pp.5—41.
(22) ［德］贝娅特·科勒—科赫等著，顾俊礼等译，《欧洲一体化与欧盟治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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