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代际流动模式及其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中国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社会变迁与社会不平等一直是受到高度关注的社会问题。对于正经历社会转型、处于全新发展阶段的中国而言，社会不平等的状况、形成机制和变化趋势，是理解社会变迁的核心问题之一。以往研究更多地关注了结果不平等(如收入不平等、住房不平等、健康不平等)或特定领域中机会分配的不平等(如教育机会的分配)。本研究关注的问题是，在当代中国60多年的社会变迁过程中，社会机会结构整体状况及其变化，以及社会机会结构形成机制及其变化。从社会学的视角看，最能够体现社会机会结构特征的社会现象即代际之间的社会流动，代际流动相对于代内流动，可在更大的历史范围内反映社会机会结构的开放性或封闭性。 两个原因直接或间接决定了本文的问题：一方面，伴随中国社会30多年的转型，社会不平等问题不断累积和扩散，尤其是近年来有关“寒门能否出贵子”等社会热议话题，凸显了机会不平等的状况。另一方面，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社会流动研究逐渐占据了社会学中社会不平等研究的核心地位；90年代以来，中国及其他转型社会的社会流动研究，丰富了社会不平等研究的内容。本文借助中国社会流动的系统调查资料，分析当代中国的代际流动，不仅可回应当前社会的热点问题，也可通过揭示60多年来中国社会机会结构的整体状况和形成机制，推进社会流动以及社会不平等的一般理论发展。 二、社会流动研究的两种逻辑① 从有关社会流动的文献中，可归结出两个基本理论范式或两种分析逻辑，这两种逻辑推进了社会流动研究的发展。 第一，现代化逻辑，也可称之为经济技术理性—功能主义范式。其核心假设是，现代化意味着经济技术理性的发展，在内在逻辑上要求社会各个方面形成与其相一致的结构性特征。因此，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特别是经济结构、职业结构的变化，一切阻碍流动的障碍将被破除，社会流动的机会将大量增加，代际之间的继承机会大大下降，总的社会流动率持续上升，社会流动机会将更加平等，社会也将越来越开放。② 第二，社会—政治逻辑。现代化逻辑招致了众多的质疑和批评，其共同点在于反经济技术理性—功能主义。在它们看来，社会流动的状况和趋势，更多地会受到政治、社会利益结构、制度、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并形成相应的模式和趋势，而经济技术理性只是诸多因素中的一个。③因此，现代化过程与社会流动率的提升及社会机会结构的开放之间的关系，并非仅由经济技术理性的功能需求所决定，而是更为复杂的社会过程的产物。具体来说，这些质疑沿着两个方向展开。 1.社会流动模式。首先，引起争论最多的问题是经济技术理性扩张是否真的会导致社会流动率的上升。工业化理论对此持赞成态度，但质疑声不断。费瑟曼等人通过比较美国和澳大利亚社会流动的状况，修正了这一结论，并提出著名的FJH(Featherman-Jones-Hauser)假设，认为工业化无疑会提升社会流动率，但这种社会流动率的提升，反映的是社会职业结构变动引起的代际之间的结构性流动，而不是源于职业阶层之间相对流动机会的不同；如果控制父代与子代的职业分布，那些具有市场经济和核心家庭制度的西方工业化国家中代际之间的相对流动率基本一致。④在FJH假设的推动下，“第三代流动研究”对不同国家的社会流动模式和趋势进行了大量比较研究，结论基本相同：在不同国家，相对流动作为机会平等和社会开放性的重要标志，在出身与最终地位间的关联强度上有差异，但基本的关联模式相似，即具有更多的代际继承性和短距离流动的特征，代际继承优势的持续性都是显著的。⑤ FJH假设最初将分析对象限定在具有市场经济与核心家庭体制的工业化国家中，随着社会主义国家调查数据的获得，一些学者尝试突破该假设的限制。他们认为，在所有进入了工业化的国家中，都具有相似的职业分布模式和相似的社会流动模式。⑥另一些学者则表示，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不同时期，社会流动模式可能随着社会主义国家中心任务的转向而发生改变。⑦遗憾的是，大部分对于这些转型社会的研究都局限于精英转换、代内流动或收入获得等方面，关于代际流动的研究非常少。戈伯等人关于俄罗斯的研究是例外，他们发现在苏联，代际继承仍是社会流动的主导模式，且社会出身与最终地位之间的关联程度随着经济转型有所上升。⑧ 代际流动基本状况和趋势的研究在中国更为薄弱，早期少数研究虽对此有所涉及，但都比较简单。⑨针对社会流动研究的国际趋势和中国社会研究的现状，本文所要讨论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以6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变迁为背景，对当代中国社会代际流动的基本状况和趋势给出解释。 2.社会流动机制。社会流动研究的更重要目标是揭示流动模式背后的形成机制，以及该机制所植根于其中的独特社会结构和制度背景。现代化理论预测社会流动会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而上升，而大量的经验研究证明，社会流动模式并没有随经济技术理性的扩张而改变。在本文看来，这些经验研究表明，从宏观层面看，某种社会流动模式的形成，不仅是现代化—理性逻辑的结果，政治、社会、文化等因素都可能对社会流动过程施加影响。⑩从微观层面看，那些既存阶层结构中的优势阶层，为维持自身的优势和特权，会利用其优势权力和资源，通过各种社会选择机制实现阶层再生产。(11) 目前中国社会流动机制的研究基本都遵循布劳-邓肯的路径分析传统，探讨父代背景如何影响子代地位获得，且多从某一领域进行探讨，如教育获得。但是，地位获得模型是以连续的个人地位分布(社会经济指数的分布)为基础，它所揭示的流动机制是个人层面的微观机制；而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关系从本质上讲是非连续的，地位获得模型难以揭示社会各阶层作为结构性位置之间的流动机制。(12)基于这一认识，本文关注的另一个核心问题是：在社会变迁或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哪些结构性因素对代际流动影响更大，以及这些结构性因素的特征和变化规律。而对数线性模型被应用于流动表分析，为在结构水平上分析流动机制提供了可能。 综上，我们认为，中国曾在传统社会主义制度下经历了较长时期的发展，又在剧烈的现代化与体制转型过程中面临社会不平等的严峻挑战，揭示其流动模式及其机制的基本特征和变化趋势，有助于理解中国社会转型的基本状况和未来趋势，推进对结构变迁、制度转型与社会流动、社会不平等之间关系的理论解释。 三、理论与假设 1.阶层结构及其基础。社会流动的基础是相对稳定的社会地位结构。在社会不平等视野下存在两种关于社会地位结构的理解，即“等级论”和“阶级论”范式。(13)它们皆强调职业地位的重要性，并以职业为基础建构社会的等级结构或阶级结构，这是因为职业已成为现代社会综合反映社会地位特征的基本标识，正如帕金所强调的，其他经济与符号资源的分配与职业秩序同时存在。(14) 尽管都是在职业的语境下分析社会地位结构，等级论和阶级论关注的是职业的不同方面。(15)在等级论看来，职业地位的差别主要表现为占有资源的多少和社会声望的高低，而阶级理论则强调职业中所内涵的社会关系，特别是权力关系和财产关系。格伦斯基强调，职业群体的形成，不能简单地看做是技术性劳动分工的结果，而是各个职业集团为了获得较高位置的控制权而相互竞争的过程；这种动态过程结构化之后，就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职业阶层结构。因此，职业阶层结构本质上是一种以权力竞争和权力支配关系为核心的关系结构。(16) 职业阶层结构中的权力可表现为对那些生产性资源的占有，既包括生产剩余的占有权、工作自主权，也包括功能性位置管辖权等。权力之所以表现为不同的形式，是因为资源或权力的来源不同，其中最为基础的是三种生产性资源，即生产资料、组织权威和专业技能。不同的群体在劳动力市场和组织中处于不同的竞争性地位，彼此之间形成了不同的权力地位和权力关系。本文遵从这种理论传统，以职业的权力关系为核心，根据不同群体所占有的资源类型，构建本文的阶层结构。 首先，根据是否占有物质生产资料以及所形成的雇佣关系，区分雇佣者、受雇佣者和自雇佣者。其次，在受雇者中，根据所占有社会资源的种类和多少，区分非体力劳动者阶层和体力劳动者阶层。再次，非体力劳动者中，根据掌握生产性资源的类型与多少，区分管理者阶层、专业技术阶层、一般非体力劳动阶层。其中管理阶层主要包括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以及各类企业单位中的负责人和中层以上管理人员，如车间主任；一般非体力劳动阶层主要包括专业辅助人员(如护士)、单位一般办事人员以及底层管理人员等。体力劳动者中，根据其所从事的行业，进一步区分农民阶层与工人阶层，其中工人阶层包括一般制造业的工人和商业服务人员。最后，自雇者包括雇主和个体户，考虑到自雇者只是在改革后才大量出现，且雇主的样本量非常少，为与改革前有所比较，本文将占有较多生产资料的雇主归到管理者阶层，将占有较少生产资料的个体户归为一般非体力劳动阶层。最终可以得到五阶层或三阶层的分类图示(见表1)。 这里的阶层结构不是根据教育、收入、声望等划分的等级关系，而是从“阶级”视角反映以生产性资源为基础的权力关系。不可否认，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和经济体制的改革，一些阶层所占有的社会资源和社会声望发生了变化，而且一些阶层内部也有所调整(如管理阶层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私营企业主)，但这些阶层之间的权力关系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这意味着以权力关系为分类依据的阶层结构相对稳定。
2.社会排斥与社会流动。探讨结构性阶层位置之间的代际流动需要更适合的概念工具。本文主要使用“社会排斥”概念作为分析代际流动之宏观机制的工具。 韦伯将阶级形成的基本机制称为“社会封闭”的过程，通过这种过程，某一社会群体企图把报酬和机会限制在有限的人选范围内，并以此最大化自身的利益。(17)帕金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存在两种社会封闭的策略：“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和“社会内固”(Social Solidarism)。由于社会内固对社会动员能力的要求较高，社会排斥往往是一个社会中的主要封闭机制，优势阶层主要通过“社会排斥”维持或增强自身特权，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18) 帕金进一步将社会排斥区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个体式社会排斥，排斥标准依据的是某种个人属性，如个人的才能或品质。二是基于群体特征的排斥实践，如根据血缘、肤色、信仰等特征将某些群体整体性地限制在特定资源和机会之外，可称之为集体式社会排斥。比较而言，后者是一种更直接的“阶层再生产”策略。在帕金看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经历了从集体式排斥向个体式排斥的渐变过程，产权制度和文凭是目前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最主要的两种个体式排斥方式。在资本主义和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个人能力被认为是实现市场自由竞争及效率最大化的合法依据。帕金认为，这种转变往往表现为形式上的变化，掩盖了事实上的集体式排斥和阶层再生产，但它适应了社会经济体制的变迁，体现了社会政治和法律基础的转变。对于社会流动而言，则因为形式和标准的改变开辟了新的社会流动渠道，导致了社会机会结构的变革。(19)由于这种市场式排斥嵌入在市场经济体制中，排斥的主要标准是市场能力，(20)因此可称之为“市场排斥”。 社会主义国家也存在社会排斥，只是社会排斥的目的、基础以及相应的形式会有所不同。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此时在国家集中再分配和控制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套社会排斥体系，排斥的主要标准是体制身份，例如户籍身份等。这种体制身份是根据国家发展战略和社会控制的需要规定的，并通过法律、法规、政策予以制度化，因而可称之为“体制排斥”。(21)由于其排斥对象是那些不具有特定体制身份的群体，在这个意义上，体制排斥可被看做是一种集体式排斥。(22)1978年起，中国社会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确立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职业结构，国家再分配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市场机制对于资源和机会分配的影响作用越来越大。在这种背景下，社会主要排斥形式也从基于体制身份的体制排斥转向基于市场能力的市场排斥。 3.社会转型与社会排斥的变迁。市场排斥与体制排斥均是优势社会阶层“社会封闭”的具体机制，但无论哪种机制，优势社会阶层所拥有的权力来源都是其掌握的优质生产性资源。不同的是，在市场排斥中，特权的来源也是排斥的标准，即生产性资源；在体制排斥过程中，社会优势阶层将排斥标准从生产性资源转换成体制身份。此外，二者在形成、主体、标准、形式以及影响等方面，都存在着极大的区别。体制排斥是自上而下建立起来的、以群体为对象并以群体性特征为标准、常常是强制性的正式排斥体系。市场排斥则是基于市场竞争和市场选择形成的、以个人为对象并以个人属性为标准、非强制性的甚至是非正式的排斥体系。前者因为具有自上而下的强制性特征，所以更容易受到政治、政策的影响，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影响，(23)后者则因为嵌入在市场体制之中，排斥的标准或因素反而相对稳定。体制排斥使得社会沿排斥界线形成相对分离的群体结构，但同时存在非正式融合；市场排斥则因排斥的个体性而使得社会结构在形式上表现得更为弹性或模糊，但实质上存在鲜明的界线。体制身份因其体制性而基本无法以个体形式在代际传递，但个人能力则因其个体性可以以个体形式在代际间传递。 为揭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的基本模式及其变化，特别是社会排斥机制的变化，本文根据1949年以来中国社会所经历的不同时期以及主要排斥方式的差异，将历史划分为四个时期：“文革”前时期(1965年及之前)、“文革”时期(1966-1976年)、改革初期(1977-1992年)、改革深入期(1993年至今)。每个时期的社会排斥方式见表2。总体上看，改革前后社会排斥形式主要是体制排斥和市场排斥。由于我国的经济改革是渐进式推进的，因此体制身份与市场能力的排斥作用也是一个渐变过程，体制身份趋于弱化，而市场能力趋于强化。 据此，本文的基本假设是：改革前，代际流动的主要障碍是自上而下建立的体制身份；改革后，代际流动障碍逐渐转变为形式上个体化的市场能力。由于体制身份具有较强的刚性，市场排斥主导下的代际流动机会相对更大。
四、研究模型 我们利用拓扑模型对各阶层间的具体流动模式及其变迁做一预测。拓扑模型最早由豪泽引入流动表分析中，是将流动表中的“全部单元格(i，j)指定于K个彼此之间完全互斥并能穷尽所有可能的子集，每一个子集共享一个相同的交互项参数。因此，除总体效应、行效应和列效应的影响外，每一个期望频数仅仅由一个交互参数决定，而这个参数就反映了单元格之间相对流动性或继承性的强度。”(24) 1.体制排斥矩阵(矩阵A)。体制排斥的标准是体制身份，本文的阶层结构以职业为基础，许多体制身份事实上是附着于职业的，最典型的就是家庭出身。本文主要讨论农民阶层与专业技术阶层，因为这两个社会阶层与特定体制身份高度重合，受体制排斥的影响较为明显。 首先，农民阶层受排斥的制度基础主要是户籍制度，户籍制度的形成与工业化战略和新中国建立初期社会控制的需要密切相关。(25)户籍制度一经建立就成为我国社会分层的最基本制度，持有城市户口的人在收入、消费、社会福利、就业等方面均优于农村户口，在改革前，改变户籍非常困难。农民阶层绝大多数持有农业户口，且这种户籍身份具有极强的遗传性，故农民阶层与其他阶层之间的流动非常困难。改革开放后，户籍制度逐渐放松，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打工，形成一个庞大的农民工群体，此时农民阶层子代向工人阶层的流动率大大提升。 其次，专业技术阶层受到体制排斥则往往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基于此，专业技术人员在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常常受到冲击，从而阻碍了他们与其他社会阶层的流动，而他们的子女也背负了不好的家庭出身标签。结果专业技术阶层的子女虽能继承较高的文化资本，但难以成为管理精英，(26)所以专业技术阶层与其他非体力阶层之间的代际流动存在隔阂。只有到改革开放后，家庭出身不再被看重，而国家由于工业化的需要开始重视专业技术阶层，其子代流动到其他非体力阶层的机会才变得更多。 我们设计如下两个矩阵模型，在这两个模型中，子集0表示没有体制排斥或者排斥较少的流动；子集1主要是表示有体制身份阻碍的流动，即农民阶层、专业技术阶层与其他阶层之间的流动。如果以子集0为参照，由于受到体制身份的阻碍，子集1中的阶层之间相互流动更为困难，因此交互系数显示为负，但随着体制排斥的作用在经济改革后逐渐减弱，该交互系数也会逐渐增大。 与矩阵A1不同的是，矩阵A2中的子集1并没有包括农民阶层与管理阶层、专业技术阶层之间的流动。如此设计主要是考虑到中国户籍制度的特点，在没有城市户籍情况下，农村阶层子代通常难以流动到精英阶层；在户籍制度下，虽农村人获得城市户口较难，但一旦通过上大学或提干即可实现农转非，其通常能够达到精英阶层。(27)因此，从结果上来看，户籍制度可能并没有显著增加农民阶层子代流动到精英阶层的难度，也就是说，户籍身份的作用主要体现在阻碍农民阶层子代向附近职业阶层的流动上。最后选择何种矩阵则是“模型选择”的任务。
2.市场排斥矩阵(矩阵B)。市场排斥的制度基础主要是产权制度与文凭。生产资料通过产权制度能够直接传递给子代，而专业技能虽不能直接传递给子代，但优势阶层的子女通过文化资本再生产机制更容易获得教育文凭，从而进入优势阶层。随着市场转型的推进，市场排斥逐渐成为社会排斥的主导方式，导致社会优势阶层只有更多地通过传递市场能力给子代，才能顺利实现阶层再生产。也就是说，体制身份的区别在于有和无，子代一旦改变了体制身份，就可能实现跨阶层的长距离流动；但市场能力的区别不仅是有和无，还有多和少的区别，市场能力的积累过程是漫长和艰难的，社会距离越长，流动越困难。 本研究将五个职业阶层进一步划分为三大阶层(见表1)：其中高级非体力劳动阶层至少在一项生产资源(生产资料、组织权威与专业技能)上占有优势，而体力劳动阶层则不具备任何优势。在拓扑矩阵中，子集0表示大阶层内的流动，子集1和子集2则表示跨阶层流动，其中子集2是长距离跨层流动。由于不同阶层所掌握的市场能力不同，相较于阶层内自由流动，跨层流动更为困难，且跨越距离越长越困难。若以子集0为参照，子集1、2的交互系数为依次减小的负数，因为市场排斥随着改革的推进而增强，子集1、2的交互系数会随着改革的推进进一步变小。
3.阶层继承矩阵(矩阵C)。在社会流动矩阵中，对角线的单元格表示父代和子代阶层一样，即代际继承。长期研究表明，代际继承在各个社会普遍存在，且通常是社会流动的主要形式，但不同阶层代际继承的强弱可能不一样。在阶层继承矩阵中，与那些非对角线单元格内的流动相比，代际继承发生的可能性更高。对于对角线的设计，首先，不做任何限制，即各个阶层的继承强度都不一样，从而得到矩阵C1。在矩阵C1中，子集0表示自由流动，子集1—5分别表示五个阶层的代际继承，相对于代际循环，代际继承发生的可能性更高，因此子集1—5的交互系数都为正。
其次，根据上文对不同时期社会流动机制的描述，我们认为在各社会阶层中，专业技术阶层与农民阶层的继承性更高。在改革前，由于体制身份的限制，这两个阶层与其他阶层之间的流动阻碍更强；在改革后，虽然社会排斥形式有所改变，但可能并没有实质性地改变这两个阶层的代际继承优势。针对西方工业化社会的研究发现，比较不同阶层边界的流动性，财产边界最不容易渗透，其次是技能边界，再次是组织权威边界。(28)因此，随着改革后社会排斥形式的变化，可以预测专业技术阶层同样能顺利实现阶层再生产。对于农民而言，虽土地集体所有，但基本上都是平均分配，因此土地事实上可作为一种财产传递，且户籍制度没有完全改变，这些都使得农民阶层的继承性得以维持。 据此可以得到矩阵C2。与矩阵C1不同的是，我们设定管理阶层、一般非体力阶层和工人阶层的代际继承强度相同，而专业技术阶层和农民阶层的代际继承强度高于他们。矩阵C2仍以子集0为参照，那么子集1—3交互系数应为正，其中子集2和3的系数要大于子集1。
五、分析方法 1.数据。本文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5年、2006年、2008年三次全国抽样调查数据。这三次调查均询问了被访者的初职以及14岁(或18岁)时父亲职业信息，为更好地反映父代职业阶层对子代初职阶层的影响，只选择了初职时间在14—35岁之间的被访者，去除不符合的案例以及缺失案例后，共有样本16804个。根据被访者初职的入职时间，将被访者分为四个初职同期群，即“文革”前时期、“文革”时期、改革初期以及改革深入期。(29) 2.模型。本文使用对数线性模型，(30)具体来说： (1)条件独立模型
其中，上标O、D、P分别表示行变量(被访者父亲的职业阶层)、列变量(被访者的初职阶层)与层变量(历史时期)，其取值分别对应下标i、j、k。
为第k个时期所对应的流动表中，第i行第j列的期望频数。μ为平均效应，即相应方形表完全服从均匀分布时平均预期频数(=N/(i*j*k))的自然对数。
分别表示行变量、列变量与层变量的主效应；
则分别表示行变量、列变量与层变量之间的交互效应。条件独立模型假定行变量与列变量之间的所有交互效应均不存在，意味着被访者的初职阶层与父亲的职业阶层之间相互独立，不存在代际继承关系。该模型为本研究的基准模型，其拟合结果用于对比分析其他模型的拟合优度。 (2)叠加拓扑模型 拓扑模型是在条件独立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上述三个矩阵模型：
其中
分别代表三个流动矩阵(m=3)，
是指在第k个时期中，第m个矩阵中第n个子集的参数值，代表各个矩阵中特定行列变量之间的交互效应。当这些参数值均存在时，则叠加拓扑模型就是全模型，此时有24个β(6*4)需估计。 (3)对数可积层面效应模型
该模型将行、列二项交互项以及行、列、层面三项交互看成由两个部分对数乘积的结果，(31)其中
反映行变量与列变量的相关模式，即阶层代际关联的平均效应或一般模式；
为各层不同的相关强度，即第k个时期所对应的代际继承强度相对于平均继承强度的差异，且限制
。该模型假设，层变量(即各历史时期)对代际继承效应的影响仅在于改变其效应的强度，而效应的发生模式在层变量的各组间保持一致。
可以有不同设定，本文对其不做任何限制，也采用完全交互模型。 3.模型选择。首先，比较条件独立模型与对数可积层面效应模型，可发现后者在各项统计量上均要优于前者，这说明父代职业阶层与子代初职阶层之间存在关联性，其关联程度随时间变化。 其次，分别在两个体制排斥矩阵和对角线矩阵中选择一个矩阵加入条件独立模型中构成分析的全模型。模型4—6展现了这一过程，比较而言，模型6与观测数据拟合效果最好(P=0.333)，且BIC最小。因此，以模型6作为本文分析的全模型，模型6是在条件独立模型基础上加入了体制排斥矩阵A2、市场排斥矩阵B和阶层继承矩阵C2。 再次，逐一考察全模型的各个矩阵中的交互效应是否存在以及是否随时期变化。对于特定矩阵
，先限制
不随时期变化，如果新模型与原模型(
随时期变化)的差异不显著则接受新模型，意味着效应
在各时期都相同，否则保留原模型，意味着效应
随时期变化。进一步地，若效应
不随时期变化，则检验其是否显著不等于0，若否，则证明该效应不存在，将其从模型中剔除。 比较两个模型时，通常会考虑两个测量拟合优度的统计量，即
和BIC，但这两个统计量常常不一致，当样本规模较大时，似然比检验(
)更容易接受更为复杂的模型，因此BIC可能是用于选择的更合理标准。(32)但是，考虑到我们设计的矩阵较为简单，仅有6个参数，可能会丧失太多信息。因此，本文选择模型的标准在于，首先，比较两个模型相对于饱和模型的
差异，选择在0.05水平上差异不显著的模型；其次，如果两个模型与饱和模型相比，
差异均不显著，那么进一步比较BIC。按照这一步骤，经过逐次简化后，最终选择模型7作为最后分析的模型。在该模型中，各个矩阵效应均存在，不过继承矩阵中的子集2效应不随时期变动。
六、结果解释 1.相对流动机会。通过分析叠加拓扑模型中不同矩阵中各子集的具体效应，考察代际流动模式的具体变迁，表9给出了各时期的子集效应，每个矩阵中具体子集效应的含义需要根据相应矩阵的参照项来解释。 在体制排斥矩阵中，子集0表示那些受体制身份阻碍影响较小(或没有)的代际流动，如果体制排斥存在，与子集0相比，子集1中的阶层之间流动更为困难，因此系数为负，且系数越小，说明体制排斥的作用越强。从表9中可以看出，子集1在“文革”前时期的系数为负，说明此时体制身份确实存在较强的阻碍作用。但到了“文革”时期，体制身份的阻碍作用并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此时体制身份对于农民阶层和专业技术阶层的作用出现分化。一方面，受上山下乡运动影响，许多城市出身的青年前往农村工作，反过来又为农村出身的青年提供了更多向上流动的机会。如此，户籍身份的作用被大大削弱。另一方面，“文革”时期也是知识分子受冲击最厉害的时期，此时专业技术阶层可能与其他非农职业阶层的隔阂反而加深了。这一点可以从阶层继承矩阵得到佐证，在阶层继承矩阵中，可以看到农民阶层的继承优势在“文革”中下降了，说明户籍身份对代际流动的阻碍作用确实有所下降。随着这一政治运动在改革启动后逐渐平息，对专业技术人员的制度歧视很快消失；户籍制度的松动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至少在改革初期还是极为严格的，因此集1系数在改革初期仍为负，不过绝对值比“文革”前小。进入改革深入期，集1系数变为正，虽不显著，但反映出体制排斥已经很微弱。 在市场排斥矩阵中，子集0代表阶层内流动。总体上看，在任何时期，集2的交互系数都比集1的小，说明跨阶层流动的距离越长，相对流动机会越小；除“文革”时期外，这些系数都随着时期发展逐渐减小，说明跨阶层流动的相对机会在逐渐下降，市场能力的阻碍作用在逐渐增强。具体来看，集1的交互系数一直到改革初期都显著为正，说明短距离跨层流动在前三个时期还是比较容易的，不过到了第四阶段，短距离跨层流动也变得困难了。集2的系数在改革前并不显著，这意味着当时长距离跨层流动并不比阶层内流动的阻力更大，因为当时影响代际流动的主要障碍不是市场能力而是体制身份，一旦人们突破体制身份的限制，通常就能实现长距离跨层流动。随后长距离跨层流动变得越来越困难。 阶层继承矩阵中所有对角线系数均为正，说明代际继承的相对机会要比代际循环更高，且在各个时期都如此。具体而言，农民阶层的继承性最高，但在“文革”中以及改革深入期，农民阶层的继承性下降，前者是因为政治运动削弱了户籍制度的作用，而后者是因为户籍制度本身在改革。但是，即使在继承性最低的改革深入期，农民阶层子代成为农民的相对几率也是其向上流动到其他阶层的9.15倍[exp(2.214)]。专业技术阶层的继承优势没有出现明显变化。平均而言，该阶层子代成为专业技术阶层的相对几率是其成为其他阶层的1.55倍[exp(0.439)]。对于其他三个阶层而言，代际继承也占据主导地位，但改革深入期，这种继承优势不是特别明显，这可能是他们与附近阶层之间的交流大幅增加导致的。随着市场排斥逐渐取代体制排斥而成为社会主导排斥方式，相邻阶层间流动逐渐增多，如农民阶层与工人阶层之间的流动、管理阶层与专业技术阶层之间的流动。这些流动在改革前因体制身份的阻隔而较为困难。
2.代际流动的总体分析。图1给出了60年来我国社会阶层代际流动的总体变迁。总流动率是指代际循环占所有流动(包括代际循环和代际继承)的比例，可以看到我国的总流动率逐渐升高，尤其到了改革深入期，总流动率迅速从改革初期的41%增长到60%，甚至超过了继承率。在现代社会中，导致社会流动率提升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例如工业化发展需要创造出大量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工作岗位，使得农民阶层子代得以向上流动，他们向上流动的同时并没有其他阶层的子代向下流动作为补偿(即结构流动)。二是社会开放性的增加导致社会流动提升，不过这种流动是上下循环流动(即相对流动)，这是本文更关心的社会流动，它体现了不同阶层子代流动到特定阶层的相对机会，是机会平等的集中体现。但是，总流动率涵盖了结构流动率与相对流动率，据此无法判断社会开放性的变化。而对数可积层面效应模型所提供的关联系数是目前社会流动研究中衡量社会开放性的较好指标。 关联系数反映了行列之间的总体交互效应，在本研究中，即父代职业阶层与子代初职阶层之间的交互效应大小，该系数越大，说明父代阶层与子代阶层之间的关联程度越高，也即父代阶层对子代阶层的影响越大，那么社会开放性就越低。从图1看，我国阶层代际流动的关联系数呈波浪式变动：在“文革”前时期与改革初期关联系数较高，均在0.5以上，而在“文革”时期和改革深入期，关联系数有所下降。说明父代阶层对子代阶层的影响呈波浪式变动，比较而言，目前的社会开放性相对较高。 我们认为，社会开放性的波动与社会排斥机制的转变密切相关：在“文革”前，体制排斥对于代际流动影响较为突出，但在“文革”期间受到一定冲击。到了改革初期，由于我国实行的是一种渐进式改革，此时体制排斥得以部分恢复，尤其是上山下乡政策的结束以及户籍制度在改革初期仍比较严格，农民阶层子女向上流动受阻；同时市场排斥逐渐发挥作用，特别是教育在社会流动中的作用增加，而专业技术阶层和管理阶层子女在恢复高考中的优势非常明显，(33)即使城市中许多社会劣势阶层的子女成为个体户，但在我们的阶层框架中，这种流动仅被看做短距离流动而非长距离流动，最终结果是双重排斥并存，使得父代影响上升。随着体制排斥在市场深入期的衰弱，父代影响再次下降。尽管此时市场排斥有所强化，但仍不能阻止父代影响下降的趋势，这说明，相对而言，类似集体式社会排斥的体制排斥对于代际流动的阻碍作用可能强于市场排斥。
图1 各时期社会流动率与关联系数比较 七、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通过“体制排斥”和“市场排斥”两个概念工具，分析了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与社会转型过程中职业阶层代际流动模式及其流动机制的演变。基本结论是： 第一，我国总体社会流动率在逐步提升，这与经济改革进程中的经济结构变迁和社会开放性增强均有关系。在改革初期及以前，经济结构变迁缓慢，社会开放性波动较大，因此社会流动率提升缓慢；而这两个过程进入改革深入期后均大大提速，导致总流动率在这个时期迅速上升。 第二，尽管总体社会流动率一直上升，但社会开放性呈现波浪式变化。这是社会排斥机制交错变化导致的。在体制排斥机制稳定运行的时期(“文革”前期与改革初期)，社会阶层结构化较为明显，一旦体制排斥机制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或者被市场排斥机制所取代，则会增加一定的社会开放性。 第三，无论社会开放性如何变动，从总体模式看，代际继承在各个时期始终是社会流动的主导模式。但是，随着社会排斥机制发生重要变化，社会流动的形态也发生了重要变化。从代际循环来看，一方面，随着体制身份对于代际流动阻碍作用的衰减，受其影响最大的专业技术阶层与农民阶层和其他阶层之间的流动障碍大大缓解，故他们与附近阶层之间的流动大大增加。另一方面，市场能力的阻碍作用日益明显，使得代际之间的跨阶层流动尤其长距离跨阶层流动越来越难，此时的代际流动主要集中在体力阶层与高级非体力阶层内部，以及低级非体力阶层与它们之间的交流。就代际继承而言，由于大多数阶层与相邻阶层间的流动增加，因此其继承优势在下降。 从社会流动的总体模式来看，本文对HJF假设的基本结论予以了支持，在中国社会经济技术理性扩张最为迅速的时期(改革深入期)，代际继承仍然保持优势。然而，进一步的观察发现，社会流动形态发生了变化，而这种变化是由社会排斥机制的转变导致的，如前所述，无论哪种社会排斥，都是优势阶层维持自身地位的一种手段。由于社会排斥机制根植于宏观社会经济制度，只有社会经济体制的转型才有可能使社会排斥机制发生转变，而单纯的现代化进程则难以改变这一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对于中国社会流动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体制排斥主要基于体制身份，市场排斥主要基于个人能力，当社会排斥的主要机制从体制排斥转向市场排斥，具有两方面的意义。首先，在一定程度上，市场排斥对于社会流动的阻碍作用要弱于带有集体式排斥色彩的体制排斥，故而排斥机制的转变将激发社会向上流动的活力，社会开放性将会有所上升。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基于个人能力的市场排斥在形式上是自由或平等的，至少社会中不存在正式制度对于社会流动的限制或对社会机会的封闭，这种排斥构成了社会合法性的重要基础，弱化乃至减少了来自被排斥者的抗争压力。 其次，市场排斥本质上是在社会权力关系中占据优势地位的社会阶层实现自身阶层再生产的一种手段。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全确立，重组后的职业阶层结构逐渐清晰，社会阶层间的相对权力关系重新稳固，它们可以更好地利用市场排斥机制达到阶层再生产的目的，这意味着未来中国社会的开放性很有可能会下降，也就是社会阶层的“固化”。事实上，改革深入期的代际流动模式变化已表现出某种类似的趋势，即代际流动局限于阶层内流动以及短距离跨阶层流动。 尽管如此，需要强调的是：第一，虽然社会开放性程度在未来可能会有所下降，但不意味着会一直下降。随着国家市场经济体制和其他与之配套的社会制度的确立，社会流动的相对机会会维持在一定水平，而且要比体制排斥下的社会更为开放。第二，几乎对于任何社会，不平等始终存在。在努力控制和削弱不平等的过程中，国家是最重要的力量。(34)以美英两国为例，美国的社会开放性高于英国，一个重要原因是两国的教育政策不同。特纳将两国的教育选拔模式分别称为“竞争式”和“赞助式”，英国的“赞助式”教育更有利于精英阶层子代进入高等教育。(35)因此，国家通过各种直接或间接的社会政策，干预市场排斥下不断增强的流动壁垒，那么社会流动的渠道仍可保持通畅，阻止社会阶层的“固化”趋势，从而有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 本文曾于2014年12月在南京举行的“社会分层与流动”冬季论坛上宣读，感谢吴晓刚、李煜等与会同仁及匿名评审人提出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①对社会流动的相关概念，本文作如下界定：(1)社会流动包括两种情况：一是父代阶层与子代一致，称为代际继承；二是父代阶层与子代不一致，称为代际循环。(2)社会流动率指代际循环占所有流动(包括代际循环与代际继承的总和)的比例。(3)社会流动率是由结构流动率和相对流动率构成，其中相对流动率又称为机会流动率、循环流动率，本文统一称之为相对流动率。(4)学者关注的父代与子代之间的关联状况，只能通过相对流动反映出来。因此，本文所说的社会流动模式是对相对流动的描述，例如流动性质(继承还是循环)、流动距离(长距离还是短距离)等；本文所说的社会开放性以及社会流动机会均指相对流动机会。形容父代与子代之间的关联程度，通常用关联系数测量。 ②Peter M.Blau and Otis Dudley Duncan,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New York:Wiley,1967; Donald J.Treiman,"Industrialization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Sociological Inquiry,vol.40,no.2,1970,pp.207-234. ③Frank Parkin,"Class Stratification in Socialist Societie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vol.20,no.4,1969,pp.355-374; Anthony Giddens,The Class Structure of the Advanced Societies,London:Hutchison & Co.,1973; Robert Erikson and John H.Goldthorpe,The Constant Flux:A Study of Class Mobility in Industrial Societie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 ④David L.Featherman,F.Lancaster Jones and Robert M.Hauser,"Assumptions of Social Mobility Research in the US:The Case of Occupational Statu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vol.4,no.4,1975,pp.329-360. ⑤Michael Hout and Thomas A.DiPrete,"What We Have Learned:RC28's Contributions to Knowledge about Social Stratification," Research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vol.24,no.1,2006,pp.1-20. ⑥David B.Grusky and Robert M.Hauser,"Comparative Social Mobility Revisited:Models of Convergence and Divergence in 16 Countr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49,no.1,1984,pp.19-38；Robert Erikson and John H.Goldthorpe,The Constant Flux:A Study of Class Mobility in Industrial Societies. ⑦Frank Parkin,"Class Stratification in Socialist Societies," pp.355-374；Anthony Giddens,The Class Structure of the Advanced Societies,pp.241-242. ⑧Theodore P.Gerber and Michael Hout,"Tightening Up:Declining Class Mobility during Russia's Market Transi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69,no.5,2004,pp.677-703. ⑨一些早期研究曾用简单流动表分析中国的代际流动，但均没有控制职业结构变迁的作用，不能有效反映相对流动机会。如陈婴婴：《职业结构与流动》，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李春玲：《中国城镇社会流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许欣欣：《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流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⑩Robert Erikson and John H.Goldthorpe,The Constant Flux:A Study of Class Mobility in Industrial Societies,pp.9-13,19-26. (11)马克斯·韦伯：《开放的和封闭的关系》，转引自戴维·格伦斯基：《社会分层》，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124—125页；Pierre Bourdieu and Jean-Claude Passeron,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Society and Culture,2[nd] ed.,London:Sage Publication,1990. (12)Harry B.G.Ganzeboom,Donald J.Treiman and Wout C.Ultee,"Comparative Intergenerational Stratification Research:Three Generations and Beyond,"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vol.17,1991,pp.277-302. (13)李路路、陈建伟、秦广强：《当代社会学中的阶级分析：理论视角和分析范式》，《社会》2012年第5期。 (14)Frank Parkin,Class Inequality and Political Order: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Capitalist and Communist Societies,New York:Praeger,1971,p.18.赖特对此持有不同的观点，他认为，职业仅仅是劳动分工的技术性表现，不具有社会关系的意义，参见Erik Olin Wright,"Class and Occupation," Theory and Society,vol.9,no.1,1980,pp.177-214.尽管如此，他的阶级图式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使用职业结构进行描述。 (15)Tak Wing Chan and John H.Goldthorpe,"Class and Status:The Conceptual Distinction and Its Empirical Relevanc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72,no.4,2007,pp.512-532. (16)David B.Grusky and Jesper B.
,"Can Class Analysis Be Salvaged?"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03,no.5,1998,pp.1187-1234. (17)马克斯·韦伯：《开放的和封闭的关系》，转引自戴维·格伦斯基：《社会分层》，第124—125页。 (18)Frank Parkin,The Social Analysis of Class Structure,London:Tavistock Publication,1974,pp.3-5. (19)Frank Parkin,The Social Analysis of Class Structure,pp.9-10. (20)Anthony Giddens,The Class Structure of the Advanced Societies,p.103. (21)当然，市场排斥也是基于市场体制和制度(如产权制度)的排斥。本文这样命名是为了突出中国转型社会中的社会排斥及其变化的特点。 (22)无论是个体式排斥还是集体式排斥，在不同社会中，由于排斥标准的变化，可能会有不同形式，本文的市场排斥和体制排斥只是其中之一。 (23)Xueguang Zhou,"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Evidence from Panel Dat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05,no.4,2000,pp.1135-1174. (24)Robert M.Hauser,"Some Exploratory Methods for Modeling Mobility Tables and Other Cross-Classified Data," Sociological Methodology,vol.11,1980,pp.413-458. (25)陆益龙：《1949年后的中国户籍制度：结构与变迁》，《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26)Andrew G.Walder,"Career Mobility and the Communist Political Order,"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60,no.3,1995,pp.309-328. (27)吴晓刚：《中国的户籍制度与代际职业流动》，《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6期。 (28)埃里克·奥林·赖特：《后工业社会中的阶级》，陈心想等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09页。 (29)限于篇幅，本文未给出样本分布，有需要者可与作者联系：zhubin2015@ruc.edu.cn. (30)丹尼尔·A.鲍威斯、谢宇：《分类数据分析的统计方法》，任强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64——103页。 (31)Yu Xie,"The Log-Multiplicative Layer Effect Model for Comparing Mobility Tabl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57,no.3,1992,pp.380-395. (32)丹尼尔·A.鲍威斯、谢宇：《分类数据分析的统计方法》，第78—79页。 (33)郝大海：《中国城市教育分层研究(1949-2003)》，《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 (34)Michael Hout and Thomas A.DiPrete,"What We Have Learned:RC28's Contributions to Knowledge about Social Stratification," pp.1-20. (35)拉夫尔·H.特纳：《赞助性流动、竞争性流动和教育制度》，何瑾译，张人杰主编：《国外教育社会学基本文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76—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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