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柯[1]2000年在《论中共党报史上的新闻改革》文中认为党报，作为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近八十年的时间里，走过了不寻常的发展道路。大大小小数次新闻改革都从实践和理论两方面使党报得到不断的完善和提高。本文采用史论结合的科学研究方式，将中共党报史上的历次新闻改革从史学角度条分缕析，从新闻理论角度总结论证，力图以史为镜，对现实中正在进行的新闻改革诸方面起到有益的借鉴作用，以使历次改革中形成的经验得到进一步丰富，失误得以有效地避免，从而在“权威性”得到进一步巩固的前提下，全方位提高党报的竞争实力。 本文在写作上有两个侧重，一是“史”，在收集、综合大量相关资料的基础上，详细阐述历次新闻改革的背景、原因、内容、经过、结果等事实，一是“论”，对历次改革中具有特色的地方加以分析、对比，同时，也有选择性地对改革中领导人物的新闻观念和新闻思想进行了比较分析。
陈晓静[2]2016年在《延安办报与重庆办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政治动员比较研究（1942-1945）》文中认为延安《解放日报》和重庆《新华日报》是中共党报历史上的两份里程碑式的报纸,在20世纪40年代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虽然1949年以后,《解放日报》的办报模式被更多地运用于建国后的中共党报。但总的来说,《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是中共农村办报和城市办报经验的集中体现,在不同的程度上为之后的中共党报提供了参考。同作为中共党报,由于分别在延安和重庆出版,《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在办报模式和风格上呈现了一定的差异,这种差异来源于二者所处的不同地域环境,进一步可以归纳为农村办报和城市办报、解放区办报和国统区办报的不同环境的作用。作为肩负宣传动员任务的党报,它们在政治动员上的差异是两种办报模式的集中反映,能够以小见大地窥视出延安《解放日报》和新华《新华日报》办报模式的差异所在。本文选择了两份报纸所共同进行的抗战动员、面向农村与执政需要的《解放日报》大生产动员、面向城市与斗争需要的《新华日报》工人阶级动员为具体分析对象,进而分析和总结出两份报纸不同的动员策略及其背后的区域环境因素。本文研究了在延安与重庆不同社会图景和办报环境之下,延安《解放日报》和重庆《新华日报》在政治动员的对象、方式、目的和思维等方面呈现了哪些差异,延安与重庆办报环境是如何形塑了这些差异。而政治动员上的差异实质是两种不同党报办报模式的集中体现,因而本文还对延安办报模式和重庆办报模式进行分析和总结,探索它们的历史意义,也为当下党报的发展提供启发和反思。第一章是对《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办报环境与角色呈现的分析。这两份报纸在办报环境上的差异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媒介环境等方面,归结起来是农村办报与城市办报,解放区办报与国统区办报的差异。不同的政治氛围、经济水平、物质资源和居民的文化水平都形塑了不同的办报环境。两份报纸也因而在不同的办报环境中承担了不同的角色和任务。第二章是对《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抗战动员的对比研究。《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在发刊词中都将动员抗战作为报纸的目标和宗旨之一,但是二者在抗战动员的方式和思路上却有着显著区别。在延安的《解放日报》以一种锋芒毕露的态度对国民党的战时政策进行批判,以居高临下的教导者的身份总结观点、引导舆论,用直白通俗、情绪鲜明的文风展现抗战主题,动员边区读者。与此同时,在当时的大城市重庆,《新华日报》以团结抗战和统一战线为旗帜,以“嘤鸣求友”的方式表达观点,广泛团结社会各界人士、群体,助力抗战动员。第三章选择了《解放日报》的大生产动员为研究对象。除了抗战动员外,大生产动员是《解放日报》的重要动员内容。大生产运动与当时延安边区的物质经济环境紧密相关,同时也隐含着中共在当地的执政需要。《解放日报》的大生产动员依托和符合当地的社会环境,深入群众和农村生活,通过营造竞争调动生产积极性,善于使用符合当地文化风俗的文风和文体,紧随党的政策,从而达到良好的动员效果。第四章研究《新华日报》在重庆所进行的工人阶级动员。在当时的重庆,工人阶级是重要的社会力量,也是《新华日报》的主要读者群,具有重要地位。同时,工人阶级动员也是《新华日报》在重庆获取广泛支持和进行舆论斗争的途径。因而,对城市工人阶级进行政治动员一直是《新华日报》的重要工作。《新华日报》高举抗战大旗,在统一战线的背景下团结工人群体,反映他们的生活困境,帮助他们争取权利,通过对工人组织、工人运动的报道增强他们的群体意识。同时,《新华日报》还为工人开辟专门的报纸版面用以刊载文章,为工人提供发声渠道。这一系列的动员策略和目的都是符合重庆当地的办报环境的。第五章归纳总结了区域生态因素下的《解放日报》与《新华日报》在政治动员上的具体区别,并将这些区别背后的区域环境因素归纳为农村办报和城市办报、解放区办报和国统区办报两个维度,在这两个维度上进行具体分析。总的来说,《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是中共党报的两次重要探索,代表了农村和城市办报的不同模式,在中共党报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也为后期乃至当下党报提供了启发。同时,在办报环境日新月异的当今社会,当下党报对传统党报模式该作何扬弃也值得我们思考。
刘江船[3]2006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新闻管理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研究的重点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自有新闻事业进行有效的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在完成既定宣传目标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系列思想观点。作为中国现代新闻传播史和新闻事业史的重要构成部分，系统地研究中共新闻管理思想，可以更好地了解新闻史实的真实背景、运作机制，从而揭示中国现代新闻事业发生发展的规律。 本文采用史论结合的方式，从纵横两方面着手进行分析和论述：一是“史”，充分占有和利用了党的大量相关文献资料以及党的领导人物的讲话文章，阐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新闻管理思想发生发展的过程和特点，力戒描述性的、以偏概全的泛泛而论；一是“论”，由于新闻管理涉及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本文借鉴了政治学、新闻学、管理学、党建学、哲学、法学等学科的理论成果和研究方法，从控制论的角度，结合中共新闻管理思想中具有特色的地方进行分析论证，揭示了中共新闻管理思想的体系构成和历史意义，力争上升到理论高度。 本文通过对清末的“百日维新”运动以来中国政府新闻管理的各项政策制度的回顾，分析了中共新闻管理思想发生发展的政策背景和中共自身面临的形势任务，指出了中共新闻管理思想两个方面的理论渊源，即中国近代以来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政治家为新闻管理而探索所形成的思想观点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的马克思主义报刊管理理论。 为准确把握研究对象发展的历史脉络，本文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新闻管理思想发生发展的过程划分成四个阶段，即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到20世纪20年代末为中共新闻管理思想的起步探索时期，20世纪20年代末至延安整风运动为中共新闻管理思想的引进借鉴时期，延安整风运动到抗日战争胜利为中共新闻管理思想的整理形成时期，解放战争后，中共新闻管理思想进入了完善成熟时期。 本文重点考察了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共新闻管理思想的体系构成。经过长期的积累形成的这套较为系统的新闻管理思想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新中国奠定了新闻管理理论
陈丹[4]2013年在《论中国共产党党报文风理论》文中提出文风问题是个老问题，也是个新问题。自20世纪40年代延安整风起，文风问题一直都是党内工作的重点和关键。文风和学风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文风既是一种思维方法，也是一种工作原则。本文研究以漫长的党报文风改革实践的历史进程为基础，考察了1942年《解放日报》改版时期、反“客里空”运动时期、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时期、“文革”后期以及“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时期的文风改革。通过对创造性的经验进行归纳、概括，采用史论结合的方式，从理论高度总结中国共产党党报文风理论的基本内容，并对该理论命题进行评价和反思。本文研究认为，中共共产党党报文风理论离不开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追求新鲜活泼、言之有物的马克思主义文风，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党的思想的基本命题。中国共产党党报文风理论来源于实践观、群众观和耳目喉舌论，是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原则、群众路线和党性原则的体现，是党报理论的一部分。它对于指导我们当前正在进行中的“走转改”活动有积极重要的意义。但值得注意的是，党报文风改革历时70多年，历经反复，文风改革被赋予政治目标，文风政治倾向严重，这或多或少地阻碍了党报文风改革实践的历史进程。
任欣[5]2011年在《建国初《解放日报》批评性报道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研究选择建国初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中,中国共产党城市办报理念的重要代表——《解放日报》的批评性报道为主要研究对象,在对中国共产党批评与自我批评光荣传统和作风作历史性梳理的基础上,指出利用报纸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自上而下监督的重要形式和手段,是党组织内部一种自我监督、自我完善的修正机制。在对中国共产党党报批评性报道的产生和发展做历史性溯源和梳理的基础上,试图说明在建国初特殊的历史情境中,面对新形势和新条件,中国共产党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必要性,注重将社会历史情境、新闻政策、中国共产党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党报理论发展因素等作为影响研究对象的变量作综合考察,立足于史料,以此来掌握建国初期《解放日报》进行批评性报道的理论和现实依据；从新闻报道文本出发,解释性描述与个案研究相结合,对这一时期报纸批评性报道的特点和作用作整体分析,并尽可能全面地找寻影响报纸批评发展的各个因素,试图说明各个因素之间、各个因素与报纸批评之间的关系,说明党报如何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报道、进而成为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有力武器、以及在此基础上所产生的“宣传”与“组织”的重要作用。
唐国战[6]2016年在《中国共产党文风建设历史考察》文中提出文风,即文章所反映出的一种态度或风格。中国共产党的文风,即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改革、建设过程中,为实现自身目标和理想,通过文章、讲话或会议等方式所体现出来的一种执政风格和特点。中国共产党文风建设,就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为达到自己的奋斗目标,在宣传、鼓动和思想政治教育等方面所采取的一系列举措和办法。所谓文风建设的历史考察,即从“文风建设”这个视角,对中国共产党90多年来在文风建设方面所采取的主要举措与方法进行系统总结,以期为新时期党的建设提供更多借鉴。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经过无数艰难挫折,最终在1949年取得执政地位。在这90多年的奋斗历程中,文风一直倍受重视,虽然早期并未直接以该词界定,但也提出了许多与此相关的举措与要求。总体来说,文风在推进中国共产党奋斗、探索、建设和发展的历程中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当然,由于经验、方法和认识等方面的不足,文风也出现过较大起伏,直接和间接给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造成了较大影响。鉴于文风的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曾在1942年首先对此进行了彻底整顿。但由于引起文风问题的因素很多,文风整治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此后的数十年来,文风整顿一直未曾中断,只是在不同时段时有松紧罢了。中国共产党90多年来的文风建设历史,依据党史的发展线索,可分为四个大的阶段:一是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文风建设情况;二是社会主义制度初步建立及曲折发展时期的文风建设情况;三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文风建设情况;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文风建设情况。中国共产党文风建设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经典作家的文风思想。中国共产党文风建设的指导思想,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结合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发展的实际,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服务群众,全面贯彻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振奋民族精神、激发民族活力、凝聚民族力量,形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的中国精神、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中国共产党文风建设的基本要求是:指导思想上要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和指导性;内容上要体现党的领导目标和宗旨意识;形式上要简洁通俗;风格上要准确、鲜明和生动等。中国共产党文风建设的主要举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优良文风思想和理论来教育全党;通过整顿党风来促进文风;通过不同时期党的领导人结合中国实际所创立起来的行之有效的文风理论和思想进行宣传和指导;加强党对党报党刊等新闻媒体的领导和指导;通过制定规章制度来规范和推进文风的科学化发展等。文风建设的好坏,主要与党在不同时期思想路线制定的正确与否有关,也与党在推进该时期思想路线的方式方法等因素有关。中国共产党90多年来文风建设所呈现出来的主要特点是:不同时代的主题决定着不同时代的文风风貌;人民群众是不同时期文风建设的不竭动力;“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不同时期文风建设的重要目标;主要领导人的文风思想起到了重要引领作用;文风建设呈现出渐进复发性。中国共产党文风建设的启示是:弘扬优良文风,必须坚持求真务实;唱响主旋律,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保持文风活力,必须根植于广大人民群众;加强文风治理,必须常抓不懈、久久为功;展示中国风貌,必须拥有自己的话语体系。
王铮[7]2017年在《中共早期领导人报刊编辑思想研究》文中指出中共早期领导人十分重视宣传工作,他们创办了一批报刊,作为党的耳目喉舌,推进了组织工作的展开。中国共产党革命胜利的取得,亦离不开早期领导在报刊宣传工作上的出色表现。因此,中共早期领导人的报刊编辑思想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论文确定了中共早期领导人的范围,搜集并整理了早期领导创办的报刊,讨论了编辑思想的内涵,并对现有研究现状进行了总结。在此基础上,论文运用了文献研究法、文本分析法、统计分析法、对比分析法,对中共早期领导人的报刊编辑思想进行研究。论文从编辑学角度和历史学角度出发,从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对中共早期领导人报刊编辑思想形成的历史条件,进行分析整理和归纳。并且,在参考前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将中共早期领导人的编辑思想,分成具有综合性和整体性的报刊编辑战略思想,和具有实践性和操作性的报刊编辑战术思想两部分,进行系统性研究。其中,前者主要从报刊使命、报刊定位、办报方针、刊物风格、编辑素养等方面,对中共早期领导人群体的整体报刊编辑观念进行提炼、总结和归纳;后者主要从选稿原则、栏目设置、报刊设计等方面,对中共早期领导人群体在具体报刊编辑工作中的方法论进行梳理、分析与阐释。
郭星敏[8]2009年在《共和国两次新闻改革与王中新闻思想》文中研究表明王中是我国著名的新闻学家、杰出的新闻教育家。他一生既有过丰富的新闻实践,也有对新闻学研究的系统观点,被后人誉为影响中国的新闻人之一。本文透过独特的视角,将王中的新闻学研究工作放到共和国两次新闻改革的社会情境中,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史论研究和文本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探讨了以往研究未涉及到的几个问题。比如在梳理王中新闻思想内容的基础上对王中新闻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动因做归纳;总结王中新闻思想的特点;评析两次新闻改革中王中新闻思想的沿承、演进以及历史地位;剖析王中新闻思想对进入攻坚阶段的新闻作业有何启示等。正在经历的“第三次新闻改革”对中国媒体从业者和研究者提出了挑战,如何在不断变化的国际和国内环境中探索适合中国媒介发展的理论是当前的重要课题,因此,重新研究王中和他的新闻思想,对我们具有良好的借鉴作用。论文分为五大部分:第一部分在梳理1956年新闻改革历史背景的基础上分析王中新闻形成时期的内容以及形成的历史动因;第二部分在梳理1978年新闻改革的基础上分析王中新闻思想发展时期的内容以及形成的历史动因;第三部分深入、系统、全面的对王中新闻思想的特点进行总结;第四部分是对王中新闻思想形成与发展两个时期的评析,结合共和国两次新闻改革的历史情景,指出王中新闻思想的历史地位;第五部分论述了王中新闻思想对当今新闻工作的启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王中对新闻本质规律的认识出发论述对当今新闻改革的启示,二是分析王中新闻教育思想对当今新闻教育工作的启示。
孙士庆[9]2016年在《战后舆论与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研究（1945-1949）》文中研究说明抗战胜利后,中国面临着光明还是黑暗、进步还是倒退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抉择。面对中国向何处去,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和共产党作出了完全相反的选择。重庆谈判、军事调处和中间势力的斡旋未能改变各自的政治立场,最终导致战场上的兵戎相见。在国共政争的过程中,两党在军事战场的较量之外还进行着激烈的宣传战较量,并对战后政局产生了深远影响。舆论宣传是国共两党对外宣示本党理念、方针和政策,打击对手和争取民心的重要手段。善用舆论宣传能争取民心,增加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并在一定程度上配合和推动军事斗争的进程。否则,便会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在战后国共舆论斗争中,中共主动调整宣传体制,始终坚持党对舆论宣传的领导,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根据不同阶段的战略目标制定相应的宣传内容和策略。中共正是通过灵活的宣传战术和对国民党舆论的反击,一方面赢得了民心,获得广大民众的一致支持,有力地配合了军事斗争的开展,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另一方面也分化了国民党的军心和民心,使其最终不敌中共的政治和军事攻势,输掉了战争和大陆政权。反观国民党,面对中共凌厉的宣传攻势,国民党党营新闻体系无法做出有力的反击。“以党治报”的新闻统制政策和国民党高层的过多干预,使舆论宣传呆板保守,严重影响到宣传的效果;对中共的诋毁和军事上的虚假宣传,使国民党丧失公信力;未能有效地动员和发动群众,又失去民众的支持。国民党就在政治、军事和舆论宣传都难以与中共抗衡的情况下,颓势无力挽回,最终丢掉大陆政权。而以“中立”自居,幻想走“中间道路”的中间势力,战后主张和平民主,反对内战。但随着国民党执意发动全面内战,在国统区实施恐怖统治,特别是变本加厉地对其实施政治迫害后,中间势力审时度势,最终集体转向共产党,成为历史的必然。当然,我们必须认识到,舆论宣传对战后国共政争的影响只是间接被动的,中共最后取代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主要还是“枪杆子”起的作用。同样,国民党的舆论宣传在其大陆败亡的过程中也并不起决定作用,军事上的失败才是最主要原因,舆论宣传的失利只是反映、并加速了这个败亡的进程而已。
程婕[10]2013年在《延安《解放日报》政治传播功能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延安《解放日报》在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中有着深远影响,是党报史上重要的里程碑。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到1946年6月解放战争爆发之前的这段时间处于《解放日报》发展的中期,同时也处于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中所谓“中国面临着两个前途和两种命运的斗争”的关键时期,此时党的任务是要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通过对这一重要时段延安《解放日报》政治传播功能的考察,向人们再现了抗日战争胜利后,围绕着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宣传任务,《解放日报》所做的工作,即深化共产党追求民主和平之决心,加强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与认同；揭穿国民党反动派假和平的嘴脸,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主导意识形态；同时展开政治动员,改变广大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的误解,提高他们对政治信息的关注,增强民主意识,为共产党成为最终的执政党奠定群众基础。具体来说,《解放日报》通过巧妙的版面编排,以大量的版面积极申明共产党的主张。一方面极力宣传我军以雷霆万钧之势解放沦陷区,收缴敌伪武器,接受日伪投降的积极行为,另一方面又将国民党军队骚扰边区的罪行,要员投敌叛国的概况,特务在敌后通敌反共的事实公之于众。另外,《解放日报》通过大量的长篇社论,笔风犀利、攻势强劲,配合着新闻事件有效的驳斥了蒋介石的谬论；同时,《解放日报》围绕着国民党如何处理日本战败问题、重庆谈判以及全国政协会议这几次重大历史事件,有针对性的调整传播策略,一次次的揭穿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为共产党占领舆论高地奠定了基础。纵观改版后这短短的一年,《解放日报》有效的发挥了政治传播中的传播政治信息、设置政治议程、影响公共舆论、强化舆论监督及沟通政治渠道,推进政治民主化等功能,最大限度的争取到了人民群众的信任与支持,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这一段时期的延安《解放日报》根据党的指示充分发挥政治传播功能的同时,初步形成了坚持党性原则不动摇、以人为本、深化舆论监督等一些规律性的经验,它不但丰富和完善了中国共产党宣传史,对于国际风云变化思潮涌现的今天,提高党报党刊的政治传播能力也有诸多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 论中共党报史上的新闻改革[D]. 徐柯. 暨南大学. 2000
[2]. 延安办报与重庆办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政治动员比较研究（1942-1945）[D]. 陈晓静. 安徽大学. 2016
[3].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新闻管理思想研究[D]. 刘江船. 苏州大学. 2006
[4]. 论中国共产党党报文风理论[D]. 陈丹. 华中科技大学. 2013
[5]. 建国初《解放日报》批评性报道研究[D]. 任欣. 西北大学. 2011
[6]. 中国共产党文风建设历史考察[D]. 唐国战. 湖南师范大学. 2016
[7]. 中共早期领导人报刊编辑思想研究[D]. 王铮. 西南交通大学. 2017
[8]. 共和国两次新闻改革与王中新闻思想[D]. 郭星敏. 西北大学. 2009
[9]. 战后舆论与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研究（1945-1949）[D]. 孙士庆. 上海大学. 2016
[10]. 延安《解放日报》政治传播功能研究[D]. 程婕. 郑州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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