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新社会史学的崛起和成长——20世纪60年代中至80年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年代论文,加拿大论文,史学论文,新社会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战后，加拿大史学研究发生了一次实质性的大变革。有的加拿大史学家把这种新出现 的史学誉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模式”。(注：“the unique pattern”，是加拿大著 名的史学史家卡尔·博格的看法。See Carl Berger,et al.,eds.,Contemporary Appro aches to Canadian History,Toronto,1987,p.I.)新史学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社会史学的 全面崛起。它发生在60年代中至80年代这20多年间，影响了加拿大史学研究的各个方面 ，并取代传统的政治史而成为加拿大历史研究的中心内容。
在加拿大，新社会史的兴起有其复杂的社会和学术背景。二战后，国家地位的增强、 经济的空前发展和社会运动的蓬勃开展都为加拿大新史学的萌发和成长创造了条件。妇 女运动、土著居民反对社会不公平待遇的运动，以及表现为反越战争、争取民权与反对 大学官僚管理制度的学生运动，震撼了长期以来墨守陈规的加拿大学术界。民权意识和 爱国主义都极大地激发了加拿大人的民族自信心。就连长期处于天主教会控制的魁北克 省，也开展了一场平静却深刻的社会改革运动——“平静的革命”。1967年加拿大建国 百周年纪念的到来，使得加拿大社会更具活力和凝聚力。这一重大纪念日不仅象征着加 拿大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也标志着其历史学跨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难怪卡尔·博 格教授一再说明，从世界范围看，60年代中期后，加拿大最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例是民族 主义和历史研究。(注：Carl Berger,The Writing of Canadian History:Aspects of English-Canadian Historical Writing Since 1900,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 ss,1986,p.259.)诚然，加拿大新史学是受到国内民族、民权运动和来自欧洲及美国的 新史学思潮的推动，但史学界能顺应情势、敏于革新的精神是加拿大新史学，特别是新 社会史学崛起的主要原因。
无疑，加拿大新社会史是伴随着新史学的兴起与发展而成长起来的。与西方国家一样 ，长期统治加拿大史学研究的是以“国家”或“国家缔造”(nation-building)为中心 的传统的政治史，如“宪法学派”(注：19世纪中末期在加拿大流行的史学学派。该学 派强调加拿大宪法与不列颠的延伸关系，认为加拿大在建立自己的机构制度时，必须到 英国的宪法里去寻找前例和原则，故而得名。)和“国史学派”。(注：虽然它不象“宪 法学派”那么保守，但不少学者受英国“帝国学派”思想的影响。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 乔治·朗及他的继承人切斯特?马丁等在强调加拿大的独立进程时，仍旧钟情于在不列 颠宪法传统中寻找和维护一个独立国家的形象。尽管“国家学派”的民族主义具有局限 性，思想也比较保守，但是影响比较大，并且其中的许多人物后来分别成为“边疆学派 ”、“城市学派”等流派的著名代表。See Kenneth McNaught,History of Canada,New York,Pengu in Group,1988,p.385.)从二战后到60年代末以前，是加拿大从传统史学 向新史学过渡的阶段。值得一提的是，一些传统的史学家对传统史学的批评以及他们对 新生事物的支持态度，为新史学茁壮成长奠定了基础。
早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边疆学派”风靡加拿大后，温和的加拿大“边疆学派修正派 ”在30、40年代推导出用经济理论解释加拿大历史的“劳伦蒂安理论”。(注：“Laure ntian Thesis”，解释加拿大政治进化的理论。哈罗德·A·因尼斯是探索这一思想的 先驱，J.M.S.凯尔莱斯和唐纳德.G·克赖顿是这一理论的倡导者。该理论认为加拿大及 加拿大的民族性格和生活方式不是在艰苦的西部环境中形成的，而是通过圣劳伦斯河商 业体系，即在欧洲大都市(如伦敦)与西部商业开发所连接由东至西的政治结构中“互惠 ”发展起来的。该理论也称“大都会—内地理论(metropolitan-hinterland thesis)。 )1945年以后，这种东西“互惠说”为大多数学者尤其是“城市学派”所接受。在这种 有些松动的学术环境下，有一小部分人开始转向从事诸如地区史、少数民族史这些具体 课题的研究。被哈罗德·因尼斯(注：H.A.Innis，加拿大新经济史的开创人，著有A Hi story of the Canadian Pacific Railway(1923年)和The Fur Trade in Canada(1930 年)。)教授称为“加拿大社会科学的灰姑娘”的塞缪尔·德尔伯特·克拉克开启了社会 史的研究。他采用某些社会学的方法研究历史，著有《加拿大的社会发展》(1942年)和 《加拿大共同体的宗教部门》(1962年)。1943年他担任一套丛书的主编，专门研究加拿 大西部农业同经济发展的关系。虽然仅使用了有限的社会学方法，但他勇于对传统观点 提出置疑并进行重新考察，为新社会史的开展奠定了优良的基础。由此，W.L.莫顿的《 进步党》(1950年)、V.C.福克的《国家政策和小麦经济》和R.马洛里的《社会信用和加 拿大的中央权力》(1954年)等著作相继问世。在国史研究方面，“多伦多学派”(注： 该学派以“劳伦蒂安理论”和“城市学派”为主要内容，以多伦多大学为阵地。代表人 物有，先后担任多伦多大学历史系主任的J.M.凯尔莱斯和唐纳德·克赖顿等。)也为开 新风气做了最后的努力。凯尔莱斯的《加拿大挑战史》(注：该书曾荣获总督奖。)(195 3年)虽然还没有突破传统政治史的模式，但他以极其优雅的文字和简练的语言，通过对 城市作用的阐述勾勒出加拿大发展的脉络，弥补了边疆学说的缺陷，再一次成为史学界 公认的国史写作的榜样。克赖顿在他的著作《圣劳伦斯商业帝国》(1938年)、《北方自 治领》(1944年)和《加拿大近百年史》(1970年)中鲜明地表现出民族主义精神。虽然他 对修正派观点持保留意见，但坚决反对对美国的依附，成为加拿大最具民族主义精神的 史学家。上述研究虽不属于新史学的范围，但为打破单一沉闷的局面起到了开风气之先 河作用。遗憾的是，由于历史的局限，这批呼吁开拓新研究领域的史学家对传统史学的 冲击力太小，几乎没有追随者。1946年W.L.莫顿就曾尖锐地批评加拿大史学界中多年一 成不变的“联邦中央体系”，但反应不大，而研究阶级和社会运动史的弗雷德·兰登等 竟被视为“地方”史学家。(注：Michael Bliss,“Privatizing the Mind:The Sunder ing of Canadian History,The Sundering of Canada”,in Journal of Canadian Stu dies,V.27,2/1992,p.124.)即便是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对政治“精英们”的传记的热情 关注，也没能改变这种状况。直到60年代中期以前，以“联邦”和“政治”为中心的传 统模式依旧是史学研究的主流。史学研究与社会进步不同步的现象令年轻的一代史学家 极为焦虑。
二战前后出生的一代加拿大史学家们曾经历过60年代社会运动的熏陶，并深深地受着 那个时代改革思想的影响。他们急切地寻找新的原则与衡量标准，并期望在加拿大建国 100周年来到之际，所有的加拿大人能够对自己的历史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注：这种思 潮是受二战后在美国史学界占统治地位的“一致论”的影响。)加拿大的史学一直是过 于寄希望于一致的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但实际上，由于英法二元文化的存在，加拿大 又以“分裂”而著称。因此，对加拿大缺乏统一的民族认同这一老问题，存在着两种脱 离现实的看法：或者期望值太高或者缺乏信心。1967年8月约克大学历史系36岁的年轻 教授拉姆塞·库克针对这些现象指出：“与其我们总是为我们缺乏认同而悲哀，不如试 着去了解和解释已经存在的地区的、种族的和阶级的认同。或许就是在这些有限的认同 中，能发现加拿大主义。除了热情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加拿大人也能满意地找到这些 认同”。这就是在加拿大百年国庆到来之际，库克在他的文章“加拿大百年思考”中首 次提出的“有限认同”的概念。(注：Ramsay Cook,“Canadian Centennial Celebrati ons”,in International Journal,12/1967.)在当时历史研究沉浸在“一致论”的氛围 的情况下，库克的大胆设想开辟了一条新的思路。3个月后，著名的历史学家J.M.S.凯 尔莱斯在于多伦多召开的“美国历史年会”上做了题为“加拿大‘有限认同’”的发言 ，充分肯定了库克创造的这一新概念，并提议，今后加拿大的历史写作必须通过库克提 出的地区有限认同、文化有限认同和阶级有限认同加以鉴定与规范。(注：这篇论文很 快成为年轻的历史学家的基本读物，后发表在Canadian Historical Review(3/1969)。 直至80年代后期出版的史学史的论文集都把他的这篇论文作为首选，可见这篇论文在加 拿大史学史中的地位。)由于史学界权威人士的坚定支持，地区、阶级、少数民族甚至 性别(gender)问题都成为可接受、有希望的研究领域。(注：赞同“有限认同”观点的 史学家还有城市史研究的先驱莫里斯·S·凯尔莱斯、H·布莱尔·尼特比和P.B.韦特等 。他们坚持地区的多样性及多元主义，认为加拿大不是统一的、和谐的，而是充满地方 的、种族的和经济利益的矛盾。他们是一批对传统史学持批评态度的传统史学家，是过 渡性人物，是当时加拿大知识精英的代表。)“有限认同”概念的意义不仅在于它被绝 大多数史学家认可为新社会史的标志，而且它后来被发展为“加拿大认同”。
加拿大新社会史研究始于60年代后期。它的兴起既是新一代史学家多年奋斗的结果， 也有赖于老一代史学家不懈的支持。在新旧史学过渡交替的时期，老一辈德高望重的史 学家非但没有用老的标准禁锢新思想的萌发，反而身体力行，从而使一代新史学家蹬着 他们搭就的人梯崭露头角。在那不讲求社会批判的年代里，这种探索之所以能够进行， 是因为加拿大存在着一种土壤。加拿大独有的以“劳伦蒂安理论”为指导的经济史的研 究(在英语加拿大)，以及从史学最早发轫时期就具有的对地方史的特殊关注(在法语加 拿大)，都是孕育新史学的温床。加拿大史学史上的这些特点，是在新旧史学变更时期 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所无法比拟的。加拿大新史学虽然受美国影响良多，但这一现象也是 美国史学史上没有的。
加拿大社会史受国外社会史研究的影响很大，如美国新左派、新社会史学家赫伯特·G ·古特曼、尤金·吉诺维斯和伊丽莎白·福克斯-吉诺维斯等。战前在法国产生的年鉴 学派的影响，通过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爱德华·P·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1963年)等著作也经由美国传入英语加拿大，而讲法语的魁北克省的史学家则倚其在语 言上的便利条件，直接从法国引进。
加拿大新社会史的诞生真正受益于60、70年代北美高等教育的发展。除了高等院校是 加拿大史学研究的重要基地外，还有各种研究机构和学会。1967年史学史专家卡尔·博 格在观察到研究人员扩大和学术成果增多的现象后说，目前历史著述的主要特点是，自 1920年以来就变化着的加拿大历史概念得到了新的发展。(注：W.A.Mackintoch,et al.,eds.,Approaches to Canadian History,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67,p.Ⅷ.)研究社会史的杂志也大大增加，有《社会史》(Histoiresociale<法>和Social His tory<英>1967年创刊)、《劳工》(Labour，1976年创刊)、《都市史评论》(Urban Hist ory Review，1972年创刊)、《复调音乐》(Polyphony)、《加拿大种族研究》(Canadia n Ethnic Studies，1968年创刊)、《亚特兰提斯：妇女研究杂志》(Atlantis:A Women 's Studies Journal，1975年创刊)、《妇女研究》(1975年创刊)和《社会科学》等。 这些杂志曾在国际上产生广泛的影响。从经济效益上讲，办一份专门的社会史的杂志是 只赚不亏的，可见加拿大社会史研究之火热。
同其他西方国家一样，加拿大新社会史所关注的是普通人和下层社会的历史，提倡“ 自下而上地看历史”。新社会史以社会学的内容和方法研究历史，研究的范围大至整个 社会结构、社会流动，小至一个社区或家庭。新社会史不仅增加了加拿大史本身研究的 门类，还极大地扩展了研究的范围。因此，新社会史的第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扩大了研究 对象，而妇女史把加拿大历史研究对象的人数一下子翻了一番。
妇女史是一门非常年轻的学科。与种族史研究一样，妇女史的研究也是伴随二战后社 会变动，即60年代席卷西欧和北美的“新妇女解放运动”，以及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变革 而开始的。1971年多伦多大学历史系率先开设妇女史，讲授妇女史的两位教员是从外校 聘请的，直到1986年该系才有了一位讲授妇女史的专职教师。多数院校是从70年代末、 80年代初才从校外聘请妇女史专家来校兼课。(注：90年代以来妇女史研究发展很快， 被全国3/4的院校列为重点学科，被3所大学列为特殊学科，卡尔登大学还设置了妇女史 博士学位。1995年多伦多大学历史系已有6位妇女史和性别史专家；在全国大专院校历 史系中，有54名学者研究妇女史(其中50位是女学者)。参见张晓华：“妇女史面临的难 题——加拿大的妇女研究”，载《世界历史》1995年第6期，第115页。)1982年前10年 间出版的200部妇女史著作大部分由妇女编辑或撰写。(注：参见王丽芝：“加拿大史学 发展趋势”，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90年第9期，第12页。)这些史学家希望用妇女的 观点来改写历史。这些著作大体分两类，一是关于维多利亚后期中产阶级妇女的产生以 及对选举权的要求和对改革的支持，二是关于妇女就业问题。最成功的著作有，琳达· 基利编的《一个不是不合理的要求：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加拿大妇女与改革》 、苏珊·M·特罗菲门科夫等合编的两卷本《被忽视的多数：加拿大妇女史论文集》和 科罗尔·贝克奇的《延缓的自由?1877-1918年主张妇女参政的英语加拿大人的思想》。 (注：Linda Kealey,ed.,A Not Unreasonable Claim:Women and Reform in Canada,18 80's-1920's,1979;Susan M.Trofimenkoff,et al.,eds.,The Neglected Majority:Ess arys in Canadian Women's History,1977 & 1986;Carol Bacchi,Liberation Deferre d?The Ideas of the English-Canadian Suffragists,1877-1918,1983.)这些著作集中 揭示了妇女在劳动和参政权利中所受到的偏见和女工的生活及工作条件。1988年艾利森 ·普伦蒂斯等人撰写了一部大型的、至今仍具权威性的加拿大妇女通史著作。它是加拿 大第一部用当代女权观点，描述了从殖民地时期直至1982年“宪法回归”期间，加拿大 妇女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地位与生活工作状况。这本书的意义除了它集新史学妇女史之大 成外，还在于它突破了早期妇女史学家所从事的争取妇女选举权运动的研究范围，而进 入到那些过去被忽视的领域，如性别史。这是加拿大妇女史研究的一个进步。该书从性 别的角度，给予妇女对社会的贡献以新的解释。
妇女史在加拿大的兴起象征着加拿大史研究模式的转型，由最初基本上是“妇女问题 ”(woman question)的历史变成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尤其是“性别”这个概念的引入 ，对加拿大史学发生了深刻的影响。80年代妇女史的研究显然比70年代深入扎实得多， 还涉猎了新内容，如妇女与毛皮贸易的关系等。
家庭史是英语加拿大社会史的另一个领域，并与儿童和教育问题密不可分。迈克尔· 卡茨效仿赫伯特·古特曼所使用的方法，从1967年起实施了一项大规模的加拿大社会史 研究计划。他利用计算机整理大量的关于户籍、婚姻、教会等类文献，于1975年出版了 《西部加拿大的哈密尔顿人：19世纪中期城市的家庭和阶级》，(注：Michael Katz,Th e People of Hamilton,Canada West:Family and Class in a Mid-Nineteenth Centur y City.)证明哈密尔顿城的居民流动性很大，但社会财富不均。该著作也涉及家庭对教 育和儿童社会化责任的研究。与儿童研究相关联的关于教育制度、公立中学的体制和义 务教育法的研究也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如艾利森·普伦蒂斯的《中学的赞助者：19世 纪中叶上加拿大的教育和社会阶级》(注：Alison Prentice,The School Promoters:Ed ucation and Social Class in Mid-Nineteenth-Century Upper Canada,1977.)和1975 年保罗·H·马丁利等编的《教育和社会变化：关于安大略过去的话题》(注：Paul H.M attingly,et al.,eds.,Education and Social Change:Themes from Ontario's Past.)中认为，加拿大教育制度中普遍存在过度集中和官僚主义现象。又如1976年尼尔.萨瑟 兰在《英语加拿大社会中的儿童：形成20世纪的和谐一致》(注：Neil Sutherland,Chi ldren in English-Canada Society:Framing the Twentieth-Century Consensus.)中 对于社会改革者在改进儿童的卫生和福利、增设职业和体育教育、提倡语言规范等方面 的动机和成就作了系统的阐发。但是，在英语加拿大，家庭史研究的开展不如美国，也 不如魁北克省。部分原因是这种研究需要大量长期保存下来的资料，如出生、死亡、结 婚和教区事务的记载。这些档案往往由教会和地方政府保存，而英语加拿大缺乏这些材 料。
加拿大社会史中最为活跃的一支是劳工史研究，70-80年代最为繁荣。这表现为“新” —“旧”社会史学家之间的争鸣。新社会史学家要求把劳工史作为“工人阶级文化”(w orking class culture)重新定义，并嘲弄旧社会史是属政治经济范畴、是圣洁的工人 领袖的标准、是地方工会的编年史、是罢工行动的年代学。旧史学家则指责新史学家故 意歪曲劳工运动及其领袖。两派的争论恰恰增加了加拿大史学家对劳工史的理解。
传统的加拿大劳工史只注重工会的历史，如工会的结构和领袖等，且受美国劳工史研 究的影响很大。但是，对工会历史的研究不能替代对劳工阶级的研究，何况，加拿大绝 大多数工人不是工会会员，有的还是美国工会在加拿大分会的会员。加拿大社会史学家 们所研究的新劳工史包括，劳工运动在加拿大政治中的作用、劳工运动与政党的关系、 美国工会及美国工人运动对加拿大的影响，同时还包括黑人和妇女劳工，例如克莱尔.彭特兰的《1650-1860年的加拿大劳工与资本》(注：Clare Pentland,Labor and Capit al in Canada,1650-1860,1981.)等。1976年格雷格·S·基利等合编的《加拿大工人阶 级史论文》(注：Greg S.Kealey,et al.,eds.,Essays in Canadian Working Class Hi story.)中使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叙述的对象是全部工人，并非为数较少的工会工 人，内容不仅涉及生产关系，而且涉及价值观和阶级意识。布赖恩·帕尔默的《一种互 相冲突的文化：1860-1914年安大略哈密尔顿的熟练工人与工业资本主义》(注：加拿大 政府于1963年成立“双语与双元文化委员会”，1969年颁布《官方语言法》，规定英语 和法语同为联邦政府官方语言。)等书叙述的范围更加宽阔，涉及工人组织与各种社会 团体的关系。这些被称为新工人阶级史的著作不是仅研究那些从事工运的那部分工人， 而是将工人阶级作为整体纳入研究范畴，所以一经问世，就引起广泛的争议。史学家们 之所以对这些论述工人阶级社会状况的研究感兴趣，倒不是因为这种研究在史学方法上 有更新的突破，而是因为它为社会结构关系的研究和阶级比较研究建立了参照系。
种族问题研究的兴起是加拿大历史研究变革的另一个结果。尽管加拿大是一个移民国 家，但长期以来，史学界只对英、法两大族裔进行研究，政府的政策也只是肯定二元文 化。(注：加拿大政府于1963年成立“双语与双元文化委员会”，1969年颁布《官方语 言法》，规定英语和法语同为联邦政府官方语言。)1967年加拿大完成了自1962年开始 的对移民法的改革。新移民法放宽了对移民的限制后，二元文化不足以概括加拿大的文 化特性。加拿大人口组成的多元化带动了对个别群体历史的研究。在60年代前，只有少 数社会学家和出身少数民族的专业人员对此进行研究。随着加拿大社会对少数民族文化 地位重视的增加，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对种族问题的研究也逐渐增多。1971年，加拿大 政府顺应时势，宣布在双语制结构中采用“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注：“多元文化主 义政策”旨在消除种族歧视、保证所有加拿大人在社会各方面平等、保护和提高加拿大 文化的多样性。1988年加拿大政府又颁布了《多元文化法案》。迄今为止，加拿大仍是 世界上唯一一个把多元文化主义作为国家政策的国家。)加拿大政府一系列臻进少数民 族地位的举措进一步推动了对少数族裔历史的研究。在政府资助下，规模宏大的25卷本 的加拿大民族史丛书应运而生，有的论著的作者本身就是少数民族。1977年乌克兰裔加 拿大人迈尔纳·科斯塔什出版《所有巴巴的孩子们》，(注：Myrna Kostash,All of Ba ba's Children.)试图揭开她的祖辈们的传奇。1982年马诺利·卢普尔编辑了《过渡时 期的遗产：加拿大乌克兰人史论文集》。(注：Manoly Lupul,A Heritage in Transiti on:Essays on the History of the Ukrainians in Canada.)关于克服种族偏见的史学 著作也很常见，如1982年霍华德?帕尔默的《偏见的样式：艾伯塔的土著主义的历史》( 注：Howard Palmer,Patterns of Prejudice:A History of Nativism in Alberta.)系 统叙述了二战前艾伯塔省对外来移民的歧视，审视了公众对少数种族的态度。这类书反 映了少数民族移民在加拿大所受到的歧视。1976年肯·阿达奇出版的《从不是敌人：日 裔加拿大人的历史》，(注：Ken Adachi,The Enemy That Never Was:A History of th e Japanese Canadians.)对1942年从西海岸被迫迁走的日裔加拿大人给以平反式的论述 。1978年彼得·沃德出版《永远是白种人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对东方人的通常态 度和公共政策》(注：Peter Ward,White Canada Forever:Popular Attitudes and Pub lic Policy towards Orientals in British Columbia.)认为二战时期强迫日本人撤离 西海岸，不仅是由于战时安全问题的误导，而是长期反对移民经济竞争行动的顶点。
有关种族问题的学会也出现了，如加拿大种族研究学会(Canadian Ethnic Studies As sociation)、安大略的多元文化历史学会(Multicultural History Society of Ontari o)和加拿大乌克兰研究学会(Canadian Institute of Ukrainian Studies)等。
新史学家对于印第安人的研究特予重视。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地理学家和经济 学家共同系统研究印第安人在历史上的地位和贡献，如布鲁斯·特里格在1976年出版两 卷本《阿坦安特西克的孩子们：1660年前休伦人的历史》，(注：Bruce Trigger,The C hildren of Aataentsic:A History of the Huron People to 1660.)研究了休伦部落 的社会生活。休·登普西1972年出版的《克罗费特：黑脚部落的首领》(注：Hugh Demp sey,Crowfoot:Chief of the Blackfeet.)对印第安人进行重新评价，肯定了西部加拿 大土著居民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对西部草原地区的印第安人历史作了全面的考察。这 些研究把对印第安人历史的认识提到一个新的高度。
新史学家关于早期皮毛贸易对印第安人家庭和个人生活的影响所做的分析，也推动了 对妇女和家庭史的研究。西尔维亚·范·柯克的《1670-1870年加拿大西部毛皮贸易社 会中的妇女》描写了土著人妇女在当时经济活动中的作用，詹尼弗·布朗在他的《印第 安人国土上的毛皮贸易家庭》(1980年)一书中则主要考察西北公司和哈德逊湾公司两种 不同的家庭结构。(注：参见王丽芝：前引文，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90年第9期，第 11页。)1980年西尔维亚.凡.柯克出版的《“脆弱的关系”：1670-1870年西部加拿大皮 毛贸易社会中的妇女》(注：Sylvia Van Kirk,“Many Tender Ties”:Women in Fur-T rade Society in Western Canada,1670-1870.)叙述了印第安人妇女怎样为皮毛贸易服 务。
加拿大城市史是新社会史的显学，并取得了相当重要的研究成果。60年代末70年代初 ，随着加拿大社会城市化进程的拓展，城市史研究与城市研究同时出现。当然，加拿大 城市史的研究也受到40、50年代兴起的美国城市史研究的影响。美国萨姆·巴斯·沃纳 关于城市郊区化导致阶级和种族界限更加明显的理论，和斯蒂芬·西恩斯特罗姆以“费 城项目”为代表的研究社会流动的“新城市史”(注：参见李巍：“加拿大城市史研究 概述”，载《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第1期，第61-69页。)，对加拿大城市研究有较大 的影响。当时一些加拿大学者在吸收美国城市史研究思路的过程中，不注意两国的不同 情况，跟随美国人的观点，似乎加拿大就是美国的延伸。到70年代末，这种状况有了改 观，加拿大学者开始关注本国城市史的特点，意识到探讨本国历史的重要性。一些其他 领域的专门研究人员和研究方式也进入城市史研究，因而专门性研究机构开始出现，如 多伦多大学的城市与社区研究中心、温尼伯大学的城市研究所和魁北克大学社会科学研 究所。1971年联邦政府成立国家城市事务部，随后各省设立或扩大省级城市事务部。这 些部门支持着城市史的重大研究计划。1972年创刊的由温尼伯大学城市研究所主办的《 城市史评论》是加拿大城市史研究以及城市学领域最重要的学术刊物，同时还有《城市 史季刊》(1974年创刊)、《城市史年鉴》(1974年创刊)等。1977年加拿大召开第一届城 市史研讨会，从此加拿大城市史研究走入正规。
加拿大城市史研究的内容比较繁复。这是由于新旧史学家的研究工作交织重叠。在60 年代前，虽然加拿大史学家在研究加拿大通史的过程中涉及些城市史方面的内容，但此 项研究主要是地理学家在做。城市学派虽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城市史，但其成果为专门 的城市史研究奠定了基础。尤其是著名的历史学家J.M.S.凯尔莱斯于1954年发表“边疆 主义、大都会主义和加拿大历史”(注：“Frontierism,Metro politanism and Canadi an History”.)一文，继承并发展了大都会主义的概念，使之成为加拿大城市史研究中 较早采用的方法之一。以莫里斯·凯尔莱斯为代表的传统城市史学派着重探讨城市在经 济方面的成长，以及城市间、商业阶层间的关系。新城市史史学家则对城市内部社会结 构、种族和阶级间的隔离情况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问题和社会改革运动给予特别注意。 著名城市史学家艾伦·F·G·阿蒂拜斯和吉尔伯特·A·斯蒂尔特主编了多部大型项目 ，《加拿大城市：城市史文集》(注：Alan F.G.Artibise and Gilbert A.Stelter,eds .,The Canadian City:Essays in Urban History,1977.)就是70年代加拿大城市史研究 中规模最大的系列研究成果。它集中考察了各种城市的不同管理水平、城市政治自治和 城市规划等问题。该丛书计划出30集，1977-1980年间共出版了《温尼伯》、《卡尔加 里》和《温哥华》3集。他们另合编的四部城市史论文集还论及东北各省的关税政策和 工业化的历程、蒙特利尔的女工、多伦多公共建筑的风格、渥太华的私人住房以及城市 改革等，其中的一本《加拿大城市：城市与社会史文集》(注：The Canadian City:Ess ays in Urban and Social History,1984.)则更多地从社会的角度展示城市的历史。19 81年他们共同合作出版了一本1980年以前的加拿大城市史研究指南，收集了7000余条有 关著作和论文的目录，其中绝大部分是70年代发表的。阿蒂拜斯还出版了《温尼伯：18 78-1914年城市成长的社会史》。(注：Winnipeg:A Social History of Urban Growth,1878-1914.)这本书减少了以往区域间经济关系的叙述，增强了城市环境、阶级和城市 社会结构的论述。有些城市史学家着重叙述城市建设的历史，如1984年维克托·L·拉 塞尔出版的《锤炼和谐：关于多伦多的历史论文集》(注：Victorl.Russell,Forging a Consensus:Historical Essays on Toronto.)述记了城市警力和公共建筑。1985年T.W .艾奇逊出版的《圣约翰：殖民地时期城市社区的形成》，(注：T.W.Acheson,Saint Jo hn:The Making of a Colonial Urban Community.)分析了城市居民(商人、艺人、爱尔 兰移民和水手等)的处境、物质利益、种族和宗教的差异以及他们共同分享的价值观， 把宗教、教育、公安综合叙述。这些研究都极大地推动了城市史的发展。80年代从事加 拿大城市史研究的学者超过300人，并形成较系统的城市史理论。(注：参见姜芃：“西方城市史学初探”，载《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1期，第114-120页。)
在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这富有成果的20多年中，无论是教学还是研究，社会史已经成 为加拿大史学的一个“重要工业”(major industry)。(注：David Gagan,et al.,“So cial History in Canada:A Report on the‘State’of the Art”,in Carl Berger,e t al.,eds.,Contemporary Approaches to Canadian History,Toronto,1987,p.90.)但 直到80年代中期，英语加拿大的社会史研究都不能说是成熟的，因为选题还比较窄，理 论和概念的创意相对缺乏，研究的年代主要集中在1850-1914年这段时间，20世纪20-40 年代的社会史一直被忽视，而且研究农业社会被认为是不合时尚的。(注：David Gagan ,et al.,“Social History in Canada:A Report on the‘State’of the Art”,p.9 6.)
对英语加拿大社会史研究之所以做上述苛刻的评价，是因为魁北克省的社会史研究有 更深厚的积淀(注：加拿大最早的历史学会是“魁北克文史学会”，成立于1824年。)和 更丰富的成果。魁北克社会史研究在60-80年代的繁荣与两个因素有直接关系，即“平 静革命”的发生和法国“年鉴学派”的传入。60年代初在魁北克兴起的这场社会改革运 动，目的是将魁北克的政治、经济、医疗福利和文化教育从天主教会的统治下解放出来 ，以适应科技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一些在国外受过教育的年轻法裔史学家开始对牧师 -民族主义式的历史学家所撰写著作表示不满，认为魁北克的历史应该重写。与英语加 拿大的情况不同，魁北克与法国有特殊的关系，法裔加拿大史学家的新史学方法是从法 国年鉴派新史学的倡导者那里直接学到的。1970年以来，一些著名的法国年鉴学派历史 学家如费尔南·布罗德尔和罗贝尔·芒德鲁经常到法语加拿大大学讲学，年轻的历史学 家也在巴黎取得博士学位，由此可以想象年鉴学派在法语加拿大影响之大。历史上，社 会史研究在魁北克本来就不陌生，曾是传统史学的内容之一。何况魁北克的历史学家很 容易找到各种法定的登记资料，而这些资料又非常适合计量计算，例如丰富的人口统计 资料。大量完整的人口档案的保存与魁北克人口发展的特征有关。自17世纪早期，魁北 克人口迅速增长。这些人口在1850年以后至20世纪发生了向美国移民和由农村向城市迁 移两个走向。农村人口向工业城市的迁居导致出生率的下降。而这些情况在天主教会的 档案里都有连续的、清晰的记载。这正是这个长期由天主教会把持一切的独特省区的独 特之处。法裔加拿大史学家长期对人口和家谱研究感兴趣。人口统计学研究在魁北克“ 高度发达”。(注：David Gagan,et al.,“Social History in Canada:A Report on t he ‘State’of the Art”,p.97.)至少从20世纪50年代就有人用原始档案出版资料汇 编。60-80年代法裔社会史学家大大受益于这些早期研究者们搜集的档案资料。
魁北克社会史的理论是直接从法国引进的，但在实践上则受美国的影响，就总体言， 属于“北美方式”(North American way)。(注：Serge Gagnon,“The Historiography of New France,1960-1974”,in Carl Berger,et al.,eds.,Contemporary Approach es to Canadian History,Toronto,1987,p.34.)在最早接近新史学的众多的著作中，马 塞尔·特鲁德尔的纯人口统计学的研究值得一提。1973年他出版的《1663年加拿大的人 口》(注：Marcel Trudel,La Population du Canadaen 1663.)一书描述了1663年新法 兰西的横切面，包括那个时期有记录在档的人物。翌年，他又写了份关于17世纪上半叶 高人口流动率的报告。在报告中虽然他没有做具体的分析，但揭示了早期定居者频繁从 一处移往另一处的现象。能够充分运用年鉴学派理论的社会史学家当属路易丝·德什尼 。1971年她发表了“加拿大封建领主统治的演进”(注：Louise Dechene,“L’Evoluti on du regime seigneurial au Canada”.)一文，向传统的对封建领主统治的解释提出 挑战，引起很大轰动。对人口普查资料分析后，她证明，蒙特利尔的封建领主是以法国 传统的方式进行统治；地方行政长官一直站在封建领主一边；“农村化”而非“城市化 ”才是新法兰西演进的特点。她的《17世纪蒙特利尔的农民和商人》(注：Habitants e t Marchands de Montreal au XVIIe siecle,1974.)一书认真调查了新法兰西早期人口 情况，包括农民状况、女性移民、农业生产率、军事力量和商业、毛皮贸易，重新创立 了解读17世纪蒙特利尔的“社会阶级结构说”。1975年于贝尔·夏尔博诺(Hubert Char bonneau)关于新法兰西人口的著作是最后一本以传统手工方式进行统计的书。到70年代 中期，人口统计学家们就使用计算机了。魁北克大学是人口研究的中心。以热拉尔·布 夏尔(Gerard Bouchard)为学术带头人的研究队伍于1972年开始建立1839-1931年圣约翰 地区人口统计库。在法裔新社会史研究中，不仅人口研究从60年代到80年代经久不衰， 同时还有许多史学家着眼于更大的研究题目，如从英国占领到19世纪末魁北克社会的特 点为何、是怎样形成的、有何变化。与这些问题相关的经济基础、社会团体、阶级、阶 级关系、宗教和思想意识等问题也得到较宏观的综合研究。(注：这方面魁北克史学又 优于英语加拿大。英语加拿大社会史研究也希望能对社会以全面的解释，但直至80年代 中期竟没有一个学者做一个综合考察。See David Gagan,et al.,“Social History in Canada:A Report on the‘State’of the Art”,p.96.)这方面的代表作有很多。197 9年保罗-安德烈·兰陶等人出版的《1867-1929年魁北克历史》(注：Paul-Andre Linte au,Quebec:A History,1867-1929.)，全面叙述阶级结构、政府管理、生活状况、妇女 、劳工、政治观念、文化表现等；1966和1976年费尔南·韦勒先后出版《1760-1850年 魁北克经济和社会史：结构和商情》、《下加拿大：(1791-1840年)》和《社会变化和 民族主义》(注：Fern and Ouellet,Histoire economique et sociale du Quebec,176 0-1850:Structures et conjoncture,1966;Lower Canada(1791-1840),1976;Social Ch ange and Nationalism,1980.)，运用物价、出口贸易、农业生产、人口和税收等统计 数字，叙述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魁北克的社会历史和民族主义；让·哈梅兰的《新 法兰西的经济与社会》(注：Jean Hamelin,Economie et societe en Nouvelle-France ,1960.)阐述了新法兰西经济和商业社区的依赖性。总之，魁北克社会史综述研究的优 势明显高于英语加拿大。
然而魁北克新社会史研究存在着一些缺陷。一，由于长期受分离主义的影响，史学研 究不免封闭保守；二，妇女史研究不发达，尤其有关19世纪后半期以后的更少；三，大 多数社会史学家的研究集中于1900年前的历史，很少涉及20世纪。
新社会史的崛起对新史学的全面兴起起了关键作用。它影响了其他学派的研究方法和 研究内容，例如，历史学家运用计量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来研究经济发展的新经济学； 在区域史研究中，戈尔德温·弗伦奇从1971年开始主编《安大略历史丛书》，(注：Gol dwin French,Ontario Historical Series.)最后共出版了35卷，概括社会结构、劳工 状况、少数民族社会以及经济、文化、美术、教育的发展状况；在新传记史成果中，有 1976年查尔斯·P·斯特西从日记提取资料撰写的关于麦肯齐·金总理私生活的书，剖 析了金的心理状态和人品气质；又如政治史方面，1974年罗伯特·C·布朗和拉姆塞· 库克编写的加拿大国史，对加拿大经济发展、城市兴起、西部移民拓殖、社会运动、战 时社会政治体制的改革、英语和法语居民的关系、东部和西部的紧张态势，以及1917年 征兵问题引起的政治危机等都做了档案考察和综合分析。这几本所举著作中，很大程度 上都有新社会史的痕迹。
20世纪80年代社会史主导加拿大史学时，似乎其他领域的研究都黯然失色，一些从事 诸如政治史、外交史的研究人员有被排挤的感觉。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时，社会史 研究受到其他新老学派的挑战。实际上，各种不同的学派和研究方法都一直在同时存在 和应用着。而从60年代中期到80年，新社会史学的贡献在于，它的崛起带动了新史学的 发展，并展现了加拿大历史各个侧面，使加拿大历史学家比以往更全面地了解人口多元 、文化多元化的加拿大历史。这种作用至今仍在继续发挥着。同时，新社会史由于其研 究内容广泛、研究对象繁多的特点，也证明了要对加拿大人民整体的历史做一个准确的 涵盖与结论是何等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