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世代累积型小说中的文史互渗现象——以宋江起义与梁山泊关系演变为考察对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史论文,世代论文,对象论文,现象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38(2012)02-0048-05
运用西方传播接受理论来研究世代累积型小说的版本变迁、评点和续书改编等已成为当前古典小说研究界比较习见的思路，而小说成书及其之后所产生的一个重要文化现象即文学与历史的相互渗透却常常为研究者所忽略。所谓文学与历史的相互渗透，是指小说以一定历史事件为依托，在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整合相同或相似的历史故事、民间传说而渐次累积定型，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历史事件嬗变为虚构的文学作品；而文学作品一旦获得比较稳定的形态后，又通过大众传播反向影响历史事件的书写，从而形成历史与文学的双向渗透。鉴于该命题比较宏大，本文仅以北宋末年宋江起义与梁山泊的关系为个案进行分析，解读蕴藏在这一现象背后的深层文化动因。
宋江与梁山泊：历史的文学化
历史上的宋江起义与山东梁山泊无关，这个观点已被许多研究者详细论证过了，[1-2]但二者的联系却已被当作确实的历史并深入人心，这就不能不溯源宋江故事及梁山起义的史实，追寻历史向文学的嬗变过程。
历史上确有宋江其人，这一点著名学者余嘉锡在他的《宋江三十六人考实》[3]中已经考证得非常清楚了。从权威官方史料来看，有关宋江起义的历史材料大致有《宋史·徽宗本纪》《宋史·侯蒙传》和《宋史·张叔夜传》等。从这些材料基本上可以断定，历史上确有宋江其人，他于宣和初年活动在河朔、京东及楚州等地，很快就被张叔夜招降。此外，从当时文人的记载如汪应辰《显谟阁学士王公墓志铭》、张守《秘阁修撰蒋圆墓志铭》等来看，在北宋末年确有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事件发生，然而宋江只是一个“啸聚亡命”的“流寇”，并没有固定的根据地，更没有在梁山泊安营扎寨的记载。
梁山泊又称梁山泺，原为很小的湖泊，后黄河多次决口而形成水域八百里的大湖。由于梁山泊方圆数百里，所以宋神宗后就屡有盗匪的记载。《水浒传》写宋江他们在梁山泊活动的时间是从政和四年到宣和三年，《宋史》记载宋江招安是宣和元年或者二年，而这段时间正是杨戬官“镇东”，“括废隄、弃堰、荒山”的时候。如果说这些事情都是在宋江招安之后做的，那么在时间上就有冲突。所以聂绀弩先生说：“(小说写)宋江他们在梁山聚义的那时期，梁山泊反而正由官方在‘兴利除弊’，不但没有宋江他们，而且没有别的什么‘盗贼’之类。”[4]
由此可见，历史上的宋江和宋江起义确有其人其事，但他们基本上属于流寇性质，没有固定的根据地，故而或在淮南，或在京东，三十六人，居无定所。梁山泊虽然历来有盗贼出没，但通过时间的推论，与宋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
虽然从历史文献来看，宋江起义与梁山泊无关，但水浒故事中宋江等人却是在梁山泊安营扎寨的。那么这个由历史逐渐蜕变为文学的过程是如何实现的呢?这经历了三阶段百余年的演变。
第一阶段，宋江起义与梁山泊无关，却与太行山相联。虽然在《宋史》等正史上没有明确记载宋江的根据地，但龚开《宋江三十六人画赞》中却有五处提到太行山，如卢俊义赞云“风尘太行，皮毛终坏”，燕青赞云“太行春色，有一丈青”等。[5]从地理上看，太行山与历史上宋江起义活动的齐魏或者京东等地显然不同，所以王利器等学者认为今天的水浒故事实际上是由多个系统的故事捏合而成的，其中就有太行山系统的故事。[1]
水浒故事发展到第二阶段是太行山与梁山故事的渐次融合，这主要表现在《大宋宣和遗事》中。尽管该书的写作时间还有争议，但说它是元代初年则大体没有问题。该书讲述晁盖等劫了生辰纲后，“不免邀约杨志等十二人，共有二十个，结为兄弟，前往太行山梁山泊落草为寇”。[6](P.29)太行山和梁山泊这时开始混合在一起，反映出《水浒传》早期成书过程中的多系统性。
水浒故事的第三个阶段就是梁山泊正式成为宋江等人的根据地。这个阶段从文献上来看应该是元代中后期。梁山泊在北宋时曾是著名的盗窟，靖康年间又成为抗金游击武装的根据地。梁山泊悠久的故事在民间流传过程中与历史上的宋江故事渐次结合，于是梁山泊就逐渐演变为宋江起义的根据地了。这个情况在当时的杂剧和文人笔记里表现得很突出。如高文秀《黑旋风双献功》就说：“寨名水浒，泊号梁山，纵横河港一千条，四下方圆八百里。东连大海，西接济阳，南通巨野、金乡，北靠青、济、兖、郓，有七十二道深河港，屯数百只战船；三十六座宴台楼，聚得百万军马粮草。”[7]此外，元人陈泰《所安遗集补遗·江南曲序》和陆友《题宋江三十六人画赞》也有相关的记载。到了《水浒传》正式成书的时候，宋江等好汉的根据地为梁山泊已是妇孺皆知的基本常识了。
宋江据梁山泊：文学的历史化
随着元代水浒戏的繁荣和元明之际《水浒传》的成书与传播，宋江占据梁山泊这一出于虚构的文学故事不仅在民间广为传播，而且被大量的笔记野史所记载，甚至被地理方志以官方或准官方的形式载入文献史册，从而最终导致文学的历史化。所谓文学历史化是指世代累积型小说成书后，某些虚构的故事、人物等因文本传播而被民间传说、诗文笔记甚至地理方志当作历史真实而流传、引用和著录，从而形成小说向历史靠拢的文化现象。就《水浒传》中宋江与梁山泊的关系而言，文学历史化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宋江占据梁山泊这个文学知识在小说成书后经过大众传播成为口头历史——口传形态的民间故事。这是文学历史化的最初形态也是最常见的形态，它往往表现为对小说中人物、情节、地理等的附会和对小说作者生平事迹的虚构与再造。清人曹玉珂《过梁山记》记载作者以父母官身份考察梁山泊时，曾询问当地父老。这些百姓都认为梁山泊就是当年宋江的根据地，“祝家庄者，邑西之祝口也。关门口者，李应庄也……旧寿张则李奎扰邑故治也”。并且这些故老传闻“多与《水浒传》合”。[8](P.82)显然这些百姓口传的故事并非真实的历史，而是受小说传播影响后“多与《水浒传》合”的民间传说，是文学历史化的体现，所以具有丰富历史知识的曹玉珂并未信之，而是连声“否否”。此外，在今天的山东东平县(原梁山泊旧址)周围还流传着许多关于梁山好汉的传说和遗迹，如宋江拜泉故事、孙二娘跺脚印、杨志试刀石等。[9]
第二个层面是宋江占据梁山泊在传播中逐渐被世人当作历史真实而接受，并被文人的文学作品如诗文引用和被野史笔记类的私乘所载录。如清代著名学者王士祯《居易录》就认为“稗官小说不尽凿空，必有所本”，“宋张忠文公叔夜招安梁山泺榜文云：‘有赤身为国，不避凶锋，拿获宋江者，赏钱万万贯……’今斗叶子戏，有万万贯、千万贯、百万贯、花红递降等采，用叔夜榜文中语也”。[8](P.83)显然作者是把历史上的淮南宋江与小说《水浒传》中的宋江混为一谈了。
这种由小说、戏剧的深度传播而产生的附会和对历史真相的歪曲让一些严肃的学者很反感，于是纷纷在他们的著作中进行辩驳。《随园随笔》卷十八《辨讹类下·梁山泊之讹》云：“俗传宋江三十六人据梁山泊，此误也。按《徽宗本纪》、侯蒙、张叔夜两传纪江事者，并无据梁山泊之说。惟《蒲宗孟传》言：‘梁山泺多盗，宗孟痛治之，虽小偷必断其足，盗虽衰止，而所杀甚多。’《孙公谈圃》云：‘蒲宗孟知郓州，有盗黄麻胡依梁山泺为患’云云。此是神宗时事，与宋江之起事宣和者，已相隔数十年矣。”[10]另外汪师韩《韩门缀学续编》也说：“梁山泺在宋为盗薮，世借以为宋江据此。……《徽宗本纪》及《侯蒙张叔夜》等传纪宋江事者，俱不及梁山泺。”[11]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这些学者往往站在史官文化“实录”的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批评，还不能从本质上认识到这其实是文学历史化的一种表现。然而这些考辨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证实了当时宋江占据梁山泊这样一个文学知识历史化的广泛程度。
第三个层面是宋江占据梁山泊这个文学知识在深度传播后被地理方志等同于历史真实而载录，从而影响历史的书写。这主要体现在明代及以后的地理方志类书籍的撰修上。明代以后，由于《水浒传》的大量刊刻与传播，影响所及，当时官修方志和地方志如泰安、兖州、寿张等也多将宋江据梁山泊作为史实记录下来。例如成书于明英宗天顺年间的《大明一统志》卷二十三就说：“梁山泺在东平州西。宋江为寇，尝保此中，有黑风洞。”[12]《大明一统志》的说法被许多后世地理方志类书籍所承袭，如嘉靖时修《山东通志》卷五云：“梁山泺在东平州西五十里。宋南渡时宋江为寇，尝结寨于此，中有黑风洞。”[13]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十三《东平州》云：“(梁山)山周二十余里，上有虎头崖，下有黑风洞。山南即古大野泽。……宋政和中，盗宋江保据于此，其下即梁山泊也。”[14]此外，曹学俭的《大明舆地名胜志》、康熙时修《寿张县志》《大清一统志》等均祖述其说。
综上所述，宋江占据梁山泊这一本来属于文学知识的错误历史信息因为在民间广为传播，被大量的笔记野史所记载，甚至被地理方志以官方或准官方的形式载入文献史册，从而最终导致了其历史化。与此类似的是宋江起义南渡说，这在吴从先《小窗自纪》中就有明确记载，学术界通常认为吴读本是另外一种古本《水浒》，而前文所举的《山东统志》和曹学俭的《大明舆地名胜志》以及《河纪》等地方志均有“南渡”一说，因此有学者认为这类信息是从吴读本这部小说中获得的。[15]
迨至清季，随着西方文学观念的传入，一些学者开始认识到文学的虚构问题，并运用这一理论来解读世代累积型作品。如邱炜萱《菽园赘谈·梁山泊辨》说：
梁山泊不知在何处，谈者津津，坚称世间确有其地。及问其地之在何处，则又东称西指，莫定主名。大抵人情好怪，不稽事理，随声附和，往往而然。不为喝破，反增疑窦，使无识者日驰情于无何有之乡，则当世之惑，而人心之害大矣。今按《宋史》并无梁山泊，而有梁山泺。梁山泺虽为盗薮，究与宋江无涉。……微论与江无涉，且宗孟为神宗朝人，其去徽宗朝，亦越数十年也。作者随手扭捏一梁山泊地名，亦犹《三国演义》之落凤坡，本无心于牵合，谈者求其地以实之，不得，或遂指梁山泺为梁山泊。如今时四川之有落凤坡者，究未可知。要为齐东野人之言，非大雅所宜出也。[8](P.106)
邱炜萱所说的“作者随手扭捏”，其实就是指文学作品的虚构问题，这已经初步接触到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关系了。至此，文学(小说创作)中的虚构与传统史官文化的“实录”思维才开始真正分道扬镳，而世代累积型小说的这种文史互渗现象才得以终结。
重史征实与文学传播：文史互渗的文化解读
像梁山泊这样文学与历史互渗的例子在其他世代累积型小说中还有很多。例如《西游记》中唐僧出身故事经过朱本《唐三藏西游释厄传》的传播而广为人知，以至到了清人修《云台山志》时也把这个故事写入其中。清赵一琴《续云台山志》云：“尝读干宝《搜神记》，三元大帝为东海人，父萼字光蕊，一字春，唐贞观己巳及第，丞相殷开山妻以女，生三子。”显然作者是将小说故事当作真人真事了，所以道光年间的《云台新志》批评它是“耳食之言”①。又如产生甚早、流传亦广的杨家将故事也有类似情况。现存较早的杨家将故事刊本是万历丙午(三十四年，1606)刊刻的《杨家府世代忠勇通俗演义》，但据《水东日记》记载，早在明英宗时就有描写杨家将故事的小说“《杨六使》”，以至“家畜而人有之”[16]。故而欧阳健先生认为杨家将小说“刊刻时间比今存本子早了140年”。[17]常征更认为“有关‘杨家将’的小说，至晚也当成于明初”。[18]杨家将故事广为流传，而杨五郎出家为僧的故事更被明人写进了佛教文献《五台山志》。如万历二十四年镇澄法师修撰的《清凉山志》卷二“五郎祠”条就说：“五郎祠，楼观谷西山麓，宋杨业第五子出家处。”[19]这显然是后人因小说而附会的。再如《三国演义》中庞统殒命落凤坡本是虚构的，[20]但由于小说的影响，明清时期不少人都以为是真实的历史，清代著名学者王士祯还写诗悼之，成为当时的笑柄。
世代累积型小说中文史互渗现象的大量存在，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概言之主要有以下三点。
首先，重史征实的传统文化心理对历史题材的偏好是文史互渗的重要原因。由于高度发达的史官文化思维的制约和长篇小说肇始阶段作者创作经验的不足，导致世代累积型小说作者首先将取材的目光聚焦于前代史实，从中吸取创作的养分和灵感。于是包括《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杨家将》等在内的一大批世代累积型小说都在一定程度上依傍历史，表现出浓厚的史传文学氛围，从而出现历史向小说渗透的现象。
但为什么在以“实录”为基本特征的史官文化高度发达的中国，民间野老的“街谈巷语”最终会被纳入“史”的范畴呢?这是古代小说“补史之缺”的审美文化心理在作祟。由于小说“出于稗官”，是“正史之余”，与正史有着相当密切的血缘关系，因此许多作家和批评家主动认同小说“补史之缺”的功能。流风所及，这种思维方式就不知不觉地影响了方志私乘的作者，使他们在潜意识中自觉不自觉地将文学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历史。当正史资料不足时，修史者自然就采取“礼失而求诸野”的方式，向稗官野史觅材，于是官修方志、文人笔记中出现了文学的历史化现象。当然，由于“实录”精神始终占据主导地位，所以世代累积型创作中这种文史互动的现象始终遭到质疑与批评，并进而影响和制约了文学创作中虚构观念的发展，导致了中国古代小说深厚的写实传统，发展到极致就是明清时期大量类似报告文学的“时事小说”的产生。这种情况直到近代随着小说观念的演进才告结束。
其次，由大众传播所导致的舆论导向效应以及由此引起的“现实环境”与“虚拟环境”(或者媒介环境)的混淆，造成历史与文学双向互渗现象。从传播学的角度讲，大众媒介持续不懈的宣传会造成一种强大的舆论导向效应，从而使人们丧失辨别力。明清时期通俗小说被大量刊刻和广泛传播，而接受者大多为文化水平不高的普通市民，这样诸多史事在小说的误导下就被异化为虚构的历史真实而进入大众的知识谱系，从而造成真实历史与虚构历史之间的混淆并最终取代真实历史。许多文人有意无意地在他们的笔记和所修地方志等文献中将虚构的历史当作真实史事而写入，最终形成文学与历史的互渗。对于这种现象，清人涵秋在《娱萱室随笔》中已有所察觉。他针对后人把扬雄杀妻的翠屏山、庞统殒命的落凤坡等“悠谬无稽之言”“据为典要”的行为，指出其原因在于小说文本的广为传播所引起的文学与历史的混淆。他说：“夫汉代丛书，唐人小说，当时亦不过为文人一时之游戏，流传既久，词章家遂为故实，安知数百年后，不即引此诗以为证耶?是在好事者之广为传播耳。”[21]
最后，从文学接受的角度看，第一接受者的“期待视野”影响和制约着后来读者，从而造成虚构的小说故事在陈陈相因中演变为历史。任何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时，都有一个先入为主的思维定向和先在结构，即“期待视野”，它包括“历史视界”、“时代视界”和“个人视界”三方面的内涵。而前面读者的接受内涵又将影响以后读者的接受视野，因此第一个读者的接受视野尤为重要。姚斯在《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中说：“一部文学作品在其出现的历史时刻，对它的第一读者的期待视野是满足、超越、失望、或反驳，这种方法明显地提供了一个决定其审美价值的尺度。”[22]第一接受者将小说中的故事当作历史真实来观览传播，在陈陈相因的辗转流传中，后来接受者必然受到前面接受者的影响，有意无意地将本属虚构的故事当作真实的历史，从而造成小说的历史化。这一点在口传形态的民间故事层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和充分。崔述在谈到羑里故事时曾经说：“羑里之事，本战国人所述。既相传为有此事矣，秦、汉以后，因以演《易》附会之。既复相传有演《易》之事矣，魏晋以后，因又以古小城附会之。证据既多，遂成牢不可破之说。市有虎而曾参杀人，三人言之，未有不信者矣，而孰知其说皆相因而生者乎!郡州山上，有水自洞口下，名水帘洞；山下果树甚繁。好事者遂以为《西游记》孙悟空发祥之所，而建猴王庙焉。呜呼，世所言古迹者，大率皆如此矣!”[23]这正是第一接受者的“期待视野”影响和制约着后来读者的典型案例。
总之，以《水浒传》《三国演义》等为典型代表的世代累积型小说往往以一定的历史事件为依托，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整合相同或相似的历史故事、民间传说而渐次累积定型，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历史逐步虚化而嬗变为文学。当小说文本相对稳定固化后，它又通过大众传播与接受反向影响历史的书写，从而形成历史与文学的双向互动。这种互动既有大众传播的影响，更是中国古代小说“补史之缺”审美文化心理在作祟。
注释：
①转引自李时人《西游记考论》，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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