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政治学视野中的民粹主义概念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学论文,视野论文,概念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民粹主义，由于概念模糊且学界对其所涵盖的范围没有一致看法，很多政府、政党、运动、人物和政策都被贴上了民粹主义的标签。如果在理论上无法就民粹主义的概念达成一致，在研究中就容易出现太多的随意性和主观性，这势必阻碍知识的积累以及该领域研究的深入推进。因此，在现有知识的基础上逐步达成关于民粹主义概念的共识是非常重要的，否则很多后续的研究将会失去意义。 一、比较政治分析中的概念研究传统 比较政治学中的概念研究有两大典型的派别，一是以萨托利为代表的本质主义，二是以科利尔、吉尔林为代表的折衷主义①。萨托利的概念研究具有开创意义，他指出了导致概念混乱的概念游移(conceptual travelling)和概念延展(conceptual stretching)问题②，倾向于用清晰简明的两分法来界定概念。他提出了一个以概念结构的纵向关系为基础的抽象阶梯(the ladder of abstract)方法。这种方法有助于避免导致概念延展的分析方式，可以沿着阶梯向上延伸消除概念的一个特征或属性，得出一个普适性概念，也可以向下延伸增加概念的一个属性或特征，得出一个结构性概念。而位于中间的则是中级层次的一般性概念，其内涵和外延之间保持某种平衡。同时，他通过对术语(term)、含义(meanings)和指称对象(referent)关系的探讨，指出概念缺陷的两种情况：一是含义与术语之间存在歧义，二是含义和指称对象之间关系模糊，即歧义和外延模糊，前者造成一词多义，后者导致指称不明。萨托利还区分了界定概念的两类属性：决定性属性和伴随性属性，建议用决定性属性来界定概念。这种本质主义的立场体现了概念界定方法上的二分法，通过二分的“是”与“否”确定概念。此外，萨托利重视概念重构的作用，认为这是解决概念混乱的一个非常有用的方法。通过概念重构，有助于得出一个最小定义，这种最小定义符合他所主张的定义规则：定义应该是充分和简洁的。充分指的是定义包含足够的属性去确认其指称的对象和边界，简洁则是指决定性属性中间不包含任何伴随性属性。 科利尔的主要贡献是批判地继承了萨托利的分析框架。他认为萨托利所依据的是古典分类法，即通过分类等级确定各种概念或范畴之间的关系。古典分类法强调，每个概念或范畴都有明晰的边界，其成员具有相同的属性。然而实际上并不是，在社会科学领域范畴通常是模糊的、混乱的，充满了争议。基于此，科利尔用家族相似性范畴(family resemblance category)和辐射型范畴(radial category)这两种非传统的范畴类别，质疑了萨托利的传统框架。他还发展了萨托利关于“沿着抽象阶梯向上或向下的分析策略”，并以等级、亚类型和总括性概念等为基础构建了新的概念分析策略。科利尔的总括性概念方法有非常明显的分级法特征。继科利尔之后，吉尔林批判地发展了萨托利和科利尔的研究，他更强调情境对于界定概念的重要性，并提出了界定概念的综合策略：抽样性使用→类型化属性→构建最小—最大化定义(min-max definitions)。 可以看出，以萨托利为代表的本质主义倾向于用清晰简明的二分法来界定概念，重视概念的主体性和一致性。而以科利尔和吉尔林为代表的折衷主义主张在具体情境的基础上调和两分法和分级法，强调关注概念的情境性和复杂性③。事实上，由于社会科学研究不可避免地会受研究者价值倾向和个人偏好的影响，确立一整套完全标准化的，让人们普遍认可的概念几乎不可能，因此在概念研究中学者们所做的也只能是让争议降到最低。 二、民粹主义概念的不确定性 关于民粹主义的争论，诸如民粹主义是否与特定时代相联系并由特定的社会经济背景所决定，是左翼的还是右翼的，是法西斯主义的还是平等主义的，是进步激进的还是保守怀旧的等，一直都没有停止过。这些分歧与争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萨托利所说的概念游移和概念延展问题造成的。前者指的是将概念应用在新案例中，后者是指当概念不适用于新案例时而出现的含义引申或扩充。由于许多概念在产生时并不是为普遍适用所设计的，而是基于特定的经验或实践，当概念生成后，学者们又试图将此概念应用于更多的案例，以解释更多的现象，获取更多的知识，所以必须经常调整概念的外延以适应新的背景，简单说，就是减少概念的一些内在属性来扩大概念的外延。然而，适用范围的扩大常常意味着含义精确性的降低，因为“我们只能通过说的更少，以求得更广的概念涵盖面”④，概念延展必然带来不确定性和模糊性。民粹主义最先是在北美和俄国兴起，如果对其讨论超出这两个地区之外，就会出现概念延展的问题。 从起源上看，“民粹主义”一词最初特指两种现象：一是对应英文中的“populism”，专指19世纪末美国由人民党代表的，以保障农民与小工业者的利益为主要政策诉求的激进乡村运动。二是从俄语“narodnichestvo”一词翻译过来，指19世纪六七十年代俄国知识分子中“民粹派”的主张，他们认为俄国有绕过资本主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内在可能性，并认为人民群众优于受过教育的精英，号召到“人民中去”。 在关注俄国民粹派活动的同时，一些学者认为民粹主义是世界性的现象，而不是俄国特有的。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ls)在研究麦卡锡主义的过程中，将民粹主义看成是多面性和国际性的，认为它渗透于德国的纳粹专制以及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之中，“对于长期形成的等级统治阶级，这些阶级垄断着权力、财产、教养以及文化，在他们所实施的统治过程中，哪里有普遍的怨恨情绪，哪里就存在着民粹主义”⑤，他将精英和大众之间的关系作为基本的分析框架。希尔斯提炼出如今被冠有“民粹主义”之名的种种现象的一些共同特征，最先使“民粹主义”成为一个通俗性的概念，并成为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学和社会学的重要研究对象。此后，对民粹主义的研究，无论是理论层面还是经验层面，都在持续不断地扩展，这就开启了民粹主义的“游移”之旅。希尔斯本人也将他对民粹主义的分析扩大到解释非洲和亚洲的相关现象。 进入20世纪中期，拉丁美洲政治上表现出一系列新特点以及人格魅力型领导人的出现，吸引了学者的广泛关注，特别是庇隆统治下的阿根廷和瓦尔加斯时代的巴西，为民粹主义研究提供了更广泛的素材，很多学者用民粹主义分析拉美的一系列社会政治现象，并将此称为民粹主义的经典时代。这样，民粹主义被定义为“基于动员起来但还未成为独立组织的平民政治运动，这些民众由扎根于社会中层和上层的精英领导，领导者和其追随者之间的纽带是具有超凡魅力的人格化领袖”⑥。在20世纪80年代，拉美各国出现了一些新型政治家，在政治上他们同此前的民粹主义领导人一样，都诉诸大规模的群众支持以期获得或行使权力，但他们诉诸的对象不同，更多是非正式部门的人员而不是产业工人，并且在经济上实行与经典民粹主义领袖相背离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他们同样被归到民粹主义者的行列中。在欧洲，20世纪后期出现了一些政党，如法国的国民阵线，奥地利的自由党，意大利的国民同盟、北方同盟等，它们有传统民粹主义反体制和动员大众以获取支持的特征，但又反映了极右思潮和政党政治的复杂关系，这样的政党也被视为是民粹主义的。在当代中国，一部分人在网络空间表达个人意见时的极端平民化倾向，特别是面对与权富阶层有关的事件时表现出来的对权力和精英的极端不满、不信任和对立情绪，也被学者称为一种民粹主义。 这样，民粹主义从最初的俄国、美国“游移”到了世界各地。民粹主义概念的外延就随着其指称对象的增多而越来越大，相应地，其内涵也变得越来越模糊，原本只是作为一种农民运动的民粹主义逐渐被用来形容一系列领袖、政党、统治方式，甚至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潮。 三、三类民粹主义概念的演变与特征比较 对于民粹主义的研究，特别是对拉丁美洲民粹主义的研究，大致形成了三种类型的概念：叠加型概念(cumulative concepts)、辐射型概念(radial concepts)和重构型概念(redefinition)。叠加型概念是通过逻辑上的“和”，在不同范畴的特征之间取交集而形成的概念。因此，只有那些具备来自不同范畴的所有主要特点的情况才符合这一概念。辐射型概念将不同学者列出的来自不同范畴的特点，通过逻辑上的“或”连接起来。只要至少符合其中一个特征，就可以将其归入这一概念。重构型概念指的是在不同学者的不同侧重面中确定一个基本范畴，并出于下定义的目的将其他范畴的特征舍弃。 1.叠加型概念。 民粹主义的传统定义大多是把来自多个范畴(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特征加总的叠加型概念，对这一类型概念的使用在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对拉美民粹主义的研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一时期，叠加型概念强调了民粹主义所体现的一整套政治、经济、社会和历史特征，缺一不可。在政治上，具有超凡魅力人格的政治领袖是民粹主义的一个决定性特征。具体表现是，一个具有超凡魅力的个人通过与大量没有组织起来的追随者进行直接、无中介的接触，赢得并掌握权力⑦。在经济上，强调物质激励措施——实行扩张性、发展主义的经济政策以及增加社会福利，不重视财政赤字和外部限制的风险⑧。在社会属性上，强调民粹主义具有异质性的社会基础⑨，将其视为一群无组织的群众，一种城市跨阶层的运动，或者一个城市各阶层广泛的联盟。此外，很多学者也将民粹主义置于历史的特定发展阶段，荷兰学者尼耶柯尔克把民粹主义作为传统向现代社会过渡阶段的产物，奥唐奈(O' Donell)认为民粹主义产生于寡头统治衰落之后的大众社会兴起阶段。 叠加型概念的流行与当时现代化理论和依附理论的盛行有关。这两种理论都认定政治与社会经济因素之间有密切联系，认为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政治只有有限自主权，充其量也就是相对自主权。社会经济过程塑造并推动政治发展，民粹主义政治有其社会根源，与社会经济背景和实际政策，尤其是扩张性的经济政策和慷慨的分配政策有密切联系。现代化理论声称城市化、工业化以及教育的快速发展引爆了大众参与，破坏了传统的政治权威，阻碍了新体制的逐步建立，因此导致了不稳定的统治类型，其中就包括民粹主义⑩。依附理论认为，一些第三世界国家进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后经济和社会发生畸变，阻碍了有能力建立稳固统治的统治阶级的出现。结构不均衡再加上劳工阶级的碎片化，这一政治真空导致了一个由个人魅力型领袖领导的、关系紧张的临时阶级联盟的形成。同时，现代化理论和依附理论也是历史主义的，它们都假设历史是有方向的。现代化理论假设历史是进步的，而依附理论认为历史是停滞或倒退的(如欠发达国家的发展)，但呼吁激进的变革以实现历史的发展，民粹主义是其中一个历史阶段。总之，现代化理论视民粹主义为现代化初期社会动员所具有的特征，依附理论则认为民粹主义是进口替代工业化时期所具有的特征。可见，将来自不同范畴的特征结合在一起的叠加型概念在逻辑上遵循了主流发展理论的假设。 同时，这种叠加型概念也有广泛的经验基础，因为它们较好地反映了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被称为经典民粹主义的一系列政治和社会经济特征。在这几十年中，民粹主义的政治策略与以工人阶级为核心的跨阶级社会支持、发展主义的经济政策、扩张性的社会项目，以及早期的快速工业化和社会动员都是联系在一起的。 虽然有广泛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但这种叠加型概念也面临着挑战。20世纪60、70年代随着一些南美军人政权垮台，民粹主义的“综合征”通常被描述为政治煽动行为、组织上的不稳定、经济上的不负责任以及分配上的过度慷慨。但民粹主义并没有因此而消退，而是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重现。 此时，一些旧的民粹领袖复出，如巴西的布里佐拉在民主化之后的选举中重新登上了政治舞台(11)。一些新上台的领导人，如秘鲁的加西亚，仍较多地保留了传统民粹主义的特征。还有的虽然在政治上采用与传统民粹主义类似的政治策略来获取权力，但在经济上却实行与传统民粹主义领袖完全相异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并试图消除传统民粹主义时期社会经济政策的遗留影响(12)。这就使叠加型概念受到质疑。换句话说，这一时期的民粹主义与传统的被认为构成民粹主义的一整套社会、政治、经济和历史特征之间不再契合，政治上的民粹策略并不意味着经济上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也不意味着与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时代背景相关。实际上，没有一个新领导人具备叠加型概念所规定的所有特征。此外，叠加型概念的理论依据，即现代化和依附理论也受到了质疑，这样，民粹主义就不再与社会动员的特殊阶段或落后的依附发展相联系。对政治自主性的重新强调使学者开始质疑民粹主义的政治策略是否必然与特定的社会经济政策相关。对现代化和依附理论的批评导致叠加型概念“特征包”的解压缩(13)，也促成了对民粹主义概念的新探索。 2.辐射型概念。 如上所述，在如何给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领袖分类的问题上，学者们产生了很大分歧。一些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学者仍坚持叠加型概念，抱着发展主义、民族主义的经济政策以及慷慨的社会福利项不放，认为这些才是领袖获得大众支持的关键，因而不应将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领导人视为民粹主义者。然而，这种社会经济结构主义的视角无视传统民粹主义领袖与新型领导人在政治统治策略上重要的相似性，如依靠大规模民众支持获得和维持权力等，这就容易使概念带有较多的特殊性。实际上，传统民粹主义领袖的政策都具有较大灵活性甚至是机会主义的。比如庇隆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实行了扩张性经济政策，但在50年代初期却进行了非常典型的自由化调整。这样，传统的叠加型概念就无法恰当解释民粹领袖这些具有适应性和机会主义的特征。 基于此，不少学者开始倡导概念创新，辐射型概念就是由叠加型概念不同范畴特征的交集区或者说重叠区向外辐射而形成。这一重叠区在辐射型概念中被称为“核心子范畴”，这个子范畴对应于该范畴的“最佳”个案或原型。构成辐射型概念的还有“非核心子范畴”，它是核心子范畴的各种变体，彼此之间不必具有共同的定义属性，只需与核心子范畴共享相同的定义属性即可(14)。 比如罗伯特列出了五个通常与民粹主义相关的特征：(1)个人魅力型及家长作风的领袖；(2)异质性、多阶层的政治联盟；(3)绕开制度化中介的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过程；(4)一种无组织的或折衷主义的意识形态；(5)一种利用广泛的再分配和庇护主义措施的经济政策(15)。这五个特征就是民粹主义核心子范畴的构成要素，只要满足其中一个特征就可以将其视为民粹主义，由此产生了民粹主义一般范畴下缺少一个或几个典型特征的缩减型亚类别(16)。如满足特征(5)，就可以构成非核心子范畴“经济民粹主义”，满足(1)和(3)就可以构成“政治民粹主义”。辐射型概念保留了叠加型概念的多范畴特征，却不要求所有特征必须共存，这就形成了一个让不同派别的学者都能接受的折衷概念，达成了最小限度的概念共识。 但是辐射型概念很容易造成混乱，一些学者们可能会用同一个术语来表达非常不同的意思，这就是萨托利所说的歧义，即一个术语对应多个意义，容易导致模棱两可(17)。比如，奈特(Knight)主张民粹主义政治上的定义，格雷什科维奇(Greskovits)使用了经济上的概念，但这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却都包罗在罗伯特的辐射型概念之下(18)。此外，辐射型概念会有转化成叠加型概念的可能，因为它容易诱导学者去找寻定义上的重叠区，即核心子范畴。例如，为了表明藤森是一个真正的民粹主义者，罗伯特将秘鲁实行的结构调整参数范围内的有限扶贫计划定义为经济民粹主义(19)。总之，辐射型概念使民粹主义的内涵和外延变得更加模糊。基于此，学者们开始主张抛弃叠加型和辐射型这两种多范畴概念，将民粹主义重新定义成单一范畴的概念。 3.重构型概念。 重构型概念是在来自不同范畴的特征中确定一个基本范畴，并出于下定义的目的将其他范畴的特征舍弃。概念重构是基于对概念的决定性属性和伴随性属性的逻辑区分。这样，概念重构产生了一个“最小定义”，只包括来自某一个范畴的特征，这些特征是识别某一概念所指代的实例的充要条件(20)。 在民粹主义的概念重构中，一个重要贡献是库尔特·威兰德(Kurt Weyland)将民粹主义界定为一个政治术语，即政治策略。他认为民粹主义是一个人格化的领袖谋取或行使权力的政治策略，他的权力基础是大量在很大程度上没有组织起来的支持者提供的直接的、无中介的支持。这种直接的、类似人与人直接接触的关系，绕过了既有的中介机构，或者将公共机构的性质消除，让它们服从于领袖的个人意愿。绝大多数追随者与领袖之间缺乏制度化的纽带，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声称“代表”那些感到被国家政治生活排除在外或被边缘化的人民，与特权集团及其特殊利益作斗争，并且要改造现有的腐败体制，许诺将人民从危机、风险和敌人的威胁中拯救出来，通过这种方式，这些领袖获得了大规模无组织的大众强有力的支持(21)。 将民粹主义限定为一个政治范畴而不是历史的、经济的范畴有一定的经验基础。首先，20世纪80年代旧民粹主义领袖的复出决定了不能将其与特定的历史阶段联系在一起。其次，很多被视为新民粹主义者的领导人如加西亚，他们所诉诸的对象不是工人，而主要是非正式部门的人们，还有一些领导人获得了富裕阶层有力的支持，如秘鲁的略萨、智利的拉文，这样，民粹主义就不能根据其主要支持者的阶级构成来定义。再次，虽然社会经济政策对于定义民粹主义有一定效用，但却容易导致混乱。因为它将旧民粹主义者庇隆、新民粹主义者加西亚、保守主义者萨尔内以及马克思主义者阿连德都归为同一类领导人(22)。此外，将社会经济政策与民粹主义相联系，在逻辑上也没有明确民粹主义在经济上的不负责任是有意设计的还是仅仅出于形势所迫。扩张性的经济政策可能是政府有意识的选择，也可能因为议会拒绝出于财政额外支出目的的增税，或者可能因为行政部门没有能力收缴立法部门批准增加的税款。虽然这三种情况的结果一样，但是将这三种不同的情况放在同一个概念下，显然是有问题的(23)。所以，对民粹主义进行政治学定义更可取，它认为民粹主义领导人最核心的目标是赢得和行使权力，而将经济和社会政策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由此，这一概念重构也最契合民粹主义领导人所具有的灵活性和机会主义的特征。 将民粹主义确定为一个政治术语之后，对于其是一种政治风格还是政治策略，学者们之间也有分歧(24)。政治风格主要强调具有民粹主义色彩的政治表现形式，如民粹主义话语。然而政治风格是很宽泛的，因此无法清晰划定概念的界限。比如，巴西的萨利，多数学者不会将他归为民粹主义领导人，但他偶尔也会表现出民粹主义的风格，尤其是在选举中。因此，将民粹主义定义成一种政治风格容易导致外延过大而无法明晰各种案例之间的界限。而政治策略强调赢得和行使权力的手段，它是潜在的统治者或当政者操纵权力的能力。政治策略比政治风格有更好的边界界定性，以此来界定民粹主义，这一概念就只包括那些将统治建立在某一特定权力操纵能力上的领导人，而不包括那些偶尔展现出这种能力的领导人。 将民粹主义重构为一种政治策略，除了在理论上有助于澄清我们对民粹主义的混乱认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现实作用，那就是它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新民粹主义领袖会实行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一般来讲，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化改革是痛苦和有风险的，而民粹主义的策略对于保证这一改革获得必要的大众支持是至关重要的。个人魅力型的领袖大胆地与经济危机作斗争以防止社会陷入全面崩溃，很容易获得大众的支持。因为这种努力显示了他们的超凡魅力，增强了他们与大众之间的联系。可以说，民粹主义反对现状的倾向，更多是出于个人魅力型领袖获得大众支持的需要，因为这会使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家比较容易改变现有的发展模式。为了减少市场化改革的阻力，这些政治家把他们的反对者说成是捍卫特权的自私自利者，这与传统民粹主义的做法毫无二致。个人魅力型领袖主张促进公众利益，这赋予了市场化改革以合法性和正当性。 总之，虽然将民粹主义定义为政治策略的重构型概念面临一个关键性挑战，即如何确定一个概念的范畴及其决定性属性，并且也逐渐受到质疑，但相较于叠加型和辐射型概念，它在理论和经验上都有二者所不具备的优势。 注释： ①参见高奇琦《比较政治分析中的概念研究》，《欧洲研究》2013年第5期。 ②Giovanni Sartori,"Concept Misformation in Comparative Politics",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70(4). ③参见高奇琦、景跃进《比较政治中的概念问题》，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第17页。 ④高奇琦、景跃进：《比较政治中的概念问题》，第37页。 ⑤保罗·塔格特：《民粹主义》，袁明旭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 ⑥转引自林红《民粹主义：理论、概念与实证》，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8页。 ⑦Michael Conniff,Latin American Populis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Albuquerque: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1982,pp.21-22. ⑧林红：《民粹主义：理论、概念与实证》，第15页。 ⑨Kurt Weyland,"Clarifying a Contested Concept:Populism in the Study of Latin American Politics",Comparative Politics,2001(1). ⑩董经胜：《拉美研究中的民众主义：概念含义的演变》，《史学月刊》2004年第1期。 (11)Gamaliel Perruci and Steven Sanderson,"Presidential Succession,Economic Crisis,and Populist Resurgence in Brazil",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September 1989. (12)Kurt Weyland,"Neopopulism and Neoliberalism in Latin America",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September 1996. (13)Kurt Weyland,"Clarifying a Contested Concept:Populism in the Study of Latin American Politics",Comparative Politics,2001(1). (14)参见高奇琦、景跃进《比较政治中的概念问题》，第102页。 (15)Kenneth Roberts,"Neoliberalism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pulism in Latin America",World Politics,1995(1). (16)参见高奇琦、景跃进《比较政治中的概念问题》，第130页。 (17)参见高奇琦、景跃进《比较政治中的概念问题》，第130页。 (18)Alan Knight,"Populism and Neo-populism in Latin America",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1998(2). (19)Kenneth Roberts,"Neoliberalism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pulism in Latin America",World Politics,1995(1). (20)Giovanni Sartori,"Concept Misformation in Comparative Polities",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70(4). (21)Kurt Weyland,"Clarifying a Contested Concept:Populism in the Study of Latin American Polities",Comparative Politics,2001(1). (22)Jeffrey Sachs,"Social Conflict and Populist Policies in Latin America",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March 1989. (23)Kurt Weyland,"Clarifying a Contested Concept:Populism in the Study of Latin American Politics",Comparative Politics,2001(1). (24)Kurt Weyland,"Neopopulism and Neoliberalism in Latin America",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September 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