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传统文化对毛泽东社会主义观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传统文化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研究传统文化对毛泽东哲学思想影响的热点一再兴起，但对于传统文化与毛泽东社会主义观之间的关系，尚缺乏足够的关注，本文力图从中国传统的典籍文化、民间传统文化，以及养育毛泽东的湖湘传统文化等来较为全面地研究传统文化对毛泽东社会主义观的影响。
（一）传统典籍文化中大同思想对毛泽东的影响
在中华民族的思想传统中，在历代的经、史、子、集以及宗教经典、小说和寓言的文字记载中，都可能从不同层面采撷出大同思想。一般地说，受儒家思想影响较深的，往往强调“明君”政治、“公天下”；受道家影响较深的，提倡“无君”或“虚君”，抱朴守真，遵循天道，无为而治；受农家或墨家思想影响较深的，十分重视平等劳动，自食其力，互助互爱，君民共耕，反对剥削；受佛家思想影响较深的，追求极乐世界，争取众生平等。其中《礼记·礼运》比较集中而系统地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对“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的设计。
大同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绵延不息，一直是历代知识分子批判封建专制社会的重要思想资源，直到民末清初，经过西方科学和民主精神的初步洗沐，知识分子和改革家们还以各种形式反刍“大同思想”，使之成为中国人理解和接受社会主义的初步框架，当时最有名的就是康有为的《大同书》和孙中山的“主观社会主义”。
毛泽东从小深受传统文化中“大同”思想的影响。从八岁开始，他就在本地的一个私塾里读书，接受正统的封建文化的教育，熟读四书五经，“大同”作为圣人追求的社会理想，注入了他幼小心灵的最深层。稍大，毛泽东离开家乡到外求学，接触到新的思想，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成为他崇拜的偶像。当然，他们对大同思想和社会主义的理解宣传，也深刻地影响了毛泽东。在给黎锦熙的信中他表达了对“大同圣域”的向往：“大同者，吾人之鹄的也。”（注：《列宁全集》第20卷，第6—7页。）1919年12月，他又萌发了在岳麓山附近办新村的想法，其计划与康有为在《大同书》里的设想十分类似。即使在他接受了马列主义，世界观产生了根本变化后，他清算了从前的导师们对他的影响，走上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可是大同世界仍是他终身追求的目标。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泽东曾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道路。”（注：《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第二版，第84—90页。）毛泽东自信的是他找到了这条路，但对大同理想，他却并没有加以批判，他后来有时也把共产主义称为“大同”。1958年人民公社运动开始时，中央农村工作干部到徐水县去时，除了带上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外，还带了康有为的《大同书》。“大同”思想，对毛泽东终身都有着重大的影响。我们有必要从理论上彻底研究“大同”思想对毛泽东社会主义观的影响。
（1）从根本的价值趋向上， “大同”思想批判封建专制社会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黑暗现实，要求建立一个以公有制为基础，财产公有，互助互爱，平等有序的公正社会，具有强烈的人民性，表达了人民大众的强烈心声，这是其与社会主义相通之处，也是一切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相通之处。“大同”思想的深厚传统在近代中国发展的十字路口上，一定程度上促使中国人摒弃了残酷剥削的资本主义发展方向，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综观“五·四”前后各派知识分子的思想，在价值层面上，基本上都赞成社会主义，其分歧在于实现社会主义是通过改良还是革命，立即实现还是等到遥远的将来。可以说，“大同”传统奠定了毛泽东接受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奋斗终身的感情基础和价值取向。
（2）“大同”理想虽经历代知识分子的补充完善， 其社会计划日趋详细、具体，但由于是从抽象的道德和伦理原则出发，其对现实的批判是严重脱离生产力发展基础的，故其设想越是美好，其性质就越是陷入空想，如果硬要从纸上搬入现实，就会使现实生活陷入粗陋的、原始的共产主义，使人类文明遭到重大的全面倒退。因此马、恩尖锐地批判一切空想社会主义，正是在这一点上，晚年毛泽东陷入了空想。1958年8月下旬，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 看了《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书后，有两个感想：一是“很有启发”，一是“模模糊糊”。所谓“模模糊糊”，当然是马、恩拒绝凭空设想未来社会图景。马、恩不肯设想社会主义的具体方案，那么，毛泽东认为，空想社会主义的有些东西，我们要实行。因为空想社会主义之所以陷入空想，不在于其设计本身，而是其找不到实现的道路。现在我们掌握了政权，就可以凭借政权的力量和人民的冲天干劲，在中国大地上画最新最美的图画。这是严重脱离生产力基础的幻想，历史是无情的，中国为空想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3）由于是在生产力极端落后的小农经济基础上幻想未来， “大同”理想对社会的设计自身还存在着诸多缺陷和矛盾，即以近代发展得最为完善的《大同书》而论，仍带有浓厚的农业社会主义色彩，毛泽东推行的人民公社与它有很多相似之处。例如，第一，他们都赞成取消商品经济，恢复自然经济。毛泽东的人民公社，就是农、林、牧、副、渔并举，工、农、商、学、兵齐备的自给自足的单位。这种以落后生产力为基础的产品经济与马、恩所设想的在商品经济全面超越基础上的产品经济，有着本质的差别，不仅不能促使中国的经济发展，反而使正在发展中的城乡商品经济倒退，并形成城乡长期的二元隔离和对立；第二，他们都实行集体化的生活制度，所谓公社，就是一个“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规律化”的准军事集体，为此，人民公社曾大办食堂、托儿所、幼儿园、敬老院、卫生院等。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财力薄弱，这些福利机构不久就濒于破产；第三，他们都提倡大公无私的集体主义精神。“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对道德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作了过高的估计。然而，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过分蔑视个人利益，过分提倡公而忘私，容易压制个体发展，也不易培养民主和自由的社会基础。总之，本世纪50年代中国大地上的“共产风”，很可以在中国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大同理想”中找到某些根源。
（二）民间传统文化对毛泽东的影响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有人数众多的农民，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虽然由于封建压迫和自身的局限性，他们没有成为自觉的阶级，也没有自己真正的政治代表，甚至没有能提出多少系统的完整的政治主张，但在自己的风俗、习惯、信仰、心理以及潜意识中，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民间传统文化，充满反抗封建压迫，追求民主平等的思想因素。
毛泽东出生在清末一个农民家庭。时值封建社会末期，阶级、民族矛盾异常尖锐。毛泽东生长的湖南自太平天国以来，一直是革命与反革命斗争的大舞台。1866年湘潭农民的秘密组织哥老会曾同地主发生冲突，为首的彭铁匠被杀害；1910年，湖南各县水灾，并发虫、旱等灾，长沙几万饥民发生“抢米”的暴动。阶级压迫，人民的疾苦，社会的不公正，引起少年毛泽东心灵的震动；少年毛泽东在私塾里虽然受到的是最正统的封建教育，但却萌生了对儒家文化的最初否认和反抗。1936年，毛泽东在同斯诺的谈话时回忆了这段历史：“我读过经书，可是并不喜欢经书。我爱看的是中国古代的传奇小说，特别是其中关于造反的故事。我读过《岳传》，《水浒传》，《隋唐演义》，《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那是在我们还很年轻的时候瞒着老师读的，老师憎恨这些禁书，并把它们说成是邪书。我曾经在学校里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经书把它们盖住。”（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 第678页。）《水浒传》等小说描写官逼民反的黑暗现实，歌颂英雄好汉聚义梁山，劫富济贫，具有强烈的造反意识，是明、清两代的禁书。这里不仅是几本书的问题，而在于它们表现出了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农民阶级长期形成的文化心理和情感，这种文化心理和情感广泛地存在于旧时的戏曲、小说、说书和故事中。中国农民的革命精神和一些政治见解，就这样通过他们喜闻乐见的、生动丰富的民间通俗文化的形式，输入少年毛泽东的灵魂中。
毛泽东对中国农民身上的革命精神的了解和赞赏，使他注意到中国农民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同盟军的可能性和重要性。本世纪20年代初，由于工业无产阶级在全国人口中只占很小的比例，这样，解决谁是中国革命中最主要的同盟军问题，就尖锐地摆在中国无产阶级及其领导者面前。当时，党内存在两种倾向：一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片面强调农民的“保守”、“散漫”，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另一种是以张国焘为代表，只注意工人运动，忘记了农民。只有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认识到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革命，革命就不能成功，解决了中国革命的主体问题，通过农民战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不过应该指出的是，农民阶级和农民战争有反地主阶级，冲击封建生产关系的一面。但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并不代表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从而又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对农民和农民战争不应过分理想化。毛泽东对此有科学的认识。但是，由于生活在小生产者的汪洋大海中，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一些看法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一些影响，这些看法，是违背他对农民的科学分析的，也违背毛泽东的科学思想体系的，本文认为，至少在以下两个问题上，毛泽东的看法染上了小生产者偏激的特性：
（1）平均主义问题
平均主义是历代农民起义最核心的口号，平均主义可以说是中国农民最深厚的心理传统之一。毛泽东生在农家，长在农家，大半生都从事农民运动和农民战争，深深了解农民阶级的这种感情，他以“阶级斗争”理论激发广大农民固有的“均平”意识，以“土地革命”的方式满足农民对平分土地的要求，以此来摧毁中国的封建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完成了一场空前的翻天覆地的“社会革命”。
但是，平均主义毕竟是封建小农的理想，有严重的历史局限性，并不属于社会主义的特征。但是，平均主义却在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农村的土地改革仅仅是第一步，其目的既是要消灭封建剥削关系，但更重要的是实现农村人口占有土地资源上的平等；农业合作化是第二步，其目的是杜绝在农村产生新的剥削关系，实现农村人口在所有生产资料（土地、农具、资金等）上占有的平等；公社化是第三步，其目的是消灭因各农业社区因自然条件不同而带来的差别，实现在更大的范围内在自然资源上占有的平等权力。至于文化大革命中批判等价交换和按劳分配等资产阶级法权，其目的是消灭因每个人的天赋和所受文化教育等因素而导致的个人收入上的差别，实现人与人真正的平等。然而，脱离生产力的发展在分配上追求平均主义，并不能实现社会公正和人民生活幸福，反而导致生产力的严重倒退。可以说，追求平均主义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上陷入误区的一个重要原因。
（2）知识分子问题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社会分工建立在生产力极不发达的基础之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也打上了阶级对立的烙印。封建知识分子作为封建文化的载体，自觉维护封建社会的正统，大多数属统治阶级的成员。广大劳动人民承担着社会的物质生产，却被排斥于教育和文化活动之外。作为劳动者，他们反对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作为小生产者他们又严重局限于狭窄的环境，关心集中于直接满足温饱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分配，对于精神文化产品，他们既没有条件了解，也不感兴趣，而且由于知识分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严重脱节，其知识产品与农民的生产活动漠不相干，引不起农民的重视。一旦阶级矛盾激烈，农民阶级觉悟增长时，农民在与统治阶级的斗争中，为了反对地主统治阶级，连这个阶级所保存的一切文化与文明，也在唾弃和毁坏之列。太平天国运动作为中国农民战争的最高典范，最为明显的反映了这个特点：“凡掳人每视人之手，如掌心红润，十指无重著者，恒指为妖。”（注：《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见书籍，恨如仇雠，目为妖书，必残杀而后快”（注：《贼情汇纂》。）。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虽然最早是由先进的知识分子组建而成的，但从“八·七”会议后，知识分子问题在历史上长期困扰着我党，对知识分子政策长期偏左。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纠正了党的这种错误倾向，制定了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争取和团结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从而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但是，在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却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出现严重的失误。这与新民主主义革命主要是一场农民战争，我党农民出身的人占多数，从而长期存在着一股严重的轻视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有关。工农干部以自己是“大老粗”为自豪，知识分子则由于家庭出身和所受的教育成为被改造的对象。1962年，在广州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和戏剧工作会议上，周恩来、陈毅代表党中央为大多数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这是对我国知识分子队伍基本状况所作的正确估计。但是，周恩来、陈毅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话，没有能够公开发表，有的地区（如上海）的领导人拒绝传达广州会议精神。文化大革命期间，广州会议被指为“黑会”，周恩来、陈毅的讲话也受到责难。毛泽东本人在推行他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时，也遇到层层阻力。为此，毛泽东专门南下天津、济南、南京、上海，游说“四方诸侯”，宣传“双百方针”。这是他最后一次冲破“左”的偏见，提出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短暂的春天之后，肃杀的严冬开始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日渐坎坷。
知识分子问题，实质上是由于生产力低下水平基础上脑力与体力劳动分工引起的社会问题。在阶级社会，它确实具有阶级对立的特点。但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由于从根本上消灭了剥削制度，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应该说已经得到解决，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分离的问题已得到了在生产力发展基础上逐渐解决的条件。然而，正是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这个重要问题上，毛泽东受到农民阶级朴素感情的困忧，主观的偏见使他脱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阶级出身、世界观等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把新中国的知识分子仍然划入资产阶级范围。随着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失误逐步发展，对知识分子的批判也逐步升级。可是反过来说，对知识分子的错误估计，也未尝不是导致阶级斗争理论错误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重要原因。
（三）湖湘传统文化对毛泽东的影响
湖湘文化是宋明时期在理学思潮影响下在湖南地区形成的一种区域性文化。它既体现着理学思潮的一般特性，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个性，注重经世致用，伦理践履，力求保持内圣和外王，道德与政治的统一。在湖湘文化的影响下，湖南地区逐渐由蛮荒之地演变为“荆蛮邹鲁”、“潇湘洙泗”。鸦片战争前后，湖南出现了一个在近代史上颇有影响的人才群体，这就是地主阶级改革派，包括贺长龄、贺熙龄、陶澍、魏源、严如煜等人；咸丰、同治年间，湖南又涌现了一个巨大的人才群体，包括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罗泽南、郭嵩焘等人，使清皇朝出现了回光返照似的中兴；继曾国藩为首的湘军集团之后，又先后出现了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沈荩等倡导变法的维新派人才群体和黄兴、蔡锷、陈天华、宋教仁、禹之谟等资产阶级革命家。各个人才集体之间的政治观点不尽相同，有的甚至尖锐对立，但这些人材集团又往往表现出相同的文化特征，反映出湖湘文化对他们的共同影响，毛泽东就是出现在这样一个“地杰人灵”的环境之中，与他同时涌现的，还有蔡和森、邓中夏、刘少奇、谢觉哉等人。这决不是历史的偶然，与湖湘文化的影响有密切关系。
青年毛泽东之接受湖湘文化的影响，其渠道是多方面的。他十分推崇的思想家王夫之、魏源、曾国藩等人，都继承和发扬了湖湘文化，尤其是曾国藩，他把理学和经世致用，个人修养和社会事功结合在一起，把湖湘文化的特点发挥到极至，是青年毛泽东在近代中国最佩服的人。当然，对青年毛泽东世界观影响最深的，是他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求学时的老师杨昌济。杨昌济深受湖湘文化的影响，对宋、明理学有深入的研究。虽留学多年，主张维新，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但仍十分推崇理学，尤其重视以王夫之、曾国藩、谭嗣同为代表的湖湘文化传统。杨昌济是毛泽东最尊敬的老师，他的思想、品德，影响了毛泽东等一代追求进步的年轻人。
从青年毛泽东仅存下来的《讲堂录》（1914—1915）、《伦理学原理批语》（1917—1918）、以及当时的其它言行看，毛泽东深受湖湘文化的影响。
第一，崇尚理学。朱熹提出世界的本原是“太极”之理。他认为抓住了这个理，就是抓住了“大本”、“大本不立，小归不正，刮落枝叶，栽培根本”。受此影响，青年毛泽东崇尚“大本大源”，在1917 年8月23日给黎锦熙的信中，他阐述了这一观点，他认为当时的变法，“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注：《平定粤匪纪略附记》。），没有抓住“大本大源”。毛泽东认为“大本大源”是客观的“宇宙之真理”，由于天道与人性的相互贯通，“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之心中”，则“今若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之者乎？”（注：《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第二版，第84—90页。）这显然深受程、朱理学的影响。
第二，青年毛泽东有强烈的伦理践履精神。由于深受理学唯心主义观念的影响，毛泽东认为，中国近代衰落的根本原因在于“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注：《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第二版，第84—90页。）。要改造中国和世界，最根本的途径是“正人心”，“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注：《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第二版，第84—90页。）因为“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注：《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第二版，第84—90页。），只要唤醒沉睡的民心，开通污塞的民智，一个繁荣富强的中国就会出现。因此，青年毛泽东很注重自身的伦理修养，他说：“吾人有心救世，而于自己修治未到，根本未立，枝叶安茂？”（注：《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第二版，第84—90页。）在为新民学会制定的会章中，他提出“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制定出“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嫖妓”等五条有关个人品德的基本守则。我们从毛泽东后来提出的要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以及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都可以看出湖湘文化注重道德修养的深刻影响。
第三，青年毛泽东还有强烈的经世致用、知行合一的精神。在《讲堂录》中，他表现出对顾炎武关心国计民生，注重实地考察的由衷钦佩。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他特别赞扬顾炎武、颜习斋、李刚立为文武兼备、德智体并重的师表。由于这些湖湘思想家强烈的入世精神的影响，又逢中华民族的多事之秋，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就以天下为己任，特别关心国家政治，社会现实。他不满意学校课程的设置，觉得是培养书呆子，坚持自修。他读史必重近世，以求通今；每天坚持看报以积累政治、社会知识，以作好报效国家民族的准备；他还积极投身各种社会活动，负责一师的学友会活动，为工人办夜校。1917年的暑假，他还与肖子升徒步游学了湖南的五个县，作深入的社会民情调查。总之，青年毛泽东当时已经领悟：知而不行，等于不知。只有在实践中，才能产生真正的知识，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
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世界观产生了质的飞跃，彻底抛弃了过去信仰的唯心主义哲学。但是，湖湘文化对毛泽东的影响并没有消失：马克思主义成为毛泽东终身信仰，终身追求的“大本大源”；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总结了中国哲学史，特别是湖湘文化中的知行学说，写下了《实践论》、《矛盾论》等光辉篇章，得出了“实事求是”这一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对道德践履的重视，使毛泽东写下了家喻户晓的“老三篇”，对于提高革命队伍的阶级觉悟，鼓舞广大人民群众焕发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去推翻三座大山起了重要作用。建国后，毛泽东继续重视思想政治工作，使中国人民又一次焕发出战天斗地的革命精神，取得了改造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胜利。然而，晚年毛泽东逐渐在道德与政治的关系上陷入失误，他把历史唯物主义的许多概念和原理加以道德性的解释，例如简单地把“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等同于“剥削”、“恶”，把“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等同于“大公无私”、“善”，道德的观念、标准、义愤日益成了时代的政治内容，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因此也逐渐偏离实事求是的精神，陷入严重的迷误。
邓小平指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 ”（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第63页。）多年来浴血奋斗，艰苦创业，回过头来看，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也走了不少弯路。究其原因，除了由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新课题，我们经验不足有很大关系，但也与我们在理论准备上不够充分有关。与俄国曾经经过普列汉诺夫等人的多年翻译、介绍、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具有较长的思想理论的准备阶段不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挟十月革命之声威，一经在中国传播，就与中国深厚的文化传统结合起来，广泛地深入人心，成为中国革命实践的指导思想。革命的节节胜利使人们忽略了问题的另一方面，即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我们并没有能彻底清算和批判传统文化中的非科学因素的影响，以至在理解和宣传社会主义时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偏差，以至在毛泽东晚年，他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出现严重失误，使得封建主义的东西在中国大地上假社会主义之名而横行，他还是真诚地相信他在捍卫和纯洁社会主义。这是毛泽东的悲剧，也是时代的局限和悲剧。今天回过头来，我们有条件较为清醒地看到这一点。不过如何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这个课题并没有完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它会以新的形式出现。溯往是为了开来，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是为了更好地认识我们当前的实践，本文的意义也许就在于此。
标签：湖湘文化论文; 毛泽东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大同社会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大同书论文; 知识分子论文; 湖南发展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