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之一——经济体制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经济学论文,经济体制论文,理论基础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邓小平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我是这么个评价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83页。）从1949年至1984年整整35年的苦苦探索， 我们终究写出了一个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治经济学，这是件了不起的大事。过去，因为没有这样的经济学的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走了许多弯路，改革开放后，我们有了这样的政治经济学的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真正走上了健康发展道路。我国的改革开放，巩固和发展了社会主义。这个政治经济学集中体现了邓小平的经济思想，所以，从内容上说也就是邓小平的新政治经济学。
任何一种具有特色的政治经济学都有其独特的理论基础。那么，什么是邓小平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笔者认为，是邓小平最具特色的“两论”，即经济体制论和第一生产力论。关于第一生产力论，本人将另文专门论述，此处我们集中讨论其经济体制论。
经济体制论是邓小平新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理论支柱，也是最能体现他的新政治经济学独创性，最能体现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一个理论。下面从经济体制范畴，经济体制对生产力发展的制约性原理，经济体制论的具体化——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分析三个层次展开讨论。
一、经济体制范畴
经济体制是邓小平新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基本范畴。也是邓小平新政治经济学的发源地，离开经济体制范畴也就没有邓小平新政治经济学。也许有人会说，经济体制概念不是早已有之？不错，是早已有之。但是，赋与它新的含义，并作为经济学的基本范畴，这是邓小平的功劳。讨论经济体制不能不涉及体制概念，这也是早已有之的一个概念。但是，过去对这个概念的理解是非常狭窄的，一般理解为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机构设置和管理权限划分的制度。例如1979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辞海》就是这样定义的。在实践方面，改革开放前我国搞过的几次体制和经济体制的调整、改进，也是沿着机构设置和管理权力划分这个路子走的。走来走去，走不出机构膨胀——收缩——再膨胀——再收缩；管理权力下放——回收——再下放——再回收的怪圈。不能说这与我们过去对体制理解的狭隘性无关。薄一波同志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有如下生动描述：“当年的经济管理体制的改进，只看到了权力高度集中存在的弊端，因而采取的办法就是给地方下放权力；下放多了又往上收，而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下，只强调计划经济体制（而且是以国家指令性计划为主体的体制），而完全忽视、否定市场机制的作用所存在的弊端。”“所以，长时间内，只是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模式内做改进、调整的文章，只是围绕‘放权’与‘收权’打圈子。”（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830～831页。）薄一波对现象的描述虽然生动，但没有看到这与对体制的狭隘理解有关。按当时的理解，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基本制度，而不是体制。所以，搞经济管理体制的调整、改进，当然也就不应该触动计划经济这个模式。
邓小平突破了对体制和经济体制的传统理解，认为体制就是具体制度，具体的组织制度、领导制度、工作制度、监督制度等。具体制度又是与基本制度相对的一个概念。基本制度体现社会的本质，例如经济上的公有制、按劳分配；政治上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意识形态上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等制度。而具体制度涉及的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邓小平说：社会主义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这也就是说，基本制度不等于具体制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二届三中全会的文件谈到体制改革时，都提到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环节和方面”，这些环节和方面也是具体制度，它们并不等于基本制度。
把体制规定为具体制度，或者说把具体制度概括为体制，这不仅扩大了体制的范围，克服了对体制理解的狭隘性，而且把它放到与基本制度相对的位置，使其性质更明确。邓小平对体制的新介定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第一，划清了两种制度：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的界限，避免将其混淆。1957年就因为混淆了两种制度的界限，造成了一个惊人的错误，一大批有识之士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政治上长期蒙冤受屈。把具体制度归结为体制，又把体制归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这就避免了把具体制度与基本制度混淆的认识错误。第二，有利于打破制度的禁区，使人们的思想获得了极大的解放。从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形成了这样一个公式：具体制度是基本制度的表现或体现，否定某一项具体制度，就是反对社会主义。从此，制度问题就成为一个思想禁区，谁也不能碰、不敢碰。结果使我国许多具体制度不能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客观情况的发展变化及时进行改革，逐渐变成僵化的模式，严重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严重妨碍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最后酿成“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悲剧。体制概念的提出，划清了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的界限，大大有利于打破制度的禁区，为全面、深入进行体制改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邓小平还把经济体制范畴导入政治经济，并且将它作为一个基本经济范畴，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进行全面、深入、科学的分析，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经济及其发展规律，指明了加快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在经济上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
二、经济体制对生产力发展制约性原理
经济体制论，简明地说也就是经济体制决定论，即在既定的基本经济制度下，经济体制对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制约、决定的作用。这是经济体制论的一条基本原理。它告诉我们，生产力的发展，不仅受生产关系、基本经济制度的制约，而且还受经济体制的制约。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并按经济规律运转的先进经济体制，能促进生产力较快地发展；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违背经济规律运转的落后的经济体制，则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在既定的基本经济制度下，生产力发展得快一点或慢一点，主要取决于经济体制。邓小平说，“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页。）邓小平这一段论述，实际上是肯定了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对生产力的发展都有制约作用。所以，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之后，还要继续解决经济体制的问题，这样才能进一步解放生产力，促进生产力比资本主义社会更快地发展。只看到基本制度对生产力发展的制约性，看不到经济体制对生产力发展也有制约性是不全面的。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恰恰是犯了这种片面性错误，没有及时改革，严重影响了我国生产力发展。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解决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制约作用问题。按马克思的观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生产力是内容，生产关系是生产力的社会形式。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又反作用于生产力，促进或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经济制度是生产关系的总和及法律表现。是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的生产关系。任何时代的生产力，只有与一定的生产关系结合，即与一定的经济制度结合，才能成为现实的生产力。当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水平时，就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反之，当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水平时，就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由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变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这是由于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生产关系相对稳定的结果。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社会底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便和它们向来在其中发展的那些现存生产关系，或不过是现存生产关系在法律上的表现的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生产关系便由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变成了束缚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时代就到来了。”通过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阶级的革命，推翻旧制度，建立新的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生产力在新的生产关系内又继续发展。这是马克思揭示的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或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这是马克思研究人类历史，特别是资本主义的历史后发现的社会发展的一条基本规律。邓小平继承了马克思经济学的制度分析观点和方法，充分肯定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建立对发展生产力的重大作用。他说：“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变革，是我们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注：《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794页。 ）又说：“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7页。）实践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所以，为了发展生产力，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但是，建国以来的实践也证明，解决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后，还要进一步解决好经济体制的问题，使二者配套，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快更好地发展生产力，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建国30年来，我国在经济建设方面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与发展较快的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又是比较慢的，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国经济实际上处于缓慢发展和徘徊状态，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多少提高，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没得到应有的发挥。“其所以如此，除了历史的、政治的、思想的原因之外，就经济方面来说，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经济体制上形成了一种同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僵化的模式。……严重压抑了企业和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本来应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这也是事实，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在世时所没有看到过的事实。马克思发现了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的规律，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他没有看到，也不可能看到经济体制必须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规律。是邓小平总结了社会主义的实践，发现了这条规律，揭示了在既定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经济体制对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决定的作用，提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的原理。
邓小平揭示的在既定基本经济制度下，经济体制对生产力发展具有决定作用的原理，不仅能较好地解释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也能较好地解释了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实际。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其基本经济制度来说，同社会化现代化大生产存在尖锐的矛盾，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正如邓小平指出，按他们现在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发展水平，如果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阻碍，生产肯定会发展更快，人民生活肯定会过得更好。这说明资本主义基本制度对生产力的束缚。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承认，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四起，奄奄一息的情况，近五六十年没有再现了。不仅如此，二战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都在向前发展，有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还出现了持续快速增长，个别实现了跳跃式发展。经济领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较量，社会主义暂时失利。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结局？决定的原因不是资本主义基本制度有什么优越性，而是它们实行了一种经过改良了的经济体制。资本主义世界经历了二三十年代世界经济危机之后，根据凯恩斯主义对其放任的市场经济作了调整，建立起一种政府干预和市场调节结合的新经济体制。传统的西方经济理论认为，由于价值规律的作用，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各种经济关系，特别是供求关系必然自发趋于均衡。政府不仅没有必要而且不应该进行干预。但是，二三十年代爆发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宣告了这种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理论的破产。与此同时，社会主义的苏联搞计划经济，国民经济出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到1935年，一跃而成为欧洲第一工业大国。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了凯恩斯新经济理论。凯恩斯挑战传统经济理论，认为由于竞争和价值规律的作用，市场不仅不会必然达到供求平衡，恰恰相反，供给和需求之间必然出现不平衡。因此，政府的干预是绝对必要的。从那时开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凯恩斯理论为依据，吸收了苏联计划经济的部分优点，先后改善了传统的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起有一定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即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这种新经济体制虽然总体上仍属市场经济或自由市场经济，市场的基本功能及优点没有变，但是，与二三十年代前的市场经济有不小区别，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它们也有计划，“日本就有个企划厅嘛，美国也有计划嘛。”由于增加了一定的计划性和政府的干预、控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市场竞争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及其引起的供需严重失衡状态，避免出现二三十年代那样的世界经济危机。另一方面又保持了市场竞争的优点，特别是保持了市场的压力，吸收新技术和扩大企业规模的压力，使资本主义世界能够在战后较长的时间里保持持续发展。可以这样说，除了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的因素之外，新的经济体制的确立，是二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能够保持较长时间的持续发展，并在与社会主义经济竞赛中暂时领先的一个决定性因素。邓小平说：“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好，对经济发展很有利，解决不好，就会糟。”（注：《邓小平文选》第3 卷，第17页。）这虽是对我国说的，但也是对世界经验的总结，具有普遍性。二战后资本主义世界不正是因为在一定程度上较好地解决了计划、政府控制与市场调节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市场经济的消极作用，才能保持生产力的较快发展的吗？而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之所以出了问题，从经济方面说，也在于没有解决好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搞了一个高度集中统一的，排斥市场和价值规律的计划经济体制。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生产力持续快速发展，不也恰恰是由于我们初步地把计划与市场结合的结果吗？
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哪一种经济理论比邓小平的经济体制论能更好地说明半个多世纪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制度下经济发展的客观事实。西方大多数经济学家和政治家，都把二战后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经济问题和资本主义各国的科技、经济发展及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先地位，归结为基本制度。从这一所谓理论出发，他们给各社会主义国家开出的药方，万变不离其宗，就是放弃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核心是搞生产资料的私有化。但按他们的药方搞的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和苏联，一个也没有成功，经济状况不仅没有好转，危机反而加深，出现空前萎缩和倒退，至今也没有恢复元气。只有中国，在邓小平经济体制论指导下，不改变既定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紧紧抓住经济体制做文章，却产生了完全不同的结果，不仅克服了原来的经济困难，而且出现了20年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人均国民收入翻两番的目标，一跃跨入世界经济大国、国际贸易大国的行列。并且经受住了亚洲金融风波的严峻考验。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实践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充分证明了邓小平的经济体制论是科学真理。
邓小平经济学以经济体制论为理论基础和逻辑前提，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探索适合中国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新经济体制上，得出两条重要结论：一，经济体制改革是发展生产力，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二，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后，我国人民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在广大农村搞联产承包生产责任制，在城市搞权力下放试点，到1984年已表现出明显成效。特别是农村改革，效果更为突出，有的贫困地区一年就翻身，解决了温饱问题。根据改革的实践经验，邓小平对经济体制改革又作了进一步理论概括，指出：“要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8页。）这个判断，已经大大超越了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肯定或否定，而是揭示了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生产力之间的必然联系和规律。在旧的经济体制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束缚的条件下，只有改革才能发展生产力，不改革就不能发展生产力，这是必然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人们可以认识、利用这条规律，主动进行改革，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但不能改变这条规律。不改革，死路一条。改革之所以成为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是因当旧的经济体制束缚生产力发展时，只有通过改革旧的经济体制，建立新的经济体制，才能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解放生产力，从而使生产力发展获得强大动力。如果不改革，生产力得不到解放，其发展由于缺乏动力就停步不前。
认识改革经济体制是发展生产力的客观规律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从理论上说，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制度分析理论，增添了新的内容。从实践上说，使我们更加坚定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信心和决心，冲破各种艰难险阻，将改革进行到底。正如邓小平说的，改革有风险，甚至有很大的风险，也可能犯错误。但是，不能因此而不改革。要加快发展生产力，没有别的路子可走。
三、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分析
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分析，是邓小平经济体制论的具体化和运用。在分析中，他以经济体制论为指导，遵循马克思主义关于逻辑和历史统一的方法，从它们的发展历史到性质、作用，作了全面、系统的考察，作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结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要认识一种社会现象的本质，最简便和最可靠的方法就是对其产生、发展的历史作一番考察，把它的来龙去脉搞清楚，其本质也就被揭露了。邓小平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研究，也是从历史分析入手。早在1979年12月26日，他在会见美国和加拿大客人谈话中就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6页。）邓小平这里指出了历史发展先后相继的三种社会形态：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它们都存在市场经济或市场经济萌芽。所以，不能认为，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也不能认为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除了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历史上还有封建社会的市场经济的萌芽，还有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我们中国，过去虽然长期以计划经济为主，但也结合市场经济。三种社会形态都有市场经济或市场经济萌芽这一客观事实，说明市场经济可以与不同的所有制相结合：在封建社会它主要与个体劳动者所有制相结合，在资本主义社会主要与资本家私有制相结合，在社会主义社会主要与公有制结合。
同样，计划经济也不只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也不只有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资本主义经济也有一定的计划。他以美、日为例，说：日本有企划厅，美国也有计划，最惠国待遇也是一种计划控制。这就是说，当今世界上，不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都存在市场经济；同样，不管是社会主义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也都存在计划。这一事实说明：无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都不反映社会基本制度的本质；搞计划经济还是搞市场经济，都不存在“姓社”或“姓资”的问题；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不存在根本矛盾。多年来，人们已习惯于把计划经济看作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把市场经济看作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因而认为搞计划经济就是搞社会主义，搞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根本对立，因而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也根本对立。邓小平作出的一系列新结论，从根本上纠正了以上一系列错误认识，解决了多年来我国在这方面存在的理论与实践的矛盾，为确立市场改革目标奠定了坚实理论基础。
过去，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与特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联系起来。因此，人为地造成一种局面：资本主义国家搞市场经济，排斥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国家搞计划经济，排斥市场经济。结果“市场失灵”，导至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计划失效”，导致七八十年代社会主义各国经济滑坡。二者的优缺点暴露无遗。邓小平根据国内外经济发展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重新认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提出了新的观点和理论。他认为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调节经济的手段、方法，它们并不反映社会基本制度的本质。这就否定了它们与所有制的必然联系。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他又进一步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只要是搞社会化大生产，就不能只用计划或市场一种手段和方法。
社会化大生产必须有计划，这已为人所共知，邓小平着重论证了社会化大生产也必须利用市场。第一，从社会化现代化大生产与信息的关系论证市场经济的必要性。指出，社会化现代化大生产离不开信息，没有及时了解比较全面、系统的信息，就不能组织生产。而市场是各种经济信息最灵敏的反映，是经济信息的晴雨表。不搞市场，国家和企业就不能及时获得作出科学决策所必须的各种经济信息，从而无法组织社会化现代化大生产。第二，从社会化现代化大生产与世界经济联系的角度，论证了利用市场的必要性。社会化现代化大生产离不开世界联系，离开世界就没有真正意义的社会化现代化大生产。当今的社会化，社会分工和协作，已经大大超出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范围，一个最终产品往往需要几十个、成百个国家和地区提供零配件，产品销往世界各地。而世界各国经济联系的途径是市场。因此，不搞市场，就不能参与世界经济分工、交流和合作，不能分享世界资源和市场。第三，从社会化现代化大生产与企业活力的关系角度，论证市场经济的必要性。社会化现代化大生产也需要不断发展提高，这就需要企业具有活力，活力又来自市场竞争。竞争对每一个企业来说，都是一种巨大的压力，并由压力变为动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说过，不断扩大生产规模，不断采用新的科学技术，是市场竞争产生的两种“铁的强制”。在市场竞争条件下，只有两种选择，要不扩大规模，采用新的科学技术；要不被吃掉。因此，市场竞争成了企业不断扩大规模、不断采用新的科学技术的动力。
基于以上认识，邓小平强调：要使我国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好一点，就要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92年邓小平思考最多的一个问题，也可以说是他考虑的一个焦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把计划与市场结合的经济。
经济体制论及其具体化——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分析，是邓小平提出的改革思想和政策的理论基础。他关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必要性的思想，其直接的理论依据就是经济体制必须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规律，及对我国现行计划经济体制局限性的分析。中国改革之所以能够顺利推进，取得节节胜利，生产力迅速发展，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上了一个大台阶，都是由于有经济体制论为其坚实的理论基础。在改革之初，就能准确把握改革的性质、目的和方向。邓小平说，我们的改革，是全面的、根本性的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但是，又明确指出这不是对人的革命，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而是革掉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经济体制的命，通过改革旧经济体制，达到兴利除弊，使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巩固，使我国生产力得到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改革的方向始终指向旧经济体制。从而很好地解决了改革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关系问题。如果说中国的改革与东欧、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有区别的话，最根本的区别就是这一条。他们不以经济体制论为理论基础，把改革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立起来，结果毁掉了社会主义，导致资本主义全面复辟，改革发生了质变。中国改革的成功，关键是有邓小平创立的经济体制论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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