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乡村政治文化与当代乡村组织力重塑
王韬钦
（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湖南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湖南 长沙 410006）
摘 要： 中国传统的乡村政治文化一直以来深刻影响着我国乡村基层治理结构，影响着国家治理和基层自治的治理逻辑，并且仍然影响着当代乡村“政党下乡”作用的发挥和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的乡村基层组织力的构建。要解决这一问题，最大程度地控制其对当代乡村振兴的不利影响，必须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伦理替代乡村传统宗族亲缘关系伦理；加快区域均衡发展，努力转变农村补贴城市的经济治理思维；重视农民的主体地位，用农村社区服务文化集聚组织发展要素。
关键词： 中国传统乡村政治文化；乡村振兴；国家治理；基层自治；组织振兴
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其中乡村组织振兴是根本和保障，从文化根源来看，乡村组织振兴与乡土文化呈现出紧密联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乡村组织振兴将是比产业振兴更为重要的经济和社会组织形态。乡村组织振兴对乡村基于文化纽带而形成的社会关系有着较高要求，同时，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中国乡村社会的政治文化结构和乡村主体利益关系都在随之调整，农民的活动空间不断扩张，认知和思维能力也在不断提升，并与城市居民越来越接近。与此同时，基于各地农村社会发展状况的差异性，不同地区农民的政治文化观念也在不断变化，农民内部开始出现群体性和区域性分化。要厘清乡村组织振兴的思路，应当先从乡村政治文化变迁的角度进行梳理。
一、有关乡村政治文化变迁及政治活动的研究
关于新中国成立以来乡村政治文化的变迁，有不少学者从文化的政治角度来分析农村治理问题，认为在农村，政治文化是政府与农村、政府与农民的关系在文化上的表现，对我国农村治理具有重要作用。孙正甲（2002）提出了“动员参与型政治文化”，即在非民主或民主制度尚不发达的社会中，民众的政治参与是不完全的、被动的、不平等的、受其所制约的参与型政治文化。［1］（P48-50）政府是主动的，农民是被动的，对政府具有政治参与的依附关系，农民没有参与政治的主动意识，需要通过政府动员发动农民参与到政治建设当中去。向俊杰（2007）提出了“初级参与型政治文化”，［2］（P132）认为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府对农村的控制力在降低，相反，农民有了一定的表达利益诉求的机制和行动。周军（2013）认为，随着农村经济市场化和农民经济主体地位的确立，农民的物质生活得以改善，因此有了更多的时间关注收入和生活改善之外的社会问题和国家政治。经济的发展打破了传统熟人社会的治理方式，使得农民的民主法治意识和参与政治的热情空前增长。［3］（P53-59）经济发展初期带给农民一定的自治权利，然而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农民的权利也在这个过程中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害。纪丽萍（2013）认为，在城镇化过程中，部分地区片面追求发展速度，盲目拆毁乡村房屋、强占农田、暴力驱赶村民，不仅毁坏了乡村结构，而且带来了农民保障制度方面的问题。而这个阶段农村人口外流到城市谋生，农村的“空心化”现象加剧，农村社会治理混乱无序，农村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民主自治正在逐渐虚化，应探索农村社区治理新模式。可以看出，大部分研究乡村政治文化变迁的学者都是以经济社会背景为考量对象，乡村政治文化并不是孤立的社会现象，而是与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紧密关联的。
二、历史视域下政治文化功能与乡村组织力之形成
（一）政治文化的功能
我们可假设一个命题：乡村政治文化能够传递到乡村基层组织系统，从而影响乡村基层民主。政治文化的概念最早来自于古希腊思想家色诺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的思想。18世纪末德国社会理论家约·赫尔德第一次使用“政治文化”一词，1920年列宁也曾使用过“政治文化”这一概念。政治文化作为现代政治学的一个精确概念，则始于20世纪50年代。根据阿尔蒙德等的观点，政治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特定历史环境下形成的一套政治态度、政治信仰和感情，它由本民族的历史和当代社会、经济和政治活动进程所促成。［4］（P5）在阿尔蒙德等观点的基础上，派伊进一步认为，政治文化是一种主观政治因素，除了包括与政治相关的传统、意识、民族精神和气质之外，还包括政治心理、个人价值观以及社会舆论。派伊还研究了政治文化的功能，指出其作用在于赋予政治系统价值取向，规范个人政治行为，使政治系统保持一致。［5］（P62-65）王沪宁（2004）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意识的概念就是政治文化，主要包括有政治意识、民族气质、民族精神、民族政治心理、政治思想、政治观念、政治理想、政治道德等方面的内容。［6］（P342）从学者们的观点可以看出，政治文化实际上是政治行为的内在指导和规范性因素，直接影响着执政者的执政行为，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是政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人们参与现实政治生活过程的经验积累，对于社会政治生活和政治行为具有巨大的心理和精神支配作用。
同时，政治文化是否能够落地生根，是否能够发挥出应有功能，进而影响政府决策行为和社会治理，取决于人们的认同度。赖黎明（2007）指出，政治文化是由社会存在（主要是社会实践）决定的，又反映和能动地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被人民所接受的思想政治上层建筑。也就是说，在本质上，政治文化既来源于以生产社会化为主导的实践，又必须进行被人民所接受这一社会化过程才真正成为政治文化。［7］（P17-26）这就意味着不同的政治文化应匹配不同的社会环境，否则仅仅通过拿来主义引入西方式民主政治势必出现不兼容。阿尔蒙德等将政治文化分为三种类型：一是蒙昧型政治文化，即人们不关心政府的政策和法令，也不向政府表达任何愿望和诉求；二是服从型政治文化，即人们充分认可政府的各项决策，存在一定的参与性，但仍然缺乏参与政治、向政府表达利益要求的意识；三是参与型政治文化，即适应现代民主政治要求，人们理性地参与政治，抱有不过分的参与热情，对合法的权威亦有充分的尊重。［4］（P22）不同类型的政治文化对于政治行为的指导和规范所产生的结果必然大相径庭，如欠发达国家在民主潮之后迅速倒退，出现专制和独裁，这就是对本国政治文化或国情不够了解的结果。当前社会思潮中，有许多人鼓吹“民主不适合中国”，或“中国不适合民主”，其实是对民主这一概念理解不够深入，只能说没有找到适合本国国情的民主道路。比如，第一种蒙昧型政治文化就需要政府更多地去培育公民对于政治活动的参与热情，对于第三种参与型政治文化则需要引导更多的公民维持理性民主。我国当前属于多种政治文化共生的复合型政治文化，但是从农村政治文化情况来看，则是以蒙昧型和服从型政治文化为主，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基层政府应该履行更多的政治责任，更为主动地与农民对接，培养农民的政治参与认知与热情。
2017年市科技局争取省级农业科技计划项目3项，经费220万元；2017年市重点研发计划（农业科技支撑）指南中设立农业新品种选育、现代农业技术、生态农业和生物农业技术、农产品深加工及安全技术等类目，引导常州市农业企业开展科研示范，新增支撑项目25项，下拨经费520万元。所有项目均优先支持校企产学研合作。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国家治理和基层自治之间的关系再次引起重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以下简称《规划》）指出：“以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为主线，突出政治功能，提升组织力，把农村基层党组织建成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坚持自治为基、法治为本、德治为先，健全和创新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新的历史时期，要求我们以新的指导思想与理论逻辑重构乡村组织力。当前，我国乡村仍然面临基层组织力弱的问题，基层党组织仍然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软弱涣散等情况，示范引领和团结凝聚作用不强，一些地方以能人代替组织，党委书记制成了家长制，党内其他同志及村民形成了依附型的组织关系，参与基层民主决策的层次较低，同时农村组织结构也表现得十分松散，战斗堡垒作用缺失，主要在于三个方面的原因：
（二）基于政治文化条件的乡村组织力之形成机理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一直在影响着乡村组织力的形成。习近平指出，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的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传统政治文化根源于农村，并且基于我国传统政治逻辑和习惯形成了一整套围绕基层事务处理的内在规则，集中表现在乡村组织力上。乡村组织力主要是指乡村基层组织基于国家授权、自身管理乡村的能力以及基于被管理者的认可接受程度而形成的一整套治理和组织能力。乡村组织力的主要评价指标包括国家治理和基层民主两个方面：
其二，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尚未改变，人口加速流动冲击了农村原有的社会结构，导致农村组织结构的松散。改革开放以来，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凸显，集中表现为城市因加速扩张发展，吸引了大量的农民进城务工，部分在城市安家落户，部分采取迁徙式的工作生活方式，导致农村空心化现象大量产生。某村一年开会上千次，而该村留守村民不到50%，会议决策却全部通过，该村采取的办法是逢年过节让村民集中签字同意，这种变通方式实际上剥夺了村民充分参与民主决策的权利，也在不断蚕食村民的权利意识。人口流动冲击了以亲缘为基础的宗族政治文化，使其变得残缺不全，但仍然存在，人口流动带走的是青壮年人口，大部分年长者还留在农村，宗族势力渗透到基层党支部决策层面，弱化了中央政策在基层的效力。据初步统计，××省80%以上村党支部成员年龄在50岁以上，学历构成和履职能力偏弱，党管农村和民主决策程序意识普遍不强。另外，不少地区在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时过于强调资本下乡的作用，导致资本要素涌入农村局部，挤出劳动力要素，不少地区通过土地流转使农民长期让渡生产资料，或让农民变成股东或变成农业产业工人，进一步弱化了农民的主体地位，更严重的后果是随着大部分农民间接让渡生产资料，将丧失传统农业中的优秀生产技能与文化，缺乏这种生产和生活的文化纽带，将会使乡村组织结构变得更为松散。
首先，从国家治理方面来看，基层组织力的形成与传统政治文化有密切渊源。中央权力如何传达并落实到最基层，纵观历史，由于国土辽阔，人口众多，加之乡村宗族势力的因素，中央权力往往通过委托或授权基层代理人来行使。乡村组织正是基于中央政府授权而形成统管乡邻的正当权力，但乡村组织大多为乡村基于亲缘关系所形成的宗族本土势力，由于缺乏统一的规则，且在各地都以非正式的方式来治理，导致各地乡村组织力存在差异。如在明朝，“一条鞭法”并税制改革后，税制统一，全国大部分乡村赋税维持在3%以内，而发达地区如江浙地区则为8%，这是中央政府基于各地财力的考量，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基于基层组织执行能力的考量。从中央政府权力层层落实到基层的过程来看，权力的效力是在递减的。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就是“皇权不下县”，朱元璋曾经在《大诰三编》中命令县官不许下乡，不得亲自督促乡里工作。黄健荣（2010）认为，不同层级的政府都有可能出现缓发型和激变型的合法性递减现象，从中央到地方存在政府权力能力递减的现象。［8］（P26-40）这是由于中央政府掌控的政治、外交、军事和经济调控等方面的工作较为抽象和宏观，且并没有直接面对人民，因此受到的挑战相对较小，而基层政府或基层组织的行政行为与公众的经济社会活动密切相关，直接接受公众的评价，因此，基层政府或基层组织的权威容易受到来自基层其他力量的挑战，越是基层的政府，这样的挑战越具有敏感性、直接性和突发性。而“皇权不下县”则长期维持着较高的神秘感和权威性。同时，由于中国乡村社会管理的纽带是基于血缘和亲缘关系所形成的宗族管理组织，这种管理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理”来维系社会稳定，“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将传统伦理提高到了理学的高度，谁违背此“理”，则为天下所不容。［9］（P84-90）因此，遵守乡村长老制定的乡规民约既是符合法治正当性的，又是符合传统伦理观念的，基层宗族组织一度对于乡村具有非常强的控制能力。基层乡村治理依靠得更多的不是递减的政府权威，而是这种与传统伦理糅合在一起的政治文化，基层宗族的这种治理比中央权力有效得多。故基于同一种伦理体系，中央权力没有必要与基层伦理争夺控制权，而且有可能也争夺不到这种控制权。
其一，农村以亲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族政治文化生态仍然残余，并制约着当代基层乡村组织力的重塑。当代的乡村经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土地革命、农村市场化等多重变革，加之城镇化的长期影响，传统的乡村组织力受到了很大削弱，但仍有残余，基于亲缘关系的宗族观念在农村地区仍然具有很深的根基。“在某些宗族力量强大的农村社区，国家权威需要借助家族权威的力量建立起来，并借以贯彻执行国家的政令法规。在这些地方，上述两种权威紧密结合在一起，而集这两种权威于一身的人物是乡村社会事实上的统治者。［13］（P13-19）事实上，即使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乡村的这种问题仍然存在，国家治理时常不得不向乡村内生政治系统妥协，这使基层很难真正与中央政府保持完全一致。《规划》中强调，要“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加大从本村致富能手、外出务工经商人员、本乡本土大学毕业生、复员退伍军人中培养选拔力度”。强调这种乡村人才的本土属性反映出现阶段仍然主要依靠农村内生性建设力量，而外来资本下乡的模式已经几乎被证明是难以实现乡村振兴的，至少不应成为主要振兴手段。而这种路线存在的问题则在于“能人经济”能否持续，或许华西村从能人经济到家族企业式经营的过渡已经说明了“能人经济”本身存在制度供给不足的缺陷。缺失了新时期政治文化的重塑，而将一批能人融入残缺的乡村亲缘宗族文化和基层自治文化中，结果显而易见。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绝不能继续放任这些非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在乡村基层肆意发展，而是应以党组织为核心，动员和发展广大基层人民群众，以社会主义新型生产关系为纽带，构建全新的乡村组织结构，重塑和提升乡村组织力。
（三）当代新型乡村组织力重塑的困境
1.1 高职院校传统韩国语专业学生的听说能力较差。在传统的高职韩国语教学中，大多数教师还是沿用以前的教学方法，主要通过板书、讲解等方式授课，而学生在课堂上埋头记笔记，花费了很多时间。韩国语课是一门语言课程，学生需要多加练习才能增强韩国语运用能力，而课堂时间的浪费导致学生练习的时间减少，学生往往在高职院校学了三年韩国语，听说能力依旧不高，这成了制约高职韩国语教学的重要因素。
其次，从基层民主方面来看，乡村基层民主的形成受多方面影响，包括经济、政治、社会结构、文化等至少四个方面，其中传统政治文化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基于特殊的经济土壤，我国形成了乡村特有的自治文化传统。经济发展能够影响民主。［10］（P55-56）这是因为经济发展使得社会集团之间有更多的资源可供分配，因此也促进了融合与妥协。利普塞特则认为：“只有在没什么真正穷人的富裕社会中，广大公众才可能有效地参与政治，不受不负责任的宣传鼓动的蛊惑，一个社会一边是大批贫穷的农民，一边是少数受到优待的精英，结果不是寡头统治便是专制。”［11］（P1）中国古代乡村社会是以分散的小农为主体的社会结构，这个群体拥有土地等生产资料，而被地主所剥削具有人身依附关系的佃农则并不是主体，这个时期的农业生产还是受市场规律支配和影响的。在这种经济多极化力量的制衡下，乡土宗族势力往往成为本土自治的基础，这种自治管理表现为以血缘亲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权威管理。纵观历史，越是在经济繁荣的时期，由于可供分配的社会以及组织的总资源越多，这种宗族管理就越有效，乡村社会越趋于稳定和繁荣。然而一旦遇到天灾，出现经济危机，乡村社会揭竿而起的事件就会层出不穷，宗族管理就会失去效力。由此可见，古代中国社会这种宗族管理是以追求个体利益和宗族伦理价值均衡为目标的组织管理方式，其优点在于具有灵活性且遵循传统伦理观，如以明代理学作为治理基础，能够根据各地甚至各个宗族系统的不同特点来作出相应调整，缺点则在于由于太过于体现个体利益和领导权威，导致这种组织架构很难抵御外部经济危机的冲击。正如亚里士多德所称，繁荣造就民主，巴罗也认为“民主与繁荣指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已经成为一条确凿的经验规律了”。［12］（P61）我国古代传统乡村自治和民主文化同样深受经济本身的影响。
（3）在员工对“职业培训”的满意度评价中，本文依据文献，设计出如下二级评价指标：企业制定的培训计划（U131）、企业中职务晋升机制（U132）、及企业培训的主要内容（U133）。
今天是八月十五中秋节，是亲人们团圆的日子。可是我的爸爸和爷爷因为工作原因不能和我们一起吃团圆饭，所以今年的中秋节跟往常一样，只有我和奶奶、妈妈一起吃晚餐。
其三，农村强调管理和资源输出性，缺乏社区生活服务功能，难以产生集聚能力，缺乏组织发展所需要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当前，各地政府对农村发展的问题强调管理和经济功能，扶贫与惠农都注重提高农村GDP，提高农民收入，然而农村产业的投资回报率远远低于城市，无法调动农民参与的积极性，部分地区以政府兜底、帮忙跑销路的形式来实现惠农，甚至直接指令一些政府合作公司以高价收购，农村短期内各项发展指标上来了，然而农村发展的内生动力并未产生，产品仍然不具备市场竞争力。同时，农村社区生活服务功能仍然较差，大部分农村相比城市而言并不算舒适和便利，农村缺乏基础的教育、医疗、文化的公共产品供给，也缺乏购物、休闲的高端市场化的一般商品供给，这使得乡村在缺乏广泛群众基础的同时更难以形成强有力的组织机构和组织力。一旦政府从兜底工程中抽身而出，农村的经济、生活聚集功能将受到更为严峻的考验，可以说当前各地空心村问题的根本原因并没有解决。
其四，组织与个体直接利益联系的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乡村组织力的权威。当代乡村组织振兴在大部分地区表现为基层党组织建设，然而党建文化在数千年的中华历史中尚属新型事物，当今在城市中开展党建工作尚有较大提升空间，在农村落地生根的难度更是可想而知。乡村党建文化是一种新型文化，是要用以取代传统乡村政治文化，而这个过程并不容易，这就要考虑一个新型文化与乡村本土文化充分融合的问题。农民群体在传统组织观念中仍然保持了利益价值索求，对于党组织而言，要凝聚大家就必须为大家谋利益。这就导致党建的效果在各地产生了分化，在一些先进的地区，党组织带领村民发展产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共同富裕，由于资源的充裕、能人权威的树立以及村民内在生产能力的提升，这些地方组织力较强，如成都唐昌镇战旗村、娄底新化油溪桥村等。而在其他一些地方，由于产业没有能人带动，资源的有限性导致空心村的出现，这些地区的党组织通常以开会、做好工作记录作为留守村民、党员组织生活的主要方式，上级政府不得不通过输血方式继续维持现状，而一旦输血功能停止，空心化就会愈演愈烈。这种传统的组织与个体直接利益联系的机制并不能适应现代农村经济发展的需求，应该探索创新组织与个体间接利益联系的组织机制，如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人民公社化的集体经济，就是较好的间接利益联系机制，在抵御外部经济风险方面具有比直接利益联系机制更强的优势，只需在激发内部成员活力方面作出一些改进即可。
三、优化传统政治文化，实现当代乡村组织振兴
（一）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伦理替代乡村传统宗族亲缘关系伦理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向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宏伟目标阔步前进。”［14］（P121-131）文化是国家和民族发展的灵魂，是新时期促进乡村振兴和区域崛起的关键。当前，要大力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进农村，解决农村文化供给不充分的问题。一是用集体主义文化武装农民，消除乡村传统亲缘关系伦理的不利影响。要努力发挥集体主义文化的优势，突出集体经济的重要性，给予成员更多的价值获得感。Markus和Kitayama（1991）认为，东方的集体主义文化强调集体中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依存关系，个体的存在价值通过与他人的相互关联、个体承担和实现的社会责任来评价，这种评价越高，个体对自我的认同就越积极。［15］（P224-253）只有实现了这一点，才能消除乡村传统亲缘关系在农村的影响，毕竟一直以来成员在家族当中的存在感和价值感比在一个陌生经济组织当中更为强烈。要通过强化集体主义文化在乡村的根植，为“政党下乡”提供广袤的土壤，实现政治文化从中央到基层的无缝对接。二是用社会主义先进生产文化武装农民，改变农民消极务农的心理要素，为组织振兴提供经济文化基础。马克思曾指出：“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16］（P4）当前，农村生产效率低下与农民的心理有极大关系，农民对于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并不强烈，惠农补贴在大部分地区成为“吃大锅饭”和平均主义的代名词。因此，要进一步促进农业市场化，实现农业开放的大格局，一方面，要生产高质量的农产品，让市场有需求，使农业上升为全社会令人羡慕和向往的高端行业；另一方面，要让农民有生产需求，使其主动参与到农业生产提质增效的过程中来，而不是坐等政府给补贴。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进而决定政治文化。一旦农村产生了这种先进生产文化，那么农村的社会秩序也必然朝着现代化市场平等的主体文化方向发展，也将会进一步弱化乡村传统宗族组织的生存空间，从而为新时期政党下乡和组织振兴提供政治文化基础。三是要加强党组织的基层战斗堡垒作用，发挥好党组织领导农村各项工作的作用。《规划》指出，“加强基层纪委监委对村民委员会的联系和指导”，通过这种方式能够将中央政治意图有效贯彻落实到最基层的组织单位，通过“政党下乡”，也能够大力推行民主决策程序，完善和创新村民议事形式，形成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的多层次基层协商格局，从而确保群众的知情权和决策权。
（二）加快区域均衡发展，努力转变农村补贴城市的经济治理思维
城乡二元治理结构也源于“皇权不下县”的传统治理思维，由于长期缺乏中央政府插手治理，使农村与城市在经济要素配置上截然对立起来，同时这种传统的思维方式与作为“农业基础地位”的经济学理论相结合，使得农村补贴城市变得“理所当然”，其实这种治理思维早已不适应现代区域发展一体化的经济大格局。要改变这种传统治理思维需要做好三个方面工作：一是用资源的均等化配置冲破现有的人才配置框架。首先，要改变“政党下乡”将弱势人才资源配置到基层的现状。长期以来，以地区和行业为党员组织所属标准的组织制度使经济、政治发展程度高的地区或优势行业聚集了大量党员人才，而农村农业作为区域弱势和行业弱势的集中区域，其党员的能力素质和履职能力整体而言也较弱，而人才选拔实行自下而上的流动发展，更是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政党下乡”和中央精神落实到基层的效果。因此，要努力改变党内人才配置不均衡的现象，让优秀党员人才成为当代乡村振兴的核心力量，形成人才向农村基层一线流动的用人导向，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农村党员工作队伍，为改变乡村基层的政治文化生态和组织振兴注入一股全新的力量。二是要消除知识分子与农村对接的鸿沟。要改变知识分子下乡只是为了帮扶的工作思维，让农村成为当代知识分子创新创业的平台。政府应在农村为知识分子提供更多的创业便利，进一步提高知识和技术在农村的转化率，要形成优秀人才在农村就业光荣的社会导向，将其上升为国家统一行动，在自愿的基础上形成新一轮的“知识青年乡村创业”活动。三是要实现城乡经济地位平等，彻底转变农村补贴城市的思维方式。不论是改革开放前后的农村资源流向城市，还是现阶段资本下乡，其本质都是农村补贴城市。刘易斯认为，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带来农业剩余的增加，会使工业部门的贸易条件得到改善，从而有利于阻止工业部门实际工资的上升。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增加农民的实际收入，从而推动工业部门实际工资的上涨。［17］（P47-55）因此，理论界和实务界普遍都认为农业处于国民经济的基础性地位，这就为农村补贴城市提供了理论依据。然而，黄泰岩、王检贵（2001）则认为，“在工业化的中级阶段，农业的产品贡献、要素贡献和外汇贡献一般会逐步减少，而市场贡献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与日俱增。必须采取措施促进我国农业基础性地位的转变。”［17］（P47-55）基于此，从当前资本下乡的运作机理来看，在分配环节总是以产品贡献、要素贡献作为主要分配依据，农民在这个产业链发展中处于低端分配环节，农业产业资本将低效农业亏损的主要部分转移给农民承受，十分不公平。因此，有必要实现以市场贡献为分配依据的全新分配方式，改变过去农村补贴城市的思维方式，正如《规划》所指出的，要“推动形成平等竞争、规范有序、城乡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建立健全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同工同酬制度”。
（三）重视农民的主体地位，用农村社区服务文化集聚组织发展要素
优化传统政治文化，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就在于提高劳动者的地位属性。中国古代社会是以阶级和剥削为主的社会关系，国家治理和基层自治最终都落到如何维护阶级统治方面，农民只有工具价值而没有主体价值，农村依靠宗族政治文化维持着不公平的稳定，极大地限制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要区别于以往任何时期，要把农民的主体地位充分凸显出来。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坚持不懈推进农村改革和制度创新，充分发挥亿万农民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不断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激发农村发展活力。”［18］农村农业如何发展，落脚点在于农村基层组织力的提升，其根本在于激发广大农民在农村安居乐业的热情。当前，应该探索发展农村社区生活与养老体系，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只有保障和改善农村民生，解决好农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加快农村民生工程建设，不断提高农村社区生活质量，才能在农村集聚更多符合组织振兴发展的基础性资源要素，从而形成区别于传统政治文化的新型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为农村农业的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和群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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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itional Rural Political Culture and Contemporary Rural Organizational Reconstruction
WANG Tao-qin
（Research Department of Economy ，Party School of the Hunan Provincial Committee of C.P.C ［Hunan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 ］，Changsha 410006，China）
Abstract： Chinese traditional rural political culture has been deeply influencing the rural grass-roots gover⁃nance structure in our country，reflecting the governance logic of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grass-roots autonomy，and still affecting the role of“Party going to the countryside”in contemporary rural area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grass-roots organizational capacity with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as the core.To solve this problem and control its negative impact on the revitalization of contemporary countryside to the greatest extent，we must replace traditional kinship ethics with advanced socialist cultural ethics；speed up balanced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strive to eliminate the economic governance thinking of rural subsidized cities；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main status of farmers，and use rural community service culture to gather and organize development elements.
Key Words： Chinese traditional rural political culture；rural revitalization；state governance；grass-roots auton⁃omy；organizational revitalization
中图分类号： D693.7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5729（2019）04-0075-07
收稿日期： 2019-04-30
作者简介： 王韬钦（1982—），男，湖南沅江人，经济管理学博士，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湖南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农业经济、航空口岸经济。
责任编辑：傅建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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