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时期镇压规模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斯大林论文,时期论文,规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斯大林时期的大镇压有各种说法和评价。斯大林时期到底镇压了多少人?说法不一，说少的认为不过80万人而已，说多的认为高达6000万人。人数是不以主观愿望为转移的，必须以事实作为依据。困难在于至今没有看到官方确定的完整的最后数字。作为外国学者，我们只能根据苏联解体以前和解体以后官方和有关学者的各种不同说法进行分析，找到比较接近事实的结论。
在斯大林时期，镇压的数字属国家机密。赫鲁晓夫在揭露斯大林错误的过程中也没有公布过确切的数字，恐怕不是不想公布，而是其中确实存在许多困难。平反过程至今没有结束；档案不全，有的早已被销毁；有的是没有立案的秘密处决，没有留下文字资料；大批被迫害致死的农民(所谓富农)没有得到平反，无法统计出他们的死亡人数；集中营以及各大建筑工程中劳改人员的死亡人数也难以统计。正式平反的数字并不是镇压的全部人数，而仅仅是被镇压者中得到平反的那一部分数字。被正式判刑处决的仅仅是镇压的一部分，即使有准确的数字，也不足以反映镇压的全部规模。
有些部门的镇压情况比较清楚，例如对红军将领的镇压，对联共第17次代表大会代表及其选出的中央委员的镇压，已经有详尽的具体数字，但这是局部的数字。
可以参照的是比较权威的人士的数字。他们有可能看到秘密档案资料，如总统档案、斯大林的“特档”。几十年以来系统研究大镇压问题的专家，他们也许看不到苏联官方的档案，但通过另一些渠道可以获得官方所没有的资料，如梅德维捷夫兄弟、索尔任尼琴。
西方一些苏联学专家长期跟踪研究苏联的历史和现状，他们通过不同渠道得出数字。如康奎斯特的《大恐怖》，该书提供的数字经常被西方学者，甚至苏、俄学者所引用，但也有值得怀疑的地方。
苏联领导人透露的数字，例如斯大林同英国首相丘吉尔的谈话。戈尔巴乔夫时代以来公布的解秘档案，有关部门权威人士提供的数字。迄今为止，这些数字仍然不是完整的数字，但可信度比较高。
一、“镇压”(репрессироватъ，осуждатъ)的概念
本文成文较早。最近看到吴恩远的文章《斯大林时代被镇压人数考》(简称“吴文”)(注：吴恩远：《斯大林时代被镇压人数考》，《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2年第6期。)，觉得吴文的提法、概念和数字尚可商榷，所以加写本节。
关于斯大林时期实行的镇压在一些史书中有不同的说法：“大清洗”、“大镇压”、“大恐怖”、“大肃反”，尽管色彩有所不同，说的是同一件事，即苏联20世纪20年代末至50年代初斯大林时期对一大批无辜人员的镇压迫害。这是对社会主义历史上一种恶的现象的笼统说法。它所表达的是对一大批无辜的人们的镇压和迫害，而不仅仅是指一批人通过审判被判处死刑的现象。“清党”是联共党内的措施，但说“大清洗”时，指的显然不是清洗多少党员的问题，被清洗的党员多数遭镇压，但镇压的人数大大超过“清洗”的人数。同样，在计算被镇压的人数时如果仅仅限于通过法庭判处死刑的人数，显然也不可能揭示出镇压的规模，因为还有一大批人没有通过合法程序就被处死的。至于“肃反”的说法这里就不多说了，这是套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说法，当时苏联并没有这种说法。用“清洗”或者“镇压”也许恰当一些，这是中性词，不包含价值判断。
“镇压”在我国也是一个常见词，按《现代汉语词典》有三解，头二解是：1.用强力压制，不许进行政治活动，镇压反革命；2.处决(反革命分子)。《辞海》中“镇压”的第三解是：压制、压服，引申为处决，如镇压恶霸。因此，谁都知道，说某人被镇压，其同义语就是被处死。
俄语中似乎没有与中文“镇压”这种概括用语完全相应的词。俄语表达“镇压”概念大体上有这么几个词：подавитъ，репрессироватъ(репрессия)，осуждатъ。Подавитъ为镇压、扑灭、平定，例如镇压暴动，平定叛乱。这不属于本文涉及的镇压概念。Репрессия，按苏联4卷本《俄语辞典》有两解：1.惩罚措施；2.惩罚。《大俄汉辞典》解释为：1.惩罚、镇压；2.惩罚手段、镇压手段。Осуждатъ，作判罪、定罪解。4卷本《俄语辞典》解为：认定有罪，做出有罪判决，确定惩罚措施。但这都是书面上的含义，实际情况却并不这么简单。
苏联时期交待一些人物的最后命运时最常用的词是осужден、репрессирован。这是一个很笼统的用语，乍看起来，只是说此人被定罪判刑，遭迫害、镇压，并未说明此人的生死。在осуждатъ后面应当加上на смертъ，才能确定此人被判处死刑。然而在很长时间里осужден已经成为判处死刑的代用词，或者说“婉语”。俄文第5版《列宁全集》后面列有人名索引，那里大量人物的最后命运是осужден，例如布哈林、李可夫等等。不用说，这些人都饲被处死的，并且多半是被枪毙的。我们知道，布哈林在临刑前曾经要求斯大林赐予毒药，但最后得到的仍然是枪毙。Репрессирован一词也同样如此。1990年《苏共中央通报》第7期公布的1919—1990年中央委员会领导机关成员简历才对此作了具体说明。例如叶·亚·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最后结局是：“遭镇压(репрессирован)：1937年7月13日被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判处枪决并于当日枪毙。”(注：《苏共中央通讯》(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1990年第7期，第117页。)在这份名单里，凡是репрессирован的，后面的说明都是交待什么时候判死刑，什么时候执行的。在苏联和俄国的一些文献中，遭репрессироватъ的人群中，实际上还包括自杀(如托姆斯基、奥尔忠尼启则)、死于狱中或者劳改营中的人(如索柯里尼柯夫在狱中被打死)。这同我国出现的某某人遭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的概念是相同的。可见репрессия一词在苏联历史上是个笼统的大概念，其具体内容包括被枪毙的，被迫害致死的，还有死里逃生的幸存者(例如莫洛托夫的夫人、加里宁的夫人)。从苏联、俄国到世界各国，在谈到斯大林的“镇压”时用的大体上都是这种概念。
吴文给我们提供的是按照合法程序判处死刑的人数。然而，这不是斯大林时期遭镇压或迫害的全部数字。镇压的概念中还应当包括20世纪30年代被当作“富农”消灭的大量农民。谈斯大林时期的镇压，不提这些农民是很不公正的。对农民的镇压迫害是斯大林时期大镇压的有机组成部分。这里包括被直接枪毙的；流放途中因恶劣的条件而死亡的；到达流放地因恶劣的气候和生存条件，缺乏起码的物质装备而死亡的。这些人没有被列入镇压、迫害、枪毙的名单之内，但他们是遭受镇压的最大群体，则是不争的事实。其人数官方至今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我们只知道，按照斯大林的说法是“一千万”或者“几千万”(见下文)。
苏联时期承不承认“政治犯”是大可怀疑的。沙皇时期是承认政治犯的存在的，十月革命后曾经存在一个组织叫“俄国前政治苦役犯和流刑移民协会”，出版过《苦役和流放》杂志。但苏联时期是否承认政治犯，本人没有看到确凿的证据。以30年代的三大公审案件为例，被判刑者的罪名都是“背叛祖国”、“进行暗杀”、“炸毁桥梁矿山”、“充当外国间谍”等等，这些罪名只能构成刑事犯或国事犯，而不是什么政治犯。资料表明正是在大镇压的高潮的1937—1938年，“刑事犯”人数剧增，这显然不是抢劫、盗窃、杀人的刑事犯人数增加的结果。中国曾经有过“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但是苏联并没有搞过名为“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例如30年代的三大公审案等等，在苏联历史上并 没有被概括为“镇压反革命”，也从来没有被叫做“肃反”，因此在我国流行的所谓苏联30年代“肃反”运动、吴文所说的“镇压反革命”的说法，在他们的官方文件或者史学著作中是找不到的。
被镇压的人中有一些是通过“合法的程序”(即通过法庭)判决的，但更多的是通过非法程序即违背宪法的程序，由所谓“三人小组”、“二人小组”判决并执行的，有的甚至没有经过任何司法程序就被处死的。在列宁格勒案件中，据说有人就是被乱棍打死的。在这种情况下，有多少被镇压者列入官方的统计数字，是有待查清的问题。
劳改营中死亡人数至今官方未能提供确切的数字。这不是秘密，苏联的许多大型建筑工程，如地铁、水电站、运河用的都是劳改犯。这是非常残酷的人力使用方法，例如被派到北极圈工地劳动的劳改犯，他们的服装和其他装备都是无法在那里生存的，更不用说劳动了。这些人据说只能坚持一个星期的劳动，然后就会消失。这样死亡的人应不应该列入镇压的范畴呢?由此可见，镇压的概念中至少应当包括被判刑处死的，关进集中营劳改的、流放边远地区以及因此而死亡的，集体化过程中被驱逐以及因此而死亡的“富农”，还有不明不白消失和失踪的。
如果把范围再扩大一些，还可以包括根据各种非常法律、非常措施(如根据“麦穗法”因捡拾地头麦穗，根据刑法105、107条因不出售粮食)而被判刑的；因集体化导致的饥荒中饿死的城乡居民，等等。不过在这里，本文不准备把范围扩大。
斯大林时期镇压时间的起止，研究者说法不一，这也导致统计数字上的差异。我认为大体上说来，应是从1928年的“沙赫特”事件开始，至斯大林逝世时为止。可以看出，要计算出斯大林时期或者苏联时期的镇压人数，仅仅依据官方公布的直接判刑枪毙的数字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事情这么容易，对斯大林镇压的规模的说法就不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实际上，就“大开杀戒”而言，就是官方公布的枪毙数字，就是吴文中所说的数字，也就足以认定了——就算80万无辜人员被处死，这不是“大开杀戒”又算什么?!对此胡乔木有一个评价，他说：“苏联揭露的斯大林的统治，其黑暗不下于历史上任何最专制暴虐的统治。”(注：冯建辉：《关于个人崇拜的历史反思》，《炎黄春秋》1999年第7期。)现在的工作无非是查清一个历史事实而已。事情是发生在别人的国家，我们所能做的工作是有限的，只能看看哪些数字较为接近历史事实，较为可信而已。
吴文列举的几个官方数字，对俄国的历史学家而言，显然早已不是秘密了，但他们还是说不清楚镇压的规模。对被镇压者的数字之所以存在多种说法，显然主要是因为目前的资料不够完整而不足以揭示出事情的全部真相。轻率地说什么我国学者受“西方和俄国学者观点的影响”因而夸大镇压的数字，是不慎重的。数字是事实问题，只有符合实际与否的问题，而不存在受什么影响的问题。人为地缩小镇压的范围自然可以缩小镇压的人数，但缩小不了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
二、关于斯大林时期镇压人数的各种说法
斯大林时期非正常死亡者数量最多的大体上有三种：一种是在30至50年代初在各种清洗中被镇压处死的人；另一种是在集体化运动中被当作富农消灭的农民(其中还可以包括大饥荒中的死亡者，这是集体化的直接后果)；第三种是卫国战争中的军民牺牲，这类人不在本文考察之内。此外，还有一些人数相对少些的被迫迁移的民族，被关押的原红军战俘等人群的非正常死亡，被处死的外国共产党人，遭枪杀的波兰军官(卡廷事件)等。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下期，在戈尔巴乔夫实行改革后不久，一些学者和官方刊物就开始透露斯大林时期再遭镇压的人数，例如，拉达教授认为，有5000万人被斯大林杀害(注：《消息报》(Известия)1988年4月17日。)。吉洪诺夫院士认为，集体化中有1500万人无家可归，其中100万人被关进劳改营，1200万人被流放西伯利亚(注：《文学报》1988年8月初，转引自《参考资料》1988年8月7日。)。波利亚科夫教授说，1936—1939年有100多万人遭镇压(注：《参考资料》1987年10月14日。)。1987年7月苏联官方正式公布了一个镇压的数字：1700万人被送进劳改营并死在那里，有500万个家庭被流放(注：《参考资料》1987年7月16日。)。
以上数字是苏联改革初期公布的，可以作为参考，但还是有必要看看以后一些权威人士和机关的说法。
首先看看德·安·沃尔科戈诺夫的说法，此人曾任苏联陆海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国防部军史研究所所长，是当时少数能够看到最机密档案的历史学家之一，他所写的斯大林、托洛茨基和列宁的三部传记著作大量使用了罕见的档案资料。
他在1989年出版的著作《胜利与悲剧》中有多处涉及斯大林时期镇压的人数和规模。但是他承认“没有掌握关于1937—1938年的受害者的正式统计资料。也许这样的资料现在还没有。根据现有的材料(历届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名单、党的统计报告、各种送呈的报告、司法机关档案中的资料，给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的各种报告等)，可以对被镇压者的人数作一个保守的估计。顺便提一下，国防人民委员部这方面的统计数字最为精确。把这一系列资料(再说一遍，这些资料可能不全)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出，在1937和1938年这悲惨的两年里，大约有350—450万人遭到镇压(репрессия)。其中60—80万人是判了死刑的。此外，有相当多的人并没有被‘法庭’判处死刑，而是后来在劳改营和监狱中不明不白地死去的，这一点也是众所周知的。”他说：“我有许多文献，我觉得，它们似乎可以间接地证明上面所引的350—450万受害者的数字接近实际。”(注：德·安·沃尔科戈诺夫：《胜利与悲剧》第1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550—551页。)他在另一处写道，根据在档案馆发现的一大堆并非总括性的、而是“阶段性的”(姑且这么说)数字，可做出如下统计：在1929年到1933年间进行的农村“革命”中，有850万到900万农民被镇压。1937年至1938年的镇压累及450万至550万苏联公民。当时在这两次大“浪潮”之间的时期内，雅哥达和叶若夫主管的部门也没有闲着不干活，那时大约有100万公民被捕。在二战后，特别是在40年代末，虽然1947年已经废除死刑，劳改营的数量、流刑犯、被流放的人数仍明显地增加了，这是第三次“浪潮”。被卷进去的有550万到650万人。有人可能会提出异议，因为坐牢的不仅有政治犯，而且有刑事犯……的确如此。但是在斯大林去世前，即使根据贝利亚的材料，在各地劳改营关押的犯人中也有25%—30%“是因为反革命活动”而被判刑的。从1929年到1953年总共有1950万到2200万苏联公民成为斯大林镇压的牺牲品(不包括战争年代)。其中不少于1/3的人被判处死刑或在劳改营和流放地死去。他说：“我的估计可能过于谨慎，但这是根据我所看到的文件作出的。我完全承认，许多情况我没能了解到。”(注：德·安·沃尔科戈诺夫：《胜利与悲剧》第2卷，第497页。)
按沃尔科戈诺夫的说法，集体化期间有850万到900万农民被镇压。1937年至1938年有450万至550万苏联公民被镇压，其中60—80万人是经过法庭判决枪毙的，还有100万人被内务部门逮捕。1929年到1953年总共有1950万到2200万苏联公民被镇压，其中不少于1/3的人(即700万左右)被判处死刑或在劳改营和流放地死去。
1997年法国出版了《共产主义黑皮书》，此书于1999年被译成俄文在莫斯科出版。书中引用了《大恐怖》的作者罗伯特·康奎斯特提供的数字。康奎斯特认为：1936—1938年的大恐怖，至少有600万人被捕者，300万人被处死，200万人被埋葬在集中营(注：斯·库尔图阿等：《共产主义黑皮书》(С．Куряуа，Н．Верт，Жан-Луи Панне，А．Пачковский，К.Бартошек.Жан-Луи Марголен，Чёрная книга коммунпзма.Москва)，莫斯科1999年版，第189页。)。《黑皮书》说，现在我们知道，仅在1937—1938年，内务部就逮捕了157.5万人，有134.5万人被判刑(осуждены)(85.4%)，68.692万人被枪毙(占1937—1938年被判刑总数的51%)(注：斯·库尔图阿等：《共产主义黑皮书》，第193页。)。《黑皮书》对各种类型的镇压牺牲者数量做了一个总结：
1.1932—1933年有600万人死于饥荒，这是剥夺富农政策和国家掠夺性的没收集体农庄的苦果；
2.有72万人直接根据国家政治保卫局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判决被枪毙，其中有68万是在1937—1938年；
3.1934年至1940年之间的集中营登记的死亡人数为30万人，1930—1933年的情况没有准确的数据，但在30年代总数约为40万(从被捕到在集中营登记之前死亡者不计算在内)；
4.有60万人是作为被驱逐出境者、迫迁者和特别移民死亡登记的；
5.有将近220万被驱逐者或特别移民；
6.1934—1941年间有600万人被关进古拉格群岛的集中营和流放区(把1930—1933年间缺乏准确数字这一因素考虑在内)(注：斯·库尔图阿等：《共产主义黑皮书》，第207页。)。
按照《黑皮书》的统计，20世纪30年代被镇压的总人数为1622万，其中各种死亡人数为800万左右(600万死于饥荒)。这些数字不包括40年代和50年代初的数字。《黑皮书》的数字接近于《胜利与悲剧》的数字。顺便再介绍一下《黑皮书》提供的另一组数字：到1940年1月1日，53个劳改营和425个劳改流放区共关押167万人，一年后为193万人。有20万人关押在监狱中，等待判决或者发送集中营。18000个内务部管理处管理120万特别移民。《黑皮书》认为，尽管这些数字是被大大缩小的，但根据历史著作和目击者的回忆，它们仍然给我们提供了30年代涉及苏联社会所有阶层的镇压规模的概念(注：斯·库尔图阿等：《共产主义黑皮书》，第207页。)。
三、集体化时期被镇压的农民人数
集体化时期，在“消灭富农阶级”的口号下有大量的农民(包括不愿参加集体农庄的农民、不按规定出售粮食的农民等)死于各种各样的迫害之中，还有不计其数的农民死于集体化引发的大饥荒。这些农民的死亡和那些遭镇压的各级官员、学者、作家等不同，后者多数人死后得到平反昭雪，而这些农民并没有得到官方的平反，连他们死亡的确切数字也难以统计。
最早正式透露死亡人数的是斯大林本人。1942年8月14日，斯大林在同丘吉尔谈话中透露，在集体化期间“富农”死亡人数达“几千万”。丘吉尔在其回忆录中记录了这次对话内容：
“我(丘吉尔)问：‘请你告诉我，对你个人来说，这次战争的紧张情况是否像贯彻集体农庄政策一样?’
他(斯大林)说：‘不，不，集体农庄政策是一场可怕的斗争。’
我说：‘我认为你一定感到不好办，因为你要对付的不是几百万贵族或大地主，而是几百万小人物。’
他举起了双手，‘几千万哪，那是可怕的。一直进行了4年。’……
‘这些人就是你们所说的富农吗?’
他说：‘是的，’但是他没有重复这个字眼。
我问：‘结果怎样呢?’
他说：……‘他们大部分都为农民所痛恨，被他们的雇农所消灭了。’”(注：温·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4卷下部第3分册，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733—734页。)
《胜利与悲剧》引用了这段回忆，所引数字为1000万人(с десятъю миллионами)(注：德·安·沃尔科戈诺夫：《胜利与悲剧》上册，第311页；俄文版第1卷第2册，第20页。)，显然是翻译出的问题——“百万”前面的“十”字俄文是单数，英文可能是复数(注：笔者未找到英文版，无法核对。)。
沃尔科戈诺夫本人在《胜利与悲剧》中认为，在1929—1933年集体化期间有850万至900万农民遭镇压。他写道，成为“剥夺富农”对象的有100多万农户(不仅仅是富农)。根据一些计算，在大规模集体化开始的时候，国内富农占农户不到3%，即将近90万人。从一些资料看，1929年被赶到西伯利亚、北极地带的富农在15万户以上，1930年为24万，1931年为28.5万以上(共计67.5万户)。根据他的计算，遭剥夺的有850—900万人，其中大部分人背井离乡……许多人由于反抗而被枪毙，不少人死在去西伯利亚和北极地带的路途中。总共有6%—8%的农户被卷入了形式不同的剥夺富农的漩涡(注：德·安·沃尔科戈诺夫：《胜利与悲剧》第1卷，第310—311页。)。
实际上，被消灭的“富农”人数不是全国人口的3%，而是大大超过此数，有的地区甚至达15%—20%之多。据罗伯特·康奎斯特的统计，在1929—1937年之间，由于集体化和饥荒，死亡的人数总共1450万(注：《星火》(Огонёк)周刊1988年12月20日，转引自李宗禹等著：《斯大林模式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0页。)。
罗·麦德韦杰夫曾经是苏联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是苏共中央委员，至今仍坚持社会主义观点。他一直致力于揭露斯大林的错误，批判斯大林主义。他是相当严谨的历史学家，早在苏联时期就通过各种渠道搜集有关斯大林问题的资料，包括镇压的人数，其资料可信度较高。他在其专著《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中说，到1931年，镇压的范围更加广泛了。这种残酷行为的总规模究竟有多大很难查清。在1933年联共中央一月全会上，有报告说，从1930年初至1932年底，有240757个富农家庭被迁往国内边远地区。这个数字显然偏低。据报道，消灭富农分两个阶段进行：在第一个阶段，即1930年10月以前，迁往国内北部地区的富农家庭有115232个；1931年2月，通过了关于富农外迁的第二个决定，一年内就有265795个富农家庭外迁，这样，外迁家庭总数就达到了38.1万户。这是官方公布的数字，是根据执行外迁任务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各机关的报告，以及联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1年秋天的调查材料而得出的。这些数字没有包括那些迁入实行全盘集体化地区的人，以及当作“小富农”被迁出的几十万中农和贫农。此外，1932年大批农民家庭和哥萨克家庭被迁往北部。被剥夺政治权利的富农家庭总数在100万个左右，其中至少有一半被迁往国内北部和东部地区(注：罗·麦德韦杰夫：《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11页。) 。
有一个权威人士是亚·尼·雅可夫列夫，此人曾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宣传部部长，从戈尔巴乔夫时代就开始担任政治镇压受害人平反委员会主席，苏联解体后继续担任俄罗斯联邦总统直属政治迫害牺牲者恢复名誉委员会主席。他在《一杯苦酒》中提供了剥夺“富农”的大致数字：20世纪30年代初“剥夺富农”中，相当大的一部分“被剥夺的富农”全家被迁移到国家最边缘的地区，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和北极地带的工地，这总共约有120万户。此外，有50多万农民被判处不同期限的监禁。后来有的被枪决，有的在遣送流放地和特别移民点的途中死去(注：亚·尼·雅可夫列夫：《一杯苦酒》，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124—125页。)。这120万户，以每户平均6—8人计算(父母、妻子、子女)，人数为800—1000万。
可见斯大林、沃尔科戈诺夫、麦德韦杰夫和雅可夫列夫提供的遭镇压的农民数字是接近的，约在1000万人左右。这一数字不包括大饥荒中的死亡人数，按《黑皮书》的说法，1932—1933年有600万人死于饥荒。实际上因饥荒死亡的人数要超过这个数字，但迄今没有确切的数字，有的历史学家只好借助于人口统计学的比较，求得大体的数字。
四、一份档案材料所提供的印证
以上各种说法的可靠性如何?是否接近历史真实?特别是其中不少人具有反共倾向，会不会恶意捏造，给斯大林抹黑呢?下面用一份俄罗斯《本国档案》1992年第2期公布的解密档案来印证一下，这是迄今为止我看到的惟一一份有关此问题的档案(注：《本国档案》(Омечественные а рхивы)1992年第2期。)。
这份档案(注：档案原件没有合计，此合计是本文作者计算的。)本身有如下说明：
本表系В.П.波波夫根据苏联内务部特别处代理处长帕夫洛夫上校整理的资料绘制。制表日期注明为1953年12月11日。作者认为，资料中有两处显然不准确：一是表中第8栏所注1937年被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局务委员会判刑的人数，因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已于1934年撤消；二是经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议判刑的人数(第9栏)从1924年即开始列入表中，但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议到1934年11月5日才成立。因此，列入上述年份的判刑人数应计入这一期间存在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在一份资料上有铅笔写的标注：“1921—1938年判刑人数共计2944879人，其中30%(1062000人)是刑事犯。”
笔者根据上述数字把镇压人数制成曲线，从中可以形象地看到镇压的变动情况，这也是斯大林关于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的生动插图。
这份档案给我们提供了把20世纪20年代同30年代的镇压作一比较的可能性：
1.1921—1940年判刑总数为3080554人，其中死刑为749421人。
2.1921—1929年判刑人数总共208843人，其中死刑为23391人，而30年代数量剧增，人数达2871711人，其中死刑为726030人。
3.从各年度判刑人数看，1930年起判刑人数急剧增加，1929年为56200人，而1930年为208069人，处死人数也由1928年的869人，1929年的2109人，增加到1930年的20201人。此后一直居高不下，这显然同集体化的开展和消灭“富农”有关。
4.镇压的高潮是1937—1938年，判刑人数分别为790665和554257人(两年共1344922人) ，其中死刑分别为353074和328618人(共681692人)。而1936年处死刑的只有1118人。这两年判处集中营和监狱的人数也是破纪录的，分别为429311和205509人(共634820人)。人数剧增的原因显然不是由于刑事案件的增加，而是对各界人士镇压加强的结果。
5.1930—1940年间2871711被判刑人数中经法庭和法院(这是合法的机关)判处的人数为663614人。而其余两百多万人都是经由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局务委员会、特别会议和三人(或二人)小组判决的。这几个机构行使司法审判是违宪的。此外，还有无数的人是未经任何审判被秘密处决的。
这份材料写于上个世纪50年代初，平反工作刚刚开始，所以这里的数字是极不完整的。说有1/3是刑事犯，实际上，第一，30年代的刑事犯不可能多于20年代；第二，到30年代只有刑事犯或国事犯，并不存在“政治犯”。在三大案件中被控从事“破坏”、“暗杀”、“投毒”、“爆炸”、“出卖情报”、“企图肢解苏联”的人是刑事犯还是政治犯呢?在30年代本来意义上的刑事犯应当少于1/3。
这里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数据：1937—1938年判刑人数共1344922人，其中被判死刑的人数为681692人。可以看出，以上多家对这两年镇压数字的估计大多接近于这个数字或者直接取自这一文件。从这一点也可以印证，他们所说的数字不是信口开河，多少接近于迄今所知道的事实。另一方面也说明，康奎斯特所说的1936—1938年至少有600万被捕者，300万人被处死的说法可能有点夸大了。
五、大致的结论
斯大林逝世之后不久，苏联有关当局即开始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为737182人恢复了名誉。1962年反斯大林行动降温，平反工作几乎停顿。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才又继续这一工作，至今没有结束，所以官方始终没有公布过确切的被镇压的总人数。各国研究者一致认为，要准确查清斯大林大镇压的牺牲者的数量是不可能的。可能做到的仅仅是得出一个大致数字，或者说关于镇压规模的大体概念。
兹·布热津斯基综合各种统计资料，在《大失控与大混乱》中得出如下数字：
按保守的估计，斯大林造成了不少于2000万人，可能甚至超过2500万人的死亡。在这一总数中，单就1937—1938年期间，有100万人被枪决，另有200万人死于劳改营。在20年代后期斯大林掌权后的前几年还有100万人被处决。在集体化期间和人为引起的30年代初大饥荒中，有几百万人死亡。罗伯特·康奎斯特在他的开创性和里程碑式的著作《大恐怖》一书中估计，总共大约有700万人是斯大林毁灭农民社会中的牺牲品；大约有1200万人则死在劳改营里。此外，还必须加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以后被处死的另外约100万人(注：兹·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8—19页。)。他说，尽管被斯大林处死的确切数字将永远无法获知，但估计在2000万到2500万人的范围内，不会是夸大的。人口普查统计还表明，除此以外，在斯大林统治期间，苏联人口的生物性灭绝的数字甚至更高(注：兹·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第22页。)。布热津斯基本人是不会亲自去做统计的，他用的显然是他人统计资料的汇总。所以我们需要看看苏联或者当今俄国权威人士的说法。
1990年2月13日《消息报》发表《在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一文，介绍了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为无辜遭受镇压的人士平反的情况。文中说，国家安全委员会会务委员会研究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和50年代被无端镇压的人士平反问题。对档案的仔细研究使得有可能确定镇压的规模。1930—1953年间被法庭和各种非司法机关以“反革命罪”、“国事罪”判刑的共3778234人，其中786098人被枪决。被镇压的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大学者、军官、文学艺术家、经济管理干部、工人、农民和契卡人员。
1988—1989年，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与苏联检察院搜集了诸如“右派与托派联盟案”、“军事法西斯阴谋案”、“列宁格勒案”、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中心”、“平行中心”、“莫斯科中心”案、“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案”、“工人反对派案”等等大案的材料。审查了856582人的案件，其中有844740人得到平反(注：《消息报》1990年2月13日。)。
1991年6月，在苏联解体前夕，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公布了一个数字：“目前已查明，1920到1953年期间，在苏联约有420万人受到镇压，其中200多万人是在1937—1938年受到镇压的。”(注：塔斯社莫斯科1991年6月14日电。)由于克留奇科夫的身份，这个数字应当是可信的。
1991年10月18日，俄罗斯联邦出台《关于为政治镇压牺牲者平反》的法令，以后又出台了为无辜被判刑者提供赔偿和照顾的法规，为大规模镇压提供根据的指示和命令解密。这时平反工作已不限于斯大林时期，从1917年至1990年的所有类似的案件都进行重新审查。
1992年8月3日《消息报》发表了记者对俄联邦安全部的专访，其中报道，1987—1990年为1043750人恢复了名誉。
俄联邦安全部平反和档案处处长安纳托里·克拉尤施金提供了这样的数字：在整个苏联时期(1917—1990年)，以国事犯及其他触犯类似刑律判刑的共3853900人，其中827955人被判处枪决。现在国家安全部档案中444888个案件有待审查，其中包括因意识形态原因被判刑的435个案件(注：《消息报》1992年8月3日(题为《内务人民委员会枪决，俄联邦安全部平反》)。)。
需要注意的是，这300多万未判处死刑的人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死在集中营之中。有将近45万个案件有待审查，就是说这些涉案人员没有被计算在385万人数之内。
还有一个权威人士是上面已经提到的亚·雅科夫列夫。1987年年底，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下专门设立一个委员会处理平反问题，由雅科夫列夫领导。在叶利钦时代，雅可夫列夫继续这一工作。在此期间，委员会为250万人恢复了名誉。毫无疑问，他是能够接触到所有有关材料的人。然而他在《一杯苦酒》中也说，“目前尚无根据可靠文件得出的、能准确反映全国性大悲剧规模的确切数字。”但是他认为，被镇压的韦尔纳茨基院士1939年1月写的日记所说的被流放和监禁的总人数为1400—1700万，“不会有什么夸大之处”。
《一杯苦酒》中提供了一些比较确切的数字。1954年内务部长C.克鲁格洛夫报呈赫鲁晓夫：1930至1953年间遭镇压的人数约为370万，其中76.5万人被枪决(注：亚·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第133页。)。雅科夫列夫认为，这个数字被大大压低了。其中没有列入内务人民委员部内部监狱的人数，没有在集中营中的死亡人数。遭镇压的农民和被放逐的少数民族的人数也被忽略了。所以应当加上受害于集体化时期的340万人和遭镇压的330万少数民族，这样就超过了1000万人。
由于政治原因进行镇压是恐怖政策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广泛的惩罚政策。1923—1953年，仅俄罗斯联邦据不完全统计被判刑的人数超过4100万。其中确实有刑事犯，但有数百万人是因上班迟到，未完成规定的劳动日定额等原因而丧失自由的(注：亚·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第134页。)。
2000年十月革命节前夕，雅科夫列夫接受记者采访，下面是他同记者的对话：
帕施可夫(记者)：“据我所知，斯大林镇压(репрессия)的牺牲者大概有五六百万”。
雅科夫列夫：“不，超过五六百万。实际上，这涉及可以说2000万人，也许还要多。我认为多于此数。天才的学者，韦尔纳茨基院士说是1600万。而我倾向于2000万。全部问题在于，在这些数字中目前还没有把那些尚未正式恢复名誉的人计算在内。例如那些被从其居留地流放到遥远地区的农民，另一些”……帕施可夫：“也就是被作为富农剥夺的”……
雅科夫列夫：“是的，这是被当作富农[而被]剥夺的……他们都带着孩子……发布‘麦穗’令之后，您记得，第一年有120万人被判刑，要知道这一直持续到1953年。甚至 1953年斯大林去世以后，还有30万人因为没有出工、没有完成劳动日的任务、捡了‘麦穗’以及其它问题被判刑。”
“我[向总统]提出成立统计政治镇压牺牲人数的各部门联合委员会，最终哪怕得出一个大体数字，准确数字我们是永远不会知道的，哪怕是一个大体的数字，他们有多少人?是谁?在什么地方?有那些类?不仅有被枪毙的，还有饿死的，要知道……有1000万人是饿死的，死于有组织的饥荒。一次是死于余粮收集制，而另一次是在乌克兰，在我们的南方城市死于有组织的饥荒。与此同时，还出口粮食，卖粮食。”(注：网上资料“一周访谈”(www.nns.ru.Интервъю неделн)，2000年11月4日。)
综合以上的各种说法，可以得出一个大致的概念：以国事罪被正式判刑的人数在450万左右，其中被枪毙的约85万左右。这数字不包括在集中营中的死亡人数、集体化中被当作“富农”消灭的人数、大饥荒中死亡的人数。
现在来做个小结。当时苏联人口约1.9亿(注：《苏联国民经济70年》(Народное хозяйство СССР за лет)，莫斯科1987年版，第5页。据此书统计，1940年苏联人口为194077000人。如果减去新加入的波罗的海三国6451000人，1939年人口约为187626000人。)，被直接镇压的人数为2000万左右，占人口的1/10。这个数字就是一般所说的“大镇压”的规模。不过无论如何，本文所提供的仍是一个大致概念，希望以后有更多的解密档案能提供更准确的数字，以彻底解开此20世纪历史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