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阶段转折点与劳动力市场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转折点论文,发展阶段论文,劳动力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个功能完备和成熟的劳动力市场，不是一夜之间就形成的；由一系列制度体系和规则构成的劳动力市场机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劳动力市场几乎永远处在成长、转型和发育状态中。对于中国来说，既有在二元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市场从无到有、从低级到高级的发育任务，也有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劳动力资源的配置向市场机制的轨道转变的任务。因此，劳动力市场发育是研究劳动经济学的一项重要内容。
本文把一般现象与中国的现实相结合，讨论劳动力市场存在的不完善方面，概括劳动力市场演变的主要内容，并在经济发展阶段的分析框架之下，揭示在不同的发展时期，劳动力市场发育、变化的不同任务和特点，从基本的经济学分析逻辑和方法出发，帮助读者在认识劳动力市场变化一般规律的作用下，能够正确把握特定时期中国劳动力市场发育的主要方向。
一、劳动力市场不完善
正如受新古典主义统治的现代西方经济学，把完善的信息和市场条件下的价格机制作为经济活动发生其中的前提假设一样，起源和发展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劳动经济学，把一个完备的劳动力市场作为给定的制度环境。虽然在劳动经济学中也讨论劳动力市场分割、工资和工作歧视、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工资刚性等与劳动力市场功能相关的问题，总体而言，基本的前提假设是，劳动力市场的基本功能是健全的，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是建立在市场机制上面的。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1.在劳动力市场比较健全的发达国家，劳动力市场功能是不断变化的。一方面，随着市场制度的演进，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程度可以得到提高，因此，事实上这些国家也在经历着劳动力市场功能从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的发育过程。另一方面，新制度的引进也可能造成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的降低，在问题得到认识的情况下，也需要有一个修正的过程，这同样是劳动力市场的发育过程。
例如，由于偏见的存在，针对年龄、性别、种族等特征的劳动力市场歧视，可以通过立法和规制得到削弱，从而提高劳动力的配置效率。而由于历史原因，在雇主可能把上述个体特征作为劳动者人力资本的识别指标的情况下，随着劳动力市场对真实人力资本的相对准确的识别，同样可以提高配置效率。可见，在存在歧视的情况下，意味着劳动力市场有进一步发育的空间。另一方面，当政府规制、工会、集体谈判等制度的作用超过了应有的界限，从而产生削弱劳动力市场功能的效果时，也意味着具有通过部分解除规制改进市场效率的机会。可见，只要存在制度的调整，劳动力市场就处在发育的过程中。
2.在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功能不尽健全，因此，发育劳动力市场是重要的任务。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功能障碍主要来自于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如地区之间的分割、部门之间的分割，以及城乡之间的分割。这些市场分割与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特征有联系，即一方面农村具有绵绵不断的劳动力过剩供给，另一方面制度性的因素也阻碍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例如在中国，为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畅通地流动制造了障碍的户籍制度，就导致劳动力市场的严重分割。
3.从原来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中的国家，使劳动力市场得以发挥作用的主要机制，都有待于通过改革而重新构建。在计划配置劳动力资源的情况下，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工资的形成不是根据劳动力的市场供求决定，人力资本不能准确地予以衡量，甚至市场供求信息也被人为的计划所掩盖了。因此，体制的转轨同时就是劳动力市场的发育。考察计划经济条件下，中国劳动力的配置机制，可以清楚地了解这一点。
尽管劳动经济学是在发达国家发展起来的，但是，由于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的劳动力总量要远远超过发达国家，因此可以说，在世界大多数国家，劳动力市场是不完善的。在标准的劳动经济学教科书中，不专门讨论劳动力市场发育问题，是一种偏见和失误。实际上，如果我们结合历史演变的纵向序列和跨国比较的横向序列，可以清楚地看到，劳动力市场总是处在从无到有，从低级到高级的变迁过程之中。根据一个国家在劳动力市场结构上的起点，我们可以观察每个单一国家劳动力市场发育的本质，即有的是一种转型，从畸形儿成长到正常状态，有的则是成长，从孩童成长为机能健全的成年人。
二、劳动力市场从分割到一体化
既然无论是在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还是转轨国家，劳动力市场发育都在发生，都是提高劳动力市场效率的重要来源，因此，我们需要了解的是，劳动力市场发育包括哪些内涵，以便帮助我们对一种劳动力市场演变现象做出判断，看其是否是劳动力市场发育现象，其演变方向是否朝向配置效率的改进。换句话说，我们首先需要了解成熟的劳动力市场应该具备的条件，例如雇佣关系的决定和工资决定、劳动力的流动性，以及劳动关系形成的制度环境，等等。我们还要通过对一个特定的研究对象，如中国的劳动力市场进行分析，观察其在上述相关的方面，是否具有成熟的劳动力市场特征，如果不是，表现在哪些方面，通过怎样的演进方式可以趋近于更加成熟的劳动力市场。
劳动力市场发育水平、功能发挥和配置效率，可能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如劳动力市场分割和歧视、工资报酬不反映人力资本、过度规制导致的流动性差和工资刚性等等。从以往的劳动力市场发育过程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劳动力市场是如何向其目标模式前进的。这里，我们可以从二元经济结构下普遍存在，同时对中国情形又具有很强针对性的劳动力市场演进现象出发进行分析。
（一）二元经济与劳动力市场分割
刘易斯舍弃了新古典经济学劳动力不是无限供给的假设，把一个国家区分为两个部门，我们这里将其分别称作“传统经济部门”和“现代经济部门”。在传统经济部门中，相对于资本和自然资源来说，人口众多从而劳动力供给是无限的。或者说，在这个部门中，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十分低下。由于这个部门的存在，现代经济部门在增长和扩大的过程中，可以用不变的工资水平不受限制地获得所需要的劳动力供给。因此，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在很长时间内就呈现一种二元经济格局，一方面是以维持生计的工资源源不断地提供劳动力的传统经济部门，另一方面是由积累率制约的不断扩张的现代经济部门。直到现代经济部门的发展把传统经济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吸收殆尽，二元经济增长才逐步被合成为一体化的和均衡的现代经济增长。
在二元经济增长的整个过程中，劳动力市场呈现出典型的分割特征。刘易斯式的二元经济范式，表面上是指两个部门的划分，实际上，从经济逻辑上更主要的是反映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状态。虽然劳动力从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的迁移，是二元经济条件下经济发展的标志性现象，但是，由于在前一部门存在的劳动力供给的无限性，从而劳动边际生产力极其低下和工资的分享特征，以及现代经济部门工会和政府政策的作用，两个部门的劳动力市场是分割的。
图1 农业生产函数与分享工资
在图1中，我们构建一个劳动投入与农业产出之间的生产函数关系。横轴表示劳动投入数量，从0增加到a，再分别增加到b、c、d，一直增加到e都是等量的。但是，由于土地数量是固定的，所以每个等量增加的劳动数量，所能带来的产出增加却是递减的，即of＞fg＞gh＞hi。当劳动投入的数量从od增加到oe时，产出不再增加。按照定义，这就是劳动的边际生产力等于零的情形。如果依照新古典经济学的原理，即工资等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则劳动者的工资为零。然而，在家庭经济的条件下，农业中可以形成一种分享式的报酬形式，即报酬不是根据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决定，而是根据劳动的平均生产力决定。在图中表现为，如果劳动投入量最终是oe的话（这时农业产出是oi），农业劳动者的报酬是oi/oe。可以想见，如果劳动力数量进一步增加，即超过e点，平均产出将降低，农业报酬继续减少。
在劳动力流动受到制度性约束的情况下，农村会产生剩余劳动力，也就是说，主要表现为土地资源的农业生产资料不足以吸收全部农村劳动力，因此，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就会低于非农产业。例如，表1是学者计算的农业、国有工业和农村工业若干年份的劳动边际生产力，即在这三个部门，每新增一个劳动力的使用可以增加的年产值。从中可以看出，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力最低时，只有国有工业的5.5%（1989年）和农村工业的49.6%（1992年）。这意味着，劳动者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产业就业，可以大幅度提高其边际生产率。
假设对于非农产业的企业来说，用相对廉价的劳动力替代相对昂贵的资本，在技术上是可行的，在没有制度约束的情况下，经过一定的时间，上述部门间的劳动边际生产率差异是可以缩小甚至消除的。如果这种差别长期保持，应该发生的流动现象没有发生，预期的流动规模没有达到，很显然是由于劳动力在部门间流动遇到严重的障碍。同时，农业中如此低的劳动边际生产率，也意味着农民家庭没有按照纯粹市场的原则使用成员劳动力，而是分享工作和分享家庭收入。
（二）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
劳动力流动的障碍，很多来自于制度因素。在许多国家，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因素可能来自政府对城市劳动者的过度保护。例如，最低工资标准如果定得过高，超过了市场的均衡水平，企业即使面对着无限供给的农村迁移劳动力，也无法以更低的工资水平雇用这些人。此外，工会对劳动力市场上工资形成机制的影响，也会导致非农产业中工资高于市场均衡水平，产生类似的抑制扩大雇佣规模的效果。
在中国，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制度因素更为直截了当，即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流动受到抑制。中国的户籍制度与其他国家实行的居住地登记制度不同，其目的是把城乡人口的分布和劳动力配置固定起来。根据户籍管理规定，一个人出生后，依据其母亲的户籍所在地进行户籍登记。在他或她的一生中，除非政府认为有恰当的理由，或按照计划经济的统一安排，经公安部门批准，才可以改变户籍登记地。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改革开始，户籍制度一直严格执行，人口迁移，特别是从农村到城市的迁移，会受到严格的限制。具体而言，人口的区域迁移是由公安部门控制的，计划安排之外的农村向城市迁移几乎不可能；劳动力的产业转移则由劳动、人事部门计划调配，自发的劳动力市场也不存在。
在通过户籍制度限制住劳动力在城乡之间流动的前提下，城镇实现了全面就业政策。城市居民的就业在传统体制下得到充分的保障，由劳动部门或人事部门按照整体经济计划和资源配置优先次序安排就业和岗位。在吸收就业的机会中，国有部门是主要的渠道，辅之以城市集体经济部门。这种全面就业的政策是绝对排他性的，即只要一个人没有城市的户口，无论其人力资本如何，无论企业有何等迫切的需要，只要不是在计划安排之内，就不能得到雇用。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如此大幅度地低于国有工业了。
由于能够有效地把农村人口控制在城市体制之外，城市福利体制就可以相应地建立起来了。除了诸如住房、医疗、教育、托幼、养老等一系列排他性福利之外，以保障城市劳动力全面就业为目标的排他性劳动就业制度是这种福利体制的核心。可见，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是以户籍制度为中心和出发点，并包括就业政策、城市福利制度等方面内容在内的一整套政策体系。
与劳动力流动制度性障碍的形成具有相同的逻辑，各种制度障碍的逐渐拆除是劳动力实现转移的关键。下面，我们分别考察在户籍制度改革方面，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政策变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府逐步解除限制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政策。随着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渠道日益狭窄，1983年政府开始允许农民从事农产品的长途贩运和自销，第一次给予农民异地经营以合法性。1984年进一步放松对劳动力流动的控制，甚至鼓励劳动力到临近小城镇打工。而到1988年中央政府则开了先例，允许农民自带口粮进入城市务工经商。到20世纪90年代，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采取一系列措施，适当放宽对迁移的政策限制，也就意味着对户籍制度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特别是进入本世纪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在户籍制度、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机会、劳动者权益等诸方面，为劳动力流动就业创造着更好的条件，进一步推动了这个过程。
三、不同发展阶段的劳动力市场演进特点
在经济史上和当代现实中，劳动力市场发育的内容十分丰富。例如，我们通过解除对劳动力流动的规制、促进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消除市场分割的历程，可以看到通过立法和监督，消除劳动力市场上雇佣和薪酬的歧视现象的实践，还可以看到工会作用的加强和政府立法及规制程度的提高努力，以及增强就业灵活性的劳动力市场新政。
简单观察这种种被称为劳动力市场演进的事物，人们往往会产生一种感觉，似乎上述演变并不是沿着相同的方向进行的。例如，促进劳动力流动和消除就业歧视的努力，可以被归纳为是劳动力市场自由化的政策倾向；鼓励工会发挥作用、倡导薪酬决定中的集体谈判，以及政府立法，更接近于是一个规制的过程；而增强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新政，则是对已有规制的解除。这个观察的印象十分重要，如果不能类似这样的一系列疑问，即便在了解了劳动力市场发育的重要性的情况下，遇到具体的政策选择时，可能往往无所适从。
选择符合国情的劳动力市场规制十分重要。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一国往往面临着如何选择不同的劳动力市场规制手段的问题。是否能够扩大就业，是进行制度选择的重要标准。20世纪70年代以来，和美国相比，欧洲由于执行了一系列更容易导致劳动力市场僵化的规制措施，使其就业增长速度远远低于美国。与此同时，正如许多经济学家指出的，劳动力市场规制中，并不存在单一的制度原则，市场经济允许并且创造多样化。因此，我们在制度建设从无到有的过程中，应该充分借鉴国际经验，选择适合国情的规制措施，确保对劳动力市场的管理不致降低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和竞争性。
其实，一个时期劳动力市场演变的主要内容，并不是由预先就有的某种原则确定的，而是根据特定的发展阶段，着眼于解决当时当地劳动力市场功能发挥所遇到的最主要障碍而决定的。除了一些明显具有国别特色的劳动力市场改革任务之外，通常，劳动力市场发育的主要方向，与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有直接的关系。下面，我们以劳动力市场规制作为代表，用图式来描述经济发展阶段与相关的劳动力市场改革任务之间的关系（图2）。通过这个总体的概括，我们可以对每个时期的任务有一个大致的认识，从而遇到特定的改革措施时，能够做出相对正确的判断。
图2 经济发展阶段与劳动力市场规制变化趋势
我们之所以把劳动力市场规制作为劳动力市场发育的代表，是因为实际上在每个经济发展阶段，以及不同的劳动力市场发育时期，劳动力市场规制都是反映该阶段最具有体制特征的制度现象。而同为劳动力市场规制，其对于劳动力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和效果，却可以有天壤之别。例如，在图中的二元经济发展阶段，劳动力市场演变的趋势，总体来说是降低规制水平，或者说是解除那些阻碍劳动力在部门之间和地区之间流动的制度障碍。而经济发展一旦通过了刘易斯转折点，劳动力市场演变再次具有规制化的特点，但是却是朝着保护劳动者利益的制度安排演进，尽管在规制过度的情况下，也会出现一些沿着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方向的调整。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要经历一个二元经济发展的过程。突出的特征是农村劳动力的剩余为工业化提供低廉的劳动力供给，工资增长较慢，雇佣关系不利于劳动者，城乡收入差距持续保持。按照发展的逻辑，这个过程将一直持续到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变为短缺，增长方式实现一个质的飞跃，进入现代经济增长阶段。由于二元经济发展的理论框架是由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的，因此，这个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到短缺的转变，即是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也被称为“刘易斯转折点”。
中国的户籍制度改革，以及对各种不利于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政策的调整，都属于解除规制这种类型的改革。事实上，在改革以来的整个时期，中国都处在一个二元经济发展阶段上，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转变，也是与经济体制转轨，包括劳动力市场发育相伴随的。通过高速的经济增长和劳动力市场对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城乡就业得到了快速增长。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被消化，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正在消失。如果我们把劳动年龄人口看作劳动力供给的基础的话，人口结构变化的趋势预测，也显示在经历了一个中国特色的二元经济增长阶段之后，劳动力短缺已经初见端倪。人口总量和年龄结构是劳动力供给的基础。基于人口及其结构的预测与分析，首先，通过实施3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国的人口转变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总和生育率已经低于2.1的更替水平，目前为1.7。其次，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逐年下降，预期在“十一五”期间将从总量上不能满足非农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劳动力供给长期大于需求的格局将逆转。我们可以确定，目前发端于沿海地区并且蔓延于全国的劳动力短缺，不是暂时性的现象，而是“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征兆。
随着经济发展经过刘易斯转折点，劳动者和雇用者之间的关系相应发生一个巨大的变化。通常，一个变化着的社会，政府政策倾向的转变需要根据发展阶段来推动。在一个二元经济结构鲜明反差、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环境下，不管政府的愿望如何，发展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城市偏向总是不可避免的。而一旦二元经济结构的基本条件发生了变化，政策调整就是可能的，而且具有十分迫切的性质。换句话说，当上述转折点没有到来之前，政策调整的愿望可能是真诚的，但却是一厢情愿的，因为这个良好的愿望没有和发展阶段的要求相契合。而一旦转折点到来了，政策调整就是顺应发展阶段要求的必然性，违背这个必然性就会受到惩罚。
劳动关系中存在着一个所谓“供求法则”，即劳动力供求之间的关系决定着劳动者与用工者之间的谈判地位，以及他们双方在政府立法和政策决定中的相对影响力。撇开政府或企业是否天生具有善待劳动者的良好愿望不说，西方国家政府立法更加倾向于保护劳动者的权益，工会组织得到更高的地位，在雇佣关系和工资决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雇主为了竞争稳定和高素质的雇员而开始改善雇佣条件，以及劳动者有了较大的选择空间，从而较少受制于“饥饿的锁链”，大都是从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变化的时候开始的。因此，这是一个劳动力市场制度形成和完善的大好时机。
在这个发展阶段的转折点上，政府应该积极地通过立法和各种规制，保护普通劳动者的利益和权益。在劳动力丰富从而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条件下，劳动者在雇佣关系中经常处于不利的地位，易于受到不平等对待，雇主违反劳动立法侵害劳动者利益的现象时常发生，劳动者的工作条件和待遇也不尽如人意。虽然在微观的层次上，雇主侵害劳动者利益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给其带来经济利益，但是，在社会层面上，劳动者如果长期受到不平等对待，就有可能产生不满的情绪，并且这种不满会从直接针对雇主转移到针对社会。因此，劳动者利益和权益持续得不到有效保护，是造成社会不和谐的一个重要诱因。作为公共政策的供给方，政府应该充当保护劳动者利益的代言人和执行者。目前，中国正在从长期的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转向劳动力短缺的新阶段，这种转折阶段正是政府和社会加大对劳动者实施保护的大好时机。一个对劳动者实施良好保护的劳动力市场，就是一道保持和增进社会和谐的有力保障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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