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文化人的生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延安论文,文化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军事共产主义
1940年前的延安，沿袭南方苏区，实行军事共产主义，即以资历为据，稍作区别，级差甚微，男女无别，追求绝对公平，以体现人人平等的价值理念。因为，每一场革命的发动阶段都会提出高于既有政权的道德标准。斯诺夫人描绘：“中国的共产主义是最原始的共产主义，平分了又平分，一直分到原子。……‘各尽所能——各取最低需要’。”①
延安官兵级差微弱，据艾青、卞之琳提供的资料，1938年的津贴标准为：士兵(包括班长)1元、排长2元、连长3元、营长4元、团长以上一律5元，毛泽东、朱德也是5元，惟著名文化人、大学者5～10元。1938-1939年抗大主任教员艾思奇、何思敬、任白戈、徐懋庸每月津贴10元。1940年代初期，延安经济困难，高知待遇降下来。中央研究院的范文澜、艾思奇、王实味、陈伯达每月津贴4.5元，虽略低于朱、毛的5元，但高于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的4元。徐懋庸还兼着鲁艺的一点课程，每月另有5元津贴，加上稿费，“所以，我是很富的，生活过得很舒服。”②当然，特权还是存在的，只是较隐性。如按延安物价，哈德门牌香烟3～4角一盒，毛泽东每月抽烟就得百多块钱，自己付不起的，得靠公家发。③
安娜·路易丝·斯特朗记载：“像贺龙这样的师长，每月的工资为中国币五元，朱德为六元，折合成美金连两个美元都不到，只抵得上其他中国指挥官通常工资的一个少得可怜的零头。”④据胡乔木记载：“当时国民党的县长月工资为180元，边区的县长津贴仅二元，边区政府主席的月津贴也不过五元。”⑤其时，阎锡山晋军士兵月饷11元法币、少尉24元、中尉33元、少校96元，升官确实带着发财。⑥1939年，国军士兵月饷8元。⑦1944年，重庆《新华日报》短评：国民党上将月薪1.6万元法币，中将1.1万，少将8千，一等兵55元，二等兵50元(只能买最劣香烟三四包、火柴五六盒)，最高与最低相差320∶1。⑧相比之下，中共的“官兵平等”，确具可比性。
延安生活虽苦，但对中共革命者来说，安全感是第一位的。有过地下工作经历的曾志抵达延安后的感觉：“不但有安全感，而且精神生活乃至物质生活都是很富足的。作为来自国统区的地下工作者，我对延安的体验可能是与众不同的”，⑨她不仅得到安全感且感觉舒适，并不认为延安物质生活有什么艰苦。不过，这只是地下工作者曾志的个人感受，对绝大多数赴延文化人及其他革命者来说，延安生活应该说还是十分艰苦的。
1936年8月，斯诺记述：“在这里陕甘边区，人们就像五千年前他们祖先那样生活在这黄土群山里。男人蓄发梳辫，妇女全都裹足。他们难得洗澡。据说陕西老乡一生只干净过两次：结婚喜日他自己洗一次澡，再就是出殡那天别人帮他洗。”⑩1938年3月，《扫荡报》记者原景信从西安赴延，一路上“既少村庄，又乏人烟，荒凉得不堪入目！……种的是山坡，住的是破窑，吃的是小米。窑洞就是原始人住的‘穴’，又黑又臭。……人民生活表面上虽比原始人好一些，但个个有菜色，实际上却还不如原始人！”(11)抗战初期，边区政府辖地26个县(后缩至23县，1944年扩至30县一市)，(12)面积12.9万余平方公里，地广人稀，人口150万(一说135万)(13)，另有资料表明仅50万。(14)1936年7月9日，周恩来对斯诺抱怨：“在江西和福建，大家都带着铺盖卷来参加红军，这里他们连双筷子都不带，他们真是一贫如洗。”(15)
环境卫生更是原始简陋，远离文明。“窝窝头上叮满苍蝇，坑上满是跳蚤，被子缝里挤着虱子，在这种环境，你就需要吃得下、躺得下的勇气和毅力。”大生产运动掀起后，种菜必须与粪便打交道，“半天下来，任凭你怎么洗，端饭碗的手都是臭烘烘的。”(16)延安饭馆“醉仙楼”(全城共两家)，“停留在菜刀上的苍蝇，多到好像铺上层黑布。”(17)
于光远到达延安首夜大战跳蚤，落荒逃出房间，抱被睡在场院几根原木上。(18)胡绩伟也记述了终生难忘的大战臭虫：
我一个人睡在一个旧窑洞里，臭虫多得可怕，一排排一串串地从各种缝隙中爬出来，结队进攻，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令人毛骨悚然的怪事。开初我用手指抹杀，以后用手掌抹杀，弄得满手臭黄水，还是杀不完。好在我随身带了针线，赶快把自己带来的床单缝成一个口袋，把身体装在里面，尽管这样，还是辗转反侧，到天快亮时才迷糊了一小会儿。起床一看，床单上血迹斑斑。(19)
丁玲纪实小说《医院中》记述了老鼠溜被迈头的细节。(20)女生早晨照镜子也是麻烦事，得排队，轮到者左顾右盼不愿离去，镜子女主人终于摔镜四分：“咱们还是‘共产’吧！”一镜成多镜，增扩利用率。同时，每人腰间永远挂着一个用罐头盒做的大茶缸，女生用它吃饭喝水、刷牙洗脸，甚至冲脚、洗屁股。(21)
抗战初期，延安知青吃小米蔬菜、穿土布蹬草鞋，一周才能吃一次面条或饺子。(22)陕公早晨四人共用一盆洗脸水，三餐小米，四人合吃一铁盒土豆或南瓜。(23)燕京生、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教育长黄华记述：“伙食很简单：小米饭和七八个人共吃的一小盆水煮萝卜，偶然有一两片土豆。”(24)落实到人的定额具体为“每人每天一斤粮(高粱粗小米，只能喝稀饭)，二钱盐，三钱油。”(25)南方“资产阶级小姐”常吃小米可就受罪了，她们抱怨：“过去在家时，这都是喂小鸟儿的。”“嚼啊嚼啊，唾沫都咽干了，怎么也归不拢。”有的半年多肠胃都无法适应：“到延安后半年多还是不适应，吃了小米饭大便不通，憋死了。”(26)一位粤籍女生：“我们这些由祖国南端而来到北国的女青年，由于气候、环境、饮食的巨大变化，一月三次月经来潮，举步维艰。当时月经使用的粗草纸，把皮肤都擦破了。”(27)
睡也是大问题。陕公、抗大的学员七八人挤睡窑洞土坑，只铺一层茅草，挤得连翻身都困难。女大生的卧位宽度只有一尺半，起夜回来常常发现没了位置，要拱进去慢慢挤几下才能占领自己的空间。(28)从小养成蜷身睡习者，很快得到纠正——直腿挺睡。延安保育小学，“我们一个窑洞要挤十几个人，睡在一个大通铺上，夜里翻身都喊‘一二’，一齐动作，否则是翻不动的。”(29)相比京津沪穗城市生活，相隔天壤。一些赴延青年悄然离延，转去川渝。(30)
平均主义的供给制，从分配方式上体现为人人都是“革命螺丝钉”，苏联的共产国际称为“蓝布蚂蚁群”、“红色工蜂群”，对改造有棱有角的个人主义大有裨益，非常有利于加强组织纪律性。这一延安经验成为日后“大跃进”的历史根据。1958年8月21日，“大跃进”进入高潮，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根据延安经验说：
要考虑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的问题；过去搞军队，没有薪水没有星期天，没有八小时工作制，上下一致，官兵一致，军民打成一片，成千成万的人调动起来，这种共产主义精神很好。人活着只搞饭吃，不是和狗搞点屎吃一样吗？搞供给制，过共产主义生活，这是马克思主义作风与资产阶级作风的对立；还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好，22年的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社会主义就不行了呢？为什么要搞工资制？这是向资产阶级让步，是借农村作风和游击作风来贬低我们，结果是发展了个人主义；建议干部带头恢复供给制；恢复供给制好像是“倒退”，“倒退”就是进步，因为我们进城后退了，现在要恢复进步，我们带头把六亿人民带成共产主义作风。
同年8月31日，毛泽东又对供给制与薪给制发表看法，不同意平均主义会出懒汉的说法，“我不相信实行供给制，人就懒了，创造发明就少了，积极性就低了，因为有几十年的经验，证明不是这样的。”(31)作为政治家，毛泽东十分清楚供给制的政治效用，故以政治挂帅为旗号要求恢复供给制。1958年8月9日，毛泽东视察山东历城县北园乡，对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说：人民公社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8月13日《人民日报》报道毛视察山东的新闻时，特意点明这句话，并在引题中以醒目位置刊出。(32)
军事共产主义是延安文化人生活的社会天幕，对延安文化人来说，从价值方向与经济可能等各个方面，即从形而上至形而下全方位规定了他们文艺活动的质与量，是研究延安文化人一个有趣视角。
二 延安物价
抗战前期，全国物价尚低。何满子1938年入武汉《大汉晚报》，月薪40元，“至少可以解决生活问题了。”1940年，何满子在成都编《黄埔日报》“血花”副刊，以少校速记员名额开薪，每月80元，还可负担一位失业朋友的生活费；所编副刊稿费千字两元，每月掌握约300元稿费，都甚至想用这笔钱自办一份32开小型张刊物。(33)1939年10月的河南洛阳地面，物价之低廉让走南闯北的职业革命者曾志印象深刻。她在晚年回忆录中记述：
我对河南小摊小铺价格之低印象很深。一大碗面条，一碟咸菜，加住宿一夜，只要两毛钱。糊辣汤在这一带很有名，无论到哪里都有卖的，一汤碗糊辣汤加四个油炸馓子只要五分钱。一毛钱买一碟熟驴肉(约三两重)，两毛钱买三四斤煮熟的花生。这些价格比起湖北襄樊来要便宜许多，但也说明这里的消费水平低，群众生活较苦。(34)
1936年8月，甘肃边区一只鸡2角钱，一头猪1元，一头羊3元。老乡们用这些牲畜换钱买食盐、棉布、大烟。除此之外，钞票就无价值了。(35)
1938年，山西汾阳东南一带，八路军685团团长杨得志请带路老乡帮忙买一块钱的鸡蛋，竟买来20斤。一位当地老乡替尚未婚娶的杨团长找来一位高小毕业的俊姑娘，两头都愿意，但女方父亲要杨团长出100块钱彩礼，杨最多只能给几百斤粮食，人家不干。杨得志后升任344旅代旅长，过汾河前，杨得志还想带走这位姑娘，“可最后还是没有带成，主要还是因为拿不出那100块钱来。”(36)可见，此时币值还相当坚挺。
1937年4月，曾与瞿秋白同赴苏俄采访的俞颂华(1893-1947)，以《申报》记者身份采访肤施(延安)，记载所见：“愈是往北，人民的生活愈是苦。当地的人以灰色的面条或馍馍和以戏的辣椒酱及灰色的盐果腹。吃不起面的人，即以山芋或小米当饭。我们在路上常常以鸡蛋充饥。那边鸡蛋不贵，且到处可买，一角大洋可买六枚煮熟的。”(37)延安物价低廉，一说猪肉每斤2角，1角钱可买十来个鸡蛋。(38)陈明远先生折算延安1元相当于1990年代末的30～35元。(39)若依相对标准，至少合2008年人民币百元以上。当时延安整肃贪污的红线沿袭江西苏区标准：贪污500元以上枪毙。(40)
曾志回忆录所记述的延安物价还要便宜：
延安的群众很少种菜，也不太会种菜。可是大路菜，例如萝卜、白菜、土豆、红枣都还容易买到，就是猪肉、鸡蛋之类也并不缺，还便宜。一斤猪肉就两角钱。延安人还有个习惯，不吃“猪下水”，因此猪的肝、心、肺、肠、肚就尤其价贱。
于光远回忆延安文化沟口的“胜利食堂”，虽然只摆得开两三桌，烹饪水平亦仅相当于如今北京街头的小饭馆，但已是延安的最高档次饭店。几十年后，于光远还津津有味地记得那里有一道用蛋面白糖食油炸制的甜食——“三不粘”，这道“三不粘”乃是袭留至今的延安名点，即油炸鸡蛋羹，用鸡蛋、面粉、白糖、食油炸制而成的甜食，不粘碗、不粘筷、不粘嘴。(41)
像如今涉外宾馆一样，延安也内外有别，涉外物价甚高。1938年3月下旬访延的武汉记者原景信，入住中华旅社，小小的屋子，泥炕占了一半，炕上挤睡五六人，每晚收费4角；用餐一盘菜3角，一碗汤3角，“如果每顿吃一个菜，一个汤，一盘面条，几个馒头，差不多就须一块大洋。来延安的大多是文人，文人的钱多半是绞脑汁换来，被这样的剥削，实在有点不甘心。所以每顿饭吃完的时候，大家总爱说一句：‘县太爷的一月薪金，又被我们一顿吃光了！’但旅馆老板回报的，却是一阵得意的微笑！”包括雇佣脚夫，八路军每天只给3角/人，穿绿军装的国军就得给3元/人。(42)
三 延安稿酬
有资料表明，江西苏区时期就已出现稿酬。创刊于1931年12月11日的《红色中华》是中央苏区政府机关报，发行量最大。1931年12月18日《红色中华》第二期，刊登征稿启事，欢迎论文、时评、社会调查、各项新闻等稿件，要求“通俗简明”，一经发表“从优酬谢”，每篇稿费“二毛至一元不等”。(43)延安时期，至少从1936年6月出现稿费。人民抗日剧社乃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组建的演出团体，直属红一方面军政治部，社长危拱之。1936年6月3日，剧社在《红色中华》报上发布“征求剧本启事”：“凡是经过审查后，有小部分修改尚可表演的各种剧作品，一律给以酬报：一、话剧、歌剧，一般每出大洋贰元；二、活报每个五角；三、歌及土调每个两角；四、倘有特别出色，表演有很大成功而受看者称许的，给以特等酬报；五、双簧及滑稽的短小作品与活报大洋贰角。”
1936年8月，红二、四方面军还在长征途中，为“在全国和外国举行扩大红军影响的宣传，募捐抗日经费”，中共中央决定出版《长征记》。为此，8月5日，毛泽东、杨尚昆联名向红一方面军各部参加长征者发出征稿电报与信函，希望积极撰稿，展示长征实况。征稿信曰：“来稿请于九月五日以前寄到总政治部。备有薄酬，聊致谢意。”1936年10月28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红军故事》征文启事”：“为着供给红军部队的课外教育材料，为着宣传红军的战斗历史，特决定编辑《红军故事》丛书。每稿至多不超过二千字……来稿采用后，酌致现金或物质报酬。”1937年5月10日，毛泽东、朱德联名发出《中央军委关于征集红军历史材料的通知》，以纪念“八一”十周年。为编好军史材料，组建了11人的强大编委会——徐梦秋、张爱萍、陆定一、丁玲、吴奚如、舒同、甘泗淇、傅钟、黄镇、肖克、邓小平等。通知明确说：“一切创作稿件和纪念品，送来经采用后，均给以五角至二十元的现金酬报。”此书后由徐梦秋、成仿吾、丁玲编成，1942年11月出版。
1940年4月15日，隶属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的《大众文艺》创刊，毛泽东题写刊名，萧三主编，第一期刊登稿约：“来稿一经登载，酌致薄酬。”1940年8月1日，中共西北局宣传部的边区大众读物社创刊《大众习作》，毛泽东题写刊名，致信社长周文，对该刊赞赏有加。创刊号“约稿”：“寄来的稿子，凡是登载出来的，每一千字送稿费一元。”
1941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在延安创刊，博古任社长，毛泽东题写报名与发刊词，“创刊号”报眼刊出“本报启事”(二)：“本报竭诚欢迎一切政治、译著、文艺作品、诗歌、小说……等等之稿件。一经揭载，当奉薄酬。”1941年9月，延安业余杂技团登报征集魔术、武术、双簧、大鼓、相声等稿件，说：“来稿经采用者，致以每千字三至五元稿费。未经采用，但本团认为有保留与研究价值者，亦致稿酬，余稿一律退还。”这个启事的特别之处有二：一是以千字为计酬单位，同时照顾到稿件质量；二是留下的稿件也给一些稿费。这是比较合理的。(44)
延安作曲者协会和音协，1942年4月发起“聂耳创作奖”，为当时较高有奖征曲活动。合唱：甲等90元，乙等60元，丙等40元；齐唱与独唱，甲等70元，乙等50元，丙等30元(得奖作品之歌词另致稿酬)。1941年前钱物稿酬并存，之后多为现金稿费，但“物酬”并未绝迹。在物资极端匮乏的延安，“物”是人们生活所必须的，同样珍贵。“物酬”包括毛巾、肥皂、笔记本、纸张、铅笔等。这些物品当时奇缺，公家所发根本不够用。文化人每月按规定、分级别供给几张纸，领取时要严格登记。人们写稿子多是一张纸当做两张用(两面写字)。能用上新毛巾和肥皂，就属于“上档次”的人物了，令人羡慕不已。所以，写稿得到“物酬”，是很自豪、很骄傲的大事。还有的物酬为赠送中刊，以刊为酬。1940年9月创刊的《歌曲月刊》的“稿约”：“来稿发表后，以本刊一册为酬，版权归作者所有，但本刊有选编权。”一年后该刊改为《歌曲半月刊》，仍是“来稿选用者，可以本刊为酬”。当时该刊约为2～5角。(45)
延安早期油印刊物基本无稿费，以赠送一份当期刊物为酬。后来的铅印报刊才支付稿酬。1941年物价飞涨前，稿酬标准大体为1元/千字。也有铅印刊物不给稿酬的，如《文艺突击》。(46)1939年初，毛泽东委托边区教育厅长周扬参与《陕甘宁边区实录》编纂：“备有稿酬(每千字一元五角)。”(47)1941年9月10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对研究实际问题的文章，要多给稿费。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员，才算好教员，要多给津贴。”(48)明显表示出政治价值对稿酬的调节。
还有一种特殊稿酬。1943年，鲁艺的秧歌剧《兄妹开荒》演遍延安，中央党校几位炊事员托人给演员送来两双袜子、两条毛巾、两块洗衣皂，“这些东西在当时是非常珍贵的，这是由于炊事员工作的特殊需要专门发给他们的，他们的舍不得用，送给我们。面对这些东西，我们感动得都哭了。”(49)
不过，1941年延安出版物有60余种，整风后1943年只剩三种——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面向文化程度很低者的《边区群众报》(西北局机关报，常用字仅四百的通俗读物，发行量万余)(50)、仅供一定级别者的《参考消息》，其他出版图书均须经中宣部审查。《解放日报》不仅成为唯一信息来源，而且还提供最标准的思想观点。每天下午16～17时，从中央到基层都派通讯员去领报，清凉山下《解放日报》社十分繁闹，领报回来的通讯员此时成为最受欢迎的人。(51)级别化《参考消息》的出现，标志性地说明延安开始信息控制，普通延安知识分子只能读到《解放日报》。
此时的延安作家可驰骋之地就十分狭促了，文艺类作品只有一家去处——《解放日报》第四版综合副刊，稿费每千字二升小米。这点“稿费”相对于延安作家当时供给制收入，不无小补。《解放日报》是延安时期中共中央机关报，印数七千余份，是延安影响最大的媒体。1944年6月访延安的重庆记者赵超构，如此评价《解放日报》四版编辑艾思奇：“他既然掌握着延安文坛的天秤，我们就无从否认他的权威。”(52)
四 稿费用途
一般作者得到稿费，多买些书刊或是生活必需品。文化人或专业文学艺术家有了稿费，多是主动与人共享，或是被朋友们“共产”，独自享用的情况极少。这几乎成了一种特有的“时代风气”或约定俗成的“规矩”。在这个问题上如“小气”，会受到人们非议。延安作家卞之琳回忆：“谁要是从邮局接到重庆、香港以至上海孤岛汇来的一笔稿费，就招呼朋友，三三五五，一分而光。”《一个中国革命者的私人纪录》一书，详细记述了萧三夫妇、萧军夫妇，用稿费在餐馆消费的生动场面。它说：“萧军那时有点钱，点菜花样多，酱牛肉、卤鸡、卤肝、叉烧肉样样都点一些，喝了白酒，剩下的菜，统统打包带走”；“萧三一家刚来胜利食堂，多吃西餐……慢慢地他们一家改吃中餐，点一份炒肉丝，简简单单，吃饱为止。萧夫人(俄罗斯人)很会点菜：糖醋里脊、青椒肉丝如此等等。”周立波、陈学昭、曾克、张季纯、钟敬文、马可等都谈到过当年延安“一人得稿费，大家去消费”的愉快经历。(53)
1941年，鲁艺文学系学员穆青的几篇通讯发表于延安、重庆，“这在同学中引起了反响，一来那时很少有人在报刊上发表作品；二来能收到10元、20元的稿费，这对每月仅发二元津贴费，只能吃到南瓜、土豆的同学们来说无疑是个福音。因此，不管每次是谁收到稿费，大家便欢呼雀跃，到桥儿沟街上买些热烧饼和一碗碗羊杂碎，饱餐一顿。”穆青也因为有点文名，学校动员他上《解放日报》，由鲁艺各级领导动员谈心，要他上《解放日报》去当记者，“当时我们都不愿当记者，一心想努力成为一名作家。”最后，由副院长周扬亲自约穆青于延河边，从组织纪律性说到爱伦堡——当记者并不妨碍当作家，“沿着河岸走了几十个来回，终于被他说服了。”1942年8月30日，穆青与同学张铁夫一起来到《解放日报》，“从此，我便结束了令人留恋的鲁艺文学系的学习，走上了新闻工作岗位，直到今天，整整45年。”(54)1945年8月田家英刚收到一点稿费，邀请老友陆石进延安北门外的小饭馆，要了一盆回锅肉、一个“三不粘”、两碟小菜、两碗陕北黄米酒。39年后陆石仍感慨不已：“这在当时，已是很丰盛的午餐了。”(55)
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著作得到稿费，大都把这些“外快”用于赞助公益或个人应酬。1940年“延安各界纪念五四青年节筹委会”发起有奖征文，历时一年多，征得作品150篇。第二年6月9日评选结束，毛泽东捐赠300元为奖金，周恩来、王稼祥各捐200元，吴玉章捐100元，董必武捐50元。征文圆满结束。
毛泽东用《论持久战》的稿费请许多人“搓”了一顿，并组织一个延安哲学研究会。(56)1939年初，延安民众剧团经济拮据，李富春送来100元，毛泽东送来100元，贺龙送来20元，柯仲平一宣布消息，全团欢腾，买了一头驮驴、一盏汽灯、一些化妆颜料，服装则是从当地群众中临时借用，老百姓大多把演出当真人真事。这些延安首长的钱主要来自稿费。1940年，毛泽东再送给剧团300元(据说是《论持久战》稿费)，周恩来、董必武、博古也各给剧团送了50元，陈云捐助一台照相机，剧团大大“阔”了一把，该团开办费也仅40元，除了买骡子、毛驴、衣箱，还剩100多元。(57)又有资料说毛在延安用稿费请许多人吃饭，并组织延安哲学研究会。(58)
博古也经常拿自己的稿费给新华社、《解放日报》社俱乐部做文娱活动费用，俱乐部每周六组织舞会与娱乐晚会，多少要用点钱。(59)延安知青何方说：当时延安只有一辆自行车，主人是罗瑞卿。据说是罗用《八路军的政治工作》在大后方出版所得稿费购得。(60)
1939年6月下旬，延安举行欢迎周恩来、秦博古从重庆归来的晚会，一把“大提琴”是一把胡琴固定在一只空“美孚”汽油筒上。(61)
五 经济的放射效应
虽说泛政治化是延安文艺的基本特色，但经济对延安文艺仍具有不可小觑的制约力。如延安知青的汇聚，就离不开经济力量。陕西临潼知青何方，距离延安不过800里，似仅一箭之遥，仍需筹集路费才能前往。“那个时候参加革命是要花钱的，一路上吃的、用的、住的，一切都是自己拿钱。路费和行李要自理。……所以那个时候去延安参加革命的穷人不多。一是大多不知道延安是怎么回事；二是即使听说过，一时也不容易筹到路费和准备好行李。从国民党地区去延安，太穷的人还真参加不起这个革命呢！”成都的田家英、曾彦修因路远，参加革命各需60块钱，两人都是好不容易才凑够。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只管开赴延介绍信，并不管路费，搭乘办事处的卡车去延安，每位车资14块大洋。(62)因此，当年赴延知青绝大多数都出身不佳，均为地富、资本家、官员、教师等“剥削阶级”或中产家庭，无产阶级家庭很少能出读书郎，尤其远赴延安，没有钱是到不了的。
经济理所当然地还制约着延安文艺的方方面面。1941年春，绥德的几位诗歌爱好者张蓓(沛)、高敏夫、郭小川等人自费创办《新诗歌》，1941年8月15日出了第三期，主编“延安新诗歌会绥德分会”，出版“警备区文化协会”，经售“绥德西北抗敌书店”，价目“每张二角”。这一期上发表诗歌的作者有：高敏夫、张蓓、郭小川、公木、萧三、李雷、贺敬之、胡代炜、冯牧、余修、侯唯动、袁烙、隐夫、俞波、李立方、李子奇。(63)
赴延知青多为中小知青，搞思想搞研究是不行，搞热情浅表的文学倒是正好，一时间延安出了200多个大小诗人。只要在报纸上发表几首诗，便是诗人一个。1940年，延安大诗人萧三：“在延安的青年写的诗最多(文学刊物，例如《大众文艺》上，75～83％是诗歌)。”(64)
“馋”是延安人生活的主旋律。一位1938年初访延的美军上校写道：“伙食是每日两餐，只有单调的小米。……身上有钱时，他们就到镇上一家饭馆，把钱花在八宝饭上，因为他们太缺少甜食了。”(65)中国女大生王紫菲晚年回忆：到延安后最深的感受就是馋，又身无分文，走在延安街上，见了摊上雪花银似的白面馒头，真眼晕，真想偷几个吃。一次，三位中国女大生逛市场，兜里总共只有二分钱，只能买一瓶老陈醋，在瓶上刻划下三等份，先是很珍贵地用舌尖舔，觉得味道好极了，酸酸甜甜香香的，就再也忍不住，小狼一般咕嘟嘟一口喝下自己那一份。原来就空腹无油水，其中一位回窑洞不久就肚子剧痛，满床打滚，呕吐不止，从此该女生不再沾醋。(66)华君武刚到延安，参加晚会回来，肚饿无食，将白天糊窑洞窗纸的半碗面粉调的糨糊当了宵夜，“时隔43年，似乎还回忆起那碗浆糊的美味，当然，这并不是说经常有浆糊可做宵夜的。”(67)直到抗战胜利，延安交际处长金城：“边区的生活虽然经过大生产运动，比抗战最困难时期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总的来说还是比较艰苦的。比如一般大灶虽然油、肉和菜蔬比过去有了很大增加，各种粗粮也可任你吃饱，但大米白面还是不充裕的，往往一个星期只能吃上一两次。”(68)
抗大生何方说：二两大的馒头，有的北方男生一顿起码能吃十三、四个，女生也有能吃十一、二个的。一次改善生活吃包子，一位食量大的抗大生卢振中(后任武汉华中工学院副院长)，二两一个的包子连吃24个才问：“什么馅？”至于下饭的菜，春夏还有自己种的青菜，秋冬就只能吃晒干的白菜叶子，放点盐撒一点生棉籽油。开展大生产后，生活改善较大，每隔十天半月可会餐一次，每人分到一碗红烧肉，吃得不少人撑得无法爬山回宿舍，东一个西一个仰倒路边，还有的人得靠不停跑步消食，有人则拉了肚子。即使如此，人们还是惦着盼着会餐。(69)1940年的延安自然科学院，14岁的罗西北领回节日会餐——每人一斤面、一斤馅，本应自己包好饺子到食堂去煮，但他等不了，包一个在炭火盆里烤一个吃一个，包完了也吃完了。(70)
延安文化人中流传一句玩笑——“客请”，即延安人太穷，得由外来客人掏兜做东。1938年8月31日，卡之琳到达延安，每月领取2元津贴。最多到街头小吃摊买5分一碗的醪糟鸡蛋打牙祭，几分钱买一包花生也会数人共享。粤籍留欧舞蹈家戴爱莲到访延安，就是由她反客为主请的客。(71)最有趣的是1938年5月上旬，美国驻华使馆参赞卡尔逊上校在延安郊村遇上老外医生马海德，约他去一家八宝饭出名的馆子吃晚饭。一路上，许多人向马海德打招呼，有学生、店员、男人、妇女，马海德便邀他们一起去吃饭，“他如此大方地利用了我的好客使我发笑，他知道我手头不紧。我们走到饭馆时，后面跟随了十几个年轻的男女，他们笑着闹着，完全沉浸在聚餐的快乐中。”每个人点了自己要的菜，有人吃完了站起身就走人，有的围坐在一起大讲过去的经历，谁也不感到拘束，谁也没想到要回报点什么。(72)真有点吃大户的味道了。
经济上的紧张自然会影响人们的情绪。艾青、田间、凌子风、欧阳山、孔厥、袁静、张仃等延安文化人，多为中灶(营团级)待遇，伙食一般、津贴很少，一上市场明显缺钱，无法购买书籍字画与邀友聚餐，自然经常会表示不满，闹闹情绪发发牢骚说说怪话。艾青、孔厥便因此犯“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错误，不时遭到组织“修理”。(73)若脱离延安的经济体制想得到某种自由，怕是不行的。整风后期审干阶段，延安四怪之一的萧军因不服中组部招待所蔡主任的刁难(萧妻怀孕八月，蔡坚持必须本人下山就餐，不同意萧递送，而蔡本人却仍由小鬼送至山上窑洞)，1943年12月上旬，携家前往延安县川口区第六乡刘庄，公家断绝供给，萧率妻儿劳动垦荒，过着几近穴居的原始生活，三月后胡乔木由县委书记陪着找来，劝他回城，萧军思虑再三，全家返城，回入体制。(74)
1939年9月创办的《文艺突击》是延安第一份文艺杂志，最初由抗大政治部秘书科奚定怀、郑西野发起，约请“文协”柯仲平、刘白羽等人参加，并请毛泽东写了刊名，得到抗大政治部主任张际春、秘书科长谭冠三在人力物力的支持。最初两期为油印，后改铅印。先为旬刊，后改半月刊、月刊，每期定价五分、一角。出版经费原为捐款，在毛泽东带动下，其他领导也捐款支持，款额达二三百元。但铅印至总第六期，经费告罄。奚定怀回忆：“为了解决经费不济，曾到晋西北一带募捐，但终因经费困难而被迫停刊。”1941年5月《解放日报》初创时售价一角，后涨至二角、五角，1943年2月再涨至一元，当然只有公家订阅，私人无力独订。(75)
虽然延安文化阵地局促单一，稿费总量低薄，物质刺激力量不强，但正面效应则是聚焦集中，一文既出，万目争睹，社会关注度极高。1944年，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在延安翻版四万册，一个礼拜销光。(76)
政治类书籍是那一时期最抢手的畅销书，在国统区也一样。1945年7月，前清举人黄炎培访问延安五日，回重庆后出版《延安归来》，他违背书报检查制度径直印刷。黄说：我不是替谁宣传，不过是受“良心的使命”。《延安归来》初版两万册，几天之内抢购一光，此后印刷了十几万册，成为轰动一时的畅销书，影响巨大。(77)黄炎培的拒绝送审点燃轰轰烈烈的“拒检运动”，国民党中常委通过决议，宣布撤销新闻图书检查制度。(78)
1946年初，文坛老编辑赵景深总结抗战时期文艺：“要指出那一本是划时代的伟大作品，或抗战期间有什么大著作，几乎使我回答不出来。”(79)赵景深的这一评价当然也包括延安文学。
从总体上，延安生活的窘迫(包括夜间照明都受限制)，使延安文化人可利用时间甚受制约，半饥饿状态又使他们失去潜心创作的心态。泛政治化则更使他们必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失去关注自身感受的“合法性”，因为“小我”已联系上不甚光彩的“小资”，阶级学说使他们只能沿着一条轨道行走，失去价值多元化与思维丰富化的理论支撑。
如今回首，拂去历史风尘，延安文艺无论从思想上还是艺术上，均有一股掩饰不住的扁平化特质。深究其源，经济因素多多少少也是必须追溯的源头之一。
注释：
①(美)尼姆·威尔斯(Nym Wales)：《续西行漫记》(《Inside Red China》)，陶宜、徐复译，三联书店(北京)1991年3月第1版，第75页。
②(38)(56)徐懋庸：《徐懋庸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7月第1版，第121页、第108页。
③(11)(14)(42)原景信：《陕北剪影》，新中国出版社(汉口)1938年5月初版，第15页、第5页、第31页、第18～19页、第33页。
④安娜·路易丝·斯特朗：《人类的五分之一》(1938)，参见李寿葆、姚如璋主编《斯特朗在中国》，三联书店(北京)1985年2月第1版，第134页。
⑤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北京)1994年9月第1版，第133页。
⑥萧军：《从临汾到延安》，山西人民出版社(太原)1983年12月第1版，第215页。
⑦(美)白修德：《中国抗战秘闻——白修德回忆录》，崔阵译，河南人民出版社(郑州)1988年4月第1版，第54页。
⑧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增订本)，中文图书供应社(香港)1974-1975年，第三编·延安时期(下)，第672页。
⑨(34)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下册，第322～323页、第313页。
⑩(15)(35)(美)埃德加·斯诺：《红色中华散记》(1936-1945)，奚博铨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7月第1版，第127页、第71页、第127～128页。
(12)文伯：《陕北之行》，原载《中央日报》1944年7月29日~8月7日。转引自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增订本)，第三编·延安时期(上)，第335页。
(13)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增订本)，第三编·延安时期(上)，第255页。
(16)王惠德：《忆昔日》，参见吴介民主编《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1年版，第71～72页。
(17)(52)(76)赵超构：《延安一月》，上海书店1992年11月第1版，第135页、第166页、第165页、第145页。
(18)于光远：《于光远自述》，大象出版社(郑州)2005年6月第1版，第77～78页。
(19)胡绩伟：《青春岁月——胡绩伟自述》，河南人民出版社(郑州)1999年10月第1版，第234页。
(20)丁玲：《在医院中》，原载《谷雨》(延安)1941年11月。参见杨桂欣编：《观察丁玲》，大众文艺出版社(北京)2001年5月第1版，第73页。
(21)(26)(28)(66)蒋巍、雪扬：《中国女子大学风云录》，解放军出版社(北京)2007年5月第1版，第184页、第135页、第131页，第135～136页。
(22)江文汉：《参拜延安圣地》(1939年11月17日)，原载《档案与史学》(上海)1998年第4期，第7页。
(23)绯石：《我与王实味》(1996)，未刊稿。参见黄昌勇《王实味传》，河南人民出版社(郑州)2000年5月第1版，第97页。
(24)黄华：《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北京)2007年8月第1版，第43页。
(25)黄俊耀：《踏遍陕北山山水水的民众剧团》，原载《戏曲研究》第21期；参见艾克恩编《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5月第1版，第231页。
(27)李云冰：《迂回曲折赴延安》，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延水情：纪念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成立六十周年》，中国妇女出版社(北京)1999年8月第1版，第149～150页。
(29)任湘：《我选择了地质勘探》，参见贾芝主编《延河儿女——延安青年的成才之路》，人民出版社(北京)1999年3月第1版，第368页。
(30)乔松都：《乔冠华与龚澎——我的父亲母亲》，中华书局(北京)2008年10月第1版，第21页。
(31)(32)罗平汉：《“大锅饭”——“乌托邦”记忆》，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7月第1版，第65～67页、第30页。
(33)何满子：《跋涉者——何满子口述自传》，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1999年1月第1版，第13页、第21页、第22～23页。
(36)吴法宪：《吴法宪回忆录》，北星出版社(香港)2007年7月第2版，第198～199页。
(37)俞颂华：《从上海到西安和陕北》，载《申报周刊》1937年第2卷第20期，第439页。
(39)王光荣：《日军战俘在延安“洗礼”》，载《百年潮》2004年第9期，第36页。参见陈明远：《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文汇出版社2006年2月第1版，第41页、第43页。
(40)李琴：《杨立三的经济实践与经济思想》，载《炎黄春秋》2008年第5期，第53页。
(41)于光远：《于光远自述》，大象出版社(郑州)2005年6月第1版，第83页。再参见董边等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89年12月第1版，第221页。
(43)余伯流、凌步机：《中央苏区史》，江西人民出版社(南昌)2001年9月第1版，第815页。
(44)(45)(53)孙国林：《延安时期的稿费制度》，载《中华读书报》2007年10月17日，第19版。
(46)(51)(75)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37-1947)》，广西师大出版社(桂林)2007年7月第1版，第22～23页、第78页、第83页、第82页、第86页。
(47)毛泽东致周扬信，1939年1月22日。参见《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北京)1983年12月版，第138页。
(48)毛泽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1941年9月10日)，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93年12月第1版，第374页。
(49)李波：《黄土高坡闹秧歌》，原载《新文学史料》(北京)1985年第2期；参见艾克恩编《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5月第1版，第209页。
(50)胡绩伟：《青春岁月——胡绩伟自述》，河南人民出版社(郑州)1999年1月第1版，第175页。
(54)穆青：《鲁艺情深》，原载《人民日报》(北京)1988年5月26日；参见艾克恩编《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5月第1版，第139～140页。
(55)陆石：《我心匪石》，参见董边等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89年12月第1版，第221页。
(57)黄俊耀：《踏遍陕北山山水水的民众剧团》，参见艾克恩编《延安文艺回忆录》，第233页、第235页。
(58)陈微主编：《毛泽东与文化界名流》，人民出版社(北京)2003年10月第1版，第197页、第201页、第244页。
(59)温济泽：《温济泽自述》，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1999年6月第1版，第410页。
(60)(62)(69)何方：《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何方自述》，邢小群录音整理，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香港)2007年9月初版，上册，第84页、第41页、第45页、第73～74页、第93～95页。
(61)江文汉：《1939年江文汉延安访问记》(1939年11月17日)，黄天霞译，原载《档案与史学》(上海)1998年第4期，第11页。
(63)朱子奇：《延安和绥德的〈新诗歌〉及其他》(代序)，载朱子奇、张沛编《延安晨歌》，陕西人民出版社(西安)1984年5月第1版，第4页。
(64)萧三：《诗到难成便是才》，原载《新诗歌》(延安)第四期，1940年。参见朱子奇、张沛编《延安晨歌》，陕西人民出版社(西安)1984年5月第1版，第10页。
(65)(72)(美)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中国的双星》，祁国明、汪杉译，新华出版社(北京)1987年9月第1版，第149页、第154页。
(67)华君武：《鲁艺美术部生活剪影》，原载《延安岁月》；参见艾克恩编《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5月第1版，第364页。
(68)(77)金城：《延安交际处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1986年10月第1版，第270页、第232页。
(70)赵士杰：《越过急流和险滩——记罗西北》，参见贾芝主编《延河儿女——延安青年的成才之路》，人民出版社(北京)1999年3月第1版，页334。
(71)(73)陈明远：《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文汇出版社(上海)2006年2月第1版，第41页、第45页。
(74)王德芬(萧军妻)：《萧军在延安》，载《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4期，第110～113页。
(78)梅剑主编：《延安秘事》，红旗出版社(北京)1996年9月第1版，下册，第702～703页。
(79)赵景深：《文艺的离去和归来》(民国三十五年新年)，参见赵景深《文坛忆旧》，上海北新书局1948年4月初版，上海书店1983年12月第1版，第1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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