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二、三十年代中国科学本土化探索及其局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土化论文,三十年论文,中国论文,科学论文,论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近代科学的形成是在西学东渐进程中开始的，因此，近代科学在中国必然有一个本土 化的过程。那么，中国近代科学的本土化过程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学术界对此缺少应 有的研究。而这一问题应是中国科技发展史研究中不容忽视的。
新文化运动以后，随着近代中国结束了仅仅以科学知识引进为主的阶段之后，在科学技术 自身发展规律的作用下，近代科学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就已经开始了。但是，我们说，中国 科学本土化受着科技自身发展规律的影响已经开始，与当时中国科学界是否在主观上认识到 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并开始主动探索，则是两回事。而后者正是我们要探讨的。
笔者认为，二、三十年代是中国近代科学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是中国近代科学研究真正 开始的时期，也是中国科学本土化开始的重要阶段。[1]在这一阶段，中国科学界已经感到 了西方科技虽然在中国引进很多，但并未真正发展和生根。1926年创刊的《自然界》发刊词中集中地表达了这种困惑：
西洋科学的输入中国，大约有三百多年了。……等到国内少数的先觉，感到科学的 重要，凭藉政治上的势力，遣派留学，译印书籍，这还不过是五、六十年前的事。到了最近 三十年中，国内的知识阶级，几乎没有一个不承认科学的价值。优秀的青年，学习外国语言 文字，在国内外学校里攻究科学的，成千累万；翻译出版的书籍，风行一时，已成为市场上 的商品照。这样看来，将来中国科学的发达，一日千里，殆非吾人意想所能及。不过从别方 面看来，总觉着这种科学，仍然是西洋的，不是我们中国的。好象一枝荷兰瞿麦(carnation )，栽在中国式的花园里，总显出他是舶来品，不是土产。
这种困惑产生的原因，就是如何解决“西洋的科学”与中国的科学之间的关系。该文紧接 着说：
我们也知道“科学是世界的”，西洋的科学，就是中国的科学，本来没有什么国界 的区别。不过我们国民，若对于科学一点没有贡献，又不能把科学来应用于日常生活上，大 多数的国民，还是沉溺在非科学的迷梦中，没有一点科学知识，请问这科学和我们国民有什 么相干？科学既然和我们国民没有什么相干，那么这个世界的科学，当然只可以认作西洋的 科学，不是中国的科学。[2]
正因如此，中国的科学发展就面临着一个重大的课题，那就是“要把西洋的科学变成中国 的科学”，也就是要实现“科学的中国化”或叫“科学的本土化”。
第一、科学上的理论和事实，须用本国的文字语言为适切的说明；第二、科学上的 理论和事实须用我国民所习见的现象和固有的经验来说明他，第三、还须回转来用科学的理 论和事实，来说明我国民所习见的现象和固有的经验。这种工作，我们替他立一个名称，谓 之“科学的中国化”。印度的佛教，传到中国，变成中国的佛教，这工作称为“佛教的中国 化”。科学的中国化，也是这样的意思。[2]
可以说，当时中国的科学界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这一工作的重要性，并开始了自己的探索。
有关科学的本土化或中国化，这是20年代开始，中国科学界认识并且实施的一项推进中国 科学发展并在中国生根的重要工作。概括而言，这一时期中国科学界为了实现科学中国化， 进行了以下一些重要探索：
首先，“科学的国语化”探索。时人认识到科学中国化的第一条件是要“在文字语言上” ，“从考订名词术语着手”。“如果科学上的名词术语，不能用本国文字语言为正确的表示 ，那么科学决不会有进步的。”[2]中央大学地理系张其昀教授还因此提出“民族之科学化 ”和“科学之国语化”的口号。他认为只有“有了国语的科学或科学的国语，才可用以传播 科学知识，使其普及于民间。”[3]中央大学化学教授张江树更是对于科学的中国化运动树 立起了一面鲜明的旗帜。他说：
今日中国之所谓科学，均来自欧美，……故流行之科学书籍，以各国原文本及中文 译本，为占多数；国人自编之中文科学书籍，既不为学者所重视，亦且寥寥可数。今之学校 ，大学无论矣，即中学教本，亦喜用原文，……其果，某科某科其名，外国文阅读其实；科 学训练谈不到，字典式之知识，亦模糊不清。……故今日不欲改良科学教育则已，如欲改良 科学教育，非先请国人，用中国文字，中国体裁，编辑合乎中国社会情形之各种科学书籍不 可。[3]
翁文灏还专门写了论科学名词的译名的文章，认为科学名词译名的取舍有两大原则，这就 是“从先”和“从众”。[3]科学名词审查工作虽然最早开始于1915年的博医会医学名词委 员会召开的医学名词审查会，但广泛深入的工作是20年代科学名词审查会做的。科学名词审 查是一项科学中国化的基础性的学科建设工作，是中国科学史上第一个科学界的共同行动纲 领，为科学名词的统一和标准化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除出版了科学名词的审定本和审查本 外，还出现了一系列的科学名词词典，促进了近代科学中国化事业的发展。
其次，在科学著作的翻译和撰写中，开始注意到不仅“要用本国的文字语言”，更要“用 我国国民所习见的现象和固有的经验来说明科学的理论和事实”，同时“用科学的理论和事 实来说明国民所习见的现象和固有的经验。”“若科学上的说明和国民的环境不能适应，就 容 易产生出许多误会和隔膜。”因此，翻译外国的科学著作时，必须要用本国的事例来加以说 明，不能连外国的事例也照搬了，否则会使中国的学生产生隔膜而难以理解。[4]他们深刻 地指出，“美国翻译德国的教科书，凡书中所举例证的德国的事物，多改换了美国的事物； 译外国教科书，当然应如是”。[2]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本国的事物有一个详细的了 解和把握。《自然界》等一批科学杂志正是致力于这方面的调查研究工作。
科学中国化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科学教科书的中国化。1931年4月，蔡元培在大东书局作了《国化教科书问题》的演讲，指出采用外国教科书是文化落伍国家接受现代知识所“不得已的过渡办法”。[5]因此，他极力提倡大学教科书的中国化，即由中国人自己来编写出版 大学教科书。早在1924年，中基会成立以后，就建立了编译委员会，着手编译科学书籍和教材。1932年，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聘请蔡元培领衔，邀集国内各大学及研究所的学者共56人，组成《大学丛书》编辑委员会，拟定选题，推荐著译者，征求书稿。自1933年起，陆续出版300余种，分文理、政治、农工商、医学、教育等类，各院各科大体齐备。著作人均 为大学教授及学有所长的专家，有较高的学术质量。这奠定了民国时期中国学者自编大学教 科书的基础。[6]
再次，寻求中国特色的国家科研体制和科学教育体制，也是探索科学中国化的重要内容。 早在1915年，中国科学社成立，中国初步形成了英国皇家学会型，即民间松散型的科研体制 。但这种体制由于过于讲求独立精神，没有借助政府和社会的力量，得不到政府和社会的支 持特别是经费上的资助，不适合中国的历史和国情，再加上科学研究事业也没有成为一种专 门的职业，也就不可能得到良好的发育成长。经过多年探索，1928年，中央研究院正式成立 ，并形成了较完备的组织管理制度、学术评议和奖励制度以及人才教育和培养制度。它在“ 实行科学研究”及“指导联络奖励学术之研究”等方面的业绩，表明有中国特色的、官办集 中型的国家科学体制的确立。与此同时，科技教育的体制也随着1922年新学制及1927年国民 政府颁布的一系列规定，走上了既适合时代发展，与国际接轨，又基本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 。
那么，对于我们所要更深入研究的是，在20—30年代这一中国科技发展最迅速的时期，经 过努力的科学本土化事业究竟达到了何种程度，科学在中国的本土化研究有没有完成呢？
我们知道，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之前，倡导者们极力引进西方科学，通常被称为中西科 学间的融通，而实际上这种融通并不存在，准确的说只是西方科学的移译和介绍。20年代以 后，科学本土化的努力虽已开始，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同样远未完成。
根据笔者的研究分析，关于科学的本土化还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一个最突出的表现反映 在当时科学技术书籍和教材上。尽管早在20年代，一些力图实现科学本土化的科学家们努力 解决这一问题，但多年以来，各类科技书籍和教材仍然是简单移译、生搬硬套的多，根据中 国实际创作的少，有些学校的教材更是直接采用外文原版书，虽有利于学习外文，但对中国 的科学本土化却极为不利。如前所述，中基会在1924年成立以后，就成立编译委员会，力图 改 良旧有的“字典式”教材的毛病，翻译一批科学书籍和教材。然而，教育界对其翻译工作仍 颇有微词，认为取材多不合中国社会的需要。张江树就这样批评道：
译本初似较原本为胜，且欧美科学先进诸国，尚不免借重译本，以补其本国科学书 籍之不足，在科学落后之中国，当然有提倡鼓励的必要，理由未尝不充足。惟译书非易事， 今之科学译本，非文字少简明，即意义多脱误，欲求一译笔忠实，文字畅达者，十不得一二 ；况原本之价值如何，其取材是否合于中国社会之情形，犹难言也。[7]
即使是这些寥寥可数的中文译本，也不见得为学界所重视。到30年代，大学甚至高中仍喜 用外文教本，程度较高者更用外国语讲课。1931年，蔡元培曾痛心地指出，各高校科学教育 大多使用外文原版书，所举证明学理的实例都取材于国外，用来教中国学生，不仅“隔膜惝 恍”，而且学生“将来出而应世，也不能充分应用。”[5]1933年，任鸿隽曾完成了中华教 育文化基金社资助课题《一个关于理科教科书的调查》，[8]调查的统计见表1：
表1：1933年中学及大学一年级理科教科书调查统计一览表
教本总数 英文教本数(百分比)中文教本数(百分比)
学科
高中大一 高中
大一高中 大一
算学[9]317 12 255(80%) 12(100%) 62(20%)
0(0%)
物理
167 20 117(70%) 19(95%)
50(30%)
1(5%)
化学
166 20 105(64%) 19(95%)
61(36%)
1(5%)
生物90 13 19(21%)
11(84%)
71(79%)
2(16%)
合计
740 65
496(67%) 61(93%)
244(33%) 4(7%)
资料来源：任鸿隽：《一个关于理科教科书的调查》载《独立评论》第61号1933年7月第5—10页
由表1可见，当时大学一年级的理科教材百分之九十以上使用外国教材，大学一年级之物理、化学、生物、算学等几乎完全采用外国教本。国内之高级中学除生物学一科外，科学教科
书采用英文课本者皆在百分之六十以上。其结论是：“我们这十几年来，尽管大吹大擂的提倡科学，而学校里面这一点最小程度的科学教育工具，还不曾有相当的努力。”其结果“不 特阻碍学生之学习科学，而且防害其充实国语之机会。”[10]商务印书馆的《大学丛书》从 1933年才刚刚开始出版，而且整个时间拉得很长，其中也仍以译作为主。笔者曾根据《民国 时期总书目》统计，在1911—1949年我国出版的大约7725种科学书籍(包括自然科学和医药 卫生)中，50%以上是翻译出版的书，而其余国人自行编撰的书则大多属于介绍性质，真正根 据中国实际事例自撰的科学著作很少。[11]详见表2：
与此同时，学校教学“纸上谈兵”，不注重实际，而且“好高骛远”者众，时人曾说：“ 高中科学教科书，采用大学课本者竟达百分之五十以上，侥幸求进，功利心切，如学生有基 本原理尚未明了，即习专门应用课程者。其作实验也，大都莫明所以，漫不经心，一若敷衍 公事，草草塞事而已。甚至有实际未做，而报告已写成。标本未看，而图表已画出。教学之 情形如此，实与科学精神之养成背道而驰。”[12]可见，这种状况与科学本土化无疑相去甚 远。
同时，中国近代自然科学的学科发展结构呈现出畸形的状态，20年代开始以后的第一代科 学研究者在地质学和生物学两学科上成绩尤为突出，本土化完成得最好的也是这两个学科。 从表2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生物学类出版的书籍中，自编数大大超过了翻译数，占全部该 学科出版书籍总数的近64%。由于特殊原因，为了考察地质、发展矿务及农业的需要，使得 这两个学科调查研究的对象多取自中国本土，又在本土研究，因而这两个学科具有更强烈的 “本土化精神”和条件，本土化也就做得相对较好。[13]而其它学科的发展并不理想，理论 科学不发达，工程技术科学更是滞后。此时中国科学界获得的大量的科学研究成果，由于历 史的原因，主要还是科学家们在国外求学和研究时期所取得的，真正利用国内的条件、根据 国内的情况进行的研究很少，而科学技术及其研究成果在中国实际中的运用更是有限。这一 切说明，从总体上看，二、三十年代中国的近代科学还未达到本土化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