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究竟怎样对待经典？——从俄译圣经引起的风波谈开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开去论文,圣经论文,风波论文,怎样对待论文,经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们究竟怎样对待经典？这是一个似乎已经弄明白了的问题。对此，许多人会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既要认真学习，又不能盲目崇拜；要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坚持经典著作中为实践检验为真的内容，舍弃其中为实践检验为错或者过时的部分。在当今中国，这种态度的获得是不容易的，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回顾中国历史，我们会看到一个长期盲目崇拜经典的非常可悲又可笑的时代，许多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几乎是费了毕业的努力才从这种盲目崇拜经典的思想牢笼中解脱出来，得到一种科学地对待经典的态度。但是为时已晚，很难在文化上再有大的成就。也还有不少的人至今也没能从中解放出来，一辈子为过去的经典所束缚，造成终生的遗憾。
不过，说现在中国人已经有了一个正确对待经典的态度，这只是就一部分人来说的；如果从一般的意义上来说，这种说法还只是官样文字。至于在实际上是否从上到下都真正树立了这样的态度，还是一个大问题。君不见各种极端现象仍大量存在：或者“言必称马列”，或者“言必称孔孟”（尽管都自称是“马列主义者”）；甚至对于法定的作为指导思想的某种主义的经典，还是不大允许人们研究和批评，这类论文的发表还是甚为困难，甚至写作与发表这类文字还要冒被判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风险。可见，如何对待经典，仍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一
俄罗斯著名哲学家、神学家弗罗洛夫斯基(1893-1979)在他的名著《俄罗斯神学之路》中详细叙述了19世纪初俄国为翻译圣经所引起的一场大风波，读来颇为有趣。从原则上来说，这是一场经典崇拜者内部的斗争，但他们却为什么是真正的经典崇拜而打得头破血流。关于这一“闹事”事件的历史背景，张百春先生在其最近出版的《当代东正教神学思想》（上海三联书店，2000）一书中有很简要的说明。兹引用如下：用古斯拉夫文印刷的圣经在俄罗斯出版甚晚，“此前流行的圣经都是古斯拉夫文的手抄本。古斯拉夫文是教会通用文字，又称教会—斯拉夫文，9世纪由基里尔和梅福季兄弟创立，是当时斯拉夫各民族传播基督教的主要语言。……较早时期，古斯拉夫文字和古俄文很接近，但随着俄罗斯文化生活的发展，俄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古斯拉夫文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以至于不经过专门的学习，就无法使用古斯拉夫文。古斯拉夫文只是在教会和文化层次较高的人中间使用。但当时的俄罗斯教育水平极其低下，大多数教徒根本无法阅读古斯拉夫文的圣经，也无法使用这个教会的语言。这给东正教的传播和宗教生活带来了不便。于是，圣经的俄文翻译问题逐渐地突了出来。”（见该书，28页）
其实，还在1816年就曾公开议论这件事情了。当时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表示“希望俄罗斯能用自己固有的俄语阅读神的话”（宗教事务和国民教育部大臣戈利岑传达的沙皇口谕）。但是，在给俄罗斯圣经协会的命令中还指出：俄译圣经完成后，不但在俄译本圣经中要附上斯拉夫文圣经，而且在教堂中仍要使用斯拉夫文圣经。俄译本圣经只是为了非正式的使用，为了家庭里阅读。沙皇政府把翻译圣经的任务交给宗教学校委员会主管，并委派修士大司祭和圣彼得堡神学院院长菲拉列特主持。菲拉列特极为认真地进行这项意义重大的工作，俄译本福音书译完和出版于1819年，全部新约全书译完和出版于1820年；随即开始旧约全书的翻译工作，为了严谨起见，旧约全部从希伯来文翻译。其中的摩西五经（旧约全书的前五篇）于1825年译完并印刷完毕，但是，怪事来了，它不仅没能出版，反而被查禁，最后甚至被销毁。因为这时掀起了一场反对俄译圣经的“闹事”风波。
用俄文翻译圣经的事业从一开始就遭到政府和教会高层的一些保守分子的怀疑和攻击。修士大司祭佛季和政府大臣（原海军上将）希什科夫是这些保守派的首领，闹事的阴谋就是他们策划出来的。他们为了捍卫基督教的经院哲学传统，坚持要把解释圣经和布道的权力垄断在少数神职人员手中，因而坚决反对把圣经译成俄文。他们声称：用俄语翻译圣经的想法就是最有害的异端思想。因为“在我们这里，斯拉夫语和俄语是同一种语言，只不过有高雅和低贱之分而已”。斯拉夫语是“信仰的语言”、“教会的语言”，而俄语只是“情感的语言”和“戏院的语言”。把圣经译成俄文，就是把神的话从高尚的和庄严的语言改写成低下的语言，改写成戏院的和情感的语言。保守派愤怒地说：“他们竟敢更改令世人尊敬的出自神之口的语言！”至于说翻译圣经是为了让老百姓都能亲自读圣经，在他们看来更是站不脚的，因为“这种需要是臆想的，它降低了圣经的重要性，它产生的后果正是异教徒和分裂派所希望的”。他们认为，家庭里备有圣经，“会发生什么呢？花了大量的金钱就是为了让如此庄重的福音书失去它的庄严性，就是为了弄脏它，撕破它，把它扔在凳子下面，用它来包家里的杂物，既不用于启迪脑筋，也不用于启迪灵魂。”佛季更是经常向沙皇上书，直言用俄文翻译圣经的坏处：会引发革命和造反。因为人人都可直接用俄语阅读圣经，便都会按自己的意思理解和解释神的话，于是，“人人都打算出售真理”，各种观点都会以神的话为幌子而兜售出来，神的话便被歪曲，被利用，天下就会大乱。保守派的种种耸听的危言给圣经翻译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困难，最终连沙皇也动摇了。于是，先是俄译圣经被禁止出版，销毁已印好的摩西五经；接着又有支持翻译圣经的国务大臣戈利岑被撤职，并任命希什科夫为国民教育大臣。保守派获得了暂时的胜利。
然而，圣经俄译终究是大势所趋，统治者最终还是认识到让更多的人直接阅读圣经对于巩固统治秩序的好处，而利用神的话来反对现存制度还只是一种可能，而不是现实的主要威胁。所以，新皇尼古拉一世继位后，尽管查封了圣经协会。但在查封的诏书（1826年4月12日）中还是说：“由圣经协会用斯拉夫文和俄文印行的圣经，同样可以用帝国居民使用的其他语言印行，朕允许继续用该书的定价向居民出售。”在1828年还解除了希什科夫的国民教育大臣职务，任命了前圣经协会的创建者K.K.利文公爵来代替他。接下来，由菲拉列特带头，在神学院里用俄语讲课逐渐推广开来，并成为一种新的时尚。（以上材料见弗罗洛夫斯基：《俄罗斯神学之路》，1937，巴黎，153-180页）
二
也许在今人看来，为了圣经的俄译不值得如此折腾。现在有什么样的经典不能翻译呢？宗教的、政治的、学术的，一概可以翻译，无人会对此加以干涉。（当然，如果要出版就另当别论，比如马列主义的经典、毛泽东、邓小平的著作就不能随便出版，只能由国家指定的出版机构出版；它们的标准翻译国家也要指定专门的翻译机构——如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进行。）但是，如果我们用历史的眼光来考察这个现象，把它放到经典崇拜史中去研究，就可了解这场风波出现的必然性。
在人类历史上，对待经典的态度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即经典崇拜和科学地对待经典。有史以来，经典崇拜占主导地位的时间很长，这与人类知识贫乏、自我意识欠缺直接相关，也与专制极权政治直接相关。本来，经典一词就带有让人崇拜的含义，它本是指讲解教义之书，从中演化出指导人们思想和行动之标准的书的意义。这样的书还能不崇拜吗？当人们的文化水平极低，尚不能获得自我意识的时候，会很自然地实行经典崇拜，再加上统治者的思想欺骗和专政镇压，便使经典崇拜延续秀久。直到欧洲民主革命兴起，特别是健全的民主社会出现之后，才逐渐改变这种局面，科学地对待经典的态度才逐渐占了上风。但是，由于世界状况之复杂，直到当代还有一些国家和民族仍然是经典崇拜占据主导地位，因而使这些国家和民族在文化发展上受到极大的障碍，大大落后于世界潮流。
在经典崇拜史中，也有不同的发展阶段。俄国出现的俄译圣经风波实际上就是两个阶段之转折时期的体现。在欧洲，这两个阶段的转变是以路德的宗教改革为标志的。在前一阶段，经典的神圣性不仅表现为内容的绝对性，而且表现为形式的绝对性：人们不仅要绝对服从其中所包含的训械，按照它的要求去想，去做，去行动，而且对它的形式也不允许有任何的更动，这点特别表现为对于用另外的文字翻译经典的绝对禁止。这就是说，不仅经典的内容是神圣的、绝对的，而且连经典所体现的形式，即所使用的文字也是神圣的。进行翻译，就是用非神圣的语言去表述经典，那么，就会亵渎经典，歪曲经典。禁止翻译经典还有另外一个意义，就是不允许在某一民族里人人都能自由地阅读经典，而将解释经典的权利归于少数有特权的人：神的话，领袖的话，圣人的话，伟人的话，只有通过他们的解释才能被广大群众所“正确地”理解和接受。如果人人均可阅读经典，就会对同一部经典产生多义的理解和解释，其结果就会出现混乱，经典的神圣性、绝对性也就要遭到破坏。用解释学的话来说，这就是要维护文本的绝对性。显然，这一阶段里的思想统治是最为严酷的，人们不仅要绝对顺从圣经的训诫，而且要绝对顺从那些有权解释经典的人的训诫。就宗教来说，人们不仅要顺从圣经，而且要顺从主教、神甫的话，因为他们是代表神说话。当然，即使在这一阶段人们也不可能完全顺从，彻底愚昧，总还是有人对这种经典崇拜提出质疑。因而统治者就必须以行政的和专政的手段惩治和镇压敢于对经典提出怀疑和不顺从的人。
随着各民族文化的发展，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自我意识的出现，必然要求打破这种对经典之阅读权和解释权的垄断。这时，虽然人们对于经典的内容之神圣性与绝对性并不怀疑，但对其体现形式的神圣性与绝对性已经产生怀疑。于是，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阅读与解释经典的要求便油然而生。由此看来，俄译圣经还是符合历史潮流的事情，而反对者则是站在历史潮流的对立面，妄想维护阅读与解释圣经的垄断权。
三
这样的事情并非只发生在俄国，路德在宗教改革中的一个重要功绩就是将圣经译成德文（在这以前尽管已经有人做这件事，但成效甚微）。1522年路德所译德文圣经出版，1534年德文新旧约全书出版，1526年路德实行用德语举行弥撒（除了希腊文的重叠句“求主怜悯”[Kyrie eleison]以外，所有语句都用德文）（以上资料引自罗伦培登：《这是我的立场——改教先导马丁·路德传记》，陆中石、古乐人译，译林出版社，1995）。这些都是路德所进行的宗教改革的组成部分，他的本意也是要让德国人能用自己的语言直接阅读圣经，打破教会对于阅读和解释圣经的垄断，使每个普遍教徒能够直接与上帝交往。
普通人直接阅读和理解圣经（或者更广泛地说，阅读和理解经典），对于统治者来说，作用是双重的：既有不利的一面，即对圣经（经典）的解释权的冲击和破坏；也有有利的一面，可以扩大圣经（经典）的影响，甚至使人更自觉地信仰圣经（经典）。因而当潮流不可阻挡时他们也不会过于执拗。但是，当普通人终于获得阅读和理解圣经（经典）的权利时，他们的担心也就来了：人们都按自己的理解来解释圣经（经典），思想必然会出现不统一、分歧甚至混乱，这样就会形成对自己统治的威胁。于是，他们就会想方设法地寻找对付的办法。我们在历史上看到，随着俄译圣经和德译圣经的出版，还有各种钦定的即由皇帝或教会审定的圣经解释书籍的编写和出版，诸如《基督教教义讲解》、《基督教教义问答》之类的书。俄国人从拜占庭那里翻译了不少这类的书籍，俄译圣经的译者菲拉列特自己还亲自编写过这类的书，马丁·路德也编写过《基督教教义大问答》（供成人阅读）和《基督教教义小问答》（供儿童阅读）。教会和政府用这些经过审查的带有权威性的书籍来引导和统一有阅读能力的人的思想，以免他们“走火入魔”。于是，我们看到，路德和菲拉列特这些历史潮流的代表最终还是成了经典崇拜的牺牲品。
这些事实证明，经典崇拜史上的两个不同的阶段虽然是文化发展的结果，在一定的意义上也是文明战胜愚昧的表现，但两个阶段的更替并不证明经典崇拜的实质有什么根本性的变化。这是由专制统治的本性决定的。统治者需要经典，因为他们只靠行政的和专政的手段进行统治是不够的，茨威格说过：“独裁者可以被人怕，却未必被人爱；人们屈从于恐怖统治，却未必认为它正当合理。”（《异端的权利》，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第41页）因此他们需要经典从精神上对其统治给予支持，用以证明其统治的合理与英明。也正因为如此，统治者一直是要把人们对经典的阅读和解释控制在有利于自己统治的范围之内。过去是普通人不得阅读，只能听从有特权的人的讲解；现在则是用审定的解经之书引导和统一对经典的理解。从方法上说，如今是更文明一些（历史潮流如此，不得不文明一些），但其实质则无变化。历史走到20世纪，还有不少国家的统治者在竭力控制对经典的解释权，以利于“统一思想”。因此也就出现了特定经典的权威解释人，比如，在30年代苏联日丹诺夫（以下还有尤金等）对斯大林著作的解释，60年代艾思奇对毛泽东著作的解释，“文革”期间林彪、“四人帮”对毛泽东“最高指示”的解释，等等。
统治者在钦定对于经典的解释之同时，也就必然要打击对于经典的“异端”解释。中世纪在欧洲的天主教宗教裁判所所制裁的异端分子并非都是提出与宗教观念相左的科学家，更多的是天主教内部的异端分子，其中许多人正是由于对圣经提出了与正统解释不同的新的解释而被治罪的。在俄国，在由牧首尼康提出、沙皇首肯的所谓教会改革中，由于对传统的教规教礼的不同解释而处罚了大批的神职人员。在斯大林执政时期，苏联哲学家德波林的遭遇是极为典型的例子：他是一个老资格的党内哲学家，1905年就站在列宁一边反对马赫主义，1929年起任苏联科学院院士，还曾任哲学研究所所长、科学院历史和哲学部主任、科学院主席团委员。他的著作大都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的阐释，如《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列宁和现代物理学危机》、《辩证唯物主义入门》等。在20年代苏联的反对“机械论”的斗争中，他是重要的代表人物。但是到了30年代，斯大林认为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阐释不正确，于是发动了批判德波林哲学的斗争，苏共中央的决议甚至说他站在“孟什维克或唯心主义立场”，贬低列宁哲学的历史地位，并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等同于黑格尔的辩证法，等等。于是，德波林哲学被判为异端，德波林本人从此也就销声匿迹了。在这方面中国的事例也很多。“文革”前在哲学领域中的几次大批判极为典型。例如，1959年开始的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讨论：起初是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的学员在学习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时，要求教师解答“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心主义命题还是唯物主义命题。杨献珍和艾思奇在解释时观点有分歧，杨认为这是唯心主义命题，而艾思奇则认为它既可作唯心主义解释，也可作唯物主义解释。后来，这个争论被公开到学术界进行讨论。在一段时间里这种讨论完全是作为学术争论而正常地进行，但是后来党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康生、陈伯达进行干预，便使学术讨论变成了政治批判，杨献珍等的观点被扣上“反对毛泽东思想”、“为现代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反对三面红旗提供理论武器”等政治罪名，讨论由此中断。另一个典型例子是建国以后讨论最激烈，后果也最严重的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争论。争论的起因是：杨献珍在中央党校讲授列宁的《哲学笔记》时提出，事物不仅是“一分为二”的，同时也是“合二而一”的。后来，他的学生按照这个观点写成《“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文章，并发表于1964年5月29日的《光明日报》。这样，便引起了大讨论，到1965年5月，在全国报刊上共发表争论文章470多篇。这些文章都是根据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的经典著作的不同理解写作的，整个争论弥漫着浓厚的经院味。但是，由于“合二而一”论触犯了毛泽东提出的“一分为二”的权威，所以又受到党中央的干预。1965年8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康生、陈伯达起草的文章《哲学战线上的新论战》，对主张“合二而一”论的杨献珍等人大加指责：“同党大唱对台戏”，“有意识地适应现代修正主义的需要”，“宣传阶级和平和阶级合作，宣传矛盾调和论”，“有意识地适应国内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势力的需要，给他们提供所谓‘理论’武器”。在“文革”中，“合二而一”论被进一步定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哲学”，赞同“合二而一”论的人遭到残酷的迫害。在“文革”以后，最突出的例子是80年代我国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大讨论。那次讨论，规模甚大，几年里全国发表了600多篇文章。在讨论中，主张马克思主义是最高的人道主义的观点和主张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根本对立的观点，都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出发的，只是对于这些经典的解释不同而已。从实质来说，这次讨论不过是，一方为人道主义争取合法的权利与地位，而另一方则是反对给予人道主义以合法的权利与地位。因而在人道主义本身的研究上并没有什么学理上的进展。但是由于这场讨论涉及到当局对人道主义和异化的态度问题，所以最终也要受到当局的干预。在胡乔木为这场讨论作政治结论的小册子《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中说：“宣传人道主义世界观、历史观以及社会主义异化论的思潮，不是一般的学术理论问题，而是关系到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能否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实践的有重大现实政治意义的学术理论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的带有根本性质的错误观点，不仅会引起思想理论的混乱，而且会产生消极的政治后果。”它指责那些主张马克思主义是人道主义的人已经“走到怀疑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怀疑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的地步。”扣下这样的罪名，谁还敢再讨论？（你想讨论，也无人敢发表你的文章。）于是，这场大讨论夏然而止。
当权者取舍的标准并不是解释的准确性，而是是否符合自身的需要和利益。这是经典崇拜时期的基本特点。
任何真正的经典，都有其历史价值与文化价值。因而可以流传下来，有的甚至可能继万世不绝。但是，由于它们都是一定时代的产物，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烙印，因而也都不可能成为绝对真理。极权政治所以把某些经典绝对化，完全是出于统治的需要。今天，这应当已是不争的事实。如果不是别有用心或愚蠢过度，就不会闭眼不看这一千多年的历史所证明的道理。遗憾的是，在当今的世界上，仍然有一些国家在卖力地推销经典崇拜，竭力抵制科学地对待经典的世界潮流，甚至用某种宗教经典作为制定国家法律的依据，为了一己的私利而牺牲科学民主，用高压手段维持对其有利的经典解释，使之麻痹与欺骗人民。这些可能获得一时的成功，但决不可能久安。世界潮流有其自己的走向，决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逆潮流而动者将被历史所抛弃。——马克思主义正是这样教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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