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赛罗的文化认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奥赛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莎剧评论家们早已注意到威尼斯白人社会对奥赛罗的种族歧视，然而他们似乎很少从另一个角度提出进一步的问题：奥赛罗对歧视他的白人社会有没有文化认同的愿望？如果有，白人社会是怎样对待他的文化认同要求的？他的心理状况和行为模式因此又受到什么样的影响？他的悲剧和他的文化认同愿望之间有何关系？在这篇论文里，笔者试图从非白人的语境来分析和回答以上问题。
正如保罗·罗伯逊所说：“莎士比亚的奥赛罗虽然学会了生活在一个陌生的社会，他却并不属于它。”（注：转引自G.M.Matthews,"Othello and the Dignity of Man",in Shakespeare in a ChangingWorld:Essays,edited by Amold Kettle,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64,p.123,p.130,p.133.）然而，奥赛罗本人绝不想把自己隔绝于主流社会之外，他希望真正属于威尼斯，他渴望同这个基督教社会在文化上认同。九个月前才第一次踏进威尼斯的奥赛罗必然会有这种愿望，因为这涉及到他在异族社会中重新确定自己的身分、充分实现自我价值的重大问题。他同任何时代的移民一样，明白自己文化认同最重要的两条途径是与当地女子结婚和皈依那个社会的宗教。这并不是说他对德斯底蒙娜的爱是功利性的。奥赛罗的爱情不仅仅是对德斯底蒙娜个人的爱，也是对后者的种族和文化的爱慕，是文化认同心理在爱情方面的表现。反过来说，德斯底蒙娜的爱对他来说具有强烈的文化认同意义，对他在心理上确认自己在白人社会中作为一个人的价值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一点德斯底蒙娜当着满庭元老表述得十分清楚：“当初在他的心里我看见了奥赛罗的面貌，我已把我的灵魂和命运贡献给他的名誉和武功。”（Ⅰ，iii）（注：本文所引《奥赛罗》台词，均引自梁实秋译文。）德斯底蒙娜否认了肤色、人种与人的内在价值之间的联系，勇敢地当众宣布：她透过奥赛罗的外表，看到了他精神上的美，并深深为这种美所吸引。她的这种摆脱了种族偏见的爱极大地鼓舞了奥赛罗文化认同的信心。这一点奥赛罗一直没有公开承认，直到后来他感到他的婚姻已面临危机时才说了出来：“我也不因自惭形秽而生些许之忧虑，或疑惑她有二心；因为她是有眼睛的，是她选中我的。”（Ⅲ，iii）也就是说，德斯底蒙娜的选择证明了他在白人社会中作为一个人的价值。至于奥赛罗的宗教信仰，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基督徒，他的基督教信仰应当是在威尼斯军队中服务时就形成了。在赛普勒斯岛上，他谴责部下酗酒闹事时说：“莫非我们都变成异教徒了，以至于上天不准回教徒做的事我们反拿来对自己做？为了基督教的羞耻，快停止这野蛮的吵闹。”（Ⅱ，iii ）奥赛罗早已同“异教徒”划清了界线，把自己视为一个文明的基督徒。
然而，尽管奥赛罗在文化认同方面作出了相当大的努力，威尼斯却仍拒绝平等地把他视为自己社会中的一分子：他的不同的种族背景、他黝黑的肤色是一道不可跨越的鸿沟，横在他和威尼斯社会之间。在第一幕里，浓厚的种族歧视的气氛就扑面而来。开场不久，奥赛罗还没有出现，依阿高就乘着夜色在布拉班修住宅外高声叫嚷，向他通报奥赛罗和他的女儿秘密结婚的消息：“一只大黑羊正和你的那只小白羊交尾哩。起来哟，起来哟！快敲钟惊醒酣睡的人们，否则那恶魔要让你当外祖父哩。……你的女儿可就要被一匹西西里的马奸了，你的外孙就快要向你嘶嘶的叫了；将来骏马是你的亲戚，矮马是你的本家。”（Ⅰ，i ）在依阿高眼里，奥赛罗同德斯底蒙娜的结合是“禽兽一样的勾当”。而布拉班修虽然平日对奥赛罗以礼相待，一旦奥赛罗娶了他的女儿，他就一反常态，辱骂奥赛罗是“丑恶的黑鬼”，怀疑后者“用邪恶的符咒”迷惑了德斯底蒙娜。在他看来，一个威尼斯姑娘爱上一个瞧上去都让她害怕的黑人，那一定是受到了魔法的蛊惑。威尼斯的公爵又是怎样看待这件事的呢？当看到这场婚姻已成事实时，公爵完全没有想到可以找出黑女婿的一些长处（譬如他辉煌的战功）来安慰伤心欲绝的布拉班修，以向他证实奥赛罗在某些方面与他的女儿相配，而是劝他忍受这场“不幸”：“事到了无可挽回，祸到了终头。只得勾消那依赖着希望的忧愁。若竟哀悼已成过去的不幸，那便是招引新不幸的捷径。”（Ⅰ，iii ）公爵是威尼斯的最高统治者，他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统治阶层对这场婚姻的意见。那么，为什么对他们来说这是一场不幸？布拉班修在去法庭找公爵评理的途中说的几句话可以作为这个问题的答案：“我的这案件非同小可：公爵本人，或当局的我的任何兄弟，一定会觉得这冤抑等于身受一般。如果这种行为可以放纵不管，奴才和异端都要成为我们的政府大员了。”（Ⅰ，ii）换句话说，奥赛罗和德斯底蒙娜的婚姻不仅使整个威尼斯社会蒙受耻辱，更重要的是，一个异族人现在通过婚姻同这个社会进一步认同，对这个社会的白人政权造成了潜在的威胁。尽管奥赛罗战功赫赫，虔诚地皈依了基督教，布拉班修和威尼斯统治阶层却顽强地抵制他与自己所在社会的文化认同，因为在他们眼里，奥赛罗永远是奴才和异教徒。
白人社会对奥赛罗的歧视在依阿高身上得到了最集中体现。他说，“我恨那摩尔人，我的怨毒蓄积在心头”（Ⅰ，iii）。 他为什么恨奥赛罗？柯勒律治说这种恨是“没有动机的邪恶”，（注：转引自G.M.Matthews,"Othello and the Dignity of Man",in Shakespeare in aChanging World:Essays,edited by Amold Kettle,InternationalPublishers,1964,p.123,p.130,p.133.）这种观点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对《奥赛罗》的一种定评，然而，他闭目不见该剧中到处存在的种族歧视，在今天看来则是不正确的。依阿高的仇恨归根到底是出自于种族歧视。按照伊恩·史蒂文森的说法，种族偏见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他称之为“趋同偏见”（conforming prejudice），这是指某一种族的成员受本族传统偏见的影响而歧视另一种族的成员；另一种偏见则出于更加个人的原因：某一种族的成员在生活中遇到挫折时，为了摆脱内心的失败感，就把自己的不顺利归咎于另一种族的成员。（注：Ian Ste-venson,M.D., "People aren't Born Prejudiced,"People,1960,No.2,p.21.）依阿高对奥赛罗的仇恨兼具这两种偏见的因素。一方面，他的仇恨出自于趋同偏见，他以更极端、更强烈的方式体现了威尼斯统治阶层对奥赛罗的歧视；另一方面，他的仇恨有个人的原因。他升迁受阻，同时又怀疑自己的妻子可能和奥赛罗有染。他有充分的动机把自己的挫折感发泄到奥赛罗身上。
如果说奥赛罗是从宗教和婚姻两条途径上同威尼斯进行文化认同的，那么依阿高也是从这两个方面来破坏他的文化认同的。依阿高不仅要在奥赛罗和德斯底蒙娜爱的琴瑟上“松几根弦”（Ⅱ，i）， 而且还要不遗余力地摧毁他的基督教信仰。在声言要杀死德斯底蒙娜后，奥赛罗跪下发誓：“苍天在上，我谨以此言为誓。”（Ⅲ，iii ）而依阿高也随之跪下，然而他在自己的誓言中却别有用心地把奥赛罗的基督教的“苍天”（Heaven）偷换成了异教崇拜的自然力：“天上常明的日月，环抱大地的天空，敬请鉴临！依阿高如今把他的头脑心手一齐交付了被欺侮的奥赛罗，为他效劳尽瘁。”他并非一个异教徒，他的动机无非是破坏奥赛罗的基督教信仰。不仅如此，他还要进而让他变成一个野蛮人，一个毫无理性的动物。正如G.M.马修斯所指出的那样，依阿高在第二幕里就预演了一次陷害奥赛罗的阴谋，那就是依阿高把卡希欧灌醉让他酒后闹事的事件。（注：转引自G.M.Matthews, "Othello and theDignity of Man",in Shakespeare in a Changing World: Essays,edited by Amold Kettle,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64,p.123,p.130,p.133.）卡希欧在事后痛苦地说：“好好的一个人， 忽然变成了一个傻瓜。立刻又成为畜生！怪哉！每一过量的杯都是受过诅咒的，杯里的东西就是恶魔！”（Ⅱ，ii）依阿高计划在奥赛罗身上重演的正是这样把一个神志清明的人变成傻瓜、变成畜生的阴谋，他要“使那摩尔人变成一头蠢驴，让他永不得安宁，以至于疯狂。”（Ⅱ，i）
作为种族歧视的受害者，奥赛罗对自己的肤色人种怀有自卑感，他对威尼斯社会加诸于他的种族歧视从来没有正面进行过抵制。他似乎威重一时，却能安然忍受布拉班修的当面侮辱和公爵不恰当的比喻，而不作任何反驳。更有甚者，在第三幕里，依阿高假装诚恳地对他说：“有过不少的同国同种门户相当的男人向她求婚，我们看起来都是合乎情理的，她却一概不顾；咳，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一种顶淫荡的情欲，乖谬的脾气，怪僻的思想。”奥赛罗居然也默默同意了他的看法。奥赛罗接受了自己人种低劣的看法。他承认自己“生得黑丑”（Ⅲ，iii）， 在他眼里，德斯底蒙娜“像狄安娜一样鲜艳的”的名誉一旦蒙上污垢之后，就像他的脸一样“污黑”。正是种族自卑感使他对自己的婚姻缺乏足够的自信心。他在塞普勒斯岛的码头上与德斯底蒙娜重逢时对她说：“啊我心头的喜悦哟！如其每次风暴之后都有这样的宁静，风就刮吧，刮到把死人吹醒！摇荡的船也不妨爬上奥林帕斯山一般高的巨浪，然后再钻到地狱那样深！纵然现在是要死的，现在还是最幸福的时候，因为我恐怕我的心灵是已经绝对地满足了，在将来不可知的命运中不见得能有这样的慰安。”（Ⅱ，i）这是一段奇特的台词， 奥赛罗在表达自己的欢乐的同时，却一再联系到死亡、黑暗和地狱。他虽然已经是德斯底蒙娜的丈夫，却并不完全相信他的幸福是真实的，他担心这样美好的爱情不长久，内心深处有一股焦虑的暗流。
奥赛罗的种族自卑感构成了他文化认同的严重障碍，并且深刻地影响着他的行为模式。他之所以不断地让人们注意到他的价值和他的成就，与他克服这一障碍的心理需要有直接关系。批评家们往往指责奥赛罗骄傲，而没有看到骄傲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内心自卑感的折射。在他出场后的第一次对话里，依阿高劝他暂避一下率众前来问罪的布拉班修，奥赛罗回答说：“由他去泄愤，我对政府所立的功劳可以压倒他的声诉。”（Ⅰ，ii）他这种炫耀自己武功的言辞在剧中常有流露。例如，在向公爵和众元老解释自己和德斯底蒙娜的爱情经过时，奥赛罗大谈他的奇特经历：他间不容发的逃生，他所见到的吃人的生番，肩上没头的民族等等。尽管口气谦卑，他的话却颇有自我吹嘘之嫌。在讲到他们俩相爱的原因时，奥赛罗说：“她为了我所经历的种种患难而爱我，我为了她对我所抱的同情而爱她。”按照他的说法，他们两人爱情的基础是德斯底蒙娜对他的经历所抱的态度。换句话说，他把德斯底蒙娜的爱当成了一面魔镜，（注：镜子一说受到Carol
McGinnis
Kay 的启发，见 Carol McGinnis Kay,"Othello's Need for Mirrors," inShakespeare Quarterly,Vol.34,No.3,Autumn 1983,p.265.）通过这面镜子他看到的自己是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他的历史也因此而具有了全新的意义。当他把德斯底蒙娜称为“我的美丽的战士”（Ⅱ，i）时，通过她这面镜子，他在自己的意识中也成为了美丽的战士。他需要再造自我形象。卡罗尔·麦金尼斯·凯指出：“他耗费了很多自己和别人的精力去界定和增强他的心理认同，不过这正表明他的自我意识相当弱，相当缺乏界定，因此不断需要加以强化。他表面上相当自信，而事实上缺乏自信。”凯的看法是有见地的，然而她把奥赛罗的这一心理倾向归咎于“不成熟的自我”，（注：Carol McGinnis Kay,p.265.）则没有看到问题的关键所在。
奥赛罗的文化认同既然存在着深刻的外在和内在障碍，他的失败就并非出于偶然，并非简单地出于不自信或轻信，而是一场文化认同的失败。正是由于存在着种族歧视造成的种种障碍，他才那么不自信，而正是由于不自信，他才可能那么轻信。爱情对奥赛罗来说，意义太重大了——爱情的成败关系到文化认同的成败，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自称“青春的热情已成过去”的奥赛罗把德斯底蒙娜的爱看得那么重要：“可爱的女人，要是我不爱你，愿我的灵魂永坠地狱！当我不爱你的时候，世界也要复归于混沌了。”（Ⅲ，iii）从这个角度来观察， 奥赛罗在听信了依阿高的谗言后那一段绝望的台词也就不是不可理喻的了：“啊，从今以后，永别了，宁静的心绪！永别了，平和的幸福！永别了，威武的大军，激发壮志的战争！啊，永别了！永别了，长嘶的骏马、锐厉的号角、惊魂的鼙鼓、刺耳的横笛、庄严的大旗和一切战阵上的威仪！还有你，杀人的巨炮啊，你的残暴的喉管里模仿天神乔武的怒吼，永别了！奥赛罗的事业完了。”（Ⅲ，iii ）连依阿高也没料到自己的阴谋会有如此的效果，他问道：“难道一至如此吗，主帅？”一些西方批评家大概也同样不理解此时的奥赛罗，他们认为奥赛罗仅仅是顾影自怜，或者是像演戏一样装腔作势，（注：持这种观点的有F.R.Leavis,Derek Traversi等人。见F.R.Leavis,"Diabolic Intellect and theNoble Hero: A Note.on'Othello'",in Scrutiny,Vol.VI,No.3,December 1937,p.269-70;Derek Traversi,"Othello",in The Windand the Rain, Vol.VI,No.I,Summer 1949,p.250.）他们站在白人文化的立场上看待奥赛罗，没有体会到他的文化认同要求的迫切和重要。对奥赛罗来说，德斯底蒙娜这面魔镜现在碎了，他自己在镜中的自我形象也碎了，他不得不退回到认识德斯底蒙娜之前的阶段来重新塑造自我形象，可是连退回去的路都被切断了。他不可能再像从前那样满足于自己扮演的雇佣军人和战争工具的角色。他曾经发现过自身价值，现在他认为又失去了，这比不发现还糟糕。他曾经怀着文化认同的热切希望，而现在希望破灭了。德斯底蒙娜对他不忠就意味着威尼斯社会对他的文化认同要求的断然拒绝。痛苦中的奥赛罗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当面向德斯底蒙娜承认自己的生命依赖于她的爱，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内心的孤独感有多么深：“但是你这心窝，是我贮藏爱情的仓库，我除了在此地生活便别无生命可言，这是我生命之流的泉源，否则便要干枯的；居然把我从这个地方驱赶！”（Ⅳ，ii）对此刻的奥赛罗来说，存在本身已失去意义。
失去了文化认同希望的奥赛罗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他完整的内心世界坍塌了。他接受了依阿高的语言，开始谈刀剑、绳索、毒药、火焰，这一点依阿高马上注意到了：“这个摩尔人已经中了我的毒药，起了变化。”更为可怕的是，在奥赛罗内心深处的黑暗力量像火山一般冲破了基督教信仰的坚实外壳，喷涌而出：“残毒的仇恨，请从空旷的地狱里面起来！啊爱情！把你的冠冕和心中的宝座让给酷虐的愤恨。肿起吧，胸怀，因为里面藏着的是毒蛇的舌头！……啊，血，血，血！”（Ⅲ，iii）当他咬牙切齿地说出“我要把她碎尸万段”时， 当他连声赞同依阿高把德斯底蒙娜扼死在床上的建议时，奥赛罗事实上已经变得像依阿高希望的那样了：好端端的一个人真的变成了野蛮人。
奥赛罗的死为他的文化认同划上了句号。在临死前的一刻，从疯狂中清醒过来的奥赛罗开始用一种别样的眼光审视自己，他开始把自己比作异教徒：他像一个不知珍惜宝珠的“粗鲁的印度人”，他的眼泪像他家乡胶树上的胶液一样迅速流淌。最后，他以自己以前杀异教徒的方式自杀：“有一次一个恶劣的缠头的土耳其人殴打一个威尼斯人并且辱骂威尼斯，我便扼住了这回教徒的咽喉，这样的一击。”（Ⅴ，ii）他以自杀宣布了自己文化认同的失败。
纵观全剧，笔者认为，《奥赛罗》的一个焦点是奥赛罗文化认同的迫切要求和白人社会对他的认同要求的抵制这两者之间的直接冲突。莎士比亚揭示了奥赛罗在文化认同过程中的幸福、痛苦、挣扎和幻灭。在奥赛罗生活的时代，他的希望只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梦。在数百年后的今天，这个破灭的梦依然让我们为之悚然，让我们沉入深深的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