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 70年社会体制变迁研究
丁元竹 江汛清
内容提要 社会体制从本质上而言乃是一种社会关系模式。它的功能是促使社会开展日常活动，形成社会基本氛围，应对社会冲突，促进社会和谐。社会体制既是社会秩序的基础，也是激发社会活力的核心制度。新中国成立70年来，社会体制经历了阶段性的变迁。在利益格局上，从公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体的利益格局转向了以市场经济体制为基础的利益格局；在社会关系模式上，经历了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分隔分治格局向网络环境下的社会关系新模式的转变；在社会空间上，从被行政化和单位化全面渗透转向公共利益的不断完善以及公共空间的持续扩大。
关键词 社会体制 利益格局 社会空间 社会关系模式
引 言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社会体制经历了阶段性的变迁。学界对这一论题也展开了诸多研究和阐释。已有成果对社会体制的界定主要有如下三种：一是认为社会体制主要涉及社会事务管理的相关体制及公共管理，包括社会管理体制和公共服务体制，指涉的是具体的操作层面；二是认为社会体制是区别于国家和市场的第三部门；三是认为社会体制是实现社会理想目标的一种制度形式，其结构和逻辑就是与社会理想目标相适应的运行逻辑。以上三种界定从不同层面对社会体制进行了学理性辨析。但本文认为社会体制究其本质而言乃是一种社会关系模式。社会中的人们以利益格局为核心,以公共利益为纽带，以公共领域为范围，来构筑社会的基本秩序，编织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模式，进而形成了所谓的社会体制。社会体制的功能是促使社会开展日常活动，形成社会基本氛围，应对社会冲突，促进社会和谐。社会体制既是社会秩序的基础，也是激发社会活力的核心制度。合理的社会体制能够使其文化和社会组织方式得以应对复杂的社会问题，避免社会陷入“困境”。因此，基于这样的定位和预设，本文无意探讨具体的社会体制问题，诸如就业、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而是基于利益格局、公共利益、公共空间、社会空间和社会关系模式等三方面构建一个新的分析框架，以把握新中国70年来社会体制演变的内在核心逻辑及未来趋向。
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体制模式
(一)以公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体的利益格局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2年，中国还没有接受前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在这一阶段，经济主要由政府主导，但也存在市场经济，有国营的，也有民营的。这与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对于中国面临的形势判断有着密切的联系，1948年3月2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指示中要求，“中国现阶段革命的目的，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一个以劳动者为主体的、人民大众的新民民主主义共和国，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①。采取这一政策也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共七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分两步走”战略有关。但是朝鲜战争结束后，毛泽东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提出“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②，并在1953年提出了使生产资料公有制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唯一经济基础作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把解决所有制问题提上议程，扩大公有制，逐步消灭私有制，国家由新民主主义迅速转向社会主义。1955年，毛泽东掀起了“社会主义高潮”，在个体农民逐步被消灭的同时，私人工商业也失去了继续存在的环境和基础。对于这一变化所造成的影响，1981年费孝通在其《重访江村》中描述道：
土地改革后，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耕种，积极性空前高涨。若以土改完成后的1952年和1949年相比，全国平均粮食生产增长了42.8%，农民购买力提高了一倍。以开弦弓村来说，1936年的粮食亩产量是300斤，1952年据格迪斯教授的数字是500斤，增加了近66%，如迪格斯教授所记下的这个村子完成了合作化后，粮食产量继续上升，到1955年已达亩产560斤。1956年就是合作化后一年，但是农民给格迪斯教授的预算概念亩产将达700斤，那就是比合作化前1955年增加28%；比1952年增加42%。③
从1955年到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前，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成为国民经济的唯一基础。在这一时期，经周恩来审阅，国家计委颁布了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情况和十五年远景计划及第二个五年计划基本任务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提出了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要在1967年以前完成国家对工业的技术改造，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完成对农业的改造，基本上完成对运输业的技术改造；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产生阶级的根源，消灭阶级；消灭失业和贫困，使人民生活实现富裕，建成社会主义社会。1960年1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1960年计划和今后3年、8年设想的口头汇报提纲》,提出了今后8年的总要求和基本任务：以共产主义的雄心大志，尽可能地加快建设，保证工农业生产不断跃进，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农业、科学文化和国防四个现代化，建立起独立完整的经济体系，使中国成为一个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基本上完成集体所有制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在分配制度中要逐步增加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的因素。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其特征是，“所有的工业和商业都是由国家垄断经营的，政府可以人为地把农民生产的粮食、棉花、原材料价格压低，在工业里又把上游产品的价格压低，这样就把农业和上游工业的利润转移到了商业，国家可以从自己垄断经营的商业环节把利润全部拿到自己手里，派作各种用途”④。由于所有制结构比较单一，各类经济主体缺乏竞争，经济体制缺乏活力；国有企业变成行政机关的附属物，人、财、物、产、供、销等环节全部由计划决定。
(二)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分隔分治的社会关系模式
户籍制度是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管理体制的重要制度设计，把人口区分为城乡户籍也是这个时期独有的社会管理方式之一。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的户籍制度并没有后来那么多的附加意义，仅仅是作为人口统计的一种基本方式。到1958年，则逐步颁布实施了有关户籍管理的行政条例，把一个国家的人口通过制度安排摆放在两个不同的空间。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要求，“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农业人口会减少。如果让减少下来的农业人口，都拥到城市里来，使城市人口过分膨胀，那就不好。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注意这个问题”⑤。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时，中国的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89.36%，1958年为83.75%，到1978年改革开放时为82.08%。从1958年到1978年的20年间，城市人口仅仅增加了不到2%，城乡人口的比重几乎是凝固的，甚至在一些年份还呈下降态势，足见户籍制度对于人口城市化率的遏制。在这个意义上，户籍制度既是一种利益格局，它赋予了人们不同的权利，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的含金量存在天壤之别；户籍制度也是一种公共空间，它将整个国家分成了城市和乡村，在改革开放以前，农民只能在农村地区谋取生计，被限定在特定的空间结构中；户籍制度还是一种社会空间，它具有把人限制在特定地域的能力，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人口流动受到阻滞。城乡分治的社会关系模式经由户籍制度及其附加因素塑造而成。
从新中国成立至1960年，城市人口增加了约10%，而从1960年至1978年，农民在土地上按照国家计划开展生产。生产什么，生产多少，都是政府说了算，农民只能被动接受，政府实行统购统销，禁止农民贩卖粮食和农副产品等经营性活动。被这样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通过工分制度来计量自己的贡献，大部分地区采取了固定工分制度，农民从年终干到年初，劳累一年，收入很低，有的地区不能维持温饱，还有的地区处于贫困状态。描写习近平总书记在梁家河下乡时期农民状况的报告文学《梁家河》中有这样一段话：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先是从计划经济体制中“外化”出来一个市场体制，当时人们称之为“双轨制”，随着对计划体制改革的深入，新的社会体制逐步形成。例如，原有的计划体制下并没有社会保障制度，只有国有企业职工、机关工作人员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享受社会福利设计。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改革、企业改革造成了人口流动和企业职工分流，承担这些流动人口和下岗职工的社会保障任务自然成就了社会保障体制建设的使命。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的社会保障体制逐步建设起来了，在这个过程中，教育体制及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也逐步提上议程。在经历了教育和医疗产业化的阵痛之后，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被提上议程，目的是建立一个政府负责制度安排的公共领域，把基本公共服务作为一项制度提供给13亿人民。从计划经济下的社会事业，到教育和医疗产业化再到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其目的就是要使社会体制改革与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的目标相适应。
2.病毒耐药性检测：病毒耐药是导致抗病毒治疗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对抗病毒疗效不佳或失败者可行耐药检测。
有人一年四季只有一套衣服。天冷的时候，在里面缝上棉絮；天暖的时候，再把棉絮拆下来。
中国社会体制的起源，实际上可以追溯到传统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利益格局，以家、家族和传统社区为基本单位的公共利益和公共空间形式以及传统的农业耕作方式下的社会空间和社会关系模式。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形成了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以及农村集体经济为基本特征的利益格局，以城市公务人员为主体的社会福利制度所塑造的公共利益和公共空间，在户籍制度分割下形成的新的社会空间和社会关系模式。在这个阶段，社会空间得到了巨大拓展，社会关系模式发生了深刻变化。而自改革开放以来，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逐步形成了一个以公有制为基础、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利益格局；随着农村改革和企业改革的深入，以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为先导的公共服务体系改革和创新，以及随之而来的人口流动，大大改变了公共空间结构和社会空间结构，带来了人与人关系的深刻变革，形成了新的社会关系模式。但也必须看到，在利益格局得到改善的同时，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也表现出来：收入差距拉大和收入分配不合理现象日趋严峻，利益协调问题成为核心问题。但是，可以期待的是，伴随着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尤其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体系的推进，公共利益将不断完善；伴随着交通设施和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公共空间将持续扩大。在此背景下，社会空间和社会关系模式的变革将会持续深化。这正是新中国70年社会体制的变迁过程。
不知道是不是被Apple的乌鸦嘴给说中了，今天晚上海德希克1907先生又没出现。Yoyo倒是没什么，忙着应付别的男人的搭讪，April却明显有点不高兴，Apple拐弯抹角，不停地讽刺颜晓晨。
这是改革开放前许多农村地区生活的真实写照。
从改革开放前实施的头五个五年计划的情况看，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主要任务是完成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和进行工业化建设，同时也把提高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摆在重要位置。但在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后，人民群众生活极度困难，政府对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进行了调整，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强调要重视解决吃穿用问题,重视人民的生活改善。1959年，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要求：“要把衣、食、住、用、行这五个字安排好，这是六亿五千万人们安定不安定的问题。安排好了之后，就不会造反了。怎么才不会造反？就是要使他们过得舒服，少说闲话，不骂我们。这样才有利于建设，同时国家也可以多积累。”⑦第四个和第五个五年计划时期，正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考虑到当时的国际形势和中苏关系,这个时期的经济建设带有强烈的军事色彩，把加强“大三线”建设和加强战备作为主要任务。尽管前五个五年计划的指导思想有所差别，但从总体上看，对社会发展的认识主要着眼于基本生活水平的保障，体现出这一时期以阶级斗争和重工业建设为主要任务的特点。这是我们理解这个时期利益关系、公共空间、社会空间和社会关系模式的基础。
（4）放在驾驶台海图桌里的海图都必须全部更改，当前航次所用海图临时通告和预告，NAVTEX 及EGC航行警告必须完全改正。
(三)被行政化和单位化渗透的社会空间
这个时期的社会管理体制基本上是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特定的国际背景和历史原因，我国社会管理的基本体制是政府承担着几乎全部社会职能，以单位为基础对社会实行总体控制，社会运行成为政府运行的组成部分。这是一种行政吸纳社会或社会运行行政化的管理体制。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社会组织体系发生深刻变化，传统的行政化单位体制逐步弱化，国家在相当程度上失去了依托单位承担社会职能的组织基础，同时强调在改革中剥离单位原来承担的社会职能，实现社会职能社会化(以及某种程度的市场化)。”⑧这里所讲的“以单位为基础对社会实行总体控制”是指发生在城市里的社会组织形式，即所谓的“企业办社会”，最为典型的例子是类似改革开放前后分布在边远地区的一些大型国有企业，这些企业除了没有自己的火化厂外，几乎拥有各类教育、医疗机构以及为吸纳本企业职工子女就业的第三产业。在这样的企业里，公共利益与企业利益结合在一起，企业也就是公共空间本身。由于职工子女可以接替父母上班，或者叫接班，在社会关系模式上，工厂里的工人既是同事关系，还可能是长辈和晚辈的关系，企业成了一个近乎完整的经济社会系统。而在农村则实行政社合一制度，通过户籍制度、粮票、口粮制度以及其他体制机制管控，农民的财产权、劳动权和产品支配权都受到了约束。甚至每个月吃多少粮食、粗粮和细粮如何搭配都是由计划决定。按照最初的设想，通过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运动”把农村中的集体所有制和合作社变成“一大二公”的国家所有制，尽快实现使国有制成为国家主要经济成分的经济体制。据测算，“1951-1978年，农民以税收形式给国家提供了978亿元，以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形式给国家提供了5100亿元；同期国家对农业的投资仅为1763亿元，收支相抵，农民共为工业化提供净积累多达4340亿元。”⑨
进入21世纪，在经历了多年的改革之后，将社会管理作为现代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既顺应了国际趋势，也适应了国内社会发展的形势。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和发展，随着各类社会问题凸现，社会治理作为政府的基本职能也对现代政府提出了基本的要求，那就是要求政府必须更加出色和更有效率。在现代社会，出色的和有效率的政府是社会秩序的基础。面对诸多社会问题，如何解决好这些问题是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本质体现。现代政府要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其首要任务就是对现代社会实现科学认知。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思想的重大发展。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常而言，政府的基本职能包括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社会管理是中国共产党推动社会建设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政府五大基本职能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构建与市场体制和新技术革命相适应的社会体制的探索
(一)在市场经济体制基础上重构社会关系模式
改革开放开始后，国家开始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制度和经济建设道路，以公有制为基础、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和完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作为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指导思想，为新时代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指明了方向。
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最大特点是体现了改革开放后经济建设指导方针的转变，要求在研究和安排计划顺序时，首先考虑改善人民生活，把民生问题摆在重要位置；第七个和第八个五年计划则把人民生活、社会保障、教育事业、精神文明、环境保护等有关国计民生的发展任务和目标列入了发展计划。虽然从经济发展角度看，第八个五年计划以前的发展计划基本上属于赶超型发展战略，客观上促使某些时期出现经济过热现象，但从政治高度看，它对加快经济发展，提高综合国力和中国的国际地位具有重要作用，是实现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步走”战略思想的必要举措。在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国家第九个五年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更加成熟，可以说它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任务和目标更深刻、更全面、更成熟的认识，其显著特点之一就是更加重视经济与社会、人类与环境和资源之间的协调关系和和谐发展，强调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战略，把保护和改善人类生存和发展环境，提高人的自身素质摆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国家发展战略及其实施中的社会特色越来越显著。
梁家河也很贫穷。
(二)从社会事业到基本公共服务：公共空间和社会空间的新布局
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个日益庞大复杂的社会领域逐步发展起来，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社会福利等社会事业开始兴起。社会事业的起步最初是从教育和医疗卫生的产业化探索入手的，到21世纪的头几年开始转向以公共服务为基础的探索，表现出中国社会事业逐步找到了发展的方向感，不再局限于在具体的社会事业领域进行建设，而是从更高层次来认识社会事业的本质属性。基于税收财政、个人缴纳和个人积极参与等方式形成的社会事业是发展过程中的利益调整，这也是从利益格局讨论社会体制的因由。社会各项事业在设施和设备投入的基础上形成了公共空间，这是人们社会生活、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的基础性设施。最初它们是在市场、政府和社会之间形成的，说得更确切些，是在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博弈中形成的。在这个博弈过程中，社会领域不断扩大。
在计划经济时代，甚至改革开放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奠定了政府主办社会事业和政府是社会管理主体的理论基础和政策框架。经过社会主义改造，随着经济活动单位从多种所有制转向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社会发展领域的社会活动单位也逐步转向这两种所有制形式。政府主办社会事业，政府同时成为社会管理的主体”⑩。政府主导的社会治理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这也是社会组织不能发育的历史原因之一。“新中国成立以后实际上对社会采取了一个大包大揽的设计取向”
，“20世纪50年代初，全国性社团只有44个，1965年有近100个，地方性社团有6000个左右”
，到改革开放初期，社会组织的整体规模大约在1万个左右。
③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8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142～143页。
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证明，市场在其扩张过程中会塑造着非市场社会关系，而非市场关系又为市场关系创造了一个社会环境。二者互为因果，只是在实际的政策执行过程中，人们如何来对这种关系进行不同设计罢了。但是，一旦市场支配了人们的社会行为，渗透到人类社会发展的深层，就会导致人类的社会行为屈从于经济行为。20世纪90年代，社会领域的过度市场化就是典型例证。马克思在其《1844年哲学经济手稿》中讨论的异化问题也许就是对这种结果的一个预见。因此，在社会体制的背后，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市场化制度和非市场制度的关系的具体表现是由特定历史环境决定的。转型国家如何处理这两对关系，取决于他们的理性选择程度。
由于发展方程的指数不稳定的存在性问题与指数稳定及指数二分的研究有着较大不同，进而指数不稳定性是动力系统渐近行为分析的有力工具之一，由此关于发展方程的不稳定性方面也获得了极大的关注[11-15].如文献[11]利用Banach函数空间对演化族的指数不稳定性进行了讨论；文献[13]利用测试函数方法讨论了演化族的指数不稳定性与容许性条件的联系；文献[14]利用Banach序列空间和Banach函数空间分别给出了线性斜演化半流一致指数不稳定的充要条件．
当前中国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短短70年，从大约11%的城市人口，增加到了接近60%的城市人口，换句话说，从不到一亿人生活在城市，到八亿多人生活在城市，一方面是传统的农村家庭、家族和社区在解体；另一方面是大量的农村人口转入城市成为城市居民，他们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不可能在短期内发生根本性改变。在农村，原来意义上的通过家庭和家族约束个人行为的社会习惯和社会习俗因家庭和家族的解体而失去原有的效应，加之中国传统社会本来就缺乏法治的传统，农村社会治理就出现了空档；而在城市，面对大量农村人口的进入，原有的基层治理模式，无论是在治理方式还是在人力物力上都难以适应这样一种快速的变化。可以想象，整个国家因为这种快速转型而形成的各个个体和各类组织的角色重新定位、文化重新调适的问题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曾有过的。
(三)网络环境下的社会关系新模式
④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上海远东出版社2010年版，第61页。
为了实现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拟采用基于扎根理论的研究范式。扎根理论最早由Glaser和Strauss［16］提出。该理论是一种对定性资料进行分析以建构理论的研究方法，其首要任务就是建立“实质”理论［17］。这是一种自下而上建立理论的方法，即在系统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寻找反映社会现象的核心概念，然后通过在这些概念之间建立起联系而形成理论。［17］本研究期待，经过扎根理论研究的探索，最终能概括出有关“失地农民再就业培训参与决策机制”的理论模型，以更好地理解当前失地农民再就业培训中“参与比率低”的现象，寻求到更有针对性的应对策略。
结 语
粮食不够吃，有人把残次枣磨成粉，掺在玉米面里，做成团子。这种食物很难消化，容易便秘，以致留下了“寻吃的，讨吃的，屁股掉下个枣核子”的说法。为了应对粮食短缺，人们一天早晚两顿饭吃稀的，中午吃顿干饭，补充劳作消耗的体力。但常常挨不到晚上睡觉腹内已空，饥饿难耐，有人会取一撮儿盐，用水冲了，仰脖子喝下，趁腹内饱胀，赶紧入睡。⑥
要严格执行厅党组《关于进一步规范领导干部社会团体兼职行为的通知》（浙土资党〔2018〕24 号）、《关于加强对市、县国土资源部门领导干部日常管理的通知》（浙土资党〔2018〕34 号）等文件，切实做到用制度管思想、管工作、管作风、管纪律。要深化巡视巡察整改落实工作，巩固整改成果，以“四个意识”为政治标杆，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强化巡视巡察、选人用人专项检查的监督作用，不断净化系统政治生态。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1285～1286页。
5.ETAR在家兔颈内动脉及基底动脉平滑肌细胞的表达：见图4。HBO脑缺血组ETAR在颈内动脉血管平滑肌细胞呈重度表达，在脑缺血组及假手术组表达相对较轻(图4G、H、I1)；HBO脑缺血组在基底动脉血管平滑肌细胞的表达，抗体染色相对较浅(图4I2)。
②《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31页。
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整个社会已经出现了整体性和结构性的变迁。改革开放初期的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单位制为核心的社会管理体制和以科教文卫体为主体的带有计划色彩的社会事业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整个社会结构、治理模式、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格局；就整个世界而言，19世纪后期出现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和20世纪出现的福利国家，使过去一百年的社会建设呈现出新的局面，这也是20世纪人类为之自豪也为之困惑的一项体制机制建设。自豪是因为它大大缓解了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困惑是因为随着人口增加、老龄化和人们对福利要求的不断提高，这项体制机制的持续性如何保障。近年来出现的各种新情况和新问题，以及方兴未艾的科技革命，带来了深刻的社会变革，表明不管是西方社会还是东方社会抑或其他社会，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有的具有共性，有的具有自己的特性和特色。社会研究要对国际国内的发展变化有一个新的系统性理论视角。必须超越对单独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军事问题的思考，综合经济、社会、价值、模式等整体化思维的变迁和变局，进行全方位的思考。这个过程将是一个新知识的研究、探索和生产的过程，也是一个对西方各种学说进行反思和对中国发展进行总结和评估并行的过程：中国依然需要继续学习和借鉴，更要敢于抛弃书本，最重要的是要深入现实，从社会体制的深层次探索那些成功的案例。
中国已经进入互联网时代，即便是在遥远的边疆地区，也可以看到拿着手机交流信息、查阅文献、进行娱乐的人们。互联网对不同的年龄段的社会群体会有不同的意义，年轻一代自出生就生活在互联网世界之中，形成了新的接触和交流习惯。对于年轻一代来说，网络环境也许才是真正的现实。2018年全球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1%。截至2018年底，中国拥有移动手机的人口接近10亿，由此形成的大数据也将是世界上最多的，这也为中国打造数据大国和数字强国奠定了基础。随着宽带和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人们接入互联网的方式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2018年，中国四线及以下城市中的城镇年轻人的规模达2.56亿，而他们的线上消费能力在整体上远远高于其他网民。由于互联网技术的不断进步，越来越多的单个技术和单个个体从孤岛中走出来，以协作的方式创建交互空间，例如智能城市、智能社区、智能组织，在这些自组织形式内部，单个个体是可以形成便利的社区、社会、组织内部的协作关系的。智能空间在其组织内部具有开放性、连通性、协调性、智能性。智能社区会通过其成员的互动再造社区组织方式，人们可以通过社区在线活动讨论有关社区活动和解决社区问题，进而开展面对面的交流和互动，进一步塑造社区成员之间的社会关系模式。此外，共享经济的出现也深刻改变了这种利益格局和公共空间，具体会走向何处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但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领域。
⑤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2) 通过对某鹤式起重机机构的可靠性分析得出,鹤式起重机的起吊高度变化对杆件2最为敏感,对杆件4最不敏感.
⑥《1968梁家河》编写组：《梁家河》，山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63页。
⑦毛泽东：《庐山会议讨论的十八个问题》(1959年6月29日、7月2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8页。
⑧李培林：《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是我国改革中的新任务》，《人民日报》2011年2月23日。
⑨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上海远东出版社2010年版，第88页。
⑩刘瑞、武少俊、王玉清：《社会发展中的宏观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7页。
任剑涛：《事业单位改革能否成功关键在政府》，《改革参考》2011年第16期。
前15天给予匹多莫德颗粒(天津金世制药有限公司生产,国药准字H20030225)400mg/次,2次/d,然后减少至1次/d,共持续治疗1个月。期间同时应用抗生素、抗病毒药物进行对症治疗。
张平等：《中国改革开放：1978～2008》，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61页。
作者简介： 丁元竹，1962年生，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江汛清，1964年生，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会工作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丁惠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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