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紧缩：赤字危机的根源——谁应为此埋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赤字论文,根源论文,埋单论文,危机论文,财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当前或许是美国政治经济演变的关键时刻。美国联邦、州及地方政府迅速上涨的赤字，连同社保和医保项目上的长期融资问题，引发了一场围绕财政紧缩问题的斗争。最富有的、在经济上最有权势的阶层与保守派势力一唱一和，要求通过公共部门紧缩开支来消除赤字，也就是大幅削减各级政府在补助穷人和中产阶级以及在教育、医保、基础设施和技术研发等重要公共投资领域的支出。同时，州及地方公共部门的工会受到打击。由富人、大公司和保守派政客组成的右翼集团要求为富有家庭和公司实行巨额减税措施。类似的紧缩压力同样在整个欧洲蔓延，一场围绕财政紧缩的斗争正在世界许多地方上演。
当前这场斗争试图破坏大危机和二战之后在美国等地所建立起来的经济模式。这一经济模式被称作社会民主主义、民主资本主义、管制下的资本主义或者混合式经济。在美国，新模式的基础是在20世纪30年代伴随罗斯福新政而建立的。社会民主模式依赖于市场，但市场活动必须服从于代表多数人利益的强大民主政府的指导和控制。政府需要做以下事情：投资基础设施和技术研发；资助存在市场失灵的重要经济部门，如教育、医保和住房；对产业进行管制；建立并扩大社会保障体系以帮助那些在市场体系下境况趋于恶化的人们；利用税收完成各项义务并遏制两极分化；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确保在工资增长的情况下实现充分就业。政府还要为工会运动创造积极环境，使其能够在生产和政治上有效抗衡企业和富人。历史表明，没有劳动者和其他进步社会力量的抗衡，大公司和富人的利益最终会支配政治过程。在本文中，新政这个词主要泛指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民主模式，而非特指罗斯福时期的某些政策。
本文提出三个主要观点：第一，当前围绕财政紧缩的斗争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右翼势力在过去八十年中一直为破坏社会民主经济模式而努力，而当前的斗争就是这一努力的积累和延续。
第二，当前政府债务危机是里根时期开始实行的右翼经济政策所造成的。这些政策不仅导致了糟糕的经济绩效，而且产生了大规模的预算赤字。债务与GDP之比在1980年之前非常低，但是此后除克林顿时期之外却持续迅速上升，与里根执政时相比已经翻了三倍。上涨的赤字是里根及其继任者们所创造的经济模式的一个部分。缓慢的经济增长与减税导致了上涨的赤字，而在右翼经济学的奇特逻辑中，这些赤字将引发更多累退性减税的要求。保守派经济学家认为对企业和富人减税将会促进经济增长，这一观点被事实反复证伪却不会对政治造成任何影响。保守派政客把上涨的赤字当做一种策略，用来施加经济和政治上的压力，迫使政府削减作为新政基石的生产性投资和社会保障网的支出。迄今为止，削减诸如社保和医保等新政体系主要方面的社会支出还未在政治上通过，并且军事开支仍在膨胀。减税并未与大幅削减开支相配合，结果造成了赤字的急剧上升。然而，当前债务危机的严重程度已经为破坏新政体系创造了条件。
第三，民主党和共和党不去批评赤字危机的起因，即右翼经济模式下缓慢的经济增长、金融市场急剧的去监管化过程、持续的累退性减税以及在选择性战争上的过度花费；相反，两党均提出要大幅削减开支。民主党提出温和的紧缩计划，而共和党为了摧毁新政体系则要求严苛的财政紧缩。两党均提出累退性减税计划，这会导致赤字增加进而向财政紧缩进一步施压。
破坏新政根基的政治压力日益增长，但其逻辑却自相矛盾。右翼集团在八十年的努力之后即将摧毁新政体系，正因为(而非尽管)它导致了三十年低迷的经济表现与不断膨胀的赤字。正是右翼模式所导致的巨额政府债务的增长导致当前的债务和政治危机，这反过来又催生了对财政紧缩的广泛要求。右翼集团如同从失败中取得成功：它所领导下的经济表现越是糟糕、赤字增长越是猛烈，实现最终目标的可能性就越大①。
二、从政治经济史看当前围绕财政紧缩的斗争
要明白当前右翼集团想要在美国实现的政治经济格局，可以参照20世纪20年代后半段的繁荣时期。当时产业管制很少，企业和富有家庭的税收很低，工会运动跛足前行，势力强大的金融部门如造雨般向有钱人分发货币，经济精英支配着政治体系。1923-1929年，70%的收入增长由最富1%的人群获得，而其中只有15%流向了处于底层的90%的人口。这就是右翼的理想国。
此种极端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注定会产生危及整个体系的波动。1929年末出现的金融危机最终演变成严重萧条。不受管制的资本主义使经济和社会陷入极端危险之中的观点渐成主流。罗斯福和民主党在1933年控制了政府并开始实行被称作新政的一系列计划以遏制萧条，包括对金融市场的严格管制，建立社保体系，支持不断高涨的产业工会运动，大规模的公共就业项目，各种由债务融资刺激的支出以及初步的失业保险体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政府在经济上的作用显著提高。1929年联邦支出只占GDP的3%，但是到20世纪50年代增长到了16%。社保扩大，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体系建立了起来，各种收入保障计划的实行扩大了社会保障网。1954年工会参与率达到了34%的高点。工会在美国的主导产业中尤其强大，其与资方的协议影响着未工会化企业的工资水平和工作条件。工会成为民主党的重要伙伴，不仅为民主党提供资金，而且动员数百万家庭为该党候选人投票。工会是在政治和经济上制衡公司和富人权力的最重要力量，也是促使政府实行有利于穷人和中产阶级政策的最重要力量。实际上，战后美国中产阶级的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工会和新政造就的，而工会运动衰落之后再也没有力量能够并且愿意起到这个作用。
右翼集团痛恨新政的原因在于，他们认为新政通过产业管制干涉了私有财产的自由，凭借所得税强占了私有财富，并且破坏了为其所推崇的理想自由市场的完美效率。右翼集团痛恨社会保障和失业保险，因为他们认为经济保障只有通过工作和财产所有权才能获得，而不是靠政府的施舍；当然如果接受施舍的是他们自己，情况就不一样了。换言之，右翼集团想要恢复20世纪20年代的体制。他们的目标很清楚：终止政府对企业的管制，削减或消除对公司和富人的征税，摧毁工会运动，削减政府社会支出，使最富的1%的人口所分配的收入份额恢复到大萧条前的水平，使政府重归精英阶层的控制之下。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见证了右翼集团在政治上的地位转折。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动荡不安，石油价格的快速上涨先后在20世纪70年代前期和后期冲击了整个经济。由于美国所采用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几乎完全依赖财政和货币政策(而不是微观导向的产业政策)调整经济总支出，政府只有两种选择：若不以通胀为代价刺激支出来维持增长和就业，就只有以增长和就业为代价来降低通胀。1973年OPEC石油价格第一次上涨之初，政府选择了后者。失业率从1973年的4.9%升至1975年的8.5%，这一数字在黄金时代来说高得惊人。1975-1977年通胀率的确下降了，但随着OPEC石油价格在20世纪70年代末再次提高，通胀率又一次上涨。与此同时，增长率的下降进一步受到进口快速增长的负面影响，进而使利润和股价下跌。
这些新情况导致复活的右翼经济势力与迅速扩大的文化保守派联合了起来。企业和其他保守势力意识到自身能力的增强，从而可以筹资来选举出亲善的政客、组织群众向政治施压，还可以捐助智库和大学以扩大右翼意识形态的影响基础。他们对媒体的控制日益增强，并且按照保守主义的视角向公众解读经济和政治事件。随着大公司的高层管理者开始转向更为激进的保守经济立场，他们筹集了大批资金从事游说活动。共和党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筹资竞赛中压倒了民主党，这一变化正发生在民主党被南方保守派普遍抛弃之际。同时，美国工会的参与率下降到23%，进一步弱化了对新政体系的支持。为了应对新问题，民主党人对企业变得更为亲善并且在经济上更为保守。到卡特执政末期，右翼集团已经准备好挑战二战以后政治经济体系的根基了。
到1980年，美国走到了十字路口。当时的政府体制和政策，连同生产、投资和金融的日益全球化以及国际竞争的加剧，已经无法实现公众所期望的普遍繁荣。如果不重建或重振社会民主模式，那就要用其他模式取而代之了。右翼集团对于替代模式了然于胸，那就是20年代模式在全球化条件下的现代翻版。新政基本体系的支持者困惑于如何在经济不利形势下重建政府与经济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多的民主党人抛弃了整个新政体系，并且把自己重塑为倾向企业的“中间派”。然而，与撒切尔夫人“别无选择”的格言相反，对于混合式经济来说总是有多种路径可供选择。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下，右翼集团所支持的模式最终获得了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权力。
1980年里根成功竞选总统代表了右翼势力的一次重大胜利。在民主党所控制的国会支持下，里根总统采取了一系列政策，迈出了建立20世纪20年代经济模式现代翻版的重要一步；这一模式后来被称为全球新自由主义或全球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里根限制政府花在穷人和中产阶级身上的支出，打击工人运动，同时对公司和最富的人实行大幅减税，加速对经济的去监管化，其中金融市场尤其明显。这些因素不可避免地加剧了不平等。1%的最富人群的收入份额在里根时期增长了50%。并且，资本投资、贸易和金融毫无阻碍的全球性流动在里根时期也显著增长了。全球化赋予具有流动性的产业资本以巨大优势，使不能流动的本国劳动日益受到企业转移海外的威胁而被迫接受低工资和低福利，使工人更易规训，使工会更易服从。企业在海外生产资本品和消费品而后出口到国内销售，因此自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开始出现大规模贸易赤字。跨国企业威胁只在公司税最低、监管最无效的国家投资，故资本流动性的增强促进了“竟次性”过程。因此，里根为重建20世纪20年代体制做出了重要贡献。
由于里根政府不仅采取了减税措施，而且还使国防支出占GDP的比重增长了1.5%，因此导致了美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高的联邦预算赤字。在里根之前，二战后最高赤字出现在1976年，占GDP的4.2%，但是1982-1987年，赤字水平年均达到占GDP的5.9%，而1982-1989年这一数字从未低于5.6%。事实上，由于赤字规模过大，里根数次支持颁布新税法以增加收入，其中最重要的税法在1986年实行。该税法降低了公司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但是弥补了许多税收漏洞，直接导致公司所得税收入的提高。然而，由于此后游说者给税法安插进新的漏洞且较低的税率得以维持，所以公司所得税的有效税率实际上下降了。
克林顿以进步姿态参加1992年总统选举，但作为总统他是亲资本的中间派。克林顿在经济上的作为毁誉参半。在他任期内的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出现了快速经济扩张，导致失业率在1970年以后首次降到5%以下。他推动了对富人的微弱加税，这与快速的经济增长一起导致在他任期的最后三年出现了自1969年之后的首次预算盈余。但是这一时期也有严重的经济问题。第一，经济扩张是在泡沫等不可持续因素的推动下实现的。第二，他迈出了对金融市场去监管化的重要一步。第三，他严重削弱了福利体系。第四，他使全球化过程进一步加深。第五，在他任期内不平等程度显著提高。
乔治·布什于2001年上任，这正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维持增长的泡沫破裂并导致经济陷入衰退的时期。在布什时期，共和党成功加强了对新政体系的攻击，甚至已经胜利在望。大规模累退性减税计划的通过使数万亿财政收入流失。2007年，纳税正义公民组织(Citizens for Tax Justice)估计最富1%的人群将在十年中获得减税总量的38%。布什还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发动了本可以避免的战争，迄今为止耗资巨大，并将最终花费数万亿美元。财政收入由于布什时期极为低迷的经济增长而受到抑制。例如，2008年经过通胀调整的家庭收入中位数比十年前还低，这是战后首次出现的情况。减税、战争以及缓慢的经济增长本身就会把克林顿时期的盈余变为大规模赤字，而2008年金融崩溃将虚弱的经济复苏又带入深渊，这减少了财政收入并自动引发失业补助和医疗补助等方面支出的增长。由于担心全球金融体系会自我崩溃而必须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政府承诺以12万亿美元支持金融市场。为了防止经济严重下滑变成无休止的衰退，一项由债务融资的大规模刺激计划也在实行。
失败的右翼经济模式以及布什、奥巴马防止衰退的蛮干政策导致在奥巴马刚刚上任就出现了和平时期最高的联邦预算赤字。一个理智的想法是，降低赤字的政策必须针对那些引起赤字的根本原因，但事实并非如此。民主、共和两党在如何应对债务危机上的争论建立在明显错误的假设之上，即大规模赤字之所以出现是因为美国人民过于贪婪地去要求他们所不愿也不能偿付的政府支出。既然问题在于美国人民吸干了政府，那么解决办法显然就是大幅削减政府过度的非军事开支，以此来消除赤字，这是右翼集团的长期目标。2010年需要消除的赤字相当于2007年全部财政支出的47%，所以依靠削减支出来削减赤字无异于要求摧毁社会保障网和公共投资。
2010年奥巴马总统和国会同意使布什减税计划延续两年，这预计会减少8500亿美元收入而使情况变得更糟。最富1%的纳税者预计会获得减税总额的25%，而收入最低的40%的纳税者只获得9%。所以，那些对资助者唯命是从的右翼共和党人和保守派民主党人联合在一起，共同主导着政治过程；他们不是通过消除产生赤字的原因来解决财政问题，而是利用债务危机围绕财政紧缩发动了一场针对美国人民的战争。
三、右翼经济模式导致经济放缓、不平等加剧和赤字上涨
20世纪70年代经济模式开始转变之后，经济增长大幅放慢且不平等程度迅速加剧。实际GDP年均增长率在1950-1979年间是3.75%，而1979-2010年间则只有2.75%。实际人均收入的增长在1946-1976年间比1976-2007年间快得多，并且在前一时期，最穷90%的人群的平均收入增长比最富1%的人群也快得多。然而人均实际GDP在后一时期增长了66%，而最穷90%的人群从市场获得的平均收入只增长了8%，但对最富1%的人群来说却惊人地增长了280%。在2002-2007年的扩张时期，最富1%的人群的收入经过通胀调整后增长了61.8%，对最富0.01%的人群来说是94.1%，而对最穷90%的人群来说只有3.9%。布什时期的不平等程度使20世纪20年代都甘拜下风。
1979-2007年间，在收入增长部分中，最富1%的人群比最穷90%的人群所占的比重还要大，这一结果在里根革命之前不可想象。最富1%的人群所获得的市场收入(资本收益除外)份额在20世纪20年代的金融繁荣中达到了23.9%的顶峰，1929年之后该份额大幅下降并在黄金时代停留在10%左右；然而，就在右翼政治势力在20世纪80年代强大起来后，这一不平等指标就长期上涨，在金融泡沫破裂之前的2007年达到23.5%。最富0.01%的人群在2007年获得了6%的市场收入，这比此前在1928年和1929年达到的峰值还要高。最富人群的收入惊人增长部分地解释了面对新经济模式的糟糕表现而为何没有出现政治上的反弹。不平等程度的加剧使经济和政治精英的收入极快增长，尽管整个经济的增长率下降了。由于这些精英利用财富控制政治过程，所以并没有出现对右翼经济模式的强有力的反对。我们的政治体制再一次像20世纪20年代末那样变成了寡头政治。
由于右翼经济模式无休止地追求累退性减税并导致经济增长放缓，它对政府税收增长有着强烈的结构性抑制倾向。它一方面决心减少政府在社会保障网和公共投资上的支出，另一方面支持增加国防支出以及对公司的补贴。并且，保守派政客提出减少社保、医保等支出或将其私有化的方案，因其到目前为止引发了强有力的政治反弹使其无法实行；布什私有化社会保障的尝试遇到了这种抵制而不得不撤回。到目前为止，这一经济模式在制约财政收入增长方面比其在降低财政支出方面要更为有效。这些特征共同导致不断上涨的赤字成为右翼模式的结构性特征。
历史确证了这一判断。联邦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在二战刚结束的1946年达到112%的高点，而在战后最初几十年，经济增长速度比政府债务的增长速度快得多，所以这一比例变得很低。在里根执政之前这一比例达到26%的战后最低点。里根之前并不存在赤字问题或债务问题。在里根任期结束的1988年，这一比例达到了41%，几乎增长了60%。在老布什执政时期，这一比例增长至48.1%，几乎是1981年水平的两倍。在克林顿时期，随着经济增长的加速和富人税率的少许提高，债务占GDP的比例从49.3%下降到34.7%。
实际上，当布什总统在2001年上任之际，国会预算办公室(CBO)估计认为，在当时的政策下(包括克林顿时期的税率在内)，联邦政府将在十年内实现持续增长的盈余。累计盈余预计会达到5.6万亿美元。这个估计考虑了社保、医保和医疗补助资金日益增长的因素。就在做出这个估计的2001年，公众持有的总债务自这个国家诞生之日累计起来只有3.3万亿美元。我们看似到了即将消除所有联邦债务的时候。
但是，许多保守派经济学家和政客不是为此欢欣鼓舞，却表达了他们的担忧，认为这些盈余会使国债市场萎缩从而引发危险，而该市场在金融体系中意义重大。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应对持续上涨的盈余“问题”的最好办法当然就是减税。因此，实际存在并将持续实现的盈余由于布什减税计划和其他政策而变成了巨额赤字。事实上，2001-2011年间，出现了累计4.7万亿美元的赤字，与CBO在2001年的规划相差了10.3万亿美元。布什当局明白，数万亿美元的税收将会由于大规模减税而流失进而产生巨额预算赤字。减税实际上在2001-2010年之间导致了3万亿美元的税收流失。
布什总统上任当年，债务占GDP的比例是32.5%；在他离任的2008年，这一比例是40.3%，并且赤字迅速高涨。布什总统实行减税并发动代价高昂而又不必要的战争。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琳达·比尔米斯估计伊拉克战争的最终花销将高达3万亿美元。布什同样撇下了一个即将崩溃的经济。急剧的去监管化过程引发了灾难性的金融危机，进而引发了可能导致衰退的经济崩溃。在奥巴马任期的第一年，随着经济危机的加深，债务比例高达53.5%，2010年是62.5%。到2012年预计将达到75.1%，这一定程度上是奥巴马和国会共和党人在2010年同意将布什减税计划延续两年所造成的。但是如果布什减税计划在2012年后得以延续，这一数字将会在十年中攀升到95%。
当前和未来的赤字问题完全是四个因素所导致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布什减税计划；经济下滑和迟缓复苏的收入和支出效应；以及影响稍小的是，为防止萧条和金融市场崩溃所采取的措施。需要注意的是，在非国防方面的自由支配支出、联邦雇员报酬、社保和医保或者其他社会支出并不是导致赤字上升的因素。然而这些正是右翼集团为了解决赤字问题而坚持必须削减的项目。事实上，普通美国人所要承担的唯一责任就是他们选举出了这样的公共官员，执行并维持着右翼经济模式并发动了本可以避免的战争。
四、未来十年解决赤字危机的方法
在未来十年解决赤字问题需要我们限制支出并且增加税收，但是除了国防支出以外，削减其他合理支出的作用都是有限的。在非国防支出上的过度花费并不是一个重要问题。事实上，非国防自由支配支出在2008年占GDP的比重比里根时期还要小，并且2008年联邦文职雇员的数量比1967年还要少，而在此期间总人口的增长超过了50%。降低赤字和不平等程度的同时为必要的政府项目筹资，这需要我们增加财政收入。2010年联邦税收总额占GDP的比重处于近六十年的低点。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从国际标准来看美国的税负很低。如果2009年美国税收占GDP的比重与OECD国家的中位数相等，我们就会在当年实现1.4万亿额外的财政收入。
税收较低和累进性有限是由较低的个人和公司所得税率以及税法中大量的漏洞所造成的。这些漏洞称为“税式支出”，它使实际缴纳的有效税率远低于官方最高税率。通过提高税率和减少漏洞，我们就能从个人和公司所得税中大量增加税收，这将使削减重要政府支出的压力不复存在。
比较2007年不同收入水平家庭的有效联邦税率(包括所得税、社保税和消费税)可以看到，税收对于收入超过10万美元的家庭实际上不存在累进性。有效税率在10万到35.29万美元的收入之间很平缓，对收入极高的群体则迅速下降。收入最高的400位纳税者，其平均收入是3.45亿美元，他们的税率与收入为5万到7.47万美元的纳税者不相上下。这一看似荒唐的事实反映出最富人群对政府税收政策的控制力。资本利得税比所得税更低以及对利息支出和慈善贡献的抵扣，使最富人群的有效所得税率甚至比战后初期名义最高税率还要低。而且，包括所得税、财产税、社保税和公司税在内，1960年对最富0.01%的人群的有效联邦税率是70%，比2004年的两倍还要高。
座落于美国的公司开始抱怨，由于美国最高的名义公司税率是35%，这使它们在全球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但是税法中遍布的漏洞使有效公司税率比35%低得多。美国财政部估计，平均有效公司税率是13.4%。与之相比，英国是27.7%，法国是20%。战后公司税收入占GDP的比重从20世纪60年代起一直处于4%之上；而后在1983年的深度衰退中下降到1%的低点且此后一直维持在1%到2%。许多最赚钱的大公司根本不缴税甚至数次从政府获得巨额补助。比如，波音公司的报告显示，2008-2010年间在美国的税前利润是97亿美元，但它不仅不缴税还从退税中获得了35亿美元。2006-2010年，通用电气公司的报告显示，在美国的税前利润是263亿美元，但它也不缴税且获得了42亿美元的退税。
2011年1月的CBO预算规划所提供的信息，可以用来评价未来十年中取消布什-奥巴马减税计划以及减少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驻军对财政预算的潜在影响。如果2010年的减税延续到2012年以后，并且替代性最低税(AMT)的减免额度继续根据通胀做出调整，那么2011年到2021年累计的赤字(包括由于减税而要额外支付的利息)将会达到11.6万亿美元，且债务占GDP的比重在2021年时将超过95%。但是如果减税在2012年取消且AMT的减免额度不再根据通胀调整，累计赤字将下降到7万亿美元，而债务占GDP的比重将下降到77%且此后将保持平稳。如果进一步在2015年之前把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驻军减少到45000人，累计赤字就会降至5.7万亿美元且债务占GDP的比重也会下降。仅这两项变化就可以削减未来十年半数的赤字，将其控制在可管理的范围内，并且不需要削减重要的政府支出项目。
总的来说，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加税政策来解决赤字问题。第一，将富人的个人税率提高到克林顿时期以上的水平。对收入最高1%的纳税人提高5%的税率，对最高2%～5%的纳税人提高3%，这将在十年内带来1.2万亿美元的税收。第二，消除通过个人税式支出流失的高达9千亿美元中的15%，从而在十年内带来将近1.4万亿收入。使对红利和资本利得的税率等于对工资和薪金的税率，并把遗产资本利得算作应纳税收入，单这一项预计将在十年内增加1.2万亿美元的税收，并且大幅降低不平等程度。第三，消除所有漏洞以提高有效公司所得税率。这将在十年内产生1.6万亿美元的税收。第四，对股票和衍生品交易征收非常低的金融交易税。很低的税率不会在实质上影响长期投资者，但是因为这些市场的交易中大部分是机构投资者大规模的证券对冲，所以该税会在十年内产生1.5万亿美元税收并且大幅降低金融市场的赌博性质。事实上，如果以上四项措施均被实行，并且上述国防支出削减也被采纳，我们就可以在十年内实现零赤字。
五、结语
过去几年极端的右翼政策吓住了很多美国人。作为回应，大量美国人愿意参与各种形式的政治抵制活动。同样重要的是，他们参与有组织的政治抵抗，反对对公共雇员的各种攻击，反对在右翼州长和议员把持的各州大幅削减社会支出。针对威斯康星的沃克尔州长的极端保守政策的强大而又有组织的抵抗受到了最多的媒体关注，但是类似的运动在其他州也在发生。民意调查显示，这些抵抗运动获得了公众的支持。抵抗斗争在全国以各种形式蔓延，并且也在诸如希腊、葡萄牙、爱尔兰和西班牙等欧洲国家蔓延。围绕财政紧缩政策的斗争在范围上是全球性的，从而对财政紧缩政策的反对也是全球性的。在短期和中期打败各种攻击是很可能的，并且这将为长期斗争的胜利奠定基础。
本文译自美国马萨诸塞大学经济学系工作论文(2011-17)，原文标题为“The Great Austerity War：What Caused the Deficit Crisis and Who Should Pay to Fix It?”。文章的翻译获得詹姆斯·克罗蒂教授的授权。——编译者注
注释：
①与赤字危机相关的还有一个悖论。金融市场被认为是财政紧缩的最终强制执行者。这种观点认为，如果政府不能很快解决中期和长期的赤字问题就会失去金融市场对其的“信心”。巨额公债的利率就会上涨，导致利息支付达到GDP的比重过高，以至于除大幅削减开支以外别无选择。这一观点的矛盾性在于，在不受监管的环境中对利润和奖金狂热的追求导致金融市场自我崩塌，而这恰恰要靠政府负债来挽救。金融巨擘看来拥有一种对政府进行勒索的结构性权力：无论它们冒多大风险，政府都将在其崩溃时伸出援手以防止整个经济随之下滑。而当其崩溃引发的深度衰退导致政府赤字上升的时候，金融市场就控制了政府经济政策，并用之来为富人服务。这一悖论最为极端的例子发生在希腊、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在那里IMF、EU和大银行要求急速削减预算并以极低价格私有化公共资产，以使这些高负债的国家能够借得更多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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