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五十年文学思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潮论文,上海论文,五十年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思潮性的文章与作家作品评论以及纯学术的理论是有区别的，它具有更强烈的时代性和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往往针对特定的时期的创作现象提出一个较大的文学命题，有时还越出文学的范围，明确地表示自己的倾向和主张，体现了对文学的一种独特的认识，并在创作和批评中引起较大的回响。上海的文学批评界比较敏锐活跃，特别在学术氛围相对宽松的时期，往往能开风气之先，提出一些重要而带普遍意义的论题展开讨论。即使是对全国性思潮的呼应，也能独具慧眼，发人所未发，却很少炒作，故作惊人之语。如果我们将各个时期中颇有代表性的文章汇集起来，不难看出近半个世纪以来在上海文坛曾经涌动过的文学思想潮流。当然，其中也有不少文章仅具有准思潮的性质，但仍在总体上反映了上海批评界关切过的热点问题。
文学思潮总是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不同时期的批评家因面对的文学现实不同而有不同的话题，因所接受的理论体系不同而有不同的话语系统。文革前这一阶段即通常所说的“十七年”。“十七年”自然不能与“文革”同日而语，但文艺作为“时代的睛雨表”，其情形有点特殊，即更经常地受到特别的重视和关顾。这样，“左”的文艺思想，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占主导地位，与后来的“文革”一脉相承，特别是文学批评，常常被要求执行阶级斗争工具和武器的任务，这显然同新中国建立后日趋迫切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历史要求不相符合的。以文艺界经历的许多“阶级斗争”来看，很多是扩大化的，甚至是莫须有的。如1951年对上海生产的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52年开始的对胡风“反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批评，1954年对《红楼梦》研究中“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1956年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和镇压，1957年大规模的反右斗争，1958年对王实味、丁玲、罗烽和艾青在延安时期“反党言论”的“再批判”，以及60年代对“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的批判，其中包括1963年和1964年对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和一浪高过一浪的文艺批判中，上海的文学界作为中国文学的一大重镇，受到巨大的压力和打击，文学批评界也在不断的脱胎换骨中受到严重的扭曲，挨整或整人，有时则兼而有之，程度不同地呼应过“左”的文艺思潮。更有姚文元一类投机分子靠一根棍子起家，从上海一直横扫到全国，由文运而官运，扶摇直上，这些当然是上海批评界的耻辱，有许多教训值得记取。但即便如此，十七年中仍有真诚的探讨，正直的不满和大胆的质疑。剧作家洗群的文章发表在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刚刚结束，对当时认为只有工农兵才能成为作品的主角，小资产阶级只能作为陪衬的流行观点提出了质疑，从而引发了《文汇报》上持续近两个月的讨论。胡风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当是他在1954年向中共中央提出的长达三十万言的《对文艺问题的意见》，翌年被作为反面教材公布，此时他已调离上海在北京接受批判。罗荪曾是上海批评界的一位前辈，在《关于文学批评》一文中，他对“抽象批评”和视批评为“整人”表示了不满，提出要在文学领域中展开学术性自由辩论，这在当时可谓切中时弊。徐中玉的文章发表在反右前夕，对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简单化、庸俗化的教条主义，以及拉大旗作虎皮藉以唬人、整人的恶劣作风，予以严加痛斥，至今读来仍令人钦佩其胆其识。巴金早在1962年就提倡“讲真话”，要求作家鼓起勇气和责任心，批判了姚文元一类“一手拿框框、一手提棍子到处找毛病的人”，要求制止这种使作家担惊受怕、阻碍创作繁荣的恶劣作风。在“文革”中，这也成了巴金的一大罪状。以上这些文章，可以说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即反对文艺批评中的教条主义、高压手段和恶劣文风，要求艺术民主，提倡宽松的学术氛围和创作环境。这正好与五、六十年代紧锣密鼓的文艺批判运动构成了鲜明的对照，传递了上海作家和批评家的心声。但很明显，这些声音在当时仍然是微弱的，最终都劫数难逃。
“文革”把“左”的政治思潮和文艺思潮推到了极顶，终于使中国的文艺连同它所植根的人民一起遭受了一次灭顶之灾。然而物极必反，随着“文革”的破产、推行极左路线的干将“四人帮”的垮台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宣告了极左路线的终结和文化专制主义的崩溃。文学艺术终于出现了复苏的希望，中国文学的新时期开始到来。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才可能出现萌动于文学自身的思想潮流。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上下对“两个凡是”进行了批判，掀起了以拨乱反正为标志的思想解放运动，文艺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也提到了日程上来。当时在全国文艺界范围内曾展开过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讨论，而在上海，《上海文学》编辑部则以评论员名义发表《为文艺正名》一文，对历久不衰的“文艺是阶级斗争工具”说提出了正面的批驳，并组织了半年之久的讨论，吸引了各地人士的参加，在国内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从当时的讨论情况看，在观点上存在着较大分歧。有的仍坚持工具说，甚至认为吃饭拉屎都有阶级性。但通过讨论，原先的许多错误看法得到了澄清，普遍认为不能把文艺在特定年代发挥过的斗争功能作为主要或唯一的功能加以推衍，那样就从根本上取消了文学艺术的特性。文学艺术的基本特点，在当时被认定为“用具有审美意义的艺术形象来反映生活”，而非某一阶级随心所欲的工具。文艺的特殊性、现实主义和多样化的原则，以及人民性重新得到了肯定，唯意志论、主观唯心主义、主题先行和“三突出”等公式化概念化遭到了唾弃。应该说，这是1949年以来上海文艺批评界首次推出的以清算“左”的文艺思想为目标的文学思潮，对于重新认识文学与政治、文学与生活、文学与人民的关系以及文学自身的特点，都有拨乱反正的积极意义。
紧接着为文艺正名的思潮，是要求恢复和发展现实主义传统的思潮。王元化的《对文学和真实性的思考》所要强调的正是这个，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拨乱反正的意义。当时正好有几部作品根据现实主义的原则表现了生活真实，因触及了生活阴暗面被认为社会效果不好，受到了不公正的责难，王元化在文章中为这些作品作了辩护。在理论上他又针对割裂真实性和倾向性的二元论和庸俗社会学，指出真正的倾向性不能游离于真实性之外，反对以“写本质”代替写真实，反对从艺术形象的真实性之外去评论倾向性。此文以其犀利透辟的论述，对恢复现实主义传统起了积极的作用。
1985年前后，随着国外文艺理论和新方法的引进，国内批评界出现了方法论热，文学的主体性也作为一种新的学说被提了出来。方法论也罢，主体性也罢，首先关乎文学批评。南帆的文章肯定文学批评引进一系列新的研究方法，有助于从单一乃至僵硬的模式中解放出来，但同时又清醒地指出，如果将生动的文学现象费力地强行纳入其它学科的理论框架，那么很容易导致另一种简单化，而这已为不少事实所证明。他提出，文学批评中的各种研究方法以及研究方向，同样应当经过研究目标的检验校正，即将文学批评集中于作品美学价值的产生、贮存和实现诸环节中。这在当时方兴末艾的方法论讨论中，是既开放又较持重的观点。主体论在当时曾引起过激烈的论战，徐俊西的文章主要对陈涌在《红旗》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由于文艺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不是单从哲学、政治或经济的角度所能审视和把握的，因此不应拒绝吸引国外有关学科的理论成果。与此同时，对主体论的不足也提出了几点商榷，坚持了辩证唯物论。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上海理论界对学术问题所持的慎重而又开放的态度，以及自由讨论的良好风气。
“重写文学史”是《上海文论》于1988年开辟的一个专栏，由新时期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学者陈思和王晓明主持。目的是重新研究、评估中国新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作品、文学思潮和创作现象，冲击那些似乎已成定论的文学史结论，使“史”获得当代性，同时也探讨文学史研究的多元化可能性。“重写文学史”对庸俗社会学和非理性的治史态度发起了冲击，打开了历史视野，在观念和方法上进行了多元化的整合，应该说功不可没。个别文章对有些作家评价偏低，这是完全可以商榷的。在对历史的评价上如何使当代性与历史性相统一，也尚需进一步探索。“重写文学史”也带有明显的思潮性质，由“史”而影响到创作和批评。
自八十年代以来，中西文学发生了再度的交流，尤其是20世纪以来的西方文学和西方美学被大量地译介过来，必然对新时期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发生这样那样的影响。正如蒋孔阳在其一篇对话中所指出的：“一个民族的文化，包括美学与文艺学在内，都必须通过与外来文化的撞击、交流、渗透与融合，然后才能得到发展”。上海的学者在此问题上多半持开放的、向前看的态度，认为视西方现代派文学为洪水猛兽是愚昧可笑的。重要的是对西方文化要“正确地理解、正确的接受”，“同我们的传统和现实生活相结合”。蒋孔阳所言是完全正确的。
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上海有的批评家转入了对先锋文学的研究。从客观上说这是对应着国内的新潮创作。从主观上说，则表露了这些批评家的前卫倾向。先锋派意味着文艺作品在观念、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的剧烈变化，在西方曾形成过此起彼伏的文艺运动，往往跟现代主义思潮联系。中国并未出现过类似的文艺运动，但却出现过先锋创作。
以思想解放为标志的新时期，至八十年代末已经终结。九十年代，中国社会进入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期。市场经济推动了中国社会的演变和发展，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人们的观念也发生了急遽的变化。传统的价值体系不断地被消解，而新的价值规范尚待建立。显然，人们的精神发生了危机，文学也发生了危机。上海的一些批评家敏感于此，并作出严肃的思考。经过一段时间的切磋酝酿，于1993年《上海文学》第6期上以《旷野上的废墟》为题， 发表了王晓明与几位青年学人的对话。他们由文学的危机谈到了人文精神的危机，严厉地批评了文学没有自己的信仰，部分作家和导演用“玩文学”、“玩电影”取代自己的社会责任，或媚俗，或自娱，迎合大众看客的心理，调侃一切，“以废墟嘲笑废墟”，或专注于形式技巧，在形而下的自娱中丧失了人文精神，丧失了对存在可能性探索和构造的想象力，走向浅薄的虚无主义。紧接着的《上海文学》第7 期又发表了陈思和与一些青年学人的对话，题为《当代知识分子的价值规范》，指出在商品经济冲击下人文精神的失落，侧重于探讨知识分子如何摆脱自身的卑琐心理，在争取改善生存境界的同时，时刻不忘作为群体仍然是精神性的社会存在，应恢复关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公共利益的人文精神和责任感，建立自己的价值规范和话语系统，坚持批判的向度。尽管“人文精神”的内涵和外延尚可商榷，但文学危机和精神危机确是客观存在，要求知识分子更好地参与社会也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后来，北京的《读书》杂志又发表了他们的观点。一次人文主义的思潮，便由上海推向全国，产生广泛的影响，以致“人文精神”至今仍是使用频率很高的词语。
文学思潮并非空穴来风，单凭拍拍脑袋或大肆炒作便可产生。它首先是文学的客观现状和发展需要所隐含的一个既属文学又是时代的命题，为敏感执着又有胆识的作家和批评家所发现、概括、提出和论述，同时又需要较为宽松的文学环境供其发表和自由注解。上海的批评界在七十年代末提出“为文艺正名”，八十年代末提出“重写文学史”，九十年代又提出振兴“人文精神”，都得益于天时、地理、人和的配合。瞩望未来，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中，中国文学很可能出现一个群星灿烂、思潮迭起的繁荣时代，这也必将是上海文学批评的黄金时代。